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毒文章不掩工——也谈黄秋岳

报人金雄白在《江山人物》一书中说：“本世纪之初，福建籍人士中有过两位驰誉全国的文士，黄秋岳（濬）以文著，梁众异（鸿志）则以诗名，而两人均为‘学而优则仕’一念之所误，浮沉宦海，不得善终，但论其学识之精深渊博，似尚不应因政治上之功过，以人废言。”近人以梁、黄二人既属同门，运命亦相近，又是姻亲（案：梁鸿志之侄女嫁给黄秋岳之弟），故多并称之。其实二人在处事、诗风等方面亦不尽相同。秋岳诗力追宋人，近于郑海藏（孝胥），得劲峭之旨；众异则力求平淡，得力唐人，功力较深湛。秋岳以文人自命，所存《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已足传其人。而众异却不安于做一个诗客，一心想做政坛魁首，终致卖国取辱，自伤其身。尽管如此，两人最终均以汉奸罪名，被判处死刑而伏法。丁亥（1947）十月，汪国垣（辟疆）《题梁鸿志〈爰居阁诗续〉卷首》称：“又程穆庵语余云：乙丙之间，众异游杭州，秋岳亦来。一日，集湖滨楼外楼，谈笑甚洽。众异忽熟视秋岳曰：‘君定不免。’黄虽惊，然以为戏言。众异更申言者再。座客忽诘之曰：‘君既精相法，盍自言其休咎乎？’梁对镜久之，叹曰：‘我亦不免。’此抗战前一二年事，穆庵所亲见亲闻者。不谓逾年黄果以通敌死国法，又十一年梁亦被极刑。姑布子卿之术果足征乎？亦异事也。”

黄秋岳（1891—1937），名濬，号哲维，室名“花随人圣庵”。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祖父黄玉柱是清咸丰年间举人，其父黄彦鸿，字芸淑，本籍台湾新竹人，光绪十四年（1888）戊子科举人，十六年（1890）庚寅科进士，签分户部主事，供职北京。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台湾沦日后，遂久居都下，把籍贯改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黄秋岳自幼随外祖父读书，四岁识字，七岁能诗，九岁便可悬腕做擘窠大字，因而自幼乃有“神童”之誉。一九〇三年，年仅十五岁的黄秋岳来到北京，就读于京师译学馆（今北京大学前身），因其年少聪慧，颇为在京的陈宝琛、严复、林纾等福建同乡父执所赏识。其后，他又以才名曾受知于当时的政界巨擘梁启超，乃至与诗坛领袖樊增祥、陈三立、傅增湘、罗瘿公等人过从甚密，并随之与当时国内名盛一时的书画俊彦、文人学士、诗词名流、显宦子弟如杨度、陈师曾、张大千、徐志摩、况周颐等过从甚密。他与梁鸿志均为陈衍（石遗）得意弟子，“才气横溢，诗工尤深”，知名当世，早岁即有结集《聆风簃诗》。甲午举人冒广生（鹤亭）一九二八年有《阅黄秋岳聆风簃诗遂至达旦辄题其耑》，极赞其诗。陈衍《石遗室诗话》及《续编》屡论其诗，“平日朋好，每谓其诗患才多”。夏敬观《题聆风簃诗集》诗有曰：“秋岳性情正，济以学养素，赡辞工且速，记问入镕铸。”时人常以女性美比拟当世三十二家诗人，曰“黄秋岳如凝妆中妇，仪态万方”。钱仲联撰《近代诗坛点将录》，仍列黄氏于其中，犹未因人废诗。黄氏又擅骈文，陈衍常誉为“集有清以来之大成”。

黄秋岳年稍长，即到京师译学馆就读。在这期间他对京剧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课余常去听戏、看戏、品戏，他结合佛经《维摩诘所说经》中的传说故事，编写了京剧《天女散花》的本子，后经梅兰芳修改、编整，成为以歌舞见长的古装戏之一，于一九一六年在北京吉祥大戏院公演。在这以后，黄秋岳又赴东瀛，在早稻田大学就读。在日期间，他不但精晓日语，还熟悉了日本的风土民情，崇尚日本的心理逐步形成。回国后，先居上海，后居北京。与同乡、学友林白水同在《新社会日报》（后改为《社会日报》）供职，林白水任社长，黄秋岳任副总编辑。北洋政府时代，他曾先后在陆军部、交通部、财政部等处任秘书、佥事、参事及国务院参议；北洋军阀覆灭后，他蛰居京华，一度出任《京报》主笔。后又转到南京政府任职，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元老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他也是福建闽侯人，十分赏识黄秋岳的才学，遂调他任行政院秘书主任。一九三二年，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等要职，崇尚日本、精通日文的黄秋岳为汪所赏识，荐至地位仅次于秘书长之简任级机要秘书，得与闻密勿。汪精卫还将黄秋岳的长子黄晟（字济良，毕业于燕京大学）调至外交部任副科长。

三十年代前后，黄秋岳以其在掌故考据方面的厚实学养，曾在《中央时事周报》杂志上，连载了其笔记体文章，续刊于《学海》，起讫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间。积时既久，汇成巨帙。后成《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花随人圣庵摭忆》一书，辑事四百二十三则，四十五万言，是黄秋岳多年的心血结晶。该书对晚清以迄民国近百年间的诸多大事，如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洋务运动、洪宪称帝、张勋复辟均有涉及。内容不仅广征博引，杂采时人文集、笔记、日记、书札、公牍、密电，因其身份的特殊亦多自身经历，耳闻目睹，议论识见不凡，加之文笔优美，读之有味，被认为是民国笔记中罕能有此功力者。因此，颇受史家陈寅恪的青睐；其后旅美学人杨联陞、房兆楹亦极力推荐，咸认为此书不但史料价值极高，而且是近五十年来我国人士使用文言文所写笔记的第一流著作。掌故学家“瞿兑之推重该书谓‘与夫交游踪迹，盛衰离合，议论酬答，性情好尚，而一时政教风俗之轮廓，亦显然如绘画之毕呈’，伦比洪迈之《容斋随笔》，确非谀词”。学者赵益说：“《摭忆》一书，不仅能于晚清掌故一网殆尽，尤能知其人、同其情，因此述事或不尽然，议论则往往中的。特别是对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分析，细致如发，一些论断如曾、左皆不勾结宫廷，而李鸿章则好结内援，曾、左本非为世受清恩而战等等，均能直切肯綮而成为一种定论。……深解人情如此，非‘同情’者不能得。黄氏能做到这一点，一半是本人博闻强识、深明故实之学识使然，另一半则是与其平生遭遇相关。黄氏早年入京师学堂时，变故尚未发生，犹能亲睹旧清之貌；鼎革之后，又以少年隽才见赏于梁启超（任公）、樊增祥（樊山）、易顺鼎（实甫）、俞明震（恪士）、陈衍（石遗）等老辈，……瞿兑之尝谓掌故学者，既必须学识过人，又得深受老辈熏陶，并能够眼见许多旧时代的产物。所有这些，黄氏可以说都已具备。见闻既富，体会并深，左右逢源，遂能深造自得。”

黄氏文笔极佳，《摭忆》一书文字以简易清秀为宗，但颇有骈文华丽之风，同时又不伤于绮靡。作家周黎庵曾说文坛前辈包天笑“他到我处来闲谈，见到案头一本新书，他一见书名便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此书是黄秋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黄虽是个罪该万死的大坏蛋，但书是喧腾人口的，北方在他死后五年出版，但销到上海来只有区区二十本，而且不公开出售，我辗转托友人抢到了一部，还不曾翻阅，便先给包老先生看到，连声说要借给他先睹为快。我心里老大不愿意，但碍于这位老前辈的面子，不好当面打回票，只好说自己尚未看过，要借，必须限期归还，他便夹着书走了。谁知一借几个月不还，半载一年也音信渺然，我多次写信到金神父路金谷村他的寓所索取，连回信也不给一封。后来实在忍不住了，便登门去求索。那时已是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之后，不料金谷村已是金屋楼空，询问邻居，说包先生早已迁居台湾了。此事我真是耿耿在怀，一直要到八十年代上海书店重印此书，公开发售，才消了心头之恨”。可见该书当时还真的是一书难求。

一九三二年，黄秋岳在南京政府任行政院机要秘书时，出身于上海同文书院及东京帝大的“中国通”的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在日本外交界一向以靠拢军部、强调对华执武力威胁的强硬态度而著名。须磨为了刺探国府机密，最初以请教汉诗为名，接近黄秋岳。他见黄秋岳以名士自居，经常出入夫子庙为歌女捧场，入不敷出，乃以小恩小惠加以收买，使其按时提供行政院会议有关情报。后来，须磨因故被调回国内，仍由南京总领事馆派人与黄秋岳保持联络。龚德柏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黄秋岳）有寡人之疾，在北京时，就有小老婆，其中一个叫‘黑牡丹’，由其名即可知系青楼出身。……黄濬有这样的姨太太，且不止一个，当然花费很多。当时的北京政府，穷困异常，常欠薪水，而北京政府的薪水，又较后来南京国民政府之薪水为低，当然须靠不可告人之外快收入，以维持其腐烂生活。……我猜想他在北京政府时代，或已经当了日本间谍。因为那时以新闻记者而兼间谍者大有其人，如上海《申报》驻北京特派员秦墨哂，就是其中的最著者。”龚德柏又从行政院简任秘书的薪水推论说：“这时简任二级薪为六百元。扣除党费等，可得五百七十余元，若叙三级，则实际收入只四百九十三元五角。在我这安分守己的人，不常赴上海者，亦不过勉强维持，并无很多剩余。但黄濬每星期六必赴上海，星期一上午七时回南京，一次上海就可花掉五六百元，而况每月有四个或五个星期，当然不敷开支。而况黄濬在上海又有一妾，亦青楼出身，更须花钱。所以黄濬除薪水外，必另有法外收入，毫无疑问。”据查黄秋岳的简任二级俸为月薪五百六十元，又查出他在北平政委会，有一参议名义，每月又可领干薪二百元；此外，北平市长袁良也送给参议和顾问名义月领干薪一百元；贵州省政府曹经沅代主席时给他名义干薪二百元；所以他合计每月有法币一千零六十元的收入，在当时雇个人力车夫每月不过十元，请个女佣不过数元，他月有千元，实在太富裕太好过了。坏就坏在他上海的宠妾是个交际花，天天和一帮上海亨字辈的妻妾们打牌，一掷千金，因此黄秋岳还常常向人叹穷。

文史作家庄练（苏同炳）在《近世学者与文人群像》一书中，认为黄秋岳早年供职于北洋政府，以文学方面的才华见知于当时的权要人物。及至北伐成功，全国统一，以其文才而仍能供职行政院，担任简任级的秘书，已属不易。然黄秋岳却自叹怀才不遇而心生不满，常常对当时的权要人物做恶意的攻讦。庄练根据抗战前在平津一带行医而与黄秋岳有相当不错交谊的日本医生矢原谦吉的《谦庐随笔》说：“据《谦庐随笔》记载黄濬所告之言，黄濬在上海南京两地都有寓所，每逢周末便到上海度假。他在上海的寓所，恰好与财政部长某公相邻，由于部长公馆中佣仆车夫的言谈而得知部长夫妇的极多私生活资料，再由黄濬转告矢原，其中便有极多难听的秽闻；对于其他政坛人物，黄濬亦常作不客气的讥评。如当时在军事委员会中担任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便是其中一例。据矢原的记述，黄濬曾以恶意讥评的方式，讥刺冯玉祥之所以号作‘焕章’，正是因为他的上代乃是麻将专家与星象专家，预知此公将来必以倒戈叛变起家，有如麻将中之换张易牌，愈换愈好，所以名之为‘焕章’，以谐音‘换张’之意，云。由此一例，可知黄濬与矢原闲谈中所攻讦的其他政府高级官员，大概亦此之类。”而黄濬是一个自命豪放而挥霍成性的风流才子型人物。秘书一职，月入几何？更造成他对政府的不满。因此终于走上勾通敌人，甘心做贼的汉奸道路。

孙曜东在回忆录《浮世万象》中也说：“据说黄秋岳和日本人搞在一起主要是为了钱。他有两房妻妾，妾叫梁翠芬，是北京八大胡同的第一名妓。试想有如此大美人缠在身边，那钱是无论如何也不够花了。……后来竟堕落到向其出卖情报。他们见面的地点是在南京的一家饭馆里，见面却不讲话，各自吃饭，吃完饭，便把对方挂在衣帽钩上的帽子拿走。黄秋岳的情报就藏在帽子的内檐里。这是后来黄的姨太太梁翠芬亲口告诉我的。梁翠芬长相类似孟小冬，身段比孟小冬还要好，在某种意义上说，黄秋岳是为她送了命。”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当国民政府海军部长陈绍宽奉命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报告，要求有关各部队采取配合行动，拟将长江吴淞口封死，然后集中陆地炮火，要将日寇在长江中的几十艘军舰全部击沉。命令下达后，次日即将行动前，却见原本在长江的日舰，全部逃往吴淞口外的内海，功亏一篑，这显然是有人走漏消息，但参与会议者除汪精卫、白崇禧、程潜、何应钦、黄绍竑、刘为章及俞济时等人外，就只有行政院机要秘书黄秋岳了，蒋介石严令戴笠彻底追查此事，戴笠通过各种途径调查，根据国民政府军统局第一处处长鲍志鸿的说法，在逮捕黄秋岳之前，国民党方面也曾经对黄秋岳做过多次跟踪。发现黄秋岳在下班后，每次独自一人到玄武湖散步。黄爱吃纸包“巧克力糖”。他从不将包糖的纸随便扔在地上。在玄武湖滨一棵有较大的空洞的树，黄去时便把一包“糖纸”放进树洞内，不久就发现被两个化装的日本浪人取走。又有几次发现黄秋岳常到南京新街口一个小咖啡店去喝咖啡。每次均在一定的挂衣帽处放衣帽，就与日本特务趁挂放衣帽之时交换衣帽。情报即存放在衣帽之内。暗探跟踪取情报的日本浪人，见他们都走进中山东路逸仙桥南一家日本人开的“私人医院”去了。而那家“私人医院”便是日本特务机关所在之处。封锁江阴案被泄露后，黄秋岳即被警备司令兼宪兵司令谷正伦扣押。审问时黄秋岳尚强辩，乃以前之证据示之，始俯首承认是和日本同盟社通讯，供给消息好几次，每次由他口述，由他的儿子黄晟写成报告秘密交付。黄秋岳自认图的是金钱，每次所得，视消息的重要性而定，最高的一次为法币六百元。最后南京军委会开军法会审，黄秋岳父子于同年八月二十六日，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与黄秋岳父子同日枪毙的共有十八人，其他十六人都非与黄秋岳同一案件。龚德柏说：“警备部枪毙这十八个间谍，足证平日他们早已获悉一切，唯为顾虑日本瞎捣乱，故不发动。‘八一三’开战后，遂一网而获之，一一审问，同日枪毙，可见黄濬即无江阴封锁，亦必被杀，而况又有该重要案件呢？且一日杀十八人，在国际上殆无先例，故予世人之冲动亦非常厉害。谷正伦破获这许多间谍案，而其难能可贵者，每案均述其案情，并举出证据，并非以疑似故入人罪，所以舆论对之颇为赞美。”

对于此事，显而易见，黄秋岳汉奸案罪行充分，案情确凿，在当时或事后似乎都别无异议，且早已为史家所采信，几成定论。然而，名记者、名作家曹聚仁却依事论理，直陈己见地写了《也谈黄秋岳》的时评，他认为“黄秋岳父子，以文士的散漫习气，终于替日本方面做情报工作，那是事实。但做情报工作，乃是他做中央政治会议的秘书时期，他实在也很懒，只是把政治会议的决议案原封不动交给日本使馆而已。这样，日本方面所公布有关国民政府的政治会议决议案，和南京方面一样迅速。这就引起了国民政府当局的怀疑。经过了侦察，知道和黄秋岳的秘书工作有关。因此，一九三五年春天，便把黄秋岳从中央政治会议的秘书职位调开，他就失去了参与机密的机会了。邵力子先生也对我说：黄秋岳是不会知道军事会议的军事秘密的”。曹聚仁又说：“一九三七年八月间，日方已有在沿海作战的计划，因此，把他们在长江的海军集中到长江下游来。他们的军舰下驶，比国军沉船封江早一星期，所以用不着黄秋岳父子来送情报的。到了今天，还说出卖长江封锁计划，也就等于说‘九一八’之夕，张学良陪着胡蝶跳舞一样，不合事实。”学者陈礼荣在《民国“肃奸”的一大疑案》文中，基本肯定曹聚仁的论断，他认为曹聚仁所做出的结论，绝非为汉奸洗冤，而在于告诫世人要记住“众恶之必察”的明训，强调对于史事的考辨须得真实可信。事实的真相正如曹聚仁在文章的结尾肯定地说：“所以，黄秋岳父子是汉奸自不待言，但他们并没有出卖长江封锁的机会呢。”陈礼荣认为如果恰似曹聚仁所言，黄秋岳早在一九三五年春，便被当局从中央政治会议的秘书职位调开了，可为什么一直到事发两年之后，才会被当作“向日本出卖我国封锁江阴重要军事情报”的间谍被处决呢？这是不是意味着，面对一再失利的军事败绩，当局为了鼓舞军心民气，不得不拉个人出来“祭刀”？假如曹聚仁所说不谬，那么像黄秋岳这样既有一定社会声望，且又不伤大雅，早已是个无职无权、没落政客的末路文人，当局就是杀掉他也根本不算什么！

十年后的一九四七年春，史家陈寅恪偶读《花随人圣庵摭忆》，有感而发，曾写下一首《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暘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诗曰：

当年闻祸费疑猜，今日开篇惜此才。

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

荒山久绝前游盛，断句犹牵后死哀。

见说暘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

诗毕，意犹未尽，陈寅恪复题短跋于后：“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也。”陈礼荣认为陈寅恪对于黄秋岳汉奸案的最先反应“闻祸费疑猜”，显然是有其道理的。尤其是在“世人皆曰可杀”的情势下，他在诗的结尾处写下“见说暘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之句，应当包含着更多的无奈与悲哀。然而，毕竟是事关民族大义，所以他只能以“未可以人废言”的忠告来劝勉世人正确看待黄秋岳及其《花随人圣庵摭忆》。按理而论，假如黄秋岳真像政府当局及新闻传媒所指控的那样，陈寅恪断然不会也不必要对其下场有如此“闻祸费疑猜”的情绪反应。

无独有偶，钱锺书早在一九四三年就曾写有《题新刊〈聆风簃诗集〉》七律一首，《聆风簃诗集》是黄秋岳的作品，钱锺书诗云：

良家十郡鬼犹雄，颈血难偿竟试锋。

失足真遗千古恨，低头应愧九原逢。

能高踪迹常嫌近，性毒文章不掩工。

细与论诗一樽酒，荒阡何处酹无从。

两位被称为二十世纪最博雅的学人——陈寅恪、钱锺书，对黄秋岳的惋惜，却何等的相似！

黄秋岳工诗文，汪国垣在《光宣诗坛点将录》评之曰：“秋岳诗工甚深，无论才、学、力皆能相辅而出，有杜韩之骨干兼苏黄之诙诡。其沉着隐秀之作一时名辈无以易之，近服膺散原，气体益苍秀矣。”清末民初著名诗人陈衍曾在《石遗室诗话》中说：“秋岳年幼劬学，为骈体文，出语惊其长老。从余治说文，时有心得。世乱家贫，舍去治官文书，与同学梁众异、朱芷青最为莫逆，相率为五七言诗，遍与一时名士唱和。”正是由于有这些诗坛大佬们的称赞，因此便使得黄秋岳才名远播。孙曜东在回忆录中说：“在清末民初，福建出了一批才子，其中一个叫梁鸿志，他谁都看不起，却独独佩服黄秋岳。齐如山也称其为‘黄老师’，罗瘿公视其后生可畏。黄秋岳如此身价，竟愿为一个‘戏子’（案：指梅兰芳）办理文墨，只能以英雄见英雄，才人惜才人来解释了。但是他后来竟堕落到向日本人传递情报，最后被蒋介石下令枪毙了。当时福建籍文人落水者较多，如郑孝胥、梁鸿志、陈箓等。”

黄秋岳乃一代名士，仅仅为了一红颜而沦为国贼，实在令人浩叹！梁鸿志在故交黄秋岳伏法时，曾写有五言诗悼之云：

青山我独往，白首君同归，乐天哀天涯，我亦衔此悲。王涯位宰相，名盛祸亦随；秘书非达官，何事而诛夷？

他以歪理试图要为黄秋岳辩驳，奈何事实俱在，铁证如山。而不久梁鸿志亦附逆，当起“维新政府”的“行政院长”，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遭枪决。黄、梁二人，其所为诗，未尝无足观，而竟先后以通敌而伏诛。这不禁让人想起汪辟疆在《光宣以来诗坛旁记》称“联圣”方地山在“安福系”溃败后，曾以梁、黄二人姓字作一联曰：

梁苑嗣音稀，众议方淆，异古所云今世免；

黄庭初写就，哲人其萎，维子之故我心夷。

巧妙地将“梁众异”“黄哲维”嵌入诗联中，“哲维”是黄的别号，“哲人其萎”，其时距二人伏法尚有十余年，没想到方地山竟一语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