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召我以烟景——张贤亮与引起争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及另一种生活

新时期文学，有一支力量不能小觑，那就是20世纪50年代末，怀着对革命的赤诚，面对现实，独立思考，大胆探索，创作了大量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揭示社会生活矛盾和表现爱情生活作品，而被含冤整肃的一大批“右派”作家。

当时，年轻的作家陆文夫、李国文、邓友梅、从维熙、王蒙、张贤亮等，只有二十多岁，他们以对社会主义的真诚和理想主义，开始注意在歌颂的美丽光环的遮掩下的现实问题。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可喜成绩的同时，也表现了难以避免的困惑，并提出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的成果，交给党和人民，如同王蒙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李国文写《改选》一样。但不幸的是，这一大批作家被扣上“右派”帽子，受尽了凌辱与折磨。

新时期文学发轫，这批“右派”作家，依旧怀着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再一次勇敢地站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列，毅然拿起笔，从不同角度反思共和国的坎坷历史，透视世道人心，探索人的灵魂，成了新时期文学的中坚力量。

这批作家的作品，主要涉足知识分子形象，即“右派”生活题材。

王蒙的“季节系列”长篇，陆文夫的《清高》《井》，邓友梅的《凉山月》，从维熙的“大墙文学”系列，特别是他们中年纪最小、受苦最深的张贤亮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最具代表性。或可说，在新时期关于知识分子叙事中，算是个异数。他的小说没有一味谴责知识分子的苦难，反而主要表现他们在蹉跎岁月中灵魂的升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重建了知识分子的权威。比如从《灵与肉》中，我们可窥探到，改革之初，重建知识分子主体性与合法性的诸种方案，并可把握到此时期知识分子的多维度。回顾《灵与肉》的历史语境，对照当下知识分子深陷学院化、专业化、边缘化、失位化的现实，我们重读张贤亮的“知识分子改造”为主题的小说，很有必要，“有助于我们反思曾经塑造知识分子主体性的条件是如何消失的，那曾经赋予知识分子的历史重任的20世纪80年代是如何终结的”（石岸书《知识分子如何“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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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张贤亮刚刚二十一岁，因发表长篇抒情诗《大风歌》而被划成“右派”，开始了整整二十二年屈辱痛苦的阶下囚人生旅程：两次劳改、一次管制、一次群众专政、一次关监。单单这些遭遇，就是一部厚厚的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

张贤亮1954年高中毕业，因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又是“关管斗杀子女”，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不得不携老母弱妹，随北京贫民迁到黄河岸边务农。过了一年，他被甘肃省委干部文化学校录用为语文教员。张贤亮感到“新时代的来临”，于是真诚地写出发表于1957年7月《延河》的长诗《大风歌》。就在同年，《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斥大风歌》文章，他被打成“右派”。

改革开放后，与张贤亮闲聊，提到《大风歌》时，他说，“今天再读这首诗，只看看《大风歌》的副标题‘献给在创造物质和文化的人’，你就不能不说我张贤亮有超前意识”。当然，他又说，《大风歌》诗中“任那戈壁滩上的烈日将我折磨，忍受深山莽林里的饥渴”，简直是谶语。

张贤亮有着特殊的人生经历，注定了他的主要作品跳不出被改造的生活经验。但他的作品与一般写“知识分子形象”的小说不同，他不单单是一种被迫害过程的再现，而是撕开曾被扭曲、曾被摧残过的灵魂，以揭示“人的过程”，并为读者展现那种富有历史感与现实感的人的生存状态的悲怆壮烈。

最初，我是从《宁夏文艺》上，先后读到他的六篇短篇小说。

《四封信》《四十三次列车》两篇，构思不够绵密，文字也较生涩。但小说写“文化大革命”时的种种世相，却有浓郁生活气息。

《霜重色彩浓》则写“文化大革命”后，两个过去的同学是“情敌”“政敌”，一个“右派”与一个很“左”却被极左打折一条腿的校长之间的故事。他们抛弃前嫌，不计个人恩怨，走向新生活的情操让人感动。

《吉卜赛人》《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这两篇小说还是写“文化大革命”苦难生活的，其严谨的现实主义风格，对生活开掘之深，刻画人物心灵之出色，很耐咀嚼。“墨点无多泪点多”，句句看来都是血。

《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是张贤亮尚未平反时，尝试写的第一篇小说。取材于真实生活。张贤亮说，写狗，喻“鸡犬不宁”的“文化大革命”。后此作被谢晋改编为电影《老人与狗》。谢添与斯琴高娃担任男女主角。那时，张贤亮自己已有了“宁夏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拍电影时，张贤亮特意按小说中狗的模样，做了一条道具狗来纪念它，也祭奠那段历史。

《在这样的春天里》写“文化大革命”中某农场一个女青年遭受凌辱的故事。小说以白描手法，平静而冷峻地将笔触深入生活底蕴和人物灵魂，从并不新鲜的故事，反映非正常政治生活对人心灵的戕害。这篇小说，是张贤亮与邵振国合作的。在我写的王蒙一章里提及，邵振国的短篇小说《麦客》先后投给包括《人民文学》《朔方》等多家期刊，均遭退稿，邵振国后来对我说，他是怀着最后一试的心情，投给《当代》的。我见到后，编发在《当代》上，不久，小说获全国短篇小说奖。我觉得，《麦客》在挖掘灵魂中溶解的历史内容这一点上，与富有雄浑高原气派的浑茫深沉的张贤亮的《绿化树》、气魄宏大的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向陕北高原俯视的路遥的《人生》，一脉相承，是一曲高原雄浑而响遏行云的高亢之歌。

直到1985年，我见到了邵振国后才知道，邵振国与张贤亮竟然曾是亲戚。邵振国娶了张贤亮的妹妹。在北京燕京饭店，邵振国为我摆了一桌酒席，因有老前辈俞平伯作陪，我才答应赴宴。席间清楚了邵振国、张贤亮、俞平伯都是亲戚关系。俞平伯在老君堂的故居与我家的四合院同在南小街的一东一西，离得很近。依稀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爷爷曾带我去过俞家那座开满马樱花的四合院，听学者名流诸京戏票友唱京剧。

1980年，我又从9月号的《朔方》上，读到张贤亮的《灵与肉》。

《灵与肉》塑造了一个曾蒙受冤屈却一直脚踏实地的建设者和爱国者许灵均真实、丰满的形象。漫长的生活，把人从“灵”到“肉”一概损伤了，但许灵均却伤心悟道，不敢忘却自己的责任和价值。小说获当年全国小说奖。

于是，评论家阎纲在《〈灵与肉〉和张贤亮》一文，开宗明义地推崇道：“宁夏出了个张贤亮！”他把《灵与肉》视为“从黑暗中举起的一个明亮的火把”。这正如张贤亮自己所说，“唯其有痛苦，幸福才更显出它的价值”，这里有张贤亮的痛苦，也有他的欢乐，有他对人生各个方面的体验，而他的欢乐离开了和痛苦的对比，则会变得黯然失色。这苦和甜混在一起，才形成了他这种令人兴奋和引人入胜的香味。这便是《灵与肉》中的精神火把。

《灵与肉》后来被谢晋拍成电影《牧马人》，轰动全国。张贤亮说，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是我落魄时的红颜知己，“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后因她家人反对，把她看管起来。谢晋到中央戏剧学院选女主角，让张贤亮拿主意，张贤亮一看到丛珊，立刻说：“就是她了！”那个他四十岁才遇到的喜欢他的女子，一直深深埋在他心里，“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丛珊与她有几分神似，所以选了丛珊。

张贤亮接着又发表了中篇小说《龙种》《河的子孙》，两篇小说都是写经济改革的，以开阔雄健的色调取代了旧作的悲凉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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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真正引起广泛关注、具有轰动性社会效应的作品，是《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两部中篇小说。引起评论界和读者强烈反应和争论的，也是这两部作品。

张贤亮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这两个中篇是姐妹篇，同属他的“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系列。它的主人公是章永璘。但不知为什么，张贤亮该系列，只写了《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便没了下文。

我曾在1985年问过他，他顾左右而言他，似并没有讲清“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系列半途而废的原因。到了多年后，2008年，我应邀给一家出版社主编一套“阅微学馆——中国当代文学大家随笔文丛”时，我给张贤亮打电话，要他给我自选一部随笔集。我说：“这套丛书，没有老哥的东西，焉能称大家文丛。”他很痛快地答应了。在与我商量书的内容时，他提出：“我要给你编一本关于文人从政的随笔集，如何？”我听后很兴奋，因为中国文坛尚无作家肯将从政的感悟、经验用随笔的形式反映出来。我的大学老师，当过中央委员、文化部长的王蒙，本有无人企及的条件写关于从政的文学作品，但他从不涉足该领域。因此，1983年“踏上了红地毯”的张贤亮，不仅被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请到中南海座谈，并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九、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而且每次必有切中大国发展之关键提案，闯出一条中国文人参政、议政的另类道路。

于是，在我主编并作序的这套丛书里，有一本张贤亮《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的书，使该丛书别开生面，气象不凡。阅读这本书，我很明白，张贤亮的“另一种思路”，注定抢了他写更多小说的时间，接着他又下海经商，办起了张贤亮称为“我的另类文学作品”的镇北堡西部影视城。《一个和八个》《黄河谣》《红高粱》《红河谷》等八十多部影视作品，都是在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拍摄的。

参政、经商，张贤亮哪里还有时间弄文学？熊掌与鱼不能兼得，这原本就是悖论。每次见到张贤亮，总为他的“人在文学，心在从政”惋惜，张贤亮原本是可以写出大作品的作家！政坛的英才已如过江之鲫，而文苑的优秀作家却少之又少，何苦去那里讨生活，逐名利？

还是回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张贤亮的作品，从他的成名作《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开始，大都用一个叙述者“我”的视角，讲“我”的坎坷经历和种种心态，这样作者自己的强烈理想主义色彩，必然渗透到对历史、社会、人生的理解和评判中去。《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集中表现了张贤亮小说的这一特色。

《绿化树》写的是章永璘一生曲折经历的一个生活截断。漫长的苦难精神历程中的一个层次，当然也构成了相对独立性。章永璘从一个失去常态的劳改犯，逐渐恢复了一个正常人的意识和感情，特别是有了维护自己尊严的抗争。而这一切，皆缘于一个善良女性马缨花，她奇迹般地闯入了他濒临绝望的生活，使他得到了人生最起码的温暖，从精神到肉体获得了一种新的升华。正是经过“炼狱”的磨炼，又经过学习《资本论》，再加上人民群众的感召，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章永璘，成为唯物主义者。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与《绿化树》相似，都是力图通过章永璘的苦难命运来呈现他的心理历程。二者不同之处，在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着重写了人的性意识的压抑和觉醒，表现了章永璘经历了灵与肉、人与兽、情与理、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高尚与卑下的痛苦搏斗，最终回归为正常人的重大主题。这一次，给章永璘带来人生转折的，又是一位年轻、美貌、丰满、性感的女性，为他奉献了青春的肉体，她叫何香久。

张贤亮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大胆地赤裸裸地将“性意识”揳入到章永璘、何香久的命运和性格冲突之中。在当时这样大胆地挑战文学中的“雷区”，使这部作品问世后毁誉不一。

持批评态度者，谴责《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性文学”；而高度赞誉者，认为该小说是一部表现现实生活的政治批判小说。毁誉的争论，持续了许久。20世纪80年代末，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理精神污染”的时候，张贤亮作为有“争议”的作家，运动一来，必定首当其冲。有意思的是，正逢“山雨欲来风满楼”，那届政协会开幕了。大概是考虑到如果由张贤亮出面澄清一些疑问，可能对海外媒体有点说服力吧，于是那届政协会由张贤亮、马烽、冯骥才、邓友梅四位作家，在东交民巷的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出席中外记者招待会，接受海内外记者采访。“反自由化”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外国记者自然要很关注此事。果然，一位外国记者问中国作家对“反自由化”的态度。

张贤亮的聪明和睿智表现出来了，他说：“我相信中国作家经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后，在政治上肯定会进一步成熟。”

第二天，各大报都在头条位置报道出来。文坛朋友，无不夸张贤亮回答巧妙、得体。我和《十月》《人民文学》的朋友都去他下榻的饭店看他。在饭桌上，大家喜气洋洋，张贤亮一如既往地跟大家开着玩笑，讲着笑话。果然，极左文艺政策很快寿终正寝，文学回归常态。

我在那时的文学研讨会和文学讲座会上，谈文学与性的问题时，都积极肯定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突破性禁区的意义，赞赏《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不只表现了“性意识”，更重要的是，通过性表现了那个独特的悲剧性的社会环境，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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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2001年，我和从维熙受河北之邀，又游览了一次白洋淀。

著名作家从维熙同张贤亮同时落难于反右斗争，又几乎同时成为劳教人员。从维熙平反后，写了大量自己二十余年风风雨雨的经历和阅尽人世沧桑的苦难，其中尤以“大墙文学”冲破禁区，开辟一个新的文学领域而驰名文坛。从维熙被人称为“大墙文学之父”。

我曾在《当代》编发过他的作品，又有几天相伴游玩，聊了不少文坛逸事。他说，1984年，一次在王蒙家吃饭。王蒙说，他一次在什么会上讲话，称从维熙是“大墙文学之父”，听众问：那张贤亮是什么？王蒙说，张贤亮是“大墙文学之叔”。

我一听，乐了，说你比张贤亮大三岁，王蒙说得不算离谱。

从维熙说，张贤亮得知王蒙封他为“大墙文学之叔”，立刻写信称他为“兄”。还说，“你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开了这种题材的先河，所以把我的名字排在你的后面是恰当的”。

后来，我找到张贤亮这封《关于时代与文学的思考——致维熙》。信中说：“作家亲身投入创业中去，我以为只有助于我们表现时代和再现历史，而不会贻误我们职业的使命。”张贤亮用他惯常开玩笑的口气说：“我建议你去当一个劳改农场的场长，建议（李）国文去当一处铁路分局的局长，建议（陆）文夫去办一个饮食公司或旅游公司，建议（冯）骥才搞一家美术广告公司，建议（蒋）子龙真正地去当‘乔厂长’……以施展作家对未来发展图景的想象，把我们变革现实的热情化为现实或局部化为现实。”

张贤亮给老朋友都派了活儿，唯独没说自己去再干什么。

没过多久，在宁夏废弃的乾隆五年重修的镇北铺这座边防戎塞的一片荒土上，矗立了一座“镇北堡西部影视城”。该城以古朴、荒凉、原始、粗犷的独特面貌，成了最理想的以中国西部为背景的影视片的拍摄场所。

从第五代电影导演的开山作《一个和八个》开始，此地诞生了近百部电影电视。从这里走出了无数“影帝”“影后”和名导。如今已名闻遐迩的导演张艺谋、王家卫、陈凯歌，演员姜文、巩俐、陈道明、葛优，大都是从这里走向世界。故此影视城获得了“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称誉。同时，这座影城还安置了大量牧民，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镇北堡西部影视城的缔造者，正是作家张贤亮。张贤亮自己说，创建影城是十分艰辛的。那和劳改生活一样，是我一段珍贵的生活积累，可说“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人们只喜欢看风景，并不太在意景物制作的过程。但当听到蒋子龙有关镇北堡西部影视城的一番谈话，张贤亮释然了，感动了。

那是开“中国作协第六次主席团会议”时，蒋子龙到影城参观，后写了这样一段话：

在我参加过的中国作协会议中，这是最具精神冲击力的一次。这冲击力来自张贤亮兄，因为零距离地感受了中国文坛上独一无二的“张贤亮现象”，或曰“张贤亮效应”。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能创造一种令人瞩目的现象，形成一种强烈的文化经济效应，非常难得，堪称是一种奇迹。是宁夏这片土地成全了他的文化世界，他的文学才华又成全他创造了“荒凉中的神话”。宁夏称他是“宁夏之宝”，同时他也是当代中国文坛上的一宝、一绝！

张贤亮下海创建的影城，成了宁夏的一张名片。凡到宁夏视察的国家领导人、省部级官员和名人，都要到影城一游，并签名题词。时任文化部长的孙家正的题词最有趣儿：“真好玩！”

参政，张贤亮在政协会议期间，提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提案；下海，张贤亮有镇北堡西部影城杰作。文学呢？

我曾与他讨论过这一话题。那是2012年，我与中华书局新阅读分社社长包岩到银川开会，之后一起去影城专门拜访了贤亮。一同去的，还有中国文史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她是我为其出版社主编的“当代著名作家美文书系”丛书的责编，此套丛书有一本张贤亮的集子，顺便取稿。

张贤亮得知，安排我们下榻影城美丽的马缨花饭店。马缨花是《绿化树》中的人物，她的出现，使饱受饥饿和炎凉的章永璘，得到了人生最起码的温暖，并使他从精神到肉体获得了升华。张贤亮曾对我说，马缨花是他的红颜知己。将漂亮雅致的酒店命名为马缨花，足见她在张贤亮生命里的弥足重要。

后来，张贤亮把我们一行人接到影城中一座漂亮的花园式院落里，那是他的办公地和住宅。花木葱茏，曲径通幽，回廊亭阁，典雅清幽。花园深处，是他的偌大书房，挂满贤亮的墨宝。他说，求他写字的人太多，要排很久才能得到他的墨宝，其书法润格费高得让人咋舌。

谈文学，是从影城出售我主编、包岩责编的张贤亮《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开始的。

我说：“老哥，你参政、下海弄得动静挺大，而你的文学创作沉寂得让人忘记你曾是一位最具影响力的作家。”

张贤亮严肃起来，他那七十六岁却像六十岁的脸庞，似乎看不到经历那么多苦难的痕迹。他说：“作为一个作家，参政、‘下海’的经历丰富了我的创作素材。这么多年我没有发表重要作品，并不等于我没在写作。现在，中国文坛风气不正，信仰迷失，礼崩乐坏，也不是发表重要作品的时候。再说，和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同时出道的‘新时期作家’中，又有谁在21世纪初发表了重要小说呢？不少人已转写散文，或研究《红楼梦》了……”

听罢，觉得贤亮的话不无道理。听话听音，他那句“这么多年我没发表重要作品，并不等于我没在写作”，其实，已透露出他正在憋宝呢，不知什么时候，他会抛出大作品的。

在他的大宅院里游逛时，他把我带到他的收藏馆，那里收藏的是清一水儿的明清红木家具，以海南黄花梨为主。马未都曾跟我说，他早年收藏的香港大导演李翰祥转给他的一套海南黄花梨雕花大床，价值连城。张贤亮处，也有一套。张贤亮得意地告诉我，收藏这一批明清红木家具，花费了他不少心血，也长了不少学问。

我喜欢一个人到乡野漫游。一天，我离开马缨花酒店，来到黄河边时，河水浩浩荡荡，汹涌澎湃。在一处河湾处，我见一波一波的漩涡冲刷堤岸的泥土，耳边响起轰隆隆的堤岸坍塌声，甚是惊天动地。烈日下口渴，我便踅进农家小院讨水喝。一个老汉用木桶从井里打出清汪汪的水，用瓢舀了水给我喝。水很甘甜，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张贤亮在1984年底至1985年初，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时，给我们讲的故事。那时，我们同住京西宾馆。

刚移居宁夏的张贤亮，一次用木桶从井里打水，不小心桶掉进井里，只好到附近的庄子借钩子一类的器具。进一户敞着门的人家，见两个穿对襟系襻衣服的小媳妇盘腿坐在炕上缝被子，就说：“对不起，我想借你们的钩子用一下。”那两个小媳妇先是互相惊诧地对望了一眼，突然笑得前仰后合，连声叫“妈哟肚子疼”。然后这个推那个，那个搡这个，“把你的钩子借给他”，“你才想把你的钩子借给他”……两人并不理会年轻的张贤亮，在炕上嬉笑着，撕扯成一团。见状，张贤亮莫名其妙，傻傻地愣在那里。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位小媳妇扭扭捏捏地下了炕，别过脸去，把树杈做的钩子递给他。等张贤亮还钩子的时候，又见两个小媳妇拍手跳脚地笑。

见我们听得入了神，张着嘴巴等下文，张贤亮才说，宁夏方言中，沟子就是屁股的意思。你们想想，问人家小媳妇借“屁股”，这不是“骚情”，严重的性骚扰吗？众人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笑过后，我想，宁夏的自然和人情，弥补了“贱民”张贤亮的失落感。那里空阔、粗犷、奔放及原始的美，连同那两个面色红润的小媳妇的笑靥，给了当年只有十九岁的张贤亮的，不仅是温暖，还有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更形成了张贤亮独特的题材领域和独特的审美视角。宁夏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是他的精神家园，是他的文化背景，是他的生命底色，也是他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生活背景。他的《绿化树》的故事，就是发生在镇北堡。只是小说把镇北堡改成“镇南堡”而已。小说里大段大段的关于镇南堡的描写，用贤亮的话说“完全是写实的”。从张贤亮讲的借钩的故事，我们会发现，他的小说同样没有高大或渺小的人物，没有重大的社会矛盾冲突，没有离奇的故事情节，没有离开现实的普通的人和现实生活的艺术夸张。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张贤亮的灵魂里进行的自我意识的激烈搏斗、灵魂的挣扎，从马缨花和两个小媳妇等普通劳动者的身上，见到美好心灵的闪光。

此次宁夏之行，见到张贤亮精神焕发，满面红光，脸上连皱纹都没有，活得神仙一般，我心里便有期待，他终会拿出大作品的。告别时，我们互道珍重，毕竟他已七十六岁，而我也快到“耳顺”之年。

在返京的飞机上，我忽然想起张贤亮收藏的那块一百二十公斤的晶莹的玛瑙，底座上刻有张贤亮的一首诗：“寿高三亿年，与我结善缘。万劫摧不毁，化为石更坚。”

贤亮将强烈、尖锐、复杂、矛盾的存在经验，纳入诗境之中，使诗的抒写与人们的存在之间，发生搏击和摩擦，始终盘桓、萦绕着命运的交响。

古人云：“士为国魂。”说到底，张贤亮不过是个“读书明理”的作家，一位至情至性的浪漫诗人。不管在政治风烟里，还是在文学江湖。

此文写完不久，2014年9月27日中午，惊闻罹患肺癌已一年多的张贤亮在北京协和医院仙逝。两个多月前，我去协和看望他时，他还没有正经地开玩笑说，我的命硬，阎王爷在短期奈何不了我。谁知那次见面竟成永诀。回想前年，我去银川专门看他。在他的大宅门里，见七十六岁的他，毫无老态，精力充沛，不胜感慨。他得意地对我说：“老夫聊发少年狂，自觉如十七八岁的少年郎哩！”更是让人唏嘘。

七十八岁的贤亮兄去世，“西部传奇”从此谢幕。用冯骥才下面的话，作为对他的悼念：张贤亮个人遭受的折磨太深切，“他是个充满文学勇气的作家”，“是个很有开拓力的人，生活很有激情”，“这也是这一代作家最大的特点，贤亮非常有才气”。

从维熙闻贤亮过世，说：“让我很心痛。”文学界有谁不心痛呢，但毕竟，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