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中西海洋文化的比较——从郑和下西洋说起

进行东西方文化差异比较时，惊人地发现海洋文化是其中最大的差异之一。

美洲是郑和发现的吗？

21世纪初爆出的一则新闻，引起了国际规模的轰动：2002年3月，英国海军退休潜艇舰长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报告中提出美洲是郑和下西洋时发现的。孟席斯的报告向全球转播后，他的专著《1421年中国人发现美洲》也一版再版，热销各大洲。正在筹备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的国人，对此当然备加关注。但是，首先产生的问题是：这是真的吗？

孟席斯舰长本人不懂中文，也不从事历史专业研究，并没有掌握任何直接证据。然而，他认为郑和舰队不仅抵达非洲东岸，而且还绕过好望角，横渡大西洋，发现过美洲新大陆。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思路来自几十年航海家的感觉：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的一张15世纪老地图给了他启发。落款1424年由威尼斯人编制的海图，准确地表示出欧洲的岸线，海中几个岛屿名称古怪，孟席斯判断这正是美洲加勒比海的波多黎谷和瓜德罗普岛；而在1424年之前，无论欧洲还是阿拉伯国家都没有能力远航美洲，世界上能做这件事的只有中国明朝的郑和船队。顺着这条思路，他又去收集各种证据。然而，建立在这种“逆推”或“反证”基础上的惊世骇俗之说，当然引起极大争议。

本文无意也没有资格讨论孟席斯假设中的种种论据，只想以此作为由头，探讨一番东西方海洋文化的差异。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海洋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作为600年后的历史回顾，既值得国人引以为傲，也有必要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力求通过分析，能够得出一些对当前振兴华夏有用的认识。

古代中国的航海优势

其实，“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说，并非孟席斯首创。据报道，两个半世纪以前，法国一位汉学家就曾在南锡的法国科学院提出，元朝文献中的“扶桑国”就是墨西哥；据说距今15个世纪以前，中国和尚慧深就到过加拿大，这比郑和早了近千年。这还不算早。从美洲海底发现的石锚和陆上发现的土墩文化，到秘鲁的虎神石雕和墨西哥出土文物上的象形文字，都曾经引发过“殷人东渡”的推论，说明3 000年前殷商的中国人就曾跨越太平洋到达美洲。当然，所有这些说法还都只是推论，缺乏确凿的证据。至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非议，说在哥伦布之前到过美洲的不光是中国人，如北欧的维京人据说在11世纪初就到过加拿大。美洲自有土著居民，无须谁去“发现”；西方语汇中的“发现”，是指西方人开始“开发”美洲，即使证明中国人早就到达美洲，也不能改变这片“新大陆”是欧洲人，具体说是哥伦布到达后才开始开发的事实。如果说，这种“开发”至少在早期纯属掠夺，那么这种“开发”究竟是褒义还是贬义词，也是个值得推敲的问题。

有趣的是：为什么总有这种声音，而且是来自海外的声音，说中国人早就到过美洲？其原因还在于历史上中国文明发展的高度。中华民族有过悠久的航海史，和长期世界领先的海上技术优势。孟席斯的推想，不能说全无根据：15世纪以前能够在世界大洋中进行大规模航行的，确实只有中国。诚如李约瑟所说，“约西元1420年，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其对手”。想象一下600年前，由郑和带领20 000多人、300多艘船组成的巨型船队，领队的宝船又是长逾百米、至今还是最大的木质船（图1），一旦出现在大洋岛国，怎不令人目瞪口呆，惊以为奇迹天降？

图1 郑和下西洋的宝船（现代仿造）

明朝的航海优势，是中国长期航海技术的继承和发展。早在3世纪，孙权的海上商船就长达60米，孙权曾派遣康泰、朱应率强大船队穿越南海出使扶南（柬埔寨），也曾派卫温、诸葛直率万余人的舰队到达夷州（台湾）。12世纪与13世纪之交，南宋水师控制了福建到日本与高丽之间的东海，船只多达6 000艘，曾在山东半岛外海击败了金国的大舰队。而13世纪元朝的海船比宋朝更加壮观，马可波罗到达泉州港时就看傻了眼。种种历史记载，均展示中国古代的海上优势；海外的出土文物中，也不时发现中国古代航海远征的踪迹，使我们为祖先创造的奇迹兴奋和骄傲。

但是，郑和之后就没有郑和了，鸦片战争从海上打过来，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在为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喜庆欢呼的同时，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一个关键问题：中国为什么会从海上强国，衰落成海上败兵？中国为什么会放着海上的优势不用，结果从海洋上发展起来的是西方，很快旗开得胜，从海上吃败仗的倒是中国？回答这些问题，最容易的切入点就是郑和下西洋本身：与将近一个世纪后西方“地理大发现”的航海相比，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两类不同的航海

郑和下西洋，本来是盛极一时炳彪千古的历史壮举，不料1424年明成祖朱棣一死，新皇帝就下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尽管在又一个新皇帝宣宗手里，郑和还组织了第七次——最后一次下西洋的远航，但紧随而来的就是彻底海禁，走上绝然相反的道路，甚至连图籍档案一概烧尽。盛极而衰，嘎然而止，一场叫人看不懂的突然变化。关于下西洋突然终结的原因，至今见仁见智，多有争论。如果下西洋的原始动机在于朱棣要寻找政治对手——侄子朱允炆的下落，那确实早就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如果当时朝中对下西洋的争议，反映明朝宦官集团与儒家朝臣之间的矛盾，那历次下西洋确实都是在宦官领导下进行的。但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客观原因是在于国家的财政。

600年后回顾，下西洋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扬眉吐气的丰功伟业。郑和传播了华夏文化，促进了海上交流，提高了航海技术，推行了和平外交。然而，本质上这是从皇帝的政治需求着眼，缺乏经济考虑，因而不具有可持续性质的政府行为。朱棣不惜一掷千金，换取大明皇朝的国威，正如梁启超所说的，以“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这种“赉赐”航海，最后导致“库藏空匮”，难以为继。固然，下西洋的确具有经济贸易的一面，它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时期，引进的药物也丰富了中国的药典……但是，这种“朝贡贸易”的特点在于“厚往薄来”，无论采用“贡品”与“赏赐”形式的商品交换，或者用高价购入“番货”，这类“随贡互市”并不要求等价交换，因为目的在于显示中国的富强，算的是政治账，不是经济账。值得注意的是在下西洋的同时，明朝政府却对本国商人出海厉行封禁政策，只准皇家船队下西洋进行官方贸易，也允许西洋海船来中国，就是严禁中国人出海经商。所以，下西洋作为明成祖巩固政权、弘扬国威的措施，是一种政治驱动的航海行为，并不等于海上贸易的开放。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从伊比里亚半岛出发的海洋探险。就在郑和之后，葡萄牙王子“航海家亨利”（1394—1460）派出了多次航海探险队，为后来葡萄牙的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和麦哲伦实现环球航次准备了条件。他们探险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直接与印度通商寻找航线，结果发现了“新大陆”。哥伦布与国王订有合同：新发现的领土归国王和王后，所得金银财宝10％归哥伦布并且免税。结果，“地理大发现”引来的是财富与奴隶的掠夺，为欧洲赢得了发展的新纪元。这就是中国和西方当时远航的区别：西方有强烈的经济目标，而中国只从政治需求出发。中国古代的海洋文明过于突出政治，而忽视经济，这样的海洋文明缺乏可持续性。百年前梁启超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哥伦布之后，有无数量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数量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看来答案就在这里。

纵观欧洲历史，一方面，国王、海盗和海外商人本来就是三位一体，探险的航海本来就预期着暴利。海盗式的航海探险或者“发现”，包含着太多的罪恶与残忍，笼统地赞扬是不公正的。另一方面，没有经济基础的突出政治也是不可持续的，不加分析地歌颂恐怕也是不适当的。后者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多发症，一直延续到20世纪晚期，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决不能再掉以轻心。今天，我们无疑应当谴责“地理大发现”家们的贪婪残忍，也完全有理由颂扬郑和远航的和平性质。但是，在大尺度的视野里，必须承认是欧洲人的“大发现”导致美洲的开发，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轨迹；郑和的壮举虽然对东南亚、印度洋一带留下了深刻的踪迹，但是很难说对全球有多么重大的影响，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也说不上新时期的开创，以致需要今天来大声疾呼，加以弘扬。

事过600年，最突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方在海上征服世界的开始，恰恰发生在郑和下西洋后不久。明代的中国，建立了世界史上空前的大舰队。然而，“不到一百年，全世界最强大的水师……下令自我毁灭，为什么？”美国人提出，是一个任何人都会问的问题。如果透过历史的细节，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着眼，那么答案就应当从华夏文明的起点上去寻找。

两种文明的起点

两种不同的航海，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文明。世界古文明的发祥地几乎都在河流谷地，唯独发源于爱琴海的古希腊文明是个例外（图2）。作为整个西方文化根基的古希腊文化，是在爱琴海的沿岸及其星罗棋布的岛屿上发展起来的，欧洲第一座城市不是建在大陆，而是建在克里特岛上。沿岸狭窄的平原和良好的港口，岸外众多的小岛，是早期发展航海和形成海洋文化的理想背景。而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化、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与巴比伦文化、印度河流域的印度文化和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都是定居在流域里的农耕文化。当然，这些亚非的古文明，也都有其海洋成分的一面：几千年前，尼罗河三角洲上的汊河比较多，不像现在只有两条，而且还有河道与红海相通，因而地中海与红海提供了向海洋发展的条件。波斯湾西北端当时也比现在的范围大，两河流域的文化濒临波斯湾发展，问题在于其发展的方向。源自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也能达到黄海与渤海之海岸，但是历史发展的结局，统一六国的是黄河中游的秦国而不是下游的齐国，结果重心在中游而不在下游。这些古文化有的已成陈迹，但如果把现存的中国与西方文明相比，可以看到正是这两者起点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三千年历史走向的差异。

图2 世界古文明的起源都在大河流域，唯独爱琴海文明是个例外

以河流流域为基础的华夏文明，是一种农业文明，当时中国的自然条件，为农业社会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只求没有异族的入侵，决无向外另谋福地的意向。反映农业社会利益的儒教文化，主张人们固着在自己的土地上，“父母在，不远行”，并没有到远方开拓的传统。用明太祖朱元璋的话来说“四方诸夷，皆阻山隔水，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何苦要去海外殖民？至于对外贸易，也是应国外的要求而开，因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乾隆58年致英王敕谕）。帝皇的观点，反映了自足自给农业社会的心态，一种内向型社会的心态。

古代中国社会“内向型”性质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在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性。向欧洲介绍元朝中国盛况的《马哥勃罗游记》，能激发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兴趣的原因在于当时东西方差异之大。只有海外有求于我，我无求于海外。就是海内也一样，相对于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业社会来说，沿海地区只是“蛮夷”之地；对趋向于到海上甚至海外发展的沿海居民，自然而然地被视作“另类”。例如，粤东地方，“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的“蛋户”就被列入“四民”之外的“瑶蛮之类”，属于化外之民。对这样的政权说来，只要有政治需要，就可以实行“海禁”，甚至像17世纪清朝早期那样，实行强制性“迁海”，使沿海数十里成为荒地。这与当时西欧一些国家的国王、海盗与商人联合起来向海外殖民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综上所述，决不是说华夏文明属于与世隔绝、不尚交往的封闭类型。华夏文明本身就是多种文明的融合体，有着惊人的包容度和亲和力。中国历史上没有宗教战争，儒、释、道可以三教合一，这从西方文明的角度来看是难以理解的。汉唐盛世，中国的首都就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际都会，也是吸引四海前来学习先进文化的国际中心。“留学生”一词的由来，就是对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带来的留在中国继续学习人员的称呼。政治上，从汉朝开始对外派遣政治使节，通西域的西汉张骞、东汉班超，或出使罗马帝国（大秦）的甘英，对中亚地区的交通发展和文化交流，都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宗教上，东晋法显和唐朝玄奘或东渡的鉴真，在佛教文化的传播和亚洲文化的交流史上，也都起了奠基的作用。

我们也应当注意：当时东西方交流中从事经商贸易的，主要并不是中国人。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扮演着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角。丝绸之路上古代欧洲和中国的贸易，主要是通过中间商人（如西域人）来进行的，其中包括来自现属乌兹别克斯坦地区的“粟特商团”，即安禄山、石敬瑭祖先的“昭武九姓”，他们中许多人后来融入中华民族，但并不能代表重农轻商的华夏文明之主体。也就是说，尽管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负重远行的开拓者，毕竟凤毛麟角，并没有构成历史的主流；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大规模的海内外交往，但直到最后一个皇朝，始终认为自己处在世界的中心，这种居高临下的交往并非出于自身生存与发展之必需。谈到这里，600年前郑和下西洋之所以如此容易遭到否定，一场历史的壮举居然成为古代中国向海洋发展的终点，也就不难理解了。

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

当我们说华夏文明与希腊文明之间是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区别时，立刻就会有人举出中国历史上海洋文明的众多记录，否定这种区别。其实如上所述，中国古代文明中灿烂的航海历史，是不容否认的。但是，这绝不能证明海洋成分曾经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上的分歧，原因之一是我们对世界文明发展途径的多样性了解不足。

前面说过希腊文明源自爱琴海，其实西欧后来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以海洋为中心展开的。无论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古希腊马其顿王国，或者后来的罗马帝国，都是围绕地中海周边分布的，海就在中间。中国历史上苦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而欧洲可以相比的是北欧海上的维京人，从8到11世纪维京人的海盗征战，改写了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14至17世纪，在欧洲垄断贸易并起过重要政治作用的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也是以德国北岸的卢贝克港为中心，由围绕波罗的海的城市联合而成的。我们对欧洲文明首先是从洋炮和洋货开始认识的，对这种文明如何围绕海洋发展起来的历史，大家都比较陌生，也不大清楚这与古代中国围绕大河流域、在大平原上发展起来的文明，究竟有哪些深层次的区别。

例如，战争，作为历史之曲的最强音，很能反映这种区别。在以古希腊为起点的西方文明中，海战比例之高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荷马史诗》记载的特洛伊木马的故事，是传说中有关古希腊战争中最脍炙人口的一段，现已证明属于史实。希腊军队围攻特洛伊城10年不下，最后用木马计破了城。然而，这场大战是跨海之战，希腊方面动用了上千条战船攻打特洛伊；而攻陷特洛伊的英雄奥德赛，在归途中又在海上漂泊了10年。这与中国历史不同：著名的涿鹿之战，黄帝与炎帝部族与蚩尤部族争夺中原地带，是发生在河北涿县一带的典型陆战；而我国著名的水战，如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是发生在长江中游的江上之战。其实，一部欧洲发迹史，整个溅满了海战的鲜血。英国就是在16世纪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17世纪英荷海战夺取荷兰海上贸易的垄断，才建立起海上霸权的。

每个古老民族都有洪水的传说，这些传说也都带有不同文明的烙印。《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是基督教文明中有关洪水的故事。近年来，美、俄两国学者合作研究，在黑海陆架取得250个以上的沉积柱状样，发现是冰期以后地中海海面上升，远远高于当时还是淡水湖的黑海湖面，距今7 600年前海水终于突破博斯普罗斯海峡灌入黑海海盆，而这正是“诺亚方舟”传说的原型。我国历史上的夏禹治水，说的是河流流域的大洪水，反映了我国文明的特色。而《旧约》中涉海的故事并不以诺亚方舟为限，“出埃及记”中的渡过红海，“约拿书”中的海上风暴，都属此例。两者相比，也正是中、西方文明差异的一种表现。

大陆型与海洋型文明的差异，同样反映在古代地理学的不同。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466或472—527）在《水经注》中记述了1 252条河流，是水文地理的经典著作，这些都代表大陆文化在地理学上的辉煌成就。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1586—1641），北起燕、晋，南至云、贵、两广，遍游名山大川，考察地质地貌，水文、植物，虽然也曾到达海边，而其目标还是在山川。相比之下，西方的经典学者如德国的亚历山大·洪堡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在秘鲁考察时，就发现和测量了南太平洋的东部边界流——秘鲁寒流，也称为“洪堡德海流”；美国革命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在1770年第一次绘出了墨西哥湾湾流图。近年来，我国也越来越多地介绍古代航海的纪录见闻，从元朝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到清朝谢清高的《海录》，但重点都在海外岛屿的人文介绍，并不涉及海洋探测。海洋文明的概念，是西方与我国传统地理学相区别的一大特色。

图3 美国革命家本杰明·富兰克林（资料图片）

图4 富兰克林所绘的墨西哥湾湾流图（1970）

两类文明中海洋成分的差异

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只是指其主导作用的部分，决不是说以大陆为特色的华夏文明就没有海洋成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远航，首推2 200多年前的徐福下东洋。但这种为皇帝寻找长生不老药的航行，很难说是海洋文明的标志。纵观历史，华夏文明中的海洋成分始终只是作为插曲和补充出现，难以形成主流，而且这种传统贯穿至今。从时间上看，郑和下西洋是一次典型的跨出大陆、走向海洋的壮举，却只能昙花一现，以悲剧告终，这恰好说明中国传统对海洋文明的容忍度。从空间上看，沿海地区几千年属于“蛮夷”之地，从沿海多山地区到海上甚至海外发展的居民，长期被视作“另类”，属于化外之民，不受政府保护。与西欧一些国家的国王、海盗与商人联合起来向海外殖民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

我们还可以举出数不清的实例，证明中国古文化中有丰富的海洋成分。但是，难以证明这是华夏文明的主流。例如，战国时期邹衍的“大九州说”，认为儒家所称的中国，只占天下的九九八十一分之一，反映沿海的齐国文化中，对空间广阔性的认识。管仲、邹衍的观点的确具有海洋文明的特色，但统一六国的是代表内陆文明的秦国，不是齐国。几千年来统治中国思想的是儒家，不是阴阳家。

与此相应，两种不同类型文明中的海洋成分也各不相同。在内向型的中国大陆古文明中，海洋常常作为一种抽象或者负面的因素出现，通常与蛮荒甚至灾难联系在一起，连神话都不例外。庄周《逍遥游》中的大海“北冥”“南冥”，及其中可以互相转换的“鲲”和“鹏”，无非是极言其大，并无具体所指，属于哲学的议论而不是自然的描述。《山海经》中的“海经”“荒经”也是指遥远的极边地区，重点在于怪诞事物，而涉及海洋的最佳内容莫过于“精卫填海”的故事：炎帝女儿在东海溺死后，变为“精卫”鸟，“常衔西山之木石”想把东海填平。几百年以来，出海者朝拜最勤的是“妈祖”，便是传说中宋朝福建莆田的女子林默，成仙后变为海难的救星。因此，这里有抽象且哲理的海洋，也有具体的海洋，而具体的海洋往往含有悲剧成分。

我国古代神话中也有生动活泼的海底故事：《封神榜》中的哪吒闹海，《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水晶宫，既不抽象，也不是悲剧。然而，这些想象中的海底世界，与陆地并无区别，孙悟空打进东海的水晶宫，照样献茶喝酒，看不出有海水的模样；而哪吒大闹龙宫，手持火尖枪，脚踏风火轮，更与陆上没有两样。明朝《东游记》讲八仙过海，也有火烧龙宫，“铁拐、洞宾放出葫芦之火，须臾之间，东洋火炽，竟成一片白地”。这些神话里的海洋，只是把陆地搬到了海底，是一种抽象的空想产物。古希腊神话中也有众多有关海洋之神，从海神Poseidon到Oceanus与Tethys夫妇，而这类神话往往具有实际航海生活作为基础，不只是凭空的想象。例如，希腊神话中的舍伦（Siren）女妖，这种人首鸟身的女妖在海边岩石上唱歌，用甜美的歌声蛊惑航海者溺死，反映了爱琴海区日中太阳的可畏，在“无风的沉静”中的午睡具有生命危险。同样，19世纪法国的凡尔纳（Jules Verne）如果没有海洋知识，根本不可能写出像《海底两万里》那样的科幻小说，这类小说也不可能在当时的中国文化中产生。

从具体的人物身上，也许可以更好地看出两种文明的区别。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洲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比秦始皇（前259—前210）差不多早一世纪。两位都是创有统一大业的旷古伟人，但是对海洋的态度各异。秦始皇尽管也曾“东临碣石”，还派遣徐福东渡求仙，但他的兴趣在山不在海。亚历山大大帝却总是向着远方未知世界，去发现新土地，探寻新海域，不仅曾经派遣舰队考察阿曼海、波斯湾和红海，临终前还安排人去考察里海是否同黑海相通，而且身体力行，传说曾经亲自潜入海底进行观察。我们也可以举艺术家进行比较：明朝的苏州才子、画家唐寅（1470—1523）和意大利的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属于同时代人。唐寅的山水画和仕女画属于中国古代艺术的极品；而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匠达·芬奇，却不仅是艺术家，同时又是发明家、科学家。他笔下的大洪水具有流体力学的内涵，它的人像和马像都具有解剖学的基础，更有趣的是他留下了潜水服的设计图，直接为探索海洋做出贡献（图3）。

图3 达·芬奇画的（A）人腿、（B）洪水和（C）他发明的潜水服

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学术界，重视实践，亲自动手，与长期沉湎在科举制度下只注重“务虚”，不重视“务实”的中国学术界，形成鲜明的对照。值得指出的是对海洋的观察，16世纪瑞典Olaus Magnus所作的北海海图Carta Marina（1539年），不但表示了海岸与海洋动物，而且所画的海冰的分布与涡流也被现代的遥感观测所证实，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对海洋的兴趣，也反映在现代和近代政治家身上，美国老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参加过海洋深潜器的设计，虽然他的方案未被采用。近代史上，东方的日本也是以海洋为特色，1975年裕仁天皇参观美国Woods Hole海洋研究所，了解深潜技术；1987年，当时的平成皇太子不仅参观还钻进了Alvin号深潜器。

历史的反思

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本来各具特色，并无优劣之分。问题是人类文明的历史趋势，却对海洋的作用越来越大：海洋从提供“鱼盐之利，舟楫之便”，发展到今天的“海洋世纪”，已经成为未来能源与资源的宝库，各国权益之争的焦点；世界各国也从“自给自足”发展到“全球经济”，海洋是进入全球经济的必由之路。说到底，人类虽然在陆地上生活，而现代地球上的几片大陆相互间远隔重洋，人类社会越是全球化，海洋的作用也越大。这与两三亿年前，全球只有一个“联合大陆（Pangaea）”的时期大不相同：如果那时候产生人类文明，显然大陆文明会比海洋文明更具优势。

应当承认，中国长期以来对海洋的忽视，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古代史的根源，因为起源在河域而不是海岸和海岛；近代史的根源，在于几百年的主动“海禁”；现代史的根源，则是20世纪中期以来遭受封锁，几十年的被动“海禁”。我国历史上长期忽视海洋，直到洋炮从军舰上把我们轰醒，仍然没有改变“以农立国”的大陆性内向性质。由于长期重陆轻海的习惯，导致我们缺乏对海上权益的敏感，总以为“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至今缺乏海洋国策，缺乏国家层面的海上定位，总以为说到海洋也无非是近岸，“家门口还弄不好，跑老远去干吗”，习惯性地把大洋留给别人。海洋观念的薄弱，同样影响着文教战线，在地球科学的“海（海洋科学）陆（固体地球科学）空（大气科学）”三军中，我国以“海军”为最弱。连中学地理教材，近年来也出现海洋部分越来越弱的偏向。

东西方文化差异，是中国知识界的百年话题。当我们将两者进行比较时，惊人地发现海洋文化是其中最大的差异之一。本文从海洋文化的比较着眼讨论东西方文化的异同，重点在于探索我国长期忽视海洋的深层次原因，因此谈到负面的内容比正面的多，但决没有“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意思。更不想把我们今天的缺陷推到祖先头上，如鲁迅先生嘲笑的，烂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而是相信，只有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相信高尔基的话：意识到自己是傻瓜的人，就不再是傻瓜了。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甘心落后，或者不承认落后，能够发展的时候也不去发展。由于对海洋的漠视，600年前我们曾自毁水师，将海上优势拱手让人，直到今天还在尝其苦果；600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讳疾忌医、依然故我，会不会重蹈覆辙，再一次丧失历史的良机？

（本文原载《郑和下西洋的回顾与思考》（苏纪兰主编），2005年，科学出版社；《科学新闻》，2005年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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