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傅兰雅征文征到了什么

正当小说创作开始向贴近现实转向之时，光绪二十一年（1895），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举办了一次征集“时新小说”的活动。这应是近代小说史上值得注意的一个事件，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治近代小说者似无人提及此事，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次小说征集活动突然又得到极高的评价。美国学者韩南充分肯定傅兰雅的征文活动，后来又提出“傅兰雅的竞赛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晚清小说的总体方向”。韩南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也颇有些人撰文呼应，或称其为“近代小说理论的起点”，或赞其“吹响了由传统旧小说向近代新小说转变的号角”。可是那些充分肯定的评判问世之时，对于傅兰雅怎样组织这次小说征集活动，是些什么样的人在应征写稿，他们的应征稿思想倾向与艺术水准如何，又有怎样的形式与内容，当时的研究者们其实都还一无所知，因为傅兰雅在征集小说活动结束后不久便离开中国，那批稿件也被他带到美国，后来便杳无音信。美国学者韩南论及“可能162篇手稿全部已佚”时曾言：“如果它们还存在，单单以这个数字来看，它们会给当时的小说界开辟怎样的一个新天地！”人们在未知那些应征小说的情况时就给予极高的评价，其主要依据是傅兰雅征集小说时的那则启事，他征集的是“时新小说”。此概念与光绪二十八年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时提倡的“新小说”仅差一字，由此而认定“新小说”是由那些“时新小说”发展而来。

2006年11月，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在搬迁时，意外发现了傅兰雅带至美国的那些尘封已百余年的应征稿件。虽然只是发现了150篇，尚有12篇下落不明，但傅兰雅征文活动的基本面目据此已可知晓，故而引起了研究界的关注。五年后，这批稿件由周欣平主编，取名为《清末时新小说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编者书前的序言仍延续韩南的见解，称傅兰雅的征文活动“激发了晚清小说变革的端绪，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晚清谴责小说发展的先声”，“促成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萌芽”。随着这套书的出版，有关论文也相继发表，这次征文活动被充分肯定则一仍其旧。有人认为傅兰雅此举“拉开了晚清新小说创作的序幕”，或者定位为“启发了晚清小说乃至谴责小说的发展方向。”有的学者认为，傅兰雅的征文活动“唤起了中国作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激发了参与者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而“这批参赛作者应当算作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批作者”。

可是，纵观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的小说创作，并没有发现傅兰雅征集的“时新小说”在其间有何影响。这也容易理解，因为当时那些“时新小说”并未发表，且稿件在征文活动后不久即被傅兰雅带至美国，后来创作小说者都无缘读到那些作品，它们又怎么可能“启发了晚清小说乃至谴责小说的发展方向”呢？也不知“这批时新小说在当时没有出版，然而对时人的影响和后续事件的刺激作用却不容低估”之语由何而来。问题已被提升到如此高度，那就应该具体分析论证那些“时新小说”与“新小说”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只给出一个简单的评价。如果傅兰雅征集“时新小说”的活动在近代小说史上并无什么影响，那么对它只要有一定关注即可。为此，有必要根据那150篇应征作品以及各相关资料，对傅兰雅征集“时新小说”活动的性质、过程、影响以及在近代小说史上的地位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第一节 征集“时新小说”的宗旨及其经过

征集“时新小说”的活动由傅兰雅（JohnFryer）发起，他是19世纪来华的一位传教士、翻译家和学者。1861年自伦敦海格柏理师范学院毕业后，傅兰雅接受英国圣公会派遣来华担任香港圣保罗书院校长，两年后受聘为北京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同治四年（1865），傅兰雅来到上海任英华书院校长并主编字林洋行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从同治六年（1867）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傅兰雅应聘担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首席翻译，与众多的中国专业人士合作翻译以科学、工程和军事方面为主的百余种西方著作，还创办了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月刊《格致汇编》，他还荣膺清政府赠与的三品文官头衔。傅兰雅长期生活在中国，他即将离开中国赴美任教前，还举办了颇受研究近代小说者关注的征集“时新小说”的活动。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1895年5月25日），傅兰雅在上海《申报》上刊载了一则《求著时新小说启》：

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务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限七月底满期收齐，细心评取。首名酬洋五十元，次名三十元，三名二十元，四名十六元，五名十四元，六名十二元，七名八元。果有嘉作，足劝人心，亦当印行问世，并拟请常撰同类之书，以为恒业。凡撰成者，包好弥封，外填名姓，送至上海三马路格致书室，收入发给收条。出案发洋，亦在斯处。英国儒士傅兰雅谨启。

在中国，征集小说并非是傅兰雅的首创。其实早在明末崇祯年间，陆云龙出版了拟话本小说集《型世言》后，为撰写二集，便在出版《皇明十六家小品》时印上了“刊《型世言二集》，征海内异闻”的广告，并开列了杭州与南京交付稿件的地点。光绪初年，上海也曾有过有奖征集小说的活动。其时有“寓沪远客”者拿出图画十幅，“尚祈海内才人，照图编成小说一部，约五万字，限于十二月十五日以前，缮成清本，由申报馆转交”，并表示将从来稿中选出“文理尤佳者”送二十元，次卷送十元。相比之下，傅兰雅的征文活动有值得注意的新内容，他要求人们围绕鸦片、时文、缠足“撰著新趣小说”，力陈此三者之弊害，“并祛各弊之妙法”，因为这三弊“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这是傅兰雅公开宣称的举办活动的宗旨，而之所以征集的是小说，那是出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

自清咸丰十一年（1861）来到香港起算，傅兰雅在中国已度过三十四个年头，这次向社会征集小说，是他在中国筹划的最后一次活动。为了活动的顺利进行，傅兰雅在宣传造势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五月初二日刊载的那则启事，后来又在当月的初五日、初七日、十二日与十六日在《申报》上接连刊载，同时又刊载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从福建省的教会刊物《会报》转载这则启事来看，他似乎与各省的教会刊物也联系过，转载者恐怕也不只是福建省的教会刊物。

此外，傅兰雅又用英文另撰“有奖中文小说”为题的广告刊载于教会所办的《教务杂志》：

总金额一百五十元，分为七等奖，由鄙人提供给创作最好的道德小说的中国人。小说必须对鸦片、时文、缠足的弊端有生动地描绘，并提出革除这些弊病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希望学生、教师和在华各个传教士机构的牧师多能看到附带的广告，踊跃参加这次比赛；由此，一些真正有趣和有价值的、文理通顺易懂的、用基督教语气而不是单单用伦理语气写作的小说将会产生，它们将会满足长期的需求，成为风行帝国受欢迎的读物。收据会寄给所有在农历七月末之前寄送到汉口路四百零七号格致书室傅兰雅密封好的手稿。

《申报》与《万国公报》上所载启事属于广而告之的性质，它面对的是社会上所有的阅报人，而《教务杂志》上这则广告的读者则是特定的人群，即文中所提及的教会学校的学生与教师，以及“在华各个传教士机构的牧师”，而由这些牧师，又可联系到他们所接触的教徒。显然，傅兰雅已设计了这次征集小说活动的组织系统，即各地的教会机构，而教徒们则是他设想中参加活动的主要力量。在教会的刊物上，傅兰雅介绍了在《申报》上未曾说出的意思，他要征集的是“用基督教语气而不是单单用伦理语气写作的小说”，并希望这些作品能“成为风行帝国受欢迎的读物”。这也是傅兰雅举办这次活动的宗旨，只不过他只是在教会内部向大家表露。很显然，傅兰雅征集小说的活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看作是一次对传教活动的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