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写作

挫折和不幸，是天才的晋身之阶、信徒的洗礼之水、能者的无价之宝、弱者的无底之渊。

——巴尔扎克

第一间工作室

到了巴黎后，巴尔扎克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找到了那条几乎是全巴黎最脏、最乱、最破旧的房子。他自己的住处就在这座房子顶层的阁楼上。

巴尔扎克小心翼翼地拎着行李，走在又窄又破的楼梯上，这里的光线暗得很，到处弥漫着霉臭的气味。爬到顶楼后，巴尔扎克看见一扇已经损坏了的，由几块木板草草钉起来的房门，这就是自己的工作室了。

打开门，巴尔扎克在黑暗中摸索着，进到了这间低矮昏暗的阁楼里。

“上帝啊！”虽然出门的时候，他已经猜到母亲不会为自己租什么像样的房子，但是眼前的景象还是足够令这个军需官的儿子为之感慨。

巴尔扎克注视着眼前的这个小屋，这显然是一个冬天寒冷夏天燥热的屋子，不足10平方米的样子，四壁徒然，斑斑驳驳，屋顶低得好像就要撞到自己的头，到处都是灰尘。

还好有一扇沿街开着的窗户，虽然这窗户是那样的狭窄，但是从这里却可以俯瞰到巴黎穷人区一片片灰暗的屋顶。

尽管面前的景象如此破败不堪，这个年轻人还是一下子接受了这个小格子间，终于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艰苦算得了什么呢，“我一定会成功的”！这样劝慰着自己，巴尔扎克感到干劲十足。

巴尔扎克很清楚母亲的意图，故意把他打发到这个牢房似的小房子里，其实就是想让自己知难而退，重新回到律师事务所去，过他们安排好的生活。那她可是太不了解自己这个倔犟的儿子了，这可是一个坚定执著的年轻人啊！

如今，莱斯堤尼尔街9号的房子已经是踪影全无了，人们不能亲眼见证这个伟大作家第一间工作室的凄凉和破旧，还是多少有点可惜。

第二天，巴尔扎克从家里带来一些工具，开始维修这个将要生活两年的阁楼。他加了几块木板把门窗重新钉过，又裱糊了斑驳的墙壁，修缮了屋顶的瓦片，并且打扫了卫生。通过和母亲协商，巴尔扎克从家里的杂物间搬来一张又硬又平的硬板床，一张覆盖着破旧皮革的小橡木桌子，两把旧椅子。本来，他还想租一架小钢琴来着，但却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

过了几天，由于缺少生活用品，巴尔扎克只好写信给家里“乞讨”。后来，他还有幸弄到一件雕刻和一面镀金的方镜，像模像样地装点了自己的陋室。

从此，这个青年人就蛰居在了这间简陋的破屋里，成了这里的一名隐士。开始了他的僧院式独居生活，既是自己的主人，又是自己的仆人，精打细算地使用着每月父母供给的120法郎。

他每天3个苏的面包，2个苏的牛奶，3个苏的猪肉就能使他不致饿死，并能使他的精神状态保持分外的清醒。

在巴尔扎克的《驴皮记》中，他以自己的生活为参照写下了这些话：

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阁楼更令人讨厌的了，墙壁又脏又黄，一股穷酸气，房顶倾斜，几乎碰到了地板，从松散的瓦片间可以看到天空。

我每天在住处上要花掉3个苏，在夜间用的灯油上又要花掉另外3个苏。我自己收拾房间，我穿的是法兰绒衬衫，因为我付不起一天2个苏的洗衣费。

每天早晨我从圣米歇尔广场的喷泉把水打来，就是在这种贫困和蛰居的方式中，我度过了那修道院式的孤独生活的头10个月。我自己既是主人，又是仆人。我以无法形容的热情，过着一种清教徒式的生活。

冬天的时候，这破楼顶房的寒冷是可想而知的，可是他一天只用2个苏去买煤，比灯油钱还少。在他看来，工作是比生活更重要的。在冷得实在是不能忍耐的时候，他就几天不下床，坐在被窝里工作。

在惊人的寒冷和疲劳中，他不敢休息片刻。虽然营养匿乏，他不敢多花一文钱为自己买一点吃食。当每个苏从他的手中花出去的时候，他都得在手中反复摆弄半天，掂量着它的价值，看这一个苏用得值不值。

巴黎的夜晚在这个季节降临得很早，下午15时巴尔扎克就不得不将油灯点亮，漫漫长夜，陪伴他的只有那寒冷的孤灯，但年轻人的热血温暖了阁楼中的空气，那痛苦的夜也就变成了以后甜蜜的回忆。

从那时起，巴尔扎克就爱上了夜的气息，天空、大地、人群、都市都在沉睡，而缪斯诗神降临在他的眉梢、笔尖，撩动他的心思，润湿他的笔尖。是的，唯有她，这可爱的诗神，不论贫穷或富贵，从没有抛弃他，始终爱他，伴随在他身旁。

此时，若从物质条件来看，巴尔扎克过得的确十分艰苦。但是，从精神方面来说，他却又无比的富有，他拥有了20多年来所一直追求的自由。

这个年轻人节衣缩食，过着如此清苦的生活却毫不在乎，在很多人眼里觉得不可思议，而他的意念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一定要成功。正像《驴皮记》中所写的：

一个预感到有美好前途的人，当他在艰苦的人生大道上前进时，就像一个无辜的囚徒走向刑场，一点也不用羞愧。

这简陋的生活条件，让他获得了如此巨大的精神满足，这也许是他的母亲所始料未及的。

开始的时候，巴尔扎克心猿意马、举棋不定：他尝试过悲剧，又起草过文学评论，又试着写一些诗歌，却总是才开了一个头，就写不下去了。

他整理了从前写过的文字，那些东西现在看来书写得太简略潦草了，还有的东西，自己浏览了一下题目后，也不禁笑出声来。很显然那些“关于灵魂不朽的笔记”、“关于宗教的笔记”等，与文学创作根本不搭边。

他想到顺着布尔东大马路一直向前走就是图书馆，“对呀！为什么不到那里去寻找点题材呢”？于是，他又成了那家图书馆的常客。

日子一天天过去，巴尔扎克孜孜不倦、按部就班地练习着自己的文笔，在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些想法。巴尔扎克发现，这些并不舒适优雅的环境，如果换个视角来看，原来有着许多别致的美丽。

他以愉悦的心情欣赏着他的楼顶小屋，这是他的住所，是他的空间。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房间里那个窄小的窗口是巴尔扎克与外界相通的孔道。从这里，他能放眼远眺。

他看到的是一片屋顶的海洋，它们色彩斑斓，有深棕、暗灰、紫红、墨绿。那高低错落的屋脊，是这海洋中涌起的层层波浪。

有时，在某个屋顶花园的花丛中，他可以看见一个老妇的清晰和佝偻的轮廓，她正在旱金莲上浇着水；运气好的时候，他还能看到一个俏丽的姑娘，她正在一个顶楼上梳妆。

更多的时候，这位作家是凝视屋顶落水槽中那些朝生暮死的植物，思考生命的意义；或者凝视着被一阵疾风吹到高处的可怜的杂草，悟出一些哲理；或者望着墙壁缝隙里长出的鲜绿苔藓和一堵山墙上爬满的生机勃勃的常青藤，享受舒适的心情。

在这间囚室里，作家研究起那些苔藓和雨后它们生气勃勃的颜色，它们被太阳一晒，就变成了干巴巴的丝绒，在古怪的明暗中显得有些棕褐。秋天一到，这些绿叶又会变成美丽的、火焰一般的秋香色。

巴尔扎克终日蛰居在小阁楼里，他把它称作牢房，并说他爱他的牢房，它是他自愿坐的监狱。有了从事创作的简陋设备，巴尔扎克就心满意足了，何况有时他的想象力把他带走得很远，这些环境在他眼里似乎已不是真实的存在。在《驴皮记》里他曾经写道：

我记得有时候曾经心情舒畅地把面包蘸着牛奶吃，独个儿挨着窗子呼吸新鲜空气，浏览由棕色、灰色、红色的屋顶构成的景色，这些屋顶由白石板或瓦片铺成，上面长满黄色和绿色的苔藓。如果说开始时候，我感到这景色有点单调，不久我便发现这里有不少奇特的美。

有时候，在晚上，从关不严的百叶窗投射出一道道光线，使得这个奇异国度里的一片漆黑产生了色调的变化而活跃起来。有时，苍白的街灯，透过雾露反射出淡黄的亮光，在街道上形成无数微弱的光波，使这一片鳞次栉比的屋顶，看上去像泛起不动的波浪的海洋。

总之，有时候，在这个阴郁的荒漠里，偶尔也出现一些人物的形象：在某个空中花园的花朵中间，我曾看到一个正给金莲花浇水的高颧骨、钩鼻子老妇的侧面，或者我透过一个窗框已腐朽的天窗，看见有位少女在梳妆，她自以为只有她一人，实际上我也只能看见她漂亮的前额和用一只美丽的手臂托起的长发。我欣赏一些短命的野生植物，这是不久就要被一场大雨冲走的可怜的野草！

我也研究长在屋顶上的苔藓，发现它们的颜色会因下雨而更加鲜艳，在炎热的太阳光下却干燥得像一片棕色的天鹅绒，反射出变幻无常的色彩。总之，这些白天的瞬息即逝的诗意印象，雾霭的哀愁情调，阳光的突然照耀，黑夜的静寂和幻感，朝霞的神秘，每个烟囱飘起的轻烟，这个神奇的自然界的一切偶然事态，对我来说，都已经很熟悉，给我带来乐趣。

这个由无数平坦的屋顶构成的巴黎的荒原，它的下面却掩盖着一座人间地狱，这对我的心灵倒还合适，而且和我的思想也还协调。科学的沉思曾经把我们引导到天上，当我们从高空下降尘寰，突然再看到这个人世的时候，实在令人感受到厌倦；于是我便完全体会到了修道院淳朴生活的妙趣。

总之，在孤独生活中所发生的很少引起世人关注的那些琐屑事儿，却是巴尔扎克的巨大安慰，能引起他无限的遐想。他是被某种观念所俘虏，被关在一种思想体系里面，却又被一种光荣生活的远景来支撑着的。

每当他克服了一个困难之后，他就会吻着心目中想象的那位优雅、富裕、眼睛很美的妇人的温柔的双手。

巴尔扎克慢慢熟悉了身边的一切，并且开始浮想联翩。不久，巴尔扎克就发现自己爱上了这间“囚室”。

工作之余，他还会到街上，呼吸新鲜的空气。他常常夹杂在巴黎街头众多的人群里，听他们关于生活的谈话，观察他们的举止，研究他们的内心，思考他们内在的意蕴。这能让他得到不少的启发和教益，从而对事业更加充满信心。

我的观察方法给了我一种能力，可分享我的对象所过的生活；他使我能够置身于他的地位，犹如《天方夜谭》中的托钵僧，只要他对谁一念魔咒，他就能摇身一变，换上了那个人的外形和灵魂。

在这里你能看到那么可怕，然而又是多么美妙的东西，单凭想象是无法知道隐藏在这里从未被人发现过的现实。一个人必须深入其中，才能发现这光怪陆离的戏剧，这些悲剧或是喜剧，这些应运而生的杰作。

巴尔扎克常去圣安东尼郊区，观察那儿的活动，那儿的居民和那儿的性格。在《法西诺·卡纳》中，他写道：

我穿得同当地工人一样差，在外表上随随便便。我能混在他们当中，使他们对我毫无隐瞒。我能加入他们一伙，看他们购买东西，谛听他们下班后回家途中的谈话，这种观察不久就在我身上变成了直觉；我能洞察他们的灵魂，而同时并不影响注意他们的外表，或者说，我已把他们的外表非常彻底地把握住，以至于立刻就把他们的底里看透。

我的观察方法赋予我以才能，使我也能感受到某一位个别人的生活，跟他自己一样；这种方法使我可以置身于那人的地位，就像《天方夜谭》里那位托钵僧，只要他对谁一念魔咒，就可以取得那个人的外貌和灵魂。

我时常会碰到一个工人和他的妻子一起从昂比居喜剧院回来，我兴味盎然地尾随他们，从卷心菜桥大街一直到博马舍大街。起初，这些厚道的人谈论他们看过的那出戏，逐渐地他们谈到家事。

做母亲的一手牵着孩子，既不听孩子的埋怨，也不听孩子的要求；这对夫妇在计算第二天雇主会付给他们多少工钱，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花销。于是谈到家务琐事，抱怨土豆价格太贵，冬天漫长和黄油块涨价，提醒切记还欠着面包店的钱；末了，讨论激烈起来，他们俩言语生动，展示出自己的性格。

听着这些人说话，我能领会他们的生活，感到他们的破衣就披在我肩头，我脚上就穿着他们的破鞋走路；他们的愿望与苦难浸入我的心灵，或者说我的心灵走进了他们的愿望与苦难。正像一场醒着的梦，我跟他们一道，冲着那些虐待他们的雇主，冲着各种各样，用来逼迫他们反复多次才能拿到工资的恶毒诡计，感到怒不可遏了。

我自得其乐，一是放弃了自己的习惯；二是在某种道德力量的陶醉下转化成为另一个人；三是一有兴致就随时做此游戏。我哪里来的这种天才呢？是不是第二视觉？是不是一种如果滥用就会发疯的气质？我至今不曾探索出这力量的来源。我当时据有了它，而且也利用了它，如此而已。

从这时候起，巴尔扎克就能把人民的那个综合集团的成分，深入分解成若干组成部分。他了解他们，并且能够判别出来他们的气质好坏。他深知圣安东尼郊区对于他的重要性，这个革命的温床，有它的英雄、发明家，有实践智慧的人，流氓与罪犯，美德与邪恶，一切的一切都陷于忧患，落于贫困，沉湎于葡萄酒，毁于白兰地。巴尔扎克感慨地写道：

你简直不能想象，在这一痛苦的区里展开过多少数不胜数的奇遇而无人注意，有过多少立刻就被人忘却的戏剧！在这儿能够看到多么可怕，然而又是多么美丽的事情啊！再丰富的想象力也决不能洞察隐藏在这儿，从未被人发现过的事实。你一定要深深潜入，才能发现这些非凡的戏剧，这些悲剧或喜剧，这些产生于机遇的杰作。

巴尔扎克在囚室里苦读苦思，深入生活，观察周围的人和事物，为创作做好了准备。

在《奥诺丽娜》一书里，他说：法国人怕出门的心理和英国人爱出门的心理可以说不相上下，两个极端也许都有道理。走出英国，随处都发现胜过英国的东西，但要在法国以外找到法国的韵味就极不容易了。这足以看出，他对眼睛里所看到的一切的热爱。

巴尔扎克在莱斯堤尼尔街9号的日子，也不时有访客到来。每到星期天，巴尔扎克就会在他的小屋里接待绰号“皮拉特”的小老头达布朗，他常常带来一些城里传播的新闻，那些属于“二流人物”的近邻的事，他们都是善良的市民，家里都有很漂亮的女儿；房主也不怀疑住在小阁楼的房客是位文学奇才，总之，邻里们对他都很亲切。

如果达布朗有几个星期天不来看他，希望知道小道消息的巴尔扎克就会友好地责问：“你这个不守信用的老头，我有16天没见到您了，这不好，只有您才能给我安慰。”

但他最高兴的事，还是收到斯洛尔的信，信是科曼大妈定期送来的。斯洛朗也给哥哥写信。

姐妹俩都很浪漫和爱开玩笑，她们急于揭露陈词滥调，表示了她们自己的独立判断。她们很信得过巴尔扎克。特别是斯洛尔，她的来信总要问到巴尔扎克的工作进度，“伟大的作家，你的大作进展如何啊”？

这样的话，总能撩起巴尔扎克的兴奋，他为有人关注他感到开心。他激动地告诉斯洛尔：“等着吧，用不了多久，你的哥哥将成为法兰西最伟大的作家。”

他向斯洛尔宣布，他正在搞大部头著作。他说，“他只能慢慢思索，慢慢地安排，慢慢地啃，慢慢踱步”。他用了大部分精力去学习，学习别人的技巧，同时也寻找自己的题目。

在这一段日子里，他除了研究与发展自己的风格外，什么也没有做。他把研究和发展自己的风格，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但是，两个月过去后，他仍然没搞出什么名堂。

巴尔扎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萌发了一种想法，他“要表达出一种思想，要创立一个体系，要阐述一门科学”。可是，该写什么，怎么写呢？

发热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方案，塞满了奇思怪想，但他一个也抓不住。他只好把随身携带的过去的“作品”拿出来翻看，或许能从中找出灵感。但这些东西，内容不是讲义，就是读书札记或者是一些乱糟糟的草稿，他不断地手忙脚乱地翻找，也不能确定写什么好。他索性又把这些东西丢置一边，静静地苦思冥想，但两个月一晃过去了，他还没有最终确定写什么。

他首先意图写一本《论灵魂不灭》，为的是证明这种不灭不过是诡计。他也想写《评诗才》，为写这本书还做了许多笔记。他很热心地阅读斯宾诺莎《伦理学》的一个译本。

经过深思熟虑后，巴尔扎克认为哲学著作不会给他带来荣誉与金钱，而他很需要这两样东西，如要获得这双重奖赏，还是投入到小说或戏剧事业比较好。

为此，巴尔扎克“几乎要失去理智了”。不过，有一点他在脑子里是清晰的，即不能像在大学读书时那样写哲学作品，因为这玩意儿太耗心血、太费时间，又不赚钱。另外，他认为小说也不适合他写。琢磨来琢磨去，他感到只有戏剧才是能发挥他天才的领域。

一方面，当时那些历史的、新古典派的戏剧有市场；另一方面，戏剧只要写得好，赚钱比其他文学形式要来得快、来得多。于是，他又跑图书馆，把当时流行的德国戏剧家席勒、意大利戏剧家阿尔费亚利、法国剧作家玛利·约瑟夫·谢尼埃等人的作品一一借出来，仔细研读、模仿，1819年9月6日，巴尔扎克终于敲定了，准备写一部5幕诗体悲剧《克伦威尔》。

他写信告诉斯洛尔：“如果你知道我现在在写什么，你准会吃惊得发抖，我已决意写一部伟大的悲剧。懂吗？伟大的悲剧。”

这是一部古代帝王克伦威尔的诗体历史剧，名字就叫《克伦威尔》。他计划用两年的时间去写作，然后进行修改。他的压力是很大的，一方面是对自己才能担心，一方面又为母亲给他限制的两年期限担心，可以想象，在这种压力下写作心情会是个什么样子。

而且，他又是初学写作，过去写的那些东西都不是正正式式地从事写作事业的作品。而现在是真正把它当成自己终生的工作了，写作时的心态当然是不能相比的。在这重重的思想、精神、物质的重压下，要写出一部历史题材的诗剧，谈何容易。

但是，他不怕这一切，他在给妹妹斯洛尔的信中说：“即使在这个尝试中使我垮了台，我也决计要完成我的《克伦威尔》。在妈妈到这儿来要我向她陈述我怎样把光阴消磨过去的情形以前，我必须弄出一点东西来。”

他为自己取得的初步成果感到由衷地高兴，忘不了信笔写上几句话寄给支持他搞文学创作的妹妹斯洛尔，信中说：

我到底决定了以《克伦威尔》为题目，因为他是近代史上最好的材料。自从着手这个题目并把它在头脑里反复考虑之后，我就沉浸于其中，几乎对万事都失去了知觉。

这时候的巴尔扎克像个南非的土著人，对外界事情一窍不通，一点不知道。他深深懂得：文学的成就只能靠孤独的生活和顽强的工作去争取。现在左右他身心的只有克伦威尔，他要写好这部戏，使自己一举成名！

克伦威尔是17世纪“兼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于一身”的有名的历史人物，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曾担任过独立派首领，先后统率“铁骑军”、“新模范军”战胜了王党的军队，宣布成立共和国，后又建立军事独裁统治，残酷镇压国内民主运动和远征爱尔兰，一生经历不凡，性格复杂，具有赫赫功绩，在英国历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

因此，巴尔扎克这一题材选得不错，雨果也写过这个题材，还产生了著名的浪漫主义的宣言《〈克伦威尔〉序言》。但对于巴尔扎克来说，正如他自己所写道的那样：

各种意念积满头脑，然而却不停地被缺乏写诗的才能所阻挠，至少还得七八个月才能把这本戏写成韵文，把思想推敲完善，再把整个戏润色精彩，真不知道有多少层出不穷的困难会堆积在这种工作里！

然而，就年仅20岁的巴尔扎克来说，他缺乏的岂止是写诗的才能，这种诗体要求严格的句法和格律，他还不熟悉舞台技巧，甚至对历史知识也缺乏足够的准备，对历史本身也缺乏深刻的认识，因此，可以说，写这种5幕诗体悲剧是注定了他失败命运的。

巴尔扎克太急于求成，太急于在两年的有限时间内向父母交出答卷，太急于向世人展露他的文学才华了，以致他根本没有时间甚至没有心思去甄别自己的才华、气质所在；他的澎湃的激情和无与伦比的想象力根本不可能在死硬的形式中得以发挥，他的意念的狂流一经阻滞，他写的东西就只能是僵冷、空洞的一堆废物了。

然而初生牛犊不畏虎，一旦选定目标，巴尔扎克就全神贯注地干了起来。在给妹妹的信中他透露：

我决计要完成我的《克伦威尔》，即使在这个尝试中我爆炸了。在妈妈到来要我陈述我是怎样度过时光以前，我一定要弄出点东西来。

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完全忘记了外面还有个喧嚣的世界，他没有娱乐，没有休息，没有交际，没有朋友，唯一有的是一个想从社会的底层挣扎到上面来的人的苦恼和辛劳，有的只是在贫困的沼泽里不懈跋涉，然后发誓要攀登上高峰的坚强意志。

首次创作失败

从搬入莱斯堤尼尔街9号的那一天开始，巴尔扎克便将自己纳入伟大作家的行列了。他选择了这位叱咤风云的悲剧人物克伦威尔作为他写作的对象后，便开始用着了魔的劲头去工作了。这意味着他的苦行才刚刚开始。

万事开头难，这个时候正值冬季，冬日的严寒无情地摄取着巴尔扎克身上的每一份热量，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挡他对事业的追求。

巴尔扎克只要投身于工作，就好像着了魔，他自己也说过，并且这是连他的死对头也承认的。这是他有生第一次自愿委身于僧院式，甚至于芯拉毗派的隐居生活。后来他一生中，每当工作紧张的时期，他就严格恪守这种生活。

巴尔扎克开始不分昼夜地伏案写作，动辄一连3天或4天不离居室。即使出门，也只是为了去买面包、水果和一些咖啡，这是他过度疲劳的神经必不可缺的刺激品。

天冷的时候，顶楼四面透风，巴尔扎克的手指对寒冷一向是敏感的，在这既透风又没有生火的顶楼里，逐渐麻木而有写不了字的危险。然而他狂热的意志却不让步。

他坐在桌边，用父亲的一条旧毛毯盖着双脚，身上裹着一件法兰绒背心。从妹妹那里求来一件旧披肩，用来在工作时围裹肩头，从母亲那里还求来一顶为他而织的帽子。有的时候，为了节省昂贵的燃料，他坐在被子里，用被子挡住袭到脚上的寒气，继续写他的那本不朽的悲剧。

即使这样，他的手还是如母亲所期望的那样冻得麻木了，可是他的身子却没有像他母亲所期望的那样离开这里，回到生炉火的律师事务所去。寒冷侵袭了他的身体，却丝毫侵袭不了他的精神。这种精神的烈焰，给他提供了强大的力量和激情。

在众多困难中，唯一使他担惊受怕的事还是日常的开销，比如灯油的开支，当白天越来越短时他不得不早早把灯点上，这更增加了他经济上的负担。受着这种经济条件的压迫，巴尔扎克更明白尽快写出这部悲剧的重要性。

面对这残酷的现实，巴尔扎克只把内心的委屈对妹妹斯洛尔一个人讲诉，在他的抱怨中，最出色的一句就是：“你那注定应享有伟大荣誉的哥哥，饮食起居着实像一位伟人，这就是：他快要饿死了！”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它并不因这个青年的苦斗而放慢一下脚步，也不因为他的紧张而为他多提供几个钟头。时间的流逝，是巴尔扎克最大的苦恼。

巴尔扎克在迫不及待的心情驱使下写啊写啊，太阳穴悸动了，手指发烧了。他仍然坚持着、创作着，不肯放弃。

在此期间，《克伦威尔》的写作进度步履艰难。巴尔扎克一想起那些优秀的悲剧作家就夜不能眠。

他向妹妹开玩笑似的说：“在莱斯堤尼尔街9号的阁楼上，在我住的地方，一个年轻人的头脑里已着火。一个半月以来，消防队员已来到，但却无法灭火。”

他不写《克伦威尔》时，就写古典式小小说作为消遣，有时，受拜伦的《海盗》启发，想写喜歌剧。

他也忘不了体格锻炼。活动活动腿脚，不顾路途遥远，到拉希兹神甫公墓玩玩。他看见墓碑时，就想到长眠在这里的那些伟大人物。

1820年5月12日，巴尔扎克接到斯洛尔的来信，斯洛尔告诉他要与欧仁·叙维尔结婚，请他5月17日来巴黎，参加在帕塞律师处的签约并在星期四上午在圣·梅里教堂做弥撒。

巴尔扎克在参加斯洛尔和欧仁·叙维尔的婚礼后不久，另一件重要的事使他兴奋，老巴尔扎克夫妇终于认可儿子的能力，召集几个朋友，在帕里西城家里的沙龙里向他们朗读儿子的悲剧作品。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老巴尔扎克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叫达伯兰翁，一位批发铁器的商人，是巴尔扎克在莱斯堤尼尔街的邻居。

当他认识了这位年轻人后，完全被这位苦修作家的精神感动了，于是，他常常从经济上帮助巴尔扎克。今天，是找上门来向老巴尔扎克夫妇“问罪”的。

“佛兰苏，你太冷酷无情了。你的儿子在那种一般人难以忍受的环境里生活，他快要饿死了！快要冻死了，难道你就无动于衷吗？”

刚进门，来不及坐下，达伯兰翁便朝着老巴尔扎克嚷嚷起来。接着，他便颇带同情语调地向巴尔扎克夫妇述说了他们的儿子近一年来的阁楼生活，并且告诉他们，巴尔扎克的作品就要完成了。

商人的一席话使老巴尔扎克夫妇俩动起了恻隐之心，他们的心眼里不由升起一股怜悯爱惜之情。“他还真了不起，那么菲薄的生活费，他居然没借过分文的债务，可见儿子不是那种吹大话的浪荡公子。”

巴尔扎克的母亲眼前突然一亮，升起另一种罗曼蒂克的念头，儿子如果真的成了作家，不也是巴尔扎克家族的荣耀吗？不也是自己的光彩吗？她显得格外兴奋，达伯兰翁告辞时，她拿出150法郎，50法郎给达伯兰翁，感谢他对巴尔扎克的帮助，另100法郎托他给巴尔扎克捎去。

最后，当宾主走到大门外时，巴尔扎克的母亲又突发奇想，她对这位热心的铁器商人说：“请你转告奥诺雷，让他把手稿送回家，我要为他举办一次盛大的作品朗诵会。”

1820年5月的一天，巴黎郊区的巴尔扎克家中，一派热烈而隆重的气氛，客厅打扫得干干净净，亲戚朋友们像过节一样等待某个时刻的到来，老巴尔扎克夫人也显得很激动。她高声地指挥大家，将一个个圈椅摆放成美丽的月牙形，月牙形圈椅的前方，摆放着供巴尔扎克朗诵与表演的一张小方桌。

参加人员有巴尔扎克的父母，妹妹斯洛尔及其妹夫，还有他的两个至交：拿克加尔大夫和达伯兰，前者不仅关照他的健康，而且把他从事的文学事业看得至为神圣，并不惜从精神、物质两方面支持他；后者虽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小商贩，但他早就看中巴尔扎克是个天才人物，将来肯定会大有出息，于是随时随地给巴尔扎克以极大的物质、精神鼓励，从这两个普通人身上，似乎也可以看出整个法兰西民族对文化事业的狂热追求和冲动。

这些客人中还有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大家带着好奇与希望，准备聆听年轻诗人的剧作。

时间差不多了，老巴尔扎克夫人满意地审视了自己的精心安排，认为无一疏漏，便郑重宣布朗诵表演开始。

一直被母亲安排在幕后的巴尔扎克登场了。只见他此刻已经换上与家庭地位相符的装束，新浆洗过的硬领白衬衣配上一条带金丝边的红格领带，显得格外精神。刚熨烫过的黑色燕尾服笔直挺括，平日蓬松而不驯服的头发，已梳理得整整齐齐，并且泛着发蜡的光亮。

由于是巴尔扎克作品的初次朗诵，他怀里好像揣了只兔子，惴惴不安。刚刚站到桌子前，巴尔扎克拿稿的一只手便开始抖动，另一只手胆怯地也不知放在哪儿好了。本来挺明亮的一双眼睛，这时也显得有些彷徨疑惑。“第一幕，第一景……”连声音都颤悠悠的。

巴尔扎克卖力地读着诗句，众人们吃力地听着诗句，整整持续了4个小时，客厅里的气氛由开始时的高昂兴奋，渐渐地沉闷与乏味起来，当巴尔扎克终于气喘吁吁地念完之后，一片令人窘迫的寂静，谁也没有恭维作者。

巴尔扎克礼貌地向诸位鞠躬行礼，算作谢辞。虽然没有听到赞美，但他依旧很乐观，眼前的“评审团”一个是军队的给养官；一个是桥梁工程师；一个是内科医生；一个是铁器商人……没有一个人对文学在行，怎么能够给出客观的评价呢？

在这件事上，略感失望的老巴尔扎克比所预料的更为激动，他说“审判委员会”可能弄错了，聪明的办法是将《克伦威尔》让“有权威和公正的人士”审阅。

于是，巴尔扎克的母亲和妹妹斯洛尔一起，捧着这部她们尚无法鉴赏的作品，来到了法兰西学院教授和文学院院士安德烈家里。安德烈曾是几部诗体喜剧的作者，而且他的作品都在舞台上演出过，反响不错，他是有资格、有水平为巴尔扎克的作品写最后鉴定的权威人物。

过了不久，安德烈先生回信给巴尔扎克夫人，如此写道：

我非常不愿意使令郎气馁，然而我的意见却是，他能够比写作悲剧和喜剧更好一点地使用他的时间。如果他能赏光，来看我一次，我将乐意向他解释，按我的意见，纯文学应如何学习，以及他能从文学中得到什么好处，而不必选择诗词作为职业。

幸好，安德烈先生并没有完全否认巴尔扎克，认为他还能“从文学中得到什么好处”。当然这成了巴尔扎克反驳母亲指责的实据。事实上，不管安德烈先生如何评价《克伦威尔》，都不会令巴尔扎克放弃写作这条路。

巴尔扎克就像个皮糙肉厚的泼辣孩子，他只说了句：“这没有什么，只是悲剧不适合我来写而已。”说完，便擦去身上的土，拭去额角上的汗后，又大步向前跑去了。

的确，虽然《克伦威尔》这部悲剧确实不是什么杰作，但是处女作品的失败也是包含很多原因的。首先，在文学起步之初，巴尔扎克还不知道他的天才应该施展在什么题材上，又没有前辈悉心点拨。

诗体悲剧不但需要熟悉人情世故，而且必须掌握舞台技巧，这都是这位文学新人所难以运用自如的。而且，巴尔扎克的压力太大，父母仿佛在用鞭子追赶着他，使他无暇静心地分析自己的气质，急急忙忙地拼凑诗句与韵脚，这些都是失败的原因。

巴尔扎克过了一回当作家的瘾，可惜处女作无可奈何地夭折了。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一事实，他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他只是觉得他哪里出了点差错，使他心中酝酿已久的要表达的意念，要建构的体系和要阐明的学问没有以最佳的方式如实地反映出来而已。

可是，他不承认失败已于事无补，最为现实的问题是，他要生存，然后才能创作。处女作的夭折，父母已不允许他把文学当职业。

《克伦威尔》失败之后，父母尤其是母亲劝告他，可以把纯文学当做一种嗜好，一种所谓“正当”职业后的“副业”，谋求一个健全而获利的职业才是当务之急。

巴尔扎克不为所动，他对母亲说：

如果我有了职业我就算完了。我将成为一个小职员、一架机器、一匹马戏场里的马，在指定的钟点里围着场子跑上三四十圈，在指定的钟点里喝水、吃饭、睡觉。我将仅能成为一个专心于日常琐事的人，这就是所谓的生活，像石磨般旋转，永远相同的事情永远反复着实现！

巴尔扎克拒绝妥协而坚持他的合同，和父亲订的契约上的两年试验时间还剩下一整年时间才期满，他要充分地利用它。

怀着锲而不舍的精神，巴尔扎克又心甘情愿地回到那间“囚室”中去了。

转战商业小说

处女作夭折，巴尔扎克又回到了莱斯堤尼尔街9号那间囚室之后，他躺在“吱呀”作响的破床上，一手枕着沉重的脑袋，一手随意地无力地摊放在床沿上，透过屋顶裂开的瓦缝，他漠然凝视着那片蓝天。他努力地给自己鼓劲，想要理出一些头绪来，看看处女作究竟为什么失败了，眼下该干些什么为好。

一年前，当他从律师事务所的凳子上跳起来，跑回家向父母宣布要当大作家的时候，他是十分骄矜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狂妄的。在他的想象中什么困难也不会有，世界全不放在他眼里。他认为凭借他的才华，他的学识，他的智慧、声名、荣誉、自由、金钱，这些人人艳羡的东西，他，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完全可以一蹴而就。

然而，《克伦威尔》这部作品的夭折，挫败了他的骄矜、狂妄，他不得不现实地考虑些问题了。

巴尔扎克从来就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处女作遭“枪毙”，他另起炉灶，重新开始。诗句难以雕琢，就用散文笔法写；不善于构建戏剧，就写作小说。就这样，他像一艘开足马力的帆船，在文学的海洋中披风斩浪，继续摸索着、前进着。

巴尔扎克知道，“只要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内在力量，他就能受得住沉重的打击”。他意识到，《克伦威尔》的失败是他选择的失败，而绝不是自己没有才能。不过，通过《克伦威尔》的写作，他从事写作，以写作为职业的决心是更加坚定了。

悲剧的相对固定的形式，桎梏住了巴尔扎克的跳动的意念和奔放的才情，但是没有打消巴尔扎克要成为作家的梦，于是，他开始了小说的创作。躲过了初始的灭顶之灾，这航船并没有直接驶入汪洋大海，而是艰难地求索了很久很久。

1818—1828年，是巴尔扎克创作的第一阶段，也是他创作的摸索阶段。

卖文为生的日子是清苦的。父母给他提供的费用连最低的生活标准都难以达到，而且眼见着期限就要到了。这位可怜的未来作家，从拿起笔的一开始就时时处于危机感之中，他还常提心吊胆地害怕善变的母亲指不定哪天会突然中止供给，勒令他重新坐到律师事务所的板凳上去。

在这段时间里，巴尔扎克一直在写小说方面找出路。他开始创作长篇叙事小说《阿加蒂丝》，故事发生在十字军东征时代，由于写作根基浅，这本小说写得杂乱无章；他又写起另一种形式的文章《法尔图尔纳》，这篇道德说教式的文章也没写完；巴尔扎克又尝试起书信体小说《斯特尼或哲学的错误》，但都无法令人感到满意。

巴尔扎克时常感到惆怅和痛苦，要写一部好的作品需要很深的文学功底和非常多的经验知识。他的目的是当一流的作家，这个初衷并没改变。但是很显然，以他目前的能力来看，一时是不能靠杰作一举成名和一鸣惊人的。他需要实实在在地靠写作赚点钱，先赢得经济上的独立，摆脱家庭的羁绊和控制。

巴黎街头，圣米赤尔广场一个个的小书摊一个接一个地排列着。什么海盗生活的小说，行侠仗义的小说，邪怪与艳情的小说，以及冒险奇遇之类的小说，充斥着所有的书摊，而且装帧粗俗，印刷质量糟糕。这时，法兰西的文学界正经历着形形色色文学思潮的冲击。

因为，拿破仑的时代结束了，重新恢复了波旁王朝的统治，人民群众曾经有过的激情也开始冷却，人人都像害了大病一样，无精神追求，无精神寄托，只好从光怪陆离的“书摊文学”中寻找酒后茶余的消遣和精神刺激。

巴尔扎克的文学梦遭到打击后，曾有一段时间，他整天漫步在广场和街头，并随意浏览书摊上五花八门的小说。

这时的浪漫主义小说风行一时，英国浪漫主义小说家司各特和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库柏等人的作品不胫而走，巴尔扎克也有意加入这个阵营并立即行动起来。

过了不久，机会果然来了。就在巴尔扎克的附近，住着一位不同寻常的“打工仔”，他自称为德·来哥罗维耶·勒·波阿特万·奥古斯都，好像是个贵族青年，实际是个“文学捐客”。他的年龄与巴尔扎克相仿。

这个年轻的市侩文人头脑灵活，擅长经商，他目前从事的工作就是编写流行小说，之前他已经拼凑出一两本流行小说，并联系到一家出版商，出版商为此付给他800法郎现钱，作品将于2月间分两册以奥古斯都·德·维也尔热莱的假名问世，由王宫广场的于倍尔书店发售。

有了资源后，奥古斯都便想靠发行流行小说发财，所以正在寻找一些快手来提供稿源。他正在物色一位有才气的需要金钱的合作者，来共同“制造”流行小说，以便多出书，快赚钱。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当一个人失意彷惶时，常常会有一个“魔鬼”来靠近你，它利用你的迷惘、徘徊，向你灌输一些似是而非的思想，使你稍不留神，便误入歧途。巴尔扎克就遭到了这样的影响。

于是，在某个黄昏，奥古斯都和巴尔扎克在一家餐馆里结识了，简单地交流之后，两个人俨然已经成了朋友。

开始的时候，巴尔扎克向这位新朋友抱怨“自己的成功无路”。奥古斯都向他解释说：“你之所以倒霉，其真正原因是你对文学的野心过大！艺术良心与写小说何干？何必如此郑重其事？”

奥古斯都得知巴尔扎克搞文学创作的窘境，便立刻发挥他能言善辩的特长，运用如簧巧舌，委婉地述说起在巴黎金钱的重要，述说写书摊小说如何省力，如何赚钱。

他说：“我们这种小说容易得很！只要物色或剽窃到一个题材，历史上一点什么事，只要是出版商特别关切的题材就行，然后以尽可能的高速度杀出它几百页，最好是几人合作！”他已经有了一位出版商肯接受他们的作品。

他信誓旦旦地向巴尔扎克保证道：“老兄，你不用出屋，只要写稿，其他工作都由我来完成，钞票就会自然来的。”

看着巴尔扎克有些犹豫，他就又劝说道：“如果你担心将来成名了，这段时间的写作会影响你的声誉，你可以编个假名字嘛！”

巴尔扎克意识到自己目前已经没有更好的出路了，便答应了奥古斯都的提议：由奥古斯都负责拼凑荒诞古怪的离奇事，负责联系出版商，巴尔扎克执笔，完成手稿，报酬对分。两人一拍即合，第二天，便马不停蹄地开起了“小说制造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