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少好子集之学，长有述作之志。诸子百家，则作“探源”以辨正伪，作“集注”以明训诂，作“传论”以考行实，作“学案”以阐义理。历代文学，则先录“文学家传记集”，再作“文学家列传”，以述文人生平；先作各类“文学史”，再作“文学史类编”，以疏文学源流；先辑“文学批评论集”，再作“文学批评史”，以探批评奥蕴。资赋驽钝，人事俶扰，年至不惑，学无一成。“探源”“传论”，成书不全(“传论”止成《孟子》一种，商务印书馆出版；“探源”较多，单印者有中华书局出版之《管子探源》，余则收入开明书店出版之《古史辨》第四、六两册)；“集注”“学案”，汗青无期；“文学家传记集”则旧录已佚，新录未终；各类“文学史”，则《乐府》悔其少作(北平文化学社出版)，他亦不欲问世；“批评论集”则充溢箧笥，徒自赏玩；“批评史”亦止此五代以上五篇，差敢写付梓人耳。

盖庄周论道，蕲察“古人之全”；荀卿劝学，必解“一曲”之蔽，况乎史之为书，职司载述，不该不遍，不足语于实录；予取予夺，何得称为直笔？至《春秋》立褒贬之义，《史记》成一家之言，斯则以孔子悯道不行，笔削以垂训，马迁受辱发愤，纂著以自明。后人无孔子之圣，马迁之贤，而妄以支离卑痹之说，谬附笔削一家之言，未有不如王通《续经》，见诋通人者也。故今兹所作，不敢以一家言自诡；搜览务全，铨叙务公，祛阴阳偏私之见，存历史事实之真，庶不致厚蔑古人，贻误来者。

一九二七年秋，负笈清华大学研究院。越明年，至开封，任河南大学教授。又明年，移保定河北大学。一九三一年春，即返故都。从此迄一九三七年卢沟事变，惟一九三四年秋，至一九三五年夏，赴安庆，任教安徽大学，余皆寄居北京，前后七年有半。故都多公私藏书，余亦量力购求，止诗话一类，已积得四五百种，手稿秘笈，络绎缥缃，闲窗籀读，以为快乐。最珍贵者，有明刊本宋人蔡传《吟窗杂录》，明人胡文焕《诗法统宗》。二书皆诗学丛书，收有晚唐、五代以至宋初诗格诗句图甚多，得以分述于五篇二、三、四各章，由是五代前后之文学批评，顿然炳蔚。其有公私珍藏，不能割让，或割让而索价太昂，则佣人缮写，亦积得数十册。闻傅沅叔先生藏有《永乐大典》本诗话数种，未及借钞，变起仓皇，至今犹于邑于怀也。又以诗话盛于宋，而宋人诗话，泰半亡佚，与内子曼漪，从《苕溪渔隐丛话》《诗话总龟》《诗林广记》及诸家笔记中，辑出数十种，颜曰《两宋诗话辑校》。事变后，浮海南来，道出徐、济，南至京师，北返开封，然后西走长安，又随西北联合大学，播迁汉上，虽续有所得，而博考无从。闻中央大学自京移渝，载书颇富，遂于一九四〇年一月，由陕入川，重理丛残，际千载复兴之运，述先哲不朽之言，曾曾小子，诚不胜欢忭鼓舞矣!

窃尝以谓古昔贤俊，学贵博综，运思含毫，吐纳万象，举凡天地之大，虫鱼之微，幽明之情状，古今之嬗变，以至六府三事，众技百家，莫不随意陈辞，即事为篇。摛金振玉者，最为文集；布实达旨者，汇为笔记；文集笔记者，儒先绩业之总萃，而文学批评亦寓藏其中。此外则群经子史，总集诗集，品藻之言，亦往往间出。余性鲁悫，不敢自信记诵，不得不一一绎。清顾炎武谓著书譬犹铸币，宜开采山铜，不宜充铸旧钱。文学批评史之山铜为诗话文论，而文集笔记则为沙金；因彼开卷已得，此必排简始见也。

日月遄迈，呆拙濡滞，肇造迄今，忽将十稔。始以讲授清华大学，策蹇疾书，草成一至三篇；秋间增删复讲，翌年笔削付印(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事变后书店停业，印出之书，付之一炬)。而四、五两篇，又在师范大学，讲习编著，亦陆续脱稿。六篇以下，属写未竟，抗战军兴，故都沦为异域，已梓三篇，亦全数焚毁，故裒集董理，重托剞劂。陈钟凡、郭绍虞两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方宗岳先生《中国文学批评》，日人铃木虎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皆曾参阅；朱自清、朱东润、伍叔傥、汪辟疆、李翊灼、李长之、胡小石、吴世昌、楼光来、黎锦熙、刘盼遂、刘汝霖、储皖峰诸先生，皆曾商正；匡启之谊，所不敢忘。汉班彪论司马迁《史记》，“采获今古，贯穿经传，一人之力，文重思烦，故刊落不尽，多不齐一”。矧余不材，宁免疵累？世有君子，可览教焉。一九四二年双十节自序于中央大学。

付印时，以篇辞繁重，分为《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四册，宋以后亦陆续刊布焉。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根泽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