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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寻梦忆归人

花下喝茶为读书:雨云读书手记 作者:雨云


百年寻梦忆归人

阅读《家在清华》完全是一个偶然。

厦门很有一些读书人。《厦门晚报》有个读书沙龙,有相对固定的活动场所,每周日晚举办一次主题讲座,每月还有关于一本书的讨论。《家在清华》是6月29日晚厦大谢泳教授推荐并主讲的。因为谢泳是国内第一个系统地对清华大学进行学术研究的人,他的研究挖掘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的传统。很多国外的研究,包括台湾、香港的研究,甚至研究北大的人,都在引用谢泳对清华大学的研究成果和观点。又因为和谢泳偶尔有一点联系,就非常想去听听,学习学习。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厦门晚报》的读书沙龙活动,后来成为读书沙龙小组成员,就经常去了。又蒙编辑萧春雷老师的厚爱,成为《厦门晚报》读书版的作者之一,这是后话。

在听谢泳教授讲述前,我花了一周时间阅读《家在清华》。《家在清华》约三十万字,由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编著,是一本回忆录,描述了二十一位清华大学教授的生活,这些教授早年都曾留学欧美。

说到留学,中国百年出国潮的序幕是由一个叫容闳的人拉开的。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抱着强国富民的历史使命留洋海外,并像容闳一样带着“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之境”的强国梦回到祖国,为祖国服务。

阅读《家在清华》,始终能感受到早期的这些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热情,甚至是在遭受迫害、不公平待遇的情况下,也只有一个愿望:只要祖国强盛了,个人无所谓。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甚至牺牲个人的自由。他们留学,他们选专业,想的是国家缺什么,国家需要哪方面的技术和人才,而不是自己喜欢什么,哪一行出来挣大钱,实在让人敬佩和感动。

读完《家在清华》,对于这些清华教授,敬佩之余更有深深的唉叹同情。他们经历了1951年的“三反”运动、1955年的“肃反”运动、1957年的“大鸣大放”、1958年的“大跃进”、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在他们生命最黄金的年代,最能为国家贡献知识才华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做,被迫着进行思想改造。住牛棚、养鸡养猪、烧锅炉、种水稻、担粪,白天接受“批判”,晚上写“交代”“检查”,不“深刻”还过不了关,有的还被迫害致死。

在《家在清华》中,我注意到一个地名被反复提起,那就是江西鲤鱼洲。我查了下资料,鲤鱼洲在南昌远郊版塘跃龙桥下。洲形似鲤,多虬松怪石,古时此处建有文昌阁。据说每逢三月,有鲤鱼群来潮,故名鲤鱼洲。鲤鱼洲原本是一所劳改农场的所在地,因为血吸虫泛滥,劳改农场迁出了。但在“文革”期间,清华和北大却相继在鲤鱼洲建立了五七干校,其实也是农场。选址的细节现在我们无从考查,不管出于什么考虑,想想实在“恐惧”。“文革”后期,清华的教职工,几乎全部下放到鲤鱼洲,许多人因此患上了血吸虫病,甚至肝硬化等。

《家在清华》中第279页有一帧照片,是常放的父亲1970年在鲤鱼洲农场的照片。照片上的常教授因糖尿病没有得到及时医治,体重一下减轻了四十多斤,骨瘦如柴。他站在栅栏里,看着栅栏里他养的猪微笑。那猪,倒是肥头大耳的。这样的一帧照片,看着让人心酸。虽然作者常放对常教授的乐观作了较详尽的描述,我还是感到命运的悲哀,一个时代的悲哀。

在谢泳一个来小时的讲述中,他没有借助任何纸质材料,很清晰地从作者眼里的旧清华新清华谈起,再谈到三代清华教授的国学比较、清华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最后谈到清华的院系调整、清华的文学成果。这样,谢泳系统地由一本书讲述了清华的一些源流,比如学校如何建立,为什么清华培养出的人会是自由主义理念的实践者等等。

最后是沙龙讨论,有人首先表达了对书的失望,认为《家在清华》的文字功底太差了。也有人表达了对书中清华教授的失望,认为这不是他们希望的接受过西方文明教育、有民主思想的自由知识分子人物。甚至怀疑,这些教授和西南联大时期的那些教授有联系吗?还有的人认为这些清华教授没有担负起社会的责任,在运动中唯唯诺诺,把人民和自由远远地抛在了脑后。大家各抒己见,有看法,也有争论,谢泳也一一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说到担负的责任,我个人认为这要看一个人所处的大环境,不能苛求。就像谢泳说的,在国家制度高度统一,外在压力过于强大的情况下,很多知识分子选择了屈从,包括刘文典、冯友兰,基本上都是沉默的。特别是刘文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是敢和蒋介石拍桌子的人,也选择了沉默。这一点我想我是可以理解的,就像我前面说的,甚至是同情的。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人,何况有些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已经很自觉地把自己融入那个时代。有时,他们甚至怀疑的是自己,错在了哪里,比如说梁思成最后思考的问题。再一个,即使是后来社会问题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这些教授意识到了,但是他们如何拯救呢?在那个年代,“噩梦”中的清华园遭受着抄家、审查、游街、批斗,自杀在清华园里也成了家常便饭。一些普通的生活用品、电器、跟美国留学经历有关的普通文件,都有可能成为“里通外国”的罪证。

在读《家在清华》的时候,我对同事说,这些教授太可怜了,碰上了那样的年代。同事深有同感。她的外公曾就读于国民党时期的高校,是国家高级工程技术人员,运动中洗脱不了“罪责”,最后跳河自杀。她曾问她的外婆:外公为什么要自杀,就忍着呗,活到现在不就好了?她的外婆说:哪个不想活呀,也要活得下去呀,你知道他们怎么整人吗?用两块铁板夹着人批斗,谁受得了呀!

那实在是一个倒退的年代。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它摧毁的不仅仅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信仰,而信仰的重建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像梁思成,大多数人了解的是他在中国建筑史上的风采,可在《家在清华》林洙写的《梁思成最后的岁月》里,我们感觉不到,确实无法想象这是一位接受了西方文明教育、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的年代,梁思成关心的是猪肉的价钱,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教育革命”的答案,最想解决的是怎样在建筑领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历史是割不断的,否认或切断历史,人类就不能进步,而忘记了历史,必将遭受历史重演的惩罚。让我们一起来怀念这些清华教授吧,他们是马约翰、梁思成、施嘉炀、李酉山、陈士骅、王明贞、陶葆楷、章名涛、赵访熊、李丕济、史国衡、张维、夏震寰、孙绍先、陈樑生、华章、常迥、杨式德、高联佩、童诗白、王补宣。

2008-07-06

  1. 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家在清华》,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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