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征（representation）”的观念所引发的一些问题一直是很多哲学家讨论的主题。实际上，它出现在文学、艺术、文化、心理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之中。但将“表征”作为一个系统化的独立概念在理论中加以阐述和实践却是自20世纪兴起的，尤其是在文化研究中，表征更成为一个与语言、交流、文化生产及文化实践息息相关的核心概念。“表征”被赋予了较之以前更为丰富多样的内涵，甚至被集中的包含在世界的建构中。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要对文化实践中所呈现出的种种现象、文化的构成因素与方式、文化生产过程及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作用以及文化身份等诸多纷杂繁复的问题进行探讨和解答，从“文化的表征”出发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途径。从文化研究的现状来看，“表征”已成为了文化研究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并在文化研究的理论实践中被大量的运用，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并非文化研究中对“表征”概念及理论进行研究和实践的首创者。但他作为当代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在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对于“表征”理论有着非常深刻、全面地认识，不仅主编并撰写了像《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由他主编，亲自撰写了第一章：《表征的运作》及第四章：《“他者”的景观》）这样直接系统阐述“表征”理论的著作，同时也参与了《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这样对“表征”理论进行实践性运用的著作的撰写工作。更为重要的是，霍尔多年来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其中他对“接合”理论、电视传媒中的“编码-解码”，以及族裔身份等问题的研究，不仅为他系统阐述“表征”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很好的对“表征”理论进行了实践。

就我国目前的文化研究发展现状来看，主要还是以译介西方（主要是英美的文化研究著作）和对之进行理论梳理、概括或评价为主，对本土文化现象进行理论上的阐析较之而言尚显单薄。特别是在运用理论方面，显得较为生硬单一，并没有能找到很好的切入口。在此情况之下，“表征”理论以其具有的丰富性内涵和对多种理论的高度融合性而可为我所鉴、为我所用的理论。而首先对霍尔所阐发的“表征”理论进行深入探讨也就成为必要的了。

第一节 文化的“表征”

正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说，“文化是英语中最为复杂的两三个词中的一个”。从泰勒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文化”所下的定义到麦克麦洪所归纳的有关“文化”的27条，再到雷蒙·威廉斯所总结出的三大类，对“文化”进行简洁、准确地定义始终是一个难题。威廉斯指出“文化”的含义最早与农业劳动的“种植”有关，在十九世纪的初叶，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词义转折，几乎成为“文明”的反义词。此后的“文化”又与殖民主义、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尽管文化一词“大概直到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时候，它才丢掉了诸如‘道德的’和‘知识的’这样的形容词得以独立使用，表达‘文化’这个抽象概念”，但文化作为人类历史与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其所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对抽象意义上的独立的文化进行研究则为越来越多的学科领域内的学者所重视。

在20世纪初出现的文化转向，则是这一趋势愈演愈烈的结果和表现之一。“所谓的文化转向将我们从对于文本的沉迷中唤醒过来，使我们发现‘世界’并不能被还原成语言，就如同它不能被还原成心灵，神圣意志，善或经济的生产方式一样。”文化转向开辟了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和新领域。在这一新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为源头的文化研究，也就是某些学者所称为的狭义上的文化研究。虽然CCCS在2000年已经关闭，但作为文化研究曾经的领军及中坚力量，其所做出的贡献和理论成果仍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其所培养出的许多文化研究人才也依然在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斯图亚特·霍尔作为CCCS的第二任主任，使得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并对前期的文化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开拓。他实现了文化研究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向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的转向，拓展了接合理论，使之在文化研究中得到了最为广泛的接受。同时，他没有一味的将所有的现实都还原到“话语”和意识形态，而是以强调实践的特定性来建构一种鲜活的理论。“表征”概念及理论在文化研究中具有关键性意义，文化研究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围绕“表征”概念及其理论进行论述和表达，而霍尔在其参与或独立撰写的《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以下简称《表征》）、《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编码/解码》等一系列文章、著作中系统的论述和实践了“表征”的概念及其理论，为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的实践做出了很好的例证。

一、多种含义的“表征”概念

要对“表征”理论进行探讨，就不得不首先对“表征”这个词进行辨义。因为，一方面，“表征”该词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在历史上已在多个领域中获得使用，在一般的英汉词典中多被翻译为“代表”、“表现”、“表象”、“描画”、“扮演”、“陈述”、“正式抗议”等；另一方面，“表征”在汉语中作为representation的意义出现却是较为少见的，在词典中只见于《英汉心理学大词典》。而文化研究中的“表征”是与一般的英汉词典中的意义有所不同的。

从英文中representation一词的历史发展来看，也是经历了不断地变化。雷蒙德威廉斯在他著名的《关键词》一书中，对representation的历史发展、演变进行了梳理。他指出“representation是represent一词的名词形式，而以represent为核心的一组词非常多也很复杂。”Represent出现于14世纪，在意义上与以“使出现”意义而存在的动词present有关，“在个体意义上指某个人或他人的出现，一般指具有权威的某个人；也指心理上的表现；在绘画或戏剧中则指在眼睛中的表现。”在同一世纪中，represent的意义出现了关键性的扩展，被用于表示“象征”或“代表”，而在这个阶段，它所具有的“（a）表现心理和（b）代表不在场的某物两个意义存在交叠”。而在17世纪，它的意义更为多样性。而此后出现的representation则随着represent在艺术和文学中的复杂发展而具有了以下的意义，即“一个象征或想象或是在眼睛或心灵中的呈现过程。”当在19世纪，另一个同根词representative作为“典型的”意义出现在对人物性格或环境的描绘中的情况变得普遍后。“representation的旧的意义——某物的视觉体现——变成了＜指‘精确的再生产’的意思，而大概在20世纪以后，在这个意义上派生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表现派艺术’。”威廉斯认为，representation作为“精确的再生产”的意义实际上与初源所具有的“象征的”或“象征性的”意义是相对立的。而“representative和representation作为艺术和文学的术语，两个独立的意义之间存在某些叠合。虽然存在有关现实主义的特殊的争论，但在典型的和精确的再生产两个意义之间很明显不具有必然的同一性；毋宁说，是一种局部的历史的联系。”

从威廉斯的梳理中可以看出，representation的意义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尤其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之中。但作为“精确的再生产”意义出现的representation实际上与文化研究中的“表征”概念存在着较大的出入。在了解过“表征”理论之后，就会发现，representation在其中所具有的含义是非常不同于它在历史上所具有的意义的。文化研究中“表征”的概念是综合了“表现”、“象征”、“代表”、“表象”等多重意思的，同时具有名词和动词两种词性，既是事物表现或呈现出来的现象，同时又是表现的过程和动作，还具有以符号代表事物深层含义之意。霍尔则在《表征》一文中开篇明义的直接说道；“简言之，表征是通过语言生产意义。”［4］P16这与新历史主义“表象”或绘画中的“表现”都是不同的，与心理学中的“表征”倒是有相类似之处。因此，在笔者看来，中文译者将文化研究中的representation概念翻译成“表征”而非“表象”或“表现”等其他representation所具有的意义是比较恰当的。

值得注意的是，representation无论是作为“表现”“表象”还是“表征”，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理论研究中都是重要概念之一。例如，叔本华所写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从其德文标题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翻译为英文即是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虽然representation未必能够涵盖Vorstellung之意）。再例如齐罗克哲学及美学思想中对“表象”的阐述，还有阿尔都塞、福柯等（但多是译为表象）。因此，在一些学者看来，representation的“表征”和“表象”两个译法是相同的。在绘画艺术中，如威廉斯所说，“表现派”对representation一词的意义进行了颠覆性的使用。在新历史主义研究中，则出现了“表象史”研究。有学者提出在20世纪初在社会学中就已出现了“集体表象”的概念，而将此概念引入历史研究中则标志着“历史研究新的发展阶段”，“表象这一概念带给文化史的东西是最适合玩味的，这里涉及的不是新发现而是新方法”，“表象史似乎已是目前研究中最具活力的分支”。在视觉及建筑理论中，representation也是主要概念之一，例如Louis Marin在Toward a Theory of Reading in the Visual Arts一书中对representation进行的分析，主要从符号与语义角度来探讨视觉上的表现问题。而在字典中明确翻译为“表征”的是在心理学研究中，例如布鲁纳（Bruner）的“教育”理论：“认知表征论”。布鲁纳认为“认知表征论”包括动作表征、形象表征（或图像表征）以及符号表征（或象征表征）。

二、文化、文化循环与“表征”

在《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的“导言”一开始，霍尔就提出这样一个概念：“文化涉及的是共享的意义”。在此后他列举了一些文化概念，主要有①体现在经典文学、绘画、音乐及哲学作品，即一个时代的“高雅文化”中时，是所有宏大观念的综合。这也一个较早也较为传统的观点。这是李维斯主义开始关注大众文化的时候，为了和他们所认为下层的较为低级的“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相区别而提出“高雅文化”的概念。②那么相应的就是“大众文化”，“指称那些通俗音乐、出版、艺术、涉及文学的广泛流传的形式”或“指称那些构成大多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休闲娱乐活动”。这个概念是对文化的一个更为“现代的”引申，也是英国文化研究开始阶段主要关注的文化内容，约翰·霍加特、雷蒙·威廉斯等人都写了与英国工人阶级及文化相关的论著。而多年来，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一直相争不下，存在一个价值上孰优孰劣的问题，实际上这种争论在近年来已经遭到了批判。③“‘人类学意义上的’定义”，“指称某一民族、社区、国家或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的与众不同之处”或其的“共享价值”。④主要出现在文化研究和文化社会学中的：文化是“一个过程、一组实践，涉及一个社会或集团的成员间的意义生产和交换，即‘意义的给予和获得’”。这个概念也就是霍尔所采用的文化的概念。

霍尔在1997年主编的《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和同年出版的、他参与撰写的《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两本书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观，即文化的循环。《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是以教科书的体例系统介绍并实践了他的表征理论。《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则是一个“文化循环”理论的实践。

文化的循环包括：生产、认同、表征和消费。^［4］

这五部分构成了文化的循环。在这个循环过程中没有哪个环节是起点，它们彼此之间相互作用，对文化循环的考察研究可以从其中任何一点开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循环中的每个环节都与下一个环节相连并在下一环节重现。所以，如果我们从循环中的表征环节开始研究，表征就成为下一个环节，即如何形成认同这一环节中的一个要素。”因此，对“表征”问题的分析必然要涉及生产、认同、消费和规则四个环节，也要探讨这四个环节是如何以复杂和偶然的方式被接合进了表征环节，对表征形成影响的。

可以看出霍尔所持的文化观和“文化循环”的观点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立场，将文化与社会生活实践联系起来，并从马克思生产理论入手建立文化生产的模式。

他的这种努力我们从他早期论文《编码/解码》中也可以看到。在文中霍尔指出，以往的媒介研究将传播视为单向的线性传播模式（传者→信息→受者），只是在信息交流层面说明问题，而没有将其看作是一个整体的复杂结构。因此，他提出，“把传播过程看作是一种结构，几个相互联系但各不相同的环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之间的接合（articulation）产生，并一直支撑着这种结构。这就意味着，把传播过程设想为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复杂结构’，这个结构由关联的时间的接合所支持，而每一不同的时间依然保持着其独特性，并具有自身的特殊模式、存在形式和存在条件。”（接合理论是霍尔对葛兰西及拉克劳等人的思想的继承和创新，是霍尔的主要思想成果之一，在后文中将＜章对其及其与表征的关系进行论述）可以看出，此时的霍尔受到结构主义很深的影响。同时，此定义也打上了明显的阿尔都塞印迹，而这与他在后文中所探讨的三种立场的解读策略所具有的内在精神是相吻合的。霍尔设想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的传播过程，是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这第二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中提出的商品生产的法制框架是一致的。”在这个循环过程中，霍尔所重视的是过程中环节的结构性意义，即其形式在此过程中相互区别的特殊性。霍尔还针对这一循环模式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虽然相互联结的各个环节对于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都是必要的，但没有一个环节能完全保证它所联结的下个环节。因为每一个环节都有其特殊模态和存在条件，每一个环节都能破坏或打断‘形式推移’的过程，而有效的生产的（即‘再生产’）的流程，就依赖于这种‘形式的推移的’连续性。”在这里霍尔对每一个环节的联结性、独特性和所依赖的生产条件的强调，在后面的“文化循环”中有所继承。值得注意的是，首先，霍尔此时所提得出的信息传播过程主要依赖的是时间序列上“形式推移”的连续性，这实际上依然是一种线性的传播形式，只不过不再是单向性的，而是循环的。同时，霍尔就此模式来探讨传播过程中的“编码”与“解码”问题，但对于此过程中各个环节之间相互影响的力量并没有给予足够充分考虑，这一点却正是文化生产过程中的复杂之处。第三，马克思当年提出此模式，是出于策略性的需要，在考察简单的经济再生产中提出的。但在资本主义已经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尤其是面对复杂多样的文化问题，再简单的套用该模式，实际上已经有些捉襟见肘：对于很多情况复杂的问题，非但无法很好的予以说明，还有就此陷入简单的经济还原论的危险。这正是霍尔一直所竭力避免的。

再回头来看霍尔及其同事在1997年提出的“文化循环”模式，就会看到霍尔对于文化循环的想法更为成熟。包括生产、认同、表征和消费在内的文化循环不仅打破了原来规定的在时间顺序上的“形式的推移”，成为可以从其中任一点开始，每一个环节都可以作为循环的起点而完成一个循环，而且强调了各环节之间的相互联系，指出前一个环节可以在下一环节中成为其中的因素。从各个环节来看，由原来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成为现在的“生产、认同、表征、消费”，实际上是完成了从经济模式向文化模式的转变。在后者中，认同和表征代替了流通和再生产，但这种代替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名词替代。实际上，即使是看似没有变化的“生产”和“消费”也已不同。后一模式更强调了文化的作用，或者说，在原来的经济模式融入了文化的因素，将其转换为文化意义上的经济模式，侧重点已经不同。这点在认同和表征两个环节上表现得尤为显著。

如果从文化研究的历史发展来看，霍尔此文化模式的提出，可能也受到了理查德·约翰生在《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一文中所提出的“生产路线”的影响，约翰生据此说明文化产品的流通和消费。

约翰生描述的路线中包括生产、文本、阅读和生活的文化（社会关系）四个方面。他强调了每一个方面作为不可或缺的整体的部分的独特性和相互依存性。他还说明“不言而喻，如果我们处于这个路线的某一时刻，我们大可不必看到其他时刻都在发生什么。在某一特定时刻对于我们最最重要的形式也许在其他时刻的形式完全不同。结果，过程全部消失了”。约翰生提出的路线还是在马克思模式上的延伸，更接近于文学分析，但已经注意到了社会文化与文本的区别，实际上，这里的文本不仅仅指艺术作品了，更是文化现象或者说文化产品。但约翰生对于某一时刻独立性的强调和认为“过程全部消失”的观点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一点，在霍尔等提出的“文化循环”中得以克服，由此也可见出后者是发展的较为成熟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表征”这一环节在马克思原模式及霍尔早期的“编码/解码”模式中是没有的。在约翰生的路线中，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同于“文本”（形式）的，但是较之而言，内涵和外延都更为深刻、广泛。“流通”在约翰生那里是隐含的，被内化于各个环节之中。这是因为简单地用“流通”这种单向性色彩很强的定义已经无法涵盖从生产到再生产的复杂过程。“规则”和“认同”则是对该过程以及约翰生列出的“条件”的突显和具化，这也是非常必要的，在后文中还将继续讨论。

对“文化循环”过程进行叙述和比较，不仅是为了交代清楚“表征”理论的文化观背景，这也是进一步对“表征”理论进行论述的需要。

第二节 “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

第二章的标题是霍尔在1997年编写的《表征》（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一书的书名。其实这已经概述了“表征”的两个重要方面。在前文对representation一词进行追本溯源时，已经说到过，文化研究，尤其是霍尔等提出的“表征”并不是传统上的意义，而是兼具名词与动词两种词性，具体来说，即是“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而在这里，同样是representation，为何要一个翻译成表征，一个成表象呢？译者也对此作了＜门的说明。“在译文的斟酌方面，特别需要一提的是Representation一词。对于该词的含义，斯图亚特霍尔在第一章（1.1）中作了详细解释。根据这个解释，我们将它译为‘表象’和‘表征’：当它表示成型的客体时，译成‘表象’，而当它侧重于强调生产‘表象’的过程或行为时，则译为‘表征’。”虽然译者接着对于汉语中的“表征”未能全部包含《表征》一书中所论述的Representation的含义表示了顾虑，恐引起争议，但就目前看来，此翻译尚算妥帖，虽不能尽意，但翻译本身就是一件不可能十全十美的事情。因此，“文化表象”也就是指文化中表现出来的客体对象，或者说是具有一定形式的文化现象。“意指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也被译为表意实践）则是“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流行一时的符号学的一个关于文化的定义。”其源于索绪尔对两大文字系统的区分，即“表意”系统和“表音”系统。前者是“欲表达词语，却对其用以构成的声音毫不在意，因而使用独一的符号，此符号只能与所包含的概念相关。汉字便是典型。……”后者则是“以再现某个词中前后贯联的声音系列为目标。……”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其《文论》中对意指实践进行了说明。首先，意指实践是“已具差别的能指方式，纳入意指作用的类型里（而不是纳入符号的普遍性模子内）”；其次，“意指实践是实践；这意味着意指作用的展开，并不是和由索绪尔设定的抽象作用（整体语言）的程度相应，而是随运作过程、作用而变化，在这作用里，同时且以单一的活动囊括主体和他者及社会环境的冲突。”在这里，巴特认为意指实践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呈现出与主体和社会环境的冲突，从而突破了索绪尔的抽象语言范畴。而雷蒙德·威廉斯将此语言中的表意性延伸至文化之中，“特别有趣的是在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或者一种文化首要指涉的是物质生产，然而在历史和文化研究中，首要意义则是表意的（signifying）或象征的系统。”威廉斯还在别处同样宣称文化是“表意系统，通过它……一种社会秩序得以转达、再生产、体验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