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正有凌云笔——李国文和他的反思小说《冬天里的春天》

新时期文学，从一开始就担负起对中国社会进行回顾和总结的重任。一个长期沉浸、反复咀嚼苦难而没有反思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中国作家原本就不缺乏思考，只是他们思考的权利总是以种种借口被剥夺。改革开放，他们重获话语权的时候，便不失时机地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对“四人帮”的极左政治，进行了批判和反思。

因1957年发表小说《改选》而被错划为“右派”的李国文，重登文坛后，在作品中就表现出一种把社会的视角和人生的视角相统一、深沉的思想蕴含和浓郁的情感色彩相映衬的艺术追求。他发表了历史内容厚重、结构形式新颖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等作品，奏出了时代反思的强音。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李国文的创作由强烈的社会性主题，转向对社会形态和心态的揭示，立意变得含蓄而又博大，其小说进入了出神入化的新境界，李国文也成为小说大家。

1

李国文大我十岁，我在称他为老师的同时，更习惯叫他老哥。

他的《冬天里的春天》，在《当代》发表二十多年前，我就知道其大名并读了他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干预生活、反对麻木不仁的官僚主义的短篇小说《改选》。有意思的是，二十几年之后，在未与李国文老哥谋面前，我又读到了他的也是写选举的短篇小说《秋后热》。

《秋后热》中，围绕着工厂选党代表，展开了“文化大革命”中正义与邪恶间的斗争。最终，在极左的“阶级斗争”的喧嚣下，乘恶风而扶摇直上的“革命”新贵成了工厂的主宰，群众的基本利益、要求，被冠冕堂皇地漠视和剥夺。而与之斗争的退休锅炉工刘喜福，让我想起《改选》中的老郝。从《改选》的峻急愤慨，到《秋后热》的冷峭沉郁，这种呼应，意味深长。

1962年，我在首都师范大学读中文系二年级时，王蒙突然穿着西装，走进校园，成了中文系研究鲁迅的学者王景山先生的助教，辅导我们现代文学。

王蒙谈到李国文和他的小说《改选》时，评价是积极的，话语间流露出惺惺相惜的味道。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李国文的《改选》都发表在同期的《人民文学》上，同时获得极高赞誉而翘楚文坛，又一起不幸落难，连同推出这两篇小说的《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于1957年同被错划成“右派”。更荒诞的是，1957年，时在上海卢湾区团委工作的姚文元，在《中国青年报》著文批判过李国文的《改选》，后竟成了李国文反对中央“文化大革命”的罪该万死的公诉书！

新时期文学发轫之初的20世纪70年代末，秦兆阳从被流放多年的广西回到北京，当了《当代》主编不久，就力推脱离东北劳改苦海的李国文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从初涉文坛到重返文坛，李国文整整耗去了二十多年宝贵的青春年华，其间的苦难，殊非言语能道断。

我初见李国文老哥时，“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他童颜鹤发，面有佛相，岁月漫掩，几度劫痕却依然如流水一湾，似疏林晚钟，让人惊为天人。其气象神韵，有不可言说的渊默。后来，1998年的圣诞日，我在给他的信中，引用了苏轼的诗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来表达我对老兄的景慕之情。国文老哥立即回信：“兆骞兄，谢谢你的褒誉之词，不敢，不敢。”

国文老哥嗜茶，书房有一大冰箱，专藏各类名茶，尤爱武夷岩茶。他不惜花重金购得以自品或待友。一次，他到茶庄买上千元之上品肉桂，伙计见其一朴素老者，以为听错，问了几遍，方称了茶，诧异地望着客人。每到国文老哥家，自然有好茶可喝。喝茶自然聊天，有一次，他见我不如往日快活，问我究竟。我便一吐心中块垒。我胸无城府，秉性心直口快，不善处理与领导、下属的关系，常使我不得开心颜。国文老哥几次自告奋勇，要找我社领导为我诉苦。尽管我不敢劳烦国文老哥，但他那份情谊，总让我感动不已。国文老哥出任《小说选刊》主编之后，调我大学同学冯立三做副手，我的品性，立三素有好评，他们有了深交之后，我与国文老哥也成了“人间有味是清欢”式的君子之交。

《冬天里的春天》，一如他的处女作《改选》，把社会的视角与人生的视角相统一，深沉的思想蕴意与浓郁的情感色彩相融合，既有强烈的社会性主题，又注重艺术形式的不断探索和创新。《冬天里的春天》中，作者以大幅度的时空跨越和大容量的心理笔墨，将四五十年间风云变幻的历史和云谲波诡的政治生活，浓缩在主人公于而龙回到石湖的两天时间里。历史与现实对照，人物的意识流动，内心独白与梦境幻化，融化其中，使作品摇曳变化、姿彩纷呈。厚重的历史内容，耳目一新的艺术形式，让《冬天里的春天》成为反思小说中的优秀成果，让我一辈子记住了其中“春天始终在人民心中”那句极富哲理的话。

在太过注重苦难和伤痕叙事的反思小说中，故事往往淹没和削弱了鲜活的人物，成为历史发生后的文字记载。《冬天里的春天》的特别之处，在于它超越了历史记载，以人物的命运丰富地重现和超越了历史，并使得不同人参与到对苦难的集体性体验之中。

当然，《冬天里的春天》中，虽重视了人物性格发展逻辑，但有时略显单薄，小说有时过于注重戏剧冲突，有“作”的痕迹。

2

到了写《危楼记事》时，国文老哥又有了新的艺术追求。围绕着有象征性的“危楼”，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写了一件件光怪陆离的事件，开掘人物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心理，对整个暴虐、血腥、荒诞的“文化大革命”做了一次意义深远的文化反思。我把它视为《冬天里的春天》的姊妹篇。

偶尔与国文老哥谈到文学批评，他十分反感动辄把“传世”“不朽”的桂冠，加冕于自己喜欢或巴结，或可以攀附的作家头上。他主张作品能否传世，得由后代人来评定。他说：“正如现在我们大谈《红楼梦》的不朽，但与这位大师同时的脂砚斋，并没有宣布芹溪不朽。”他还说：“老实讲，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深刻意义的80年代中叶的文学试验，是现在这些驰骋文坛的年轻人推动起来的。现在探讨它的成功或者是失败，作结论还为时过早。”国文老哥对自己的作品，极为清醒，他认为《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等作品，仅仅与《芙蓉镇》《将军吟》一起影响文学潮流，为促进新文学发展添了把薪火而已。

一次，国文老哥得知我正编一部与他同时代人的长篇小说，他开玩笑说，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不论是一代文宗，还是词墨领袖，都不过是滚滚流逝长河里的匆匆过客罢了，我等三脚猫式的作品，不过是浮在水面上的泡沫而已，总写，总重复自己，有啥意思？“江山代有才人出”，把版面留给年轻人吧。端是极有见识。

国文老哥，真的不再写小说了，我表示非常惋惜。他说，没有李白，唐诗凄凉，没有我，文坛依旧。

复出后的李国文，竟以惊世骇俗的笔墨，写了大量的散文随笔，“毅然搁下个人写小说之笔，专意去梳理旧籍，写他的文史随笔。他是急流勇进复急流勇退，进退之间，显示了多面手的潇洒”（邵燕祥语）。我和后来成为《中华文学选刊》主编的谢欣在《当代》特意为他开辟了一个散文随笔专栏。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为他出版了《中国文人的活法》和《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等散文随笔集，一时洛阳纸贵。

20世纪50年代之后，知识分子几乎成了革命的对立面。从对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可见端倪。反右运动之后，知识分子几乎全部落马，跌入苦难的深渊。“文化大革命”开始，更是在劫难逃，中国知识分子集体失声。真实全面再现这段知识分子苦难史和精神历程的，当数王蒙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而真正写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景况的，不是小说，而是李国文的散文。他的《中国文人的活法》《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让我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士”的风骨和德行，看到他们的道义和担当，他们的血性和良知，还有他们的无耻和丑陋。其中“附录”的“功能”系列，用墨不多，就让我们看透当代文人韦君宜、郭沫若、周扬、吴晗、姚文元等人的灵魂。

我退休后，应新华出版社之邀，为该社主编了一套包括刘心武、张抗抗、蒋子龙等十五人的十五卷“金蔷薇散文名家新作文库”，其中就有国文老哥的一本《唐朝天空》。后我又给中国文史出版社主编名作家随笔丛书，因国文老哥身体不适，未能与莫言、陈忠实等老友再聚丛书中，这成了此丛书的遗憾。

戊戌年伊始，国文老哥又推出《李国文评注酉阳杂俎》一书，其深蓝色的封面，望之如夜空，浩瀚、幽深。文人皆知《酉阳杂俎》堪称唐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酉阳杂俎》有三十卷之多，内容杂驳，举凡唐代流行的异事，从皇帝到书生及贩夫走卒各色人等，皆有所记，涉及社会生活、文化艺术、奇人逸事、文人掌故，林林总总，记叙繁杂，堪称唐人笔记之典型。过去《酉阳杂俎》多在文人书斋中，作为学术研读，现在由小说随笔大家国文老哥点化，便有了生命延续的传奇。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序中说，《酉阳杂俎》“每篇各有题目，亦殊隐僻”。国文老哥却说：“因为隐僻，所以费解，所以好奇。”国文老哥的评注，以通俗话语，谈古论今，犀利透彻地赋予其“隐僻”丰富的想象和描绘，使其呈现出有趣、瑰丽和宏大的气象，令人沉思回味。

散文似茶，随笔如酒，读之如听清泉伴着松涛，能得天然韵味。但读国文老哥的散文随笔，不仅有白云苍狗、镜花水月、山南海北、大千世界一番无垠的天地，更有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和良知，有金刚怒目，有怒发冲冠。从他的文字中，你会读出对国运民瘼的关切的、博大的忧患意识，在犀利的背后，还有一颗宽厚仁和的心。

国文老哥的散文随笔，有真性情、真人格支撑的胆与识，有侠肝义胆和人格力量。有了灵魂的深度，他的散文才有了强大的艺术力量。

国文老哥在《李国文评注酉阳杂俎》之《导言》里，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五四新文学运动最大的缺失，就是将志异体文学打入十八层地狱，而白话文的新文学，九十多年来，只有正，而无异，只有实，而无虚，始终处于一种不完全、不完善、不完备，因而也就不完美的跛足状态之中。在世界文学之林中，至今无法成为一种强势文学，不能不为之遗憾。而20世纪中叶，拉美文学得以瞬间崛起，一是正和异的契合，二是虚与实的交结，三是今与古的混同，四是新与旧的碰撞，这种复合多元的文学，远比我们近几十年平面而且片面的新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来得浑厚深邃、丰富多彩，从而产生爆炸性的文学魅力，令整个世界为之侧目。”纵观我们的文学界，何曾有过如此振聋发聩的议论？已逾米寿之年的国文老哥，是否有“我有吴越曲，无人知此音”（李白《赠薛校书》）之慨叹，不得而知。

李国文，1930年生于上海，念过戏剧学校，当过文工团员，去过朝鲜战场，被错划过“右派”，在东北服过苦役，以小说《改选》落难，又以小说《月食》重返文坛，然后以《冬天里的春天》《花园街五号》轰动文坛，成为天下无人不识君的德高望重的老作家。进退持律，智圆德方，始终是他为人的本色。他的人生就是丰富多彩的小说，就是如茶似酒的散文、随笔。

有了李国文的文坛，不会寂寥无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