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问孤鸿向何处——张炜与命运多蹇的《古船》

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由于其书写语境的不同而呈现出宏大的叙述能力。《古船》是那一时期重要的关于家族故事与土地神话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是一部深邃厚重的书写农民苦难和变迁的重要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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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作协始有小说评奖。我曾参加过几次由作协举办的中短篇小说评奖活动。大约是1981年，张炜的《声音》入围，经讨论，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4年，他的另一篇《一潭清水》又获此奖。那时我想，张炜应该很年轻，他的小说写的是农村少男少女在美丽景色下的真诚美好的爱情。小说有田园牧歌般的诗韵。等到1985年，在南京举行第七届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颁奖活动时，我所责编的《麦客》与张炜同获该届（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为获奖的责任编辑，我也受邀参加了颁奖会。这才有了与张炜相见相识的机会。

是了，如我所料，那时的张炜很年轻，面庞清秀而俊朗，略带腼腆，谈吐大方，有儒雅之气。那次活动，由王蒙、葛洛等老朋友主持，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编辑，云集一堂，意气风发。大家一起参加座谈，一起饱览金陵古城和秦淮河，又游了苏州园林，吃了五色包子。有机会多次与张炜交谈，我们成了朋友。

南京分手不久，5月7日，张炜给我写了一封信：

兆骞兄：

近好！匆匆分手，不觉半月已过，甚念。我们谈的《雪》及评论已搞好，寄上。评论者于清才是省里新出现的、最有希望的评论新秀。他也读过你的文章，满口赞誉，说他的短文请你斧正。

不知何时才能再见，盼你来济时到我家里，我们畅叙。祝

愉快！

张炜1985年5月7日上午

没有精力到利禄场中逐鹿，忙里偷闲，片刻闭目，在信上相知晤对，发些痴呆、思古或思远的幽情，成了我的一种习惯。张炜写给我的，纯粹是书生的干净的文字，有对老友的怀念，有对同道的扶植、提掖。读之，似看远山苍茫，心里宁静极了。

借开会之便，我曾到济南去看望过张炜。他即便到威海挂职当书记，其为人和作品都守住了和谐、宁静、干净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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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红麻》《秋天的愤怒》在《当代》发表，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秋天的愤怒》小说集之后，1986年底，他的长篇小说《古船》又在《当代》发表。在文坛上引起强烈反响的同时，《古船》也开启了它艰难多蹇的旅程。

20世纪80年代的乡土由于其书写语境的不同而呈现出宏大的叙述能力。《古船》是80年代重要的关于家族故事与土地神话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是一部深邃厚重的书写农民苦难和变迁的重要小说。《古船》悲悯地洞烛着一个小镇两个家族在权力之争中的沉浮，表现了斗败的隋家背负的苦难，又在非理性的报复和野蛮斗争虐杀里寓示着赵多多们的人性的丑陋，以及展示了在这如同古船的小镇里谁都无法逃脱自己命运的人生画卷。

当然，《古船》里有张炜对现代性的向往和焦虑，在结尾处，隋抱朴的觉醒、希冀，都寓示着纠结着沉重传统的古船、古磨、古镇开始迈着蹒跚的步履，艰苦向前。在艺术上，《古船》也有不足，节奏迟缓，在处理历史、道德与审美关系上有些失当，使丰富的历史和现实生活被拘囿在单一的评价尺度上。

《古船》初稿送到《当代》，主编、副主编都参与了审稿。有人指出，《古船》十七章、十八章写到土改扩大化的错杀错打情节，必须修改。张炜接受了意见，加入了土改工作队王书记制止乱打乱杀，坚决执行党的土改政策的一千多字的内容。1986年，《当代》第五期全文发表《古船》，并在“编者的话”中做了推介。一直参与审稿和与张炜研究修改的副主编之一何启治，写了“编者的话”，有这样一段：“……《古船》以胶东地区处于城乡交叉点的洼狸镇为中心展开故事，在近四十年的历史背景上，以浓重凝练的笔触对我国城乡社会面貌的变化和人民生活情况做了全景式的描写……”

“编者的话”实际上并没有准确地评价《古船》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只是说了一些耳熟能详的套话。但这明显是何启治的无奈之举。如果点到《古船》把关于历史变革时期的权力关系的思考拓展到更广阔的时空范围里，进行深入思考，怕会招来麻烦。

鉴于《古船》问世后，在社会特别是文坛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联合山东作协等五个单位，于当年11月17日在济南召开了《古船》讨论会。何启治和责编王建国与《上海文学》《文艺报》同事及不少评论家到会。是年年底，《当代》编辑部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落成的东中街宿舍会议室，召开了《古船》研讨会。我当时是编辑部副主任，受命帮着筹备了这次会议。那天，京城大雪弥天，被邀的评论家、作家、兄弟期刊的同人四十余人到会，发言热烈，争论激烈。热情的肯定，理性的批评，殷切的希望，成为研讨会的主旋律。

查阅那天我的记录和日记，多数人对《古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古船》是新时期文学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有人甚至说《古船》具有史诗品格。而争论则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古船》用《共产党宣言》作为人物性格突破的依据，显得过于生硬，而且违背了《共产党宣言》关于阶级斗争的精髓。二是作品对于土改的血腥斗争表现有余，对其主流则表现不够。三是没写出如鲁迅所说的中国脊梁式的人物。对诸人的发言，张炜平静地听着，记着。轮到他发言时，刚刚三十岁的他既真诚又冷静。端茶打卯，说句闲话。看到他当时的情状，我怀疑起他的年龄，但细看，那张秀气的脸上确实有年轻人人格浣洗的直率。

那次研讨会之后，1987年第二期《当代》刊发了“本刊记者”的相关报道。在这之前，张炜曾对质疑做过公开的辩解。针对不能写土改的过火行为，张炜辩曰：“土改运动中‘左’的政策，已在当时就批判了——当时批判了的，现在反而不能批判了吗？最后问一句，我仅仅是在写土改吗？”而对所谓“否定土改”论，张炜的回答是：“谁否定了？我否定的只是党和人民一贯否定的东西，即否定极左和愚昧，否定流氓无产者的行径。歌颂土改及土地政策，最好就是写一写在火热斗争中党的领导者的形象。王书记是土改的负责人，他怎么样……”

张炜用了几个反问，回答了批评家的质问。须知，当时的文学批评并非完全走出病态政治学、庸俗社会学的泥淖，他们中很多人仍坚持以文艺批评的方式，从事政治性批判。这是张炜的不幸，更是批评家的悲哀。

当时张炜并不知道，在《古船》广受好评的同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迫于压力不再公开报道《古船》的研讨会。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孟伟哉“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指示”不要出版《古船》的单行本。《当代》同人开会时群起反对，并群策群力，想办法力争出版。最后，何启治以编辑部和个人名义，写了愿为《古船》单行本出版承担责任的书面保证。在社内社外舆论的压力下，《古船》终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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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船》受到最不公平的待遇，是没有获得茅盾文学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时，我熟悉的评委分别告诉我，经他们无记名投票，《古船》以高票入围，且排在前面。让人感到惊诧的是，最后公布的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目中，偏偏没有《古船》，而从未听评委提过，我很熟悉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另一部小说，却位列其中。

在具体的评奖中，既不能不顾及文学规律，又不能不顾及政治形势，这是历届评奖的尴尬。就在《古船》因政治压力，受到打压和冷落，几乎重又沉于芦青河时，前文化部副部长、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陈荒煤于1989年2月7日，春节期间，发表了《〈古船〉我想——致张炜》。

信中，一句以“不想辩解为什么读到你的大作快一年了，到今天才给你写信”，道出了围绕《古船》背后的纷纷扰扰。老人说，“我这封信只是向你表示一下祝贺”，对“《古船》所揭示的过去几十年来农村中种种运动的愚昧、残酷、悲惨的现象”，“对比今天现实的改革、开放，不能不感到这种历史的沉重”，“我是第一次看到如此深刻、真实地揭示这种矛盾的作品”，“我1946年在冀南搞了一年多平分土地运动。回忆当时一些情况，我对你书中某些描写有深刻的感受”。他还说，“小说证实了我在作协理事会讲话中，谈到的现在我们作家有面向改革的更广大的自由，同时又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见解还是对的”，“遵循‘文学是人学’这个规律，写好人的命运、性格。这是你作品现实主义魅力的根本所在”云云。

陈荒煤老人全面肯定了《古船》，正面回击了种种对《古船》的非难。

到此，《古船》应该可以乘风破浪了，但且慢，1996年，《古船》面世整整十年的当儿，人民文学出版社又莫名地被要求出版社“全面系统地汇报《古船》从组稿、发表出书到评奖的全部情况”。

呵，苦难的《古船》，张炜的老乡，李清照有词句曰，“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古船》所承载的何止是愁。

而张炜似乎并不在意《古船》的遭遇，因为他有强大的自信力。在《古船》陷入一种宿命之后，他又拾起精神，重新面对了他的时代。其1987年底动笔、定稿于1991年春的作品《九月寓言》，又交到了《当代》。从《九月寓言》中，我看到了张炜的叙述策略和对现代性观念的态度变化。他从对现代性的期待，退守到对现代性的质疑，从对外部事物的关注，退守到宁静田野，对灵魂的留守。张炜从史诗般沉重的《古船》，走进《九月寓言》里充满想象、激情和哲学意味的乡村诗情。张炜由诗人变成了哲学家。

《九月寓言》由我们几个人认真编好之后，准备发在《当代》1991年第五期时，却遭到退稿的变故。我专门写了一篇《兆阳先生与〈九月寓言〉》，交代了退稿始末。如今，张炜的《你在高原》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实至名归，值得祝贺，但围绕着《古船》的毁誉短长及种种怪诞，似乎还在继续……

附：兆阳先生与《九月寓言》

大凡历代杰出人物之能垂范于后世者，概由于他们具有中国人的正气与骨气。

秦兆阳先生是生于忧患、经历坎坷、死于忧患的作家，一位坚定的爱国者。他的渊博学识，平和淡泊的为人处世，他的“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道德风骨，值得人们怀念。

我是20世纪70年代末，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转年又奉调到秦兆阳先生任主编的《当代》当编辑，到先生辞世，凡十五年，先生耳提面命，让我受益匪浅。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

兆阳先生身体不好，常有小疾，我便向社里要车陪他去看病，又经常到先生家里汇报工作，便自然熟稔起来。但后来因《九月寓言》，我便疏远了兆阳先生。关于张炜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的退稿事件，多年来不仅外界不知其详，便是编辑部内部也多不甚了了。

1991年，一天，兆阳先生给我打电话，约我去他家。时节是夏秋之交，坐落在北池子的兆阳先生家，菊花开得正艳，先生在四合院深处的书房前散步。进得书房，先生开门见山地说：“已与朱盛昌、何启治两位副主编商议过，我决定将张炜的《九月寓言》撤下来。你与张炜是好朋友，由你亲自跑一趟龙口，将文稿退给张炜。”

我有些不解，因为《九月寓言》是编辑部约稿，经审定通过，决定在1991年第五期《当代》上全文发表，并且已分别进行了加工，我负责“首领之家”等部分。在审读过程中，大家认为张炜继《古船》之后的这部《九月寓言》，是一部独特、厚重之作。小说以山东胶东小平原一个村庄的生活为背景，“表现了朴实的土地之子的道德价值观念和文明进化所形成的矛盾冲突”，“讴歌了神圣的劳动和坚忍顽强的甚至是原始的生命力”，是一部好作品。

兆阳先生做出退稿决定后，沉默了，面有凝重之色。

我有些任性和率直，毫不掩饰地表示不赞同先生的决定。我说，违背承诺，单方毁约，《当代》的诚信何在？《九月寓言》与《古船》相比，早已收敛了对现代性向往和焦虑的锋芒，从写洼狸镇家族争斗、苦难和变迁，退守到对偏僻穷困的小村生存状态的观照，表达了张炜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对人性诗意的坚守，这构不成叛逆和冲击，政治上是安全的。

我还对兆阳先生说，张炜曾对我说过，能够一贯坚持地固守一种精神，即使是陈旧的，至少看上去很陈旧，是并不容易的事。从道义上讲，我们应该支持张炜对这种精神的坚守。

兆阳先生听得很有耐心，但偶尔从他那慈祥而深邃的目光中，我读出了智者对浅薄者的宽容。于是我继续说，《九月寓言》是对物质化现实的绝望后，寻求精神的栖息地。当外界的纷纷扰扰的欲望，终于消融在9月散发着丰收庄稼的芬芳之中，张炜守护住了一个和谐的精神家园。《当代》如能继《古船》之后，再次推出《九月寓言》，或可成就一桩文坛的辉煌。

兆阳先生听完我有些激动的陈述，说：“持有你这样观点的人，编辑部还有些。明天，我到编辑部去谈我的看法，你回去准备一下，尽快动身去见张炜。”

第二天，兆阳先生到编辑部做了一个很长的讲话。在最后，兆阳先生说，我知道有些同志对退《九月寓言》仍不理解，但在非常时期，采取一些非常规的做法，也出于无奈，其是非曲直，就不必争论了，责任由我承担。

那会开得很沉闷，最后宣布由我来执行退稿任务。

我送兆阳先生回家，有些为难地对先生说，对于《九月寓言》的处理，我尚且想不通，何以说服张炜，先生是否修书一封，免得我交代不清，有辱使命。先生很爽快地点头，让我晚上去取。

第二天，我登车上路，到了济南，又换乘由山东科技出版社的朋友准备的汽车，一路游山玩水，到了张炜挂职市委副书记的龙口。

老友见面，先叙友情，又看了龙口的好风光，吃了龙口自产的丰盛海鲜，甚是欢愉。到了晚间，张炜带我到他的住处，一边吃西瓜，一边海阔天空地聊，我怎么也不好意思提《九月寓言》。张炜是何等聪明之人，早就从我游移的眼神中看出端倪，他用浓重的胶东口音说：“大哥，你有话要说，尽管直说吧。”

我把兆阳先生的信函递给他，然后从提包里取出他的文稿。那是用三合板夹着的沉重整洁的手稿，如同一件艺术品。这巨著起稿于1987年11月，完稿时是1989年6月，最后改定于1991年4月，整整四年时光，凝聚了张炜多少心血，熬尽了张炜多少精、气、神，以致作品完成之后，他就大病一场，住进了医院。

张炜看罢兆阳先生的信，站起身，走到面海的窗前，窗外是一轮明月。他突然问我：“大哥怎么看？”我不能违拗兆阳先生的意见，直接评论《九月寓言》，却顺口说了一句萧伯纳的名言——一切伟大的真理，最初都被当作亵渎。张炜笑了，我惊讶于他那脸庞是那么清秀，笑起来充满了自信。他把书稿放在书柜顶上，笑曰：“无法藏之名山，只能束之高阁了。”

回家之后，我向兆阳先生复命，并带回张炜对先生的问候，我还杜撰了一句，说张炜非常理解先生的苦心。先生竟然微笑点头。说实话，我对先生退稿之举，是想不通的。想当初，张炜的《古船》在《当代》发表之后，有些人对张炜对赵四爷、赵多多等农民革命家的野蛮、残忍的质疑，颇不以为然，认为歪曲了历史。兆阳先生却对张炜说，如果思想再解放一些，《古船》会更深刻，这无疑是对张炜的有力支持。那么，《九月寓言》已从《古船》退避三舍，缘何要以寓言的多义性为由退稿呢？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兆阳先生思想保守了。是的，兆阳先生因一篇批判文学教条主义的檄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而获罪，二十多年的坎坷经历，毕竟并不遥远，况且，便是真勇士，也有荷戟独彷徨的时候，有时我又似乎理解了兆阳先生。

1992年，上海《收获》全文发表了《九月寓言》，又一次震动文坛。

那年秋天，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上，我在《当代》摊位上当班，兆阳先生应邀而来，在给读者签售之后，已近黄昏，我陪先生在公园散步。兆阳先生竟重提《九月寓言》，他说，当初眼疾甚重，无法全读，看了一部分，主要听汇报。最近他又让家人读了一遍。他说，《九月寓言》里的精神固守，包蕴着大地的苦难和诗意的栖息，小说已进入了诗性和哲学的层面。此外，兆阳先生仍坚持他对《九月寓言》的批评：处理历史、道德与审美关系上的失当。

我惊惶于先生的“虚己而乐闻”，“不以先进略后生”的精神，改变看法，对《九月寓言》重新做出准确精妙的评价。更让我感动的是，兆阳先生虚怀若谷，说对《九月寓言》的错误判断，过多考虑刊物的安全，是初衷，但多虑而失察，酿成判断失误。这是一个老编辑的失职，对张炜不公，对《当代》也是一大损失。

先生说完这番话，似乎得到一种解脱。

夕阳下，兆阳先生凝重的脸庞上，添了些许轻松，眼镜后的目光沉着而悠远。

“其行已不敢有愧于道”，先生的人品似兰斯馨，如松之盛，其灵魂朗如日月，清如水镜。在文坛厮混三十多年，我很瞧不起那帮无聊文人。沽名钓誉，蝇营狗苟，而兆阳先生却是“清净莲花，污泥不染”，引一句范仲淹的话，便是“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流年似水，转瞬就年近古稀，青灯古卷听雨声，半是儒家半释家，我早已心静如水，看淡云卷云舒。寂寥时，客厅里常换挂作家字画，邵燕祥、文怀沙、陈忠实诸师友的丹青墨宝，滋润着我快要结茧的灵魂。有时，也挂秦兆阳先生赠我的几幅竹荷，借以怀念师长。凝视先生的竹荷，我早读出先生借竹荷的风骨吐胸中的块垒。那占去半幅素纸的苍劲墨荷下，是一群游弋的小鱼，挺拔的荷梗支撑的苍老荷叶，为小鱼遮挡着风雨。哦，那分明是兆阳先生对文学、对后辈的关爱和庇护，尽管他的双肩是那么羸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