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写作

挫折和不幸，是天才的晋身之阶、信徒的洗礼之水、能者的无价之宝、弱者的无底之渊。

——巴尔扎克

第一间工作室

到了巴黎后，巴尔扎克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找到了那条几乎是全巴黎最脏、最乱、最破旧的房子。他自己的住处就在这座房子顶层的阁楼上。

巴尔扎克小心翼翼地拎着行李，走在又窄又破的楼梯上，这里的光线暗得很，到处弥漫着霉臭的气味。爬到顶楼后，巴尔扎克看见一扇已经损坏了的，由几块木板草草钉起来的房门，这就是自己的工作室了。

打开门，巴尔扎克在黑暗中摸索着，进到了这间低矮昏暗的阁楼里。

“上帝啊！”虽然出门的时候，他已经猜到母亲不会为自己租什么像样的房子，但是眼前的景象还是足够令这个军需官的儿子为之感慨。

巴尔扎克注视着眼前的这个小屋，这显然是一个冬天寒冷夏天燥热的屋子，不足10平方米的样子，四壁徒然，斑斑驳驳，屋顶低得好像就要撞到自己的头，到处都是灰尘。

还好有一扇沿街开着的窗户，虽然这窗户是那样的狭窄，但是从这里却可以俯瞰到巴黎穷人区一片片灰暗的屋顶。

尽管面前的景象如此破败不堪，这个年轻人还是一下子接受了这个小格子间，终于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艰苦算得了什么呢，“我一定会成功的”！这样劝慰着自己，巴尔扎克感到干劲十足。

巴尔扎克很清楚母亲的意图，故意把他打发到这个牢房似的小房子里，其实就是想让自己知难而退，重新回到律师事务所去，过他们安排好的生活。那她可是太不了解自己这个倔犟的儿子了，这可是一个坚定执著的年轻人啊！

如今，莱斯堤尼尔街9号的房子已经是踪影全无了，人们不能亲眼见证这个伟大作家第一间工作室的凄凉和破旧，还是多少有点可惜。

第二天，巴尔扎克从家里带来一些工具，开始维修这个将要生活两年的阁楼。他加了几块木板把门窗重新钉过，又裱糊了斑驳的墙壁，修缮了屋顶的瓦片，并且打扫了卫生。通过和母亲协商，巴尔扎克从家里的杂物间搬来一张又硬又平的硬板床，一张覆盖着破旧皮革的小橡木桌子，两把旧椅子。本来，他还想租一架小钢琴来着，但却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

过了几天，由于缺少生活用品，巴尔扎克只好写信给家里“乞讨”。后来，他还有幸弄到一件雕刻和一面镀金的方镜，像模像样地装点了自己的陋室。

从此，这个青年人就蛰居在了这间简陋的破屋里，成了这里的一名隐士。开始了他的僧院式独居生活，既是自己的主人，又是自己的仆人，精打细算地使用着每月父母供给的120法郎。

他每天3个苏的面包，2个苏的牛奶，3个苏的猪肉就能使他不致饿死，并能使他的精神状态保持分外的清醒。

在巴尔扎克的《驴皮记》中，他以自己的生活为参照写下了这些话：

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阁楼更令人讨厌的了，墙壁又脏又黄，一股穷酸气，房顶倾斜，几乎碰到了地板，从松散的瓦片间可以看到天空。

我每天在住处上要花掉3个苏，在夜间用的灯油上又要花掉另外3个苏。我自己收拾房间，我穿的是法兰绒衬衫，因为我付不起一天2个苏的洗衣费。

每天早晨我从圣米歇尔广场的喷泉把水打来，就是在这种贫困和蛰居的方式中，我度过了那修道院式的孤独生活的头10个月。我自己既是主人，又是仆人。我以无法形容的热情，过着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

冬天的时候，这破楼顶房的寒冷是可想而知的，可是他一天只用2个苏去买煤，比灯油钱还少。在他看来，工作是比生活更重要的。在冷得实在是不能忍耐的时候，他就几天不下床，坐在被窝里工作。

在惊人的寒冷和疲劳中，他不敢休息片刻。虽然营养匿乏，他不敢多花一文钱为自己买一点吃食。当每个苏从他的手中花出去的时候，他都得在手中反复摆弄半天，掂量着它的价值，看这一个苏用得值不值。

巴黎的夜晚在这个季节降临得很早，下午15时巴尔扎克就不得不将油灯点亮，漫漫长夜，陪伴他的只有那寒冷的孤灯，但年轻人的热血温暖了阁楼中的空气，那痛苦的夜也就变成了以后甜蜜的回忆。

从那时起，巴尔扎克就爱上了夜的气息，天空、大地、人群、都市都在沉睡，而缪斯诗神降临在他的眉梢、笔尖，撩动他的心思，润湿他的笔尖。是的，唯有她，这可爱的诗神，不论贫穷或富贵，从没有抛弃他，始终爱他，伴随在他身旁。

此时，若从物质条件来看，巴尔扎克过得的确十分艰苦。但是，从精神方面来说，他却又无比的富有，他拥有了20多年来所一直追求的自由。

这个年轻人节衣缩食，过着如此清苦的生活却毫不在乎，在很多人眼里觉得不可思议，而他的意念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一定要成功。正像《驴皮记》中所写的：

一个预感到有美好前途的人，当他在艰苦的人生大道上前进时，就像一个无辜的囚徒走向刑场，一点也不用羞愧。

这简陋的生活条件，让他获得了如此巨大的精神满足，这也许是他的母亲所始料未及的。

开始的时候，巴尔扎克心猿意马、举棋不定：他尝试过悲剧，又起草过文学评论，又试着写一些诗歌，却总是才开了一个头，就写不下去了。

他整理了从前写过的文字，那些东西现在看来书写得太简略潦草了，还有的东西，自己浏览了一下题目后，也不禁笑出声来。很显然那些“关于灵魂不朽的笔记”、“关于宗教的笔记”等，与文学创作根本不搭边。

他想到顺着布尔东大马路一直向前走就是图书馆，“对呀！为什么不到那里去寻找点题材呢”？于是，他又成了那家图书馆的常客。

日子一天天过去，巴尔扎克孜孜不倦、按部就班地练习着自己的文笔，在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些想法。巴尔扎克发现，这些并不舒适优雅的环境，如果换个视角来看，原来有着许多别致的美丽。

他以愉悦的心情欣赏着他的楼顶小屋，这是他的住所，是他的空间。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房间里那个窄小的窗口是巴尔扎克与外界相通的孔道。从这里，他能放眼远眺。

他看到的是一片屋顶的海洋，它们色彩斑斓，有深棕、暗灰、紫红、墨绿。那高低错落的屋脊，是这海洋中涌起的层层波浪。

有时，在某个屋顶花园的花丛中，他可以看见一个老妇的清晰和佝偻的轮廓，她正在旱金莲上浇着水；运气好的时候，他还能看到一个俏丽的姑娘，她正在一个顶楼上梳妆。

更多的时候，这位作家是凝视屋顶落水槽中那些朝生暮死的植物，思考生命的意义；或者凝视着被一阵疾风吹到高处的可怜的杂草，悟出一些哲理；或者望着墙壁缝隙里长出的鲜绿苔藓和一堵山墙上爬满的生机勃勃的常青藤，享受舒适的心情。

在这间囚室里，作家研究起那些苔藓和雨后它们生气勃勃的颜色，它们被太阳一晒，就变成了干巴巴的丝绒，在古怪的明暗中显得有些棕褐。秋天一到，这些绿叶又会变成美丽的、火焰一般的秋香色。

巴尔扎克终日蛰居在小阁楼里，他把它称作牢房，并说他爱他的牢房，它是他自愿坐的监狱。有了从事创作的简陋设备，巴尔扎克就心满意足了，何况有时他的想象力把他带走得很远，这些环境在他眼里似乎已不是真实的存在。在《驴皮记》里他曾经写道：

我记得有时候曾经心情舒畅地把面包蘸着牛奶吃，独个儿挨着窗子呼吸新鲜空气，浏览由棕色、灰色、红色的屋顶构成的景色，这些屋顶由白石板或瓦片铺成，上面长满黄色和绿色的苔藓。如果说开始时候，我感到这景色有点单调，不久我便发现这里有不少奇特的美。

有时候，在晚上，从关不严的百叶窗投射出一道道光线，使得这个奇异国度里的一片漆黑产生了色调的变化而活跃起来。有时，苍白的街灯，透过雾露反射出淡黄的亮光，在街道上形成无数微弱的光波，使这一片鳞次栉比的屋顶，看上去像泛起不动的波浪的海洋。

总之，有时候，在这个阴郁的荒漠里，偶尔也出现一些人物的形象：在某个空中花园的花朵中间，我曾看到一个正给金莲花浇水的高颧骨、钩鼻子老妇的侧面，或者我透过一个窗框已腐朽的天窗，看见有位少女在梳妆，她自以为只有她一人，实际上我也只能看见她漂亮的前额和用一只美丽的手臂托起的长发。我欣赏一些短命的野生植物，这是不久就要被一场大雨冲走的可怜的野草！

我也研究长在屋顶上的苔藓，发现它们的颜色会因下雨而更加鲜艳，在炎热的太阳光下却干燥得像一片棕色的天鹅绒，反射出变幻无常的色彩。总之，这些白天的瞬息即逝的诗意印象，雾霭的哀愁情调，阳光的突然照耀，黑夜的静寂和幻感，朝霞的神秘，每个烟囱飘起的轻烟，这个神奇的自然界的一切偶然事态，对我来说，都已经很熟悉，给我带来乐趣。

这个由无数平坦的屋顶构成的巴黎的荒原，它的下面却掩盖着一座人间地狱，这对我的心灵倒还合适，而且和我的思想也还协调。科学的沉思曾经把我们引导到天上，当我们从高空下降尘寰，突然再看到这个人世的时候，实在令人感受到厌倦；于是我便完全体会到了修道院淳朴生活的妙趣。

总之，在孤独生活中所发生的很少引起世人关注的那些琐屑事儿，却是巴尔扎克的巨大安慰，能引起他无限的遐想。他是被某种观念所俘虏，被关在一种思想体系里面，却又被一种光荣生活的远景来支撑着的。

每当他克服了一个困难之后，他就会吻着心目中想象的那位优雅、富裕、眼睛很美的妇人的温柔的双手。

巴尔扎克慢慢熟悉了身边的一切，并且开始浮想联翩。不久，巴尔扎克就发现自己爱上了这间“囚室”。

工作之余，他还会到街上，呼吸新鲜的空气。他常常夹杂在巴黎街头众多的人群里，听他们关于生活的谈话，观察他们的举止，研究他们的内心，思考他们内在的意蕴。这能让他得到不少的启发和教益，从而对事业更加充满信心。

我的观察方法给了我一种能力，可分享我的对象所过的生活；他使我能够置身于他的地位，犹如《天方夜谭》中的托钵僧，只要他对谁一念魔咒，他就能摇身一变，换上了那个人的外形和灵魂。

在这里你能看到那么可怕，然而又是多么美妙的东西，单凭想象是无法知道隐藏在这里从未被人发现过的现实。一个人必须深入其中，才能发现这光怪陆离的戏剧，这些悲剧或是喜剧，这些应运而生的杰作。

巴尔扎克常去圣安东尼郊区，观察那儿的活动，那儿的居民和那儿的性格。在《法西诺·卡纳》中，他写道：

我穿得同当地工人一样差，在外表上随随便便。我能混在他们当中，使他们对我毫无隐瞒。我能加入他们一伙，看他们购买东西，谛听他们下班后回家途中的谈话，这种观察不久就在我身上变成了直觉；我能洞察他们的灵魂，而同时并不影响注意他们的外表，或者说，我已把他们的外表非常彻底地把握住，以至于立刻就把他们的底里看透。

我的观察方法赋予我以才能，使我也能感受到某一位个别人的生活，跟他自己一样；这种方法使我可以置身于那人的地位，就像《天方夜谭》里那位托钵僧，只要他对谁一念魔咒，就可以取得那个人的外貌和灵魂。

我时常会碰到一个工人和他的妻子一起从昂比居喜剧院回来，我兴味盎然地尾随他们，从卷心菜桥大街一直到博马舍大街。起初，这些厚道的人谈论他们看过的那出戏，逐渐地他们谈到家事。

做母亲的一手牵着孩子，既不听孩子的埋怨，也不听孩子的要求；这对夫妇在计算第二天雇主会付给他们多少工钱，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花销。于是谈到家务琐事，抱怨土豆价格太贵，冬天漫长和黄油块涨价，提醒切记还欠着面包店的钱；末了，讨论激烈起来，他们俩言语生动，展示出自己的性格。

听着这些人说话，我能领会他们的生活，感到他们的破衣就披在我肩头，我脚上就穿着他们的破鞋走路；他们的愿望与苦难浸入我的心灵，或者说我的心灵走进了他们的愿望与苦难。正像一场醒着的梦，我跟他们一道，冲着那些虐待他们的雇主，冲着各种各样，用来逼迫他们反复多次才能拿到工资的恶毒诡计，感到怒不可遏了。

我自得其乐，一是放弃了自己的习惯；二是在某种道德力量的陶醉下转化成为另一个人；三是一有兴致就随时做此游戏。我哪里来的这种天才呢？是不是第二视觉？是不是一种如果滥用就会发疯的气质？我至今不曾探索出这力量的来源。我当时据有了它，而且也利用了它，如此而已。

从这时候起，巴尔扎克就能把人民的那个综合集团的成分，深入分解成若干组成部分。他了解他们，并且能够判别出来他们的气质好坏。他深知圣安东尼郊区对于他的重要性，这个革命的温床，有它的英雄、发明家，有实践智慧的人，流氓与罪犯，美德与邪恶，一切的一切都陷于忧患，落于贫困，沉湎于葡萄酒，毁于白兰地。巴尔扎克感慨地写道：

你简直不能想象，在这一痛苦的区里展开过多少数不胜数的奇遇而无人注意，有过多少立刻就被人忘却的戏剧！在这儿能够看到多么可怕，然而又是多么美丽的事情啊！再丰富的想象力也决不能洞察隐藏在这儿，从未被人发现过的事实。你一定要深深潜入，才能发现这些非凡的戏剧，这些悲剧或喜剧，这些产生于机遇的杰作。

巴尔扎克在囚室里苦读苦思，深入生活，观察周围的人和事物，为创作做好了准备。

在《奥诺丽娜》一书里，他说：法国人怕出门的心理和英国人爱出门的心理可以说不相上下，两个极端也许都有道理。走出英国，随处都发现胜过英国的东西，但要在法国以外找到法国的韵味就极不容易了。这足以看出，他对眼睛里所看到的一切的热爱。

巴尔扎克在莱斯堤尼尔街9号的日子，也不时有访客到来。每到星期天，巴尔扎克就会在他的小屋里接待绰号“皮拉特”的小老头达布朗，他常常带来一些城里传播的新闻，那些属于“二流人物”的近邻的事，他们都是善良的市民，家里都有很漂亮的女儿；房主也不怀疑住在小阁楼的房客是位文学奇才，总之，邻里们对他都很亲切。

如果达布朗有几个星期天不来看他，希望知道小道消息的巴尔扎克就会友好地责问：“你这个不守信用的老头，我有16天没见到您了，这不好，只有您才能给我安慰。”

但他最高兴的事，还是收到斯洛尔的信，信是科曼大妈定期送来的。斯洛朗也给哥哥写信。

姐妹俩都很浪漫和爱开玩笑，她们急于揭露陈词滥调，表示了她们自己的独立判断。她们很信得过巴尔扎克。特别是斯洛尔，她的来信总要问到巴尔扎克的工作进度，“伟大的作家，你的大作进展如何啊”？

这样的话，总能撩起巴尔扎克的兴奋，他为有人关注他感到开心。他激动地告诉斯洛尔：“等着吧，用不了多久，你的哥哥将成为法兰西最伟大的作家。”

他向斯洛尔宣布，他正在搞大部头著作。他说，“他只能慢慢思索，慢慢地安排，慢慢地啃，慢慢踱步”。他用了大部分精力去学习，学习别人的技巧，同时也寻找自己的题目。

在这一段日子里，他除了研究与发展自己的风格外，什么也没有做。他把研究和发展自己的风格，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但是，两个月过去后，他仍然没搞出什么名堂。

巴尔扎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萌发了一种想法，他“要表达出一种思想，要创立一个体系，要阐述一门科学”。可是，该写什么，怎么写呢？

发热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方案，塞满了奇思怪想，但他一个也抓不住。他只好把随身携带的过去的“作品”拿出来翻看，或许能从中找出灵感。但这些东西，内容不是讲义，就是读书札记或者是一些乱糟糟的草稿，他不断地手忙脚乱地翻找，也不能确定写什么好。他索性又把这些东西丢置一边，静静地苦思冥想，但两个月一晃过去了，他还没有最终确定写什么。

他首先意图写一本《论灵魂不灭》，为的是证明这种不灭不过是诡计。他也想写《评诗才》，为写这本书还做了许多笔记。他很热心地阅读斯宾诺莎《伦理学》的一个译本。

经过深思熟虑后，巴尔扎克认为哲学著作不会给他带来荣誉与金钱，而他很需要这两样东西，如要获得这双重奖赏，还是投入到小说或戏剧事业比较好。

为此，巴尔扎克“几乎要失去理智了”。不过，有一点他在脑子里是清晰的，即不能像在大学读书时那样写哲学作品，因为这玩意儿太耗心血、太费时间，又不赚钱。另外，他认为小说也不适合他写。琢磨来琢磨去，他感到只有戏剧才是能发挥他天才的领域。

一方面，当时那些历史的、新古典派的戏剧有市场；另一方面，戏剧只要写得好，赚钱比其他文学形式要来得快、来得多。于是，他又跑图书馆，把当时流行的德国戏剧家席勒、意大利戏剧家阿尔费亚利、法国剧作家玛利·约瑟夫·谢尼埃等人的作品一一借出来，仔细研读、模仿，1819年9月6日，巴尔扎克终于敲定了，准备写一部5幕诗体悲剧《克伦威尔》。

他写信告诉斯洛尔：“如果你知道我现在在写什么，你准会吃惊得发抖，我已决意写一部伟大的悲剧。懂吗？伟大的悲剧。”

这是一部古代帝王克伦威尔的诗体历史剧，名字就叫《克伦威尔》。他计划用两年的时间去写作，然后进行修改。他的压力是很大的，一方面是对自己才能担心，一方面又为母亲给他限制的两年期限担心，可以想象，在这种压力下写作心情会是个什么样子。

而且，他又是初学写作，过去写的那些东西都不是正正式式地从事写作事业的作品。而现在是真正把它当成自己终生的工作了，写作时的心态当然是不能相比的。在这重重的思想、精神、物质的重压下，要写出一部历史题材的诗剧，谈何容易。

但是，他不怕这一切，他在给妹妹斯洛尔的信中说：“即使在这个尝试中使我垮了台，我也决计要完成我的《克伦威尔》。在妈妈到这儿来要我向她陈述我怎样把光阴消磨过去的情形以前，我必须弄出一点东西来。”

他为自己取得的初步成果感到由衷地高兴，忘不了信笔写上几句话寄给支持他搞文学创作的妹妹斯洛尔，信中说：

我到底决定了以《克伦威尔》为题目，因为他是近代史上最好的材料。自从着手这个题目并把它在头脑里反复考虑之后，我就沉浸于其中，几乎对万事都失去了知觉。

这时候的巴尔扎克像个南非的土著人，对外界事情一窍不通，一点不知道。他深深懂得：文学的成就只能靠孤独的生活和顽强的工作去争取。现在左右他身心的只有克伦威尔，他要写好这部戏，使自己一举成名！

克伦威尔是17世纪“兼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于一身”的有名的历史人物，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曾担任过独立派首领，先后统率“铁骑军”、“新模范军”战胜了王党的军队，宣布成立共和国，后又建立军事独裁统治，残酷镇压国内民主运动和远征爱尔兰，一生经历不凡，性格复杂，具有赫赫功绩，在英国历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

因此，巴尔扎克这一题材选得不错，雨果也写过这个题材，还产生了著名的浪漫主义的宣言《〈克伦威尔〉序言》。但对于巴尔扎克来说，正如他自己所写道的那样：

各种意念积满头脑，然而却不停地被缺乏写诗的才能所阻挠，至少还得七八个月才能把这本戏写成韵文，把思想推敲完善，再把整个戏润色精彩，真不知道有多少层出不穷的困难会堆积在这种工作里！

然而，就年仅20岁的巴尔扎克来说，他缺乏的岂止是写诗的才能，这种诗体要求严格的句法和格律，他还不熟悉舞台技巧，甚至对历史知识也缺乏足够的准备，对历史本身也缺乏深刻的认识，因此，可以说，写这种5幕诗体悲剧是注定了他失败命运的。

巴尔扎克太急于求成，太急于在两年的有限时间内向父母交出答卷，太急于向世人展露他的文学才华了，以致他根本没有时间甚至没有心思去甄别自己的才华、气质所在；他的澎湃的激情和无与伦比的想象力根本不可能在死硬的形式中得以发挥，他的意念的狂流一经阻滞，他写的东西就只能是僵冷、空洞的一堆废物了。

然而初生牛犊不畏虎，一旦选定目标，巴尔扎克就全神贯注地干了起来。在给妹妹的信中他透露：

我决计要完成我的《克伦威尔》，即使在这个尝试中我爆炸了。在妈妈到来要我陈述我是怎样度过时光以前，我一定要弄出点东西来。

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完全忘记了外面还有个喧嚣的世界，他没有娱乐，没有休息，没有交际，没有朋友，唯一有的是一个想从社会的底层挣扎到上面来的人的苦恼和辛劳，有的只是在贫困的沼泽里不懈跋涉，然后发誓要攀登上高峰的坚强意志。

首次创作失败

从搬入莱斯堤尼尔街9号的那一天开始，巴尔扎克便将自己纳入伟大作家的行列了。他选择了这位叱咤风云的悲剧人物克伦威尔作为他写作的对象后，便开始用着了魔的劲头去工作了。这意味着他的苦行才刚刚开始。

万事开头难，这个时候正值冬季，冬日的严寒无情地摄取着巴尔扎克身上的每一份热量，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挡他对事业的追求。

巴尔扎克只要投身于工作，就好像着了魔，他自己也说过，并且这是连他的死对头也承认的。这是他有生第一次自愿委身于僧院式，甚至于芯拉毗派的隐居生活。后来他一生中，每当工作紧张的时期，他就严格恪守这种生活。

巴尔扎克开始不分昼夜地伏案写作，动辄一连3天或4天不离居室。即使出门，也只是为了去买面包、水果和一些咖啡，这是他过度疲劳的神经必不可缺的刺激品。

天冷的时候，顶楼四面透风，巴尔扎克的手指对寒冷一向是敏感的，在这既透风又没有生火的顶楼里，逐渐麻木而有写不了字的危险。然而他狂热的意志却不让步。

他坐在桌边，用父亲的一条旧毛毯盖着双脚，身上裹着一件法兰绒背心。从妹妹那里求来一件旧披肩，用来在工作时围裹肩头，从母亲那里还求来一顶为他而织的帽子。有的时候，为了节省昂贵的燃料，他坐在被子里，用被子挡住袭到脚上的寒气，继续写他的那本不朽的悲剧。

即使这样，他的手还是如母亲所期望的那样冻得麻木了，可是他的身子却没有像他母亲所期望的那样离开这里，回到生炉火的律师事务所去。寒冷侵袭了他的身体，却丝毫侵袭不了他的精神。这种精神的烈焰，给他提供了强大的力量和激情。

在众多困难中，唯一使他担惊受怕的事还是日常的开销，比如灯油的开支，当白天越来越短时他不得不早早把灯点上，这更增加了他经济上的负担。受着这种经济条件的压迫，巴尔扎克更明白尽快写出这部悲剧的重要性。

面对这残酷的现实，巴尔扎克只把内心的委屈对妹妹斯洛尔一个人讲诉，在他的抱怨中，最出色的一句就是：“你那注定应享有伟大荣誉的哥哥，饮食起居着实像一位伟人，这就是：他快要饿死了！”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它并不因这个青年的苦斗而放慢一下脚步，也不因为他的紧张而为他多提供几个钟头。时间的流逝，是巴尔扎克最大的苦恼。

巴尔扎克在迫不及待的心情驱使下写啊写啊，太阳穴悸动了，手指发烧了。他仍然坚持着、创作着，不肯放弃。

在此期间，《克伦威尔》的写作进度步履艰难。巴尔扎克一想起那些优秀的悲剧作家就夜不能眠。

他向妹妹开玩笑似的说：“在莱斯堤尼尔街9号的阁楼上，在我住的地方，一个年轻人的头脑里已着火。一个半月以来，消防队员已来到，但却无法灭火。”

他不写《克伦威尔》时，就写古典式小小说作为消遣，有时，受拜伦的《海盗》启发，想写喜歌剧。

他也忘不了体格锻炼。活动活动腿脚，不顾路途遥远，到拉希兹神甫公墓玩玩。他看见墓碑时，就想到长眠在这里的那些伟大人物。

1820年5月12日，巴尔扎克接到斯洛尔的来信，斯洛尔告诉他要与欧仁·叙维尔结婚，请他5月17日来巴黎，参加在帕塞律师处的签约并在星期四上午在圣·梅里教堂做弥撒。

巴尔扎克在参加斯洛尔和欧仁·叙维尔的婚礼后不久，另一件重要的事使他兴奋，老巴尔扎克夫妇终于认可儿子的能力，召集几个朋友，在帕里西城家里的沙龙里向他们朗读儿子的悲剧作品。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老巴尔扎克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叫达伯兰翁，一位批发铁器的商人，是巴尔扎克在莱斯堤尼尔街的邻居。

当他认识了这位年轻人后，完全被这位苦修作家的精神感动了，于是，他常常从经济上帮助巴尔扎克。今天，是找上门来向老巴尔扎克夫妇“问罪”的。

“佛兰苏，你太冷酷无情了。你的儿子在那种一般人难以忍受的环境里生活，他快要饿死了！快要冻死了，难道你就无动于衷吗？”

刚进门，来不及坐下，达伯兰翁便朝着老巴尔扎克嚷嚷起来。接着，他便颇带同情语调地向巴尔扎克夫妇述说了他们的儿子近一年来的阁楼生活，并且告诉他们，巴尔扎克的作品就要完成了。

商人的一席话使老巴尔扎克夫妇俩动起了恻隐之心，他们的心眼里不由升起一股怜悯爱惜之情。“他还真了不起，那么菲薄的生活费，他居然没借过分文的债务，可见儿子不是那种吹大话的浪荡公子。”

巴尔扎克的母亲眼前突然一亮，升起另一种罗曼蒂克的念头，儿子如果真的成了作家，不也是巴尔扎克家族的荣耀吗？不也是自己的光彩吗？她显得格外兴奋，达伯兰翁告辞时，她拿出150法郎，50法郎给达伯兰翁，感谢他对巴尔扎克的帮助，另100法郎托他给巴尔扎克捎去。

最后，当宾主走到大门外时，巴尔扎克的母亲又突发奇想，她对这位热心的铁器商人说：“请你转告奥诺雷，让他把手稿送回家，我要为他举办一次盛大的作品朗诵会。”

1820年5月的一天，巴黎郊区的巴尔扎克家中，一派热烈而隆重的气氛，客厅打扫得干干净净，亲戚朋友们像过节一样等待某个时刻的到来，老巴尔扎克夫人也显得很激动。她高声地指挥大家，将一个个圈椅摆放成美丽的月牙形，月牙形圈椅的前方，摆放着供巴尔扎克朗诵与表演的一张小方桌。

参加人员有巴尔扎克的父母，妹妹斯洛尔及其妹夫，还有他的两个至交：拿克加尔大夫和达伯兰，前者不仅关照他的健康，而且把他从事的文学事业看得至为神圣，并不惜从精神、物质两方面支持他；后者虽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小商贩，但他早就看中巴尔扎克是个天才人物，将来肯定会大有出息，于是随时随地给巴尔扎克以极大的物质、精神鼓励，从这两个普通人身上，似乎也可以看出整个法兰西民族对文化事业的狂热追求和冲动。

这些客人中还有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大家带着好奇与希望，准备聆听年轻诗人的剧作。

时间差不多了，老巴尔扎克夫人满意地审视了自己的精心安排，认为无一疏漏，便郑重宣布朗诵表演开始。

一直被母亲安排在幕后的巴尔扎克登场了。只见他此刻已经换上与家庭地位相符的装束，新浆洗过的硬领白衬衣配上一条带金丝边的红格领带，显得格外精神。刚熨烫过的黑色燕尾服笔直挺括，平日蓬松而不驯服的头发，已梳理得整整齐齐，并且泛着发蜡的光亮。

由于是巴尔扎克作品的初次朗诵，他怀里好像揣了只兔子，惴惴不安。刚刚站到桌子前，巴尔扎克拿稿的一只手便开始抖动，另一只手胆怯地也不知放在哪儿好了。本来挺明亮的一双眼睛，这时也显得有些彷徨疑惑。“第一幕，第一景……”连声音都颤悠悠的。

巴尔扎克卖力地读着诗句，众人们吃力地听着诗句，整整持续了4个小时，客厅里的气氛由开始时的高昂兴奋，渐渐地沉闷与乏味起来，当巴尔扎克终于气喘吁吁地念完之后，一片令人窘迫的寂静，谁也没有恭维作者。

巴尔扎克礼貌地向诸位鞠躬行礼，算作谢辞。虽然没有听到赞美，但他依旧很乐观，眼前的“评审团”一个是军队的给养官；一个是桥梁工程师；一个是内科医生；一个是铁器商人……没有一个人对文学在行，怎么能够给出客观的评价呢？

在这件事上，略感失望的老巴尔扎克比所预料的更为激动，他说“审判委员会”可能弄错了，聪明的办法是将《克伦威尔》让“有权威和公正的人士”审阅。

于是，巴尔扎克的母亲和妹妹斯洛尔一起，捧着这部她们尚无法鉴赏的作品，来到了法兰西学院教授和文学院院士安德烈家里。安德烈曾是几部诗体喜剧的作者，而且他的作品都在舞台上演出过，反响不错，他是有资格、有水平为巴尔扎克的作品写最后鉴定的权威人物。

过了不久，安德烈先生回信给巴尔扎克夫人，如此写道：

我非常不愿意使令郎气馁，然而我的意见却是，他能够比写作悲剧和喜剧更好一点地使用他的时间。如果他能赏光，来看我一次，我将乐意向他解释，按我的意见，纯文学应如何学习，以及他能从文学中得到什么好处，而不必选择诗词作为职业。

幸好，安德烈先生并没有完全否认巴尔扎克，认为他还能“从文学中得到什么好处”。当然这成了巴尔扎克反驳母亲指责的实据。事实上，不管安德烈先生如何评价《克伦威尔》，都不会令巴尔扎克放弃写作这条路。

巴尔扎克就像个皮糙肉厚的泼辣孩子，他只说了句：“这没有什么，只是悲剧不适合我来写而已。”说完，便擦去身上的土，拭去额角上的汗后，又大步向前跑去了。

的确，虽然《克伦威尔》这部悲剧确实不是什么杰作，但是处女作品的失败也是包含很多原因的。首先，在文学起步之初，巴尔扎克还不知道他的天才应该施展在什么题材上，又没有前辈悉心点拨。

诗体悲剧不但需要熟悉人情世故，而且必须掌握舞台技巧，这都是这位文学新人所难以运用自如的。而且，巴尔扎克的压力太大，父母仿佛在用鞭子追赶着他，使他无暇静心地分析自己的气质，急急忙忙地拼凑诗句与韵脚，这些都是失败的原因。

巴尔扎克过了一回当作家的瘾，可惜处女作无可奈何地夭折了。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一事实，他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他只是觉得他哪里出了点差错，使他心中酝酿已久的要表达的意念，要建构的体系和要阐明的学问没有以最佳的方式如实地反映出来而已。

可是，他不承认失败已于事无补，最为现实的问题是，他要生存，然后才能创作。处女作的夭折，父母已不允许他把文学当职业。

《克伦威尔》失败之后，父母尤其是母亲劝告他，可以把纯文学当做一种嗜好，一种所谓“正当”职业后的“副业”，谋求一个健全而获利的职业才是当务之急。

巴尔扎克不为所动，他对母亲说：

如果我有了职业我就算完了。我将成为一个小职员、一架机器、一匹马戏场里的马，在指定的钟点里围着场子跑上三四十圈，在指定的钟点里喝水、吃饭、睡觉。我将仅能成为一个专心于日常琐事的人，这就是所谓的生活，像石磨般旋转，永远相同的事情永远反复着实现！

巴尔扎克拒绝妥协而坚持他的合同，和父亲订的契约上的两年试验时间还剩下一整年时间才期满，他要充分地利用它。

怀着锲而不舍的精神，巴尔扎克又心甘情愿地回到那间“囚室”中去了。

转战商业小说

处女作夭折，巴尔扎克又回到了莱斯堤尼尔街9号那间囚室之后，他躺在“吱呀”作响的破床上，一手枕着沉重的脑袋，一手随意地无力地摊放在床沿上，透过屋顶裂开的瓦缝，他漠然凝视着那片蓝天。他努力地给自己鼓劲，想要理出一些头绪来，看看处女作究竟为什么失败了，眼下该干些什么为好。

一年前，当他从律师事务所的凳子上跳起来，跑回家向父母宣布要当大作家的时候，他是十分骄矜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狂妄的。在他的想象中什么困难也不会有，世界全不放在他眼里。他认为凭借他的才华，他的学识，他的智慧、声名、荣誉、自由、金钱，这些人人艳羡的东西，他，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完全可以一蹴而就。

然而，《克伦威尔》这部作品的夭折，挫败了他的骄矜、狂妄，他不得不现实地考虑些问题了。

巴尔扎克从来就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处女作遭“枪毙”，他另起炉灶，重新开始。诗句难以雕琢，就用散文笔法写；不善于构建戏剧，就写作小说。就这样，他像一艘开足马力的帆船，在文学的海洋中披风斩浪，继续摸索着、前进着。

巴尔扎克知道，“只要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内在力量，他就能受得住沉重的打击”。他意识到，《克伦威尔》的失败是他选择的失败，而绝不是自己没有才能。不过，通过《克伦威尔》的写作，他从事写作，以写作为职业的决心是更加坚定了。

悲剧的相对固定的形式，桎梏住了巴尔扎克的跳动的意念和奔放的才情，但是没有打消巴尔扎克要成为作家的梦，于是，他开始了小说的创作。躲过了初始的灭顶之灾，这航船并没有直接驶入汪洋大海，而是艰难地求索了很久很久。

1818—1828年，是巴尔扎克创作的第一阶段，也是他创作的摸索阶段。

卖文为生的日子是清苦的。父母给他提供的费用连最低的生活标准都难以达到，而且眼见着期限就要到了。这位可怜的未来作家，从拿起笔的一开始就时时处于危机感之中，他还常提心吊胆地害怕善变的母亲指不定哪天会突然中止供给，勒令他重新坐到律师事务所的板凳上去。

在这段时间里，巴尔扎克一直在写小说方面找出路。他开始创作长篇叙事小说《阿加蒂丝》，故事发生在十字军东征时代，由于写作根基浅，这本小说写得杂乱无章；他又写起另一种形式的文章《法尔图尔纳》，这篇道德说教式的文章也没写完；巴尔扎克又尝试起书信体小说《斯特尼或哲学的错误》，但都无法令人感到满意。

巴尔扎克时常感到惆怅和痛苦，要写一部好的作品需要很深的文学功底和非常多的经验知识。他的目的是当一流的作家，这个初衷并没改变。但是很显然，以他目前的能力来看，一时是不能靠杰作一举成名和一鸣惊人的。他需要实实在在地靠写作赚点钱，先赢得经济上的独立，摆脱家庭的羁绊和控制。

巴黎街头，圣米赤尔广场一个个的小书摊一个接一个地排列着。什么海盗生活的小说，行侠仗义的小说，邪怪与艳情的小说，以及冒险奇遇之类的小说，充斥着所有的书摊，而且装帧粗俗，印刷质量糟糕。这时，法兰西的文学界正经历着形形色色文学思潮的冲击。

因为，拿破仑的时代结束了，重新恢复了波旁王朝的统治，人民群众曾经有过的激情也开始冷却，人人都像害了大病一样，无精神追求，无精神寄托，只好从光怪陆离的“书摊文学”中寻找酒后茶余的消遣和精神刺激。

巴尔扎克的文学梦遭到打击后，曾有一段时间，他整天漫步在广场和街头，并随意浏览书摊上五花八门的小说。

这时的浪漫主义小说风行一时，英国浪漫主义小说家司各特和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库柏等人的作品不胫而走，巴尔扎克也有意加入这个阵营并立即行动起来。

过了不久，机会果然来了。就在巴尔扎克的附近，住着一位不同寻常的“打工仔”，他自称为德·来哥罗维耶·勒·波阿特万·奥古斯都，好像是个贵族青年，实际是个“文学捐客”。他的年龄与巴尔扎克相仿。

这个年轻的市侩文人头脑灵活，擅长经商，他目前从事的工作就是编写流行小说，之前他已经拼凑出一两本流行小说，并联系到一家出版商，出版商为此付给他800法郎现钱，作品将于2月间分两册以奥古斯都·德·维也尔热莱的假名问世，由王宫广场的于倍尔书店发售。

有了资源后，奥古斯都便想靠发行流行小说发财，所以正在寻找一些快手来提供稿源。他正在物色一位有才气的需要金钱的合作者，来共同“制造”流行小说，以便多出书，快赚钱。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一个人失意彷惶时，常常会有一个“魔鬼”来靠近你，它利用你的迷惘、徘徊，向你灌输一些似是而非的思想，使你稍不留神，便误入歧途。巴尔扎克就遭到了这样的影响。

于是，在某个黄昏，奥古斯都和巴尔扎克在一家餐馆里结识了，简单地交流之后，两个人俨然已经成了朋友。

开始的时候，巴尔扎克向这位新朋友抱怨“自己的成功无路”。奥古斯都向他解释说：“你之所以倒霉，其真正原因是你对文学的野心过大！艺术良心与写小说何干？何必如此郑重其事？”

奥古斯都得知巴尔扎克搞文学创作的窘境，便立刻发挥他能言善辩的特长，运用如簧巧舌，委婉地述说起在巴黎金钱的重要，述说写书摊小说如何省力，如何赚钱。

他说：“我们这种小说容易得很！只要物色或剽窃到一个题材，历史上一点什么事，只要是出版商特别关切的题材就行，然后以尽可能的高速度杀出它几百页，最好是几人合作！”他已经有了一位出版商肯接受他们的作品。

他信誓旦旦地向巴尔扎克保证道：“老兄，你不用出屋，只要写稿，其他工作都由我来完成，钞票就会自然来的。”

看着巴尔扎克有些犹豫，他就又劝说道：“如果你担心将来成名了，这段时间的写作会影响你的声誉，你可以编个假名字嘛！”

巴尔扎克意识到自己目前已经没有更好的出路了，便答应了奥古斯都的提议：由奥古斯都负责拼凑荒诞古怪的离奇事，负责联系出版商，巴尔扎克执笔，完成手稿，报酬对分。两人一拍即合，第二天，便马不停蹄地开起了“小说制造公司”。

与此同时，在生活方面，巴尔扎克很走运。家里这边，父母已经下达了最后通牒，告知巴尔扎克必须在1821年初搬离莱斯堤尼尔街9号。斯洛尔结婚后，帕里西城的住房就空出了一间，巴尔扎克的父母认为儿子在巴黎实习时间已够长久，得回家来了，现在家里具备各种舒舒服服的条件。

由于父母没有再强迫他放弃写作，而巴尔扎克“小说制造公司”的第一部稿件还未完成，迫于生计，巴尔扎克只得乖乖地服从了父母的安排回到家里暂住，他已经下定决心，等赚够了生活费就要另找一处住所。

回到家后，他一头扎进“流行小说”的创作之中。父母见儿子整天埋头写作却看不见收入，就又不放心地唠叨起来。他们看不惯20多岁的儿子没有工作，不能养活自己。

巴尔扎克却自信满满地放出一句话：“你们放心好了，已经有人买我的书了。”

巴尔扎克心里很明白，当务之急就是挣钱，只要写的东西能卖出去，变成现钱，写什么与怎样写又有什么关系？文学家的声誉、艺术家的光环只能暂时收起，待到挣了大钱以后再去追求了。

现在，他把小说工厂安置在妹妹从前的小屋里。在这里，妹妹斯洛尔从前曾沉溺于哥哥来日成名的浪漫梦想。巴尔扎克日日夜夜地从事工作，一会儿就把一张迅速写成的稿纸叠放到另一张上去。

他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工作着。他一天的工作，由写20页、30页增加到40页。后来，竟至于一天写出一章的平均数。他每3天就得换一瓶墨水，每3天就得换掉10个笔头。他就像一个船主的奴隶一般，一刻也不停地划着桨。他就像一个后面有追捕者的逃犯一样，在肺叶都要鼓炸的喘息里不停地奔跑。

巴尔扎克和奥古斯都合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名为《毕拉格的女继承人》，这为他们赢来了800法郎，是巴尔扎克有生以来的第一笔收入，也是他的文字第一次印刷成书，然而，一直想出名的他却没有署上真实姓名，而是化名为“罗纳勋爵”。

说来也奇怪，他精心创作的诗剧无人问津，而他这么粗糙地写出的小说，却一本一本地印刷出来，还广有销路。多谢他的伙伴兼代理人的积极活动，使得任务刻不容缓地蜂拥而来。他们的小说工厂就像一架重锤摆动得十分平衡的大钟，巴尔扎克专管写作，奥古斯都专管拿出去兜售。

很快，巴尔扎克的收入由第一本的800法郎增加到了2000法郎。一个月后，巴尔扎克把1000法郎放到了母亲面前。母亲惊呆了，她知道，过去她一年供给巴尔扎克的费用也不过就是1000法郎。可今天，这个蠢孩子一个月就挣回来了。

两个月后，巴尔扎克又把2000法郎放在了母亲面前。好家伙，这下，巴尔扎克在家中的地位陡然高了起来。一向看重金钱的父母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曾经鄙视的文学，竟然也能挣来大把大把的钞票。于是，巴尔扎克的父亲，这个性情温和的老绅士心满意足地说：“我真诚地希望你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

母亲则相反，她本来就喜欢否定和阻挠儿子所做的任何事情，此时，她又以强加干涉的想法来破坏儿子的心情！

她把这个设立在她家中的小说工厂当成一桩家庭事务，忍不住要充当巴尔扎克的评论者与合作者，她抱怨巴尔扎克的文章粗糙，一遍又一遍地督促儿子一定要仔细校改稿子。

尤其是巴尔扎克工作的猛劲儿和狠劲儿，使这个经常焦虑、喜欢泪眼婆娑地训斥孩子的母亲感到了害怕。她总是不停地责备儿子：“你创作的时候这样玩命，如果继续这样，再过3个月，我就得把你当成一个魔病鬼儿养活了。”

巴尔扎克感到不可理喻，自己拼命地赶写这些没有营养的无聊文章，难道不是迫于生计吗？而如果母亲肯在经济上扶持一下儿子，自己又何苦如此呢？

出于由来已久的积怨，巴尔扎克对于母亲的“指手画脚”感到不快，这对母子总是很难心平气静地进行沟通，于是，母亲又满脸不悦，愤愤地说：“奥诺雷太自负了，他把别人的感情都伤害了。”

而巴尔扎克想的是，一定要尽早从家里搬出去才好。

1822—1825年，巴尔扎克就一直从事这种商业小说写作工作。据最保守的估计，巴尔扎克每年至少要炮制10多部小说。这类作品都是迎合社会上一般读者消遣解闷、寻求刺激的心理而作的，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文学底蕴，但是却为巴尔扎克换来了最初的粮草。

3年过去了，巴尔扎克一直沉溺于“小说制造公司”的事业。后来他又招兵买马，办起了“分公司”，他雇用了一批文学青年，由他向他们讲述杜撰的荒唐故事，然后，一人承揽一部分写作任务，最后再由巴尔扎克串联成书。为了得到些微的物质保证，巴尔扎克只好不断地出卖自己的精力。

巴尔扎克像开足了马力的机器飞快运转。人们能够考证出是他早期作品的有《拾来的姑娘》、《犹太美男子》、《百岁老人》、《最后一位仙女》等一系列小说，还有《不受愚弄的秘诀》、《巴黎招牌趣味辞典》等“生活指南”式的杂著。这些作品，巴尔扎克全部用的化名，都是纯商业性质的东西。

但是，巴尔扎克自己却渐渐地感到不快乐。因为写流行小说并不不是巴尔扎克的初衷，对于艺术他还有更高的追求。对一个20来岁的青年，一个在人生道路上刚刚起步的而且是急需用金钱来保障自己自由的青年来说，要在严肃的文学道路上走下去，就必须保持经济的独立，所以巴尔扎克眼前的这种情形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经济问题解决了，巴尔扎克却感到越来越空虚，好像还有什么光辉的使命没有达成似的。他时时为把自己“思想的精华消耗在如此荒谬的事情上而难过”。昔日的抱负，艺术的良知，时时在这个年轻人的心中掠过，反复阻挡金钱对于他的诱惑。

在后来巴尔扎克的作品中，他不无深刻地剖解了这种心理：“为了获得自由，他竟卖身为奴。”在巴尔扎克用日日夜夜奋笔疾书的代价获取了被书商们剥削所剩下的一点点金钱后，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得失的悬殊了。

一天，巴尔扎克与妹妹斯洛尔在房间里悠闲地聊天。开始，巴尔扎克忍不住爱高谈阔论的习惯：“亲爱的妹妹，你知道吗？我现在工作得就像亨利四世的马在被铸成青铜以前一样，我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弄到20000法郎，我要使这笔钱成为我运气的基石！”

妹妹此刻却撇了撇嘴，责怪地说：“我才不稀罕借你的亮发光呢！但是，过去你写书的时候，我最支持你，现在书写成了，你怎么不肯送我一本呢！”

巴尔扎克听了妹妹的话，脸腾地红了。只有巴尔扎克自己清楚他不愿意把所写的书送给妹妹看的原因。

巴尔扎克明白这些东西除了能卖两个钱之外一文不值，并为自己陷入这种生涯而惭愧。他写信给妹妹，痛苦地袒露自己的真心：

我希望靠这些小说发财致富，这有多么堕落！为什么我没有15000法郎的年金，使我能够体面地工作。可我总得独立起来。为此，就只有用这样的方法。

他哀叹道：“我看见有个东西在向我招手，只要物质条件稍稍有所保障，我一定要脚踏实地的工作。然而，现在却不得不把精力消耗在如此荒谬的勾当上，这多么令人难过，我那些辉煌灿烂的计划破裂得多么惨呀！”

后来，巴尔扎克在一篇文章里这样为自己解释道：

艺术家并非像黎希留所说属于利禄之辈，他不像商人一样，满脑袋里贪得无厌的就是财富。

如果他为金钱忙碌，那只为的是济一时之急。因为吝啬是天才的死敌。一个创造者的心灵需要的是慷慨相助，决不能让如此卑劣的感情从中占有地位。

他准备着将来一旦有了足够的钱，即开始进行自己伟大的创作。然而，无论巴尔扎克如何拼命，这种“可憎的方法”都并未使他真正致富和独立起来，他无法排解那种不赚钱就随时有可能吃不上饭的危机感。

这段时期，巴尔扎克创作了这些数量可观的商业产品，却始终不肯署自己的真实姓名，后来更是闭口不提，并且在《人间喜剧》的前言中郑重其事地否认那些作品是他的手笔。后人们不难在这种行为背后，看到这个伟大作家面对现实生活的无奈。

其实，这段写作生涯的确消耗了他生命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但是并不是一无收获的，只不过巴尔扎克本人没有看到罢了。

正是有了这段时期写商业小说的磨炼，才锻炼了巴尔扎克的笔力，使他对文学语言的掌握、对作品中人物及情节的驾驭得到了训练，后来，还为他创作《幻灭》等杰作提供了素材呢！

挚友终生难忘

日子在一天天过去，巴尔扎克全然投入到写作之中，却没有注意到终日郁郁寡欢的妹妹斯洛朗。

斯洛朗已到了婚嫁的年龄，却没有人向她求婚，内心感到十分的苦闷。家里生活平静，单调乏味，她羡慕姐姐有了乘龙快婿，而自己却形单影只。

老巴尔扎克先生给斯洛朗物色到了一位挺体面的对象蒙塞格尔先生。这个年轻人有着双重的贵族姓氏。他的父亲与老巴尔扎克先生是在王家议会认识的，后来又在粮食局共事。而蒙塞格尔又比斯洛朗大15岁，这在家庭生活中是最稳定的保证。

巴尔扎克一家沉浸在喜悦之中，为小女儿能够找到这样高贵的夫婿感到自豪。斯洛朗没有尝过谈情说爱的滋味，并出于虚荣心，认为不久就要像姐姐那样有仆人、会客日、四轮马车和一群可爱的孩子，过上太太们的生活，也成日里兴奋不已。

婚礼于1821年9月1日在第七区区政府和圣·弗朗索瓦教堂举行。巴尔扎克家曾把求婚者捧上了天，不久，他们发现自己上当了，因为蒙塞格尔已濒临破产，而岳父一家却毫不知情，现在连斯洛朗陪嫁过去的珠宝首饰都已经被丈夫典当光了。

当老巴尔扎克夫妇认识到新女婿的卑鄙自私后，坚决拒绝借钱给他，还几乎断绝和女儿女婿的来往，老巴尔扎克夫人唯一给他们的一个恩赐是在她的不幸的女儿快临产时去看望了这对夫妇一次。

现在，老巴尔扎克一家在忙着和另一个有身份和金钱的家庭来往。这是他们的邻居加布里埃尔·德·柏尔尼伯爵一家。这一家就住在帕里西城莫街的房子里。

这是一座栽满鲜花、有庭院、维护得很好的建筑物，铺沙的院子里还有橘树和石榴树作点缀。每当巴尔扎克路过那里，都会联想到，这个世界可真小：直至1815年，这座房子是夏尔·德·蒙塞格尔，即巴尔扎克家卑鄙无耻的女婿的父亲的财产。他破产后将房子卖给王家顾问加布里埃尔·德·柏尔尼伯爵。

1799年，加布里埃尔·德·柏尔尼伯爵进入令人羡慕的供应局，后来又当了内政部人事司副司长、巴黎法院顾问，夫妇俩有9个孩子。因为老巴尔扎克先生也在行政部门工作过，所以说他与加布里埃尔·德·柏尔尼伯爵应该算是老相识，他俩在后勤部门工作时都发了财。

更加巧合的是，老巴尔扎克一家搬到帕里西城后，又与伯爵一家成为了邻居，这样他们的友谊就又进了一层。

伯爵先生的太太德·柏尔尼夫人原名路易丝·安托瓦妮特·洛尔·伊奈。她的个子不高，但是心地善良，年轻时是个娇小的美人儿，随着年岁的增长更加温柔贤惠，风度儒雅。

巴尔扎克家与其比邻而居后，一度过从甚密。巴尔扎克家常常以能与伯爵先生一家接近为荣。老巴尔扎克夫人成了德·柏尔尼夫人的密友，斯洛朗则是德·柏尔尼姑娘们经常的游伴儿。

当巴尔扎克回到家居住的时候，父母便把增进两家友谊这个适宜的工作交给了他，父母认为他也该给家里做点有用的事情以贴补食宿的费用。于是，在巴尔扎克写小说的间隙中，他被安排了给弟弟亨利补习功课的工作，而亚历山大·德·柏尔尼与亨利同岁，这当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巴尔扎克本人也喜欢利用这个机会来甩开父母的唠叨，于是把越来越多的时间消磨在舒适和快活的德·柏尔尼家里了。德·柏尔尼夫人家的宽敞别墅中由于有几个漂亮的男孩和女孩而平添了不少情趣，气氛中充满欢笑、嬉戏、机智的谈话，这都是巴尔扎克喜欢的。

巴尔扎克逐渐会在他并不该教功课的日子里也动辄踱向德·柏尔尼家去，在那儿消磨整个下午和黄昏。并且，他对修饰比从前注意得多了，对自己有所制约，不像从前那样高傲，而且显然变得和蔼多了。

其实，此时真正吸引巴尔扎克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善解人意、风度翩翩的德·柏尔尼夫人。巴尔扎克此时深深地爱恋上了这位夫人，这是一种法兰西式的爱情，它超越了身份和年龄的界限，这在一些人心中是不可理解的，但是发生在巴尔扎克身上却不足为奇。

因为自身长得丑陋，而在爱情方面多少有点自卑的年轻人也期待美好的爱情，然而现实是从没有年轻的姑娘对他敞开亲切的笑容。

巴尔扎克自己在《驴皮记》里就曾描写过他早年在这方面失败后的绝望心情：

我的心灵在它努力寻求表现时曾接二连三地受到伤害和阻碍。它就日益深藏固蔽。天性坦白率真如我，在外表上却不得不显得冷酷造作。我既害羞又拙笨，我真怀疑我的语调能否有最细微的表现力，我自己讨厌自己，我自知丑陋，以此自惭。

纵然在绝望的时刻，总有那个支持天才者的内在呼声向我呼叫：勇敢，坚持；纵然总有那启示的突然闪光来照耀我的孤独，表明我所具有的力量；纵然当我把流行的作品同我从想象力中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作一比较时使我获得了希望；纵然有这一切，我仍然像个孩子那样将信将疑，我是狂热雄心的俘虏，我相信我是命定要做大事业的，可是同时我又看出我的轻微、藐小、毫不足道！

然而，命运并没有遗忘他，当他在文学道路上艰难跋涉的时候，德·柏尔尼夫人像神的使者一样走进他的生活。在《论艺术家》一文中，巴尔扎克说：“如果有值得世人感恩不尽的功绩，那就是某些女性为爱护这些光辉的天才，这些可以左右世界而自身不得温饱的盲者，所表现的至诚和忠心。”

在巴尔扎克通往文学殿堂的道路上，虽然阻挠很多，但是也有一些知音，德·柏尔尼夫人就是一个。

这个女人在巴尔扎克身处逆境，负债累累时，毫不犹豫地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她理解巴尔扎克的人生选择，还多次为巴尔扎克偿还债务。她的慷慨解囊使巴尔扎克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而她的精神支持，她的惠顾和爱助则鼓励和哺育了巴尔扎克。

柏尔尼夫人与巴尔扎克的关系颇像华伦夫人与卢梭的关系。巴尔扎克一生对柏尔尼夫人深怀感激之情。

一次，柏尔尼夫人正在巴尔扎克家里做客，仆人忽然来报告，说巴尔扎克的债主们又找上门来了。问巴尔扎克应该怎么办？巴尔扎克此时已经没有偿还债务的能力了。此时他不知所措、一筹莫展。因为这个时候，他正值身无分文，哪里有钱还给那些像吸血鬼一样的债主呢！他连忙吩咐仆人，一定要和债主们说，主人不在家里，然后就准备从后门溜之大吉。

柏尔尼夫人却显得十分镇静，她微笑着问，讨债的人要多少钱？仆人报上来一个数字，很显然那是不小的一笔数目。

柏尔尼夫人丝毫没有犹豫，立刻拿出笔来开出一张支票给了仆人，“把这个给他们吧！”债主们拿到了支票，便纷纷离开了。柏尔尼夫人经常替巴尔扎克处理着类似事情，但是这位可爱仁慈的夫人却从来没有抱怨过。她也没有因此朝巴尔扎克逼过债。她一直默默地给予巴尔扎克经济上的帮助，尽管对于巴尔扎克的巨额债务来说，这样的帮助也是杯水车薪，但是她对巴尔扎克的恩情是巴尔扎克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

这一切，巴尔扎克都铭刻在心：“从1823年至1833年间，在人生这场可怕的恶战中，一位天使给我以支持。柏尔尼夫人尽管有家有室，却像上帝一样对我无微不至。”

“她是母亲、是女伴、是家园、是知己、是慰藉；她造就了作家，她安抚了青年，她提高了智趣，她像亲姐妹一样为我欢笑，陪我哭泣，她每天都来到我的身边，像一个美好的梦，使我在沉睡中忘却了苦难。她想方设法给我提供高达415万法郎的巨款。”

“毫无疑问，要是没有她，我早就没活命了，她鼓励了我的自尊心，使人免受堕落。”这是巴尔扎克发自肺腑的声音。

巴尔扎克在德·柏尔尼夫人生前死后所写的关于她的一切，构成了一组对这位伟大女性的感恩戴德和欣喜若狂的赞美诗。

柏尔尼夫人所给予他的勇气、自由、外在的和内心的安全感是不可言喻的。

柏尔尼夫人就像巴尔扎克的一位亲人，她给了巴尔扎克很多关爱，弥补了巴尔扎克小时候不幸的童年时代的缺憾。

于是，在《幽谷百合》中，作者巴尔扎克创作了一位非常理想化了的德·莫尔梭夫夫人的形象，但他也只称之为那是与柏尔尼夫人相去悬殊的身影，只是那位妇人一些次要品德的轻描淡写。

同柏尔尼夫人这场深度灵魂的碰撞“作为他一生中无比的一次幸福遭遇”曾由他以极其优美的言辞描写过：

你曾经有过福气遇到这样一位女人吗？她的歌唱般的声音使她的字句倍增魅力，这种魅力也同样贯注于她的千姿百态。

一位妇女，她知道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缄默，以完美的娇柔感博得你的注意，选择字句妥帖恰当。她的语言非常纯洁，她的戏弄很像抚爱，她的批评决不伤人。

她不以聒噪的态度处理事情，而是满足于引导一场交谈并使谈话适可而止。她举止总带着微笑的媚姿，她的娴雅绝非造作，她能尽力而为却不过分心焦。

这个女人真是丽质天成，她所作所为决无一丝矫情，她从不炫耀自己，显示她的感情纯粹由于她诚有所感。她既温柔又活泼，她的同情心表达得特别沁人心脾。你会如此热爱这个安琪儿，即使她做错了一件事，你也心甘情愿承认她是对的。

尝试经商失败

从1822年11月开始，巴尔扎克家离开帕里西城搬到巴黎的多雷正街7号。巴尔扎克也要为住在双亲家里负担费用。11月1日，他和父亲谈定并签约，每月为租金和伙食付100法郎。

1823年1月31日，巴尔扎克的外婆因病去世，在丧事以后，他住到多雷正街7号3层楼套间里。这就和双亲及年轻的亨利更接近了，亨利表现得更轻浮、挥霍，干什么都不成。

1824年6月24日，巴尔扎克家用10000法郎购买了他们当初租住的属于夏尔·萨朗比埃的房子。老巴尔扎克先生认为农村的空气对那些想活动筋骨的老年人十分有益。他们很快又回到老地方居住。

但是从8月开始，巴尔扎克就拒绝再和家人住在一起了。这一次，他不住多雷正街，而在塞纳河左岸图尔农街2号漂亮房子的6楼租了一套房子，这样压在他身上的经济压力就更大了。

巴尔扎克于是想竭尽全力获得成功，做出惊人之举，使事业辉煌。如果能挣钱，日子就不会难过。现在，他靠最初出版的那些小说，靠这种性质的文学事业挣来的钱是不够花费的。他的目的是更上一层楼。

也许是因为对炮制小说感到无奈，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多多赚钱以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巴尔扎克又在设法寻找新的生财之道了。

1824年冬天，他结识了出版商卡耐尔，卡耐尔向巴尔扎克透露了自己一个赚钱的计划，听得巴尔扎克热血沸腾。

卡耐尔兴奋地对他说：“亲爱的巴尔扎克，我有个赚钱的计划，你可以听听。”

巴尔扎克睁大那双富有神采的眼睛，快活地说到：“哦，说来听听，伙计。”

卡耐尔告诉他，目前，有一桩很有赚头的出版生意，那就是为暴发户的资产阶级出版一批书籍。

卡耐尔说：“是这样，巴尔扎克，你想想，在法国有那么多大作家，他们的作品也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在心中敬仰他们，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作家的作品集结起来出版，这样一定会使你发大财的。”

卡耐尔告诉巴尔扎克，那些暴发起来的资产阶级是不看书的，但是，他们有了钱就想爬进上流社会，而要进入上流社会就必须进行包装，书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装饰。

卡耐尔还颇显内行地告诉巴尔扎克，怎么印这些书籍也大有文章。他打算采取缩印的形式，把一个著名作家的全集印成一本，打破过去一大套几十册的惯例。这样，放到书架上，既省地方，又新潮，如果再把封面印制得精美一些，肯定更受欢迎。

这无疑是一个既能赚钱，又有意义的好事。但是卡耐尔缺少资金。于是，这位精明的商人就向巴尔扎克提出了合作的要求。巴尔扎克对这个计划立即表示了赞同，而且慷慨解囊。愿意无条件地分担那股份的2/3，即1500法郎至2000法郎。并且答应给拉·封丹和莫里哀这两位作家的全集写两篇序言。

在这个出版商的鼓动下，另外还有一位退休的官员和一个大夫，也参加了进来。他们每人的股份是1500法郎。合同签订了才一个多月，包括卡耐尔在内的其他合伙人便嗅出了苗头不对，纷纷撤资了。

唯有巴尔扎克执迷不悟，他对这个新事业刚刚产生兴趣，要让他放手是不可能的。在别人退却的时候，巴尔扎克却选择了大举进攻。“既然是白手起家，索性干得又大又辉煌才好。”于是，他把全部股份都承揽了过来。

亲朋好友们也热心资助他，唯有他的妹妹觉得不妥：

亲爱的哥哥，你的这个经商计划，使我十分不安。你这位作家侍奉的神灵未免太多了。既然已经献身于文学事业，很多名人终生奋斗，尚且感觉不够，你哪能有那么多的时间再去操持别的营生？

再说，经营商业，你本来就不熟悉，你为人和善，生性耿直，总以为别人也像你一样忠诚坦白，从来不懂得防备他人的尔虞我诈。

亲爱的哥哥，我宁肯看你整日与手稿和正经的著作打交道，也不愿看你口袋里装上泥土；我宁愿你住在寒冷的阁楼上，也不希望你财运亨通、买卖兴隆。

但是，此时的巴尔扎克已经完全陷进这桩考虑不周的发财梦里了，任谁的忠告也很难听得进去。事实果然不出妹妹的预料，巴尔扎克确实不是经商的好材料。因为缺少经验，因为准备不足，他的生意一落千丈。

他苦心经营了一年多，出版了莫里哀和拉·封丹的全集袖珍本，而且亲自作序，还出钱请人画了精美的插图。初版印刷了1000册，测算一下成本，每本必须售价20法郎，结果却只卖了20本不到。

余下的全部堆在仓库里，书价只得一降再降，一直降到了每本10法郎，可仍然卖不出去，最后不得不把所有的存货全部甩卖出去，结果是净赔了9000法郎，眼看到了破产的边缘。

巴尔扎克的生意赔了老本。任何一个人只要经过一次严重的挫折都会低头思过，慎思谨行，而巴尔扎克却不是这样，生就的倔脾气使他做任何事情都不爱认输。在出版图书失败面前，巴尔扎克不但没有从这倒霉的生意中清醒过来急流勇退，相反还不服输，又盘下了印刷厂和铸字厂。

为了维持业务，他什么东西都印。然而，他艺术家的气质永远应付不了商业方面的经营，他又上当了。他的《拉·封丹全集》和《莫里哀全集》被迫以不到9法郎一本的低价卖出后，得到的却并不是现金而是支票。

而且紧跟着，买书的书商破产了，支票兑不出现金，只换回了那书贩子存放在乡下的一大堆卖不出去的书。他用千辛万苦筹划来的现钱，却换回来了一大堆的废纸。劳碌奔波了半天，一无所获。

在这期间，他只得向他的那位女友柏尔尼夫人寻求资助。而这位善良的夫人又再一次替他解了围。

巴尔扎克有一种永不衰竭的进取精神，而且对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新动向十分敏感而支持。他听说一种新铸字方法正在出现。

他相信，随着出版业的进步，随着读者的增加，排字和铸字的烦琐劳动一定会被机器所代替。于是，当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他便把它紧紧地抓住了。

1827年8月1日，他又与人合伙建立一家印刷字模厂。巴尔扎克的套间就在厂子的二楼，这里有客厅、饭厅、起居室和带有一张大床的卧室。墙上贴着蓝色薄纱，使这间陋室带有纯情的色彩。

柏尔尼夫人每天都到巴尔扎克房里来，不怕工人的乱杂，机器的冲击声，油墨的、纸张的、糨糊的味道从车间直冲楼上。她和巴尔扎克一起看账本、检查发票，以使他能施展宏图。

尽管有这位美丽的天使监护，尽管巴尔扎克老是泡在账本里，但他不会算账，也不会管理企业的事情，企业在生产方面毫无秩序。他习惯于看得太高，走得又太远。

从1828年初开始，巴尔扎克就已经穷途末路了。他的合伙人再次退出；而他的主顾们对他的样品又不感什么兴趣；他的伙计们又向他索要工钱；一些纸商、书贩又要他清偿账目；放债人又逼索贷款。巴尔扎克简直是四面楚歌了。

债权人的票据不断送到他住处。因为此类票据太多，他把它们留在办公桌上、椅子上，压在钟座下。夜晚，他在梦中也看到债台高筑。白天，他也难以忍受那些未领到工资的工人的目光。

1828年2月，巴尔扎克终于从房子里逃走了，因为破产的迹象太明显了。最后，这件事情的解决办法是：他以67000法郎的价格把它出让给巴尔比耶先生，包括设备及印刷执照在内。这次转让可以清偿那些要得最急的债主。

这么一算，巴尔扎克一共欠下了近10万法郎的债务。老巴尔扎克夫妇害怕儿子将被当成无偿还能力的债务人关进监牢。老巴尔扎克夫人只好请求担任商业法庭代理推事的表哥夏尔·塞迪的妥善、友好地解决此事。

破产对于巴尔扎克来说，几乎是一段身败名裂的苦难历程。然而，生活的苦难绝对不是无缘无故地降临在一个人身上的。正是因为有这一段创业失败苦苦挣扎的历史，他才能在《人间喜剧》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金钱关系有那么深刻的把握，有那么生动的描绘。

在那段时期，他不得不和各种各样的出版商、债权人打交道，不得不面对逼债、清算、高利盘剥、敲诈勒索等一系列近乎掠夺的人们。他周旋在他们之间，像扁舟在大海的风暴中摇晃一样，几度要被大海吞没，几度又化险为夷。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使他抓住了社会的本质，见识了掌握金钱的生活中的“主人”们。

生活的法则就是这样：这里的所失，正是那里的所得。巴尔扎克多年的苦斗、失败，给他提供一笔无法用法郎来计算的精神收获。生活的储藏、社会的世相、人物的故事，他都在这些破产中认识到、体验到了。

巴尔扎克作为商人所丢失的东西，正是他作为文学家所需要的东西的来源。在这些失败中，他所获得的收益，也是他一生用之不尽的创作财富。他所看到的每一幕生活的闹剧、悲剧和喜剧，都像是莎士比亚的悲剧一样动人，像拿破仑的每一场战役一样激烈。

他认识到了在这个时代中金钱的价值。他知道了证券交易中的种种钩心斗角。他知道了在商号里所使用的权术和诡计。他知道了他的失败不仅仅是失败，他更加清楚地了解到了这是属于他用金钱换来的对社会生活的清醒的认识。

由于他的奋斗和失败，再奋斗、再失败的经历，使他比同时代的其他的伟大作家有了更多的关于社会学方面的学问。这为他后来《人间喜剧》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有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