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西方国家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普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不再是‘获得最大的利润’与‘生产的理性化’之间的矛盾（在企业的主层次上），而是在潜在的无限生产力（在技术结构的层次上）与销售产品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人们的工作、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方方面面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何从理论上系统阐述这一社会的新阶段是许多理论家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由于他们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运用的理论和方法不一样，单是对这一社会新阶段的命名就有许多，例如“技术社会”、“景观社会”、“后工业社会”、“丰裕社会”、“后现代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等等。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又翻译为布希亚或波德里亚或博德里亚尔或博德里拉或包德里拉德）运用符号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等理论，从分析物品和消费入手，将其称之为“消费社会”，并进行了系统阐述，形成了他独特的符号文化理论。

在鲍德里亚的眼里，消费社会的首要特点是物的极大丰富，因此他的第一部著作《物体系》（The System of Objects，1968）就是＜门分析物品的。他的第二部著作《消费社会》（Consumer Society，1970）也是开篇就说：“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但是，丰盛并没有给人们幸福：他们普遍地有种不安全感，不是生活得更加快乐而是变得更加疲劳和忧郁。丰盛也没有促进社会的进步：各种暴力、吸毒和色情等违法犯罪现象有增无减；旧的不平等还没有消除，又出现了新的分离和不平等。仿佛大量物品被生产出来就是为了给人带来不幸，但它们还是被无穷无尽地生产出来，而且还是在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枯竭资源的代价下被生产出来的；而且这大量的物品还终究能被销售出去，让生产商和销售商获得利润。这不能不让人迷惑：人们对物品的生理需求毕竟十分有限，但奇怪的是人们对物品的欲望、需求仿佛永无边际。总之，现代社会仿佛走进了一个增长的恶性循环之中。鲍德里亚说：“消费社会既是关切的社会也是压制的社会，既是平静的社会也是暴力的社会。”消费社会的特征就是丰盛、暴力、欣快、抑郁这众多现象的混杂。鲍德里亚的符号文化理论对消费社会这些矛盾而混杂的现象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和论证。

第一节 物的符号化：物的体系的形成

鲍德里亚的第一部著作《物体系》＜门论述物品的符号化过程。在这里，他主要运用符号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等三个方面的理论，从客体、主体及社会三个层次系统分析了功能物、非功能物、后设和功能失调物等向符号转化的程序以及物体系的形成过程。

一、功能物的符号化

1．功能物的去象征化：功能化。鲍德里亚的分析从组合家具的方式即摆设的结构入手。在传统社会中，“其结构为建立在传统及权威上的父权体制关系，而其核心则为联系各成员的复杂情感关系。这个‘温暖的家’乃是一特殊空间，它并不重视客观的布置，因为在其中，家具和物品的功能首先是作为人与人关系的化身，并且要居住它们共享的空间，甚至要拥有灵魂。它们生活其中的真实向度受到它们所要表达的道德向度紧紧束缚。”一句话，这时的物具有“临在感”，其功能从属于它的道德和情感象征意义。但是，在现代社会，随着个人与社会及家庭关系的转变，家具的风格和摆设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庄严宏伟的笨重家具让位给了隐身自如的小家具。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人们居住空间的缺乏使得多功能物品大量出现，例如，一张沙发白天可以用来坐，晚上又可以用来睡觉而行使床的功能。这时，物品完全摆脱了象征的束缚，被解放为纯粹功能性的物品。鲍德里亚还具体分析了墙壁、光源、镜子以及时钟等的摆设结构的变化所体现的物品的功能性转变。例如镜子，以前表达一个意义反复、丰饶有余、回归中心的意识形态，但现在只是为整理衣冠提供功能明确的服务，这样一来它的位置也就从墙上、大衣橱上、餐橱碗柜上移到了洗手间里。

鲍德里亚借用精神分析学中关于幼儿性爱的口腔期、肛门期、阳具期三阶段理论来分析物品的从象征向功能化的转变，认为它刚好对应于从口腔期向肛门期的转变。“过去的文明建基于由各实质所组成的自然物种之上，因此与口腔期的结构有关”。而在肛门期，和排便功能相联系，要求内脏通道绝对的畅通。同样，物品的功能化也要求功能的绝对畅通，因此，与功能的畅通相背的物品一概会被抛弃。鲍德里亚称之为“技术文明的性格学”，认为现代人的性格就是这种肛门性格，现代人是“脑力怀疑幻想症患者，在他心中纠缠不休的执念，正是信息的绝对畅通。”这无疑是现代社会物品朝生暮死的一个原因。

与此同时，物品的色彩和材质也失去了传统的象征性。“传统上，色彩具有心理和道德上的暗示意味。我们喜欢某一颜色，每个人有他的颜色。或者它是被事件、仪式、社会角色由外强行加上。不然它便独属某一材质，比如木材、皮革、帆布、纸张各自的颜色。它尤其受到形式的限定，不会去寻找别的颜色作连接，它因此不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价值。”但现在色彩已被彻底解放，所有的色彩都可以相互组合而成为“函数”色彩。同样，合成材质的大量出现几乎可以替代所有的有机和自然材质，材质也摆脱了以自然为基础的象征主义束缚。

2．功能物的符号化。家具、色彩、材质等的去象征化使得它们成为纯功能性的，从而具有无限组合的可能。“功能性的真义是能被整合于一个整体中的能力。就物品而言，正是拥有超越它的‘功能’的可能，以迈向一个二次度功能，并且也代表有可能，在一个普遍的记号体系中，成为游戏、排列组合、计算中的一个元素。”这样，人们可以通过对家具的自由摆设、色彩和材质的自由组合搭配来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从而物品就成为个性品位的符号。另一方面，物品还可以通过与其他物品的差异来体现其拥有者的社会地位，因此物品又是人们社会地位的一个符号。

二、非功能物的符号化

1．古物：真确性的符号。功能系统中的物品虽然成为符号的存在，但它们仍然具有使用价值即实用的功能，但古物却无任何实用的功能，这似乎跟现代社会的功能化倾向是矛盾的。但是，鲍德里亚认为，古物由于其历史的真确性恰好满足了功能化时代的要求。因为功能物不管其功能性如何丰富，但意义薄弱，仅仅指向现时，其存在也仅止于日常生活，是一种丧失父亲和母亲形象的形式。而“人所缺乏的，总会被投注物品身上”。古物，以其指涉过去、代表历史性和真确性而成为现代人的投注对象。所以，今天，虽然技术＜家的文明否定了老者的智慧，但它仍在古老事物面前称臣；虽然功能先进的现代化物品层出不穷，但是古物市场也越来越红火，甚至大量古物被盗，古物黑市猖獗，以至于鲍德里亚慨叹：“现代只有赝品才能满足对‘真确性’的渴望。”古物作为历史性和真确性的符号，其替代品——赝品也能满足人们对“真确性”的需要。

2．收藏：自恋的符号。对物品的收藏是作为主体心理的投射场域发生作用的，是功能化世界中的人的一种心理补偿。收藏就是将物品从它的功能中抽象出来，由主体赋予它属性，使它“成为一个我可以在其中发号施令的心之城堡，一件以我为意义指向的事物、一件财产、一份激情。”由于它们由主体赋予属性，它们都只指向主体，也就成为相互指涉的符号，这样收藏品彼此成为一个完整的系列。鲍德里亚在这里仍用精神分析学中关于幼儿性爱的口腔期、肛门期、阳具期三阶段理论来分析，认为收藏也构成了一个朝向肛门期的心理退化过程。前面分析过的功能物的摆设对应于粪便的排放，排放的畅通无阻对应于功能的畅通无阻；而收藏相当于粪便的控制，通过将物品禁闭起来以保持对它的拥有，是一种具有侵略性的忍住不放，即是一种对他人的施虐，但这种施虐仅仅是出于害怕物品丧失的焦虑，因此“收藏显得像是性欲发展危机阶段的有力补偿。”实际上是一种极度的自恋。“收藏者的升华与所收藏的物品性质无关，而是来自他的狂热心态。”我们所收藏的永远是我们自己，收藏者本人就是收藏品系列中的最终项。由于物的功能化使功能物极度发展，“物品几乎成为一个全面性程序的主导者，而人在其中不过扮演一个角色，或者只是观众。”即在功能化的世界中，人也越来越功能化，越来越受到物的排挤，成为边缘性的存在，成为物的力量的纯粹观照者。这样现代人更加需要收藏了。在现代社会，任何物品都能成为收藏品，甚至人也能成为收藏品。鲍德里亚举了一个收藏各种孩子的例子，而极端的情形是对去结构物的收藏，即收藏者把本来作为一个整体的物品当作是由各个不同部分组成的欲望对象，例如在某些性变态狂眼里，“这样的女人已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而是性器、乳房、腹部、大腿、声音或面孔：［只是］某一个特别偏爱的部分。”这时，不同女人的器官之间就构成一个同质的系列，成为可以替换的符号。另一方面，收藏还是弗洛伊德所谓人的“死亡冲动”的投射，收藏者以操纵符号的方式来超越他真实的存在，因为收藏的组织活动本身取代了时间，是一种“杀时间的消遣”，从而“以十成的把握，为他自己上演一出生死［循环的］游戏”，“它扮演了我们自己的死亡，但因为我们拥有了它，这个死亡便（以符号运作的方式）被超越了”。

三、后设及伪功能物品的符号化

1．力量的符号。今天物品的功能化朝着深度和广度不断发展。从深度上看，物品的功能越来越强大，物品变得越来越省时省力，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其极致是机器人的出现。从广度上看，就是许多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执行枝节性功能的物品的出现，例如以太阳能来剥蛋壳之类的“玩意儿”就是如此。这是另一种自动化，它们的发明仍然是为了取代人的劳动。因此，自动化仿佛是技术理性的内在要求。但是，鲍德里亚认为，这首先是人的心理的外在投射的结果。“人投射在自动化物品身上的，不再是人的手势、能量、需要和身体形象，而是人意识上的自主性、人的操控力、人的个体性、人的人格意念。”机器人主宰世界，却臣服于人们，从而人们便可以透过这一超级奴隶而自傲于世。各种各样的“玩意儿”意味着世界上的功能都有一特定的物品来代替，“如此一来，世界便仿佛呈现为早就‘被操作过的’一般。‘玩意儿’的真正符号所指……是指向自然的整体，依照现实中的技术原则，被重新发明一次，成为机械人一般的自然，这样一个全面的拟象。”从而使得人沉浸在功能化、自动化的梦想中。

2．对后设及伪功能物品的批判。从本质上看，自动化和这些毫无意义的功能错乱的“玩意儿”是技术的灾难。它们是一种寄生性的功能，不可能不损害物品主体功能的发展。例如，汽车因为这些功能的添加使得其机械过程更加复杂、更容易老旧，减缓甚至阻塞了汽车作为人的综合功能的发展。所以，鲍德里亚批判道：“物品身上患着一个癌症：非结构性配件的大量繁衍，虽然促成了物品的扬扬必胜的状态，却是一种癌症。然而，也就是在这些非结构性的元素上（自动化主义、配件、非基本需要的分化），组成了流行和引导性消费的社会通路。”于是，生产商追求的不是结构上的创新，而是改良、包装以体现物品的威望感。因为正是这些领域具有市场开发的广阔空间，又能迎合消费者的心理，从而获得更大的利润。

3．理论意义。以往的理论家，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往往批判在生产领域里技术对人的奴役和对人性的摧残，自动化使人成为机器的螺丝钉。鲍德里亚则从消费角度发现了人对技术的奴役，“对技术在人际关系中荒谬而极权的干扰所造成的破坏，我们比较敏感，但对人性在技术的演进中荒谬而极权的干扰所造成的破坏，我们便比较不敏感。”其实，“在我们的技术文明中也是一样：技术和物品都在承受和人所承受相同的奴役——具体的结构程序，也就是技术的客观进步，所受到的阻碍、歧流和退化，和人的关系具体社会化的程序，也就是社会的客观进步所承受的一致。”应该说，鲍德里亚的技术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的补充、深化和发展，他对他们的批判也是十分中肯的。

四、物体系的形成

1．模范和系列的循环发展过程。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所有物品都在现代社会符号化了，变成了人们心理投射的符号。但是作为人们心理投射符号的物品还是相互孤立的，例如，我在一件自动化的物品身上投射我的威能，而不必考虑到其他类似的物品，即不必将它和其他物品比较。因此，仅仅运用心理投射还不能说明物的体系的形成，更不能解释物体系的运动和发展。例如，我要在家具的摆设上体现我的个性，完全不需要不断更新家具。但实际情况是现在的物品越来越朝生暮死，许多耐用家具也不再耐用，在功能还相当完好就被废弃。为此，鲍德里亚引入了“模范与系列”这对范畴，认为正是模范与系列间的不断运动推动着物品的变化和发展，导致物的体系的形成。鲍德里亚把模范与系列间的不断运动当作物品的意识形态。如果说他在前面的分析中主要运用的是精神分析学的理论，那么在这里他就进入了符号学领域。

根据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论，任何一个语言符号的意义不是由它与客观世界的联系决定的，而是由它在该符号体系中与其他符号的差异性关系决定的。例如“树”这个语言符号的独特意义是由它与花、草、石头、泥土等的差异决定的。物品也可以通过与其它物品的差异来获得自己的意义，这时物品就进入到物品的系列之中。

系列是和模范相比较而存在的，它们一起构成现代物品的意识形态。“现代物品的地位受到模范/系列这一组对立的管辖。”系列和模范之间存在着永不间断的动态过程，模范会持续地扩散于系列之中，而系列也总是指向模范。人们在消费物品时的真相也就是由系列中归纳出模范，在物品的消费中追求社会地位上升的确证，满足一种向上爬的期望，即满足社会地位认同的需要。

模范/系列的图式在不同层面上有不同的运动方式。第一，在技术层面上，技术、功能先进的物品是模范，而一旦更先进的物品出现了，则原来的模范物品就变成了系列物品。由于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发展，任何物品都只能在短时间内独占鳌头，故这一层面的模范实际上仅仅是关于“先进”这一理念。第二，现在，各种美学原则大量用于物品外观的设计、包装上。所以在美学层面上，模范/系列更多地发生于物品的颜色、配件、外形细节等非本质必要部分的边缘性差异上，鲍德里亚把这叫做物品的“个性化”，迎合了现代人的个性化追求。当这些边缘性差异与物品的本质部分和谐一致时，这时的物品就是模范，它具有某种完美感，否则就是系列物品，它们往往是颜色、配件、外形细节等的偶然并置、组合。但是完美毕竟只是一种理想境界，通常难以达到，且普通的消费者也难以分辨，于是所有的物品都宣称自己是模范，宣称自己具有与众不同的卓越，“最后所有的东西都成为模范，也就不再有模范。”有的只是关于模范的理念。第三，模范还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体打造，最典型的是时装。大众传播媒体不断打造时装模范，即人们常说的“流行色”、“流行时装”之类，当然不再在流行尖上的时装就是系列。歌星、影星、球星也属此类，他们是歌手、演员、球员以及歌迷、影迷、球迷等的模范。第四，模范/系列的图式还与消费者自己相联系。例如，在一个只有自行车的人眼里，摩托车是模范；而在有摩托车的人看来，汽车是模范。总之，在消费者看来，上一级的物品是下一级物品的模范，尽管严格说来它们同属系列物品；另外新的相对于旧的是模范，名牌物品对于次名牌、非名牌物品又是模范。

可见，物品的模范/系列图式实际上是物品的等级化，每一件物品在物品的序列中既是模范又是系列，既可以满足人们社会地位认同的需要，又迎合了人们的个性化诉求。因此人们总是不断追求模范物品，但又总是在系列之中，使得模范/系列循环发展，共同促进物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2．广告：模范/系列循环的推进剂。首先，广告和物品是相互指涉的。物品自己不能说话，只有透过广告，它的等级化和个性化才能被揭示出来。广告揭示着甚至是制造着物品的意义，以意象的方式表征着物品，“因此它最能告诉我们，透过物品，我们到底消费了什么。”故广告和物品相互指涉。

由于广告的到处充斥和饱和，人们对广告的“免疫力”越来越强，特别是对命令式的广告越来越有抗拒力，因此广告不再以理性的力量来使人信服，而是运用寓言和跟从的逻辑，迎合人们的心理需求，鲍德里亚称之为“圣诞老人的逻辑”。儿童们不会去问圣诞老人是否真的存在，重要的是他们能通过圣诞老人的礼品来获得一种母性的关怀。广告也是同一类型的作为，它们隐藏着保护和恩赏的母性关怀。它让人觉得任何一个物品都是为自己＜门设计生产的，对我们说：“您被物品看上了、爱上了。而且因为人家爱您，您［也］觉得自己存在：您被‘个性化’了。”因此，“我们是被它的关怀所攻陷，它向我们说话，给我们东西看，照顾着我们。”美国传播学家米切尔·舒德森更是将广告逻辑比喻为“我爱你”的逻辑：尽管一对互相爱慕的夫妻彼此都知道对方深深地爱着自己，但还是需要双方不断地说“我爱你”。“因为即便是知根知底的事情，人们也还是需要亲眼看见亲耳听到，而且越是知根知底的事越是如此。”因此，我们可能不相信某个产品，但却相信这个想要我们去相信那个产品的广告。

即使我们实在无法相信那个广告，广告仍有让人购买的法宝：“集体的推定”和“反复叙事”。

广告在告诉人们某个产品是＜门为您设计、生产的同时，又强调其他人都在消费它及他们从它那里体检到的幸福体面，仿佛不消费这一物品就是不幸福、不体面的，物品成了幸福体面的符号，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每一件消费物品都宣称自己为模范。这样广告就利用集体形象将人们置于对集体欲望影像的推定之中。“它就这样伪造了一种消费总体性，按麦克卢汉的说法就是使消费者们重新部落化……透过每一个消费者而瞄准了所有其他消费者，又透过所有其他消费者瞄准了每一个消费者。”例如“柒牌”系列服装之一的中华立领服装的广告就明确地说：“每个男人都应该有一件中华立领服装。”透过这种“集体的推定”，消费者的欲望总能被强烈地勾引起来。人们不会去爱一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男人会对她产生欲望的女人，“相反地，如果所有的群众都谄媚同一个女人，我即使不认识她，也会爱上她。这便是广告最常使用的手段。”另一方面，既然其他人都消费某一物品，那么任何对这一物品的抵制都会让人产生罪恶感。因为集体的行为具有道德的力量，约翰逊说：“理论因为正确而得到承认，伦理因为得到承认而正确。”这种让一件物品参照另一件物品，一个消费者参照另一个消费者正是符号的意义方式，也是模范/系列循环的动因。

广告的“反复叙事”模式是一种“自我实现预言”的模式，这种广告不提供解释和意义，只是话语的纯粹反复，例如一则“白尔洗”牌洗涤剂的广告说：“白尔洗-洗得-更-白”，但它们易记，很容易深入人们的无意识。广告的“反复叙事”模式还有另一种情况，即同一种产品的广告在相同或不同媒体的反复出现，久而久之就会刻在人们的脑海里。特别是当人们面对琳琅满目的物品不知选择是，它们就会及时浮现眼前而帮助我们选择。

其次，广告又是自我指涉的。所有的广告一起构成了购买力的嘉年盛会，营造出一种节庆、消费的社会氛围，帮助人们自发地吸收社会氛围价值，即透过广告，人们既可以感到一种热情、母性的关怀，更使他们有了游戏和梦想的机会，从而在不消费物品的情况下就可以达致一种对社会环境、社会进步的虚拟参与。因此，在现代社会，“广告最重要的是被消费，而不是指导消费。”

第三，鲍德里亚在此基础上对广告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在鲍德里亚看来，广告通过集体形象强加给人一种一致性，无疑是一种对人的压制，而且是笼罩在保护和恩赏的母性关怀之下，因而更不容人抵制。所以鲍德里亚将这种家长式的关怀称为“恐怖主义”。如此消费者、广告和物品一起融入物体系的循环，消费者在广告和物品的催眠曲中入睡，从而在一个母性与和谐的社会里，所有的矛盾、紧张都消解了。

3．模范/系列循环的经济条件：信用贷款。虽然模范/系列物品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认同和社会地位认同的需要，但是其循环还必须有一个现实条件，即人们手上必须有钱、有购买力，从而有追求模范的经济条件。信用贷款可以说是应运而生。以前人们自食其力，工作永远先于工作的果实——消费，这是生产的伦理。现在有了信用贷款以后，人们的消费可以先行于生产，然后再用劳动来偿还，这是消费的伦理，鲍德里亚称之为“未来先前式”。总之，信用贷款使得人们的消费不再有经济条件的限制，从而推动模范/系列加速循环。丹尼尔·贝尔也认为信用贷款是消费社会来临的四个条件之一，不同的是贝尔对信用贷款持肯定态度，而鲍德里亚则对信用贷款持批判态度。在鲍德里亚看来，信用贷款表面上是消费者的一项权利，给消费者带来了消费的自由和丰裕的物质生活，是社会给您信用贷款，“实际上是您在贷款给它，因为您正在异化您的未来。”您必须继续工作才能偿还信用贷款，因此透过信用贷款，消费被整合进了生产体制，从而“使得活生生的和带有危机的矛盾无法产生”，“有效地去怀疑批评这个体制以便超越它，这样的可能性也随之消失。”

4．对模范/系列这一物品意识形态的批判。首先，技术的缺失。“个性化的要求，再加上生产体制的要求，使得配件增衍，作为牺牲的则是严格意义下的使用价值。流行的所有的创新和游戏，其首先的效果，便是使得物品更为脆弱，更为朝生暮死。”例如，汽车为了个性化，只能改变其外形、增加一些配件，因为汽车的机要部分无法个性化，结果是车身因为配件的增加而加重，而外形也不符合交通工具所要求的流线造型和机动性，因此个性化的功能是一种寄生虫般的价值，使得物品失去它们的最佳技术表现，甚至生产商为了利润而“有意地制造缺陷”。例如，“美国有些汽车零件的寿命经过特别设计，不会超过六万公里。”

其次，矛盾的消解。在人们对个性化的物品进行个性化的选择时，尽管只是一种形式的自由，却被人们当作一种真正的自由。因为“当我们在系列性的差异中寻求自己的独特性时，我们正是在重新运作模范理念在形象投射中的共识。个性化和整合程序完全可以携手同行。这便是体系的奇迹。”因此，“不再有开放的矛盾，不再有结构上变化，不再有社会辩证。”

第三，人们在物品面前越来越不平等。模范总是极少数人的特权，“有一则趣事可以为证：一位商务代表买了和老板的车同一型号的一辆梅塞德兹，于是立刻被后者解雇。他向劳资调解委员会提起申诉而获得了赔偿，但仍不能重新获得他原来的工作。在作为使用价值的物品面前人人平等，但在作为符号和差异的那些深刻等级化了的物品面前没有丝毫平等可言。”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只生活于系列性产品之中，在追赶模范的路上。而模范动得比系列更快，使绝大多数人为了追赶模范而气喘吁吁、精疲力竭。

迈向“消费”的定义。在《物体系》的“导论”中，鲍德里亚指出：“物的科技层次变化是本质的，而物在其需求及实用的心理或社会学层面的变化则是非本质的。”并认为要分析物的体系虽然要从本质层面出发，但应更加关注其非本质层面即物品的“二次度”层面，由物的技术体系走向物的文化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弄清楚人究竟透过何种程序和物发生关联。

科技进步使物的功能的冲突在更广阔的结构中得到辩证性的解决，物品在主要功能不变的情况下，其次要功能可以有许多变化、组合。这些次要功能的差异化是“二次度”功能，是人们心理投射的符号。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鲍德里亚在分析物的体系时主要还是从心理的层面透视人和物之间的关系，认为物是人们心理投射的符号。但是，随着“物品变成了系统中的符号，这种身份转换，同时也包含人与人间的关系的改变，它变成了消费关系”，而物品则成为人和人间关系的必要的中介者。这一点从上面分析过的物品的模范/系列对人的社会地位认同的作用也可以初见端倪。所以，鲍德里亚眼中的“消费”并不是基于生理需求上的物质性活动，是一种生理需求之外的、使用价值之外的精神性活动。“消费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而且这不只是［人］和物品间的关系，也是［人］和集体与和世界间的关系），它是一种系统性活动的模式，也是一种全面性的回应，在它之上，建立了我们文化体系的整体。”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主要从社会学的层面，运用符号学的方法分析了人们在物品的消费中所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消费的社会逻辑

在物体系中，作为模范/系列的物品形成一个分级体制。这些等级物品及其等级的不断变化满足了人们社会身份认同和自我身份认同的需要，这样物的体系和人与人间的消费关系互相促进，形成一个闭合的循环。

一、社会身份认同

在传统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不但等级分明，而且其社会身份地位是世袭的、绝对的。一个人是贵族还是平民一生下来就确定了，且终身不变。这时物品虽然也构成一种识别体系，人们可以根据一个人的衣着车辆配备等推断他所属的社会阶层，但它们只是其他识别体系如出身、手势、语言、道德价值等符码的配件。但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社会身份是不断变化的，需要不断进行社会身份认同。

1．现实的社会逻辑。资产阶级革命给人们带来的仅仅是形式上的民主、平等，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也没有给人带来真正的平等，甚至还导致了新的分离和不平等。例如，在国际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在加大，在国内低工资和高收入间的差距越来越悬殊，高科技部门凌驾于其他部门之上，而农村则屈从于城市。但是这些不平等却无法消除，因为不平等的功能就是增长的本身。而增长本身又引起新的不平等，并在消费领域体现出来，例如，“城市工业界的影响使得新的稀有之物出现：空间和时间、纯净空气、绿色、水、宁静……在生产资料和服务大量提供的时候，一些过去无须花钱唾手可得的财富却变成了唯有特权者才能享用的奢侈品。”“在空间与地点的关系上，能构成一种一部分人趋于一致而一种另一部分人被歧视的功能。”在传统社会，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现在由于居住环境的差别而引起健康的差别，而且有钱人可以得到高科技的医疗服务，可以更换坏死的器官，而有少数人则依靠出卖器官生活，因此死亡面前也不再人人平等。

现实的不平等必然挑起人们向上爬的渴望，而物品符码成为人们身份识别体系的一枝独秀。对于普通人，首先当然是找份好的职业以提高自己的收入。在当今教育趋于普及、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形势下，对于某一份职业可能有许多人可以干得同样出色，于是衣着打扮、外表等形象方面的因素对于谋取这份职业就显得尤为重要，“美丽之所以成为一个如此绝对的命令，只是因为它是资本的一种形式。”而这些都离不开物品。其次，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人们也会尽量通过外表形象使自己显得更高级一些。在现代社会，不仅人们的地域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越来越大，而且城市化居住使居住在同一个社区的人们相互之间既熟悉又陌生——除了知道住在同一个社区之外，其他的几乎一无所知。在这些熟悉的陌生人眼里，只有一个人消费的物品是看得见的，其他如职业、收入、才华、贡献等都是迷，于是物品成了识别人们身份的唯一符码。通过物品的消费，人们可以变相满足向上认同的渴望。“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一句话，正是现实的社会区分逻辑唤起了人们认同的渴望

2．消费的社会功能。洗衣机被当作工具来使用并被当作舒适和优越等要素来耍弄，后面这个领域正是消费领域。其主人相对于其他拥有洗衣机的人来说是认同，而相对于没有洗衣机的人来说是区分。这样洗衣机成为人们社会身份地位的符号，是人们社会地位的一个能指。

鲍德里亚从两个角度对这种符号消费过程进行了分析。

其一是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结构分析，这样消费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流体系，是一种语言的同等物。认同与区分就是在这一交流体系、这一语言中进行的。但却与语言有着本质的区别。物品虽然像语言符号一样通过与其他物品的差异而获得自己的意义，语言在严格意义下并未被使用者所消费和占有，永远保持了“本质必要者”的可能和交换的构句法（也就是沟通的结构化）的可能，而物品/广告的体系只是被“非本质必要者”和一个需要的无结构世界所攻占，只满足于细节，永远无法在其中设立一个集体交换的结构。语言尽管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其构句法即“本质必要者”却不会变或发展缓慢；但物品的主要功能和边缘性功能都不断变化，甚至朝生暮死，其意义也不断变化，今天给人带来威望的物品明天可能就成了贫困的标志，此处给人带来威望的物品在别处可能就成了落后的东西。于是，“流通、购买、销售、对作了区分的财富及物品/符号的占有，这些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语言、我们的编码，整个社会都依靠它来沟通交谈。这便是消费的结构，个体的需求及享受与其语言比较起来只能算是言语效果。”可见，鲍德里亚仅仅是借用了语言符号学的理论，却并没有将物品、广告、消费与语言等同。因此，波斯特对鲍德里亚的如下评论是错误的：“他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立论：广告塑造了一种新语言，一种新的意义组合（地板蜡/浪漫），每个人都言说着这种语言，或者更确切点说，这种语言言说着每个人。”其实，在鲍德里亚看来，广告只是生产着话语资源、交流材料供人们消费。

其二，人们的生理需求是十分有限的，但现代人对物品又确实具有永无休止的欲望。鲍德里亚认为，只有从社会角度出发，将消费过程作为一种社会分类和区分过程才能正确解释这一矛盾现象。“把需求的增长与生产的增长进行比较，就等于要弄清起决定作用的‘中介’变量，即区分。”在现代社会，消费几乎成为标示人们社会地位的唯一符号。但是，“［价值］参考单一化中所具有的强制性，似乎只是使得区别的欲望更加强烈”，而城市的集中、通讯的无处不在及广告的煽动也带来了需求的无限攀升，正好与产品日益增长的差别互助回应。在模范/系列的运动中，产品不断等级化。人们总是不断追求更高等级的物品，以达到向上认同、向下区分的目的，于是需求和满足总是不断向下渗透，而人们生活的“标准组件”则不断向上发展（例如从单车、手表、收音机到彩电、冰箱、洗衣机），从而总是“一部分人已超越，另一部分人仍在梦想。”所以，消费行为表面上是自主的，实质是被动的。鲍德里亚尖锐地指出，所谓消费者的自由和主权是个十足的骗局，是生产体系的意识形态操纵，目的是为了把生产带来的生态破坏、污染、田地荒芜的责任推倒消费者身上——因为消费者在这个丑陋的丛林里成了支配者。难怪鲍德里亚反对生产与增长，但应该反对的其实并不是生产与增长本身，而是生产关系。正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使得生产越增长，社会越不平等，并透过物品的等级化表现出来，使人们甘心情愿受制于模范/系列循环的物体系。

二、自我身份认同

但是，尽管消费自由仅仅是形式上的，根本上由生产决定，但在广告、大众传播媒介的煽动下，却被消费者体验为真正的自由，被当成一种个性化的表达。“此一被引导的个性化体系，就它的整体而言，在极大部分消费者的实际体验中，都被当作是一种自由。”

1．个性化要求的产生。鲍德里亚引用里斯曼的话说：“今天最需求的，既不是机器，也不是财富，更不是作品：而是一种个性”。现在，个性化的神奇祷文充斥媒介，响彻人间。鲍德里亚认为，现代人之所以如此需要个性化，是因为现代人已不再是具有坚实特征和特殊重量的绝对价值的人，人们之间已不再具有真实差别。“对差异的崇拜正是建立在差别丧失之基础上的。”但这似乎还不能对现代人的强烈的个性化要求做出完满的解释。例如，在封建社会，绝大部分农民之间也无绝对价值的差别，但他们并不追求个性化。因此对个性化的解释不能仅仅着眼于人们之间差别的消失，还须看到对差别、个性化的需要。正如物品的个性化是为了与其他物品区别开来以促进销售一样，人的个性化也是为了在与他人的激烈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以更好的推销自己或赢得别人的赞同，因此个性化表面上是一种自我身份认同，而根本上仍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认同。只不过是同一阶层内部的区别，是在阶层认同基础上的区别，而社会身份认同则是不同阶层之间的区分。另外，个性化要求也是现代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运动的结果，在现代传播媒体的大力煽动下，更是成为人们的一项基本需要。

2．个性化消费。人们在进行个性化消费时总是以集体语境为索引，以某些普遍范例及它们的编码为根据，而且消费的物品也都是被大批量生产出来的工业品，这样他们寻求自我独特性的结果却是相互类同。这是个性化的悲剧。但是范例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人们体验到的并不是作为结果的类同，作为过程的个性化这一行为本身就满足了人们追求个性的要求。所以，鲍德里亚认为，个性化并不是真正的个性，只是个性的理念，个性的符号，“它与自然化、功用化、文化化等是同时代的。”这样人们在个性化消费中不但体验不到个性范例、等级编码的结构性限制，反而感到是一种自由，从而被整合进个性化物品的生产之中。“因此当代垄断性生产决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而一直也是关系和差异的（垄断性）生产。因而某种深刻的逻辑共谋把庞大的托拉斯和渺小的消费者联系了起来，把生产的垄断性结构和消费的‘个性化’结构联系了起来，因为个体所追求的‘被消费了的’差异也是普遍化生产的一个重要领域。”

三、符号价值的形成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在心理层面，物品是人们心理投射的符号；在社会层面，又是人们社会地位的符号。物品的符号价值是基于后者而来的。不同物品的社会地位区分能力并不一样，给其拥有者所带来的社会地位也就不一样，从而其自身的符号价值也有差别。鲍德里亚在论述需要的意识形态起源时区分了四种逻辑，即使用价值的功能逻辑、交换价值的经济逻辑、符号价值的差异逻辑和象征交换的逻辑，可见物品具有四种价值，即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符号价值、和象征价值。而且鲍德里亚认为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但是鲍德里亚通过对这些价值转化的分析主要是为了使传统政治经济学批判走向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并未对符号价值的形成进行具体、系统的分析论证。这是鲍德里亚符号文化理论的一个不足。罗钢说：“鲍德里亚的消费理论还有一个明显的薄弱之处，就是未能对消费的具体的社会实践给予充分的重视……尽管他正确地指出，符号价值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区分的逻辑，但却未能就符号功能与这种社会区分逻辑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的研究，而这本来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领域。”下面我在鲍德里亚的基础上尝试对这一领域作一些分析。

根据符号学原理，符号的意义是由符号之间的差异产生的。物品作为彰显人们社会地位的符号，其意义也是由物品之间的差异决定，这时物品成为人们社会地位的能指。从理论上看，一件物品越能彰显其拥有者的社会地位，其符号价值越大，但实际上却十分复杂。物品的使用价值一般不会因人而异，其交换价值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因此它们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客观的。由于物品的符号价值是由物品间的差异来决定，符号价值就是一种比较价值。物品间的差异有许多，既可能有本质上的差异，如功能上的差异，还有很多非本质上的边缘性差异。按照罗兰巴特的看法，物品并不是以它的全体来表达意义，被指涉的总是其中的部分品质，即在物品转化为表意符号的过程中，存在一种位移的现象。那么到底哪些品质、差异发生作用，这可能因人、因环境而异。例如，相对于黑白电视机，彩电的符号价值大；同是彩电，尺寸大的符号价值大；同一尺寸的，名牌产品或者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具有更大的符号价值。等等。因此，在一件物品上面有许多社会地位的能指符号。消费社会的物品大量增加寄生性的附属功能，增加边缘性差异，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增加物品的能指符号。特别是在物品的本质功能无法根本改进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鲍德里亚在广告的分析中认为广告符号是与广告对象没有本质必然联系的“漂浮的能指”，而这则可以说是一种“能指的漂浮”。另一方面，作为地位符号的物品相互之间可以替代，彰显同一社会地位的物品很多，因此物品往往以整套的形式出现，这样能给其拥有者带来更高的社会地位，从而具有更大的符号价值。例如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一起当然比仅仅其中一件能给其拥有者带来更高的社会地位。拉康认为符号的意义通常不是由一个一个独立的能指决定的，而是决定于许多能指组成的能指链条的共同作用。所以他认为萨满教的巫师和精神分析＜家其实是一样的，都是给病人提供丰富的能指，使他们能将无语言、无名目的病痛组织成有意义的，这样痛苦减轻了，甚至病也治愈了。由于物品的丰富和不断改进，这一能指的链条也是无止境的，使得人们对物品具有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鲍德里亚把物品符号和人们的这种欲望比喻为精神生理歇斯底里的颠倒，其症状一旦在一个器官上消失，又立即在另一个器官上发作。同样，人们的欲望和需求在一个能指上获得了满足，很快又会在另一个能指上冒出来，永远追逐着能指的不断滑动。在这一运动过程中，一些能指在渐趋消失，而另一些能指又不断产生，其符号价值也就不断变化而难以确定。但这种能指的滑动总是由低处高处向滑动，因此，处于高位的能指，其符号价值更大。

1．作为能指的使用价值向符号价值的转化。从使用价值看，使用价值大，即自动化程度高，功能更多更先进，质量更好的物品特别是高科技产品，能给其拥有者带更高的社会地位，因而具有更大的符号价值。例如汽车的符号价值就比自行车的大。这是使用价值向符号价值的转化。当然这与鲍德里亚所说的使用价值向符号价值的转化不是一回事，鲍德里亚的意思是物品的实用性让位于它的差异性——即它的地位区分功能，使用价值被符号价值取代，因此使用价值的大小与符号价值的大小无关。由于物品的使用价值的大小总是相对的，即使是高科技产品也是如此，它总是跟具体的消费社会环境有关。一些产品在一个地区仍是先进的，只被少数人拥有，但在另一些地区可能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了，所以同一物品在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符号价值。例如普通彩电在城市里以是很普通的日常用品，几乎没有什么符号价值，但在来自偏远农村的穷亲戚眼里却还有莫大的符号价值。因为在他的老家，人们仍是只有黑白电视机。假如这位穷亲戚将这台旧彩电带回老家，那它仍将给他带来较高的社会地位。

2．作为能指的交换价值向符号价值的转化。交换价值也可以成为地位能指，价格高的物品能给拥有者带来更高的社会地位，其符号价值也更大。因为通常情况下，穷人都是廉价物品的消费者，于是让人产生错觉，仿佛消费廉价物品的都是穷人，这样价格低的物品不可能成为地位能指。所以，人们在购买了一件廉价的衣服时往往不会把真实价格告诉别人，以至于前几年还出现这样的故事：一款衣服在几十块时卖不动，但在它的价格后面加个零变成几百块之后，反而十分畅销。这可以说是交换价值向符号价值的转化的典型。但是，交换价值向符号价值的转化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其质量必须没有问题，质次价高的产品是不可能有市场的。因为上面说过符号价值是在使用价值上由低向高滑动的，质量差的产品没有符号价值，不但不会给人带来社会地位，反而会降低人们的社会地位。

3．符号价值和品牌价值。符号价值和品牌价值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虽然交换价值可以成为地位能指，价格高的物品具有符号价值，给人带来社会地位，但是物品一经销售出去，价格就看不见了，这样价格再高的物品，其符号价值岂不也消失了！但是物品的品牌是看得见的，而且很容易识别，正好可以弥补价格看不见这一缺陷。今天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有一个品牌，它是产品间相互识别、区分的一个标志，因此品牌是产品的符号。一件产品其品牌越是驰名，其价格也越高，符号价值越大。例如两件衣服，尽管它们的布料、式样、质量完全一样，但是名牌的那一件的价格比普通的那一件可能高出数十倍甚至上百倍。这就是所谓的品牌价值。

品牌价值大的产品，其符号价值大；而符号价值也可以转化为品牌价值。但是品牌价值和符号价值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物品的符号价值体现的是物品对于其拥有者的社会地位的彰显能力，尽管它依据的是物品与物品之间的差异，但归根到底却是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因此可以把物品的这一种符号价值称为地位符号价值。品牌是产品及企业的符号，体现的仅仅是产品与产品之间或企业与企业之间在质量、信誉、知名度等方面的差别。质量好、信誉高、知名度大的是名牌，能产生名牌效应，是其产品价格高、销路好，从而给企业带来巨大利润，这是品牌价值。它也是一种符号价值，可以称之为经济符号价值。经济符号价值可以测算，例如，著名杂交水稻＜家袁隆平的名字“袁隆平”三个字的品牌价值达1000亿元人民币。因此产品的符号价值有两种：地位符号价值和经济符号价值。

虽然鲍德里亚没有对这两种符号价值进行区分，只是论及地位符号价值即“符号价值”，并没有分析经济符号价值即品牌价值，但是他的符号价值向交换价值转化的思路还是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品牌价值是符号价值的累积，当某一品牌的产品能不断处于高位能指即不断具有符号价值时，这一品牌就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从而成为名牌，形成品牌价值。因此通过品牌价值，符号价值完成了向交换价值的转化。当然，符号价值向交换价值的转化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高科技产品。这些东西所含的原材料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也许很低，但价格却可以卖到很高。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其价格严重偏离了价值，这严重偏离的那一部分就是“超额利润”。由于“超额利润”只是暂时的，当其他企业也能生产时，“超额利润”就消失了，所以马克思没有进行具体的分析。实际上是由符号价值转化而来的，正是由于它们符号价值大，能给人带来很高的社会地位，才引得有钱人士竞先购买，因此天价才不成为问题。所以高科技产品常被人称为高附加值产品，各个生产商都热衷于开发高科技产品。

可见，鲍德里亚提出的符号价值概念能带给特别重要的现实启示。第一，既然名牌能产生品牌价值，给企业带来巨大利润，因此企业要注意树立品牌意识，着力打造名牌。从发达国家进口来的产品之所以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就是因为“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人们心目中成了一个品牌，造成了一种品牌幻觉，仿佛他们的月亮也更加圆。这也是一些发达国家能够对发展中国家推行文化侵略、“和平演变”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国家也要树立品牌意识，既大力发展品牌经济，又要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增强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这样才能形成对品牌的批判意识，走出对“发达国家”的品牌幻觉，从而瓦解他们的文化侵略、“和平演变”策略。

第二，将高科技与名牌结合起来，这样既可以使高科技的“超额利润”由暂时的转化为永久性的，又可以使名牌得到技术的支撑而长久不衰。

第三，保护品牌。品牌价值来源于符号价值，而符号价值又最终根源于使用价值，一旦使用价值出现问题，符号价值会立即像泡沫一样消失。例如，“金华”火腿是一种名牌产品，据报道，由于出现质量问题而在许多地方已无人问津。因此，生产名牌产品的企业须更加注意产品质量，而国家须加大对假冒伪劣商品的打击力度，否则品牌价值会成为泡沫价值，品牌经济会成为泡沫经济。

第四，企业在打造品牌时，要通过各种传播媒体加大推广、宣传的力度。在不知道某一名牌的人群中间，这一名牌就不仅不会产生任何符号价值，而且还会给其他类似产品以可乘之机，从而影响其品牌价值。前面提到的同一件衣服在其价格后面添个零即十倍于原来的价格后反而畅销的怪事的发生，可以说就是因为有人对名牌产品不熟悉，误认为价格高的就是名牌产品的缘故。

同时，鲍德里亚符号价值概念的提出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鲍德里亚从两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首先，将符号价值从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中分离出来，能正确解释消费社会的人们既追求使用价值更追求符号价值的社会现实。在马克思看来，工人的具体劳动形成产品的使用价值，这似乎与社会无多大关系，产品也不存在等级化的问题。但符号价值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其存在的现实前提是社会的区分逻辑。这样就深化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人只是在劳动中被异化，在这里，人在消费领域也被异化了，受到区分逻辑的控制。因此鲍德里亚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次，在马克思那里，“超额利润”只是暂时的。但从上面的分析得知，“超额利润”通过品牌却可以长期存在。

但是，鲍德里亚的符号价值理论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鲍德里亚符号价值理论有片面夸大符号价值的地位而忽视使用价值之嫌，所以他认为符号价值在使用价值之外，使用价值向符号价值的转化是使用价值被符号价值所取代。使用价值可以转化为符号价值，而符号价值的累积又带来品牌价值和交换价值，品牌价值和交换价值反过来又可以转化为符号价值，但符号价值却不能转化为使用价值，符号价值大的并不一定使用价值大。因此，表面上看，符号价值和品牌价值、交换价值间构成了一个循环，与使用价值无关。实际上，无论是符号价值还是品牌价值，其基础都是其质量、其使用价值。因此鲍德里亚并不能取代马克思，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

1. ［法］让·鲍德里亚，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61页。
2. ［法］让·鲍德里亚，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3. ［法］让·鲍德里亚，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
4. ［法］让·鲍德里亚，林志明译：《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页。
5. ［法］让·鲍德里亚，林志明译：《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页。
6. ［法］让·鲍德里亚，林志明译：《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7. ［法］让·鲍德里亚，林志明译：《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8. ［法］让·鲍德里亚，林志明译：《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
9. ［法］让·鲍德里亚，林志明译：《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4页。
10. ［法］让·鲍德里亚，林志明译：《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
11. ［法］让·鲍德里亚，林志明译：《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12. ［法］让·鲍德里亚，林志明译：《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页。
13. ［法］让·鲍德里亚，林志明译：《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
14. ［法］让·鲍德里亚，林志明译：《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5、56页。
15. ［法］让·鲍德里亚，林志明译：《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
16. ［法］让·鲍德里亚，林志明译：《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页。
17. ［法］让·鲍德里亚，林志明译：《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
18. ［法］让·鲍德里亚，林志明译：《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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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法］让·鲍德里亚，林志明译：《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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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法］让·鲍德里亚，林志明译：《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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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法］让·鲍德里亚，林志明译：《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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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法］让·鲍德里亚，林志明译：《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
31. ［法］让·鲍德里亚，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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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美］丹尼尔·贝尔，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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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法］让·鲍德里亚，林志明译：《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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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法］让·鲍德里亚，林志明译：《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39. ［法］让·鲍德里亚，林志明译：《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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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法］让·鲍德里亚，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50. ［法］让·鲍德里亚，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51. ［法］让·鲍德里亚，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52. ［美］马克·波斯特，范静哗译：《信息方式》，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2页。
53. ［法］让·鲍德里亚，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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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法］让·鲍德里亚，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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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法］让·鲍德里亚，林志明译：《物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
58. ［法］让·鲍德里亚，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
59. ［法］让·鲍德里亚，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
60. ［法］让·鲍德里亚，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61. ［法］让·鲍德里亚，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62. Mark Poster（ed.），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年版，第57页。
63. 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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