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章 草根神童拼搏史

北宋大神晏殊传 作者:邹晓春 著


至和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公历1055年2月27日)晚上十时左右,晏殊撒手人寰,走完了六十五年的辉煌人生路。

看到文坛大咖晏同叔的微信公众号销号,四海震惊,九州哀悼,很多公众场所下半旗致哀。晏殊门生、文坛泰斗欧阳修得知噩耗后,悲痛不已,挥笔写下了三首诗,题为《晏元献公挽辞三首》。其中一首写道:“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一时闻望朝廷重,余事文章海外传。”

纵观晏殊的仕宦之路,虽略有波澜,起起落落,但整体较为平稳,一生经历了少年成名、青年得志、中年显达、晚年遭贬几个阶段,最终仍然获得宋仁宗的厚爱。与北宋多数大臣的沉浮不定相比,欧阳修以“富贵优游五十年”概括晏殊五十年的宦海生涯总体恰如其分。而后人也给晏殊贴了不少标签,譬如“太平宰相”、“富贵宰相”、“宰相词人”等等。

话说回来,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很多人看到了晏殊“富贵优游”一面,却不想一想一个来自乡间的草根少年凭什么位极人臣?光环背后的辛酸和汗水他们看到了吗?

一 临川小子登台,亮瞎你的眼

神童从天而降,抢尽了风头,临川再次为天下士子所瞩目。

此前,王羲之、谢灵运、颜真卿、戴叔伦、冯延巳等文化大咖,曾先后在这块山明水秀的土地上担任父母官。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有几人了解神童背后的艰辛呢?

而当晏殊顺利进入秘阁,师承一代名儒陈彭年时,我们知道,一条金光大道已然伸展到晏殊的脚下。

1.这个小孩不简单

什么叫神童?天赋异禀,迥越超伦。说直白一点,就是年龄小本事大。放眼历史,中国是一个盛产“神童”的国度。从项橐、甘罗算起,曹冲、孔融、元嘉、王勃、杨炯、刘晏……英才辈出,俊采星驰。

在晓春看来,其中最令人佩服的是王勃。理由嘛,不必在此赘述,上百度百科搜“王勃”词条,再多读几遍《滕王阁序》,你就会同意我的说法了。有专家统计,773字的《滕王阁序》使用典故46处,使用成语40个,其中不少是因为王勃“临幸”才被认可为成语,而华章丽句,数不胜数。甚至可以说,不读《滕王阁序》等于没有读过中国古代的经典美文。

步入北宋,肇始于唐朝的“童子举”得到传承和进一步规范,尤其在宋真宗时期风生水起。

原因很简单,真宗皇帝好这一口。

据《宋会要辑稿》统计,宋太宗朝二十一年“童子举”仅两次,但宋真宗朝二十六年“童子举”达十二次。由此可见,宋真宗赵恒对“神童举”情有独钟。且不说以前的资深“神童”贾黄中、郭忠恕、杨亿、谭孺卿,单单宋真宗亲试的“神童”,就有段祐之、邵焕、重轲、陈炫、张待用等。

稍晚于晏殊的北宋神童汪洙曾写诗述及当时的氛围: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学问勤中得,萤窗万卷书。三冬今足用,谁笑腹空虚。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呵呵,“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也太快太神了!是的,就是这么快、这么神!当时的大气候正是如此,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

我们再看看当时江西的情况。

唐朝后期,著名诗人白居易曾评论江西说:“江西七郡,列邑数十,土沃人庶,今之奥区,财赋孔殷,国用所系。”

什么意思?

王勃在《滕王阁序》里说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白居易就是在这句话的基础上加了一句:“银子大大的有,国家财政的靠山。”

而从五代十国时期到北宋,江西战乱比较少,社会发展没有中断,经济实力继续增强,且发展速度持续加快,终于成为全国举足轻重的地区。

据许怀林先生《江西通史·北宋卷》统计,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80年前后),江西人口为65.9万户,占全国人口的10.79%。但一百年后即元丰三年(1080),江西人口骤然增至172万户,绝对值净增106万户。同时,教育事业兴旺,书院发展迅速,北宋时期见于史志记载的书院即有53所。相应地,登进士第的读书人大幅度增加,北宋一朝,江西考中进士的士子达1729名,平均每县26.6名,说“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并不是自我麻醉的大话。

抚州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仍然按照上文的统计口径,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抚州(含建昌军)人口约8万户,到元丰三年则增至27万户,增速超过江西其他地区。而北宋时,抚州(含建昌军)考中进士的读书人达391人,占江西的22.6%,远远超出其人口在江西的占比。

尤为重要的是,此前,王羲之、谢灵运等文化名人给抚州播撒下了生命力强大的文化种子,成为临川文化之肇始。王勃在千古名篇《滕王阁序》中所写“光照临川之笔”指的正是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派的鼻祖谢灵运。这些文化大咖对抚州产生的影响不可估量,临川文化得以快速发展。

据虞文霞、王河《宋代江西文化史》统计,“两宋时期江西有进士5442名,其中临川文化区域就有1180名”。

有人要质疑了,“临川文化区域”是什么意思?你不会把大半个江西都包进去吧?

当然不是打糊涂牌的意思。现在,抚州市的辖区达九县二区,包括北宋时的抚州及建昌军(治所在今江西抚州市南城县),“临川文化区域”指的正是这九县二区。其中南城县两宋时期有进士437名,临川区为395名,分别列江西省第一、第二位。

而另外一个口径更为惊人,抚州(含建昌军)在两宋时期的进士数量为1282名,遥遥领先,居全省第一,且其中文学家的人数多达69人。这正是后世将抚州称为“才子之乡”的原因。

当然,在宋太祖、宋太宗两朝,江西考中进士的学子不多,仅53名。抚州(含建昌军)也不多,名气较大的有乐史和他的儿子乐黄裳、乐黄目、乐黄中,以及陈彭年和曾致尧。

晏殊正是在这么一种大背景下横空出世,登上历史舞台的。这注定成为抚州文化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时至今日,在晏殊的家乡仍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神奇故事。

譬如说他三岁多了还不会说话、走路,可就在家人将他视为废物、打算扔掉的关键时刻,他突然开口了,而且舌灿莲花,出口成章。

另一个说法是,晏殊三岁了还不能说话、走路,适逢村里挖了新井(今晏氏古井),自从晏殊喝了新井里的水,就变得伶牙俐齿,健步如飞。

这些说法显然难以让饱读诗书的帅哥美女相信,估计是后人为了突出显示晏殊“天赋异禀”而以讹传讹,甚至刻意编排的桥段。

类似桥段在关于解缙的传奇故事中也能看到。解缙四岁时仍是哑巴一个,且矮小瘦弱,在他父亲将要把他活埋时才打开金口说话。而“千古完人”王阳明的传说也差不多。他出生前,其祖母做了一个奇梦,兆头很好,可他到五岁时还不会说话,一个路过的高僧指点说:“好个宁馨儿,可惜道破。”为此,其祖父将他的名字由“王云”改为“王守仁”。自此,王阳明不仅能开口说话,还聪明机灵,博闻强记。

从资料看,晏殊在私塾读书时善于对对子倒是事实。

有一次,私塾先生出上联“圣贤书中求富贵”,小晏殊应声而对“龙虎榜上争魁豪”,赢得一片喝彩。下联对仗工整还在其次,关键是他的格局、气度,非凡夫俗子所能及。

也许有人会说,格局、气度如何是比较主观的事情。好,那晓春另外抄录一首诗让大家感受一下,所谓的格局、气度并非虚无缥缈。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是唐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黄巢写的《不第后赋菊》。怎么样,感受到诗中的霸气和杀气了吧?

下面,我们来看看《晏氏宗谱》记载的晏殊第一首诗:

白塔青松古道栖,塔高松矮不能齐。

时人莫讶青松小,他日松高塔又低。

这首诗本身未必好到什么程度,但如果出自一个牙牙学语的五岁孩童之手,就相当难得了,至少让人感受到他的远大志向。你想想,农村这个年龄是不是还有一些孩子正站在妈妈的胸前啃乳头呢?

当然,《宋史·晏殊传》和欧阳修《晏公神道碑铭》等多数史料记载,晏殊七岁时善于写文章,被誉为神童,而不是五岁。

可惜的是,因时间久远,晏殊诗文大多散佚,“举神童”之前的文字更是稀少。

《晏氏宗谱》记载了他七岁时写的一首“吟松”诗:

矮矮青松倚曲栏,标姿无奈雪霜寒。

如今正好低头看,他日擎天仰面难。

此诗与上面那首诗取意相似,也有可能是小晏殊五岁时已声名远播,七岁时县令听说他是小神童,善于写诗,故意再次以“吟松”为题,小晏殊随机应变,化用前诗。

不管真实原因如何,至少《宋史·晏殊传》中“七岁善为文”的说法没有争议。

在晏殊故里,时至今日,仍流传着他七岁时如何解救一个遭遇家暴的女子的故事。

一天,小晏殊走出书斋,来到二仙桥,忽然听到一阵凄厉的女人哭声。

怎么回事?

小晏殊站在桥头,竖起耳朵仔细听。

哭声来自桥边一幢飞檐高耸的大宅子。

小晏殊走进宅院一看,只见一个相貌堂堂、身穿长袍的男人正手持马鞭抽打一个年轻女人。看起来,他们是一对夫妻。

听到女人哭得可怜,小晏殊来不及多想,上前阻止:“叔叔,别打了。”

男子停手,回头一看,呵斥道:“傻小子胆敢干我家政?”

耶!是个读书人嘛,那就好办,我给你来个以文会友。

小晏殊朗声答道:“好大叔岂可挞汝贤妻!”

男子听到小晏殊出口不凡,一惊,又说:“大人事小孩休管。”

小晏殊上前一步,理直气壮地说:“皇帝错子民可规。”

男子见小晏殊有礼有节,对仗工整,心中有了几分怜爱之情,又想看看这小孩到底有多大能耐,便加大了难度,问:“妇人家岂容与我争长论短?”

小晏殊见男子语气和缓,拱手施礼:“男子汉理宜同他辨是明非。”

男子见晏殊小小年纪,才思敏捷,很是佩服,便把自己搞家暴的原因说给晏殊听。

原来,男子也是一个读书人,本来夫妻恩爱。最近,他的妻子闹着要读书,甚至要外出会亲访友,游山赏景。这可挑战了这个男子的底线,一顿争吵之后,顾不得读书人的身份,抛开斯文,将妻子一顿胖揍。

小晏殊劝道:“叔叔,不论男女,读书怎么有错?访亲朋、观花草也在情理之中。那武则天也是美眉一枚,做皇帝不比男人差,婶婶这点追求,咋就过分了?何况你还是孔门弟子读书人,应该通情达理才对啊。”

男子惭愧地连连点头:“你说得对,我白读这么多书了。你真是神童!”

这个故事传开后,抚州城里没几个人不知道晏殊的大名了。

单单有天赋其实远远不够,王安石笔下的抚州金溪才子方仲永也是神童,可后来“泯然众人矣”。王安石为此分析原因说,即使天纵之才,没有受到后天良好的教育,也会变回凡夫俗子。

晏殊就是晏殊,不是方仲永,吉人自有天相。他的求学之路丝毫没有走偏,日日早起晚睡,刻刻笔管在握。

到十三岁时,晏殊同学已然胸藏万卷诗书,口吐莲花字字珠玑。晚秋一日,天高气爽,抚州一伙文人在崇因寺雅集。

此时的崇因寺,枫叶似火,秋菊如金,林茂竹深,远处江面波光粼粼,恰巧前几天一场大雨,苔径上堆积了厚厚一层红叶,极富诗情画意。

文人在一起,当然要显摆显摆吟诗诵词。

第一个吟诗的是抚州市诗词协会吕副主席。

朗诵完毕,李副主席带头鼓掌:好诗好诗,真是我们大宋的李太白、杜子美!

小晏殊涉世不深,还没学会“装”,忍不住“扑哧”一笑。

吕副主席正想谦虚几句,听到晏殊的笑声,顿时一脸通红。

李副主席喝道:晏殊,你笑啥呢?我说错了吗?吕副主席的诗写得不好吗?

小晏殊无处可躲,上前一步,实话实说:“吕副主席年高德劭,可惜这首诗写得一般般,发挥得不好,才情贫乏,对仗不工。”

文人雅集无非图个热闹,你吹我,我捧你,一团和气。小晏殊此话一出,大伙儿当即被雷到了,无语!

好大一会儿,李副主席才恶狠狠地反击:“你晏同叔几斤几两,敢这样批评我们德高望重的吕副主席?”

旁边一位诗人起哄说:“人家是神童,想C位出道的!”

晏殊同学镇定自若:“我只是讲了一句实话。”

诗词协会主席老章为人宽厚,见气氛紧张,上前解围:“晏同叔七岁能诗,想必是有好诗的,拿出来分享吧。”

晏殊沉吟片刻,说:“本来还轮不到我这个晚辈,既然章主席发话,我献丑了。请各位指教。”

老章微微一笑:“好!”

晏殊先吟出两句:“萧寺林峦近水村,卓然幽境画难分。”

“很一般,平庸!”李副主席奚落道。

晏殊不为所动,继续吟诵:“卷帘山色眼前有,入夜涛声枕上闻。”

大家默不作声,这两句写得不错嘛。

晏殊接着又用抚州方言说:“苔径雨余堆落叶,石楼风斜入闲云。”

章主席听罢,叫道:“好诗,好诗!最后两句怎么说?”

晏殊不急不缓:“更期他日重游处,白马红缨顿贵群。”

听罢晏殊的诗,几个人纷纷称赞:“不愧是神童,有志不在年高!”

章主席问吕副主席:“你觉得怎么样?”

吕副主席点点头:“这首诗的确写得不错,只是怎么证明一定是晏殊写的呢?我们昨天就知道要来崇因寺,假如他请高人代笔,当然会很好哦。”

章主席摇摇头:“这怎么可能呢?不过,你的怀疑也有道理,以前有过这样的例子。要么,晏殊,你再来一首?”

晏殊自信地说:“好,既然这样,我依照原韵,再来一首。”

晏殊稍稍思忖,一首新诗倾泻而出:

浮绿微茫水国村,四天垂贤地广分。

玄中鱼语龙还听,梦里钟声鹤不闻。

野日只今稀湛露,大风终古学浮云。

来过车马应无数,只讶红缨是出群。

晏殊话音刚落,众人齐声喝彩:“果然文思敏捷!名不虚传!神童!”

吕副主席也抱拳祝贺:“晏同叔才高八斗,真是当代曹子建、谢灵运,佩服佩服!”

章主席说:“神童,把你这两首诗题写到壁间吧。”

“那怎么行?不能多吃多占啊!我留第一首吧。”晏殊说罢,饱蘸浓墨,笔走龙蛇,题写在寺庙墙壁上。

2.做了大V,就不愁没有美女

咸平五年(1002),宋真宗签署了一道人事任命。

正是这个人的到来,让草根神童晏殊的人生命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这个人是谁呢?

北宋名臣、大孝子李虚己。

李虚己本来在朝廷担任尚书屯田员外郎,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农业部农垦局副局长。

按理说,做京官挺好的,悠闲自在,可他偏偏请求外调到南昌。

宋真宗问他:“老李啊,怎么不想见朕了,还想去洪州(今江西南昌市)?”

李虚己说:“皇上,我天天想见您呢,可奶奶年事已高,老爸又身体不好,我想去洪州服侍奶奶,把老爸也接到洪州来,尽享天伦之乐,请皇上一定要成全我啊!”

宋真宗立马被感动得一塌糊涂:“这样啊,好,大孝子!朕成全你。”

就这样,李虚己来到洪州担任通判,实际权力类似于现在的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兼副市长。

李虚己同志不但是一个孝子,还是一个能臣;不但是一个能臣,还是一个诗人。

孝子有什么好的表现?

有一次,李虚己被评为先进管理者,于是写了一首诗,自述他和他的父亲李寅的遭遇,顺带感谢祖母养育教诲之恩。皇帝很高兴,不仅赐给他五品官服,还赐给他祖母五十万钱。后来,皇帝因南郊典礼施恩封赏群臣的母亲和妻子,他又请求把妻子受封的资格转授给祖母。而这次放弃京官不干来南昌,也是为了侍奉祖母和父母。

怎么样?授予一块大孝子的牌匾没问题吧?

我们再看看他是不是一个能臣。

先看他的一段履历吧。为便于大家理解,晓春直接把地名换成现在的地域,把官职换成相当于现在的岗位。

考中进士后,先担任安徽临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接着,被提拔到陕西城固县做县委书记兼县长。然后到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机关事务局、大型国企任职。转完一小圈,又回来任地方官,担任四川遂宁市委书记、市长。主动要求下派到南昌之前,在国家农垦局担任副局长。

可能有读者忍不住要问了,李虚己同志本是遂宁的一把手,怎么左弄右弄搞成副市长了,莫不是犯了错误?

当然不是,相反,是受到朝廷表彰了。

可同样是地级市,咋干成副市长了?这和北宋复杂透顶的官制有关。简单地说,就是北宋地方官制,府比州大,州又有州格之别,依序排列为都督州、节度州、观察州、防御州、团练州、刺史州,官阶品级也依次递减。打个比方说吧,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是副省级城市,而锦州、台州、抚州、漳州是地级市。当时,遂州(今遂宁)是节度州,而洪州(今南昌)是都督州。

除了孝子、能臣这两个标签,李虚己另外一个标签就是“诗人”,以他的诗歌赢得无数崇拜者,甚至频频和当时的诗坛老大杨亿唱和,羡煞旁人。

身兼多重身份的李虚己同志到了南昌以后,就深入群众,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很快,他听说抚州有一个少年才子,年仅十三岁,写诗很是了得。于是,老李同志关注了红极一时的晏殊小朋友,搜到小晏殊的诗读了又读。接着,老诗人李虚己同志做出判断,晏殊小朋友才华横溢,将来有可能接替杨亿成为新的文坛泰斗。

放下手机,看到自己的女儿乌黑发亮的飘飘长发和日渐丰满的胸脯,李虚己同志的脑袋嗡的一声:如果这个神童成为自己的乘龙快婿,该多么好啊!

他清楚,在当前形势下,能诗善文的背后是一条金光大道。笔杆好就可能进入办公厅、政研室,然后可能做秘书、做大秘,直到位极人臣。

主意拿定后,李虚己不再顾虑小晏殊的草根身份,主动联系小晏殊。

很快,小晏殊和诗坛名家李虚己取得了联系。

一切都按照李虚己设计的情节推进。小晏殊长得眉目端正,和自己漂亮的女儿一见钟情。

李虚己对晏固说:“老晏,你儿子的诗写得很好,但还要想办法提高,我来帮他,让他拜我为师吧。”

晏固感激地说:“好,同叔遇到贵人了!谢谢李通判,我们晏家八辈子祖宗都谢谢您!”

晏殊赶紧跪下:“谢谢师父!”

李虚己上前扶起小晏殊:“不要回抚州了,就到我家住下,我天天给你上课。”

就这样,李虚己同志开始把几十年的写诗心得尤其是诗歌音韵之法传授给小晏殊。

作为一个见多识广的官员,李虚己同志深知,单单靠实力是不够的。如同身在官场,下面要有人推,上面还得有人拉,甚至得有同僚挤一下。有些哥们或许觉得不好理解,哪天去江西龙虎山看一看“悬棺”怎么安放就知道了。

说干就干,全方位地大干。小晏殊负责苦读诗书,李虚己同志负责疏通关系,开展公关。

要找就找一个大腕来站台。推荐给谁呢?

李虚己决定推荐给自己的福建老乡、文坛泰斗、西昆体诗歌的带头大哥杨亿。

毋庸讳言,李虚己同志给予了小晏殊巨大的帮助。

首先,李虚己好不容易悟透的诗歌音韵之法是无价之宝。有人写的诗词朗朗上口,有人写的东西晦涩生拗,原因是后者不得其法。会飞的鹅叫天鹅,会飞的蛇叫飞龙,而音律就是诗词的翅膀。如果音律不协调,再好的东西也传之不远。李虚己也是读到南朝著名文学家沈约关于诗歌要“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的主张后,才茅塞顿开,打通了音韵之法的玄关。试想,晏殊学到这样的绝招,该少走多少弯路啊。

其次,高级领导干部李虚己同志四处为小晏殊摇旗呐喊、广而告之,这无疑大大提高了小晏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何况,李虚己同志来自上层社会,父亲李寅、弟弟李虚舟都是当朝官宦,素有清誉。

可以想象,以李虚己家族丰富的人脉资源助推草根神童晏殊的前程发展,该是多么强大的一种力量!至少能为晏殊争取更多、更高档次表现的机会。这正是饱读诗书而出身寒微的晏殊所最需要的,或许他将因此迎来人生中“鲲鹏展翅九万里”的光辉时刻。

3.机会,只给有准备的孩子

事遂人意。李虚己同志敏锐地发现,千载难逢的机会悄然来临。

怎么了?

钦差大臣要来南昌了。

景德元年(1004),江南大旱,宋真宗派张知白前往江南安抚。

张知白是谁?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也是一个牛人,堪称北宋名臣。

据《宋史》记载,张知白在担任宰相时,使用车服爵号很慎重,没有任何私心。他经常告诫自己不要骄盛自满,虽然已是达官显贵,但清廉节俭如同寒微的读书人。

当然,此时张知白的职位还只相当于中央财经委员会的办公厅主任,但深得宋真宗的器重。李虚己同志清楚,如果钦差大臣张知白愿意把小晏殊推荐给朝廷,那就非常有可能获得宋真宗亲试的机会。

张知白抵达南昌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赈济灾民、安抚百姓。而李虚己同志则全力协助,冲锋在前,兢兢业业。在工作中,两个年龄相仿的同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而在闲暇之余,李虚己同志不动声色地通过多种途径让张知白了解晏殊。所以,张知白大人不仅知道有晏殊这么一个神童,还听到大街小巷不少人吟诵晏殊的诗歌。

一天,李虚己同志郑重地对张知白说:“张大人,下官有一事相求,请大人帮忙。”

张知白赶忙说:“李大人,别客气,有事请讲,愿效犬马之劳。”

李虚己说:“张大人听说过晏殊吗?”

张知白点点头,说:“在洪州、抚州听到很多人说起这个神童,的确能诗善文。”

李虚己故作迟疑不决状:“下官有一个女儿,和晏殊年龄相仿,本想把女儿许配给他。又怕识人不明,误了女儿的终身。”

张知白一惊:“我看过晏殊的诗文,真是一个神童!这等人才做你的乘龙快婿,你还犹豫什么?”

李虚己说:“想不到张大人这么了解晏殊,那下官恳请张大人向朝廷推荐晏殊,感激不尽。”

张知白稍加思忖,说:“好!皇上求贤若渴,唯才是举,我此次来江南安抚百姓能发现一个绝世神童,也算意外收获。回到汴京,我立即上奏朝廷。”

回到京城后,张知白将晏殊推荐给朝廷,向宋真宗详细报告晏殊这个神童有多神。

前文交代过,宋真宗素来喜欢神童。听了张知白的汇报,龙颜大悦,当即下旨,召晏殊明年春天参加殿试。

李虚己同志听到消息,大喜过望。

张知白的举荐有多么重要?

宋初的“童子举”并非定期选拔,各地如发现聪慧过人的神童,可及时向朝廷推荐,且最后一般由皇帝亲试。

这种上达天听的机会相当难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知白是晏殊人生中的第二个贵人。

很难想象,在被成功推荐至廷试的几个月时间里,未及束发之年的小晏殊是如何心无旁骛、枕戈待旦,等待这场决定人生命运的通天大考的。

景德二年(1005)元宵节刚过,小晏殊踏上了进京赶考的行程。

江西抚州距宋都汴京约有两千里之遥,晏殊晓行夜宿,须臾不离诗书,几个月后终于如期抵达。

一台精彩的大戏就此徐徐拉开帷幕,神童晏殊缓缓走向舞台中央。

晏殊直接和通过了省试的士子一起参加殿试。

什么是殿试呢?

这是宋朝科举考试的最高级别,此前一般有州试、省试等。

说起宋朝殿试,还有一个小故事。

宋太祖开宝六年(973),翰林学士李仿担任当年省试的主考官。经过几场考试,一共录取进士38人。其中有2人后来在面试时因回答问题错误落榜了。落第举子徐士廉不服,便去上访,控告李仿凭私情取舍进士,要求皇帝亲自主持考试,以求公道。于是宋太祖下诏从落第者中选出195人和已录取的36人,在讲武殿进行复试,由他亲自主持,从中录取了127人。奇怪的是,原先录取的36人中有10人落榜。张榜后,朝野舆论汹汹,李仿被降职。这次科举案,成为殿试的发端,从此确立了进士由皇帝亲试的制度。

农历五月十五日,召试举行,晏殊和来自澶州的姜盖参加。对晏殊的考题是写诗、赋各一首,而对姜盖的考题是写诗六首。

晏殊“初生牛犊不怕虎”,神色自若,拿起试卷仔细审题,接着陷入深思,然后饱蘸浓墨,唰唰唰地在试卷上写起来。

很快,小晏殊写完了,将试卷交上去。

宋真宗接过试卷,仔细读罢,十分赞赏,当即要赐晏殊进士出身。

可这时,宰相寇准不高兴了。

他怎么不高兴呢?关他什么事?

原来,晏殊是南方人,而姜盖是北方人。寇准这个时候正和南方籍的一些大臣争斗激烈,骨子里排斥南方人。

寇准生性直来直去,想说的话忍不住,提醒宋真宗说:“皇上,晏殊是江南人。”

宋真宗见晏殊写的东西这么好,又长得一表人才,心里正高兴。听寇准说这么大煞风景的话,很不痛快,反问道:

“寇爱卿,朝廷选拔人才唯才是举,大宋子民四海一家不好吗?什么江内江外!再说唐朝名相张九龄不也是南方人吗?总不能因为考生地域偏僻就不录取吧?”

坚决不为所动,赐予晏殊进士出身,而只赐予姜盖同学究出身。

回到宫里,宋真宗仍然很兴奋,觉得今天找到了一位大才子。可转念一想,又觉得可疑,这么一个小屁孩,凭什么三下五除二就把试卷交上来,还这么好?

过了两天,宋真宗又把晏殊叫来,让他写诗、词、赋。

写赋时,晏殊坦诚地说:“皇上,这个题目我写过了,你另外出一个题目吧。”

牛吧?这是在天子面前考试啊,可人家就是这么淡定,就这么不在乎!

凭什么?实力、自信和诚信。

宋真宗顿时被折服了,这小子不光有才,还有德,是正儿八经的德才兼备啊!当即任命晏殊为国家图书馆的副科级图书管理员,并由一代大儒、国家历史文献研究室主任陈彭年做他的老师,手把手地教。

怎么样,草根神童晏殊的表现可圈可点吧?

农村小子小晏殊在这个宽广而高贵的舞台上从容不迫地展示了他的镇静、诚信、自信、才华以及好人好运。他以一诗一赋获赐同进士出身,又于两日后以一诗一赋一论被擢升为秘书省正字,就读于秘阁,跟随音韵学大师陈彭年学习。

“秘书省正字”是从九品下的寄禄官。从九品下大致是副科级,但什么是寄禄官呢?寄禄官是一种官阶的名称,只挂这个官名,据此享受俸禄,但不具体掌管事务。也就是说,晏殊身上挂名副科级图书管理员,但不管事,只是专心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如果说他的才华是“天赋异禀”,那么这个十四岁的农村少年胆气从何而来呢?和上千个诗书满腹的成年人一起在大殿里考试,从容不迫,这该是多么镇静啊!而他的诚信更加可贵,若是常人,遇到押中题目这等好运气,必定额手称庆,哪肯丝毫泄露?可晏殊就是晏殊,自信至极,断然要求换试题。接着,他以作品又快又好的非凡实力告诸世人,“神童”之神绝非浪得虚名,而是用扎实的功底支撑,不怕再三检验和锤炼。

当然,晏殊的运气也相当好,获得皇帝赞赏之后,如果不是宋真宗明智、果断否决寇准近乎党同伐异的地域歧视,他哪里能就此跃入龙门?!

要知道,此时是“澶渊之盟”之后不久,田间地头到处在唱“咱们老百姓,真呀真高兴”,而皇帝心里也正爽。说起来,宋真宗赵恒是行家,曾经写作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励学篇》: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看清楚了吧?读书人经常念叨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正是当年宋真宗给天下读书人下的钓饵。

自宋真宗大开“神童”之门后,多少家庭倾尽全力“从娃娃抓起”,多少孩童以“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努力在一夜成名的大道上攀爬。

现在,小晏殊终于一战成名,入秘阁读书、拜名儒为师、伴皇子以晨夕,是大宋万千少年才子梦寐以求的荣光啊!

二 勤勉、朴实,闯出一片天

意气风发少年郎,折柳仗剑走四方。一展芳华的晏殊会不会得意忘形?在藏龙卧虎的京城,在牛人聚集的朝堂,他能否站稳脚跟?阅人无数的宋真宗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关注这个来自临川的少年呢?

1.朋友圈里点赞多

通过几番大考敲开幸运之门后,晏殊没有因此得意忘形,他丝毫不敢懈怠。

用八个字概括他的工作、生活,就是:谨慎恭肃、勤勉向上。

其实,这相当不容易,起自草根的寒门子弟,最容易为繁华所诱惑,为盛名所拖累,为成功所羁绊。

最为幸运的是,因为钦点,他成为宋初大儒陈彭年的学生。

陈彭年是谁?

他是一个高官,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时下的国务院副总理。

他是一代大儒,博闻强记,才华过人,学识渊博,尤其在音韵学、文字学、仪制、沿革、刑名之学等方面造诣很深。他的音韵学成就对后世影响巨大,他主编的《广韵》是我国历史上完整保存至今并广为流传的最重要的一部韵书,是北宋以前韵的集大成者。而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的《江南别录》成为研究南唐历史重要的原始资料。

这么一个大学者,无论做多么大的官,始终保留书生本色,一生所喜好的只是书籍。

宋人笔记里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陈彭年无所不知,几乎成了活版的百科全书。有一次,皇帝在便殿召见他。

皇帝问:“老陈啊,这墨智、墨允是什么人?”

陈彭年答道:“伯夷、叔齐。”

皇帝又问:“理由呢?你说说是哪本书上记载了?”

陈彭年说:“《春秋少阳》。”

皇上当即派人去皇家图书馆把这套书拿来。

书拿来后,陈彭年直接告诉侍从,到哪一册哪一页查找,果然找到了。

皇帝大喜,自此之后更加关注陈彭年,没过多久,让他进位宰执。

陈彭年与晏殊算是抚州老乡,他家乡南城县距离临川也就一百里左右,以前归属抚州,南唐时才升为建武军,宋初为建昌军。

老乡在千里之外才显得珍贵。可以想见,正值壮年的博士生导师陈彭年将如何教育和爱护这个小老乡。一是他必定将平生所学悉数相传;二是他的人脉关系将对晏殊大有裨益,尤其他的铁哥们王钦若、丁谓先后拜相执掌大权的时候。

景德二年(1005)十一月,朝廷筹备南郊祭天事宜。

南郊祭祀向来是朝廷大事,明确不能让老弱病残的官员参加。

但晏殊不想因为不足十五岁而错失良机,特意上奏主动要求参加。最终,获得宋真宗的同意,并惠及他人,皇帝为他把十五岁这个门槛撤除了。

怎么样,小晏殊这个刷存在感的动作还算到位吧?

第二年,晏殊迁任太常寺奉礼郎。这个职务和秘书省正字一样,也是寄禄官,品阶也差不多,为从九品上。表面看,一年下来,只是把“从九品下”干到了“从九品上”,收获不是很大。但薪酬却提高了很多,翻了一番。这至少说明,朝廷在关注这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或许希望帮这个读书郎改善一下生活待遇。

景德四年(1007)春夏之交,晏殊决定回一趟老家。

故乡临川沙河村在两千里之外,很遥远,但他必须回去。因为祖母傅氏生病了,病得很重,想见晏殊。晏家孙辈中,数晏殊最有出息,做奶奶的心中挂念。

临行前,晏殊向岳父李虚己的老乡、好友杨亿辞行。

杨亿是谁?

他是一个著名的神童,七岁能文,十岁能诗,名播四海,现在已经是公认的天下文宗。他天生聪颖,一生不离文辞笔墨,文章风格雄健,才思敏捷,毫不迟疑,与客人谈笑时,仍挥笔不止。文章精密有章法,擅长用小字起草文书,一篇几千字,从不圈点改动。

此时,杨亿刚刚担任翰林学士,这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岗位,是皇帝的大秘书。

杨亿见老朋友李虚己的女婿来向自己告别,很高兴。看着晏殊白里透红的粉嫩脸庞和头顶的两个发髻,顿时诗兴大发,欣然赠诗一首:

垂髫婉娈便能文,骥子兰筋迥不群。

南国生刍人比玉,梁园修竹赋凌云。

堵墙看试三公府,反哺知干万乘君。

赐告归宁来别我,亭皋木叶正纷纷。

从诗中不难看出,同为神童出身的杨亿对这位比自己足足小十七岁的“神童”赞赏有加,不惜溢美之词。作为一代文宗,作为宋初主要诗歌流派“西昆体”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杨亿的欣赏、延誉无疑对刚刚踏入仕途、文坛的晏殊有很大帮助。少年晏殊当下最需要的是站稳脚跟,不断收获主流社会的肯定或赞赏。

除了大名鼎鼎的杨亿,这一年,晏殊还获得了以性格耿介著称的曾致尧的高度赞赏。

曾致尧是谁?

或许很多人不知道,但如果说起江西南丰的曾氏家族,尤其他的孙子曾巩、曾布、曾肇,估计略知文史的人不会陌生。

曾致尧,生于南唐保大五年(947),宋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士及第。

《宋史》说他性格刚直,不平则鸣,曾经为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屡上奏章,言辞十分激烈。但这个性格偏激的大臣其实是一个清正廉明、忧国忧民的好官。

有一年,担任监越州(今浙江绍兴市)酒税的曾致尧回到南丰老家,母亲周老夫人在荣亲园置办酒席为他接风,族人亲戚都来了。有人看到曾致尧穿着粗陋,仆人、马匹瘦弱不堪,暗自讥笑。周老夫人说:“身为公务员,贫穷一点来见我,是我的荣耀。如果满载而归,我反倒要担心了。”

身为税务局长,能够如此洁身自好,已经相当难得。而母亲又能够如此深明大义,更是少见。曾氏家族能够创造百年辉煌,你找到原因了吧。

有一次,曾致尧陪宋太宗喝酒,宋太宗沾沾自喜地吹嘘国库如何如何充盈。

当时,南方正闹秋旱,赤地千里,曾致尧便说:“国库再富足,也不如现在江南下一场大雨的价值。”宋太宗听罢很有触动。

怎么样,对曾致尧有个大致印象了吧——一个耿介刚直、廉洁自律、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可这个刻薄能文、阅人无数、洁身自好的老头,对晏殊却投以青眼,高看一等厚爱一分。

有一天,曾致尧在李虚己家里见到了晏殊。

这个宦海沉浮几十载的老同志久久地注视着晏殊,好半天才开口说话:“晏神童日后贵不可言,可惜我老曾年龄太大了,看不到你做宰相哦。”

写这个故事的人名叫魏泰,是曾布夫人魏玩的弟弟,记载的可信度应该很高。

当时,李虚己担任淮南转运副使,而曾致尧是扬州(今江苏扬州市)知州。两人素有交往,关系密切。现在一个担任副省长,一个担任市长,更是隔三岔五一起饮酒喝茶。曾致尧能诗善文,以前就作诗的音韵向李虚己提过建议。但他难道还会看相吗?古代不少文人粗通周易、堪舆、面相,曾致尧懂不懂这些,晓春不知道。可以肯定的是,他久居官场,也许因为阅人无数有了识人之明,才断言晏殊将来会担任宰相。巧合的是,他的预言若干年后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

2.宋真宗说,我顶你!

晏殊顺风顺水,风头正盛。

大文豪杨亿力挺他,铁面市长曾致尧也看好他。

这都不算。

关键人是陈彭年,为什么呢?

前面说过了,宋真宗把晏殊交给老陈了,由老陈督察晏殊的学习、工作、交游,是晏殊的直接领导。只有陈彭年认可才算数,别人点赞分量不大。

那陈彭年对晏殊的印象怎么样呢?

好得很!《宋史》中原文是这样说的:“命直史馆陈彭年察其所与游处者,每称许之。”

大家都说晏殊这个小伙子好,但归根结底要皇帝老儿认账才有用啊!

皇帝当然会听一听臣僚们的意见,可他最相信自己的眼睛。

恰好在这段日子,发生了几件事情。

大中祥符四年(1011),宋真宗听说晏殊的弟弟晏颖也写得一手好诗文,便准备将晏颖的作品拿来看,特意交代晏殊不要对晏颖的作品修改。晏颖听说皇帝老儿要看他的大作,便请晏殊润色。晏殊倒好,既不帮忙修改也不做任何解释,弄得晏颖一头雾水。哇,你是我亲哥吗?这么大的事也不伸手帮一把。可晏殊这个周密审慎的做法却赢得了宋真宗的信赖。

晓春读到此处,不由得感叹:奇人必有奇才!

同胞兄弟请求帮助修改润色,你不理睬也就罢了,连一句解释的话都没有,这实在不应该是一个二十岁的少年所能做到的。沉谨老成至此,远远超出常人的想象,就凭这一点,晏殊已经将同龄人甩出了几条街。

大中祥符七年(1014),晏殊的第一任夫人李氏病逝,此前她为晏家生育了一个女儿。

李虚己同志悲痛欲绝,可怜的女儿啊,老爸为你找了一个才貌双全的老公,你却无福消受,呜呼!

此时,晏殊多大年龄?

二十四岁。

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个年龄连女朋友都不一定有。譬如范仲淹同志、曾巩同志。

年轻有为的晏殊丧偶了,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开封。

很多大户人家蠢蠢欲动。

“晏殊同学,我家富甲一方,小姐年轻貌美,你意下如何?”

“晏殊小帅哥,我家主人身居高位,小姐温婉清秀,考虑考虑吧。”

晏殊同学果断地摆了摆手,以后再说吧,我没心情。

可没过多久,晏殊同学结婚了,老婆姓孟,是江西丰城的知县孟虚舟的女儿。

有人说:“小晏啊,你什么眼光嘛,找个小县长的女儿!”

晏殊同志微微一笑:“我草根一个,县长家的小姐已然是高攀了,大户人家的小姐我真的hold不住啊。”

晏殊不愿攀附豪门望族的做法,再次获得了宋真宗点赞。

除了这两件事,晏殊表现出来的质朴和诚信,也获得宋真宗的高度评价。

当时,天下太平无事,宋真宗允许文臣武将聚餐宴饮。

一时间,酒楼餐馆经常能看到公务员甚至高级干部的身影。如果一个领导同志一个月不到知名酒楼、会所喝几次酒,人家都会怀疑你做了一个假官。

可各大酒楼会所死活不见晏殊同学的身影。

人呢?

在家读书。和弟弟晏颖闭门读书,专心致志地读,往死里读。

宋真宗说:“晏殊小朋友,大家都玩疯了,你却和弟弟夜以继日关门读书,真是一个严谨质朴的人。既然这样,你来陪太子读书吧。”

晏殊说:“皇上,我不是不喜欢吃喝玩乐,可实在太穷了。我如果有钱,肯定也会参加这些‘高大上’的活动,可实在拿不出钱哦。”

宋真宗听罢,心想,这小子倒是个实在人。对晏殊更加赏识了。

实事求是地说,宋真宗和晏殊太投缘了,看着他顺眼,以至于贵为天子、日理万机的他时刻关注着晏殊这个科级干部。

譬如,在晏殊频频遭遇不幸的时候。

景德四年(1007),晏殊的祖母傅氏去世。

大中祥符四年(1011),他的父亲晏固去世。

大中祥符六年,他的弟弟晏颖离奇辞世。

大中祥符七年,他的妻子李氏病逝,接着他的母亲吴氏与世长辞。

频频面对家庭的巨大变故,我们无法了解晏殊证悟生死的心路历程。但史料证明,来自宋真宗的关爱给了他巨大的温暖和安慰。

晏殊的父亲去世后,晏殊回乡守孝。可没过多久,宋真宗想念晏殊,便下旨让他回京,还让淮南发运使直接派船去迎接。

怎么样,宋真宗给这个小官的面子够大吧!

在以儒家文化治理天下的时代,“夺服”不是一件小事,皇帝迫不得已方为之。明朝万历内阁首辅张居正曾因“夺服”闹出一连串的风波。

晏殊这么年轻获得如此厚遇,实属罕见。“真宗思之”几字貌似平淡,其实是多少臣子一生也无法抵达的高度。皇帝召见臣子,一道圣旨即可,可宋真宗竟然派船前往迎接这个小官。这实在不像君臣之交,倒像是父子之情。

不仅如此,三年后,晏殊的母亲去世,再次被“夺服”,可见宋真宗对他多么倚重,似乎须臾不能离开。

晏殊的弟弟晏颖猝然离世后,宋真宗也赐以哀荣,亲自题写“神仙晏颖”四字。

同时,宋真宗给了晏殊足够多的表现机会和升迁空间。

这些年,晏殊收获很大。参加编修《州县图经》、《土训纂录》、《方岳志》、《十道图》、《降圣记》;献诗赋颂数篇——《连理木赞》、《祥符嘉瑞殿双莲》、《大酺赋》、《送章明州》、《东封圣制颂序》、《河清颂》、《两朝祥瑞赞序》、《汾阴祥瑞赞》等等。

而相应的变化是,晏殊先后迁任光禄寺丞、集贤校理、著作佐郎。

光禄寺丞、著作佐郎都是寄禄官,品阶为从六品上,相当于现在的副厅级。而“集贤校理”是负责文字编校工作的官员。这对于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来说,已经相当不容易。这其实也是积累阅历和经验、积累人脉的过程。说白一点,在中央机关干,先得一边混个脸熟,一边慢慢攀爬,逐渐提升官阶。

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晏殊随宋真宗祭祀安徽亳州太清宫,获赐绯衣银鱼。

“赐绯衣银鱼”是什么意思呢?

宋初,官阶五品以上才允许穿绯色官服、佩银鱼袋。有时候,皇帝特许官阶不到五品的官员穿绯衣、佩银鱼袋,此为“赐绯衣银鱼”。

三个月后,晏殊获封同判太常礼院。

太常礼院是执掌礼乐制度、仪式等事宜的机构。在尊孔崇儒的封建王朝,这是相当重要的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

此时,晏殊才二十四岁,正因资历尚浅,在“判太常礼院”这个官职前加了“同”字。这也不得了嘛,这么年轻,很多学子尚没有通过大考这一关,他已轮值礼院了。

晏殊一时风光无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宋真宗这是在为下一任皇帝培养宰辅一类的股肱之臣。

三 让青春岁月燃烧吧

身在官场,是否年轻着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现在是这样,一千年前的北宋也是如此。年轻占据高位,意味着更多的发展机会,更大的发展空间。

由此可知,人在仕途,青年时期的作为至关重要。一般来说,这段岁月将决定你能站多高、走多远。一个四十岁才提拔到乡科级领导岗位上的人,正常情况下怎么可能攀爬到省部级领导岗位?

从这个角度看,晏殊是成功的,毕竟年纪轻轻就获得了宋真宗的青睐。

但北宋派系林立,党争激烈,稍不小心,就可能跌入陷阱,万劫不复。

这对于晏殊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考验。

1.东宫,机会与风险并存

宫斗剧流行一时,以至于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太子之争总是有很多精彩甚至血腥的故事。但在晓春看来,北宋的继承皇位之争整体温和,甚至出现过频频谦让的案例。当然,也有完全不用争抢,平安长大即直接继位的,譬如宋仁宗。不是宋仁宗运气多么好,而是他的其他五个同父异母兄弟身体太不争气,还没怎么长大就挂了。

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在元符观南面设置学堂,第二年命名为“资善堂”,作为皇子赵受益上学的场所。接着任命晏殊担任“记室咨议”,这个职位是亲王府的侍从官,当时赵受益年仅七岁,晏殊的主要任务是伴读。

毫无疑问,和皇子赵受益结缘,继而随之步入东宫,是晏殊宦海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由此踏上仕途的快车道。

大中祥符九年(1016)五月,晏殊写了《景灵宫》、《会灵观》两篇赋,获得宋真宗的赞赏和嘉奖,迁任太常寺丞。

这个职务在北宋前期无职事,为文臣寄禄官,也就是说晏殊因迁任太常寺丞将官阶擢升至从五品上,但他的职事仍主要为“记室咨议”。

考虑到后面很多内容将涉及北宋复杂的官制,晓春觉得有必要引用邓广铭先生《辽宋夏金史讲义》中《官名和职责的分离》这一段内容,帮助大家了解北宋官制情况:

《通考·职官志》总序谓:“宋代官人授受之别,有官有职有差遣: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有差遣以治内外之事。”

所谓官,是指中书令、侍中、六部尚书、给事中、大夫、郎以至刺史等。在宋代,做这类官的,并无职事可以掌管,不用到机关去办公,这等名义只是用以叙补薪俸的,故又称为寄禄官。

所谓职,是指学士院中的学士以及在皇帝左右的文学侍从之臣所担任的各种名义。例如龙图阁学士、天章阁学士等,因在当时都被认为是清高的头衔,故称之为职,以示与专用以叙俸之“本官”有别。其后凡有清望而出外任地方官者,也多带有职名。

所谓差遣,是指内外百官所实际担任之职务。例如侍中、中书令为官,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及参知政事则为差遣;刺史为官,而“知某州军事”则为差遣,凡属差遣,均是“名若不正,义若不久”,略似近代之所谓特派员,北宋各行政机构的事务均由此等被临时指派之人负责,而正式编制中的各种官名反成虚衔,故“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七八”,反之则任其实职而不居其官者也必不下于十之七八。故有以某路某军节度判官为阶官,而实任某州州学教授者;有以某军判官为阶官,而试秘书省校书郎者;有以某县县令为阶官,而实任某路转运司勾当公事者。

这段引文深入浅出,应该对读者了解北宋官制大有裨益。简单地说,“官”指享受的待遇级别,“职”是文学荣誉,以待文学之选,“差遣”是实际担任的工作。

天禧二年(1018)二月,寿春郡王赵受益进封为“升王”,晏殊则相应改任“升王府记室参军”,接着又擢升为“左正言”、“直史馆”。

他的工作依然主要是担任王府教授和伴读等,但官衔增加,官阶进一步提升。

同年八月,赵受益被立为太子,并改名为赵祯。

主人成为皇储,侍从官自然一荣俱荣。晏殊被接连加官晋爵,先是加官“户部员外郎”兼“太子舍人”,紧接着,又加差遣官“知制诰”,判集贤院。

怎么样?好运来了挡都挡不住,算是官运亨通吧!

“判集贤院”一般由正五品以上的德高望重的文人学者担任,晏殊这么年轻兼任这个儒雅至极的职务相当罕见。

而“知制诰”是什么职务呢?

宋朝初年,翰林学士起草诏令且加“知制诰”官衔称为“内制”,是皇帝御用的大秘书。其他官加“知制诰”官衔起草诏令,称为“外制”,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正厅级秘书。晏殊正是以东宫的本官兼任中枢机构的高级秘书,这个时候,他才二十八岁,大宋立朝以来,这个年龄担任“知制诰”的凤毛麟角,譬如曾任宰相的卢多逊,譬如文坛老大杨亿。能够如此少年得志,没有出类拔萃的才能,没有皇帝的宠信几乎不可能。

二十八岁的晏殊风光无限,他是太子的老师、伴读,他是朝廷的大秘,他是史馆的要员,他是集贤院的高官……

你千万不要小瞧“直史馆”和“判集贤院”这两个职务。晓春悄悄告诉你,监修国史的通常是首相,而集贤院大学士一般由次相兼任。同时,依照北宋文臣的成长路径,翰林学士大多从有馆阁任职经历的官员中产生。这两个职务的含金量如何,大家认真掂量掂量吧。

在东宫的岁月异常美好,以至于若干年后晏殊仍然对这段岁月念念不忘。从他写于这个时段、题为《东宫阁》的三首诗,我们可以看出其状态和心境。

其一

青幡乍帖宜春字,翠旆初迎入律风。

一有元良昭大庆,问安长在紫宸中。

其二

鲛冰千片解华池,神水香醪满爵户。

旭日九门凝瑞露,东厢朝拜奉宸慈。

其三

碧燕幡长彩树新,寝门瑶佩庆初春。

邦家累善钟储贰,皎皎重晖在璧轮。

春水荡漾、丽日和风、绿树青幡、贺寿问安,多么明快而温暖的意象啊!其中不难窥见晏殊无比愉悦的心情。

这种感觉不仅仅表现于诗中,他在一次冶游之后填的词《迎春乐》也给人这样的感觉:

长安紫陌春归早。亸垂杨、染芳草。被啼莺语燕催清晓。正好梦、频惊觉。当此际、青楼临大道。幽会处、两情多少。莫惜明珠百琲,占取长年少。

此时正是大宋国泰民安的一段黄金岁月。宋、辽缔结“澶渊之盟”后,边境安宁,而西夏尚未兴起,大宋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口迅速增长,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尤其开封的城区规模、人口数量、商业水平大幅度提升,宵禁制度基本瓦解,繁华不分昼夜,四处莺歌燕舞。

在这种大环境下,身处东宫、春风得意的晏殊怎么不是满眼青翠?怎么不是冉冉旭日?

话说回来,无处不是江湖,矛盾无所不在。宋人笔记曾记载同为伴读的晏殊与蔡伯俙在太子赵祯面前的不同表现。

蔡伯俙谄媚求荣,当时想方设法讨皇太子赵祯的欢心,甚至不惜跪在地上让赵祯跨过门槛,但赵祯明白事理,登基后对蔡伯俙的为人不屑一顾,一直没有重用,反而启用宁折不弯的晏殊。

那时,赵祯年纪小,嬉玩成性,不喜欢读书。晏殊苦口婆心地规劝,惹得赵祯很不高兴。而蔡伯俙小小年纪却善于逢迎,处处讨赵祯欢心。

有一次,宋真宗要检查赵祯的学业。

赵祯愁眉苦脸,要晏殊代作文章。晏殊认为不能弄虚作假,死活不答应。蔡伯俙哪肯错过这个溜须拍马的好机会?他立即赶写了一篇文章,让赵祯一字不漏地照抄。

宋真宗毕竟能诗善文,不是那么好糊弄,发现文章不像赵祯的水平,追问下来,晏殊如实禀告。

此举彻底得罪了赵祯,他指着晏殊的鼻子大骂:“姓晏的,我以后当了皇帝,杀你的头!”

晏殊梗着脖颈,毫无惧色:“就是杀头,我也不说假话、做假事。”

赵祯继位后,蔡伯俙自以为和宋仁宗关系很铁,可以大展宏图了,谁知反而是晏殊青云直上。

蔡伯俙很不服气,心想,真没天理了,我为他赵祯做牛做马几年白干了?反倒是那个死脑筋晏殊占了便宜。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去找宋仁宗。

蔡伯俙说:“皇上,我真的很怀念在东宫的那段岁月。我常常想,什么时候有幸让皇上再踩到我背上啊,那感觉太爽了。”

宋仁宗笑了笑:“对不住了!那时我小屁孩一个不懂事。现在我一脚下去,就怕你的骨头要碎了,万乘之尊怕压死你。你的意思我清楚,不过,我也算见过风风雨雨了,甄别人才还是有几把刷子的。你和晏殊能诗善文,可你为人不够地道啊,谁知道你什么时候把我给糊弄了?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朝廷重臣,还是由晏殊这种德才兼备的人来担任吧!”

蔡伯俙挤出一丝笑:“皇上,看你说的,怎么着给碗饭吃哦。”

宋仁宗说:“放心!我这个绝世老好人准备做到死,不会饿着你。”

后来,宋仁宗确实对一事无成的蔡伯俙很是容忍,东挪西调,为他保住职位俸禄。此是题外话,不再赘述。

2.任你龙争虎斗,我只认老大

以前,晏殊的主要事务是在东宫陪小太子。陪小屁孩虽然有点烦,甚至被威胁,但毕竟工作单纯,经常可以哼一哼歌曲《今天是个好日子》。可兼任了“知制诰”就不一样了,这个职务相当于中央办公厅的大秘书,能近距离地感受朝廷斗争的波谲云诡。

宋真宗对晏殊宠信有加,以至于有一次不假思索地弄了一出张冠李戴的闹剧,无意之中把他拽入凶险的政治党争旋涡。

一天傍晚,宋真宗将晏殊召入宫中,要他拟写任免文件。

晏殊一看,大吃一惊,任免人员竟然涉及宰执。

什么是宰执?是宰相与执政的简称。宋朝先后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左丞相、右丞相为宰相,以参知政事、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为执政。

这些大佬的名单让晏殊的肾上腺素骤然升高、心跳加速,连忙解释说:“皇上啊,小晏是‘外制’知制诰,草制这等大臣的任免不是小臣的职事。”

宋真宗拍拍脑袋,说:“是朕弄懵了。”

于是,召翰林学士、知制诰钱惟演拟写任免文件。

原来,北宋时,翰林学士兼任知制诰被称为“内制”,拟写重要诏书、人事任免制词。其他官员兼任知制诰被称为“外制”,拟写普通诏书、一般官员的任免制词。

钱惟演来到宫里,说:“这个寇老西儿,不知道多么专横跋扈,对皇上您他都吹胡子瞪眼,弄死他!”

宋真宗说:“那怎么行,怎么着人家也是大宋功臣。你觉得挪他到什么位子比较好呢?”

钱惟演说:“王钦若是给了太子太保官衔,给他也够了吧?”

宋真宗想了想,说:“还是授予太子太傅吧。”

接着又说:“这还不够,当年他帮过我的大忙,还要优待。”

钱惟演说:“那就好人做到底,封他做莱国公。”

接着又说:“这样一来,中书省只有李迪一名宰相,恐怕还要任命宰相。”

宋真宗说:“先这样安排吧。”

晏殊被宋真宗误召进宫,心想,这些绝密消息一旦走漏,就惹上大麻烦了,至少是嫌疑人。

于是,当天晚上,晏殊在学士院住下。那个时候没电话没手机,他也没有飞鸽传书的能耐,这样就彻底撇清嫌疑了。

可等到宣布人事任免时,他发现和那天宋真宗给他看的任命书很不一样。

哈!这也太离谱了,简直是乾坤大反转嘛!但他硬是憋住,丝毫没有声张,而旁人也一直弄不清楚最初宋真宗人事调整的底稿。

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

据记载,是在天禧四年(1020)六七月。

事情要从一代名相寇准说起。

天禧三年(1019)六月,王钦若被罢去宰相职务,寇准重新担任宰相,丁谓则担任参知政事。丁谓清楚,寇准对宋真宗前有拥立之功,后有“澶渊之盟”中的出色表现,在朝廷的话语权非常大。因此对寇准非常尊重,唯恐服侍不周。

一天,宰执们在一起吃饭。

丁谓看到寇准喝汤时,把汤羹沾在胡须上,便上前擦拭,谁料被寇准奚落道:

“参政是朝廷大臣,哪有为长官擦拭胡须的道理呢?”

这句话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扎进丁谓的心脏!热脸蛋贴到了冷屁股蛋啊!

丁谓又羞又恼,从此和寇准较上劲了,越走越远,以至于彻底反目成仇。

一本正经的寇准其实没有能力阻挡丁谓的仕进之路。天禧三年十二月,丁谓和曹利用一并担任了枢密使。

曹利用也和寇准尿不到一个壶里。当年,寇准担任枢密使时,曹利用是枢密副使。寇准一向看不起曹利用的荫补和武将出身,议事不合,便说:“你武夫一个,哪里懂得这些国家大事?!”

曹利用为此十分记恨寇准,心里把寇准八辈子祖宗都骂遍了:老子出生入死还被你寇老西儿冷嘲热讽,官二代怎么了,就一定是纨绔子弟?考个进士出身、吟两句诗真有那么不得了吗?

那时,宋真宗身患重病,经常神志不清,前言不搭后语,朝廷大事多数由皇后刘娥拍板。渐渐地,刘娥权势日盛,丁谓、曹利用和钱惟演纷纷依附。刘娥老家的宗亲族人也在四川横行作恶,夺人盐井,闹得民怨沸腾,告到了朝廷。宋真宗虑及刘皇后的面子,想赦免刘氏宗人,但寇准是死脑筋,坚决反对,要求严格依照国法处置。为此,刘皇后头都大了:寇老西儿,你这是想让本宫难看啊!

丁谓、曹利用冷眼旁观,心想,这是你寇老西儿自己踩上了地雷,别怪我们心狠手辣!

他们觉得出手机会到了,合谋搞垮寇准。

寇准毕竟不是等闲之辈,粗中有细。见丁、曹等人结交刘皇后,马上猜测到政敌的意图,不愿坐以待毙。

一次,趁着宋真宗清醒,寇准提出由太子监国,并另选贤臣辅助。

宋真宗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便同意了。

于是,寇准请翰林学士杨亿草拟制词,并打算由杨亿接替丁谓的职务。

杨亿向来行事谨慎,屏退左右,独自燃灯夜书。

而寇准反而在酩酊大醉之后放松警惕,满嘴跑火车,导致消息走漏。

当然,另外一种说法是:杨亿拟写诏书前后私下里对他的内弟张演说:“几天之后,朝廷面貌将为之一新。”结果,张演泄露了秘密。

谁泄密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反对派了解到相关情况。

丁谓一党见情况这么紧急,千方百计说服宋真宗罢免寇准。

宋真宗患风湿病半身不遂、精神恍惚,把对寇准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同意了丁谓等人的建议。

晏殊就是在这个时候奉召入宫,得知是涉及宰执的重大任免事项,当即说明自己是“外制”,不敢越位。

于是,宋真宗召翰林学士钱惟演入宫,草拟制词。

钱惟演是刘皇后的亲戚,又是丁谓的儿女亲家,来到宋真宗面前,不可能胳膊肘往外拐,再三说寇准如何霸道、专横,应该惩处。

宋真宗本来就举棋不定,没有拿定主意,听钱惟演这么一说,当即决定赶寇准下台。好在他对寇准感情很深,罢免寇准宰相职务后,仍封为太子太傅、莱国公。

晏殊考虑到自己已经看到了朝廷任免大臣的机密,便在学士院住下,以免有泄密之嫌。后来,诰文任免的内容与他当初看到的出入很大,晏殊深感吃惊,却守口如瓶,丝毫没有透露当时看到的内容。

这场斗争后来愈演愈烈,寇准涉嫌周怀政案,遭远贬,客死雷州(今广东雷州)。

考虑此事后来的发展与本书关联不大,在此不再赘述,有兴趣的朋友可查找相关资料阅读。

这件事情至少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晏殊在宋真宗心中有足够的分量,在关键时刻、精神恍惚中直接想到了。

二是晏殊之老成持重超乎岁月打磨的正常水平,阅历丰富,胸有丘壑。嘴巴紧,不妄动,在寇准、杨亿与丁谓、钱惟演这场激烈的政治较量中极其谨慎。

先撇开是非不论。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利益群体有不同的是非评判标准,晏殊和两个政治阵营均有交集。寇准虽然曾经在晏殊“神童举”时设置障碍,但与寇准同一政治阵营的杨亿是他岳父李虚己的故友至交。丁谓或许政声欠佳,晏殊步入仕途的引路人陈彭年却和王钦若、丁谓交好。所以,不管从哪个方面考虑,晏殊的谨慎做法都经得起推敲。

事实上,晏殊的缜密审慎在宋真宗面前再次获得加分。天禧四年八月,晏殊官拜翰林学士,三个月后官加太子左庶子。

对于晏殊来说,这是一个大踏步的攀升——以后不仅仅随侍太子左右,还名正言顺地成为皇帝的大秘之一,跻身皇帝最为宠信的臣僚。

此时,晏殊年仅三十岁,三十而立,立在高处!

翰林学士是什么?是皇帝的机要秘书,直接听命于皇帝。但凡从宫中发出的重要文件大都由翰林学士草拟。但他们并不是单纯的“刀笔吏”、“文字匠”,如感觉指示不妥,即使皇帝开了金口,他们也有权“论奏贴正”,提出不同意见,具有顾问性质。在皇帝举棋不定时,他们的意见有异乎寻常的力量,上文钱惟演的“大翻转”即是其中一例。

尤其在宋真宗一朝,翰林学士拥有相当特殊的地位,是宰执的预备队,几乎一半的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出自翰林学士。

当然,翰林学士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权力,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就是,君权侵揽相权,相权不断被分割。而翰林学士正是将皇帝的意图草拟成诏书的关键人物,也就是说,翰林学士实际是皇帝下达旨意的操刀手。

王称在《东都事略》卷四十七记载了一个故事,由此可见,皇帝对翰林学士的依赖有多么大。

宋真宗朝,翰林学士杨亿恃才任性。有时候,皇帝开口,他也懒得搭理。

有一次,宋真宗气得实在受不了,亲自动笔写了一摞,说:“杨大才子,你认得我的笔迹吧?这些都是我亲自动笔起草的,没有叫哪位朝臣代笔。哼!”

而太子左庶子是什么职位呢?是东宫太子的属官,辅佐太子,驳正启奏,将太子的言行上奏天子。

这个职务潜力极大,让人浮想联翩。试想太子登基后,将是多么不可想象的一笔人脉财富。

当然,翰林学士作为皇帝身边的清要尊贵,有些矛盾无法回避,同一年发生的李迪、丁谓之争,晏殊再也无法像上次那样置身事外,彻底撇清干系。

寇准罢相后,李迪、丁谓先后拜相。其中,丁谓为昭文相,即首相;李迪为集贤相,是次相。丁谓一贯独断专行,排除异己,拉帮结派,李迪几乎被架空,两人的矛盾日渐激烈。

一次,丁谓准备提拔同党林特为枢密副使,李迪坚决反对,情急之际,用上朝的手板对着丁谓搂头就打。

丁谓一看,君子动口不动手,怎么还上全武行?跑吧,一溜烟跑了。宋真宗听说两个宰相差点动手打架,大吃一惊,你们把大宋的脸面丢光了!

面对宋真宗的质询,李迪振振有词,斥责丁谓奸邪,愿意和丁谓一道接受宪司调查,同时表示愿意与钱惟演一道丢官罢职。

后来,宋真宗命翰林学士刘筠草拟制词,李、丁二人“各降秩一级罢相”,出知州府。

可宋真宗大病在身,无法正常思维,前面刚说的话马上又忘记了,翻覆不定成为常事。丁谓几经运作,又得到钱惟演全力帮助,准备第二天重新担任宰相。

朝廷召刘筠草拟丁谓重新担任宰相的制词,刘筠拒不奉诏——这是朝令夕改,欺负忠良,放纵奸邪啊!

宋真宗见刘筠来了牛脾气,只好召同为翰林学士的晏殊草拟制词。

因为李迪是一代名臣,而丁谓争议较大甚至被视为奸臣,晏殊此举向来遭到一些所谓的正人君子的指责。

可正邪之辨向来不是那么简单,史学大家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论及宋朝士大夫时,说:“喜欢结党、喜欢排挤、喜欢标榜、喜欢攻击,差不多是宋朝士大夫人人同具的习气。恭维自己的同党,便说得比天还要高;毁骂异党的人,就说得连禽兽也不如。叫后世读史的人疑惑,这时候,何以君子这样多,小人也这样多,其实谁也算不得君子,谁也不定是小人,不过是风气已成,人人为群众心理所左右。”

何况,设身处地为晏殊想一想,一个刚刚获得提拔的年轻人有什么资本像名齐杨亿、年过半百的当朝名臣刘筠那样“不奉诏”?难道要让恩同父母的当朝天子下不了台?这些非议委实有求全责备之嫌,对晏殊颇不公平。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值此矛盾纷争之际,晏殊这种搁置个人成见、服从大局的做法正合圣意。

此后,宋真宗更加信任晏殊,有什么拿不定主意的事,都愿意听一听晏殊的意见。

说起来,这件事情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宋真宗自至道三年(997)即位以来,已是二十多年的资深皇帝,怎么会对一个而立之年的臣子如此信赖?

晓春觉得,除了晏殊见解独到之外,他慎密行事的作风也很关键。

宋真宗每次向晏殊咨询,都是在小纸条上写上小字,晏殊回答问题后,连同小纸条一起还给宋真宗,宋真宗觉得晏殊慎密有加。

事实上,此举十分重要。宋神宗年间,范仲淹的表弟、曾任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御史中丞等职的滕甫也深受器重,宋神宗经常派遣太监持信札向他咨询意见。有一次,滕甫将神宗亲笔写的短札给旁人看,结果有人发现神宗写了错别字。于是,小人攻击滕甫故意让神宗出丑,以至于宋神宗逐渐疏远滕甫。试想,假如晏殊像后来的滕甫那样马大哈,恐怕三下五除二就会被小人踩在脚下。

宋真宗驾崩后,发现晏殊进献的手稿有八十卷。可见,宋真宗对晏殊不是一般程度的依赖和宠信。

甚至可以说,晏殊自景德二年举神童以来,获得宋真宗的宠信达到了顶峰。

此时,晏殊正值而立之年,风华正茂!

3.说真话的代价

对晏殊来说,宋真宗这么投缘的皇帝可遇而不可求。

令人惋惜的是,他们之间这段令群臣艳羡、后宫嫉妒的君臣恩谊因为宋真宗的驾崩戛然而止。

乾兴元年(1022)农历二月,时年五十五岁的宋真宗病逝。年仅十三岁的太子赵祯即位,皇太后刘娥“权听军国事”,执掌大权。

天子更迭,最忌主少国疑。

皇太后刘娥贤明而能干,但此时正值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当权。这两人都不是“省油的灯”,个性张扬、争强好胜。前两年联手把寇准搞下去了,现在变着法子在刘娥面前争宠,各自想面见太后奏事。

为此,晏殊建议群臣奏事时,太后“垂帘”,大家都不能单独面见太后。

此议对于防止飞扬跋扈的丁谓、曹利用假借圣裁、结党营私有一定作用。尤为重要的是,这是参照东汉名臣蔡邕处理此类事情的做法,师出有名,足以说服皇太后和群臣,安定人心。

几个月以后,晏殊再行官运,拜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

这还不够,接着,太后说晏殊是伴随皇帝的东宫旧臣,再加一个“给事中”官位吧。

“给事中”全称为“门下省给事中”,宋前期为文臣迁转寄禄官阶,是皇帝的顾问,算是一个打眼的官衔。此处可理解为太后刘娥和宋仁宗再次对晏殊示以恩宠之举。

第二年四月,晏殊又一次获得加官晋爵,以翰林学士、知礼仪院的身份判太常礼院。

这个职务掌礼乐制度、仪式等事,也是朝廷要职之一,直接向皇帝负责。五十五年后,一代散文大家曾巩被任命为与这个职务相关的“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只是,那个时候,曾巩已经六十岁了,须发皆白。

皇恩浩荡,晏殊此时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这些年来,他一路加官晋爵,虽然只有三十二三岁,却是名副其实的东宫旧臣,随侍天子左右,名实俱握,放眼天下,几人可及?

这一年,晏殊还与翰林学士承旨李维、翰林侍讲学士孙奭、知制诰宋绶、度支副使陈尧佐一道编修《真宗实录》。参修前朝天子的实录史书本身就是高度的政治认可和巨大的荣誉,况且一同修史的,除了宋绶和他同龄,其他皆是年高德劭的朝廷重臣。

一百五十卷的《真宗实录》于天圣二年(1024)三月修成,参修人员均获褒奖拔擢,晏殊迁任礼部侍郎、知审官院。

审官院的职责是考核六品以下京官的业绩,排列其爵名、秩位,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内、外职务任命方案。

可见,这个岗位实权在握。晏殊以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的身份执掌审官院,更显风光无限。其实,天圣元年(1023)五月晏殊已受命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参与官吏的选拔任用,目的是避免组织部门随意突破规则用人。

除了官场上如鱼得水,晏殊在文坛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稳固和加强,成为公认的文坛领袖之一,基本取代了两年前去世的杨亿的文坛地位。怎么样,够红够火吧,令人艳羡的名利双收啊!

可这样仍无法让晏殊停下步步攀升的势头,一年半之后,他再度获得提拔。

天圣三年(1025)十月,三十五岁的晏殊迁任枢密副使,成为当朝宰执之一。

对于晏殊来说,这次升迁的意义不单单是进入大宋的权力中枢,更为重要的是,从政的领域获得新的拓展,与以前侧重舞文弄墨的岗位区别很大。

众所周知,崇文轻武系大宋基本国策,而枢密院正是文人执掌兵权的主要平台。依宋朝官制,枢密院“与中书号称二府,掌兵符、武官选拔除授、兵防边备及军师屯戍之政令”,向来由文人担任枢密使、枢密副使或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

晏殊此前虽升迁频繁,却不曾涉足“枢密院”这个关键而庞大的系统。

毫无疑问,与“中书”并称“东西二府”的枢密院在朝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战争时期,其地位甚至超过“中书”。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记载“太宗命曹彬取幽州,而宰相李昉等不知。其伐辽,一日内六诏枢密院计议而中书不预闻”,可见,枢密院地位独特,足以和“中书”分庭抗礼。

两个月之后,晏殊再获圣眷,官加刑部侍郎。在任命诏书中,他获得了高度评价,说他学问渊博,资质天性方正;说他辅助宋仁宗治国理政通畅无阻,兢兢业业,尽显美德。

可见,章献太后刘娥以及宋仁宗对晏殊的充分认可。

天朗气清,云白风轻。

此时的晏殊权柄在握,风光无限。

他还是那个粗衣素食的沙河村少年吗?

还是那个掩关苦读、拒绝嬉游的诚信小子吗?

还是那个周慎处事、藏锋敛气的翰林学士吗?

一切都在改变。

于晏殊而言,既有坚守,也有改变。

古代江西人普遍呈现的“刚简”、“耿介”、“执拗”等性格特质在他身上慢慢溢出来,而不是初入仕途时那样谨小慎微,唯命是从。

担任枢密副使不久,晏殊上疏论事,直接得罪了皇太后刘娥,从而为一年后的外放州府留下伏笔,遭遇仕途的第一次挫折。

事情源于朝廷的一次重要的人事任命。

在晏殊官加刑部侍郎十几天后,朝廷任命张耆担任枢密使。

张耆是谁?

他十一岁起跟随在宋真宗左右,尽管当时宋真宗只是亲王。宋真宗即位后,他得以一展宏图。历任西头供奉官、供备库副使、南作坊使、昭州刺史(今广西平乐县)、天雄军(今河北大名)兵马钤辖、英州(今广东英德)防御使、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绛州(今山西新绛)防御使、殿前都虞候、武宁军(今江苏徐州)节度使,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陈州(今河南淮阳)。此时正担任淮南节度使、判寿州(今安徽淮南)。

张耆没有进士出身,经历多在大内和行伍。这在大宋官场是无可争议的“先天不足”。

一个没有进士出身的人仕途上顺风顺水已属罕见,现在竟然要担任位高权重、比肩宰相的枢密使,这在重文抑武的北宋的确让很多文人难以接受。所以,武将冒头,文臣必定倾全力迎头痛击,北宋一朝,概无例外。譬如三十年后,欧阳修以几近“莫须有”的无聊指责将武将出身的枢密使狄青挑翻在地。

尽管刘娥权倾天下,但此次反对张耆担任枢密使的人不少,而一马当先的正是晏殊。

晏殊领头站出来,说:“张耆同志没有资格做枢密使。朝廷就算人才匮乏,怎么着,也得找个差不多的人才担任这么重要的岗位吧。老张这样的,高官厚禄养着就可以了。”

以晏殊少年老成、处世圆融的风格看,此举令人费解。

说得太直白了,不单单说得当事人难过,简直就是和未来的顶头上司直接翻脸。

问题是,你能阻止吗?不怕群众意见大,就怕领导印象差!哥们,你咋会不懂呢?

满朝文武,谁不知道张耆与皇太后刘娥的关系呢?

难道晏殊真的以为刘娥会采纳他的意见?单单给待遇给钱养就行,你太小看刘娥、张耆了!

刘娥从一个出身低微的底层女子几经波折,最终成长为左右乾坤的皇太后。在此披荆斩棘的万里征程之中,张耆曾经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年,宋真宗还只是亲王,名叫赵元休,与天生丽质的刘娥一见钟情。但赵元休的乳母秦国夫人看不起刘娥的低微出身,认为这个小妖精勾引赵元休走上邪路,劝赵元休赶走她。小赵同志拒绝,说:“奶妈,我们是真心相爱!”

“爱你个头!我告诉你老爸。”秦国夫人便向宋太宗报告。

宋太宗震怒,鼻子都气歪了,责令逐刘娥出京,并为十七岁的赵元休赐婚,迎娶开国名将潘美的女儿。

要江山还是要美人?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小赵同志的头都要炸了。

关键时刻,王宫指挥使张耆站出来为小赵分忧,把刘娥藏到了自己家里,随时为他们的约会提供最便利最优质的服务。

小王爷和刘娥感激涕零,自此经常在张家幽会。

这种偷偷摸摸的日子竟然过了十多年,直到宋太宗驾崩。

皇太后刘娥执掌大权之后,对张耆回报丰厚。而此时,刘娥要用一个最信赖的人执掌枢密院。朝堂上下,谁都猜得到,张耆是不二人选。

在一手遮天的刘娥面前,晏殊的劝阻丝毫不起作用,可以说是“蚍蜉撼树”。

以晏殊缜密的思维、广博的阅历,应该预估到自己的努力将无果而终,可为什么他还奋力一搏?是不能忍受一介武夫位居其上,还是想捍卫知识分子群体的尊严?是认为张耆难以担当重任,还是无法控制自己备感失落的情绪?

晓春无力考证具体原因。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晏殊的努力和坚持不是为了一己之私,他不惜忤逆太后旨意应该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和士大夫的坚守,正所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然,也有可能是代表文官集团对侵入势力范围武将的阻击。

另外,晓春感觉到了晏殊性格矛盾的另一面,即处世圆融却偶见峭直、执拗。

任性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即使你并非出自私心。

伴君如伴虎,章献太后将不再把他视为心腹,尽管此前两个月刚刚称之为有功勋的旧臣。

冒犯天威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试想,晏殊在张耆事件后,即使不至于惴惴不安度日,也难免心猿意马。

果然,大约一年以后,晏殊为自己此前的赤膊上阵品尝苦果。

事情的起因匪夷所思,与少年晏殊展现于公众面前的风格相悖。

当时,晏殊随宋仁宗巡视玉清昭应宫,可他的随从慢吞吞地送手板赶来。

晏殊火冒三丈,接过手板挥手一甩,当即敲掉随从几颗牙齿。

堂堂朝廷宰执,竟然动手打人,还伤得不轻,有失体统!

结果,此事被监察御史曹修古抓住把柄,接二连三封章劾奏。

最后,晏殊被外放出京。

晏殊这一年三十七岁,正是一个男人血气方刚的年龄。可不管怎么说,他最近两次的行为与他年少时“沉谨”、“周慎”、“圆融”的风格有严重的违和感。

说白一点,简直换了一个人。

倘若说,上书张耆任职事件是对自己节操的坚守,那笏击事件该如何理解呢?

曹修古所说的“殊身任辅弼,百僚所法,而忿躁无大臣体”何尝不是在情在理的话?

世事洞明的他,难道不知道刘娥不可能再对他网开一面吗?

也许,他正是清楚自己得罪了皇太后刘娥,才希望工作上不出任何纰漏,一旦下属工作怠慢便怒不可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导致有失体统,被御史抓住了把柄。

天恩无常,圣意难测。

晏殊从春风得意的波峰到贬谪州府,仅仅一年多时间。

4.商丘兴学,青史留名

北宋时设立四京,即首都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市)、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睢阳区)、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市)、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

最初,朝廷让晏殊出知宣州(今安徽宣城市),可不等他动身,又改任知应天府。这说明宋仁宗和皇太后刘娥还顾及东宫旧情,不忍心将他远放。

韩非子说:“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从这个角度看,主政南京对晏殊来说未必是坏事。毕竟他自十四岁“举神童”以来,大多时间在馆阁、东宫和中枢机构任职,远离基层,对老百姓和基层官吏的工作、生活不够熟悉,而这正是难得的基层历练良机。

事实证明,应天府很快成为晏殊一显身手的地方。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他致力于兴办教育,奖掖后进,成果斐然。

应天府书院规模迅速扩大,学田扩大,学子增加,辉煌一时,后来与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河南嵩阳书院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

历史因此记住了晏殊,“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殊始”。五代以来,官学废弃,此时距离大宋立国已经六十七年,终于由晏殊再次大规模官府办学,这是具备远见卓识之人才能完成的。

而因为兴学,晏殊得以深入了解后来成为北宋名臣的范仲淹,把这位年龄比自己还大两岁的才子、能臣收归门下。

此时,范仲淹的仕途处于较为低迷的阶段。他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考中进士后,历任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县)司理参军、集庆军(今安徽亳州市)节度推官、兴化(今江苏兴化市)县令等职,干的都是芝麻官。当时因母亲谢氏病逝,辞官守丧。

晏殊久闻范仲淹的才名,便力邀他到府学任职,执掌应天书院教席。

执掌书院后,他不负所望,勤勉督学,以身示范,严以律己,崇尚节操,倡导畅所欲言,针砭时弊,避免学生死读诗书,书院风气为之焕然一新。

在南京应天府的大约二十个月时间里,晏殊过得风流闲雅。

他抵达应天府任职一个月左右时,向朝廷建议,由他的老朋友王琪前来应天府担任“签书南京留守判官事”。

为此,朝廷颇费斟酌,因为在此之前没有“馆阁校勘”带职外任的先例。

最终,宋仁宗为他首开先例。

王琪是谁?他凭什么得到晏殊如此青睐?

据宋朝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晏殊的千古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中的“似曾相识燕归来”出自王琪之口。

此前,晏殊曾游览扬州大明寺,寺内诗板上留诗很多,晏殊便闭上眼睛,让随从念诗,以免自己看到作者署名有先入为主的错觉。

听了几十首,感觉平平。

这时,听到随从吟诵一首《扬州怀古》诗:

水调隋宫曲,当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国,废沼尚留名。

仪凤终陈迹,鸣蛙底沸声。凄凉不可问,落日下芜城。

听罢,晏殊击节叹赏。当即将作者、时任扬州主簿的王琪找来,饮酒品茗,谈诗论词。

酒宴结束后,晏殊和王琪在大明寺旁的池畔散步、聊天。

晏殊说,我前段时间写了一句上联“无可奈何花落去”,可迟迟写不出下句。

王琪稍加思索,说,用“似曾相识燕归来”如何?

晏殊把这两句放在一起吟诵一遍,觉得浑然天成,连连称赞。

当然,这个故事也有人提出质疑。理由是,没有记载证明晏殊曾经有赴杭州、途经扬州的经历。

问题是,晏殊当时的行迹是否能记载得那么详细和完备呢?

不管真相如何,姑妄听之吧。

此外,后来成为一代名将的张亢当时担任应天府推官。

晏殊、王琪、张亢等同僚意气相投,交往融洽。

张亢人高马大,很是肥胖,王琪讥笑他为“牛”。王琪瘦骨嶙峋,张亢称他是“猴”。两人互为讥笑。王琪曾经嘲笑说“张亢触墙成八字”,张亢则回击说“王琪望月叫三声”,旁人听了纷纷拍案叫绝,开怀大笑。

这只是晏殊、王琪、张亢活色生香、意趣无穷生活的一个侧面,他们诗意风流、妙趣横生的故事不胜枚举。

有一年中秋节,月亮沉沉不出,王琪本想约晏殊聚一下,结果听说晏殊睡下了。

王琪不甘心,写了一首诗带给晏殊,其中两句云“只在浮云最深处,试凭弦管一吹开”。

晏殊在枕头上看到这两句诗,顿觉睡意全失,诗兴骚动,当即起床穿衣,备菜奏乐,召集大家一起吟诗作词。夜深时,月亮果然从深深的云层中冒出来了。于是,大家欢饮作乐,通宵达旦。

怎么样?算得上诗酒风流吧?晓春恍惚间穿越到了以月助兴、以诗下酒的魏晋风流时代。

除了王琪、张亢,范仲淹也和晏殊极为投缘。

因此,他留守南京这一段经历时间虽不长,但过得惬意、舒适,立校兴学,厚待乡贤,邀风宴月,舞文弄墨。

譬如,他曾在南湖放驯鹭,极尽名士风流之浪漫。

譬如,他兴学的政绩被范仲淹作文夸赞——“于是人乐名教,复邹鲁之盛;士为声诗,登周召之美。既而丘园初秀,阀阅令嗣,拳拳允集,济济如归。”

在北宋名臣中,范仲淹堪称一朝之标杆。苏东坡评价范仲淹“出为名相,处为名贤;乐在人后,忧在人先”。毛泽东主席评价范仲淹“不但能够下笔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战”。而晏殊能获得范仲淹如此赞誉,可见其兴学之功影响巨大。

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主持了著名的“庆历兴学”,这显然与他执掌应天书院这段经历有关。

事实上,在这段光辉岁月里,晏殊的诗词创作也有很大收获,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假中示判官张寺丞王校勘》,其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两句被广为传唱,风靡一时。

宋庠对晏殊佩服得五体投地,曾感叹说:晏大哥,你让我们这些人咋动笔咋活嘛!看看你这些名句,哪一句不让人拍案叫绝?——“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静寻啄木藏身处,闲见游丝到地时”、“楼台冷落收灯夜,门巷萧条扫雪天”、“已定复摇春水色,似红如白野棠花”。

5.重返朝堂,且看我大显身手

毫无疑问,晏殊在南京应天府的岁月风流惬意,诗酒当道,政绩斐然。

可这样的时光并不长,很快,他再度回到开封,担任朝中大佬。

天圣六年(1028)八月,晏殊被任命为御史中丞,执掌御史台,接替以七十岁高龄去世的名臣李及,且朝班位次列于翰林学士宋绶之上。

“排排坐,吃果果”,可谁先谁后很重要。这是我们文明古国的辉煌成果之一,时至今日,依然如此,且不说会议主席台要排得分毫不差,就是饮杯酒喝杯茶也有明确的主次前后之分。

无论如何,这是一件令晏殊倍感开心的事情。正如刘禹锡诗中所言“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今又来”,仕途遭受挫折的临川小子又回到朝堂之上了!

以北宋的官制,除中书、枢密院二府之外,最为重要的机构便是三司、御史台、学士院,其主官很多能登上宰执之位。御史台既是中央监察机关,也是中央司法机关之一,负责纠察、弹劾官员,肃正纲纪。换算一下,御史中丞相当于现在的国家纪检监察机构最高长官。

这次晏殊重返朝堂,位高权重,势必大展宏图。

种种迹象表明,晏殊同志是一个重感情的人。

譬如,调离应天府之后,晏殊依然牵挂应天书院的师资问题,推荐王洙担任府学教授。

王洙本是进士出身,年纪轻轻即以博学多才名扬四方。曾担任舒城(今安徽舒城县)县尉,因审查县民钟元杀妻一案出现偏差被免官。

晏殊了解王洙的才学文章,对他十分欣赏。听说王洙即将复用为富川(今广西富川县)主簿,当即上书朝廷,请求留用为应天府书院说书,获得朝廷同意。

此时,晏殊想不到,自己二十七年后驾鹤西去,为他书写碑铭的正是当时担任翰林学士的王洙。

譬如,这年十二月,推荐范仲淹担任秘阁校理,参与管理秘阁事务。

对范仲淹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遇,甚至可以说是人生的转折点。毕竟,馆阁素来为皇帝关注,任职馆阁是北宋多数低级官员的梦想,正所谓“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何况,馆职在官阶升迁上历来被高看一等,中央高级官员多从馆阁选任。而馆阁中,校理高于检讨、校勘等职,范仲淹被安排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岗位上。

当然,范仲淹获得晏殊的推荐,和当朝宰相王曾的建言密切相关。

以常理而论,晏殊在应天府时曾任用范仲淹执掌书院,两人很是投缘,关系也密切,为什么到了关键时刻反而要宰相王曾发话才向朝廷引荐呢?

这显然和晏殊一贯的审慎风格密切相关,朝廷上下都知道他依赖范仲淹在应天府大举兴学,两人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这反而让他缩手缩脚,总怕授柄于人,直到宰相开口,才顺水推舟向朝廷举荐。这样,他既避开了培植朋党的嫌疑,又如愿以偿拔擢贤臣。

在御史中丞这个万众瞩目的岗位上,晏殊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合格的监察官员,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他连续递交多道奏折,均获得朝廷采纳。譬如“场务不得妄增课利”、“差剩员兵士代百姓充驿子”、“诸州都监等尝为公人仆隶者毋与旧所事官接坐”等等。

可就在晏殊干得正欢的时候,朝廷又把他调到了小皇帝宋仁宗身边。

屈指算来,晏殊执掌御史台的时间很短,不足半年。

天圣七年(1029)二月,晏殊改任兵部侍郎兼秘书监、资政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

身任数职、肩担两学士已令人羡慕嫉妒恨,宋仁宗为了表示特别的恩宠,还向他赐赠绣鞯。

“绣鞯”是什么东西?

这是马鞍下面的垫子,格外精致豪华而已。关键这是皇帝所赠,无限荣光。

北宋前期,兵部侍郎和秘书监都是文臣迁转官阶,晏殊主要履职官阶为正三品的“资政殿学士”,兼以“翰林侍读学士”之职,也就是“讲解经文,当皇帝老师,并备咨询典故”。

一言以蔽之,此时,晏殊充当的角色主要是皇帝的顾问和老师。

到底是做实权在握、正风肃纪的“御史中丞”好,还是到皇帝身边做这个“首席幕僚”好呢?

在晓春看来,三十九岁的晏殊不宜在风口浪尖的御史台消耗太多时间,多陪一陪刚刚长大成人的宋仁宗才是正理。毕竟,在皇帝身上的每一分投入都将得到高额回报。

天圣七年(1029)八月初一,晏殊的第二任夫人孟夫人去世,他再次遭遇丧妻之痛,此时距离他第一任夫人李氏病逝仅十五年。屈指算来,李氏嫁入晏家四年而卒,孟氏也只和晏殊共度十四年时光。

晏殊词作中有大量祝寿词,很多人表示难以理解。

问题是,有几个读者能够像他那样频繁而深切地感受健康之珍贵、生命之脆弱、世事之无常。他的祝寿词,正是对生命之树常青的祈求和祝愿。

晏殊是一个极其敬业的人,即使遭遇如此人生之大悲痛,也不曾耽搁职事。

在孟夫人去世不久,他几经调查,多次会同审官、三班院、流内铨和三司副使商量,上奏《乞罢职田奏》,最终获宋仁宗批准,暂时解决了“屡致讼言”的官吏职田问题。

矛盾无所不在,忧患如影随形。

这年十二月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晏殊深感忧惧,为此忐忑不安。

当时,章献太后垂帘听政已有七年之久,里里外外都是她的亲信党羽,权势熏天。于是,身边一些宵小之徒献媚于太后,想再次请宋仁宗率领文武百官在大殿为太后祝寿。

范仲淹听说后,表示坚决反对。晏殊得知范仲淹领头反对,又惊又惧,严厉指责范仲淹,说他太狂妄了。

范仲淹辩解说:“我受到您的赏识和栽培,常常害怕自己担当不起,可没有想到今天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得罪阁下啊!”

单单从是非曲直看,范仲淹上疏纠错在情理之中。

但晏殊几年前因上疏反对张耆担任枢密使,遭遇人生重大挫折,深知皇太后刘娥此时权柄在握,一手遮天。况且类似的祝寿两年前就举行过,而此次“冬至立仗”事件是宰相吕夷简一手谋划。晏殊觉得范仲淹的做法莽撞甚至轻狂,为什么不能暂时保持沉默?为什么不能以柔克刚另想办法呢?

从晏殊之忐忑和忧惧心理看,他为人处世的风格重回“沉谨”、“圆融”。

面对范仲淹振振有词的辩解,他也不认为范仲淹的观点错误,无非各人的处理方式不同,可自己以柔克刚的做法又不宜挑明,只好沉默以对。

从这个角度看,虽然晏殊不想直面矛盾,却不曾泯灭良知,更不可能是非不分。

所幸,范仲淹此举的后果仅仅是迁任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市)通判,没有带来什么严重后果,更没有“殃及池鱼”,与晏殊之间最后没有造成实质性的隔阂。

整体看来,晏殊重返朝堂后还算比较顺利。仕途的上升通道正在不断打开,文坛地位进一步稳固。家庭方面虽非常不幸地再次丧偶,但他的大女儿许配给了后起之秀富弼,算是忧喜参半。大女儿是他与第一任夫人李氏的唯一血脉,生于大中祥符七年(1014),现在正逢及笄之龄,是谈婚论嫁的时候。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生恰如白驹过隙,一晃眼,当年那个童稚未脱的临川小子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甚至女儿都即将出嫁。

四 中年大叔的幸福生活:风流词人,太平宰相

四十不惑。转眼间,晏殊踏入仕途已经二十五年,当年的懵懂少年变成了中年大叔。他经历了宦海沉浮,熟悉了尔虞我诈,有经验、识大体、能办事、懂妥协,历任关键岗位,成为宋仁宗的股肱之臣。一切顺风顺水,拜相登顶只是时间问题。

1.圣眷优渥,光芒四射

天圣八年(1030)正月,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晏殊“知礼部贡举”,成为这一榜天下举子的主考官。

科举考试以网罗天下英才为目的,“知贡举”是“特命主掌贡举考试”的意思,一般以朝廷德高望重的斯文大臣担任。四十岁的晏殊担此重任,可以说实至名归,也是宋仁宗对他格外青睐的体现。

晏殊奉旨担任主考官后,率领同僚王随、徐奭、张观等人遴选天下举子,判庐陵(今江西吉安市)举子欧阳修为该榜省元。

此前,欧阳修同学于天圣元年(1023)和天圣五年(1027)两度应试。第一次在随州(今湖北随州市)州试时就落榜了,第二次试于礼部,再次名落孙山。

两个月后,宋仁宗御崇政殿亲试进士,点王拱辰为状元,刘沆、孙抃、蔡襄、田况、石介、欧阳修、张先、元绛、孙甫等二百四十九人并赐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

据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记载,王拱辰被点为状元颇有戏剧性。

当时,欧阳修连中“监元”、“解元”、“省元”,满以为要高中“状元”了。

于是,他特意去裁缝店做了一身新袍子,心想,夺得状元后,便是万众瞩目的人物,总得穿一件新衣服吧。

欧阳修在广文馆读书时,有一个比他小五岁的同学,名叫王拱辰,也入围殿试。

一天晚上,王拱辰调皮地穿上欧阳修的新袍子,得意扬扬地说:“我穿上状元袍子了。”

谁料,一语成谶。

殿试后,欧阳修果然丢了状元,排名第十四,而那个抢新袍子穿的王拱辰中了状元。

估计,欧阳修在心里骂开了:抢袍子穿也就罢了,咋这么不地道,把状元也给抢了?!

此时,他还不知道。几年后,他们两人都做了参知政事薛奎的女婿,成为一对政见不合的欢喜冤家。连襟,连襟,不连心!

这一榜的进士中,后来不少成为朝廷的股肱之臣或名士。

譬如,若干年后,刘沆官居宰相,田况成为枢密使,欧阳修和孙抃官至参知政事,蔡襄官至三司使,王拱辰多次担任御史中丞和三司使。

譬如,欧阳修成为一代文宗,蔡襄以书法造诣名标后世,张先成为著名词人,石介被奉为理学先驱、“泰山学派”创始人。

在莘莘学子中,当时最获晏殊青睐的是欧阳修和蔡襄。

晏殊点欧阳修为省元,对他的文学才华非常赏识。

而蔡襄获得晏殊认可则和凌景阳穿针引线有关。凌景阳的父亲凌策官至权御史中丞、工部侍郎,和晏殊的岳父李虚己交谊深厚,算是铁哥们。因此,凌景阳和晏殊算是世交。凌景阳和蔡襄关系很好,两人后来成为连襟。

写完《寝不逾庙赋》后,蔡襄将赋通过凌景阳呈送给晏殊看。晏殊看罢,赞赏有加。

等到快要放榜的时候,晏殊说:“蔡襄写的赋肯定拿第一名。这一榜名士才子写的赋,大家都看过了,没有人能超过蔡襄的水平。”

作为高官显宦,作为当时文坛执牛耳者,晏殊的认可、延誉对蔡襄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和支持。

瑞蓂才半折,金蕊已争妍。幸得重阳近,贪为一日先。

登高谋宿约,泛酒试芳筵。诘旦寻余馥,明知赏爱偏。

这首《八日菊》诗系晏殊四十岁那年的九月初八作于私邸西园,当时一同会饮的人还有王琪、富弼、彭乘等人。

一年前,晏殊的私邸西园、中园、东园先后落成。西园成为他呼朋唤友、邀约宴饮的主要场所。而宋氏兄弟宋庠、宋祁和王琪是频频来访的常客,三天两头上门撮一顿。

这些年,晏殊深得圣眷,事业通达。在家庭生活方面也处理得有条不紊,大女儿许配给了富弼,而自己续娶了大将王超的女儿。

王超是谁?

他是资深的镇边大将,死后被追封鲁国公,谥号“武康”。

欧阳修说他深得宋太宗器重,持节治军,远征近卫,又受遗诏辅助宋真宗,勤勉敬业。

作为前朝旧臣,他虽然缺乏军事谋略,不大善于打仗,但毕竟忠君辅国,兢兢业业,屡次获得宋真宗的拔擢,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知青州(今山东青州市)任上去世后,获赠侍中、尚书令。他的儿子王德用后来成为声震四夷的一代名将,官至枢密使,先后被封为祁国公、冀国公、鲁国公。

怎么样,王家算是正儿八经的名门望族吧?

晏殊与王家联姻,客观上起到了强强联合的作用。

这一年还有一件事不容忽视,他以礼仪使的身份陪同宋仁宗到郊坛祭祀。记得景德二年(1005),少年晏殊上章请求赴南郊观礼获得宋真宗恩准。

从获准观礼到成为万众瞩目的礼仪使,他花了整整二十五年时间。

此时,晏殊顺风顺水,可又何止是一个“顺”字?

唐朝诗人孟郊四十六岁时考中进士后,喜不自胜,赋诗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而晏殊的状态以“春风得意”形容更贴切,毕竟晏殊人生阅历丰富,心态不似孟郊那般轻狂。

而让晏殊尤其欣慰的是,长子晏居厚的仕进之路很是平稳。天圣九年(1031),年仅十六岁的晏居厚自秘书省正字迁任奉礼郎,而这正是复制晏殊当年的成长轨迹。

同年秋,四十一岁的晏殊担任了“三司使”。

三司指盐铁、度支和户部。

北宋前期,朝廷的权力格局大致是“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可见,这是一个位高权重的职位,总领朝廷财政,掌管全国经济命脉,俗称“计相”。

“三司使”已然是实权在握、炙手可热的职位,但宋仁宗并不觉得晏殊风光太盛,还经常安排他抛头露面。譬如当年十一月,诏遣晏殊迎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圣像至宫奉安,譬如敕命晏殊赋诗撰碑,譬如召晏殊进读《唐史》等。

而最能体现晏殊能量的,是他帮助李虚舟谋求致仕待遇的事情。

李虚舟是晏殊的岳父李虚己的弟弟,以恩荫踏入官场,很是能干,可惜在担任余干(今江西余干县)县令期间,因狱卒杀人承担连带责任被免职。后来获得担任德安(今江西德安县)知县的机会,但他辞而不就,没有到任。

也就是说,李虚舟担任过的最高职务仅为县令,经晏殊斡旋,最终以官阶从五品的“太子洗马”衔致仕。

这件事折射出,晏殊在宋仁宗和章献太后刘娥面前有相当大的话语权。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晏殊是非常重情重义的人。此时,晏殊的第一任夫人李氏及岳父李虚己均去世多年,他其实没有非帮不可的压力。

宋朝陈思在《两宋名贤小集》中收录了晏殊的《题东湖涵虚阁》诗:

水有支流树有孙,重重门巷挂朱轩。

三君雅望标人杰,千里澄波隔比喧。

西对户庭徐孺宅,北传钟梵给孤园。

欲知嗣续无穷胜,两两荣归汉使轓。

从诗中,我们不难看出晏殊对李氏家族的高度评价和深厚感情。

一个人望重位高之时,要看他对待故交旧友的态度。

毫无疑问,晏殊是温情脉脉的,是暖人心田的。

2.风云再起,只因两个女人去世

先说“狸猫换太子”的故事。

这个故事在民间传播广、影响大,甚至把历史真相逼到了墙角。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宋真宗时,刘妃与内监郭槐合谋,用剥皮的狸猫调换李宸妃所生男婴,李宸妃随即被打入冷宫。宋真宗驾崩后,仁宗赵祯即位,包拯奉旨赴陈州勘查国舅庞煜放赈舞弊案。途中,包拯受理李妃冤案并为她平冤,迎李妃还朝。

这个故事一波三折,极具戏剧性,又牵扯到大宋的廉政明星包拯,被后人竞相传诵,在民间影响很广泛。

可历史果真如此吗?

显然不是。包拯在宋仁宗登基的第六年(1027)进士及第,直到庆历三年(1043)才担任监察官,哪里有机会为李宸妃主持公道?

这个故事不单单假,而且让刘娥蒙冤。

冤!刘娥比后来的窦娥还冤,就像名将潘美被污名化成为演义、小说里的奸臣“潘仁美”一样。

真实情况是,李宸妃本是刘娥的侍女,因侍寝于宋真宗而怀孕。男婴出生后,宋真宗对外声称是刘娥所生,并由刘娥养育,将刘娥封为德妃,后来封为皇后。而李氏只封为崇阳县君,后来才陆续晋封为才人、婉仪。宋真宗驾崩后,刘娥成为皇太后,她将李氏晋升为顺容,并将李氏的弟弟李用和召至朝廷任职。明道元年(1032),李宸妃病重,刘娥晋封李氏为宸妃,但李宸妃在册封当日病逝了。

怎么样,刘娥虽然至死都没有让李宸妃、宋仁宗母子相认,但对待李宸妃还算有情有义。而且李宸妃病逝后,她在宰相吕夷简的劝导下,同意丧事从厚。

宋人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记载了此事一些细节。

李宸妃病逝后,皇太后刘娥不想声张,打算按照一般嫔妃的规格办理丧事。

吕夷简建议隆重治丧,刘娥当时不理解,反而责怪吕夷简离间她与宋仁宗的母子关系。吕夷简暗示说,如果太后为刘氏今后考虑,请隆重治丧。刘娥虑及刘氏后人的处境,只好同意吕夷简的要求,从厚治丧。

吕夷简于是吩咐内臣严格按照应有的礼仪重殓厚葬。

李宸妃的下葬给晏殊带来了一个差事——奉诏撰写墓铭。

《老子》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一贯沉谨的晏殊或许没有想到,撰写墓铭貌似轻松,其实暗藏重重杀机。

他虽然深得太后和天子赏识,但机会和风险如影随形,天恩难测,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当时,皇太后刘娥准备将李宸妃系宋仁宗生母的事实彻底隐瞒。宰相吕夷简、皇叔燕王赵元俨,竟然没有一人敢挑明真相。

于是,晏殊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是装糊涂还是挑明真相?

挑明真相势必惹怒一手遮天的皇太后刘娥,后果不堪设想。而装糊涂也有风险,一旦宋仁宗得知真相,自己肯定难辞其咎。

怎么办?怎么办?!

思之再三,他在墓铭中写了“五岳峥嵘,昆山出玉。四溟浩渺,丽水生金”等暗示性语句,但对真相仍保持沉默。

试想,假如他不考虑皇太后刘娥的感受,贸然捅破真相,将承受怎样的后果呢?

离间太后和皇帝母子关系的罪名无论放到谁身上,都难以全身而退,不可能像上次外放州府那么简单。

因刘娥权倾天下,晏殊给李宸妃撰写的墓铭当时没有引发任何后果。

这年的八月,晏殊被重新任命为枢密副使,但还没有来得及上任,四天后即改任参知政事。三个月后,又加封尚书左丞。

尚书左丞在宋朝前期无职事,为文臣迁转官阶,暂且不论。但参知政事是名副其实的宰执,“为副宰相之职,与宰相同升都堂议政事,如宰相阙,则轮日执宰相笔,行相事”

毫无疑问,倘若刘娥身体健康,晏殊的前途一片光明。尽管这年十二月,他还因为谏阻刘娥服衮冕飨太庙而惹得刘娥颇为不快。

刘娥拜谒太庙之议发生于明道元年十二月。

这是刘娥垂帘听政的第十一个年头,宋仁宗已经二十三岁了。

此时,刘娥权势熏天,想要披穿皇帝服饰拜谒太庙。大臣纷纷劝阻,晏殊是领头人之一,此外还有礼部侍郎薛奎、宰相吕夷简等人。但刘娥坚持己见,在次年三月拜谒太庙时,只是将天子拜谒太庙穿的十二样服装减少了三样,并在太庙文德殿接受群臣给自己上的尊号,接着还政于宋仁宗。

从晏殊谏太后服衮冕飨太庙这件事情看,至少说明他操守气节仍在,不为威权所迫。

尽管当年因谏阻张耆任枢密使惹来的麻烦记忆犹新,他还是选择真理和良心,把一贯的“圆融”、“周慎”风格和偶有的“明哲保身”思维抛至脑后。在他看来,三年前的“冬至立仗”事件只是小事,不值得因此开罪皇太后刘娥,而这件事关乎重大,决不能妥协。

明道二年(1033)三月,皇太后刘娥驾崩。

作为一个执掌皇权十多年的女强人,她的去世让朝堂上风云再起。

燕王赵元俨很快向宋仁宗挑明了真相。

宋仁宗如梦方醒,原来李宸妃才是自己的生身母亲!原来朕给刘娥当了二十四年的假儿子,反而把亲妈李宸妃扔在一边。天理何在!

真相大白后,晏殊身上的压力骤然增加。

再无掣肘的宋仁宗,可以尽情释放自己的爱和恨。

刘娥去世的第二个月,晏殊遭遇仕途上的第二次外放,目的地是亳州(今安徽亳州市)。

晏殊此次被外放的原因迷离扑朔。

其中的一个说法是,晏殊撰写李宸妃墓铭时,掩盖了她是宋仁宗生母的事实,宋仁宗得知实情后震怒。

单单从理由上看,晏殊撰写的墓铭足以让宋仁宗记恨而招致外放。但倘若真是这个原因,为什么吕夷简、张耆、夏竦、陈尧佐等太后核心旧臣均遭外放?

他们至少没有撰写墓铭吧。

宋人李心传在《旧闻证误》中质疑道:“四月己未,宰相吕夷简判澶州,执政晏殊等五人皆迁一官,罢恐非缘志文事也。”

显然,李心传认为撰写墓铭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宋仁宗和章献太后刘娥处得还好,但直到刘娥驾崩,他才知道生母竟然不是刘娥,而是李宸妃!可恨至极,自己登基,生身母亲却依然在忍气吞声,唯恐说破真相,影响自己的皇位,这是多么伟大的母爱啊!

每每念及此事,宋仁宗便肝肠寸断。对刘娥的怨恨和愤怒可想而知,由此迁怒于太后一党旧臣何尝不是情理之中?

假使这是主要原因,晏殊作为李宸妃墓铭的执笔人,列入大臣外放名单毫不意外。古人对墓志铭非常看重,不管有什么客观原因,你晏殊的笔下没有挑明李宸妃和宋仁宗的母子关系是不争的事实。何况,宋仁宗还念及旧情,考虑距离京城远近,对他高抬贵手,改到相对距离开封更近的亳州任职。

毫无疑问,这是晏殊仕途中又一次比较大的挫折。

但聊以自慰的是,这次的情况与上次被贬略有不同,上次形单影只,此番成群结队,而且亳州距离开封只有四百多里。

这一年,晏殊四十三岁,虽说少年得志,却在政坛经历了两起两落,个中况味恐非三言两语所能道。一年前,他健毫在握,洋洋洒洒,写了李宸妃墓铭,赢得一片喝彩。可时过境迁,那篇墓铭反而为其坐实了太后旧党之议。

都说男人四十不惑,或许晏殊能够坦然面对,或许临行之前心有不甘。自己天圣六年才从应天府还朝,到现在还不足五年,怎么又开始倒霉了?

也许,这是命运使然!不必谈什么对错,对和错本来就在不断发生变化;不必信什么恩宠绵长,几曾见过不谢的鲜花,只知伴君如伴虎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不必太执着,不必留恋政事堂,甚至不必留恋东京开封,放下吧!况且,这次六名宰执一同外放,其中赵稹、范雍以年过古稀之高龄分别外放河中府、陕州,自己年龄最轻,正值壮年,何所惧哉!

3.运逢驿马,迁徙一州又一州

再遭贬谪的晏殊虽胸有块垒,却不至于愤世嫉俗。

当然,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身为臣子,最理智的做法是认清形势,兢兢业业把工作做好,以此博取皇帝的再次青睐,获得重返朝堂的资本。

晏殊到亳州上任不久,让好朋友宋祁代笔向宋仁宗上了谢表,接着又向朝廷提出裁减僧道的建议。

种种迹象表明,他基本上没有因为被贬而精神不振,至少工作状态正常。

不过,有一个基本事实不容忽视:主政州府既非晏殊所愿,亦非其所长。

这样,他心中难免抑郁不快。

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总会想起投身宦海二十年来的酸甜苦辣,世态炎凉、朝臣倾轧、反复无常、如履薄冰……

多少个夜晚,他在辗转反侧中迷迷糊糊地入睡,翌日清晨却不得不精神抖擞地升堂办公。旁人只看到他风风光光的一面,岂知其内心有一个脆弱的痛点。

于是,当他听到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时,压抑已久的情绪瞬间释放无遗。

诗人释放情绪的方法自然不是痛哭流涕,而是写诗。

他饱蘸浓墨,写下了感情真挚的《吊苏哥》:

苏哥风味逼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

何日九原芳草绿,大家携酒哭青春。

刘苏哥是军营里的普通营妓,与一个下级军官相爱,两人情意绵绵,相约永结同心、白头偕老。

岂料,情郎突然身亡,背盟爽约,只剩下刘苏哥茕茕孑立。

这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营妓是慰藉军士的慰安妇,社会地位低下,要想遇到一个真心相爱的男子比大海捞针还难。刘苏哥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有情有义的郎君,可这个绝世好男人却撒手人寰,与她阴阳相隔!

适逢踏青时日,刘苏哥前往郊外祭奠,当初和情郎的往事历历在目,忍不住在坟前悲痛号哭,越哭越伤心,不能自已,以至于气绝身亡。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晏殊久居官场,时时遭遇虚情假意,处处担心尔虞我诈,听到这个故事非常感动。

苏哥虽然只是一个飘零女子,但其至纯至性足以让士大夫们汗颜。你看朝堂之上,人人满腹诗文,个个一本正经,可哪一天不是暗流涌动?哪一天不是相互倾轧,你方唱罢我登台?人人自危,谁敢敞开心扉?谁敢畅所欲言?几曾见管鲍之交?哪里有高山流水?

为此,晏殊大为感叹,原话是:“士大夫受人眄睐,随燥湿变渝,如翻覆手,曾狂女子不若。”

是啊!宦海无情,官场凶险。哪一个士大夫官员不是见风使舵,背信弃义,争宠夺利?

晏殊除了发几声感叹,又能如何?!

话说回来,置身暗流涌动的官场,单单感叹和抱怨无济于事。

身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晏殊当然会自我检讨和思索。

有一天,他游览涡水时,看到一只蛙猛地跃到树上将一只蝉咬到嘴里,可口小蝉大,吞咽不下,一起坠落到地上。

见此情景,晏殊陷入沉思。为此,他写了《蜩蛙赋》,感叹说,这只蛙静悄悄地靠近蝉,然后跃起发起攻击,好不容易捕获了蝉,可终究吞咽不下去,结果一起跌落。

是啊,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贪多勿得反受其累啊!

自己一路走来,步步小心谨慎,处处与人为善,无非力求仕进,可现在反受其累。

眼前蛙与蝉一同坠地的情景,是否让他联想起此番宰执团队被同时罢免的巨大震荡呢?

宋仁宗生性仁厚,将六名宰执同时外放州府是一件很蹊跷的事情。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导致太后一党全部外放?本来宰相吕夷简不在被贬外放之列,只因郭皇后一句话,吕夷简也被外放陈州。

时光永不止步,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再糟糕的事情也终将成为过去,接踵而来的喜讯正扫除晏殊心中的不快。

景祐元年(1034)四月,晏殊第六个儿子晏明远被封为秘书省校书郎。

这是继三年前晏殊长子晏居厚获任奉礼郎之后,晏家再一次沐浴皇恩。

看来,阴霾正在慢慢散去。

接着,晏殊将次女许配给了刚刚高中榜眼的青年才俊杨察。

继选取富弼为婿之后,他再次使出了识人之明的看家本领。

上次选取富弼在其进士及第之前,算是期货。这次,杨察高中进士甲科第二名,即榜眼。不仅如此,小杨同志还是“美风仪”的大帅哥,属于仕宦之家争抢的如意郎君。

除了子女前程、姻缘的事情让他开心,与宋祁、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书信来往、诗词唱和也使他暂时忘却官场烦恼。他还从阅读柳宗元文集中获得了快感,认为柳宗元的文章比韩愈更好,甚至把读书心得通过书信告知富弼。

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晏殊少年得志,顺风顺水,但毕竟出自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要求不高,又有主政应天府的经历,在亳州的日子自然也可以过得从容悠闲,有滋有味。

晏殊在亳州的任职时间不足两年,景祐二年(1035)二月移知邻近的陈州(今河南淮阳县),接着迁刑部尚书。

对于晏殊来说,以刑部尚书衔知陈州和以礼部尚书衔知亳州没有太大的分别,都是京畿近地,无非从一个渐渐熟悉的地方迁徙到一个相对陌生的地方。

而接替他主政亳州的竟是当朝宰相、年已六十五岁的名臣李迪。

明道二年(1033)十月,吕夷简官复原职,担任昭文相,李迪当时是集贤相,即次相。

两位宰相很快搞得水火不容。最后,李迪再一次在“两相之争”中败北。

十多年前,李迪曾被同为宰相的丁谓排挤,出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县)。

晏殊惯看秋月春风,可见到须发皆白的李迪如此高龄竟然出知州府,心中该作何感想呢?

说起来,李迪曾经是一个牛人。

他于景德二年(1005)状元及第,而当时晏殊以“神童举”获赐同进士出身。也就是说,他们是同榜进士,李迪高居榜首,晏殊少年得志。

李迪曾两度拜相,一时风光无限,可现在蓬头垢面,个中滋味,诉与何人?!

晏殊主政陈州三年多,境况类似亳州,于政事之余写诗填词,舞文弄墨。或与知己鸿雁传书,相与唱和;或邀三五好友宴饮,吟风诵月。如遇贤才,必定不遗余力予以举荐,譬如举荐钱象先签书镇安军节度判官公事,譬如举荐何中立任职馆阁。

而家庭也是圆满的,妻贤子孝,次子晏承裕娶妻成家了。尤其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女婿富弼的仕途并没有受到他外放州府的影响,依然保持强劲的上升势头,三十四岁时担任了官阶为五品的太子中允,女儿晏氏因夫荣妻贵被封为长安县君。

晏殊一生两次徙知陈州,宋人笔记对他此次主政陈州的逸事记载比较少,宋人王铚在《默记》中记载了“酷暑食柿”的故事。

有一个名叫李宗易的官员,是陈州人,诗文、琴棋、游艺无一不精。

一天,晏殊和宾客在衙门的后花园聚会。

当时赤日炎炎,晏殊感叹说:“江南人在隆冬时节将还不怎么成熟的柿子放起来,到这个时候拿出来吃,极为解暑。”

这本来是随口一说的话,可还真有人拍着胸脯上了。

李宗易马上说:“想吃柿子有什么难处,你们拿四个大食盒给我。”

说罢,到西厢房拿了四个大盒子,关上门。

过了一会儿出来,抖了抖衣服上的灰尘,慢吞吞地说:“现在可以打开食盒了。”

打开食盒一看,果然不假,四个食盒装满了烘熟的柿子,霜粉蓬勃。

事后,晏殊说:“这个人有这么神秘的本事,什么事情做不到?”

对这个半神半鬼的人,他慢慢地疏远了。

在炎炎盛夏得江南烘柿于垂手之间,对于现代人来说不足为奇,可对于一千年前的古人来说,这是何等让人感到惊讶的事情。“子不语怪力乱神。”晏殊对神鬼玄秘之事素怀敬而远之的心态,疏远李宗易在情理之中。

宋人蔡绦《西清诗话》则记载了宋庠、宋祁兄弟向晏殊讨教的故事。

宋庠、宋祁以晏殊门下弟子自居,即使后来两人身居高位,也经常手抄诗文寄给晏殊,请他雅正。

有一次,宋祁写信给晏殊,问:“白雪久残梁复道,黄头闲守汉楼船”这一联中用“闲”字好还是用“空”字好?

晏殊在书信上批注说:“用‘空’字比‘闲’字好,还能给人有船不用的感觉,这个字准确又好听。”

宋氏兄弟俱以能文善诗闻名天下,却对晏殊如此敬重。而晏殊也不客气,把用“空”字比“闲”字好的具体理由列出。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和随意。

窥斑见豹。晏殊在陈州的日子过得不错,气定神闲,舞文弄墨,磨砺文字,心情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

当然,晏殊不可能单单满足于诗酒风流,他对回到朝堂其实念念不忘。不管怎么说,谁也无法抹去自己当年在东宫的岁月,说不定皇上哪一天突然想起自己呢。

毕竟我晏殊才四十几岁,再回开封之日可期,重返两府有望。

因此,当官伎吟唱的歌词里有“千里伤行客”几个字时,晏殊忍不住勃然大怒,质问:“小姑娘啊,你搞清楚点好不好?!我一生任职,不曾离开京城五百里,唱什么‘千里伤行客’?!”

由此可见,晏殊虽遭遇外放,迁徙两州,但并不以为自己遭到朝廷的冷遇。或者说,他不认为宋仁宗对他不够好,至少不愿意正视。官伎唱“千里伤行客”,恰巧击中了他的痛点,点燃了他心头的熊熊怒火。

也许,直觉告诉他,重返朝堂指日可待。

4.开封,我又回来了!

事实证明,晏殊的判断并非一厢情愿的乐观。

宝元元年(1038)四月,晏殊回到朝廷担任御史中丞,充理检使,以接替刚刚升任“同知枢密院事”的张观。

宋朝初年,御史台行使最高监察权,同时具备司法职权,有权审理层次较高官员的犯罪案件、其他司法部门难以公平合理决断的重大疑难案件及前往案发地审理地方重大案件。因御史台一般不设御史大夫,御史中丞成为御史台的长官。而理检使是天圣七年(1029)恢复设置的职位,多由御史中丞兼任,主要职责是“冤滥枉屈而检院、鼓院不为进者,并许诣理检使审问以闻”,实际是替蒙受重大冤情,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人开了一个绿色通道。

十年前的天圣六年(1028),晏殊自应天府回京,担任的职务就是御史中丞。月落日升三千次,依旧徘徊不向前。何止是彳亍不前!当年担任御史中丞,诏命“位翰林学士宋绶之上”,而此次任职一个多月之后,才明确“立位在翰林学士之上”。

但不管如何,终归回到皇帝身边了,主政州府非晏殊所长,任职台阁、谋猷两府,向天子建言却正是他的拿手好戏。

因为曾经担任这个职务,晏殊很快重新进入角色,忙得不亦乐乎。

有时候,历史惊人地相似。和上次担任御史中丞一样,晏殊此次执掌南台的时间也很短,不足九个月。

当年十二月,他再度出任实权在握的三司使,类似于现在的财政部长兼国家税务总局局长,掌控天下财政、税赋。

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政事之余,呼朋唤友,吟风诵月。

宋人叶梦得曾记载晏殊担任三司使时的风流逸事。

晏殊虽少年得志,但极其俭朴。只是十分好客,几乎日日宴请宾客。不过,事前并不做什么准备。直到客人来了,才简单布置,无非每人一个空盘、一个酒杯,斟了酒以后,才慢慢上水果小菜——这就是晏家声名远扬的“空杯宴”。同时,歌乐相伴,谈笑风生。酒过几巡,桌子上慢慢变得丰盛。

酒喝得差不多了,晏殊便让歌伎、乐师退场,说:“各位美女帅哥,你们这点手艺使完了,该看我们使出的大招了。”

说罢,各自铺纸磨墨,笔走龙蛇,写赋吟诗。

这等名士风流的雅事,对他们来说,极其平常。宋哲宗时担任宰相的苏颂小时候曾随同父亲苏绅参加过“空杯宴”,留下深刻印象。当时,苏绅是晏殊的同事,担任三司盐铁判官。

在众多文人雅士之中,宋庠、宋祁兄弟和欧阳修是常客,晏殊和他们频频唱和,以至于诗词写作数量大增。

当然,即使籍籍无名之辈,晏殊也不会冷眼相待,诗词唱和不设置等级门槛是他一贯的做派。宋祁在《宋景文公笔记》中说他“不自贵重其文,凡门下客及官属解声韵者,悉与酬唱”。不摆官架子,和哪个文艺青年都能诗词唱和一番,这对于一个贵为“计相”的高官而言,殊为难得。

小令《诉衷情·芙蓉金菊斗馨香》是和宋氏兄弟的酬唱之作:

芙蓉金菊斗馨香,天气欲重阳。远村秋色如画,红树间疏黄。流水淡,碧天长,路茫茫。凭高目断,鸿雁来时,无限思量。

这首短词上阕写景,下阕以景抒情,以疏淡的笔墨勾勒出一幅生动的秋景图,生出疏淡而悠远的情思。

时近重阳,芙蓉和金菊争奇斗艳。远村近树,秋色如画。水淡天清路苍茫,登高望远,秋雁掠过,引发妻子对远在边地的丈夫的无尽思量。

怎么样,这样的经典作品让人回味无穷吧?

除了吟诗填词写赋,晏殊还开始编写《类要》。

这部书若干年后获得曾巩的高度评价,他对晏殊的渊博学识和道德操守表示由衷的钦佩,言辞恳切。

事实上,编写这样一部类似百科全书式的书籍,工作量堪称巨大,晏殊为此劳神耗力极多。他每每听到奇闻异事,立即记载下来,贴到大册上,有的写在小纸条上,然后贴上去。如果后来编辑到书页里了,就除去一张。后来越贴越多,便分门别类编写,取名《类选》。因为工作量太大,晏殊把黄庠邀到门下来牵头,其他负责抄书的人还有几十个,黄庠来回取抄好的资料,供晏殊亲手编定。

晓春刚参加工作时,在宣传部做新闻干事,将各级报刊上的本地新闻汇聚到剪报本上是职责之一,没少花时间剪报、粘贴、编录,深知这是一件极为繁琐的事情。

而晏殊贵为“计相”,竟然乐于做这么繁琐的苦差。当时,主要用毛笔书写,其工作量更加不可想象。倘若没有“立言”的崇高使命感,倘若不是深入骨髓的兴趣爱好,堂堂三司使怎么可能投入如此多精力编写这皇皇巨著?

当然,晏殊的本职工作也政绩斐然。

宝元元年(1038)十月,西夏李元昊建国称帝,接着向宋朝派遣使者要求承认其帝号,被宋仁宗断然拒绝。

于是,元昊大举兴兵攻城略地。

为此,晏殊全力以赴筹措经费应对边事,甚至协调动用宫中财物,全力做好后勤部长。此外,他还建议募教弓箭手、罢免内臣监军、停止以阵图制约前线指挥官等。

这些举措切中肯綮,收效明显,为他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文臣主兵对大宋朝廷来说有迫不得已的苦衷,因循成例。所以,晏殊在三司使职位上建言军事,并不奇怪,况且他曾担任过枢密副使,至少不是外行。

5.强敌压境时,兵符手中握

话说回来,晏殊并非事事顺心。

最近,有一件事情让他颇为忐忑。夜半三更,经常被噩梦侵袭,小心脏怦怦地一阵急跳。

宝元二年(1039)五月,晏殊的大舅子王德用被罢“知枢密院事”,外放徐州(今江苏徐州市)。

朝臣外放并不奇怪,但上疏参奏王德用的理由极为牵强和险恶,实在让人不敢掉以轻心。

作为从基层军官成长起来的一代名将,王德用可圈可点的地方太多了。他早年荫补衙内都指挥使,雍熙三年(986),随父亲王超出击西夏李继迁,沉着冷静应战,使宋军摆脱险境,全师而还,一举成名。在宋将中是胸有谋略、能征善战的典型代表。历任巡检、指挥使、刺史、团练使、观察使等职,政绩卓著。

宋仁宗亲政后,对坚持原则、不依附皇太后刘娥的王德用赞赏有加,接连拔擢。王德用先后任签书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此时正担任知枢密院事加检校太尉、定国军节度使、宣徽南院使。

作为宋仁宗青眼有加的宠臣,王德用突然之间被外放,接着被降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说起来,原因令人难以置信。

一是王德用同志长得太奇怪了,面黑,而颈以下白皙。“面黑而身白”在相术中是大贵之相。

这还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关键是他太像一个人了。

谁?

大宋第一牛人宋太祖赵匡胤。

二是王德用的家宅泰宁坊在皇宫的正北面,在风水之说大行其道的年代,这很容易遭人非议。

三是被称为“黑王相公”,深得人心,妇幼皆知,八方闻名。

于是,开封府推官苏绅上疏劾奏,说王德用“宅枕乾冈,貌类艺祖”。宋仁宗觉得是无稽之谈,没有理会。结果,御史中丞孔道辅也以这个理由弹劾,说王德用深得人心,不能太长时间执掌军权。

迫于压力,宋仁宗将王德用罢为武宁军节度使。而王德用也把泰宁坊交给朝廷了。

为此,王德用上表辩解说:“状类艺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冈,先朝所赐。”

什么意思呢?

说我像宋太祖赵匡胤,可这是父母所生,哪里由得我想长什么样子呢?你们说泰宁坊占尽风水之先,问题是房子本来就是真宗皇帝所赐啊!

怎么样,够有说服力吧!

可朝廷还是有人看不惯他,又举报他跟官府做军马生意。王德用便上交契据,说清是跟商人做买卖。然而,举报的人依然喋喋不休。

为了给举报者一个交代,王德用被降职为右千牛卫上将军、随州知州。

单单降职也就罢了,朝廷还在州内设置通判。须知,通判不单单是州府的副职,还负责监察州府主官。这是明摆着对你老王不放心嘛,王家人为此惶恐不安。

宋太祖赵匡胤夺孤儿寡母之天下于陈桥,最忌大将拥兵自重,北宋多以文官主政枢府。现在苏绅、孔道辅以王德用奇人奇相和占风水之先说事,加之王德用行事公正、体恤部下,颇得兵心、民望。凡此种种,都触碰到皇家痛处。

宋仁宗天天听这些臣僚唠叨,难免动摇了对王德用的信任,将其一贬再贬是迫于无奈之举。

晏殊作为王德用的妹夫,毫无疑问也要承担很大的精神压力。天恩难测哦,这么亲的人,是荣是枯也只能绑在一起了。

何况,孔道辅和苏绅一向和他关系很好,他还要防止王德用对他的误会。

说不定,晏殊在睡梦中会听到王德用的质问:“我最亲爱的妹夫,你这几个铁哥们怎么老是和我过不去啊?!这不都是你的门生弟子、同僚吗?”

凡此种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王德用被外放的次月,其另外一个妹夫葛怀敏被降职。由沧州知州、莱州团练使降为滁州知州,理由是王德用当权时,葛怀敏沾了裙带关系的光,爬得太快。

王德用当权时,葛怀敏被接连提拔,现在被降职也在情理之中,只是这种被人清算的感觉实在让人心烦。

好在有一些迹象表明,宋仁宗对晏殊仍是信任有加。

譬如,他奏请宋仁宗使用新年号“康定”,宋仁宗欣然采纳。

而几个月之后,朝廷一系列的任命使他彻底放下心来。

先是晏殊的连襟葛怀敏再次担当重任,为泾原路副都部署,兼泾原、秦凤两路经略安抚副使。宋仁宗为了示以恩宠,特别把名将曹玮曾经使用的甲胄赐给他。

接着,晏殊本人被任命为“知枢密院事”。

大敌当前,为什么会选晏殊呢?

大概因为他频频建言军事议题吧。譬如他曾经提出“罢内臣监兵”、“不以阵图授诸将”,并且征募弓箭手训练,以备战事。同时,他作为三司使,还是前方作战最优秀的后勤部长,广受赞誉。

毫无疑问,对于晏殊而言,“知枢密院事”是仕途上一个重要的节点。此前,他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枢密副使和参知政事。

主政枢府无疑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

对晏殊来说,意味着宋仁宗对包括王德用在内的晏殊家族的充分信任。

此前,朝臣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王德用,使宋仁宗不得不忍痛割爱,将王德用外放甚至降职。

现在,以晏殊知枢密院事,既是应战事之需要,也足以澄清加之于晏、王家族的无妄猜测。

当然,这副担子着实不轻,正好遭遇西夏一代雄主李元昊频频叩关,滋事扰边。

元昊是谁?

他是党项族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代英主,文有韬略,武有谋勇。

宝元元年(1038)十月,元昊称帝建立大夏。

大宋当然不会认账。第二年六月,宋仁宗下诏削夺以前授予元昊的官爵,还张榜明确,谁能将元昊擒获、斩首,就封为“定难节度使”。

如此悬赏非常罕见!以此为标志,双方彻底撕破脸皮,做好大规模开战的准备。

两个月前,宋夏交兵于三川口。宋军喋血鏖战,伤亡过万,但最终仍以宋败夏胜收场,名将刘平、石元孙被俘,郭遵战死。

石元孙是宋初大将、“杯酒释兵权”主角之一石守信的孙子,遭此大辱,该让多少北宋子民痛哭流涕!

晏殊归根结底是舞文弄墨的文臣,此前建言“不以阵图授诸将”可能来自他的大舅子王德用之谋。现在于危难之际担此重任,唯有兢兢业业全力应对。毕竟前任枢府主官、次官王鬷、陈执中、张观去职的主要原因就是三川口之败。

晏殊主政枢府的第一件大事,是建议参知政事要共议边事。

三川口之战前,边寨战事只报枢密院而无关中书省,以至于宰相对边事袖手旁观。兵败三川口之后,翰林学士盛度、知谏院富弼先后提建议,说边事应告知宰相,宋仁宗才下诏请宰相参与讨论军事。现在宋仁宗听从晏殊的建议,再请参知政事加入决策群体,终于形成了东西两府并谋、宰执共议的局面。

不管如何,这对于促成集思广益、共同担当的氛围终究有所裨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晏殊的压力被分担了一些,此举不失为一个阅历丰富的老臣手笔,也是他一贯沉谨风格的体现。

晏殊右迁枢府时,宋仁宗采纳陕西安抚使韩琦的建议,强化边关核心力量,将越州(今浙江绍兴市)知州范仲淹迁任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治所今陕西西安市)。可未及到任,四月又改任为陕西都转运使。

范仲淹一向对晏殊执门生礼,两人交往密切。晏殊熟知范仲淹之长短及人品,对他颇为倚重。当年五月,范仲淹迁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八月,兼任延州(今陕西延安市)知州。

范仲淹抵达西北后,形势大有改观。针对前方军队编制和作战方式不合理的情况,他进行了彻底整顿和变革。

宋朝军队官制有总管、钤辖、都监等级别,总管领兵一万,钤辖五千,都监三千。临阵作战时,命令官小的率先领弱旅出战,官大的带领劲旅在后面。

范仲淹认为,打仗不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将领,而以官阶高低为依据很荒谬。

于是,他全面盘点延州的军队,选取了一万八千精兵,分成六队,每队三千人,分派六位都监统率,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如有敌人进犯,根据敌情不同,六队轮番出战,敌军为此不敢轻易进犯。而这些做法也在西北前线得到推广。

西夏军士为此感叹说,再也不能打延州的主意,范仲淹胸有数万大军,不像以前的范雍老家伙好欺负了。

范仲淹一介文官,能有如此作为,甚至令敌兵胆寒,极为不易。北宋一朝,文官善于领兵打仗的人很少,范仲淹同志算是其中一员。

而在知人善任方面,范仲淹也颇受赞誉。范仲淹培养、重用了狄青、杨文广等将领,使之脱颖而出,战功赫赫。后来还点拨、教导张载,促使张载遍读经典,建立了影响巨大的“关学”体系,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代大儒。

这段时间,范仲淹和晏殊书信往来更加频繁。有时,范仲淹会详细地把边关的情况向晏殊汇报:

今至延安,北入金明,视城垒之役,且欲深见边事。戎马之后,原野萧条。金明北百里之间,原有寨门、栲栳二寨,并李士彬下蕃部寨三十六所,悉已荡去,尽没蕃境,人不敢诣。又此间随川取路……

类似书信来往,既是上下级之间的工作汇报,也是师生之间必要的沟通。

康定元年(1040)九月,晏殊官加检校太傅、枢密使。

在任命诏书中,极尽溢美之词。说他人品好,诚实严谨,天赋好,有才华;说他任职东西二府,谋划国家大事,出任地方主官,为老百姓所称道。

由此可见,宋仁宗对晏殊高度赞赏。

此时,不仅晏殊本人深得圣眷,加赠封邑,他的父亲晏固、祖父晏郜、曾祖晏延昌也被追赠封赏。如晏固被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开府仪同三司、秦国公”,晏郜、晏延昌被追赠“中书令兼尚书”。

临川晏家,一时风光无二。

什么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呵呵!

即使位极人臣,晏殊也保持较为低调、周慎的为人处世风格。

这段时间,他给张士逊写了一首《张太傅生日》诗,给陈尧佐写了《次韵和致仕陈相公除夜》诗。从中不难看出,他对曾经担任宰相、分别以“太傅”和“太师”致仕的两位老同志充分尊重和肯定,不惜溢美之词。

如此种种做法,与他一贯温情脉脉的处世方式相吻合。

同时,不难看出,晏殊与多数年高德劭的老同志保持很好的私人交谊。

6.西风凛冽,败仗一场接一场

单单以军事实力而论,此时的大宋委实孱弱。不要说对付契丹,即使和西夏对仗也十分吃力。

晏殊执掌枢府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明显改观。假如填词写诗比赛,他饱蘸浓墨上场,挑落几个番将不在话下,可惜笔杆子在战场上派不了什么用场。

澶渊之战时,名将高琼力劝宋真宗亲赴北城鼓舞士气,签署枢密院事冯拯呵斥高琼,说他在皇上面前说话不够恭敬。

签署枢密院事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副部长,是高琼的直接领导。

可高琼当即反唇相讥:“你靠舞文弄墨进入枢密院,现在大敌当前,你还说我无礼!你有本事,怎么不吟诗一首击退敌兵呢?!”

诗词再好,也当不得刀戟弓箭,晏殊没有能力扭转战场上的颓势。

当时,宋军内部主战和主守的分歧很大。

譬如韩琦主张取攻势,范仲淹力主以守为主,避免再蹈刘平轻敌兵败之覆辙,而晏殊和陕西转运使庞籍也认为不可轻举妄动。

可惜,晏殊防御优先的思想没有被宋仁宗所接受,以至于宋军在几个月之后重蹈覆辙,吞下好水川之战大败的苦果。

庆历元年(1041)正月,宋仁宗觉得西夏李元昊越来越猖獗,迟早要惹事,便钦派参知政事晁宗悫前往陕西调研,了解前方将领的攻守之策。

当时,前线的总指挥官是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夏竦。

夏竦本来倾向防御策略,见两位副使韩琦、范仲淹各执一说,顿时没了主意。又揣测宋仁宗主张进攻,一雪前耻,担心有违圣意,干脆溜边做了“甩手掌柜”。把韩琦的“主动进攻”之说和范仲淹的“积极防御”之说一并上呈,由天子定夺。

宋仁宗果然倒向了韩琦的“主动进攻”之策,大手一挥:打!

试想,此时宋仁宗才三十二岁,比血气方刚的韩琦还小两岁,怎么可能按兵不动,龟缩不前?即使枢密副使杜衍反对,认为主动进攻的时机不成熟,也丝毫听不进去。

以晏殊对范仲淹的信赖,他毫无疑问更赞同“积极防御”策略,而不是贸然进攻,但天子一言九鼎,他自然不敢违旨。

事实证明,战争的胜利并非单单靠激情和勇气便能赢得。

这场战役拖延到二月打响,因环庆路副总管任福未能严格执行韩琦的命令,轻敌冒进,导致被伏击围歼,宋军战死一万零三百多人,任福父子、桑怿、刘肃、武英、王珪、赵津、耿傅等将领战死。

此役史称“好水川之战”,与此前发生的三川口之战、此后发生的定川寨之战并称为第一次宋夏战争的三次大规模战役。

消息传来,宋仁宗深感震惊,为此推迟了吃饭时间。

可以想象,这段时间,身为枢密院老大的晏殊肯定不轻松。

就算是宋仁宗乾纲独断,决定主动进攻,可现在兵败好水川,主管军事的枢密院难辞其咎,你晏殊怎么没有责任?

何况,好水川之战刚刚结束,范仲淹便惹了一个天大的麻烦,让晏殊为之吓出了一身冷汗。

好水川之战打响前,李元昊派遣使者高延德来到延州,装出一副准备和谈的样子。

范仲淹向来热爱和平,对此事十分重视,亲自接待了高延德,以免错过议和时机。但和高延德接触后,他感觉西夏诚意不足,没有递交书面材料,便暂缓向朝廷报告,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为了尽快化解冲突,消弭战争,范仲淹写了一封劝降信,备陈利害,派下属韩周带了信随高延德去西夏。在信中,范仲淹详细分析了“和”与“战”的利、弊,极力劝解元昊归顺。在他看来,虽然元昊归顺的可能性不大,但不必断绝和议之路。

好水川之战结束后,元昊派出使臣随韩周来到延州,带了一封由其亲信野利旺荣署名的信。在信中,西夏极尽悖慢辱骂之能事,把难听的话说遍了。范仲淹气得牙痒痒、直跺脚,当着来使的面,付之一炬,把信烧了。只录了一个副本,还做了删改。

宰相吕夷简得知此事后,对参知政事宋庠说:“人臣无外交,范仲淹竟敢擅自与元昊通信,接到回信后又焚烧不报。普天之下,除了他,谁还有这么大的胆子?!”

朝廷要求范仲淹对此事做出解释。

范仲淹向朝廷上交元昊回信的部分副本,辩解说:“我最初以为元昊有悔过之心,才写信诱导教谕。任福兵败之后,贼军声势大涨,回信中有很多悖慢侮辱之词。我觉得如果朝廷看到而不讨伐,则是侮辱朝廷,所以当场烧掉。假如朝廷没有看到不知情,则仅仅是侮辱我而已。因此,我没有让皇上和朝廷知道。”

宋仁宗觉得老范的话多少有点道理,一时没了主意,召中书、枢密两府共议如何处置。

宋庠感觉吕夷简想要严厉追究范仲淹的责任,便放了头炮:“范仲淹的问题相当严重,可斩!”

杜衍据理力争说:“范仲淹的目的是招抚叛军,是忠于朝廷之举,怎么能处罚太重呢?!”

宋庠满以为吕夷简会帮着他说话,谁料,吕夷简两眼发直,一言不发。

直到宋仁宗点名,他才说:“老杜言之有理,对范仲淹稍加惩罚即可。”

晏殊和范仲淹向来交好,深知范仲淹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磊落君子,值此关键时刻,毫不犹豫出手相援,与枢密副使郑戬一道,提出了查验书信证明清白的方案。

吕夷简最后一刻愿意妥协,放过和自己向来关系紧张的范仲淹,显然考虑了晏殊、杜衍、郑戬等人的意见。同时,玩转权术,一脚把宋庠这个官场经验不足的愣头青踢到深坑里。

其实,吕夷简一直讨厌是非分明的宋庠,此次手腕翻动,轻松地让宋庠吃了哑巴亏,不久后贬知扬州。

最后,范仲淹被轻责,降户部郎中为员外郎,迁知耀州(今陕西铜川市)。但一个多月后,朝廷起用范仲淹知庆州(今甘肃庆阳市)、兼管勾环庆路都部署司事。再过四个月,范仲淹又官复户部郎中。说白了,对范仲淹的处罚只是走了一个形式。

当年七月,宋、夏两国兵戎再起。

元昊率西夏兵进攻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府州(今陕西府谷县),结果遭遇宋军的顽强抵抗,久攻不下。

于是,他将麟州城团团围住,企图困死宋军。宋军人少,将领全凭智谋与西夏兵周旋。好在麟州建在山上,易守难攻,但城中没有水井,只有一个沙泉,缺水十分严重。

西夏军中一个倒霉蛋自作聪明,对元昊说:“城内缺水,不出半个月,里面的人必定喉咙冒烟,只有死路一条或者投降。”

元昊听罢大喜,丝毫不懈,将城池围得水泄不通。

紧急时刻,比拼的不仅仅是意志,更为重要的是智谋。

有个麟州军士献计说:“夏军重重围困,不就是说我们城内缺水吗?那我们就告诉他,我们不缺水,干脆取沟里的淤泥到高处用泥巴堆积起来,让西夏兵士看见。”

守将觉得靠谱,依计而行。

元昊看到后,鼻子都气歪了:城里压根儿不缺水!

倒霉蛋远远望着城内高高垒起的泥巴,百思不得其解。

元昊大骂:你这龟孙,浪费我多少时间啊!

说罢,下令把那个倒霉蛋推出营门斩首了,才带领军队悻悻而去。

可怜那个倒霉蛋,本想表现一下、讨好一下,混个排长、连长干一干,岂料成了元昊刀下的冤魂!

八月,西夏兵攻陷宁远寨,寨主王世亶、兵马监押王显战死。

紧接着,元昊借此余威,进攻府州。

府州城高墙厚,四面为峻岭峭壁,城内除了兵士,居民也有作战经验,在知州折继闵的指挥下,顽强应战。

西夏军连续围攻四日,死伤千人,可城池固若金汤,无奈之下,只好引兵退去。

见府州也拿不下来,元昊又进兵丰州(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丰州孤城无援,被攻陷,知州王余庆、兵马监押孙吉战死。

丰州失守后,麟州、府州被隔绝。

情况危急!再这样下去,元昊迟早能够得逞。

好在这个时候,一员悍将横空出世!

谁?

他就是晏殊、范仲淹当年在应天府的同僚张亢,于危难存亡之际担任并代都钤辖、管勾麟府军马事。

张亢连续在琉璃堡、柏子寨、兔毛川等地大败西夏军队,并建起了建宁等十来处堡、栅,取得了接二连三的局部战争胜利,最终导致西夏军队全线溃败。

麟、府、丰之战以西夏占领丰州告终,但西夏后期死伤不少,并未取得军事上的明显优势。

而直接指挥麟、府一线军队打仗的张亢以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他在北宋历史上的名将地位。

《宋史》为此发出由衷称赞,换成时下的语言叙述,大致是:“张亢一个文艺青年,但通晓兵书,胸有韬略,在琉璃堡、兔毛川几场战役中打得西夏兵满地找牙,大快人心,振奋士气。区区一个舞文弄墨的书生能建立起如此不世功勋,这是多么伟大啊!点赞!”

7.欧阳修,你够狠!

对麟、府、丰之战的结果,晏殊勉强能够接受,至少有输有赢,没有一败涂地。尤其当年担任应天府推官的张亢表现神勇,为他挣回了一点脸面。张大胖子:老兄谢谢你了!

按理说,向来喜欢宴饮的他应该邀朋唤友,煮酒品茗,一曲歌来一支舞,放松一下。

可此时他实在没有这样的雅兴。

怎么了?

“堵心啊!”晏殊摸着心窝子说。

原来,在麟、府、丰战役尚未完全结束的时候,晏殊和他的门生欧阳修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

这件事情不小,以至于若干年后他们的关系还不大和谐。

什么事呢?

一日,开封城里大雪纷飞。

看着空中柳絮般飞舞的雪花,资深诗人晏殊雅兴勃发,说:“赏雪赋诗乃人生美事,我等不喝两杯怎么说得过去?下了班到我家西园去。”

北宋第一文艺青年欧阳修当即举双手赞成,下班后邀上好朋友陆经前往晏殊府中。

一路上,只见纷飞的瑞雪将开封城装点得琼楼玉宇一般,鼓乐喧天,欢歌笑语,处处宴饮。

到了晏府西园,欧阳修看到酒桌上已摆满美味佳肴,酒壶正放在炉火上加温,不时喷出热腾腾的蒸汽。包厢里视野极好,欧阳修面对着窗外的假山。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际,文艺青年欧阳修突然想起了戍守边关的将士。

唉,如此大雪纷飞,那些正与西夏作战的兵士该如何过啊?!

欧阳修曾经希望从军,在战争一线展示才能,可惜不能如愿到合适的军事岗位上。此时,他想,如果当初去了西北一线,此时或许正在风雪中鏖战吧。

陆经推了推他:“嗳,怎么发呆呢?该你下笔写诗了,我们都写完了。”

欧阳修恍如梦中,顿时清醒过来,拿起其他几位同僚写的诗看了看。

瑞雪丰年……国泰民安……

你们说什么呢?

强敌压境,你们咋还在歌功颂德呢?咋还在歌舞升平呢?咋还在醉生梦死呢?

欧阳修离席来到案前,饱蘸浓墨,一气呵成,写下了《晏太尉西园贺雪歌》。

其中最后四句是:

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

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

晏殊来到案前,认真读这位得意门生的诗作。

前面还马马虎虎,可越到后面越不对劲。你这是什么意思?

当读到最后四句时,晏殊的脸唰地变成猪肝色:欧阳修,你到底是几个意思啊!

漫天飞雪时,宴饮赋诗本是浪漫至极的事情,你欧阳修在诗中语含讥讽,说我作为掌管大宋军事的大臣不该悠闲赏雪饮酒,而应想到西线边关戍卒的冷暖生死。这等简单的道理需要你这个学生辈的人来教吗?私下劝劝也罢,你竟然写到诗里去,这里满座文人雅士在场,明天还不传遍开封啊?!你说不该喝酒,可你不是来了吗?还带上了几个好朋友。你欧阳修也太矫情了吧!

这酒没法喝下去了,晏殊虽然隐忍不发,但哪里还有兴致?不欢而散!

事后,晏殊越想越觉得难以理解,曾经对人说:“唐代的韩愈也是能诗善文的大才子,他每次参加宰相裴度的宴会,只不过写些‘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这样的应景诗句,从来不曾像欧阳修这样瞎胡闹!”

这件事情发生后,两人的关系产生了严重裂痕。

后来,晏殊有一次指着韩愈的画像说:“你们看啊,这个人好像欧阳修,说不定欧阳修就是他的后人。说实话,我觉得欧阳修的文章的确写得很好,可做人嘛,呵呵!”

而欧阳修也曾针锋相对地说:“我的晏老师啊,小令写得最好,诗次之,文又比诗差。当然,这还不是他最差的,最糟糕的是为人。呵呵!”

或许晏殊心里想:我好歹是你的座师,你欧阳修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这也太过分了!

欧阳修也许在心里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晓春每每读到此处,便不免唏嘘不已,看看两位大文豪,说话火药味十足,这哪里还有一点师生之情?又哪里看得出一丁点提携之恩?人啊!

公允地看,前线战事正酣,身为国防部长的晏殊竟有赏雪饮酒之雅兴,着实略嫌轻松有余。但欧阳修身负天下文名,清楚其诗将传之四海,仍在诗中写“晚趋宾馆贺太尉,坐觉满路流欢声”、“小轩却坐对山石,拂拂酒面红烟生”、“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等内容,必然导致晏殊陷入百口莫辩的境地,甚至招惹台谏关注。这显然不是一个以门生自居的人所应该做的,你可以直言劝诫,但何必报以诗词传诸朝野呢?

当然,欧阳修向来“论事切直”、“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性格如此,或许不宜以常理而论。我欧阳就是这样有个性的人,你们看着办吧!

好在当时没有微信、微博,这件事情没有发酵和大面积传播,小范围议论议论算过去了。

8.翁婿争执,良苦用心谁人知

转眼间到了庆历二年(1042)正月,晏殊受命撰写《御飞白书记》。

说起来,这也是晏殊深感荣幸的事情。

飞白书又称“草篆”,是一种书写手法特殊的字体,因横竖笔画丝丝夹白,飞笔断白,燥润相宜,故称飞白书。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均对别具风韵的“飞白书”情有独钟,所以盛极一时。

晏殊在书法方面是行家里手,他的书法作品曾被收入《群玉堂法帖》。尤其对“飞白体”颇有研究,写过《飞白书赋》、《御飞白书扇赋》、《谢赐飞白书表》等文,此次奉诏写《御飞白书记》是实至名归,当然也是身为宰执的荣誉和待遇。

三月中旬,朝廷放榜,杨寘、王珪、韩绛分别斩获状元、榜眼、探花,而王安石为第四名,吕夷简的儿子吕公著、晏殊的外甥李冕、苏绅的儿子苏颂等人一并金榜题名。

关于杨寘和这次科考,宋人笔记中记载了一些细节。

殿试之前,杨寘已连续获得州试、省试的第一名,因此信心满满,准备冲击状元。

在殿试正式放榜前,杨寘让哥哥杨察向晏殊打听自己的名次。晏殊第二天入朝,看见杨寘已经被初定为第四名,便告诉了女婿杨察,杨察又让人悄悄地告诉杨寘。

当时,杨寘正和一伙人在酒楼喝酒,听说后,拍案大叫:“不知道哪头蠢驴夺了我的状元!”

到了皇帝亲自审卷的时候,主考官将第一名王安石的试卷呈上。

宋仁宗一眼看到试卷中有“孺子其朋”几个字,很不高兴地说:“这句话犯忌了,不可以点为状元。”

至于这句话犯了什么忌,宋仁宗没有明确说。

为此,后人众说纷纭,较为集中的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此话冲撞了少年登基的宋仁宗。“孺子其朋”出自《尚书·周书·洛诰》,原文为“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本来是周公对周成王说话的口吻,大意是:你这年轻的小孩啊,今后和群臣要像朋友一样和谐相处。试想,宋仁宗十三岁登基,说不定太后刘娥就以这语气说过类似的话,他一看到这句话或许就会想起刘娥那张颐指气使的面孔。

另一种意见认为这句话触动了宋仁宗心中的痛点。当时,朝堂上党争激烈,甚至公开结党,这几个字刺痛了宋仁宗。

到底是什么原因已经不重要了,贵为天子,没有任何理由也可以把王安石即将戴上的状元桂冠敲掉。

而第二名王珪、第三名韩绛都是在职官员,按照规定不能点为状元。

于是呈上第四名杨寘的试卷,宋仁宗高兴地说:“就点杨寘为状元吧。”

然后,把王安石定为第四名。

王安石事后按照惯例拜访晏殊。晏殊对这位临川老乡颇为青睐和客气,并赠予“能容于物,物亦容矣”两句劝诫语。

接下来的几个月,晏殊很是轻松。

为什么呢?

西北战场烽火暂熄,他这个国防部长身上的压力顿时消解。虽然依然忙碌,但无非案牍劳形、举贤荐能、吟诗作词、宴饮郊游而已。

可惜,这种悠闲的日子没有维持很久。

这年七月,知谏院张方平建议废除枢密院,将枢密院主管的军事并于中书。

在此之前,富弼也曾建议宰相兼任枢密使,当时宋仁宗虽然也认为“军国之务,当悉归中书”,但只是下令让宰相同议枢密院事。

这次,专司规谏朝政缺失的张方平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建议把枢密院裁撤,相关职能并归中书,才能不足的枢密使、副使予以罢免。

看来,这个张方平是一个狠角色。

当然!他是北宋能臣,名标青史。

那年晏殊为长女选择郎君时,除了富弼,张方平是另一位候选人,《宋史·张方平传》称其“慷慨有气节”,深得宋仁宗器重。

二十天之后,宋仁宗下旨,宰相吕夷简判枢密院事、宰相章得象兼枢密使、晏殊同平章事。

“判”字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以高位兼任低职或出任地方官称为“判”,以皇帝近属而官尊者也称为“判”。

意思很明确,吕夷简才是枢密院真正的一把手。

晏殊虽然获任同平章事、授检校太尉,班护国军节度使左仆射兼侍中张耆之上,貌似风光,但实际上成为吕夷简的副手,不再是枢密院的老大了。

吕夷简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描述他,晓春告诉你,他是大宋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昭勋阁二十四功臣是怎么回事呢?

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朝廷把曾对大宋做出重要贡献的二十四位功臣的神像供奉在昭勋阁。这些人无一例外全部是彪炳青史的名臣,具体名单为:赵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载、潘美、李沆、王旦、李继隆、王曾、吕夷简、曹玮、韩琦、曾公亮、富弼、司马光、韩忠彦、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浚、陈康伯、史浩、葛邲、赵汝愚。

在宋朝历史上,吕夷简家族相当惹眼。

吕夷简是宋初名相吕蒙正的堂侄,而他的第二个儿子吕公弼在宋神宗时官至枢密使,第三个儿子吕公著是宋哲宗倚重的宰相。他的七世孙吕祖谦、吕祖俭则是青史垂名的南宋大儒。

牛人吕夷简才智过人,而且极有政治手腕,时人对他褒贬不一。但整体看,正面评价相对居多。

晓春觉得,《宋史》对他的评价很是到位,用当下的语言来说,大致意思是:

吕夷简同志执掌大权最久,虽然多次被人弹劾攻击,但宋仁宗对他一直厚爱有加。当然,即使吕夷简当初排挤的官员,也很快会重新起用,不至于最终还没有好结局。这位老兄处理天下大事,能屈能伸,舒展自如,那是相当地有政治手腕哦!

但不管如何,吕夷简排斥、打击异己也是不争的事实。

谏官蔡襄说:“吕夷简执掌大权后,谁反对他,他就把谁干掉。譬如曹修古、段少连、孔道辅、杨偕、孙沔、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这些人,要么贬谪到千里之外,要么一脚踩住,几年不得动弹。他狐假虎威,借皇帝的威权,贬逐忠贤,无非让大家依附到他的身边。”

此外,吕夷简与名相王曾交恶也颇为后人所诟病。

本来嘛,别人家的闲事谁都不愿管,你吕夷简和王曾吵翻天关我等什么事?你王曾政声好,名列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人家吕夷简也是嘛,怎么可能不分青红皂白把吕夷简大骂一顿呢?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大伙儿众口一词批评吕夷简呢?

对吕夷简来说,王曾如同打灯笼难寻的伯乐,有全力举荐之功。可吕夷简前恭后倨,后来和大恩人王曾闹掰了,水火不容,最后两人一同罢相。这不是白眼狼吗?

我们先来看看王曾当初是怎么拼了命帮吕夷简的吧。

天圣六年(1028)二月,次相张知白病逝,朝廷开始物色宰相人选。

首相王曾推荐吕夷简,而枢密使曹利用推荐张士逊。

皇太后刘娥觉得张士逊排位在吕夷简前面,想提拔张士逊。

王曾说:“选择宰相要看他的才能,不该看资历排位。”

可就在太后准备听取王曾的意见任用吕夷简时,吕夷简上疏说:“皇上做寿春郡王时,张士逊就在身边侍奉,而且品德高尚,请先任用张大人吧。”

硬是把位子让给张士逊了,赢得了刘娥的高度评价。

天圣七年(1029)正月,曹利用被罢免枢密使。二月,张士逊被罢免次相职务,由吕夷简接替。

而吕夷简能够这么快接任,又是王曾使用“激将法”的结果。

在罢免张士逊之前,王曾对刘娥说:“太后,您不让吕夷简担任宰相,在我看来,就是不想让他排位在枢密使张耆上面而已。我就看不懂了,他张耆一个武夫出身的赤脚佬,凭什么阻碍贤臣到这个地步?!”

刘娥见王曾火气这么大,便说:“我没有这个意思,那就让吕夷简做宰相嘛。”

怎么样,王曾同志为了把吕夷简拉上来,算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吧!

吕夷简担任次相几个月后,王曾因原则性强得罪了刘娥。于是,在玉清昭应宫发生火灾后辞职,外放青州(今山东青州市)。

景祐元年(1034)八月,首相吕夷简为了对付次相李迪,推荐王曾担任了枢密使。

次年二月,王曾在吕夷简的帮助下,接替李迪成为集贤相,即次相。

不难看出,这个时候仍是这对好朋友的蜜月期。

可惜的是,相知容易相处太难!

仅仅两年之后,两个人彻底闹掰了,互相攻击。

据史书记载,原因是“夷简专决,事不少让。曾不能堪,议论多不合”。意思是说,身为昭文相即首相的吕夷简大权独揽,分毫不让,被逼到墙角的王曾难以忍受,牢骚话很多。

就凭这个结果,大伙儿不说你吕夷简是白眼狼才怪呢!

话说回来,人品归人品,吕夷简的精明能干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晏殊这些年的确很跑火,屡获圣眷,飞黄腾达。但毋庸讳言的是,他的政治根基、掌控能力、政治手腕均不能和吕夷简相提并论。

事实上,晏殊一直把吕夷简视为师长,当年宋仁宗责怪晏殊写李宸妃墓铭不实时,吕夷简曾经极力为晏殊辩解,晏殊对此心存感激。

可以想见,让吕夷简同时执掌中书和枢密院,晏殊不至于心怀不忿。

不过,晏殊很快遭遇了一个难题,他最为看重的女婿富弼和吕夷简发生了激烈冲突。

庆历二年(1042)七月,担任右正言、知制诰的富弼与贝州(今河北清河县)知州张茂实再次奉旨出使大辽。

当时,吕夷简传达了宋仁宗的旨意,由富弼起草答契丹国书及誓书,总共国书两份、誓书三份。明确:如果和亲则不送金帛;如果契丹能让西夏国重新归顺纳款,则每年增加金帛二十万,否则只增加十万。

富弼上奏请求在誓书内增加三项内容:一、两国边界的塘淀不得再扩展;二、双方不得无故添驻兵马;三、不得收留各种逃亡的人。

为避免出现意外,富弼请求誊录副本带着出行。

宫中派出的使者连夜携带国书、誓书及副本,在武强(今河北武强县)地界追上富弼一行,完成交接。

富弼走到乐寿(今河北献县)时,觉得所增加的三项内容,都是与契丹事先约定的,万一誓书上的内容不同,他们必定生疑,自己将陷入危险境地。

于是,他私下打开副本看,果然发现誓书与原先的约定不一致。

面对这么重大的变故,他当即上疏奏报。又派下属宋诚、蔡挺到中书去报告执政大臣。

宋仁宗急于了解具体情况,立即召见蔡挺,解释说那三项内容只能口述。

富弼觉得,这是宰执想改变自己与契丹的约定,当即将出使大辽携带的礼物等交给张茂实,快马加鞭疾驰到京师。

费尽周折后,富弼连夜见到了宋仁宗,说:“执政大臣这样做,是想置我于死地。我死不足惜,但国家大事怎么办!”

宋仁宗紧急召见吕夷简等宰执询问,吕夷简从容地说:“这只是失误而已,会改正。”

富弼怎么肯相信?分毫不让,责怪吕夷简。

晏殊在一旁解脱说:“吕相公绝不会这样做,真的只是失误。”

富弼见晏殊不帮自己,反而为吕夷简开脱,火冒三丈,说:“晏殊,你这个奸佞,与吕夷简结为朋党欺骗陛下!”

宋仁宗见事情越闹越复杂,赶紧下诏,让翰林学士王拱辰改写誓书。

富弼怀疑吕夷简想加害自己绝非捕风捉影,他知道自己在谏官和知制诰岗位上多次得罪过吕夷简,而吕夷简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

了解吕夷简,并且为富弼着急的人,还有欧阳修。他直接上疏,引用唐朝奸相卢杞推荐颜真卿出使叛军李希烈的故事,明确说吕夷简想加害富弼。

现在看来,欧阳修的担心并非多余。

晏殊当然不傻,但身为富弼岳父的他只能选择“和稀泥”,否则和女婿绑到一条战船上,意味着和强大的吕夷简集团撕破脸皮。

宦海沉浮三十多年的阅历、经验告诉他,此时吕夷简深得圣眷,且手腕高明、根深蒂固、结党连群,真的发生你死我活的派系争斗,自己和富弼会惨败而归。何况,自己和吕夷简一直相处得不错,当年吕夷简在关键时刻帮过自己。他只能选择站到吕夷简一边,帮着开脱。毕竟女婿是自己人,稍加解释即可冰释前嫌。权衡利弊,即使女婿破口大骂,也只能如此啊!

此举符合中年晏殊虑事周密和圆融的风格。

而恰好相反,富弼从来遵从自己的内心,好善嫉恶不加掩饰,是一个愿意为真理献身的人。何况,此时他只有三十多岁,血气方刚,不善于把握“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处世诀窍。

事实上,翁婿为人处世的观念差异很大。富弼出使契丹时,因大宋对契丹是否使用“献纳”二字,几乎拼尽性命拒绝,可晏殊轻而易举地建议朝廷予以妥协,同意用“纳”字,让富弼大出意外,甚至愤懑。

单单从性格、生活习惯和人生观、价值观看,晏殊可能和二女婿杨察更接近。宋人笔记说,富弼来见晏殊,两人无非整天在书房叙话聊天,简单吃饭了事。而杨察过来则不一样,美酒佳肴、歌伎舞女一起上。以至于不少人为富弼打抱不平,觉得晏殊的两个女婿名位相当,可晏殊把杨察看得更重。

在晓春看来,以晏殊对两位女婿的招待方式推断,说晏殊更看重杨察,显然有误。

做这个判断之前,你得先了解富弼是什么性格的人。

《宋史·富弼传》明确说富弼“性至孝,恭俭好修,与人言必尽敬,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亢礼,气色穆然,不见喜愠”。

你想想,这么一个“孝”字当头、俭朴自律、一本正经、礼节肃然的大臣,怎么可能与自己的泰山大人同享声色犬马之乐?!

晏殊正是了解富弼,才这样接待富弼。

9.登顶拜相,高处不胜寒

庆历二年(1042)九月,宋仁宗下诏吕夷简改兼枢密使,而不再“判枢密院事”。

原因很复杂,但最奇葩的一个说法是“老天不同意”。

怎么这样说呢?

据说,宣布吕夷简执掌枢密院时,开封城黄雾四起,阴霾终日不散。

古人向来重视天象,很多皇帝把天灾看作上苍对自己德行有失的警告。这种鬼天气显然给了吕夷简的政敌难得的口实。

于是,参知政事王举正说,中书、枢密院并称东西“二府”,地位大致相当,“判枢密院”这个“判”字太重了,很不妥当。右正言田况也持类似观点。

不仅如此,吕夷简本人也颇为忐忑,说自己担当不起。

弃用“判”字,改为兼任枢密使,但其实未改变吕夷简执掌两府的格局。

当然,适逢飘摇多事之秋、将寡兵微之时,执掌枢府,主持军事决策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对晏殊来说,有吕夷简在前面领头未必是一件坏事。

没过多久,大宋的又一场大败仗悄然来临。

历史上把这场战役称为“定川寨之战”。

这年九月,西夏李元昊依谋臣张元之计,发十万大兵,兵分两路攻宋。

宋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命令副使葛怀敏率军阻击。

可惜,葛怀敏既没有听从王沿示弱诱敌、设伏奇袭的指示,又多次拒绝采纳泾原路都监赵珣事关生死的高质量建议。最终在定川寨一带几乎全军覆没,丧师九千四百多人,其中葛怀敏、曹英、李知和、赵珣、刘贺等十六名将领战死。

好在环庆路经略安抚使范仲淹及时率军来援,加之大宋在陕西诸路屯兵达二十万之多,元昊不敢深入,大肆剽掠而还。

前文已经挑明,葛怀敏系王德用的妹婿,也就是晏殊的“连襟”。此次战役大败,主因便是葛怀敏指挥不当。可以想见,晏殊既要承担亲人战死的悲痛,还要面对汹汹不已的舆论压力,这段日子肯定难熬。

事实上,在晏殊担任枢密使之前,葛怀敏已担任泾原路副都部署兼泾原秦凤两路经略安抚副使,他被提拔与晏殊无关。

据记载,葛怀敏被提拔的主要原因是:与时俱进、人情练达,以才能出众获得推荐。

但不管如何,晏殊与葛怀敏的姻亲关系存在,瓜田李下之议难以避免。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人情社会,这么近的亲戚关系,不关照关照,谁信啊?

当然,这些烦心事不至于对晏殊的仕途和生活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这年十月,他写了《五云观记》,一逞笔墨快意。而与出知陈州的宋祁书信来往、诗词唱和也是这段岁月司空见惯的事情。

庆历三年(1043)三月,晏殊充集贤殿大学士,与章得象同为宰相。

按照宋朝的官制,以首相充昭文馆大学士、次相(或末相)充集贤殿大学士。晏殊实为排名于章得象之后的次相。而在庆历二年七月,他已经以枢密使加同平章事,即获任“枢相”,还被封为“临淄公”。

这是晏殊一生仕途的巅峰。

此时,吕夷简罢相淡出一线,主要负责监修国史。晏殊和章得象成为宋仁宗最为倚重的大臣,而他女婿富弼也被封为枢密副使,只是富弼坚辞不受。后来,富弼改任官阶正三品的资政殿学士,妻子晏氏获封宜春郡君。

大宋政治制度较为成熟,即使位极人臣担任宰相,所作所为也要经得起检验,否则很难躲过台谏的法眼。

当年五月,朝廷叫停晏殊推荐的凌景阳、枢密使夏竦推荐的魏庭坚、吕夷简推荐的夏有章召试学士院。原因是谏官王素和欧阳修提出了反对意见,欧阳修向朝廷递交了《论凌景阳三人不宜与馆职奏状》。

凌景阳是晏殊岳父李虚己的好友凌策之子,晏殊出面推荐在情理之中。

谏官们反对凌景阳的理由是什么呢?

史书上说是“结婚非类”

什么意思?

说实话,晓春读到此处,立即被雷到了。管得够宽!什么叫“非类”,人家凌景阳难道和一只母猴结婚吗?要么就是没有和一个圈子的人结婚?问题是怎样才算一个圈子的人?一个圈子的人指官宦家的闺秀还是富家小姐,抑或小家碧玉甚至贫寒女子?

为了搞清具体原因,晓春翻阅了不少资料。

欧阳修提出反对的理由,是凌景阳以欺瞒手段娶了一个富家女子。

原来,凌景阳为了和开封富豪孙美女结婚,隐瞒了五岁年龄,被视为贪图钱财。结婚后,凌景阳才发现,孙美女是资深美女,足足隐瞒了十岁年龄。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啊!这就是“男瞒五女瞒十”掌故的来历。

据说,宋仁宗听到这个奇葩故事,狂笑不止。

问题是,她甘心我愿意,我凌景阳喜欢找个熟女,碍着你欧阳修什么事了?!

欧阳修说:这事我管定了!谁让你是官员呢?

认倒霉吧,谁让你碰上欧阳修呢!

晏殊也没办法,你是人家的座师没错,可人家坚持原则不给面子,你也没辙啊!

对于这个结果,他必定五味杂陈。

而两个月之后的一件事令他更加烦心,让他勃然大怒者是曾经得到他提携的韩琦。

当时,虽然宋夏两国暂息兵火,但元昊不肯轻易称臣,目的就是要以此为筹码,向大宋要钱要绢要茶。

中书、枢密院厌战,准备退让,但时任西北一线军事主官的韩琦坚决不同意。

晏殊便对宋仁宗说:“大家的意见达成一致,唯独韩琦有不同意见。”

宋仁宗征询韩琦的意见,韩琦把理由逐条说出来。

宋仁宗举棋不定,说:“那大家再认真审议一下,怎么样更好。”

等到了宰相办公室,韩琦依然坚决反对,晏殊忍无可忍,怒形于色。

韩琦素来个性张扬,况且此时是年仅三十五岁的“愣头青”,根本不在乎你晏殊的脸色和感受,即使你曾经提携他。

以晏殊宦海沉浮四十年的阅历,本来早已变成一个喜怒不形于色、圆融、练达之人。可面对坚持己见的“愣头青”,他又恢复了年轻时“刚峻狷急”的个性。

这只能说明一点,适逢多事之秋,大宋的宰相实在不好当啊。

如果你感到痛苦却无可奈何,那么请把问题交给万能的时间。

一个月之后,晏殊的心情又变得十分愉悦。

八月,他的女婿富弼再次被任命为枢密副使。

晏殊以富弼是其女婿的理由请求避嫌罢相,被宋仁宗拒绝。接着,又请求解除自己兼任的枢密使的职务,宋仁宗仍然没有同意。

各位,你们几曾见过老岳父做宰相兼枢密使,而女婿做枢密副使、同为宰执的旷世奇观?可人家晏殊、富弼做到了!

凭什么?

凭翁婿两人自己的真本事。当然,更重要的是宋仁宗对晏殊、富弼宠信有加。

紧接着,另外一件喜事来临。

晏殊的好朋友宋祁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杭州,可还没来得及动身,又被留在朝廷担任皇帝的大秘——翰林学士。

晏殊和宋庠、宋祁兄弟关系一直很好,尤其和宋祁来往密切,几天不互通书信或诗词唱和就心里不爽,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按照时兴的说法,他们是标准的好朋友!

这次,宋祁能当上翰林学士,晏殊毫无疑问帮了大忙。

为此,宋祁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感谢晏殊的帮助。原文有“尚赖仁人持衡,至公御侮。纳之德宇,非有他肠。幸终大庇之私,使无中道之弃”等文字。

话说回来,作为有翰林学士任职经历的人,晏殊深知皇帝大秘有多么大的能量,他巴不得皇帝身边多有几个铁哥们。

种种迹象表明,身居相位的晏殊深得圣眷,红得发紫。

譬如,宋仁宗给晏氏家庙钦赐亲笔题写的“衮绣堂”。

譬如,宋仁宗的儿子荆王赵曦夭亡后,宋仁宗忧心忡忡,让晏殊找风水师、星象师、面相师咨询皇储方面的事情。毕竟,情况太糟糕了,宋仁宗此前三个儿子先后夭亡,现在荆王又死了。宋仁宗几乎要崩溃了!

譬如,晏殊生日时,宋仁宗赐以生日礼物,并且钦派晏殊的外甥杨文仲前往。生日赐以礼物,已是皇恩浩荡,派遣晏殊的外甥前往,尽显君臣之情外,还有深厚的私谊。

即使仁宗的恩宠如日中天,晏殊依然保持圆融、周慎的作风。为此,名臣石介作《庆历圣德颂》称赞晏殊“重慎微密”。

同时,在生活上,晏殊力求节俭。他在《答赞善兄家书》中写道:“殊家间仆吏等,直至今两日内破一顿猪肉,定其两数,或回换买他鱼肉,亦只约猪肉钱数,以此可久。”堂堂位极人臣的宰相,面对浩荡皇恩,吃肉吃鱼还这么克制,又是规定频次,又是约束分量,实在不容易。够节俭!够低调!够清醒!

问题是,谨小慎微、克勤克俭、藏锋敛气便能免祸于朝堂吗?

答案是否定的。

置身党争激烈的北宋朝廷,晏殊不时感受到寒风凛冽。

复杂啊,不是一般的复杂!庆历新政如同一阵飓风,而身为宰相的晏殊毫无疑问站在风口,稍有不慎,就会惹祸上身。

只是,谁也想不到,他仕途的第三次被贬谪,竟然因其门生欧阳修而起。

五 人之将老,暮年心事许沙鸥

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祸起萧墙,无妄之灾,可这又算什么呢?不必在乎是和非,人生得意须尽欢。不必害怕迁徙多地路途远,不必害怕旧人凋零知音少,且将心事许沙鸥。

1.外放颍州,得意门生惹的祸

庆历四年(1044)正月初一,晏殊邀请同僚好友若干,在家中后花园相会,填词作诗。

大过年的,处处是喜庆的氛围,兴之所至,觥筹交错,飞觞醉月。酒酣耳热之际,晏殊铺纸蘸墨,挥笔写了一首《木兰花》:

东风昨夜回梁苑,日脚依稀添一线。

旋开杨柳绿蛾眉,暗折海棠红粉面。

无情一去云中雁,有意归来梁上燕。

有情无意且休论,莫向酒杯容易散。

这首词上片四句以形象化的笔触描绘东风初来的美好景象,下片四句写宴饮,不直接写如何劝酒,但融入了雁去燕归的景物,衬出尽情欢饮的主题。

见晏殊一气呵成写就华章,大家纷纷离席磨墨,构思写作。

在宰相家里又吃又喝的,嗨得不行,那动笔填词理所当然要给晏殊面子。于是,大家都以“东风昨夜”起句。

很快,以“东风昨夜”四字起句的几首词呈现在大家眼前,其中一首为

东风昨夜传归耗,便觉银屏寒料峭。

年华容易即凋零,春色只宜长恨少。

池塘隐隐惊雷晓,柳眼初开梅萼小。

尊前贪爱物华新,不道物新人渐老。

据学者考证,这首《木兰花·东风昨夜传归耗》与欧阳修《玉楼春·风迟日媚烟光好》仅有开头两句不同。《玉楼春》前面两句为“风迟日媚烟光好,绿树依依芳意早”,后面六句与《木兰花》完全一样。也就是说,欧阳修肯定参加了此次宴饮。词句略有不同,要么是欧阳修后来有所修改,要么是他拿自己以前的作品略加修改来应和。

从这些情况看,晏殊和欧阳修的关系尚不算糟糕。

庆历三年(1043)三月,晏殊拔擢欧阳修为太常丞并知谏院。当年十二月,欧阳修以右正言、知制诰,依旧修起居注,知谏院事。三个月之后,兼判登闻检院。

怎么样,够火的吧!类似于一身兼任纪检监察、办公厅多个职务,还负责最高检察院的工作。

可仅仅几个月之后,晏殊、欧阳修之间嫌隙丛生,乃至一度势如水火。

事情因什么而起呢?

欧阳修的性格相当耿直而执拗。他做谏官以来,马不停蹄,大刀阔斧,干掉了不少官员。

譬如,弹劾杜曾与其嫂子的婢女通奸生子,以至于杜曾被贬知曹州(今山东菏泽市)。不久后,杜曾自缢而亡。

譬如,弹奏参知政事王举正才不配位。

譬如,上疏阻挠凌景阳、夏有章、魏庭坚参加馆试。

这些还只是小儿科。

欧阳修持续把矛头直指吕夷简,说他“招权收恩”,以至于吕夷简屡次提出辞职。

而这还不算最致命的。几个月后,欧阳修居然大大咧咧地写了一篇《朋党论》,坐实风口浪尖之上的结党之议,一时朝堂大哗!

此时的晏殊圆融、闲静、平和,很难理解欧阳修激进的行为。何况,很多时候,欧阳修连晏殊的面子也不管不顾,言辞激烈。

此时,晏殊再不和欧阳修切割,岂不是变相承认自己和欧阳修结党?毕竟,当初是晏殊拔擢欧阳修的啊。

于是,晏殊将欧阳修外放为河北都转运使。

欧阳修的同僚纷纷上奏,要求将欧阳修留在朝廷,晏殊没有同意。

为此,孙甫、蔡襄等谏官矛头一转,直接指向晏殊。你做座师的不仁,休怪我们做学生的不义。你想学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我们只好把你这个诸葛亮也灭了。谁贬谪参与“庆历新政”的官员,谁就是反对派、保守派,我们决不留情。

他们弹劾晏殊的切入点是老调重弹的“李宸妃墓铭”事件和微不足道的“役兵治产”事件。

按理说,晏殊没有什么大错误,几个谏官无法掀翻他。可各位要注意,此时谏官集团势力如日中天,他们联手起来,杀伤力不可想象。

为什么谏官有那么大的能量?

原因很简单,他们是皇帝的嫡系。

汉唐时期,谏官的职责是纠绳天子。而到了宋代,谏官脱离了门下省,独立出来,成为皇帝的嫡系,负责督查纠正宰相等文武百官。

我们知道,御史台本来就是监察文武百官的。现在,谏官的目标也是文武百官,尤其宰执。这样,不乱成一锅粥才怪!

蔡襄上疏说,我看晏殊同志做了枢密使又做宰相,可前后几年,没为国家出什么奇谋异略。倒是在蔡河岸边,假借名目,私占官地,盖房子出租。尤其恶劣的是,除正常役使兵匠外,还从外州调取兵士劳作,日夜操劳,搞得怨声载道……现在内外人心忧危不定,晏殊作为辅相,既不能有什么高明手段,又私占官地,役使军士操劳,只为每天收取租房的几十吊钱,这样的人怎么能在朝堂上立足?请皇上为祖宗社稷和天下生灵着想,尽快做出英明决断,罢免早已失职而损公肥私、胆大妄为的晏殊,另外选拔贤才,以救时弊。

事情本来很小,但经过蔡襄这么一折腾,看起来还真不是小事。蔡襄甚至在奏折中举例说,唐高宗朝中书令褚遂良及宋太宗朝宰相宋琪因类似的事情被贬官。

各位,看来自古以来房事就是大事啊!盖房子出租也得小心哦。

众所周知,宋朝是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盛世的特征是政治制度成熟、经济繁荣、文化兴旺、思想多元……还有高房价。

北宋的房价有多高?且看首都开封。

吴钩先生在《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中举例说很多文人、高官迫于房价太高,只能租房居住,包括欧阳修,苏门四学士秦观、张耒、黄庭坚、晁补之等人。而兼高官、大文豪于一身的苏辙竟然也是租房族。

当过御史中丞(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纪委书记)的苏辙,也是在京师买不起房子,一直住在出租屋。为此,他多次在诗中自嘲:“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他的朋友李廌乔迁新宅,苏辙写诗相贺,同时表达了他的“羡慕嫉妒恨”:“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儿孙期我八十年,宅成可作十年客。人寿八十知已难,从今未死且磐桓。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直到晚年,苏辙才在二线城市许州盖了三间新房,喜难自禁,又写了一首诗:“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欲趁闲年就新宅,不辞暑月卧斜阳。”

作为堂堂御史中丞,苏辙尚且租房,可见租房族人数规模庞大,而出租房子显然利润丰厚。

你身为宰相,私占官地,还役使外州兵士劳作,只为盖房子出租。这说起来的确不好听。而更为致命的是,谏官孙甫等人还翻起了当年李宸妃碑铭旧事,挑动宋仁宗早已忘却的旧恨。

问题严重了,当时欧阳修、蔡襄、孙甫、余靖素以危言谠论称名一时,他们俨然就是清流的代表、民意的代表,你宋仁宗能不妥协吗?

很快,晏殊被谏官们的组合拳打倒在地,罢去相位,外放颍州(今安徽阜阳市颍州区)。

虽然也有不少人为晏殊喊冤叫屈,可这又有什么用呢?一丝安慰而已。

此时,晏殊五味杂陈,仰天长叹。

欧阳修、孙甫、蔡襄都是他天圣八年(1030)知礼部贡举时的门生弟子,现在他却被得意门生掀翻在地!

这该是多么痛彻肺腑!

也许在无数夜深人静的晚上,他会不断地追问:为什么师生之间会反目成仇?到底谁是谁非?!自己真的错了吗?

晓春以为,撇开政见是非不论,晏殊与欧阳修之争是性格之争,也是阅历之争。晏殊看不惯欧阳修种种锋芒毕露、刺刀见红的做法,而欧阳修等人也看不惯晏殊四平八稳、权衡利弊、是非不分的处世哲学。

当然,宋人笔记中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晏殊罢相主要因“八大王”赵元俨的建议。

有一次,八王爷赵元俨病得不轻,宋仁宗亲自前往病榻看望和问候。

八王爷问:“为叔好久不见皇上了,也不知道现在谁做宰相?”

宋仁宗回答说:“晏殊。”

八王爷一惊:“此人名字触犯图谶预言,皇上怎么还用他为宰相呢?”

宋仁宗回去后,当即到秘阁查找那本图谶预言书,果然看到了事关大宋兴亡的说法,便准备狠狠地贬黜晏殊。

奉命草拟制词的是翰林学士宋祁,正是晏殊的好朋友,便再三为晏殊说情和争取,最后得以降职做颍州知州。

宋祁在制词中说“广营产以殖赀,多役兵而规利”实为避重就轻。晏殊没有被重加谴责,得益于宋祁帮忙。

这种说法曾被《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作者李焘认定为误,理由是赵元俨这年正月十二去世,而晏殊罢相的时间是九月十二,宋仁宗不大可能过了大半年才罢免晏殊的相位。

但李焘也只是推测而已。细加分析,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

皇叔赵元俨所说的“名在图谶”估计指童谣“江南若破,百雁来过”,而晏殊之“晏”恰恰与“雁”谐音。他们哪里知道,二百三十年后,蒙元丞相伯颜率军南下,攻破南宋。“百雁”实际是指“伯颜”。

试想,宋仁宗回宫查看图谶预言书后,无法确认晏殊之“晏”便是“百雁”之“雁”,迁延时日很正常。恰巧,欧阳修外放事件引发谏官之议,宋仁宗结合这两件事情,干脆罢免晏殊相位。

如果真是这样,晏殊因为一件芝麻小事就被罢相反而好理解了。

注意,晓春在这里只是做假设。

晏殊被贬不久,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进奏院事件”,此事也和晏殊有些牵连,因为他的外甥李定算是此事主角之一。

当时,进奏院的主要职能,是向地方传达朝廷的政令。日积月累,公文、奏状浩如烟海、堆积成山。

庆历四年(1044)九月,监进奏院刘巽和集贤校理苏舜钦依照旧例,在秋天办赛神会时,将进奏院的废纸卖掉,另外各自凑了一些银两,呼朋唤友下馆子。

酒桌上,大家猜拳行令,吟诗作对,甚至在酒酣耳热之际,召来两名“军伎”助兴。

有美酒,有美女,集贤校理王益柔同学的荷尔蒙骤然升高,他的大脑飞速旋转,想起杜甫的诗句“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又想起杜牧的诗句“跳丸相趁走不住,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皆为灰”……亢奋之际,王同学提笔蘸墨,龙飞凤舞,写了一首《傲歌》,其中有“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等狂悖诗句。

王同学,你以为活在唐朝吗?喝酒泡妞不算,还拿周公、孔子开涮!忘记嵇康怎么死的了——“非汤武而薄周孔”!

此事经李定告发后,被御史台严厉查处。天子震怒,参与聚餐的十多名官员全部被惩处,尤其刘巽、苏舜钦被除名勒停。

这个事情闹得太大了!

你李定何必如此呢?

告密者李定是晏殊的外甥,当时担任太子中书舍人。

原来李定事先听说有饭局,提出凑钱参加,但苏舜钦向来看不起非科班、靠父兄功绩步入仕途的李定,便婉言拒绝。

受了奚落的李定越想越气。

这也太伤自尊了!不让老子去,你们也别想好过,老子要把这件事抖搂出来。

此时,御史中丞王拱辰正愁找不到机会收拾“变法派”,惩处时自然不遗余力,以至于沾上边的就被追责处理,文学俊秀,为之一空。

后来甚至连苏舜钦的岳父、宰相杜衍也脱不了干系,被迫下台。

宋诗大咖梅尧臣为此写诗,感叹说:“一客不得食,覆鼎伤众宾。”

够形象吧?一个人没资格参与会餐,他便掀翻了沸腾的大锅,伤及无辜。

此事发生时,晏殊已赴任颍州,但他和斗争的双方均有无法割舍的关系。

苏舜钦、刘巽等人的后面,是力主“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等人。而李定客观上大大帮助了保守派,譬如首相章得象、御史中丞王拱辰、右正言兼知制诰张方平等人。

面对此情此景,贬谪颍州的晏殊除了感叹“无可奈何花落去”,又能如何?!

何止别人的事无能为力,自己起起落落的仕途何尝不让他心灰意冷。

他清楚,自己更适合行走在天子身边,而不是主政州府。面对繁琐的州府政事,他不愿意亲力亲为,尽量委于属下,自己意在读书吟词。

有史料说,那段时间,晏殊手不释卷,多数时间在读书,而把行政事务基本交给了颍州推官邵亢。

这样,时年三十四岁的邵亢得到充分锻炼,成为北宋能臣,晚年官至枢密副使。

2.看淡世事,人生一浮萍

外放颍州的第二年,即庆历五年(1045),晏殊写了一首《临江仙·资善堂中三十载》,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怀旧情绪和苍凉感慨:

资善堂中三十载,旧人多是凋零。与君相见最伤情。一尊如旧,聊且话平生。此别要知须强饮,雪残风细长亭。待君归觐九重城。帝宸思旧,朝夕奉皇明。

这首词上片感叹旧人之“凋零”,难得相逢。毕竟东宫旧臣中,晏殊年龄较小,年与时驰,岁月飞逝,很多人已然作古,即使健在者也难得相逢,气氛很是伤感。下片对老朋友发出美好祝愿,情真意切。整体看,这首词沉郁苍凉,风格质朴。

下片既是对友人的良好祝愿,也流露出自己的期许,他何曾不盼望早日“朝夕奉皇明”呢?这时,晏殊并不知道,此番外放,不是三五年就可以回到开封,而是几乎要赔上他整个晚年。

尚可欣慰的是,晏殊人缘相当不错,无论人在哪里,皆有好友上门看望。

晏殊在颍州期间,很有几个有头有脸的朋友前来看望。

譬如梅尧臣,他比晏殊小十一岁,但因为诗歌写得好,名满天下,被誉为宋诗的“开山祖师”。他担任许昌(今河南许昌市)签书判官时,曾专程前往拜访晏殊,而且住了十来天,形影不离,你吟诗我填词,很是快活。

譬如二十八岁的韩维,作为文坛的后起之秀,人家毫不犹豫、大踏步地向资深诗人晏殊靠拢,频频诗词唱和,给略感落寞的晏殊带来了青春活力和安慰。晏殊当时肯定想不到,这个年轻人若干年后成为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哲宗年间,官居门下侍郎,也就是副宰相。

当然,再好的朋友也不可能朝夕相伴。更多时候,晏殊是作为一名文思泉涌的诗人存在,写下了一组高水平的《渔家傲》。这组词问世后风靡一时,欧阳修、范仲淹纷纷模拟追和,时至今日仍是宋词研究者的关注热点。

我们不妨稍微花点时间,读其中一首:

荷叶初开犹半卷,荷花欲拆犹微绽。此叶此花真可羡,秋水畔,青凉伞映红妆面。美酒一杯留客宴,拈花摘叶情无限。争奈世人多聚散,频祝愿,如花似叶长相见。

这首词的重点不是真实的荷花、荷叶,而是歌伎的化妆。湖面上,花叶相衬,美景如画——这是歌伎的装扮给人的联想。宴席上,歌伎劝人饮酒,风情万种。作者突发聚少离多之叹,一朝分别,不知何时再见。结尾,晏殊祝愿有情人像荷花荷叶一样日夜厮守。

虽然也有些伤感,但这首词和前面那首《临江仙》给人的感觉是不是大不一样呢?至少意象鲜艳生动,抒情自然,节奏明快。尤其“频祝愿,如花似叶长相见”扫开了伤感的气息,给人以温暖的感觉。

读罢这组《渔家傲》,晓春不得不相信,晏殊早已看穿人生之短暂,人世间的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不如抛开一切,及时行乐。

颍州西湖是中国四大西湖之一,另外三家分别是杭州西湖、惠州西湖和扬州瘦西湖。

晏殊常常泛舟颍州西湖,吟诗作词。地方志记载他“饮酒赋诗自若”,还在西湖旁建清涟阁,在阁前亲手栽下两棵柳树。

而在宋人笔记中,他不仅“自若”,而且“潇洒”。说他曾经以惠山的清泉烹茶,并置以美酒,然后挥毫赋诗:

稽山新茗绿如烟,静挈都蓝煮惠泉。

未向人间杀风景,更持醪醑醉花前。

如此看来,晏殊的精神状态相当不错。虽然他早登仕途,少年得志,但也有随遇而安、自宽自解的旷达胸襟。

当然,作为州府主官,晏殊政事之余不单单有诗词文章和酒,还能遭遇大千世界的奇闻异事。

宋人笔记中曾有晏殊在颍州捉拿“妖人”的详细记载。

一天,有走江湖的民间艺人献演“踏索”杂技。没过多久,艺人突然将粗大的绳子掷向空中。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大绳子没有跌落到地上,反倒直立起来。更加令人惊讶的是,艺人竟然沿着绳子攀爬而上,快如疾风暴雨,转瞬之间飞空而去,不见踪影。

晏殊当即被惊得险些掉了下巴,太不可思议了!

就在晏殊又惊又吓、百思不得其解时,一名守衙军校告诉晏殊:“不久以前,我曾到边地戍守,见过这样的事情,您只要令人关闭城楼大门,一定能抓获妖人,因为这等妖术不可能这么快逃出州府。”

晏殊听从了建议,告诫兵士说:“只要不是衙门里的老东西,就给我狠狠地砍。”

兵士们搜寻了一圈,没有发现异常。

最后,马院旁一个兵士问:“往常只有五枚系马桩,可现在有六枚,这是怎么回事呢?”

于是,立即用斧子砍过去。斧子刚下去,就听到一个人大呼小叫,终于抓住了那个江湖艺人。

对于这类玄秘离奇事件,晏殊一向比较排斥。因为亲眼所见,他无法否认一些怪异事件的存在,但态度与孔子类似——“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不管如何,儒家思想对他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即使坐冷板凳被贬谪异乡。

体现他骨子里儒家思想的,还有他对安贫乐道者的赞誉。

李阳孙是崇仁县人,算是晏殊的抚州老乡,他庆历年间在封州(今广东封开县)担任主簿。三年任满之后,他携妻带子徒步回到崇仁老家,不辞千里之苦。

封州的确是小州,主簿也不是什么大官,相当于现在市政府的秘书长,但清苦至此,一家老小甚至不得不步行千里回乡,还是超出人们的想象。

晓春由此想起范仲淹“卖马迁官”的故事。

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考中进士担任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县)司理参军。这个职位是掌管囚犯、审讯刑狱公事的下层官员,俸禄微薄,加之还要奉养母亲,所以他几乎没有什么积蓄,算是标准的“月光族”。

结果,等到他调任他职时,竟然连路费都不够,只能变卖自己唯一的一匹马,作为行资。

为此,北宋名臣、在宋哲宗朝官至御史中丞的孙觉曾在贬官广德军时写了《广德司理》诗,盛赞范仲淹说:“官小俸禄薄,家居率穷空。卖马以自给,徒步气弥充。”

晓春心想,李阳孙此举或许是效仿范仲淹吧,榜样的力量无穷大啊!晏殊也被李阳孙深深感动,有一次他们相聚了,在离别之前,向李阳孙赠诗一首:不忍与君别,怜君仁义人。三年官满后,依旧一家贫。

虽然远离中枢、仕途不顺,但这种有诗词有茶酒有知己的生活其实相当惬意。

可就在这个时候,一纸调令下来,让他挪地方。

北宋的地方官普遍实行一年一考、三年一任的任期制度。

庆历八年(1048)春,在颍州工作将近四年的晏殊徙知陈州(今河南淮阳县)。

与颍州相比,陈州距离京城开封更近,但这离晏殊的预期甚远。

可话说回来,面对钦命,身为人臣,除了走马上任,又能如何?

好在这年九月,经晏殊推荐,梅尧臣擢升为国子博士、陈州镇安军节度判官。一对惺惺相惜的文友、忘年交终于再次相逢,可以寸步不离,切磋诗文。

晓春由此想起晏殊当年担任南京留守时的同僚王琪、张亢,正是他们两人陪着晏殊度过了一段诗酒风流的岁月。

一代词宗晏殊怎么容许身边没有舞文弄墨的知己?

果然,梅尧臣任职陈州之后,与晏殊频频唱和,两人尽得诗词之乐。

梅尧臣原本就是久负盛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与苏舜钦齐名,时号“苏梅”,又与欧阳修并称“欧梅”。

于是,梅尧臣的诗、晏殊的词成为陈州最为响亮的文化名片,他们之间的相互砥砺成为美谈,同时使得他们的诗词迅速传播。

宋人笔记中记载了一个神秘故事,可见晏殊词作盛极一时。

那时,陈州有一个名叫“孔大娘”的女妖,每逢昏暗的夜晚,就在鼓腔中和人交谈。她跟人家谈什么我们不知道,只知道她手眼通天,竟然能够预知未来。有一次,晏殊写了一首小令,还没有完全定稿,可孔大娘就能咿咿呀呀唱了。牛吧,不服不行!

这个时期,除了梅尧臣,和晏殊联系较为密切的还有范仲淹。

庆历八年,时任邓州(今河南邓州市)知州的范仲淹将百花洲的图与诗献给晏殊。

第二年,范仲淹徙任杭州知州,途经陈州,特意登门拜访晏殊,诚心诚意地执门生礼。

这对于被贬五年之久的晏殊来说,是一件颇为欣慰的事情。毕竟,此时的范仲淹与他名位相当,而且比他年龄大两岁。

受人滴水之恩而报以涌泉,此乃古之君子所为,范仲淹做到了。

对晏殊而言,奖掖后进是贯穿他一生的习惯性行为,从来没有想从中获得回报。即使在不受宠信的晚年,他也不曾对拔擢新秀有一丝松懈。

譬如,担任颍州知州时,重用邵亢,又推荐邵必担任集贤校理;

譬如,担任陈州知州时,推荐梅尧臣;

譬如,担任许州知州时,留用黄庭坚的老爸、王安石的同年进士黄庶;

譬如,知永兴军时,招纳韩维、黄庶入幕,先后推荐张先、张洞、韩绎为通判;

譬如,任职西京留守时,对郑文宝、傅尧俞充分肯定,帮着传扬好名声。

年近花甲的晏殊,对别人的事情很热心,但自己却参透世事,无欲无求。

庆历八年,宋仁宗突然想起了这位昔日的老师,便问宰相:“晏殊这么多年出守州府,从来没听他提什么要求,也不知道他有什么需要?”

宰相把情况告诉晏殊,但晏殊也只是上表向皇上问安,闭口不提自己的要求。

晏殊家族是一个庞大的家族,他本人育有九子六女,况且还有兄弟、堂兄弟、侄子、堂侄、妻舅、外甥若干,怎么可能对朝廷无所祈求?

原因是,此时的晏殊惯看秋月春风,心如古井,花开花落两由之。

当然,宠辱不惊和淡看世事未必等同工作、生活的消极、颓废。

晏殊担任陈州知州时,政绩斐然,后人因此为他立庙纪念。

皇祐元年(1049)秋至皇祐二年(1050)冬担任许州知州时,遇到什么事情当即处理,衙门里从来没有久拖不决的案子,赢得一片赞声。

皇祐二年冬,晏殊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

这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封赏,意味着朝廷基本恢复了晏殊以前的待遇。观文殿大学士指“宰相离任外调,带此职名,以示恩宠;并有备皇帝顾问的名义”,晏殊离开宰相职位六年,方得这个虚衔,可见多么不容易。

真有这么难吗?答案是肯定的。按照北宋的惯例,宰执被言官弹劾后,恢复以前的“职名”相当困难,譬如杜衍被落职后终身再未恢复。

事情要辩证地看,晏殊虽然加“观文殿大学士”衔,但代价不轻——前往远离京畿的边地永兴军。

永兴军是抗击西夏的前方,治所在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与京师开封相距遥远。可想而知,这不是晏殊所希望的。景祐四年(1037)前后,有官伎唱“千里伤行客”,被他严厉呵斥。可现在,自己终于被远放到距离开封千里之外的偏远地域。真是一言成谶啊,世间的谶语总是如此灵验而不可捉摸。

此番外放,在颍州、陈州、许州,自己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可怎么还是远放边关啊?!

抵达永兴军任上,晏殊只是管一些大事,多数事情授权给属官处理。

此时,他年过花甲,没有体力和心思管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了。能够让别人干的,尽量由别人干吧,九州大地离开谁都差不多。放下吧,什么都是浮云!

这段日子,晏殊很少升堂办公,大概十几天才到厅堂和同僚、胥吏见一次面。谁有什么事急着要办,也是由身边的军士转告,再由军士把晏殊的指示传达过来。

无为而治或抓大放小必须有足够的控制能力才不至于乱了阵脚,影响工作。

很多人为晏殊的做法担心:晏大叔,你乐得轻松自在,任由庸官、贪官掌权,耽误了工作,朝廷不会把你这个观文殿大学士怎么样,我们就得背黑锅了!

终于,有一个姓闫的老兄忍不住了,死活要见晏殊。

闫老兄的职务是司理参军,就是范仲淹当年刚出道时干过的岗位,掌管刑狱。

见到晏殊,闫老兄诚恳地说:“晏大人,朝廷倚仗阁下德高望重,镇守一方,我等同僚也希望每天瞻望老帅哥您的风姿,聆听您的教诲。现在,我们一干人衣冠楚楚在这里恭敬听命,却只是听从您的贴身军士指挥,无奈他哪里有这么高的威望呢?”

晏殊同志叹息道:“你真是我的好哥们,要不然怎么肯教我啊!”

第二天早晨,晏殊又对旁边人说:“闫同志刚直而有胆有识,来日前途无量。”

于是,将闫同志向朝廷推荐。

由此可见,晏大叔虽然做不到事必躬亲,但心胸豁达,能够闻过即改。

大多数官员面对下属质问,要么强辞争辩,要么勃然大怒,像晏殊这样低调而洗耳恭听相当难得。况乎,晏殊还因此认为闫参军是个人才,而向朝廷推荐。

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晓春信了!

晏殊大叔不仅仅度量大如海,还实打实改变作风,不再当“甩手掌柜”了。

或许你要问,这样说有证据吗?

当然有,且看晏大爷亲自办案。

有一次,一对老年夫妻来到衙门告状,说女婿用“厌蛊”谋害他女儿。

原来,一个富家子弟和妓女搞到一起去了,准备正儿八经地结婚。男方父母死活不同意,三下五除二帮儿子娶了一个老婆。

于是,这个浪荡公子便向妖人学习“厌蛊”,想用巫术将老婆置于死地。

没过多久,他的老婆果然得病,很快就奄奄一息了。

女方的父母听说后便来衙门告状。

晏殊是一个相信科学的知识分子,对这类鬼怪的事情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有什么“厌蛊”,问:“世上还有这样的事吗?”

通判韩绎建议追查到底。

捉拿嫌疑犯,深入审问后,终于挖出了埋在地下的木偶人,上面写有女方的名字、生辰八字和诅咒词。

晏殊被惊得目瞪口呆,下令让罪犯伏法。

整体看来,晏殊晚年仕途遭到贬谪,但客观上处境并不糟糕。

被贬的这十年,朝廷对他仍然封赏不断。

譬如,皇祐元年(1049),他被迁官加职位“刑部尚书、观文殿学士”。接着,第二年冬天,“祀明堂,迁户部,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皇祐五年(1053),“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进阶至开府仪同三司,勋上柱国,爵临淄公,食邑万二千户,实封三千七百户”

凡此种种封赏,说明宋仁宗虽然没有把晏殊召回朝堂,放到身边任用,但基本恢复了他担任宰相时的各种待遇。

对晏殊和晏殊家族来说,这也算是一丝安慰吧!

3.夕阳西下,江天寂寥旧人稀

即使在晚年被贬谪的时光,晏殊的家庭也生机勃勃。

皇祐元年,晏殊第四子晏知止进士及第。

皇祐五年,晏殊的从孙晏升卿进士及第。

后继有人!这肯定是晏殊晚年感到最为欣慰的事情之一。尽管他自己早已看淡世事,无欲无求,但对于后辈的成功,他仍是由衷地感到欣慰。

此外,和门生欧阳修的重归于好也显示他打开心扉,不再纠结于过往恩怨。

晏殊担任颍州知州时,欧阳修曾经写信《与晏元献公同叔书》,请他推荐荥阳主簿魏广。这件事的结果怎么样没有见到记载。

不过,晓春估计,这封信十有八九被晏殊扔进了废纸篓。

凭什么这样判断?

因为,即使后来迁任许州知州,晏殊也耿耿于怀,处理欧阳修的来信时,颇为不屑一顾。

那时,晏殊当着客人的面,口述几十句话,让文书代为回复。

有人说:“晏大叔,人家欧阳是大名鼎鼎的文人,您这样是不是太不尊重了?”

晏殊同志头一扬:“他就是我主持大考时的一个学生,这样足够了。”

晓春据此推测,当时,晏殊尚且没有消除对欧阳修的成见,更不要说任职颍州的时候。

转机似乎出现在皇祐四年(1052)。

这年三月,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去世了,晏殊派遣使者前往吊唁。

后来,欧阳修特意致信表示感谢。你来我往,晏殊、欧阳修之间的矛盾得到了缓解。

看起来,晏大叔事事如意。可是,这貌似如意的生活真的让晏殊忘却了重回两府的愿望吗?

恐怕没有。

晏殊在皇祐三年(1051)写了一首词,或许我们能够从中窥探出答案。

这首词题为《山亭柳·赠歌者》,历来为词论家、学者所关注。凭什么收获这么高的回头率?

一是因为这首词的写作风格与晏殊以前的词作迥异;

二是晏殊一反常态,把目光投向底层劳动者,为一个遭遇坎坷的陕西歌女代言;

三是晏殊写作此词明显有“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之意,以抒发自己仕途不畅、壮志难酬以及圣眷不再的感伤之情。

家住西秦,赌博艺随身。花柳上、斗尖新。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蜀锦缠头无数,不负辛勤。数年来往咸京道,残杯冷炙谩消魂。衷肠事、托何人。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

我家住在西秦,最初仅靠一些随身技艺维持生计。在吟词唱曲上精益求精,推陈出新。因机缘巧合,我学到了念奴的唱腔,声调高亢,有时甚至能遏止行云。风光的时候,获得钱财不计其数,算是没有辜负我的一番辛劳。可这些年来,我频繁往返于咸京道上,所赚得的只是一些残羹剩饭。可怜我满腹心事又该向何人去诉说呢?若有知音赏识,我不会拒绝为他唱遍那些高雅、动听的歌曲。可也许,唱罢一曲后,我在酒宴上会忍不住当众落下泪来,再次拿起巾帕掩面而泣。

年轻美貌时“蜀锦缠头无数”,年老色衰时“残杯冷炙谩消魂”,这种对比是强烈的。

这首词一反晏殊词作“圆融平静”、“含蓄婉约”的风格,写得激越刚健、深沉悲凉。采用描述、对比等手法,直抒胸臆,将歌女前后经历、遭遇形成强烈对比,具有非常强的艺术感染力。词人在完成对歌女经历记叙及形象塑造的同时,也将自己感同身受的心情及流落异乡的悲戚融入其中。这不单单表现作者对底层平民的深切同情和关心,也是本人对当前处境不满的宣示。

写作这首词时,晏殊应该在永兴军任上,年过花甲。当时,晏殊罢相外放已经七八年了,而回京似乎仍遥遥无期。想起自己遭贬受逐跨时八年,依然看不到尽头,不由得悲从中来,这是要客死他乡的节奏啊?

著名古典诗词研究家郑骞先生在《词选》中认为晏殊这首词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毕竟“时同叔年逾六十,去国已久,难免抑郁”。

事实证明,晏殊的还朝梦的确遥遥无期,皇祐五年(1053)秋,他以六十三岁的高龄徙知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市),兼西京留守。

尽管这一次宋仁宗还夹带了其他令人眼红的封赏——“累进阶至开府仪同三司,勋上柱国,爵临淄公,食邑万二千户,实封三千七百户”,但这对于风烛残年的晏殊来说,能有多大的实际价值呢?无非能得到些许心理上的宽慰。

两年前,晏殊的第三任夫人王氏去世了。

而一年前,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门生、至交范仲淹病逝于徐州。

八年前,他在颍州时就感叹“旧人多是凋零”,如今自己仍在他乡煎熬,至爱亲朋一个个离他而去,奔赴黄泉。这该让他的内心感到多么疼痛而寂寥!

晏殊以“举神童”踏入仕途,虽有起落,但整体尚属顺风顺水。他的个性以沉谨、周慎、圆融为主,偶见刚峻、狷急。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迁徙州府,尤其以六十三岁高龄移任西京留守,他的内心难以平静。我晏殊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小赵官家你怎么还忍心让我四处奔波?难道你忘记了我当年教你读书、陪你玩耍的点点滴滴吗?

说起来,六十三岁还在地方任职的确不容易。可也要看跟谁比,如果晏大叔跨越时空,认识后辈的后辈、抚州老乡张渊微,也许会彻底淡定下来。

一百九十四年后,南宋新城县(今江西抚州市黎川县)张渊微以六十三岁高龄被钦点为状元,依然兴奋异常,感慨之余,赋诗《胪传写兴》:读尽诗书数百担,绿袍今始换蓝衫,嫦娥问我年多少,二十年前四十三。

看看人家,尽管诗书满腹,也熬到耳顺之年才“换蓝衫”,而晏殊三十五岁已官居枢密副使。你晏殊六十三岁急着回到京城安享天年,可人家刚刚开启新征程。

这段时间,晏殊还写过一首七绝《题巩县西门周襄王庙》:

人来人去市朝变,山后山前烟雾凝。

萦带二川河洛水,寂寥千古帝王陵。

我们不难从中窥出晏大叔感叹世事沧桑的悲凉心态。

一个人怕就怕心态不平衡。

晓春前面说晏大叔已然看淡世事、无欲无求,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而回朝无望,也许晏大叔的心态渐渐失去了平衡,《山亭柳·赠歌者》和《题巩县西门周襄王庙》正是这种心态的折射。

有史料显示,晏殊在洛阳时,“狷急”性格再现。

晏殊在西安时,曾经提拔张洞做办公室主任,后来改任巩县知县。等晏殊调任河南府知府后,又把张洞调到身边工作。当时,晏殊变得很急躁,不能容忍过错,动不动就用刑,身边同僚都不敢劝阻。张洞和晏殊的关系极好,常常一起赋诗饮酒,所以经常出面劝阻晏殊,态度坚决。晏殊也很买账,会听从张洞的意见,而张洞也没有辜负晏殊的知遇之恩。

其实,“狷急”是晏殊性格的特征之一,年轻时尤为严重。

譬如“持笏伤人”事件,譬如“谏阻张耆任职”事件,甚至发生过“打死入室盗贼”事件。

据记载,有一次,一个盗贼到晏殊家里偷盗,结果被家丁抓住,于是一顿狠揍,拳脚棍棒一起上,把那个倒霉的梁上君子打得皮开肉绽,押送到开封府府门就挂了。

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晏殊的“狷急”性格消失了很多年,甚至有宋人笔记称他“五十年作官苦学,尤自步步事事共人商量”

可现在,急躁、对事情不能容忍的性格缺点又出现在六十多岁的晏殊老人身上。

也许,这种带有浓重的地域文化的性格缺陷很难彻底克制。

在灿若群星的抚州历史文化名人中,最为耀眼的是王安石、曾巩、晏殊、陆九渊和汤显祖。这几位文化大腕哪一个不是“狷急”、“刚简”、“固执”,只是程度不一而已。在晓春看来,这和抚州的山水景观、民俗风情、历史文化密切相关,无须做什么切割。

那么,此时晏殊内心深处到底怎么想?

具体情况我们已无法了解,只知道这段时光,他于政事之余依然写诗作词不辍,依然举贤荐能不止,依然喜欢宾客盈门的感觉。

可惜的是,旧人多是凋零,知音越来越少。除了韩维、张洞和宋庠,来往频繁的故交旧友已经没有几个了。

在《晏氏宗谱》中,收录有署名韩琦所写的《衮绣堂记》,记载了宋仁宗为晏殊御赏书“衮绣堂”三个大字的背景和经过。文中写道:臣殊硕德老成,知足以烛奸,虑足以谋远,□足以商情,勇足以断事。上敷圣心,下洽民情。于是,西土之民,老安少怀心悦诚服。时年春,如京师朝天子,嘉其勤慎,降其爵赏,御赏书“衮绣堂”三大字,以华之哉,敕韩琦为记。

由此看来,晏殊担任西京留守时,颇得仁宗认可。

可惜,晏殊在洛阳主政河南府的时间很短,不足一年。

因为,他病了,迟迟不能痊愈。

尊敬的晏大叔,难道您非得这样才能回到东京开封吗?

六 驾鹤西去,备极哀荣

至和元年(1054)六月,晏殊顶着炎炎夏日回到京师开封治病。

病情捉摸不定,似乎回到开封后就得到了缓解。宋仁宗特意把他留在迩英阁侍讲,每五天上朝一次。

这么多年的还朝梦啊,莫非一场大病就换来了?

不仅如此,宋仁宗还给予了晏殊极高的礼遇。

据学者考证,宋朝是官本位形成的关键阶段。怎么坐,怎么站,出入是否戴凉伞,在哪里下轿下马,朝会或宴会时在哪个位置,等等,根据官阶、官位的不同,规定得很详细。

顺便说一句,宋代以前,宰相上朝时,一般赐座、赐茶。可这个规矩据说被宋太祖打破了。

赵匡胤刚当上皇帝时,宰相范质等人上朝时仍然坐着。

一天,赵匡胤说:“老范啊,我的眼睛看不清楚,你把文书拿过来,我仔细看看。”

范质赶紧起身,将文书呈送过去。

可等他反身回来,发现原来那张椅子已经被撤掉了。

自此,宰相在上朝时也只能站着,成为定制。

当然,宰相在参加大朝会、筵会时可以享受赐座、赐茶、出入戴凉伞等待遇。

晏殊此时享受的正是宰相的待遇——“八月二十二日,诏观文殿大学士晏殊遇赐茶并筵会令座杌子,出入戴凉伞,与中书、枢密院臣僚同处下马,遇大朝会、筵宴缀中书门下班。”

什么意思?筵会时有凳子坐,出入可戴凉伞,和宰执同一个地方下马,朝廷大型活动时,排位紧接着宰相。

不仅如此,晏殊的亲人朋友也传来了很多好消息。

这年三月,他的内兄王德用升任枢密使,抵达了一员北宋武将的人生巅峰。

九月,他的女婿杨察官加翰林学士承旨,成为宋仁宗的“秘书长”。

九月,与他重修旧好的门生欧阳修迁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

毫无疑问,这是晏殊最近十年来最为开心的时光,尽管来得有点晚。

远离权力中心十年,楼台依旧,物是人非,该有多少故友相逢而泣的场景,又该见到多少青年才俊陌生而意气风发的面孔!

这年十二月,晏殊以观文殿大学士的身份提举万寿观。

可惜,此时晏殊已疾病缠身。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有一天,晏殊做了一个神秘的梦。

他梦见自己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行走在长长的桥上。

突然,桥断了。

白马疯狂奔跑,把他摔在桥上,白马独自登天而去。

梦醒之后,他隐隐感到不祥。

果然,病情迅速加剧。

宋仁宗得知后,钦派太医日夜诊治,并准备亲自前来看望。

晏殊的外甥杨文仲说,皇帝登门看望病情严重的大臣,必定携带纸钱等祭奠礼品,免得万乘之尊再次莅临。

在杨文仲看来,晏殊的身体还没有糟糕到行将就木的地步,奠礼入门太不吉利。

于是,晏殊上奏说:“我身体已经没事了,不必烦劳皇上牵挂。”

宋仁宗以为真的如此,便没有前来看望。

可仅仅几天之后,晏殊在开封家中病逝。时在至和二年(1055)正月二十八日亥时。

他降生时大约是晚上十点左右,离开人世时也是晚上十点左右。

宋仁宗闻讯后,大吃一惊,以没有及时看望晏殊而深感遗憾。亲临吊唁,追封他为司空兼侍中,谥号“元献”。有关部门建议辍朝一天,宋仁宗诏令辍朝两天。

谥号是一个人的盖棺定论,古人对此非常看重。

为什么谥“元献”二字呢?

时任同知礼院的苏颂在谥议《司空侍中临淄公晏殊谥元献》中解释说:“主善行德曰元,文贤有成曰献。惟二义之美,合于故相、司空、临淄公之行为宜矣。”“夫委质入朝,当政任事,有知人之明而济以不私,得不谓之‘主善行德’乎?保躬而由礼,则行己而有始卒,得不谓之‘文贤有成’乎?”

苏颂的评议客观而公允,获得了宋仁宗和朝廷的认可。

当年三月,晏殊葬于许州阳翟县(今河南禹州市)麦秀乡之北原,宋仁宗亲自为其墓隧碑首赐名“旧学之碑”。

可见,宋仁宗对这位年高德劭的旧臣有相当深的感情。

晏殊以“举神童”踏入仕途,宦海沉浮五十年,数次出入东西两府,几番贵为执政,加之文名远播,堪称一代词宗,他的去世足以震动朝野。

欧阳修、梅尧臣、胡宿、韩维、王珪、王安石、刘敞、宋庠、范镇、沈遘等大臣名人均前往吊唁,写了挽辞、挽联。

欧阳修为晏殊撰写了“神道碑铭”,交由翰林学士、书法家王洙书写。而他的《晏元献公挽辞三首》是影响较大的挽诗,其中有“接物襟怀旷,推贤品藻精”、“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解官制服门生礼,惭负君恩隔九泉”等诗句。

韩维在挽辞中评价晏殊“大策安宗社,高文著庙堂”;王安石评价说“文章晋康乐,经术汉公孙……”。

还有很多人,虽然现在已经找不到他们写的挽辞、挽诗,但依稀能发现他们前往吊唁的迹象。《晏氏宗谱》收录了《祭楚国元献公文》一文。种种迹象显示,这篇祭文很可能系后人所作。但文中列出参与祭奠的名单却十分靠谱,如杜衍、宋祁、文彦博、陈执中、梁适、庞藉、韩琦、王德用、张方平、王尧臣、曾公亮、唐介、包拯等人。晓春以为,这些名单并非信口雌黄,应该言之有据。事实上,这些达官显宦与晏殊过从甚密,有的还是亲戚,譬如王德用是晏殊的内兄、王尧臣是晏殊的儿女亲家。

难能可贵的是,晏殊身居高位几十年,清贫如寒士,荐能举贤无数,却很少为自己子弟开口。

当然,晏殊不为子弟求恩泽,并不等于当朝天子会亏待晏家人。

晏殊病逝后,宋仁宗对晏殊子、孙、外甥多人委以官职。

譬如,他的儿子晏承裕被任命为崇文院检讨。

譬如,孙辈及外甥中没有担任官职的,有九人被任命为朝廷命官。

晏殊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波澜壮阔的一生。

举神童,可见其非凡的才华;遵旨不为其弟晏颖的文章润色,可见其周慎;误召操白麻而力辞,可见其严谨;奉命草制丁谓复相,可见其忠君;屡获天子咨访而不炫耀,可见其低调;建言太后垂帘,可见其机智和博学;谏阻张耆任枢密使,可见其操守;应天府兴学,可见其才干;阻止太后服衮,可见其气节;频频举贤荐能,可见其心胸和眼光;建言“不以阵图授诸将”,可见其务实;《答赞善兄家书》,可见其自律通达;听取闫某规谏,可见其谦逊;不为子孙谋私利,可见其清廉;和欧阳修重修旧好,可见其襟怀大度……

整体看来,人们对晏殊的评价虽然不尽相同,但其中有几点高度一致。

一是公认的诗文大家,一代词宗。能文工诗擅词,尤其长于小令,是江西词派的开山领袖。清人冯煦在《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称其“为北宋倚声家初祖”。

二是兴学有功,泽及后世。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毁坏严重,晏殊带头兴学办校,引领潮流。范仲淹受此影响,后来成就了“庆历兴学”的政绩。

三是辅助两朝皇帝有功。宋真宗晚年对其多有咨访,颇为依赖。宋仁宗尚为太子时,晏殊即陪伴左右。亲政后,晏殊历任御史中丞、三司使、枢密使、宰相等重要岗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是有常人不及的识人之明。知人善任,豪俊好客,为仁宗朝的人才建设做出了非凡贡献。北宋名臣范镇在挽辞中说他“平生欲报国,所得是知人”是极为确切的评价。

五是品行高洁,宠辱不惊。真诚、朴实、沉谨、圆融、淡泊、刚简,自奉若寒士。

六是文化贡献巨大。一生好学,诲人不倦。喜欢编书、校书,编著了很多传诸后世的典籍。擅长书法,尤其对“飞白”有很深的研究。

当然,也有人认为晏殊少年得志,历经岁月打磨,棱角全无,患得患失,明哲保身,中庸圆通,老于世故。

这些说法未必完全没有道理。但设身处地为晏殊考虑,几经沉浮,厕身天恩难测、党争激烈的环境,谁能置身家的生存于不顾呢?哪一次迫不得已的妥协后面不是血和泪?你们几曾感受到晏殊心中“儒”、“道”、“释”各种文化的冲突?他不得不在进取、担当和淡看世事、及时行乐中一次次徘徊。

对于后人而言,晏殊最大的贡献是其丰厚的著述,尤其诗词文赋。

《宋史·晏殊传》称“文集二百四十卷,及删次梁、陈以后名臣述作,为《集选》一百卷”。曾巩《隆平集》称“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又有《临川集》、《二州集》、《二府集》”。南宋王称《东都事略》称“其笃学老而不倦,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又集古今文章为《集选》二百卷”。

但目前传世的诗、词、文章,仅有收录在《全宋文》中的五十五篇文章,收录在《全宋诗》中的一百六十首诗、五十九句残句、存目三首,收录在《珠玉词》中的一百三十六首词。

近年来,晓春偶见署名“北宋晏殊”的各种版本《解厄鉴》销售。书中附录据称为晏殊所作的原文,约九百字,分为“藏锋卷”、“隐智卷”、“戒欲卷”、“省身卷”、“求实卷”、“慎言卷”、“节情卷”和“向善卷”。可惜,编者没有明确说明《解厄鉴》的来历、出处,难以证明此文确系晏殊所作。

  1. 本节两则小故事部分情节据匡定邦《小晏殊巧对代妇鸣》、《崇因寺初露锋芒》。
  2. 原文见《宋史·李虚己传》:时虚己被赐,因献诗自陈父子遭遇,荣及祖母。帝悦,为批其纸尾曰:“虚己学古入官,荣亲事生,奉书为郡,欲布新规,朕得良二千石矣。”遂赐五品服,又赐其祖母钱五十万,命翰林学士张洎会两制、三馆儒臣遍阅所批诏。其后以南郊恩封群臣母妻,虚己又请罢其妻封以授祖母,诏悉封之,世以为荣。
  3. 原文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十九:先是,遣使采访川、峡诸州府贰之能否,多不治者。独知夔州袁逢吉,知遂州李虚己、通判查道,知忠州邵晔,知云安军薛颜等七人以称职闻。
  4. 原文见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李虚己侍郎,字公受,少从江南先达学作诗,后与曾致尧倡酬。曾每曰:“公受之诗虽工,恨哑耳。”虚己初未悟,久乃造入。以其法授晏元献。
  5. 原文见祝穆《古今事文类聚》:“晏元献公殊父本抚州弓手,晏幼能文,李虚己知徐州,一见奇之,荐于杨大年以闻,年十二。”“徐州”系“洪州”之笔误。
  6. 原文见《宋史·李虚己传》:初,致尧谓曰:“子之词诗虽工,而音韵犹哑。”虚己未悟。后得沈休文所谓“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遂精于格律。
  7. 原文见《宋史·李虚己传》:“寅事亲孝,治家有法,闺门之内肃如也。虚己、虚舟又以孝友清慎世其家。”
  8. 原文见傅璇琮《宋登科记考》卷三:(真宗景德二年)五月十五日壬戌召试抚州童子晏殊、澶州童子姜盖。“召抚州进士晏殊试诗、赋各一首,大名府进士姜盖试诗六篇。赐殊进士出身,盖同学究出身”。
  9. 原文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殊属辞敏赡,上深叹赏。宰相寇准以殊江左人欲抑之而进盖。上曰:“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岂限遐迩?如前代张九龄辈,何尝以僻陋而弃置耶?”乃赐殊进士出身,盖同学究出身。
  10. 原文见《宋史·晏殊传》:后二日,复试诗、赋、论,殊奏:“臣尝私习此赋,请试他题。”帝爱其不欺,既成,数称善。
  11. 原文见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擢(晏殊)为秘书省正字,赐袍笏,令读书于秘阁,就直馆陈彭年习诸科。
  12. 原文见佚名《道山清话》:大参陈彭年以博学强记受知于定陵,凡有问,无不知。其在北门,因便殿赐坐,对甚从容,上因问:“墨智、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齐也。”上问:“见何书?”曰:“《春秋少阳》。”即令秘阁取此书。既至,彭年令于第几板寻检,果得之。上极喜,自是注意,未几执政。
  13. 原文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一:先是,诏南郊坛行事官,勿用老疾幼弱者。秘书省正字晏殊上章愿观大礼,上怜其意,许之,因诏京官年未及十五,愿赴南郊陪位者听。
  14. 据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宋前期奉礼郎多以公卿子弟门荫得之,俸禄倍于秘书省校书郎、正字。
  15. 原文见《宋史·杨亿传》:亿天性颖悟,自幼及终,不离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略不凝滞,对客谈笑,挥翰不辍。精密有规裁,善细字起草,一幅数千言,不加点窜。当时学者,翕然宗之。
  16. 原文见《宋史·曾致尧传》:(曾)致尧性刚率,好言事,前后屡上章奏,辞多激讦。
  17. 据清同治《南丰县志》卷十五记载:曾密公致尧释褐授符离簿,迁光禄寺丞,监越州酒税,告归宁。母周氏置酒园中,族戚咸集。或诮密公衣冠敝垢,仆马羸瘦者。母曰:“贫而见我,是我荣也。若黩货而归,贻吾忧矣。”
  18. 原文见清同治《南丰县志》卷二十三:初,致尧尝宴见,太宗从容语及内帑充牣,甚自喜。时方忧旱,致尧即奏对曰:“未及江南一夜秋雨之为富也。”帝为之动容。
  19. 原文见魏泰《东轩笔录》卷二:曾谏议致尧,性刚介,少许可。一日,在李侍郎虚己坐上,见晏元献公。晏,李之婿也,初为奉礼郎。曾熟视之,曰:晏奉礼他日贵甚,但老夫耄矣,不及见子为相也。
  20. 原文见曾巩《隆平集》卷五:真宗尝谓辅臣曰:“……其弟颖亦能属文,朕遣取所业,且戒殊勿为改窜。弟请润色,不之省亦不言其故,周慎如此,信知其禀赋也。”
  21. 原文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五:上曰:殊少年孤立,力学自奋,人鲜及之。加以沉谨,造次不逾矩,甚为缙绅所器。或闻有大族欲妻以女,殊坚拒之。
  22. 原文见沈括《梦溪笔谈》卷九“人事一”。
  23. 原文见欧阳修《晏公神道碑铭》:丁父忧,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复,命淮南发运使具舟送之京师。
  24. 原文见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判集贤院“在馆供职,示旌重儒雅之士。或它官外任带职”、“位在直集贤院之上,由集贤院学士或史馆修撰等充”。
  25. 原文见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五引朱兴仲《续归田录》:伯俙字景蕃,与晏元献俱五六岁以神童侍仁宗于东宫。元献自初梗介,蔡最柔媚,每太子过门阑高者,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践祚,元献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
  26. 此段内容原文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五。
  27. 原文见《宋史·寇准传》:“初,丁谓出准门至参政,事准甚谨。尝会食中书,羹污准须,谓起,徐拂之。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邪?’谓甚愧之,由是倾构日深。”这也是“溜须”之来历。
  28. 原文见苏辙《龙川别志》卷上:“亿私语其妻弟张演曰:‘数日之后,事当一新。’稍泄,丁谓夜乘妇人车与曹利用谋之。”
  29. 原文见《宋史·晏殊传》:仁宗即位,章献明肃太后奉遗诏权听政。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各欲独见奏事,无敢决其议者。殊建言:“群臣奏事太后者,垂帘听之,皆毋得见。”议遂定。
  30. 当然,也有史料称引用东汉故事的是王曾。
  31. 原文见宋祁《宋景文笔记》卷上:天圣初元以来,缙绅间为诗者益少,惟故丞相晏公殊、钱公惟演、翰林刘公筠数人而已。
  32. 引自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
  33. 原文见夏竦《文庄集》之《枢密副使礼部侍郎晏殊可刑部侍郎余如故制》。
  34. 原文见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四:张耆镇河阳,太后召耆为枢密使。晏殊言:“枢密与中书两府同任天下大事,就令乏贤,亦不宜使中才处之。耆无他勋劳,徒以恩倖,遂极宠荣,天下已有私徇非才之议,奈何复用为枢密使也?”太后不悦。
  35. 原文见曾慥《类说》卷二:(宋真宗)判南衙时,章献太后以微时得幸,张耆有力,天圣中太后以耆为枢密使。(晏)殊曰:“朝廷虽乏贤,亦宜中材处之。如耆者,但富贵之,可也。”忤太后旨。
  36. 原文见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四:(天圣五年)正月己未,晏殊罢枢密副使(自刑部侍郎罢知宣州)。
  37. 原文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
  38. 原文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馆阁校勘无出外者,琪为晏殊所辟,特许之。
  39. 此段内容原文见欧阳修《归田录》卷上。
  40. 此段内容原文见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
  41. 引自四部丛刊本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六之《南京府学生朱从道名述》。
  42. 此段内容原文见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五。
  43. 原文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六。
  44. 引自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六“馆职名存”。
  45. 原文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六:“初,仲淹遭母丧,上书执政……凡万余言。王曾见而伟之,亦知仲淹乃晏殊客也。于是,殊荐人充馆职,曾谓殊曰:‘公实知仲淹,舍而荐此人乎?已为公置不行,宜更荐仲淹也。’殊从之。”
  46. 引自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
  47. 此段内容原文见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
  48. 原文见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天圣)八年正月十二日,以资政殿学士晏殊权知贡举,御史中丞王随、知制诰徐奭、张观权同知贡举。
  49. 此段内容原文见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卷四。
  50. 原文见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二十三之《忠武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武恭王公神道碑铭》:惟鲁武康公事太宗皇帝,秉节治戎,出征入卫,乃受遗诏辅真宗,有劳有勤,报恤追崇。
  51. 原文见《宋史·王超传》:临军寡谋,拙于战斗。
  52. 原文见王安石《临川文集》卷八十八之《虞部郎中赠卫尉卿李公神道碑》:晏元献公为公请,乃除太子洗马致仕。
  53. 此段内容原文见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
  54. 引自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
  55. 原文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一:始,太后欲纯被帝者之服,参知政事晏殊以周官王后之服为对,失太后旨,辅臣皆依违不决。
  56. 原文见苏辙《龙川别志》卷上:章懿之崩,李淑护葬,晏殊撰志文,只言生女一人,早卒,无子。仁宗憾之。及亲政,内出志文,以示宰相曰:“先后诞育朕躬,殊为侍从,安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何意也?”
  57. 原文见《宋史·仁宗本纪》:(明道二年四月)己未,吕夷简、张耆、夏竦、陈尧佐、范雍、赵稹、晏殊皆罢。
  58. 原文见《宋史·李宸妃传》:仁宗即位,妃嘿处先朝嫔御中,未尝自异。
  59. 原文见苏辙《龙川别志》卷上:上默然良久,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为远,改守南郡。
  60. 原文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二十六引《西清诗话》。
  61. 引自《宋史·杨察传》。
  62. 此段内容见佚名《国朝二百家名贤文萃》卷一百二之晏殊《与富监丞书》。
  63. 此段内容见蔡绦《西清诗话》卷上。
  64. 原文见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
  65. 引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
  66. 此段内容原文见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上。
  67. 原文见曾巩《元丰类稿》卷十三《〈类要〉序》。
  68. 此段内容原文见苏象先《魏公谭训》卷四。
  69. 原文见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自殊复召用,而赵元昊反,师出陕西,天下弊于兵,殊数建利害,请罢监军,无以阵图授诸将,使得应敌为攻守,及制财用为出入之要,皆有法,仁宗悉施行之。又请出宫中无用之物,以佐边费。”又见《宋史·晏殊传》:“募弓箭手教之,以备战斗。又请出宫中长物助边费,凡他司之领财利者,悉罢还度支。”
  70. 原文引自刘延世编《孙公谈圃》卷上:(王德用)即出知随州,谢表云:“状类艺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冈,先朝所赐。”时人莫不多其言。
  71. 原文见《宋史·王德用传》:有言德用市马于府州者,上其券,乃市于商人者。言者犹不已,降右千牛卫上将军、知随州,州置判官,家人皆惶恐。
  72. 此段内容原文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三。
  73. 原文见汪应辰《文定集》卷八之《新除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王炎乞于所除新命特免一职事不允》:昔康定之纪元,从晏殊之建请。
  74. 原文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六:(康定元年三月)癸亥,莱州团练使葛怀敏为泾原路副都部署,兼泾原、秦凤两路经略安抚副使。怀敏前坐王德用责知滁州,于是复用。既入对,以曹玮尝被介胄赐之,令制置鄜延、环庆两路存废寨栅。
  75. 此段内容原文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六。
  76. 原文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三:(六月)壬午,诏削赵元昊官爵,除属籍,揭榜于边。募人擒元昊,若斩首献,即以为定难节度使。
  77. 原文见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四:帝数问边计,(王鬷)不能对。及刘平、石元孙等败,议刺乡兵,就不决。帝不悦。宰臣张士逊言:“军旅之事,枢密院当任其咎。”于是,鬷及执中、观三人同日罢。
  78. 引自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九之《上枢密尚书书》。
  79. 原文见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四之“康定元年”。
  80. 引自陈庆龄《临川县志》卷三十七。
  81. 原文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八:是日,次南城,以驿舍为行宮,将止焉。寇准固请幸北城,曰:“陛下不过河,则人心危惧,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四方征镇,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往?”高琼亦固以请,且曰:“陛下若不幸北城,百姓如丧考妣。”签署枢密院事冯拯在旁呵之,琼怒曰:“君以文章致位两府,今敌骑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一诗咏退敌骑耶?”
  82. 原文见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夏元昊拒命》:帝取攻策,执政以为难,杜衍亦曰:“徼倖成功,非万全计。”帝不听,诏鄜延、泾原会兵,期以正月进讨。
  83. 原文见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夏元昊拒命》:帝震悼,为之旰食。
  84. 原文见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夏元昊拒命》:三月,元昊答范仲淹书,语极悖慢,仲淹对来使焚之。吕夷简语宋庠曰:“人臣无外交,希文乃擅与元昊书,得其书又焚不奏,他人敢尔邪!”时朝廷命仲淹陈对,仲淹奏曰:“臣始闻虏有悔过之意,故以书诱谕之。会任福败,虏势益张,故复书悖慢。臣以为使朝廷见之而不能讨,则辱在朝延,乃对官属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则辱专在臣矣,故不敢上闻。”奏下两府共议,宋庠遽曰:“仲淹可斩。”杜衍曰:“仲淹志在招叛,盖忠于朝廷也,何可深罪?”争之甚力。宋庠谓夷简必有言助己,而夷简默无一语。上顾问夷简何如,夷简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责而已。”乃降仲淹知耀州。
  85. 原文见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三:范文正公帅鄜、延,答元昊书不请。宋元宪请云:“度必擅以土地、金帛许之。”晏元献、郑文肃请验其书:“仲淹素直,必不隐。”书既上,乃免。
  86. 原文见《宋史》卷三百二十四:张亢起儒生,晓韬略,琉璃堡、兔毛川之捷,良快人意。区区书生,功名如此,何其壮哉!
  87. 此段内容原文见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
  88. 原文见魏泰《东轩笔录》“佚文”:欧阳文忠素与晏公无它,但自即席赋雪诗后,稍稍相失。晏一日指韩愈画像语坐客曰:“此貌大类欧阳修,安知修非愈之后也?吾重修文章,不重它为人。”欧阳亦每谓人曰:“晏公小词最佳,诗次之,文又次于诗,其为人又次于文也。”岂文人相轻而然耶?
  89. 引自《宋史·欧阳修传》。
  90. 原文见王铚《默记》卷下:庆历二年,御试进士,时晏元献为枢密使。杨察,晏婿也,时自知制诰,避亲,勾当三班院。察之弟寘时就试毕,负魁天下望。未放榜间,将先宣示两府,上十人卷子。寘因以赋求察问晏公己之高下焉。晏公明日入对,见寘之赋已考定第四人,出以语察。察密以报寘。而寘试罢与酒徒饮酒肆,闻之,以手击案叹曰:“不知那个卫子夺吾状元矣!”不久唱名,再三考定第一人卷子进御。赋中有“孺子其朋”之言,不怿曰:“此语忌,不可魁天下。”即王荆公卷子。第二人卷子即王珪,以故事,有官人不为状元;令取第三人,即殿中丞韩绛;遂取第四人卷子进呈,上欣然曰:“若杨寘可矣。”复以第一人为第四人。寘方以鄙语骂时,不知自为第一人也。然荆公平生未尝略语曾考中状元,其气量高大,视科第为何等事而增重耶!
  91. 引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七。
  92. 引自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四。
  93. 引自徐松《宋会要辑稿·仪制》。
  94. 引自张岱《夜航船》卷三之“昭勋阁二十四人”。
  95. 原文见《宋史·吕夷简传》: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复收用,亦不终废。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
  96. 原文见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五:自夷简执政,屡贬言者,如曹修古、段少连、孔道辅、杨偕、孙沔、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等,或谪千里,或抑数年。假托人主威权,以逐忠贤,欲人附己。
  97. 原文见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四:张知白既卒,上谋所以代之者,宰臣王曾荐吕夷简,枢密使曹利用荐张士逊。太后以士逊位居夷简上,欲用之。曾言:“辅相当择才,不当问其位。”太后许用夷简。夷简因奏事言:“士逊事上于寿春府最旧,且有纯懿之德,请先用之。”太后嘉其有让。
  98. 原文见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四:始,王曾荐夷简可相,久不用。士逊将免,曾因对言:“太后不相夷简,以臣度圣意,不欲其班枢密使张耆上尔。耆一赤脚健儿,岂容妨贤至此!”太后曰:“吾无此意,行用之矣。”于是卒相夷简。
  99. 引自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四。
  100. 原文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七:癸亥,弼与茂实再以二事往,于是吕夷简传帝旨,令弼草答契丹书并誓书。凡为国书二、誓书三。议婚则无金帛。若契丹能令夏国复纳款,则岁增金帛二十万,否则十万。弼奏于誓书内创增三事:一、两界塘淀毋得开展;二、各不得无故添屯兵马;三、不得停留逃亡诸色人。弼因请录副以行。中使夜赍誓书五函并副,追及弼于武强,授之。弼行至乐寿,自念所增三事,皆与契丹前约,万一书词异同,则敌必疑,乃密启副封观之,果如弼所料,即奏疏待报。又遣其属前陵州团练推官宋诚、蔡挺诣中书白执政。上欲知敌中事,亟召挺问,挺时有父丧,听服衫帽对便殿,乃诏弼三事但可口陈。弼知此谋必执政欲变己所与北朝初议者,乃以礼物属茂实,疾驰至京师,日欲晡,叩合门求对,合门吏拘以旧制,当先进名,对仍翌日。弼责之,遂急奏,得入见,曰:“执政固为此,欲致臣于死,臣死不足惜,奈国事何?”上急召吕夷简等问之,夷简从容曰:“此误耳,当改正。”弼语益侵夷简,晏殊言夷简决不肯为此,真恐误耳。弼怒曰:“殊奸邪,党夷简以欺陛下!”遂诏王拱辰易书。
  101. 原文见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公(富弼)之立朝,初以危言直道事仁宗为谏官,至知制诰。宰相(吕夷简)不悦,故荐公以使不测之虏。欧阳公上书,引卢杞荐颜真卿使李希烈事,言宰相欲害公也,不报。
  102. 原文见《宋史·富弼传》:其好善嫉恶,出于天资。
  103. 原文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七:是月乙巳,弼等还至雄州,诏即以弼为接伴使,有朝廷合先知者急置以闻。弼奏曰:“彼求‘献’、‘纳’二字,臣既以死拒之,敌气折矣,可勿复许。”然朝廷竟从晏殊议,许称许“纳”字,弼不预也。
  104. 原文见高晦叟《珍席放谈》卷下:富文忠、杨隐甫皆晏元献公婿也。公在二府日,二人已升贵仕。富每诣谒,则书室中会话竟日,家膳而去。杨或来见,坐堂上置酒,从容出姬侍,奏弦管、按歌舞以相娱乐。人以是知公待二婿之重轻也。二婿之功名年位亦自不相伦矣。
  105. 原文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七:初,命宰臣吕夷简判枢密院事,既宣制,黄雾四塞,风霾终日,朝论甚喧。参知政事王举正言二府体均,判名太重,不可不避也。右正言田况复以为言,夷简亦不敢当。
  106. 原文见《宋史·葛怀敏传》:怀敏通时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才荐之。及用为将,而轻率昧于应变,遂至覆军。
  107. 原文见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二十二之《晏公神道碑铭》:庆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书居相位,充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
  108. 原文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一:谏官王素、欧阳修言景阳给婚非类,有章尝坐脏,而庭坚亦有逾滥之罪。故皆罢之。
  109. 原文见王铚《默记》卷下:(欧阳文忠)又论参知政事王举正不才,及宰臣晏殊、贾昌朝举馆职凌景阳娶富家女,夏有章有赃,魏庭坚逾滥,三人皆废终身。
  110. 原文见江休复《江邻几杂志》:凌景阳都官与京师豪族孙氏成姻,嫌年齿,自匿五岁。既交礼,乃知其妻匿十岁。王素作谏官,景阳方试馆职,坐娶富民女论罢。上知景阳匿年以欺女氏,素因奏孙氏所匿,上大笑之。
  111. 原文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二:元昊既未肯臣,如定等来,又多所要请,两府厌兵,欲姑从之,独韩琦以为不可,屡奏对于上前,晏殊曰:“众议已同,惟韩琦独异。”上顾问琦,琦历陈其不便。上曰:“更审议之。”及至中书,琦持不可益坚,殊变色而起。
  112. 原文见叶梦得《避暑录话》:晏公为相,富公同除枢密副使,晏公方力陈求去,不肯并立。仁宗不可,遂同处二府。前盖未有比也。
  113. 引自宋祁《宋景文集》卷五十四《上晏太尉启》。
  114. 见唐红卫等《二晏年谱长编》引《古今词话》。
  115. 原文见王铚《默记》卷下:如论杜曾家事,通嫂婢有子,曾出知曹州,即自缢死。
  116. 原文见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五:初,谏官欧阳修等数言夷简招权收恩,夷简累求罢,上优诏未许。
  117. 原文见《宋史·晏殊传》:殊出欧阳修为河北都转运,谏官奏留,不许。孙甫、蔡襄上言:“宸妃生圣躬为天下主,而殊尝被诏志宸妃墓,没而不言。”又奏论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规利。坐是,降工部尚书、知颍州。
  118. 原文见蔡襄《蔡忠惠集》卷十五之《乞罢晏殊宰相奏》。
  119. 此段内容原文见苏辙《龙川别志》卷上。
  120. 原文见魏泰《东轩笔录》卷四:而连坐者甚众,同时俊彦,为之一空。
  121. 原文见王明清《挥麈录》卷四:李定字仲求,洪州人,晏元献公之甥。文亦奇,欲预赛神会。而苏子美以其任子距之,致兴大狱,梅圣俞谓“一客不得食,覆鼎伤众宾”者也。
  122. 原文见李贤《明一统志》卷七:晏殊知颍州,以政事闻于一时,公余手不释卷,时邵亢为推官,殊诿之以事。
  123. 此诗引自蔡绦《西清诗话》卷上。
  124. 此段内容原文见王铚《默记》卷下。
  125. 此段内容原文见范仲淹《范文正公集》附汪藻撰《祠堂记》。
  126. 引自宋人《翰苑新书·前集》卷五十七。
  127. 原文见唐红卫等《二晏年谱长编》引李贤《明一统志》。
  128. 此段内容据庞元英《文昌杂录》。
  129. 据唐红卫等《二晏年谱长编》所记。
  130. 原文见朱熹《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卷六:公未尝为子弟求恩泽。在陈州,上问宰相曰:“晏殊居外,未尝有所请,其亦有所欲耶?”宰相以告公,公自表问起居而已。
  131. 原文见唐红卫等《二晏年谱长编》引王士俊等《河南通志》(雍正):晏公庙在州鼓楼南,祀宋知州晏殊。
  132. 原文见唐红卫等《二晏年谱长编》引张良知等《许州志》(嘉靖):(晏殊)知许州,遇事即决,庭无滞讼。
  133. 引自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
  134. 原文见夏承焘《二晏年谱》:宋制,宰辅以言罢,除职不易。同叔罢政,后历三州始除大观文。庞籍罢政后二年始除节度使知并州。杜衍终身不除职。
  135. 原文见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晏元献为藩郡,率十许日乃一出厅,僚吏旅揖而已。有欲论事,率因亲校转白,校复传可否以出,遂退。
  136. 此段内容原文见唐红卫等《二晏年谱长编》引李昭玘《乐静集》卷三十《察推闫公行状》。
  137. 此段内容原文见唐红卫等《二晏年谱长编》引陶宗仪《说郛》卷四十五。
  138. 引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六十七。
  139. 引自《宋史·晏殊传》。
  140. 引自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二十二之《晏公神道碑铭》。
  141. 此段内容原文见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
  142. 当然,也有学者考证说,《胪传写兴》未必是张渊微所写,他考中状元时应为四十多岁,而非六十三岁。
  143. 引自李璧《王荆公诗笺注》。
  144. 此段内容原文见《宋史·张洞传》。
  145. 原文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七十八:殊(晏殊)刚峻简率,盗入其第,执而搒之,既委顿,以送官,扶至开封府门即死。
  146. 引自魏了翁《鹤山集卷》。
  147. 韩琦《安阳集》未收录,真实性待考。
  148. 原文见欧阳修《晏公神道碑铭》。
  149. 原文见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
  150. 引自徐松《宋会要辑稿·仪制》。
  151. 此段内容原文见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八。
  152. 此段内容原文见王铚《默记》卷上。
  153. 书写碑铭者有两个说法。一说王洙,见夏承焘《二晏年谱》引欧阳修《晏碑铭跋》“今晏公碑乃王洙奉敕书,洙于字学最精云云”;一说王洙的父亲王砺,见唐红卫等《二晏年谱长编》引佚名《王氏谈录》:“(王砺)公所书石隶字则献穆大长公主碑、曹襄悼碑、范文正碑、晏元献碑、伊先生隔山庵记。”考虑到欧阳修之记载距离书写碑铭时间最近,且王洙生于997年,当时已五十九岁,则其父王砺至少八十岁左右,甚至不在人世。故采用王洙书写碑铭之说。
  154. 据唐红卫等《二晏年谱长编》。
  155. 原文见杨希闵《词轨》卷三:元献立朝虽无大建白,清贫如寒士,又未尝为子弟求恩泽。
  156. 原文见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二十二之《晏公神道碑铭》: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赐予加等,以其子承裕为崇文院检讨,孙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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