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高度确定我国的海洋国策迫在眉睫

在新世纪大洋的国际竞争中，我们的定位在哪里？是甘心以陆地国家自居，还是也要进入世界大洋？

随着21世纪来临，一些国家正在调整自己的海洋政策。韩国提出“21世纪海洋韩国”战略，要从陆地型的发展转为海洋型发展。美国2001年成立海洋政策委员会，对海洋政策进行全面评估，经过三四年的调研，2004年9月提出《21世纪海洋蓝图》的报告，认为美国在海洋方面急需改变政策，以适应形势和制止多年的滑坡。作为第一项措施，2004年12月美国总统宣布成立部长级的海洋政策委员会，直属总统办公室。全面反思海洋政策，在美国30多年来是第一次，直属总统的海洋委员会，也是美国历史上的首创。究竟是什么事使美国当权者如此着急？

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沿岸人口剧增、海洋环境恶化，亟待更新战略措施；另一方面，是美国发现在海洋上的霸主地位受到了挑战。美国发现欧洲在海洋气候研究上已经超过自己。日本明确提出要与美国争夺海上领导权，而韩国的水下无人运载器也已经不在美国之下……面对国际挑战和国内需求，美国提出要在5年内将海洋科技投入增加一倍。

如果100年前海上的国际之争靠的是炮舰，那么眼下很大程度上已经是科技之争了。1994年国际海洋法公约生效，全球海洋的三分之一已成为各国的专属经济区，使深海大洋的竞争更趋剧烈。突出的一例是日本，政府斥资6亿美元建造57 000吨、210米长的大洋钻探船，比美国的大三四倍，准备将来打穿地壳，明文提出要在海洋科学里“起领导作用”，欲与美国争雄。韩国在东海济洲岛西南，已经建成了目前全球最大的海上观测平台。海洋上的科学举措，实际意义往往超出学术范围。美国利用当年监测苏联核潜艇的高新技术，正在建设海底观测网，向下监测海底和地壳深部，向上观测大洋水层，通过光纤联网，进行多年连续的自动化观测。2007年东太平洋的“海王星”观测网建成后，从海底地震预兆到海水中鲸鱼游弋，都在其“视野”之内。进一步的目标是海底观测网络全球化。其实，日本在西太平洋的海底地震观测网，早已铺到了我们“家门口”。面对上述种种动向，我们务须考虑对策。

美国的调查报告说，今天政策中最大的空缺来自对海洋的了解不足，即不了解究竟海洋对美国有多大影响，美国又对海洋有多大影响。

我们都知道，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海上权益，必须有海洋的保证；我们进口的石油，80％通过马六甲海峡输运；我国的能源，迫切需要深海油气的突破……目前在我国，海洋仍属于部门性质的事，没有像美国那样，对国家在海洋上的现状和政策进行全方位、长视野的评估，没有在国家的最高层面，为中国的海洋国策做过定位。然而国际形势已经不允许我们再掉以轻心，我们必须立即回答：在21世纪大洋的国际竞争中，我们的定位在哪里？是甘心以陆地国家自居，还是也要进入世界大洋？

近十几年来，我国在海洋上的地位和对海洋的投入都有显著的提高。我国海上石油产量，已经超过全国总产量的15％；我国造船的吨位已经多年位居世界第三。在深海大洋方面，从太平洋的资源调查，南北极的科学考察，到南海的大洋钻探，我国都已经进行了大量工作，有的已经取得国际瞩目的成果。但是各个项目、各个行业的进展，并没有形成合力。分头的努力只能得到零星的结果。我国还没有国家一级的海洋计划。

就像过江隧道不如桥梁显眼一样，深海的事总不如上天那样引人注目，虽然海洋对人类的关系，要比外星球密切得多。当然，重视海洋的呼声大家并不陌生，但还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原因在哪里？恐怕还是深层次的不同认识。

“中国是大陆国家，不好跟人家比”。但是，美国不也是大陆国家吗？关键在于我们自己的定位。中国18 000千米的海岸线，300万平方千米的海疆，难道不应该同时也是海洋大国？明朝“海禁”以后数百年的主动“锁国”，20世纪中期以来数十年的被动“锁国”，使我们常常忘记或者疏忽国家的海洋权益。而这种疏忽是要付出代价的，清朝晚年的代价且不说，现在“台独”的一种论调，不就是“中国是大陆国家，台湾是海洋国家”吗？

“海洋也就是近岸。家门口还没弄清，跑老远去干吗？”殊不知21世纪的经济、军事和科技，都已经全球化。经济上早已进入全球大循环；军事上也早已不是像林则徐的时代，可以靠虎门炮台来保卫陆地；科学上尤其如此，正因为我们不了解大洋，“家门口”的海洋永远无法弄清。对海洋无动于衷的陆地大国，19世纪就吃了大亏；到21世纪，要想保住陆地大国而不进入世界大洋，已经不再可能。

“海洋是重要，就是太花钱，只能是长远的目标。”这句话，在10年前还真有道理，今天还这样讲就缺乏根据了。海洋既是投入，又是产出，目前我国的海洋产业产值还只占总产值的1/30，而韩国就已经超过1/15，有了投入才能增加产出。“十五”期间我国仅以专项形式对海洋进行投入，估计就有50多亿人民币，可惜专项之间互不相关，形不成“拳头”；目前，一批新的海洋调查勘探船只正在建造，但又是各个部门分头建造、各自为政，形不成国外那种高效率的公用船队。因此，中国的海洋不仅有待加强投入，也迫切需要有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以提高效率。

总之，我国亟待确定海洋国策，亟待在国家一级统筹海洋政策和海洋发展，而这种统筹不可能由一个局或部来承担。

——应建立由国务院领导亲自挂帅的海洋委员会，从海洋权益、海上安全到海洋经济和海洋科技，全面负责我国海洋目标与政策的规定和我国海洋事业的统筹协调。下设专家委员会，具体协调我国各部门的海洋的科技发展和重大计划，使全国的海洋工作的棋子下在同一个棋盘上。

——应在国家的最高层面，确定中国在海洋上的定位，制定海洋国策。中国既不能像美国和苏联那样搞全球海上战略，又必须摆脱长期“锁国”的阴影，按照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权益之争的新形势，确定符合国家当前和长远利益的海洋国策，明确在国际海洋竞争中的定位。

——应对我国海洋战略、海洋政策进行全面评估和反思。与多年来我国有关部门的调研不同，要从历史和全球的视角，为确定海洋国策进行专项调研。要广泛动员军、政、财经、科技等各界的力量，回顾历史，分析现状，展望将来，提出我国在海洋上的目标和对策建议。

回顾我国的历史，几个世纪来就是海上的受害者，从来没有对海洋的全面考虑。与爱琴海产生的西方文明不同，源自黄河中游的华夏文明，没有利用历史上出现过的海上优势，最后从海上遭受列强的蹂躏。现在，华夏的振兴出现了数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如能抓住机遇，确定海洋国策，走向深海大洋，受益的不仅是当前，而且可望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次转折。

（本文原系2005年全国政协第十届第三次会议的书面发言，曾载《中国青年科技》2005年第3期；《中国远洋航务公告》200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