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是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创始人之一，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家之一”。

1895年2月14日，霍克海默出生在德国斯图加特的一个具有浓重宗教气氛的犹太工厂主家庭。1922年，霍克海默在新康德主义者汉斯·考内留斯（Hans Cornelius）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康德批判力批判》，并留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1930年，霍克海默晋升为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并开始担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翌年，在《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就职演说中，他把社会研究所的研究方向转向“社会哲学”。从此，社会研究所才走上社会批判理论的轨道。

希特勒上台后，霍克海默率领研究所成员先是辗转于西欧各地，后又迁到纽约。1940年，霍克海默等人创办《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继续从事社会哲学研究。1949年，他回到法兰克福大学，重振研究所。1951年，他出任法兰克福大学校长。1953年，他获得法兰克福市歌德纪念章。1959年，他告老退休，让阿多诺接任社会研究所所长。1973年7月7日，霍克海默病逝于纽伦堡。

霍克海默一生的思想活动以二战后重返法兰克福大学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他前期的思想活动较为激进，写下了大量的社会批判理论论著，引导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和理论旨趣。在晚年回忆自己的前期思想时，他说，“它是非常具有批判性的，特别是在不屈不挠地反对现存的统治社会方面。”而后期，思想锋芒逐渐退去，日趋保守。1959年退休以后，他甚至宣布与马克思主义脱离关系。针对1968年的“五月风暴”，霍克海默不以为然：“我和今日的年轻人有一些共同的想法，希望过更好的生活以及公道的社会，不愿意适应到现存的秩序里。我和他们一样，也怀疑我们的中小学、学院、大学的教育价值。但我不同意他们的暴力，他们以暴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对手。我必须公开声明：一种可疑的民主，尽管有种种的缺陷，还是比今日的革命所导致的独裁强得多。”

霍克海默的思想功绩斐然，尤其是“批判理论”开辟批判性社会学的研究方向，构成对实证主义社会学和解释性社会学的有利批判。在这一点上，他的社会理论批判可以说是对马克思所要求理论应保持对“现在的批判”的坚持。这种社会批判理论实际上代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宗旨。但是，霍克海默止步于对现实的理论批判，始终没能找到否定现实进而对现实进行改造的实践力量。可以说，霍克海默的思想轨迹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缩影。

霍克海默的主要著作有：《传统的与批判的理论》（1937年）、《论哲学的社会功能》（1940年）、《独裁国家》（1940）、《启蒙的辩证法》（1947年，与阿多诺合著）、《理性之蚀》（1947年）、《工具理性批判》（1967年）、《批判理论》（1968年）等。

第一节 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探索

黑格尔认为，“思想”对“现实”具有批判功能：“思想本质上是对我们当前之事的否定。”应当说，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对这一论断较为成功而又归于瓦解的演绎。成功之处在于，法兰克福学派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深刻地揭露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非人的社会，最终落实到对整个西方工具理性的批判，使得“资产阶级的丰碑在坍塌之前就是一片废墟了”（本雅明语）。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小心提防着陷入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陷阱，避免走向理念的大全，仅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否定，最后导致“瓦解的逻辑”。

一、哲学的社会功能

《论哲学的社会功能》一文写作时间晚于《传统的和批判的理论》，但在逻辑上，前者先于后者。霍克海默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辩证的批判理论”，“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批判现存的东西”。他援引康德的话说：“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称为批判的时代，没有东西可以逃避这一批判。”批判的时代需要批判的哲学，而他的理论正是现时代的“批判的哲学”所以，要理解霍克海默的社会批判理论必须先来看看他对哲学的社会功能的阐释。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直接源于马克思主义。在霍克海默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批判”，马克思把许多重要著作的标题或副标题定为“批判”，绝不是偶然的。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辩证的批判理论”，他的理论也是一种“辩证的批判理论”。早在弗赖堡大学时期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霍克海默就明确自己的哲学任务：“我越深入到哲学中去，就和今天大学里讲的哲学越有距离。我们要探求的并不是那些从根本上来讲全然不重要的形式上的法则，而是关于我们的生活及其意义的物质表述。”霍克海默认为，哲学与现存的关系的对立的。他激烈地批评不重视、否定哲学“批判现实”的社会功能的倾向。他说，有些哲学家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意义，所以，他们对于在其他院系从事工作、处境比较顺利的同事们，抱着一种羡慕的心情，因为他们的研究领域是精确的，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于社会是无可争论的，“他们正在把哲学作为一门特种科学来‘叫卖’，或者至少要表示：哲学对于诸种＜门科学来说也是有用的”，“这种形式的哲学不再是科学和社会学的批判者，而是成为他们的奴仆”。如果我们离开批判去思考对象，就使伦理本身成为一种消极的“无为主或顺从哲学”，这正是传统理论的致命弱点所在。

美国学者D·麦克莱伦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受卢卡奇的影响，关键在于重新注意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重申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德国学者M·布尔说，如果没有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法兰克福学派否定的辩证法将难以想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仅自己研读《历史与阶级意识》，还告诫哈贝马斯要仔细研读。有国内学者也指明，实际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直接并发展的是20世纪30年代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开创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他们试图把社会理论建构成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霍克海默认为，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其他学科所研究的问题，都是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都是从社会现实中产生的问题，而哲学必须对其他学科根本解决不了或者解决得不能让人满意的问题作回答。对此，他对哲学的批判做出明确规定，哲学的批判“指的是这样一些思想上，最终是实践的努力：并不满足于不加思考地、纯粹循规蹈矩地接受那些占统治地位的观念、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而是力图协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它们与普遍观念与时代目标相一致，用发展的眼光对它们进行推论，区别现象与本质，考察其基础，一言以蔽之，真正地认识它们。”哲学批判的目的在于认清社会现实，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保持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意识。因此，霍克海默相当强调理论的自主性及理论家的独立性，甚至，欲保持这种批判意识，“具有批判心灵的人与他们社会的认同充满了紧张，这成为哲学批判之思考方式的所有概念的特征”。

霍克海默赋予哲学以批判社会的理论功能，在这一点上，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他的批判的概念工具多是一些含义模糊的词语。比如，自由、善、幸福等。并且，对于批判理论的目标，霍克海默也仅以“理性社会”或“自由人的社群”来标识。这或许也是哈贝马斯为批判理论寻找理论根基的一个出发点。

二、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只法兰克福学派一家，何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被称为“批判理论”呢？霍克海默在立论之初，就有着明确的批判意识。从理论发生学上看，批判理论是在对传统理论——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批判与对马克思批判哲学的继承的产物。

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霍克海默旗帜鲜明地指出自己的理论出发点：“在这里，我们并不是对纯粹理性作唯心主义批判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术语的，而是从对政治经济学作辩证批判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术语的，它是辩证的社会理论的一个方面。”显然句中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指的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们都自称是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继承者。在法兰克福研究所创立初始，青年卢卡奇与柯尔施都与该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柯尔施曾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既不是实证的唯物主义，也不是实证的科学。它从始至终是对现存社会的批判。批判理论家显然受到这一论断的启发。从霍克海默对“传统理论”的批判，到阿多诺在20世纪60年代三次与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辩论，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批判是批判理论的一条主线。

在霍克海默的文本中，传统理论以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与数学）与自然现象的关系为模式，遂将社会现象纯粹视作观察与分析的对象，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一套客观自存的社会规律，建立科学理论，以预测社会发展的方向。传统理论的典型是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孔德身处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乱世，对革命所造成的社会混乱极为震惊。因此，他希望建立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以便恢复社会秩序，引导社会进步。这门学问起初被他命名为“社会物理学”，后来才改为社会学。这种社会学的目标是，“了解以便预测，预测以便控制”。表明看，孔德的观点与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不无二致。似乎前者比后者还要可信。实际上，孔德的实证论将社会化约为“准自然”，社会成为一个自行封闭的系统，这是传统理论的逻辑前提。霍克海默对此论证说，“主体与客体是严格分开的，即使事实证明客观事件最后终究会受人类干预的影响，对科学来说，这也不过是另外一个事实而已。客观事件是不依赖于理论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之间的对立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与现存社会的关系

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看，批判理论的对传统理论的颠倒。传统理论从外在出发，社会被看作自行其是的自然现象；然而理论的结果却是对现存社会的认同，被纳入到社会的意识形态中。霍克海默说：“传统理论的学者及其科学被整合到社会结构之中，他的成就乃是社会现状之维持及继续更新中的一个因素。”传统理论披着科学客观的外衣，从社会历史中抽离出来，被当作是一种永恒普遍的知识形式。如此一来，传统理论就成为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的范畴。批判理论从内在的社会现存出发，自觉地与社会保持距离、对立，保持一种外在的关系。通过理论的“批判”，批判理论实质是在“介入”，批判理论“不仅是一个逻辑的过程，也是一具体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整个社会结构以及理论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将改变”。直言之，理论与现实之间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在历史过程中，主体以理论对社会进行批判，以引起社会变革。同时，主体与理论也必须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以保证理论的有效性。所以，批判是一种由外而内的“潜入”。霍克海默坚持理论的独立性，并非旨在去除主观的因素，到达客观的、与现实无涉的普遍知识，而是坚持理论对社会的批判功能，形成互动关系。批判理论家从不忌讳自己的政治目的，“没有任何的社会学理论不包含政治动机。这些理论的真假不能在所谓的中性的反省中来决定，而要在个人的思想与行动里，在具体的历史活动里决定。”因此，从本质上看，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是一种“干预的人本主义”，奠定了20世纪人本主义理论的批判基调。

2．研究方法及逻辑结构

传统理论持实证主义的立场，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特别是数学方法来建构的理论，它从一些假设出发，演绎出其做相关的命题。霍克海默把演绎出来的命题称之为衍生命题：从逻辑的观点看，传统理论有少数几项命题系基本命题，而其余的命题则可以从这少数几个基本命题推演出来，此即衍生命题。由是观之，传统理论的完备阶段应该是一个演绎的系统。传统理论的逻辑结构在于，社会现象是一种可验证的、经验的事实，根据自然科学的方法建立模型，构建经验理论，经过检验证伪环节，最终确立科学的理论。霍克海默认为，传统理论的结果最终导致一种“科技＜家统治”的社会。传统理论的研究方法实质上是一种数学的减法法则，去除不符合理论的社会现象，以保证理论的合理性和齐一性。社会现象最终被整合成一个封闭的理念体系。虽然，批判理论也从抽象的规定性出发，但是，“这一切并不能像为了达到某种实用的目的而简化理论那样，通过简单的小件的办法来完成的，相反，每一步的实现都有赖于科学和历史经验中所积累起来的对人和自然的认识。”其理论逻辑结构是：从社会现实出发，承认其中存在的矛盾，并对之进行批判，以唤醒群众的意识，引起社会变革、迈向合理的社会秩序。两者理论的逻辑结构的关键区别是有无人类实践活动干预社会的发展。作为联连接理论与实践的主体，肩负着理论的使命，是实现理论目标的现实力量。如此，我们将批判理论的逻辑结构图示为：批判理论——实践——合理社会，这是一种辨证的逻辑。

3．研究主体

在传统理论中，人是不在场的，出场的是科学的理论。换另外一种说法则更具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性，传统理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人获得了超然性的自由，理论的创造者是“脱离任何事件”的个人。霍克海默批评说：“由客体的本性所决定的劳动过程所享有的表面的自给自足，刚好对应于资本主义经济主体表面上的自由。后者相信，他们是根据个人的决定来行动的，但实际上，即使他们有着深思熟虑的打算，也只是解释这个不可计算的社会机构的运行方式。”相反，批评理论的主体的历史进程中的参与者和制造者。“它的主体是一个确定的个人，这个个人与其他个人和团体发生关系并与一个特定的阶级发生冲突，他完全置身于社会整体和自然界的关系网中。这个主体也不像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自我一样是一个数学上的点，他的活动是为了确立社会现实。”霍克海默认为自己坚持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真理，而是，思想总是“特定的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任何历史，它所记载的都是主体的活动和遭遇，即主体赖以成为主体的活动和遭遇。”当传统理论将主体排除在社会之外时，“把注意力直接集中在科学上，即集中在作为命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体系，于是，按照这些规则进行活动的主体对局限于方法的认识论来说，失去了它们的意义。”问题尚不至于此，传统理论对价值的漠视，客观上倒帮了统治阶级的忙，恰好满足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科学外衣的需要。传统理论沦为“顺从主义”的哲学。

4．理论旨趣

传统理论的目的是要对社会现象进行客观、详尽的说明、描述；与此相反，批判理论。传统理论基于一种技术的认知兴趣，目的在于达到超现象的“真”；批判理论基于一种价值的认知兴趣，其目的在于达到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正如鲍德里亚对社会批判理论的评价：“理论是一种对现实的挑战。”根据霍克海默对理论的旨趣做了明确的定位：“批判理论的任务就是要透视事物的世界，以显露底下的人际关系。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即事物之间的等价交易。批判理论要看底下的人，并揭开平等的表象。”当然，所谓的批判并非完全的、抽象的否定，而是具体的、辨证的否定。霍克海默说，“批判的理论活动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消灭这一种或那一种社会弊病，因为在它看来，任何社会的弊病与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有着必然的联系”，也只有从具体的社会结构出发，才能显现出批判的力量。否则，理论无异于抽象的概念组合。霍克海默时而用“善”来表述批判理论的理想，“以实现善为目标”。自由也是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所希冀的一个目标。霍克海默区分了实然的必然和应然的必然。前者是一种“盲目的必然”，后者则是一种“有意义的必然”。批判理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将盲目的必然转变为有意义的必然，使人类不再为盲目的必然性所束缚。

三、批判理论的性质

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力图将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统一起来，因而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气息。从霍克海默个人思想的来源看，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影响固然是最主要的，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非理性主义的影响。霍克海默最初学习心理学，后来转向哲学，对叔本华、尼采、狄尔泰和柏格森等人的思想均有深入的研究。批判理论的逻辑操作方式的核心就是异化，我们将“异化”由一个概念转变为一种方法，并将这种方法作为批判理论思维方式的核心内涵，从而得出了异化的思维模式，即异化的原初状态（具有逻辑完满性而缺乏现实完满性）；异化（逻辑非完满性而具有现实完满性）；异化的终极状态（具有逻辑与现实的完满性）。这一异化思维模式作为批判理论建构模式，决定了批判理论的发展趋势。在关于人的解放的出路上，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正面建构颇为隐晦、模糊。正是如此，在阿多诺批判逻辑瓦解后，哈贝马斯不得不另起炉灶，开辟交往沟通理论，为批判理论寻找坚实的基础。

霍克海默在建立批判理论伊始就确立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打破学科分工，试图从整体上对当时的社会予以批判。1930年，霍克海默就职演说中，对当时人文科学内部各个学科的各自为战，从而不能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面、整体的批判表示不满，提出要与这种“片面＜业化”的研究方式进行整合，创立一种“集各门学科之精华”，从“整体上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理论不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某一个环节、某一小块局部的批判，它“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

批判理论缺乏传统理论的实效性，这是批判的一个重要性质。传统理论立足于“事实”，以此达到对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论证，霍克海默说：“传统理论可以合理地将布尔乔亚时代的科技及工业成就当作其存在的理由，从而对其自身的价值充满信心。”而批判理论则不是对资本主义的辩护，追求的也不是一种渐进式的转变，而是“整体的转变”。如此一来，批判理论可以看作是一种“乌托邦的社会工程学”。霍克海默对此从不忌讳，“批判理论没有物质上的成就来证明自己，它所要推动的变迁也不是渐进式的。”为什么霍克海默强调批判的突变式的、整体革命，而又最终走向与马克思的断裂呢？我们认为，根本原因是，霍克海默陷入批判——否定的逻辑，破而不立。更严重的是，他没有找到一个坚实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的状况不能保证自己一定会获得正确的认识。无产阶级在其自身的生活中确实也会领悟到不断增强的罪恶和非正义的形式是无意义的。但是，这种无意识也会因强加和凌驾于无产阶级之上的社会结构的阻挠而未能发展成一种社会力量，同时也会因为各种的阶级利益（这些各种的阶级利益只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才能超越）之间的冲突而受到干扰。”他继而得出结论说：“理论家的任务是加快建立正义社会的速度。他们会发现自己的想法与无产阶级的观点不相一致。如果没有这种不一致的话，那也就不需要任何理论了。”由此，批判理论的精英主义可见一斑。

对于批判理论，霍克海默的自我反省较为中肯：“这本书提供了一部记录。在我看来，拒绝唯心主义哲学，接受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类前史的终结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我们在面对日益恐怖的被全面控制的世界时，所做的一种退却式的理论抉择。”

第二节 启蒙的辩证法

《启蒙辩证法》（1947）一书系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著，是“批判理论”的深入和展开。本书的主题在于阐述，本来旨在解放的启蒙，却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人类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启蒙由解放转到了它的反面。《启蒙辩证法》除导言和札记外，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启蒙的概念（包括两篇附录：奥德修斯或神话与启蒙；朱利埃特或启蒙与道德）；二是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精神；三是反犹太主义问题。《启蒙辩证法》可以看作是批判理论一个成功的实际操作，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文化工业以及赖以建立的启蒙理性，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开创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先河，指向整个人类文明的根基和纹路。但是，对启蒙的批判并不是完全的放弃启蒙，而是反思、揭示启蒙的内在矛盾，以期开出一剂医治社会病症的解毒剂。

启蒙就是袪魔化，摆脱人类生存的神话生态，把人从自然中解救出来。启蒙运动的纲领就是要“消除神话，用知识代替想象”。由此看来，启蒙精神就不仅仅局限于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而是指那种把人类从迷信、神话中解救出来的理性主义。人类摆脱自然的束缚，站在自然的对立面，支配自然，成为自然的“主人”。“人们想从自然界学到的东西，都是为了运用自然界，完全掌握自然界和人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目的。毋庸置疑，启蒙除了为自己，还为它特有的自我意识的最后残余耗尽了力量。只有能给本身以力量的思想，才足以摧毁神话。”

启蒙在反对神话的同时，几乎在每一个方向都转向了自身。启蒙旨在消除神话，却树立起“工具理性”的神话；启蒙旨在正确地认识世界，却处处烙上“形式逻辑”的“先验图式”；启蒙旨在反对集权主义，而“启蒙运动就是集权主义”；启蒙旨在解放、进步，但最终把神圣世俗化，走向虚无主义。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的旨义。

霍克海默等人之所以对启蒙精神进行猛烈的批判，是因为：

第一，启蒙精神是工业文明的主导文化精神。它的出发点是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众所周知，理性主义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文化传统之一，价值理性和技术理性共同支撑着西方文明的发展。但自文艺复兴已降，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逐渐断裂开来，尤其是自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以后，技术理性从自然界渗透到人类社会，成为文明发展的主导因素。而价值理性开始式微，走向边缘化。启蒙精神的理论支撑点就是技术决定论，实质是一种技术决定进步的逻辑。毋庸置疑，在解放人的自然存在方面，技术的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技术上的进步，人类将继续受自然的束缚。但技术控制自然的同时，由于失去价值理论的规范，或者说，由于没有限制技术理性的使用范围，在社会生活中也实施技术理性的管理、控制，如此一来，技术理性必将陷入二律背反的困境。

概括地说，启蒙精神的主导逻辑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坚持人类中心主义；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坚持个人主义；在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上，坚持技术理性主导价值理性；在思维方式上，坚持主客体二分的思维模式。霍克海默认为，正是人们这种试图支配自然的野蛮态度，成为导致工业文明危机的根源。

第二，启蒙精神原本是祛除思想中的神秘成分，使人类走上文明的道路，但“祛魅”的过程却变成树立新的神话——理性神话的过程。霍克海默尖锐地指出：“为启蒙精神所摧毁的神话本身，已经是启蒙精神自己的产物。”人类用理性推翻神话对自身的统治，建立起理性对自然和人类的新的统治。当用理性审视一切的时候，人类自身也变成思维的凭借，成为一种“计算”的机器。“当思想归结为数学公式时，世界就是用它自己的尺度被认可的。一切作为主体理性生理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一切存在的东西对逻辑的公式所做的从属，都是以理性顺从直接出现的东西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思想机器越是从属与存在的东西，它就越盲目地再现存在的东西。从而启蒙就是就倒退为神话学，但它也从未想到要摆脱神话学”。如此一来，启蒙的结果就是：“在变的理性化的地球上，已经不需要美学的图景了。”

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亦即启蒙的神话。启蒙过程既是祛除神话的过程，也是书写新的神话的过程。启蒙辩证法意味着自我毁灭，“一部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野蛮史。”

第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通过对“启蒙辩证法”的研究，不仅将矛头指向工业文明，而且还深刻地揭橥出，启蒙精神是造成资本主义统治的根源。一言以蔽之，启蒙导致理性的集权主义统治。理性成为达成目的的工具，成为“用来制造其他工具的一般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就是韦伯所言的“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我们将在下节展开阐述。

启蒙理性不仅将自然看作一种客观的有用之物，同时也涵涉人自身。这样就割裂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工具理性的视野中，一切都成为可被计算的死物。在工业制度中：“人们内心深处的反应，对他们来说都感到已经完全物化了，他们感到自己特有的观念是极为抽象时，他们感到个人特有的，只不过是洁白反光的牙齿以及汗流浃背卖命劳动和呕心沥血强振精神的自由。”由启蒙最终确立的理性和工业制度必可避免地成为对人与自然的无形的奴役，“过去真实的并且是无害的东西，都可以是今天的意识形态”。

如果说，启蒙通过科学知识发展生产力，以实现康德意义上的人的自由，那么，这也是马克思所认同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分析一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如何论证启蒙的普遍统治。

首先，在以启蒙精神为主导的工业文明里，一切存在物都被抽空特质，成为抽象的量化物，以便进行计算、交换。“数字成为启蒙的原则”，再没有什么神秘莫测的力量在起作用，人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同时，这也是一个个性被“夷平”的过程。按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工业进程取消质的量化过程就是为了使本来复杂性的社会历史成为统一的等价物，也是为了更加便利地支配和统治进入工业和交换的一切对象。一言概之，启蒙理性的同一性之现实社会本体，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之商品等价交换原则。

第二，启蒙的本质其实也是统治，“启蒙运动就是极权主义”，不过更为隐蔽而已。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进而指出：“启蒙精神摧毁了旧的不平等、不正确的东西，直接的统治权，但同时以在普遍的联系中，在一些存在的东西与另外一些存在的东西的关系中，使这统治权永恒化。”人对自然的统治，使得整个自然界成为人的现实对象，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即“世界成为对象”。更严重的是，人虽然不再受自然的奴役，却重新落入新的“牢笼”——一种客观的非人为的物化关系的统治。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认为，在《启蒙辩证法》中，蕴含着反人类中心主义、反人本主义、反同一性、反逻各斯主义的深刻见解。无论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扩展到整个现代西方哲学，《启蒙辩证法》都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从对启蒙的分析，霍克海默走向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之路，阿多诺则走向对同一性的辩证法的批判之路。因而，《启蒙辩证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厘清西方马克思主义演变的一把钥匙。

第三节 工具理性批判

霍克海默后期的研究兴趣转向了人的理性、自由、异化等问题。《工具理性批判》就是他后期写作的论文的一个结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关键主题，也是批判理论发展的必然。启蒙运动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形成，“现代性的态度”就是在启蒙运动中形成的。我们在这里，无须全面赘述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只需指出一点：“现代性”即合理化、理智化。韦伯在他的《以学术为业》中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经被祛魅。”启蒙理性通过对神话批判，最终确立了自身的统治地位。吊诡的是，二战后，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技术统治取代阶级统治，获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社会结构更加合理化，人们生活在一个“被管理的社会”中。所以，批判理论必须指向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关键要素：工具理性。霍克海默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价值理性的对立面即工具理性；阿多诺则对准思辨理性或同一理性。所以，霍克海默的工具理性批判还处在批判理论的框架内，属于新人本主义的范畴。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地阐述霍克海默所有这方面的观点，只是择要述之。

在《工具理性批判》这部论文集中，霍克海默把理性分为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主观理性即工具理性，“‘理性’在很长一段时间意味着理解和追求永恒理念，这是人类的目的。今天恰好相反，理性不仅成为商业工具，而且理性的主要职能在于找到通达目标的工具以适应任何既定的时代。”（仰海峰）因此，工具理性亦是形式理性。它在社会经济层面表现为经济理性，为达到一定的经济目的，对手段和过程的有效控制；它在社会政治层面表现为科层制，组织的运作遵循一套抽象的规章，分层负责、层层相扣，整个组织成为一台庞大的机器。针对恩格斯的名言“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伸”，霍克海默指出，“如果机器人替人干活的梦想今天实现了，那么人们的活动也就实际上越来越像机器了。”人变成机器的延伸或机器运作的一个零件。

霍克海默认为，现代哲学家研究人的特殊方式归结到一点就是：一方面承认存在抽象的人，另一方面抽象地研究人。要解决这一困境，唯一的途径是把人放到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考察。他强调：“个人只有作为他所属的整体的一分子才是实在的。他的基本判断，他的性格和爱好，他的习惯和世界观，都根源于社会，都根源于他在社会中的命运。”从此出发，霍克海默对现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做出的诊断。主要是：

其一，教育的职业化问题突出，教育的目的愈来愈倾向培养适合“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转的零件。相反，学术研究教育逐步衰微。霍克海默区分了广义的教育目的和狭义的教育目的，前者在于培养当代生活中能够自立的人，而后者则在于铸造新的机器零件。与科技产品更新换代相应的，是新的操作手。“今天的家庭已把它保留的许多职能整个让给一些其他机构或社会”，而且就是在家庭教育中，“严格的家教正被宽容和乐于助人的精神所代替”。教育职业化的极端后果就是，具有批判精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缺失。可见，霍克海默这一观点确实切中要害，发人深省。

其二，社会结构合理化，阶级统治隐身，人们生活在“匿名的权威”的统治中。匿名的权威更具欺骗性，使得反抗无从下口。过去，外在的统治呈现在人们眼前，人们知道谁在发号命令，也能够有效地进行反对这种统治的斗争。通过工具理性的中介，统治权威伪装成一般常识、科学、正当性、公众舆论。它不是一种粗暴的强迫而是一种温和的说服。霍克海默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控制实践了一种新权威的建立，即从粗暴的直接的政治权力转变为一种潜在的权威，这主要是以社会运转本身的必然性——无名的上帝为基础的一种文化制度。它通过无所不在的家庭、学校、宗教和大众传播媒介使人们从内心里承认社会的统治。

其三，工具理性渗透到人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异化更加严重。每个人工作本身的性质，使他习惯于极为认真地对舆论工具所发出的种种信号做出反应，信号就是他在各种环境下的指南。人们需要指南，他们越听听从指南，越离不开指南。“过去把生活看成一种脱离地狱的飞行，看成一种越过星际进入天堂的航程，如今却跨进现代社会这台机器，尽管这台机器创造了全部的盈余，谁也不知道它是有利于人类的上进还是有利于人类的堕落。”

工具理性的膨胀致使价值理性衰落，意义的丧失，社会以及人的生活过程的理智化。工具理性是对现实的合理辩护，科学已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正是希望的消失，后期霍克海默越来越悲观。“在我们这个时代，感情泛滥成灾，自由思想却孤立无望。对自然的控制并未推动人的自我实现；相反，这些作为客观的强制力加在了人身上。在当代情景中，人口日益增加，技术变得越来越自动化，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日益集中，作为工厂劳动产品的个体不断地理性化，这一切都在某种程度上把组织化和操控化强加于生活，使个体只能自发地沿着为他指定的道路前进。”一言以蔽之，整个社会被工具理性座架。

当然，霍克海默认识到工具理性对人的生存的异化，理性沦为维护统治的有效工具，“技术是知识的本质，它的目的不再是生产概念和意象，也不是理解后的愉悦，而是方法，即剥削他人劳动的方法，资本的方法”。这是他较为激进的一面。实际上，霍克海默力图恢复一种辩证理性。在工具理性和文化工业的操控下，人的生存越来越成为一个可以替代的零件，不是人的操控工具，而是工具在操控着人，早期批判所具有的乌托邦也逐渐失去往日的色彩。因此，霍克海默离开马克思转向了叔本华。霍克海默认为，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仍具有现实意义：“叔本华宣称，个人是生存和幸福的盲目意志的表现，他的这种看法显然合乎今天整个世界的政治和种族的团体。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他的学说与今天的现实相一致的原因。”对于后期霍克海默的悲观，我们应该着眼于他的批判理论，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哲学上的悲观，理论上的死胡同。尽管它也会导致现实中的消极行为，但未必就是一种倒退、投降。霍克海默并没有因此绝望，“今天比叔本华的时代更需要他的观念，因为他的观念正视绝望，所以在面对绝望时，才能更有希望。”

1.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2. 转引自﹝德﹞H.贡尼R.林古特：《霍克海默传》，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9版，第15页。
3.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139页。
4. 黄瑞祺：《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5.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
6. 详见王凤才《追寻马克思——走进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第80页。
7. 王凤才：《追寻马克思——走进西方马克思主义》，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8. 黄瑞祺：《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9.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
10.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页。
11. 黄瑞祺：《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12. 黄瑞祺：《社会理论与社会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
13. 《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14.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第137页。
15. 仰海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页。
16. 区分《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思想至今仍是学界的一个难题，笔者在此也倾向于认为这部著作体现了两人的共同思想。之所以把“启蒙理性批判”放在霍克海默的章节乃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当然，笔者认为后两个部分基本上符合阿多诺的理论基调和学术倾向。这一推断主要源于两人的理论发展路径。
17. ﹝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导言。
18. ﹝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19. 同上书，第2页。
20. 同上书，第6页。
21. 同上书，第23页。
22.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第149页。
23. ﹝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24.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第154页。
25. 同上书，第153页。
26.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第155页。
27. 转引自仰海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80页。
28. 同上书，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