一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德行》1）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德行》3）

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德行》4）

《世说新语》以《德行》为第一篇，而本篇开头部分，即为东汉“党锢”事件中重要人物陈蕃、李膺及与之关系密切的郭泰诸人的事迹。其实从全书来说，《世说新语》中也有几则年代早得多的人物故事（最早为《贤媛》篇记秦末陈婴母事），但这一开头仍然有标示记事之起始的意味，因为它突出了全书的重心和趣味所在。

东汉中后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即士大夫阶层、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士大夫与外戚有斗争也有联合，与宦官则完全处于对立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宦官受到皇帝的信用，是因为他们被皇帝视为家奴，所以尽管在极端情况下也会出现宦官集团操纵皇帝的现象，但说到底，它的权力乃是皇权的延伸，或者说是皇权的变异形态。士大夫是传统政治中重要的力量，而东汉以来士族势力不断发展，使这一社会阶层更为重视自身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作用。当皇帝或其他皇权代表人试图借助宦官尽最大可能控制国家权力，甚至通过他们卖官鬻爵以聚敛财富，这在士大夫阶层看来，既是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严重侵犯，也从根本上破坏了国家的政治与伦理秩序，因此他们常带着轻蔑和仇视激烈地反对宦官干政，这种斗争说到底是士大夫阶层与皇权相抗衡的表现方式。所谓“党锢”之祸，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士大夫阶层在与宦官集团斗争的过程中，形成一种互相标榜的风气，他们用各种特殊的名目来称呼一些典范或领袖式的人物，其中最重要的有“三君”、“八俊”、“八顾”。“君”是指被奉为一代之典范，而“三君”虽以窦武为首，但他是外戚，从士大夫阶层来说，陈蕃（字仲举）才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俊”是指为人之英杰，“八俊”以李膺（字元礼）为首；“顾”是指能以自己的德行引导别人，“八顾”以郭泰（字林宗）为首。他们都是在《世说新语》一开头就出现的人物。

李膺出身于官宦世家，曾任河南尹、司隶校尉等要职，以敢于对抗骄横的宦官势力而著名，曾经从中常侍张让的府第中搜捕出他的弟弟张朔并迅速处死，令众宦官惊恐不敢出皇宫，尤其受到喜欢议论朝政的太学生的拥戴。桓帝、灵帝朝两度作为“党人”的首领被捕，最终自杀于狱中。

陈蕃亦出身仕宦之家，桓帝时官至太尉，灵帝即位，窦太后临朝，拜为太傅。蕃素称名臣，又曾在窦太后被立为皇后时起过作用，所以受到窦太后的信用。他不仅尽力起用李膺等在第一次党禁中被罢职的官员，还与大将军窦武（太后之父）密谋诛杀宦官。及窦武事败危急，陈蕃亲率属下官员及太学生八十多人，手持兵器冲入宫门，被宦官所率军队逮捕，当天就遭到杀害。

郭泰的情况稍为特别。史书称他家世贫贱，本人也没有做过什么官。但他是太学生的领袖，在士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谢承《后汉书》甚至说：“泰之所名，人品乃定。”意思是一个人人品如何，要经过郭泰的评说才算有了定论。关于他的一则风流故事说，他曾在行途中遇雨，头巾折下一角，世人纷纷效仿，故意折巾一角，号为“林宗巾”。郭泰最初是因为受到李膺的赞赏而声名大振，后来则代表了太学生对陈蕃、李膺诸人的支持。《后汉书·党锢列传序》说：“（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后秀王叔茂。’……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这种朝野呼应的现象，反映了东汉末士大夫阶层上下之间的政治协同。

余英时认为东汉末出现了士大夫的“群体自觉”，他说：“惟自觉云者，区别人己之谓也，人己之对立愈显，则自觉之意识亦愈强。”（《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收入《士与中国文化》）简单地说，正是在与宦官集团的激烈冲突中，士大夫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自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所必须坚持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利益。而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当士大夫阶层以一种自觉的意识从事政治活动时，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一阶层与皇权在某种意义上的离异倾向。他们的领袖或代表人物虽然并不否认皇权是国家权力的最高代表，但同时也并不将自身视为完全依附于皇权的存在；在一定条件下，他们会认为自己才真正是能够维护合理的社会秩序与文化价值的人。《世说新语》开头所列陈蕃、李膺故事，正显示了上述精神，或者说一种人生姿态。陈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这里用一个出发的动作为象征，表现了主人公重建人间秩序的理想；李膺“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则是把确立和维护他所认定的正当的社会价值观作为自己的责任。这种宏伟的胸怀和士族阶级的崛起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后来士族权力与皇权成为并行权力的政治结构也由此初现端倪。

士大夫阶层彼此间的联络、呼应和对领袖人物的崇拜，即所谓结党交游之风，也正是这一阶层有意识地作为一个政治群体进行活动的显著标志。桓帝延熹九年（166），宦官侯览指使他人上书控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借机下诏逮捕党人，并向全国公布罪行，以求天下共同声讨，造成第一次“党锢”之禁。上书的内容固然带有恶意的攻击，但述李膺等人的行迹，却并非都是诬陷。徐幹《中论》之《谴交》篇描述士人交游之风，文辞也很尖锐：“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昼。”在上面选列的故事中，陈蕃一则讲他礼敬贤士的殷切之情，这固然是为官的美德，但他以周武王得天下后席不暇暖就先去商容居住的里巷表示敬意之例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可见其自视之高；李膺一条说他在士林中所具有的巨大号召力，令人明白他对宦官势力的强硬态度其实离不开士大夫阶层广泛的支持；而郭泰的故事虽然只涉及他对两个人物的比较与褒贬，但放到更大的背景上看，人物品评正是士林领袖人物联结人群、扩大影响的有力手段。

对于这些人物在后汉政治中所起到的作用，范晔在《后汉书》中给予崇高的评价。《陈蕃传论》曰：

（蕃等）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

《范滂传论》曰：

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执，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

《后汉书》有一点特殊之处，是在士族势力开始受到抑制、其政治力量已远逊于东晋的刘宋王朝，作者试图通过表彰汉末志士来激励士人奋发有为，因而其史论难免有情绪化的成分。但就强调士大夫阶层在政治生活中强有力的主动姿态而言，他的说法还是不错的。

二

于东汉中后期兴起的士族势力在东晋一朝达到巅峰状态。田余庆甚至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仅仅存在于东晋，因为只有在东晋时才真正出现了皇权与士族共治的现象（《东晋门阀政治》）。对田先生的看法未必人人赞同，但他强调东晋士族势力的盛大，则无可置疑。因而，就《世说新语》的范围谈论“皇权与士权”这一话题，以东汉与东晋为例，应是恰好。

在本书《导论》中我们说及士族权力并不是从皇权派生的，它来源于自身的实力。而在战乱的时代，由于中央朝廷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国家组织处于涣散无力的状态，皇权必然遭到严重的削弱。而世家大族虽然同样不能逃脱战乱的影响，但为了自保，此时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却会加强，从属于这类世家大族的人口也会转变为军事力量。因此，相比于皇权而言，其实力反而显得更加强大，独立于皇权的作用也变得更加突出。西晋覆灭之际，琅邪王司马睿依赖北方南迁士族和江东土著士族的扶持在南方奠定东晋皇业，就是这样一种局面。（按，作为地名的“琅邪”或写作“琅琊”，各书不一，本书统一用前者，以免混乱。）

元帝始过江，谓顾骠骑曰：“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荣跪对曰：“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亳无定处，九鼎迁洛邑，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言语》29）

上选元帝与顾荣对话一条，涉及东晋建立与江东士族的关系。江东士族群体兴起于三国东吴，其著姓有顾、陆、朱、张等。顾荣（曾为长沙王司马乂骠骑长史）的祖父顾雍是孙吴丞相，吴亡，顾荣与陆机﹑陆云兄弟至洛阳，号称“三俊”。后陆氏兄弟死于祸乱，顾荣回到南方，凭藉其家族背景和中朝仕历，成为江东士族的领袖。在西晋灭吴之后，江东士族作为“亡国之余”，本来是被北方士族看不起的，但到了中原丧乱，北方人士试图在南方重建晋朝时，就不得不借重江东士族的力量。永嘉元年(307)，琅邪王司马睿以安东将军的名义移镇建邺，开启了东晋南朝在江东立业的局面，这就是所谓“元帝始过江”。为了笼络江南士族，他请顾荣出任要职，咨询军国大计，顾荣则为之引荐江南名士，支持司马睿立足江南。在这段对话中，司马睿所谓“寄人国土，心常怀惭”，表明他承认江东虽是晋王朝治下的土地，但它真正的主人仍是自孙吴遗存的当地世家大族；而顾荣的答语，则正如陈寅恪所说，“实际上是一种默契，即允许北人寄居江左，并与之合作。双方协定既成，南人与北人戮力同心，共御外侮，赤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东晋南朝三百年的世局因此决定”（《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九篇《东晋与江南士族之结合》）。

当然，对奠定东晋皇业起到更大作用的，是北方侨迁士族的支持，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是王导。西晋皇室中，司马伷、司马觐、司马睿三世为琅邪王，而琅邪境内势力最为盛大的宗族就是王氏，两家长期存在亲密的关系。永嘉初，司马睿受朝廷派遣渡江至建邺，其任务，田余庆认为应当是监管南方的漕运，但这其实是司马睿与王导努力争取的结果，背后藏着着眼长远的一着棋：“导与元帝有布衣之好，知中国将乱，劝帝渡江，求为安东司马，政皆决之，号仲父。晋中兴之功，导实居其首。”（《世说新语》注引邓粲《晋纪》）至中原陷于战乱，不可收拾，大批北方士族陆续南下，建邺（后因避晋愍帝讳，改称建康）的司马睿自然成为凝聚人心的核心。但不仅司马睿在晋宗室中原来的名望有限，而且也没有一套现成的权力机制可以供他操持。调和南北士族的矛盾，笼络人心，主要是靠政治经验丰富而且家族势力壮盛的王导。至东晋王朝建立，王导在内主持中枢，其从兄王敦在外统率军队，王家所拥有的实际权力绝不在皇室之下。《晋书·王敦传》记“时人语”曰：“王与马，共天下”，这并没有什么夸张（只不过，拥有实力的高级士族并非只有一家，他们之间还有一个彼此均衡、相互牵制的问题。到了条件成熟时，执政的家族就会发生新旧更迭）。而《世说新语》所载下列故事，可谓“共天下”之势的绝好说明：

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宠礼》1）

《世说新语》的故事情节常有不太可信之处，但此条记元帝于朝会时竭力拉王导共坐御床，是一桩发生于公开场合而又颇具历史意义的事件，它不可能出于假造。但这一事件却不能仅仅理解为皇帝对大臣意外的“宠礼”，它实际表明了王导以及他所代表的世家大族真实的地位。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确实是从来没有过的。

但皇权与门阀之间，始终存在权力斗争，下列一条记王导与明帝的对话就有这样的背景：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尤悔》7）

东晋立国以后，元帝对王氏家族权力过大心怀不满，欲重振皇权，遂逐渐任用南方大族戴渊、周嵩与北方二流大族刘隗、刁协等人，而疏远王导，并在军事上预防王敦。结果王敦以“清君侧”为号举兵造反，攻入建康，将元帝任用的人统统杀死。元帝无奈，只好说：“欲得我处，但当早道，我自还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全然不敢以君臣名分责王敦。明帝司马绍为太子时，对王敦之叛极为愤怒，即位后信用原东宫僚属温峤，想用他来削减王氏兄弟的势力。王导与温峤同时入宫，明帝以“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问温，绝非无意的闲语。司马氏先人如何建立西晋王朝，他又何须问别人！而王导说温峤年少不知事，自告奋勇为他解说，历数司马懿自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的强悍，以及司马昭纵容部下在京城大街上杀死傀儡皇帝曹髦的凶暴，大有以长辈身份教训司马绍不可任意胡来的用意。而明帝吓得“覆面着床”，口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至少在表面表示了他对王导之言的领会和遵从。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世说新语》记魏晋易代之际的人物事迹，对于和曹魏政权关系密切而因之遭祸的人物如夏侯玄、嵇康多有赞美，而对依附于司马氏的某些重要人物如钟雅、钟会兄弟，却描绘得卑琐可笑。这一倾向的形成，和王导这类士族领袖对那一段历史的评说，应该有重要的关系。

大概而言，终东晋之世百余年间，虽然皇权与士族以及士族内部的矛盾冲突始终存在，但几大世族轮流执政、皇权与之共治天下，却是基本的局面。

三

如前所言，《世说新语》并不是一部结构严密、系统性很强的著作，它只是在一个大致分类编排的框架内记述历史人物故事，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牵涉到自东汉后期至东晋社会的许多深刻变化，体现出中国历史这一特殊阶段的特殊面貌。而上述社会变化和历史特殊性的核心，就是皇权与士族共治的社会结构。日本现代史学的重要开创人内藤湖南提出：“要之，六朝时代，贵族成为中心，这就是支那中世一切事物的根本。”（《支那中古的文化》）这一论断即便不完全正确，也是切中肯綮的。

要说到门阀政治也就是贵族政治的弊病，那非常明显，就是阻断了社会上层和中下层之间人员的交换与对流。这不仅仅是一个道义性质上公平或不公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遏制了社会中下层人士才智的发挥，遏制了社会因这种交换与对流而焕发出的生机。

但从另一面说，士族权力的存在，对于抑制皇权的过度膨胀以及由专制主义造成的弊害，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自秦始皇以来的中国历史上，皇权的存在形态、运作机制有很多变化，但大概地归纳，可以说：君主专制越是强大，对思想文化的钳制就越严厉，对个体价值、个人尊严的认可程度就越低。而门阀政治不仅仅保护了贵族阶层的物质利益，在特殊的条件下，这一阶层人士更能体会到生命固有的高贵和个人自由的价值，对历史文化与生命现象的复杂微妙也具有更深刻的认识。他们的思考与创造，因而具有珍贵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