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傅兰雅征文征到了什么

正当小说创作开始向贴近现实转向之时，光绪二十一年（1895），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举办了一次征集“时新小说”的活动。这应是近代小说史上值得注意的一个事件，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治近代小说者似无人提及此事，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次小说征集活动突然又得到极高的评价。美国学者韩南充分肯定傅兰雅的征文活动，后来又提出“傅兰雅的竞赛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晚清小说的总体方向”。韩南的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也颇有些人撰文呼应，或称其为“近代小说理论的起点”，或赞其“吹响了由传统旧小说向近代新小说转变的号角”。可是那些充分肯定的评判问世之时，对于傅兰雅怎样组织这次小说征集活动，是些什么样的人在应征写稿，他们的应征稿思想倾向与艺术水准如何，又有怎样的形式与内容，当时的研究者们其实都还一无所知，因为傅兰雅在征集小说活动结束后不久便离开中国，那批稿件也被他带到美国，后来便杳无音信。美国学者韩南论及“可能162篇手稿全部已佚”时曾言：“如果它们还存在，单单以这个数字来看，它们会给当时的小说界开辟怎样的一个新天地！”人们在未知那些应征小说的情况时就给予极高的评价，其主要依据是傅兰雅征集小说时的那则启事，他征集的是“时新小说”。此概念与光绪二十八年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时提倡的“新小说”仅差一字，由此而认定“新小说”是由那些“时新小说”发展而来。

2006年11月，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在搬迁时，意外发现了傅兰雅带至美国的那些尘封已百余年的应征稿件。虽然只是发现了150篇，尚有12篇下落不明，但傅兰雅征文活动的基本面目据此已可知晓，故而引起了研究界的关注。五年后，这批稿件由周欣平主编，取名为《清末时新小说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编者书前的序言仍延续韩南的见解，称傅兰雅的征文活动“激发了晚清小说变革的端绪，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晚清谴责小说发展的先声”，“促成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萌芽”。随着这套书的出版，有关论文也相继发表，这次征文活动被充分肯定则一仍其旧。有人认为傅兰雅此举“拉开了晚清新小说创作的序幕”，或者定位为“启发了晚清小说乃至谴责小说的发展方向。”有的学者认为，傅兰雅的征文活动“唤起了中国作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激发了参与者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而“这批参赛作者应当算作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批作者”。

可是，纵观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的小说创作，并没有发现傅兰雅征集的“时新小说”在其间有何影响。这也容易理解，因为当时那些“时新小说”并未发表，且稿件在征文活动后不久即被傅兰雅带至美国，后来创作小说者都无缘读到那些作品，它们又怎么可能“启发了晚清小说乃至谴责小说的发展方向”呢？也不知“这批时新小说在当时没有出版，然而对时人的影响和后续事件的刺激作用却不容低估”之语由何而来。问题已被提升到如此高度，那就应该具体分析论证那些“时新小说”与“新小说”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只给出一个简单的评价。如果傅兰雅征集“时新小说”的活动在近代小说史上并无什么影响，那么对它只要有一定关注即可。为此，有必要根据那150篇应征作品以及各相关资料，对傅兰雅征集“时新小说”活动的性质、过程、影响以及在近代小说史上的地位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第一节 征集“时新小说”的宗旨及其经过

征集“时新小说”的活动由傅兰雅（JohnFryer）发起，他是19世纪来华的一位传教士、翻译家和学者。1861年自伦敦海格柏理师范学院毕业后，傅兰雅接受英国圣公会派遣来华担任香港圣保罗书院校长，两年后受聘为北京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同治四年（1865），傅兰雅来到上海任英华书院校长并主编字林洋行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从同治六年（1867）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傅兰雅应聘担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首席翻译，与众多的中国专业人士合作翻译以科学、工程和军事方面为主的百余种西方著作，还创办了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月刊《格致汇编》，他还荣膺清政府赠与的三品文官头衔。傅兰雅长期生活在中国，他即将离开中国赴美任教前，还举办了颇受研究近代小说者关注的征集“时新小说”的活动。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1895年5月25日），傅兰雅在上海《申报》上刊载了一则《求著时新小说启》：

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计有三端：一鸦片，一时文，一缠足。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兹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立案演说，结构成编，贯穿为部，使人阅之心为感动，力为革除。辞句以浅明为要，语意以趣雅为宗。虽妇人幼子，皆能得而明之。述事务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袭旧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免使骇目惊心。限七月底满期收齐，细心评取。首名酬洋五十元，次名三十元，三名二十元，四名十六元，五名十四元，六名十二元，七名八元。果有嘉作，足劝人心，亦当印行问世，并拟请常撰同类之书，以为恒业。凡撰成者，包好弥封，外填名姓，送至上海三马路格致书室，收入发给收条。出案发洋，亦在斯处。英国儒士傅兰雅谨启。

在中国，征集小说并非是傅兰雅的首创。其实早在明末崇祯年间，陆云龙出版了拟话本小说集《型世言》后，为撰写二集，便在出版《皇明十六家小品》时印上了“刊《型世言二集》，征海内异闻”的广告，并开列了杭州与南京交付稿件的地点。光绪初年，上海也曾有过有奖征集小说的活动。其时有“寓沪远客”者拿出图画十幅，“尚祈海内才人，照图编成小说一部，约五万字，限于十二月十五日以前，缮成清本，由申报馆转交”，并表示将从来稿中选出“文理尤佳者”送二十元，次卷送十元。相比之下，傅兰雅的征文活动有值得注意的新内容，他要求人们围绕鸦片、时文、缠足“撰著新趣小说”，力陈此三者之弊害，“并祛各弊之妙法”，因为这三弊“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这是傅兰雅公开宣称的举办活动的宗旨，而之所以征集的是小说，那是出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

自清咸丰十一年（1861）来到香港起算，傅兰雅在中国已度过三十四个年头，这次向社会征集小说，是他在中国筹划的最后一次活动。为了活动的顺利进行，傅兰雅在宣传造势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五月初二日刊载的那则启事，后来又在当月的初五日、初七日、十二日与十六日在《申报》上接连刊载，同时又刊载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从福建省的教会刊物《会报》转载这则启事来看，他似乎与各省的教会刊物也联系过，转载者恐怕也不只是福建省的教会刊物。

此外，傅兰雅又用英文另撰“有奖中文小说”为题的广告刊载于教会所办的《教务杂志》：

总金额一百五十元，分为七等奖，由鄙人提供给创作最好的道德小说的中国人。小说必须对鸦片、时文、缠足的弊端有生动地描绘，并提出革除这些弊病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希望学生、教师和在华各个传教士机构的牧师多能看到附带的广告，踊跃参加这次比赛；由此，一些真正有趣和有价值的、文理通顺易懂的、用基督教语气而不是单单用伦理语气写作的小说将会产生，它们将会满足长期的需求，成为风行帝国受欢迎的读物。收据会寄给所有在农历七月末之前寄送到汉口路四百零七号格致书室傅兰雅密封好的手稿。

《申报》与《万国公报》上所载启事属于广而告之的性质，它面对的是社会上所有的阅报人，而《教务杂志》上这则广告的读者则是特定的人群，即文中所提及的教会学校的学生与教师，以及“在华各个传教士机构的牧师”，而由这些牧师，又可联系到他们所接触的教徒。显然，傅兰雅已设计了这次征集小说活动的组织系统，即各地的教会机构，而教徒们则是他设想中参加活动的主要力量。在教会的刊物上，傅兰雅介绍了在《申报》上未曾说出的意思，他要征集的是“用基督教语气而不是单单用伦理语气写作的小说”，并希望这些作品能“成为风行帝国受欢迎的读物”。这也是傅兰雅举办这次活动的宗旨，只不过他只是在教会内部向大家表露。很显然，傅兰雅征集小说的活动，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看作是一次对传教活动的检阅。

一个月后，傅兰雅在英文《教务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摘录了艾德博士对有奖小说征文的一段评论，借以再次强调鸦片、缠足和时文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弊害，认为“任何一种都够写一部感人至深的长篇小说”，而且深信“中国人有这方面的能力”：

一篇写得好的小说会在大众头脑中产生永久性的巨大影响，《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在唤醒民众反对奴隶制上就非常有效。中国现在罪恶猖獗，鸦片、缠足和时文，任何一种都够写一部感人至深的长篇小说。为了让这些悲惨遭遇引起各阶层人士的注意，就应该通过文字描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从而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毫无疑义，中国人有这方面的能力。

此时距征文启事发布只有一个月，还不可能收到应征者的来稿，但傅兰雅的期望值却已在升高。上述文字之所以被引用，表明他确实在希望能收到“感人至深的长篇小说”，而且那些作品能“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从引文中最后一句话来看，傅兰雅似乎认为活动的圆满成功已触手可及了。

按征文启事的规定，来稿“限七月底满期收齐”。收到应征者的稿件后，傅兰雅又邀请沈毓桂、王韬、蔡尔康等知名人士，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进行审阅与筛选。沈毓桂曾在申报馆任职，后又协助林乐知编《万国公报》，分任华文主笔；王韬早年曾游历欧洲，创办了香港的《循环日报》，创作过《遁窟谰言》等小说；蔡尔康也曾在申报馆任职，后任《沪报》主笔，参与筹建《新闻报》，担任第一任主编。由这三位著名人士主持评选，自能取信于大众。当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96年1月13日），傅兰雅在《申报》上刊载“时新小说出案”启事，宣布征文活动结束：

前求著小说，共收一百六十二卷，现已评定甲乙。本议只取七名，旋因作者过多，特增取至二十名，皆酬润资。计茶阳居士五十元，詹万云卅元，李钟生廿元，青莲后人十六元，鸣皋氏十四元，望国新十二元，格致散人八元，胡晋修七元，刘忠毅、杨味西各六元，张润源、枚甘老人各五元，殷履亨、倜傥非常生各四元，朱正初、醒世人各三元，廖卓生、罗懋兴各二元，瘦梅词人、陈义珍各一元半。余另列一纸，可至格致书室取阅，酬洋亦至该处领取。傅兰雅启。

按常理推断，一次较大规模的社会活动在宣布顺利结束之时，应该有番兴高采烈地称颂才对，可是这则启事只是纯客观地罗列了获奖人的名单与所获奖金数，对征集、评选的过程，以及应征稿件的状况，竟未一字提及，读后也一点感受不到举办者对于活动顺利结束的喜悦，这与当初的征文启事流露的恳切、期待或自信的心情甚不协调。这次征文活动到底是圆满成功还是结果很不理想，从这则启事里看不出主办者的丝毫评价。当年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好生奇怪，如果是圆满成功，为何主办者未表示出丁点喜悦？如果是结果不理想，为何得奖人数却从原先约定的七名猛增至二十名？评选当自有标准，它不应因参加应征者人数多寡而变化。得奖人数猛增，那应是优秀稿件实在太多，难以割舍，可是现在公诸于众的理由却只是说“因作者过多”，竟未提及稿件之优劣，这显然是企图安抚应征者渴望得奖的情绪，人们据此可以猜测，来稿的实际情况恐怕不妙。

当这一大批稿件置于傅兰雅的案头时，他的心情可能相当复杂。有这么多人踊跃应征，这会使他高兴；教徒们一致地表示了向教会的效忠之情，这也会使他感到欣慰；可是来稿多不符合征文的初衷，这又会使他沮丧。有些来稿似乎是符合征文启事中“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的要求，但提出的举措真正能有效施行的却是没有；傅兰雅征集的是小说，但来稿的大部分却是议论、诗词、歌谣之类。这次活动该如何收场，如何向社会各类人群交代，便成了颇费踌躇之事。傅兰雅先是在《申报》上接连三天刊载《时新小说出案》，客观地介绍了获奖人的名单与所获奖金数。这是应急式的处理，以慰焦虑等待的应征者，而后来向社会报告自己对这次征集小说活动的评价，其处理就显得有点戏剧性。

在《申报》刊载《时新小说出案》启事的三个月后，即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傅兰雅又分别在英文《教务杂志》第二十六期和《万国公报》第八十六册上刊载了征文活动结束的消息。在这两家刊物上发表征集“时新小说”活动结束的消息时，都对这次征文活动作出了评价，但两者却是一为热情称赞，一为不客气地批评，而无论称赞还是批评，都是出于活动发起者傅兰雅之手，只是由于刊载的杂志不同，同一人对同一事又几乎是同时作出的评价竟有极大的差异，这实是令人好生奇怪的事。

在《万国公报》刊载的启事抬头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小阳春中旬格致汇编馆英国儒士傅兰雅谨启”，也就是说，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申报》发表启事之前，供《万国公报》刊载的这则启事也已撰成，可是傅兰雅就是一直拖着不发表，直到他临离开中国前才向社会发布。与《申报》上仅客观地介绍获奖名次不同，《万国公报》第八十六册上刊载的《时新小说出案》这样写道：

蒙远近诸君揣摩成稿者，凡一百六十二卷。本馆穷百日之力，逐卷披阅，皆有命意。然或立意偏畸，说烟弊太重，说文弊过轻；或演案希奇，事多不近情理；或述事虚幻，情景每取梦寐；或出语浅俗，言多土白；甚至辞尚淫污，事涉狎秽，动曰妓寮，动曰婢妾，仍不失淫词小说之故套，殊违劝人为善之体例，何可以经妇孺之耳目哉？更有歌词满篇、俚句道情者，虽足感人，然非小说体格，故以违式论。又有通篇长论、调谱文艺者，文字固佳，惟非本馆所求，仍以违式论。然既蒙诸君俯允所请，惠我佳章，足见盛情，有辅劝善之至意，若过吹求，殊拂雅教。今特遴选体格颇精雅者七卷，仍照前议，酬以润资。余卷可取尚多，若尽弃置，有辜诸君心血，余心亦觉难安。故于定格之外，复添取十有三名，共加赠洋五十元。庶作者有以谅我焉。姓氏润资列后。……（其名单同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申报》所载“时新小说出案”，略）按：其余姓氏，并无润笔，《公报》限于篇幅，不克备登。

这则刊载于《万国公报》上的启事主要是给中国人，特别是应征者以及关心这次征文活动者的交代，而不少教徒则是这份刊物的读者。征文之初，傅兰雅曾许下“果有嘉作，足劝人心，亦当印行问世”的许诺，如今面对应征者所表示的希望自己作品刊于报端的压力，傅兰雅必须讲明他们为何未能得奖乃至未能刊载的原因（实际上一篇也未曾刊载）。傅兰雅首先告诉应征者，所有稿件都得到了认真处理，即所谓“穷百日之力，逐卷披阅”。接着，这则启事便历数来稿之不足或弊病，启事里讲了六条，其实可归纳为五条：一、“立意偏畸”。对于鸦片、时文与缠足，征稿启事要求是“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但来稿却多着重于鸦片做文章，或专论缠足，也有将此三害分别论说，一同寄上。二、“演案希奇”与“述事虚幻”。这是指来稿有意虚构稀奇古怪，甚至荒诞不经的情节，违背了征稿时“述事务取近今易有”，“立意毋尚希奇古怪”的要求。三、“出语浅俗”。虽然征稿时要求“辞句以浅明为要”，但这句是同“语意以趣雅为宗”一起提出的，现在一些来稿“言多土白”，俗不可耐，且不符合通俗之要求。四、“仍不失淫词小说之故套”。这类来稿“辞尚淫污，事涉狎秽，动曰妓寮，动曰婢妾”，与征文“感动人心，变易风俗”之初衷相违背，自然不可录用。五、“非小说体格”。傅兰雅要征集的文稿实际上是指类似传统的通俗小说的作品，可是来稿中的三分之二却是“歌词满篇、俚句道情”或“通篇长论、调谱文艺”，这类作品明显“违式”，自然列于摒弃之列。来稿即使如此，傅兰雅还是得遵循先前的约定，遴选出得奖者。他不食前言，选出七篇作品颁奖。这七篇中，除第一名“茶阳居士”与第五名“鸣皋氏”的作品已佚外，现可见的五篇乏善可言，所谓“体格颇精雅”实为过誉之评价，这七篇之下大量作品的水准，由此也不难想知。不过，为了照顾应征者的情绪，傅兰雅又挑选了十三篇，追加五十元为奖金。最少者只拿到一元半。虽声称“可取尚多”，说出的理由却是以免“有辜诸君心血”。来稿中，可归诸小说者共五十二篇，其中二十人获奖，比例如此之高，傅兰雅实际上是降低标准而求之，即他所说的“若过吹求，殊拂雅教”。此举使获奖人数猛增至先前许诺的三倍，对应征者已尽可交代，对社会也可宣称征文活动顺利结束。

傅兰雅赴美任教前，又在英文《教务杂志》上刊载征文活动结束的消息。这次报导是用英文写成，与《万国公报》上用中文写成的启事相对照，可发现两者对同一次活动的评价完全对不上号，而它们都出自傅兰雅之手。《教务杂志》上的报导这样写道：

中文有奖小说结束了。有不少于一百六十二位作者参加了竞赛，其中一百五十五人讨论了鸦片、缠足和八股文这三种弊病，有的写了四至六卷。我对诸多参赛者所费的时间、心力与金钱毫无回报而深感不妥，所以又增加了十三名获奖者，他们分享另加的五十元奖金。这样，奖金共达二百元。优等奖名单在《申报》上公布，一百六十二个人的名单及启事也已经发布，并在《万国公报》和《传教士评论》上公布。另外还会转寄到各教会所在地。至少有一半征文的作者和教会学校或大学有关。总体来说，这些小说达到了所期望的水平。……这次征文大赛中也有人写出了确实值得出版的小说，希望今年年底能够出版其中一些，以便为读者提供有道德和教育意义的消遣读物。

这篇用英文写成的报导，主要阅读对象是英美人士，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教会人士。傅兰雅即将赴美国伯克莱大学任教，他的专业是东方学。因此，对英美人士宣称自己这次征文活动的成功与价值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他在报导中完全给予肯定性的评价。傅兰雅当然清楚来稿中的三分之二连小说都不是，但他却宣称“总体来说，这些小说达到了所期望的水平”，其中有些甚至“确实值得出版”。傅兰雅还特地强调“至少有一半征文的作者和教会学校或大学有关”，他本人是位传教士，为今后的发展前途计，向英美世界，特别是教会组织宣传自己在华的传教业绩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节 教会组织、教徒参与的活动

这些矛盾以及不同内容的消息发布时间的选择，都反映了傅兰雅为难与尴尬的心情。在他看来，这次征文活动是既成功又不理想。所谓成功，是因为它的各个环节，从在各报刊刊载启事、得到各地教会协助、收到162篇来稿、组织人员审阅、最后宣布得奖名单，一步步走来都算顺当。他后来高比例安排获奖数，也是有意让世人以为这次征文活动十分圆满。另一成功之处，是教会的组织力量得到了体现。傅兰雅在英文《教务杂志》上刊载的启事明确表示希望“在华各个传教士机构的牧师”能动员教徒们“踊跃参加这次比赛”，从应征者中教徒比例如此之高可以断定，傅兰雅并不只是“希望”，而是实实在在地对那些牧师们做了发动与宣传工作，牧师们也确实响应了他的号召。

教徒们的稿件几乎都是交给传教士们，再由他们寄往或带往上海，而阅读那些来稿或应征者写给傅兰雅的信，可以了解当时各地教会如何宣传并组织教徒们参与这次征文活动。宋永泉本人就是位传教士，“传道数年于山陬僻壤，在在与乡村小民同其起居”，当在《万国公报》与福建《会报》上看到傅兰雅刊载的启事后，他便以身作则，决意“仿《天路历程》寓意之例”，写了篇《启蒙志要》参加应征。同时，各地传教士也在采用种种方法通知教徒参加征文活动，山东济南府的李凤祺是“前于后五月间，适有友人在浸礼会抄示题纸”，这是当地教会在发布消息，而教徒们奉命辗转相告；福建惠州府的赖作枬，是“本闰夏中浣，日侧游园，忽接大英国傅君即兰雅翁‘求著时新小说启’一题”，不难想见这启事由谁转交到他的手里；广东巴色会的古恩纶则是“本年夏间，有友人寄来《求著时新小说》一纸”，这是那些教友们在互相通知；浙江绍兴府的祝鉴堂“兹因五月间有美国甘先生将招著小说之启授仆”才动了参加征文活动的念头，这是传教士在直接授意。山东青州府张德祥的情况也类似：“余方看《新约》一书，忽有人送题到，上有三题，命作时新小说。”当地教会派人将启事直接送到教徒的家里，他们的工作可谓周到尽心，而“命作”二字，可见传教士已将此事当作业布置。湖北孝感县的福音会堂是这次来稿的大户，该会堂的陶牧师还亲自将教徒们的那些稿件送至上海格致书室傅兰雅处。那15篇稿件使用的都是统一的稿纸与信封，连稿件的题目也都是统一标为《鸦片时文缠足小说》，统一组稿的印记十分明显，也显示了福音会堂的用心。可惜的是那些稿件中，除了赵怀真的那篇还可算作小说，其余的全都是数百字的议论，而且内容也大同小异，均是些“要食救主鱼饼，不吸毒烟鸦片；要读圣神《书》、《约》，不尚虚假时文；要学夏娃大脚，不可爱小缠足”之类，这就算完成了傅兰雅“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的布置。当收到这批由当地牧师亲自护送到沪的文稿，真不知那位“傅老先生”阅后会有何感想。山东济南府长老会的高书五也与湖北孝感县的陶牧师一般热心，“寄耕子”就写道：“光绪乙未，适游济南，有旧友潍邑高君书五携《万国公报》一卷示余”，他也因此参加了征文活动。可是高书五组织来的4篇稿件，或为韵文，或为议论，偏偏傅兰雅需要的小说却是一篇也无。滦州李景山所写的《道德除害传》是由唐山耶稣教会的德牧师转交的，但这篇也不是小说。各地教会的操办认真无可怀疑，正是他们的努力，使傅兰雅能收到近百篇稿件，尽管其中多数不是小说，但这个基本数量毕竟能保证征文活动达到了规模效应，使傅兰雅能够宣称这次活动已圆满成功。

征文活动的参加者约有三分之一不是教徒，他们属于自发来稿者的“散户”，其消息来源主要靠平日的读报。“格致散人”是“适阅申江日报”得知征文一事，他既“仰钦英国大儒”，又为“厚予花红”所吸引，于是便撰写小说应征。“瘦梅词人”撰写的小说名为《甫里消夏记》，第一回的回目便是“余菊英遣愁看《申报》，傅兰雅设法兴中华”，这显为他消息的来源。他们文中不乏恭维之词，但所提交的确为小说，分别为第七名与第十四名获奖者。其他如“停云馆主”，他也是“见《申报》英国傅兰雅君招人作戒烟文”，才动笔撰写应征。

就现存的150篇作品作统计归类，我们可将来稿的分布情况以下表显示。表中被归入“教徒”者，是根据来稿的署名称呼，以及作品中称颂“天主”之类的内容作判断；表中的地区，则以当时的行政区划作归类：

“时新小说”应征稿状况归类表

由上表可看出，这150篇作品中，教徒来稿占了61.33%（实际情况可能还更多些），可是这一来源的稿件中，小说仅占32.60%。得奖的20篇小说中，4篇已佚，所余16篇得奖小说中，教徒的作品只有5篇，占31.25%。从另一角度看，教徒92篇作品中，得奖者占5.43%，而非教徒58篇作品中，得奖者占18.97%，即得奖比例为教徒的3.5倍。由此看来，傅兰雅和他邀请审阅的人士，在评定时并未因应征者是教徒就另眼相看。

那么，这些教徒在作品中写了些什么呢？我们不妨先考察那些得奖作品。望国新的作品直接以《时新小说》命题，为获奖之第六名，全书四十回，前二十回集中讲述鸦片的弊害，后二十回分别以十回的篇幅批评缠足与时文。书中两个主人公对立而设，一名“明更新”，一名“尚喜故”，他们的命名含义，一望便知，但所谓“更新”与“喜故”的实质差异，只是在于是否信奉上帝而已。该篇名曰“小说”，可是不仅没有贯串全书的故事，就连零星插入的小故事也鲜见，通篇是靠对话、议论支撑。如叙至废时文，最后一回就写明更新竭力劝化文国华，不断讲述信奉上帝的益处，还送他一本《圣经》，于是废时文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文国华）卓志信道，与教中诸友时常往来，久而愈坚。后国华亦领洗进教，引妻率子同归教主，又竭力引导许多儒士。国华信主之后，以《圣经》为紧要，以时文为末节。

这篇所谓的“小说”，通篇弥漫着说教的气味，连它的回目也是“改烟良方从天来，须奉救主蒙赦罪”、“各国圣贤皆天降，耶稣之教超万圣”之类。获第八名的那篇也直接以《时新小说》为名，为表明自己的教徒身份，其署名为“青州府临淄县教末胡晋修撰著”。作品的内容是描写石南岗考取秀才后便学坏了，整日出入花街、赌场、烟馆，后因误伤人命，逃亡在外。作者借其经历，穿插了鸦片、时文与缠足的弊害。后来石南岗接受洗礼入教，一改以往恶习，失散多年的弟弟也回来了，“自此兄弟叔嫂，早晚在家礼拜真神，圣日赴礼拜堂赞美上帝。”总之，只要信奉上帝，三害尽可革除。

获奖作品尚且如此，余者则等而下之。不少教徒将这次参加征文活动，当做了向教会表忠心的机会。李景山写《道德除害传》，就是想表明这样一个态度：

我们要常常的读《圣经》，那《经》上的言语，都是他的吩咐，全是他的命令。若能照著他的话去行，就可以修身治家，可以治国平天下，可以赶去诸般大害，可以救活自己灵魂。

福建的魏开基写《悟光传》，首先是开宗明义：“魔能入人心以行其奸”，“幸主心仁慈，主道广布，能救人脱其害，且能使人得其益，而要非信主者不能也。”山东青州府的“无名氏”撰写了《时新小说》二篇，通篇尽是诸如“天父赐良知我们，我们无恩可报，感谢，感谢”之类颂扬上帝之语，而且篇中凡书及“上帝”、“天父”二词，均顶格书写，以示尊崇。同为青州府的王连科，在他的《时新小说》第一回中就描写胡为“猛然觉悟”，领《圣经》加入教会，“一旁喜的那他老娘拍手打掌的说：‘可好了，可好了！俺一家人家有了出头之日了。’”署名为“大王堂支会人”的张佃书写了篇《无名小说》，文中称将五经四书、诸子百家与《圣经》相较，“不若此之浅而易见也”，并特意说明作品中“讲道之处，皆由《圣经》脱化而出”，即若要革除三弊，全得依仗《圣经》。陈效新也是以《时新小说》名篇，他在篇末则称颂道：“夫天父也，救主也，圣神也，三位合一上帝也。诚以此信德神通，确乎天人至宝也。冀学而明，明而诚，兴盛富强之旨在是。”湖北曹东阳的《回原纯古传》全为唱词，而篇首的“俚歌”则唱道：“改弦易辙家国富，定在悔悟信深深。一人悔改百人遵，百人遵时千人承。千而万斯遍天下，人人皈依道岸登。不特上帝心喜悦，更免罪魔入沉沦。从滋兰雅大愿舟，渡尽天民朝至尊。”最后两句将傅兰雅赞至极尊崇的地位，而所谓“渡尽天民”，似是希望全中国的百姓都成为教徒。“东海逸人”的《警世奇观》，则以篇末诗点题：“生平作事枉徒然，今是昨非信可言。一旦皈依遵上帝，儿孙世世福绵延。”这些人的注意力全在向教会表忠心上，并不在意写出的文字是否是小说。

为了自己的稿件能够入选，一些教徒还煞费苦心，别出心裁，以图傅兰雅之青目。孝感县福音会堂的赵理斋一口气写了四篇，或韵文，或议论，最后还从《新约》中集录了三十八个“圣洁”以及耶稣异迹之出处，借此表示对上帝的热忱与忠心。此稿确有与众不同之处，但因与小说毫无关系而落选。山东即墨的董文训特地写信倾诉自己的艰辛，希望以此能打动傅兰雅给予奖励：他是全靠挤时间才写成《崂山实录》应征，因为“乡间以度日为要，弟子助父兄做庄稼”。既然写作如此不易，他感到理应得到回报，明确提出，“弟子所望者登报”，若不能得到名次，也希望傅兰雅能帮忙，“即登《月报》、《画图新报》”。福建的沈桂香声称自己为应征“早作夜思，兢兢业业，不计其劳”，他不仅在篇前写信给傅兰雅，“伏愿傅兰雅夫子及考阅列位夫子，发慈悲心，行阴骘事，细心评阅，刊行于世。”篇末又再次恳求：“千万恳求傅兰雅先生及阅书列位先生大发婆心”。他在信中还炫耀自己有非同一般的官场关系：“小生客岁五月初八日，曾与母舅王总起程到上海接福建提督黄大人到任，并游赏光景。”提督可是一省的最高军事长官，沈桂香显然希望这一点能使傅兰雅在评阅时高抬贵手。此举或可证明这位应征者对官场上的一套似有所了解，但如此热衷却暴露了自己对《圣经》一点儿也没有参透。福建惠州府的赖作枬也有类似举动，他的应征作品只是篇议论文，与小说无关，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开篇处自我介绍了曾经做过“德领事府宪西席”的经历，表示早已与西洋人有渊源关系；山东济南府的李凤祺抬出了更显赫的西洋人士，他写信告诉傅兰雅，自己“光绪初年曾以文字谒见教师李提摩太，颇垂青目，愿即延请。回家未久，顿遭兄丧，又因家母不愿远游，遂即辞却”。尽管炫耀了自己曾得到过大名鼎鼎的李提摩太的赏识，可是他这篇稿件仍然落选了。相比之下，广东汕头浸信会的教徒傅绍中能摆出的关系就比较可怜，他曾呈书当地县令宣讲基督教义，“县令检阅，颇觉惬心”，还派了三位师爷看过他。傅绍中便以为自己所作非同一般，故而提出了“仆意欲登诸《月报》”的要求。当然，多数人摆不出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于是他们便直接对“傅老先生”歌功颂德，如“今有英国大儒士傅兰雅先生，心怀济世，念切生民，广救沉沦之辈，深怜陷溺之人”，或恭维他“盱衡当世，旷览舆情”，而傅兰雅征文之举，则被称颂为“固先生救世之苦心所积而形也”，“苟非其爱我中国之深，而望我中国之切，安能有此？”甚至还称颂为“是必惟救世主出，见中国之众遭荼毒，盗虚声，受缚束，种种情形，不忍坐视”，至于声明自己是“在教人”，希望傅兰雅判卷时能有所优惠，则几乎是教徒们来稿的共同特点。在这方面，倒是一些非教徒显得较为豁达，作《戒烟文》的“停云馆主”在给傅兰雅的信中就表示：“如不入式，覆瓿可也。若以为可，仍有润笔之赐，请交赈局。”作《今燕虐其民》的“退思堂主人”也在篇前短简声明：“若其可用，或蒙奖给润笔，即请转交赈局，鄙人遥遥拜赐而已。”

傅兰雅《求著时新小说启》的要求是“撰著新趣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即以小说的形式，通过讲述故事，既要同时充分暴露鸦片、时文与缠足的弊害，而且还要设计革除三者弊害的方法。就“小说”一条而言，大部分来稿无法达到要求，更遑论“新趣”。若不论来稿是否为小说，那么在揭露鸦片、时文与缠足弊害方面基本上都能做到，只是不少来稿讲得较为抽象笼统，但能“合显”者只是少数。至于“祛各弊之妙法”，则可谓是五花八门，这里不妨作一归类考察。对于革除鸦片、时文与缠足的弊害，教徒们所能想出的方法高度一致，即大家都去信奉上帝。其中一些人讲得十分空泛，仿佛只要捧读《圣经》，按其吩咐去做，问题就全解决了；只要信奉了上帝，就百害无侵，什么鸦片、时文、缠足，都不在话下。正如湖北孝感县福音会堂的教徒汤纯所言：“以上帝之身为身，则道成人身，而鸦片无庸，时文无庸，缠足亦无庸，何至害身？水火除，刀兵息，瘟疫远，又何以害世耶？”这些教徒认为，中国大地上三害横行，就是由于大家不信教，“我华人久违上帝，亲近魔鬼，应招上帝诅咒，故有妇女缠足之惨”，傅兰雅要祛除的弊害，原来竟是上帝惩罚中国人的招数。至于嗜食鸦片，则又与中国人信奉佛教有关：佛教是印度传来的，鸦片也是印度传来的，“试看鸦片所结之实，仿佛释迦侔尼之首，且拜佛人与吸烟人之性体，无不若合符节。”在那些教徒看来，“肯悔罪改过，相信救主耶稣，依从天道”是能否革除那些弊害的前提，因为“真实的福禄寿喜都在天道之中，藏在天上的，勿肯悔改的人不能求的，求不到的”。教徒们自以为提出的祛除弊害的方法理由十足，因为“而要非信主者不能也”。有的来稿还提出了信奉上帝后革除三弊害的具体做法：“如若有志，欲祛斯害。一则中华人民当戒鸦片，而祈食吗嗱，愿尝鱼饼；二则中华儒士宜弃时文，而勤读《圣经》，专看《书》、《约》；三则中华女子不必缠足，而皆学利亚，应效夏娃。是害必可去，利必能获。”湖北孝感县福音会堂的来稿中，有五篇都提出了这同样的解决方法。

既然革除鸦片、时文与缠足弊害的关键在于是否信奉上帝，那么顺理成章的推论，便是“引之信奉耶稣教为第一妙策”，“夫教中有良规，宜效法而行之”，如缠足之害，“现在中国奉教之女子多不缠足，即经缠之妇女，亦多放释”，他们似乎认为，这是颇有点说服力的典型例证。在他们看来，采用此法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大开国门，主动将传教士们请进来：“请西国教士，播圣道于国中，以变易人心然后始可得其尽善尽美焉。”二是要求百姓们全都入教，因为“士农工商入其教者，势必讲此道，行此理。信此道者，亦自去其邪，归其正矣。若望富强本国，变易风俗，感动人心，莫此为妙”。有的教徒还进一步提出，既然信奉上帝，信仰就不能多元化，佛教、道教等其他宗教就必须摒弃，诚所谓“同尊上主，共事一神。更赖中保，将富强可待，郅治日臻。天国可到，天福可享，岂不懿欤？”当然，教徒们还不敢触犯众怒，与孔夫子为敌，他们清楚自己面临的现状是中国的多数人“以为天下独中国为圣朝，亦独孔子为圣人，此外皆蛮夷戎狄也”，故而“常视耶稣正教为异端”。生活在这一环境之中，再加上能应征写稿者本人很可能也是儒生，故而竭力从中调和，而他们所能提出的主张，也只是孔子与耶稣可以并存，而且能够统一，按他们的说法，这叫“承道统圣生孔子，识天意教传耶稣”。但他们的感情又倾向于耶稣，因此强调的重点便是，“若设法使教会兴旺，这一切弊病自能扫除”。

只要信奉上帝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提出这种主张的颇似偏执的宗教狂，但实际上更可能是痴迷于信教的无知乡民。稍有知识的教徒固然也将信奉上帝视为第一要义，但似乎知道中国的事情复杂得很，要彻底革除鸦片、时文与缠足这三害，国家就应该改革。在华的传教士们在讲授上帝福音的同时，也宣扬了西方的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优越，于是那些接受了传教士宣传的教徒便很自然地提出了革除三弊的根本之计，那就是向西方学习，这是他们将中国与西方作比较后得出的结论：

为国之要，在于因时变通；变通之要，不外持其源本。源本者，仿佛西人式样也。中国吸烟，西人无一吸者；中国作文，西人讲求各学；中国缠足，西人与各国均是本足，不受捆缚苦楚。西国不较中国胜吗？

经由传教士们的反复宣讲，教徒们入教后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用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已是“素慕英国风化”，因此希望一切都向西方学习，山东青州府的教徒杨抡杰为此还以“奉行西法”为题专门写了一节。在当时的中国，许多人还根本不清楚西方诸国是怎么回事，羡慕西方政治文化的更是很少的一些人，针对这一现状，有教徒在来稿中就设计了实现自己理想的途径，即“请西师遍布国中，国学乡学一齐并举”，据说只要让西方人掌控中国的教育，“不独鸦片之下三弊可除，即百弊亦从此而递次全消”。作者似也考虑到自己的设计会遭到强烈的反对，于是又写道：“使各当道臣士、搢绅儒士，其有不服以西学者，应宜亟出心裁，切勿相延观望，以误国家”。这话说得很含蓄，但主张动用国家机器采取强制手段，不允许有不同意见的意味还是不难体会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并非只有教徒才主张效法西方，即使是非教徒，一些人在来稿中也同样提出了“求西国之新法，更中国之旧章”的主张。这表明在当时的中国，要求变法维新已开始逐渐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共识，要求全盘西化的思想在此时也已开始萌生。

上述主张都涉及中国与西方关系，而在这方面，有二篇来稿值得一提。一篇是载于《清末时新小说》第九册的《游亚记》，作者方中魁记叙了法国教士艾德普夫妇与幕维敦，在中国士人莫人俊陪同下游历中土时的身经目睹之事，“中国之弊政、颓风，亦于此见焉”。篇中论及鸦片之害时，莫人俊与艾德普有这样一段对话：

（莫人俊）因转问德普道：“闻说西国好善之士，因鸦片烟一物为害华人如此之甚，心内殊抱不安，每设会劝国家禁此鸦片，不知西国国家能俯从否？”德普道：“此事西国国家断不能从。因印度一隅，土产惟有鸦片，每年所收烟税，约可得银千余万。英国国家恃此以治印度之民，以理印度之地。一旦将鸦片烟禁绝，此项巨款，一时从何处筹出？”

要求西方国家不将鸦片贩卖到中国，这完全是正当的，正义的，但却被西方人一口回绝了，尽管他们非常清楚鸦片的罪恶。那么，中国要革除鸦片之弊害，又该如何着手进行呢？篇中艾德普提出了个方法：“中国必先自行禁烟，俟禁烟之效大著，中国吃烟之人既少，然后西人乃肯不贩烟来华矣。”在说这种话时，他们似乎忘了，当年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就是中国自行禁烟，眼见财路被断绝的英国人并不是“乃肯不贩烟来华矣”，而是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西方国家源源不断地将鸦片输入中国，却要求中国“先自行禁烟”，这纯是一种强盗逻辑。作者在应征设想革除鸦片弊害的方法时，实际上已将批评矛头直指傅兰雅的母国英国，傅兰雅发起这次征文活动，恐怕未曾想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在篇中，认为英国贩卖鸦片是合理的艾德普又向莫人俊推荐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这时两人的对话颇值得一录：

得普道：“祸乱之事，西国从前亦时有之。自改立民主之后，君民从此相安，百姓似可永免兵革之祸矣。”人俊道：“改立民主之事，中国一时恐办不到。惟闻西国国中皆设有上下议政院，国内诸事，皆须议院议准，然后施行。此最可以通上下之情，而达君民之隐。此事中国似亟宜仿行。”

最后，全盘接受该主张的作者在篇末又再次强调：“予谓中国现今之亟务，当以开设议院为首。”其理由是“开设议院之后，然后上下之情通，君民之体合，乃可徐议改革诸事矣”。所谓“开设议院”，这也是主张效法英国，众多来稿提出的种种革除三弊的方案中，惟有此篇明确提出了改变政体的意见，不过作者自己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已触及到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

广东长乐巴色会的钟清源也认为，中国要革除鸦片之弊害，就须得英国禁贩鸦片。他的《梦治三瘫小说》载于第十册，其篇末写道：

惟印烟尚有贩运至各海口者，天民恐终易诱民，乃疏奏圣上，请英国禁止。圣上喜允，即命天民为正钦使，新猷为副使，往英国议禁印烟。船至伦敦京，见礼拜堂林立，一礼拜堂适敲晨钟，崇拜上帝，不觉猛醒，始知身在长乐本教堂床上，所经诸情，原是一场空梦，其钟声即本教堂晨钟，集人崇拜上帝者。乃起整衣靧面，入礼拜堂崇拜上帝。回坐静房，寻思前梦，犹历历可记，觉虽是梦，亦得一酬平生空愿。恨未曾见其究竟，英国能否俯从禁烟之议？

让皇上派出钦差去英国谈判禁烟事，这纯属幻想，而要英国放弃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意禁烟，作者自己也感到是不可能事。他看清了鸦片成为中国一大弊害的症结之一，却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只好设一梦境加以描写。这篇作品与前所述的《游亚记》都不能算是小说，它们未获奖是情理中事；如果这两篇都写成道地的小说，不知身为英国传教士的傅兰雅可会让它们得奖？

钟清源构思的由皇上派钦差赴英谈判一节，表明了他是将革除三害的希望寄托于皇上或朝廷，这实际上也是许多来稿的共同主张。在他们看来，只要皇上颁布一道圣旨，晓谕全国，三害便可立马革除。而且，若无皇上出面，那么种种革除三害的妙法，也都只是纸上谈兵，即所谓“欲除三害，一举而三善皆得者，惟我皇上而已”。“桃源徒子”接连写了十五则文言小说，取名为《法戒录》寄给傅兰雅，他在篇末的《跋》中将这层意思表述得更清楚：

此惟有权者能之耳。假使当路诸公，整躬率物，推己及人，酌乎时势之宜，定为矩护之准，奏之朝廷，以遍布于天下，则上行下效，又何患陋俗之难革哉？

他希望朝廷动用国家机器，以强制手段革除三害。如禁烟，就下令“不取土税，不准商贩，不许种莺（罂）粟，不准开烟馆”；禁时文，则是“不以时文取士，不以时文课读。凡清明传世之稿，均收之以付一炬”，选拔人才改考各种实学，并恢复汉魏时的“举孝廉方正”之法；禁缠足也是“明申禁令，劝谕天下”，他甚至还别出心裁地建议“皇宫之嫔妃倡于前，官府之妻女效于后”，这样百姓们“万无不遵之理”，若再有不从者，则坚决“惩戒”。

应征者都能历数鸦片、时文与缠足的弊害，但写到革除之法时，许多人流露的意思便是“伏乞皇上圣鉴施行”。不过教徒们寄希望于皇上时，并没有忘记他们还有个主宰是上帝，甚至是将上帝置于更重要的地位。因此，有求于皇上，为的借助他的皇权，“设法使教会兴旺”，从而保证“这一切弊病自能扫除”。有的教徒既歌颂“皇恩浩荡”，同时又说“全备赞美，荣归上主”，努力设法调和皇上与耶稣的关系，这也许是当时中国所有教徒都面临的问题。有位教徒还特地作了这样一番论述：

仆以为英国之事，自下而上，则权属于下；中华之风，自上而下，则权操于上。欲革中华之弊，仍借君上之权，济以耶苏（稣）之道，其庶几乎？

论及皇上与耶稣的关系，这位作者由此又想到了中国与英国的关系，他希望皇上“尚论古制，自议新法，并无受制英国之事。庶两国之猜嫌不起，三事之大害易除”。这位教徒隐隐约约地觉察到，倘若中国与英国的关系处理不好，革除三害之事，实行起来可能还会有麻烦，这恐怕也是想到鸦片是英国人贩来的缘故吧。不过，他又乐观地认为，只要皇上下旨，问题终究可以解决：“请我皇上敕令各省府县，速挂牌谕，俾党庠州序，咸知三事之害，立即革除，不革者以抗命论。”

在中国的封建时代，臣民们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皇上或朝廷，这是很自然的想法，他们以为只要皇上颁发一道诏书，那么一切弊害都会被迅速革除。三年后，康有为奏请光绪帝下诏变法，沿袭的就是这条思路，而这种简单而天真的盘算，很快被无情的现实打得粉碎。这意味着那些应征者设想的种种方案，实际上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谈。不过在众多来稿中，杨味西的作品表现了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他描写一位“陈善人”热心于革除三害，最后他将自己的经验作了总结，希望能由朝廷出面，在全国推广。经过一番周折，他终于能上朝面见圣上，呈上自己的奏章，可是结果呢？

陈善人将除害救弊表章呈上退班，仍回客寓，惟望皇上允许，便是天下的大幸。探闻得表章已录，陈善人在客寓里心肠极热，静候消息。乃过了五六日，竟无消息。陈善人只得仍在客寓俟候，眼都望穿了。过了一月有余，仍是寂寂无闻。陈善人心里思想，若是朝廷允许，那三大害就可以除了，百姓免得苦难，国家又可以富强，关系甚重大，只得仍在客寓里俟候，但不知俟候到何日何时，方才可以有信息呢。

很显然，作者的意思是说皇上与朝廷大臣们对此并无兴趣，这或许是他在现实生活中领悟到的心得，也可视为他对革除三害前景的展望。

第三节 傅兰雅征集小说活动的意义

就征集小说而言，仅三分之二来稿非小说这一点，就已很难宣称这次征文活动的成功。所得非所望，而究其原因，傅兰雅本人得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那则启事只是说“撰著新趣小说”，又说“立案演说”，他不清楚“小说”在当时仍是较混杂的一个概念，不同的人对“小说”体裁属性的理解互异。庄子的“饰小说以干县令”、桓谭的“残丛小语”、《汉书·艺文志》的“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以及清乾隆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小说归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与“缀缉琐语”三类的说法，其时在人们心中都甚有影响，那些应征者也不例外。山东济南府长山县的优廪膳生李凤祺，在给傅兰雅的信中就表示了自己的疑惑：

其难小说体例不一。其上者如《琵琶记》、《绿牡丹》、东坡《艺林杂志》、渔洋《池北偶谈》、《西域闻见录》、《滦阳消夏录》、《如是我闻》、《姑妄言之》、《红楼梦》、《聊斋志异》以及各种衍义，皆可以小说名之。其下者则《义侠传》、《响马传》、《史公案》、《刘公案》、《包公案》以及《千里驹》。各种带唱词者，笔墨虽卑，摹抚却难。其显以小说命名者，惟索隐小说、愈愚小说三（二？）门；同状小说，近今惟洪逆建都小说。此外别无多见，然未必妇孺易知易晓。

李凤祺开列的作品中，有通俗小说，有文言小说，但也有戏曲、杂录，而所谓“各种带唱词者”，恐怕将鼓词、道情、评弹之类全都归入了小说，在今人视之，概念颇为杂乱，但却符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小说的定义，这也是当时许多人对小说的看法。山东即墨的董文训论及他看过的小说时则云：“《三国》、《聊斋》、《今古奇观》、《西厢》、《西游》、《水湖（浒）》等等，固能开人心胸，长人智识，却非能移世俗，去恶行，亦要皆古之才子以文词见长，博学邀名耳。次如那些《桃花庵》、《金钗记》，取文词无文词，要诗书无诗书，以及那些淫词小调、唱本等等，尤为如此。人览之，非直不增人智慧，长人德行，且令人败德丧行，并于国有害无益。”他对小说体裁的理解，与李凤祺完全一样。傅兰雅显然是以西方人的定义来理解小说的含义，而且并不清楚其时中国人观念中的“小说”，竟会是许多文学体裁纠缠在一起。他在启事中只是笼统地说征集“小说”，这就难怪收到的来稿中大部分不是他所想要的作品。在这一类作品中，又有相当大一部分只热衷于宣扬基督教义，这其实也是傅兰雅自己造成的，前所述他在刊于英文《教务杂志》上刊载的“有奖中文小说”的广告中，就明确地表示要征集的是“真正有趣和有价值的、文理通顺易懂的、用基督教语气而不是单单用伦理语气写作的小说”。那些教徒未必会去看英文杂志，但向他们布置作业的传教士们肯定是在明确地贯彻这一精神。

急于求成也是征集小说不顺利的重要原因。傅兰雅是五月初刊载启事，七月底截稿，一共三个月的时间。由于几乎是命题作文，应征者一般不会有现存的稿件或半成品，他们必须是从构思开始现作，三个月的时间实难写出较像样的小说。如有的学者曾将“饮霞居士编次，西泠散人校订”的《熙朝快史》当作受傅兰雅征文影响而创作的实例，其实此书实为朱正初应征稿《新趣小说》的修改本，这篇八回的小说在获奖名单中与“如皋醒世人”的《醒世新书》并列第十二名。此篇后来又经过约半年的修改，才另以《熙朝快史》为名由香港起新山庄出版。该书前八回承袭《新趣小说》，但回目与内容都作了不少修改，其后又增写四回，才成了较完整的可出版的作品。同样被当作受傅兰雅征文影响而创作的实例是“绿意轩主人（詹熙）”的《花柳深情传》，这篇作品其实也很可能是应征稿。作者声称得知傅兰雅征文的消息后，在两个星期中就完成了这部八万字三十二回的作品，两年后出版时，据说只是作了些“于前后文略为补缀”的修改，这种说法很不可信，多为作者的自夸。在关注写作的时间因素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一百多年前信息传递十分不便，应征者又散布于全国各地，他们多不能及时获知征稿一事。不少应征者在给傅兰雅的信中都指出这一点。如李凤祺得知征文消息是“后五月间”，赖作枬是“闰夏中浣”，张德祥则是“岁在乙未，后五月丁巳”，即闰五月十七日，他们几乎都是在闰五月中旬，即一个半月后才知道远在上海的傅兰雅举办了这次活动。董文训虽是“在前五月底见报”得知消息，但“因至放伏学考书，未得功夫作”，直到闰五月十六日放假才开始动笔。不管他们何时开始写作，七月底截稿的大限不能逾越，鉴于当时的邮政通信情况，都至迟须得七月中旬完成，然后辗转托人，将作品寄往上海。广东长乐钟清源的《梦治三瘫小说》，卷封的题署便是“长乐教堂七月初二付”，而有些稿件在六月下旬即已送出。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作品扉页上看到“急交莫误是幸。中七月底满期”，以及“随到随送，请勿迟滞”之类的嘱托就不以为奇了。时间紧迫，应征者无法从容构思与写作，下笔匆匆，作品之粗率便在难免。正如“青莲后人”所言，“是篇匆促成书，未遑细绎。其中起伏照应，以及前后篇法，自知多失枝脱节之处”。李凤祺也埋怨“惟限期太迫，不能详酌去留”，按他最初的构思，“至少亦须五六十回，方能畅叙明白”，现在只能采取节缩的办法，即“今仍将原定主意，逐节点到，撙为三十回。先将写就几回托为奉上。总以七月底为度，先交仲牧师处，不敢逾限”。明知构思与写作需要时间，也明知当时中国消息传播与邮政通信并非四通八达，傅兰雅为何只给应征者们这么一点时间？有人曾认为，傅兰雅在自己即将赴美任教的情况下，匆忙举办这次征文活动有搜集教学资料的私人目的，此推测或不无道理，或也可认为他是想通过这次活动增加自己任伯克莱大学教职的筹码。总之，此当是赴美任教的准备之一。行期在即，傅兰雅无法将征文的截稿期限再往后宽限，于是就苦了那些不明就里的应征者，而傅兰雅所能收到的，也只可能是一大堆无法让他满意的稿件。

在《申报》上刊载《时新小说出案》时不作任何评价，征文在英文《教务杂志》上宣布征文活动圆满成功，在《万国公报》上公布得奖者名单时对应征作品提出了一连串批评，那么，对这次“求著时新小说”活动究竟应如何评价？对此，我们似应从不同的层面分别评判。就所期望产生的社会影响，或就发动教会组织来稿的效果而言，傅兰雅可以认为在这两方面都已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可是他征集的毕竟是小说，从最后收到的众多稿件的质量来看，傅兰雅是很难流露出满意的笑容。只是笼统地宣称征集“小说”，却不知当时中国人们对“小说”概念理解的杂乱；规定的紧迫期限，使得应征者只能匆匆完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教会组织那些热衷于赞美上帝的教徒们应征，这三条已先天地决定了征集“时新小说”难以成功。

至于来稿中可视为小说的作品，它们不论得奖与否，其实与当时行世的作品一样，都属于中国传统小说的模式，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没展现出什么新的元素，所不同的是，这些作品显示出的写作能力与技巧更为木讷笨拙，谋篇布局是在按鸦片、时文与缠足三块呆板地拼凑，行笔粗率乃至粗俗，言语稚嫩，甚至是似通不通。若要说这些作品“激发了晚清小说变革的端绪”，“促成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萌芽”与“拉开了晚清新小说创作的序幕”，恐怕很难令人信服，作出这些判断时也并无具体的资料为支撑。而且，这批作品当时并没有发表，它们随即被傅兰雅带至美国，直到2011年结集为《清末时新小说集》出版后，人们才得以一见。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到宣统三年（1911），征文活动之后的创作小说者都无缘读到这批来稿，它们又有何神通去影响近代小说的发展？

如果仅只就傅兰雅征文活动本身而言，给予很高历史地位的评价是否就合适了呢？细观傅兰雅的征文启事，不难发现他涉及文学的论述并无新意。早有人指出，该启事一开始所说的“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类似的观点在明清两代常有人提起，傅兰雅只是在承袭已有的说法而已。至于定下主旨征文的方式，同样也并非傅兰雅的新发明。清康熙间，江苏巡抚汤斌就曾在一则禁毁淫秽小说的告示中这样写道：

若曰古书深奥，难以通俗，或请老成纯谨之士，选取古今忠孝廉节、敦仁尚让实事，善恶感应，懍懍可畏者，编为醒世训俗之书，既可化导愚蒙，亦足检点身心，在所不禁。

汤斌也是定下主旨请大家写小说，只不过他所定的主旨是“忠孝廉节、敦仁尚让”。其目的是“醒世训俗”，亦即傅兰雅所说的“变易风俗”，而为了能起“化导愚蒙”的作用，他也要求作品通俗。在这几个方面相对照，傅兰雅的《求著时新小说启》与二百年前汤斌的告示在文学上的意义并无实质上的差异，而且以往也并非只有汤斌一人有这样的主张。

这里还须指出，傅兰雅将鸦片、时文与缠足判为“今中华积弊最重大者”，而且“若不设法更改，终非富强之兆”。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此判断与当时中国的实情不符，而他的着意宣传，则是对大众的误导。当时阻碍中国走向“富强”的两大关键，在外是列强的侵略，它们力图将中国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在内则是满清政府的腐败统治。这两者不除，不仅“终非富强之兆”，而且中国还必将一步步走向沉沦的深渊。身为英国的传教士，又荣膺满清政府三品文官的头衔，身份与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去涉及这两条。即使就傅兰雅所说的鸦片、时文与缠足而言，它们确是社会的弊害，但“康乾盛世”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此时时文与缠足的现象即已存在，显然并非是妨碍富强的根本原因。至于鸦片，这恰恰是傅兰雅的母国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输入，中英之间的两次战争也都是以“鸦片”而命名。当然，如果撇开这些不论，那么应该承认，傅兰雅在启事中明确针对鸦片、时文与缠足，要求大家写小说“合显此三事之大害，并祛各弊之妙法”，这做法还确实是有一定的新意。

傅兰雅以“时新小说”为题发起征文活动，如此称呼自己要征集的作品自有其道理，他所突出的“时新”一词，是“眼前正在发生”之意，来稿中的小说故事取材于写作者眼前发生之事，即所谓“述取近今易有之事”，但其形式与内容上都与传统小说无异，证明征文者与应征者对“时新”一词的理解完全一致。“时新小说”与后来的“新小说”含义迥然不同，但由于它们只相差一字，便导致了一些研究者将两者相联系甚至作出前者影响后者的误判。“新小说”是梁启超提出的概念，其定义为“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厉其爱国精神”，他所创办的小说专刊《新小说》即以此为名。在该刊创刊号之首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里，梁启超又明确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创刊号所载之《洪水祸》、《东欧女豪杰》与《新中国未来记》诸篇新小说，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与传统小说迥然不同，而其主旨，又都不离政治。梁启超提出“新小说”之概念并创办《新小说》，有其明确的思想为指导：传统小说是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但小说经改良后，可“新民”，可“改良群治”，可成为服务于政治的利器。他希望“新小说”在从国家政体到社会风俗等全方位改良中发挥作用，而要承担此重任，小说也要作全面改良。傅兰雅的征文则是只针对三个特定的社会弊病，丝毫没有改良小说的设想，故而来稿中的小说类也一律是历来的传统形态。由此可见，梁启超主张的“新小说”与傅兰雅所说的“时新小说”，无论是内容、形式还是意义都很难寻觅有何交集。若要寻找两者的相类之处，那么在过于强调创作须为社会服务的功能，以及概念先行与命意创作方面，它们倒有着某种的一致性，但这种小说发展过程中的消极因素，是中国“教化为先”传统的体现，并非是“新小说”对“时新小说”的承袭。

甲午战败与庚子国变之后，《马关条约》与《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一步步走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其间力图救亡的戊戌变法又失败了。“新小说”正是这一连串强刺激的产物，它的出现以必要的历史条件为前提。当然，“小说界革命”之思想与实践也有其渊源，但那是严复、夏曾佑《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等论述，以及《时务报》、《清议报》与《杭州白话报》等报刊的尝试，正是依靠它们的直接铺垫与烘托，才可能产生“新小说”的概念以及相关的理论和创作实践。这些是“小说界革命”的预前准备，若与此相较，傅兰雅“时新小说”征文活动的指导思想或所要求的形式、内容，其实并不在一个范畴之内。

若要明确傅兰雅征文在近代小说史上的地位，我们还须将它置于当时的小说环境中作考察。在光绪元年（1875）到光绪二十年（1894）的这段时间里，报载小说还相当少，主要是《沪报》（后曾改名为《字林沪报》）连载《野叟曝言》、《七侠五义》等作品，均为传统小说。就小说单行本而论，文言小说一仍以往之传统与风格，至于通俗小说，这二十年出版的作品主要集中于三个流派。一是狭邪小说，如有《青楼梦》、《风月梦》、《花月痕》、《海上花列传》等。二是侠义公案小说，如有《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武则天四大奇案》、《彭公案》、《施公案后传》等。三是讲史演义，如有《左文襄公征西演义》、《前明正德白牡丹传》、《永庆升平前传》、《永庆升平后传》、《圣朝鼎盛万年清》等。这些作品情节较曲折，且多为人们习惯的套路，颇能满足读者的娱乐需求，但远离现实的社会生活，却是它们共同的特点。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使小说创作格局开始出现变化，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特别是台湾的割让，更是强烈的刺激。此时创作的形式虽与传统小说无异，其内容却开始直接关注现实，更甚者内容已与时代相平行。《刘大将军平倭战记》与《台战演义》出版于台湾军民顽强抵抗日军侵略之时，它们都还在书首列台湾山海全图，激发人们痛失宝岛的悲愤，而《台湾巾帼英雄传初集》描写台湾军民抗御日寇战事时，尤渲染巾帼英雄的风采。当时清廷的官方立场是禁止沿海诸省接济台湾军民，也不愿意世人知道那儿的事态变化。于是这些作品又打破了新闻封锁，同时也是对艰苦奋战的台湾军民的声援。全面反映甲午中日战争过程的《中东大战演义》问世略迟，但它将清廷官吏昏庸无能、冒功吞饷、贪生怕死的种种丑态悉数道来，这些也是统治者竭力遮盖的。迅速反映重大政治事件的时事小说只出现于阶级或民族矛盾都已白炽化的明清鼎革时与清亡前夕，正是社会的剧烈动荡刺激了创作，刺激了读者的关注，而这些事件发展过程的曲折复杂，人物命运的万千变化，即使是照样写来，也都是生动的、颇具可读性的作品。

国家危难趋于深重，小说创作相应地开始倾向于社会现实与政治事件，傅兰雅征文活动就发生于这样的环境之中。此时傅兰雅已意识到甲午中日战争的战败，使中国的政局与思潮开始发生变化。就在他于《申报》刊载《求著时新小说启》的前三天，即1895年5月22日，他给美国加州大学校长凯洛格的信中写道：“最近的中日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时局，这使我在中国政府里的职位比过去更牢靠。在中国的上层阶级中已经出现了强烈追求西方知识的潮流”。若再作具体的时间比较，可以发现《马关条约》签订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它立即在中国国内激发极大的愤怒的反响，而傅兰雅的《求著时新小说启》首载于上海《申报》的时间是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二日（1895年5月25日），两者相差仅一个月。在当时的小说界，对中日战争的反应可以说是立时显现，描写台湾战事的小说以及《中东大战演义》等作品的相继问世，表明矛盾日趋尖锐的社会现实与政治事件促使人们就此而创作，而且抨击列强凌辱与政府腐败逐渐成为作品的重点内容。可是同时发生的傅兰雅征文活动，却是要求人们将创作的焦点转移至鸦片、时文与缠足。这些固然是亟应革除的弊害，却不是当时社会问题解决的关键所在。我们并无意苛责傅兰雅，批评他有意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与兴奋点，但事实上他规定主题的征文活动，所起的客观效果确是如此。获奖之第二名詹万云就曾写道：“（中国）国日以困，民日以贫，人才日以不振，以视他国之骎骎之富强、日盛月新者，不可同日而语矣”，使中国落到这步田地的原因，就在于傅兰雅所指出鸦片、时文与缠足，只要革除这三弊害，“中国从此可转弱为强，变贫为富”。他认为使中国人意识到这一点功莫大焉，因而又称颂“是皆傅君嘉惠我国之厚意也”。有的作者受其影响，还煞费苦心地回避列强侵略中国的事实，如李钟生的《五更钟》提及鸦片输入中国时，只提产地印度，而只字不提英国的武力侵略，而第二回写到“林总督遭谗到西域”，作者编造出“其时新疆伊犁一带兵变”，奸臣上奏“非林某不能镇压”，于是林则徐被调往新疆。英国为强行向中国输入鸦片而发动侵略战争一事，竟被抹得无影无踪。鸦片之罪恶与英国的关系遭彻底切割，而傅兰雅将这篇稿件定为获奖第三名之作。

傅兰雅的征文活动以及那一百五十篇文稿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们的文献意义。对傅兰雅关于这次征文的各种叙述和那些文稿的内容作辨析梳理后，我们可从一个方面了解到外国传教士的思想和活动、各地教会组织的运转、教徒们的心态、社会中下层人们对国家现状与前途的思索，以及他们对文学的理解等等，这些都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若仅就文学而言，与光绪二十一年（1895）及其稍后的小说创作状况作对照，看不到傅兰雅征文活动对它有何影响，而考察自此以后小说创作发展的走向，可发现它对傅兰雅的活动与设想也是毫不理会，而是按自己的规律继续前行。不过，傅兰雅的征文活动仍有其积极意义，因为它毕竟含有顺应小说创作应向社会现实倾斜的时代要求的成分，或者说，傅兰雅及应征者所代表的社会群体活动，可以看作是要求小说创作向社会现实倾斜的时代呼声以一种特殊形式的体现。这是傅兰雅征文活动的文学意义之所在，同时也应是它在近代小说史上定位的依据。

1. 抽丝主人：《续集〈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出售》，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1898年9月5日）《采风报》。

1. ［美］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版。

1. ［美］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版。

1. 周欣平：《〈清末时新小说集〉序》，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寓沪远客：《〈有图求说〉出售》，光绪三年十月十七日（1877年11月21日）《申报》。

1. 宋永泉《启蒙志要》称：“兹逢英国傅公兰雅于《万国公报》、闽省《会报》大示，欲请中华人士愿本国兴盛者，撰著新趣小说云云”。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此段译文据周欣平《〈清末时新小说集〉序》，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此段译文据周欣平《〈清末时新小说集〉序》，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此段译文据周欣平《〈清末时新小说集〉序》，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宋永泉：《启蒙志要》，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李凤祺：《无名小说》所附信函，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赖作枬：《时新小说》篇首语，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古恩纶：《中国宜力除鸦片、时文、缠足三大害以觇富强之兆说》篇首语，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祝鉴堂：《论鸦片烟、论时文、论裹足》所附信函，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张德祥：《鸭（鸦）片、时文、缠足》篇首语，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毛芝生：《戒鸦片时文缠足小说》，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寄耕子：《寄耕闲论序》，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李景山：《道德除害传》，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格致散人：《启达观道人闲游记》，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瘦梅词人：《甫里消夏记》，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停云馆主：《戒烟文》篇前短简，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望国新：《时新小说》第四十回“富强之基在斯教，得明救道毕生从”，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胡晋修：《时新小说》，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李景山：《道德除害传》，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魏开基：《〈悟光传〉序》，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无名氏：《时新小说》，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王连科：《时新小说》，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张佃书：《无名小说》，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陈效新：《时新小说》，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曹东阳：《回原纯古传》，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东海逸人：《警世奇观》，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赵理斋：《鸦片时文缠足小说》，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董文训：《崂山实录》，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沈桂香：《时新小说》，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赖作枬：《时新小说》篇首语，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李凤祺：《无名小说》，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傅绍中：《〈除鸦片要论、时文略论、戒缠足浅说〉序》，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醒悟子：《无题》，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李星舫：《〈时新小说〉序》，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桃源徒子：《〈法戒录〉序》，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古恩纶：《中国宜力除鸦片、时文、缠足三大害以觇富强之兆说》，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汤鸾翔：《鸦片时文缠足小说》，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赵荣林：《鸦片时文缠足小说》，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停云馆主：《戒烟文》篇前短简，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退思堂主人：《今燕虐其民》篇前短简，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汤纯：《鸦片时文缠足小说》，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侯中识：《鸦片烟流毒问答、缠足致害问答、时文踵弊问答》，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陈之珊：《除弊兴利中国说》，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魏开基：《悟光传》，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周务三：《鸦片时文缠足小说》，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该册所载孝感县福音会堂赵禹臣、秦诚意、毛芝生、赵齐贤的四篇来稿，都表示了同样的意思。

1. 林文玉：《四子讲弊新说》，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罗懋兴：《石琇全传》，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汪可人：《时新小说》，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谭尧堦：《无题》，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古恩纶：《中国宜力除鸦片、时文、缠足三大害以觇富强之兆说》，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李凤祺：《无名小说》，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郭子符：《驱魔传》，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沈立喆：《时新小说》，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杨培之：《鸦片、缠足、时文》，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杨抡杰：《时新小说》，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邓维新：《无题》，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林芳田：《无题》，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赵地倜傥非常生”的《瓢賸新谈》第二十二回“谈往事出使欧洲，议禁烟返轮英国”也提出同样设想。作者虚构了英国女王亲临上、下议会，会议三次后作出严禁将鸦片输入中国的决议。后来英国烟商企图暗杀中国使臣，结果被中国侠客用“奇门遁甲”制服。

1. 梁国勋：《鸦片缠脚文章》，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桃源徒子：《〈法戒录〉跋》，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汪可人：《时新小说》，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郭子符：《驱魔传》，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万国和：《鸦片论、时文论、缠足论》，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杨培之：《鸦片、缠足、时文》，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杨味西：《时新小说》，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李凤祺：《致傅兰雅的信》，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董文训：《〈崂山实录〉自序》，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绿意轩主人（詹熙）《〈花柳深情传〉自序》云，在得知傅兰雅征文事后，他“遂于二礼拜中，成此一书”，其子在旁“逐日抄录”。如此赶时间，显是为了应征，且苏州与上海近在咫尺，比其他应征者方便得多。然而《自序》未提及应征事，或是因故稿未寄出，或是已应征，恰属162篇中已佚作品。《自序》排出时间表，一再说明自己“未遑改削”，此书“藏诸行箧者三年”，只是后来出版时作了些“于前后文略为补缀”的修改。如此强调，是为了证明“予作是书，窃谓开风气之先”，然叙述间几处破绽，二礼拜成书之说甚可疑。

1. 李凤祺：《致傅兰雅的信》，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赖作枬：《时新小说》，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张德祥：《鸭（鸦）片、时文、缠足》，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董文训：《致傅兰雅的信》，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钟清源：《梦治三瘫小说》卷封题署，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十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李景山：《道德除害传》扉页题词，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青莲后人：《扪虱偶谈》信封识语，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青莲后人：《〈扪虱偶谈〉例言》，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李凤祺：《致傅兰雅的信》，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许军：《傅兰雅小说征文目的考》，《山西师大学报》2012年第1期。

1. 汤斌：《汤子遗书》卷九“苏松告谕”，转引自王晓传（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1. 汪可人：《撰著时新小说序》，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1902年8月18日）《新民丛报》第十四号。

1. 此段译文据周欣平《〈清末时新小说集〉序》，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1. 詹万云：《〈澹轩闲话〉自序》，载《清末时新小说集》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