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题小像》

鲁迅最著名的诗篇之一，是1903年他为自己剪去辫子后的第一张照片而作的这首七绝：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这首诗言简意深，反映了鲁迅青年时代的思想风貌，历来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

诗的结句“我以我血荐轩辕”乃是本诗抒情的高潮，意思是说要把一腔热血贡献给民族革命的伟大事业。轩辕就是传说中汉族的始祖黄帝（其详见于《史记·五帝本纪》）；荐，《说文》释为“荐席也”，就是垫在身子底下的草席。血荐轩辕，就是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牺牲。这样的措辞同当时的革命者往往将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与“排满”联系在一起有着密切的关系，清末的革命者为了鼓吹革命，往往强调汉、满之分，复古主义情绪十分严重的光复会不必说，就是同盟会，纲领中也还是有“驱除鞑虏”这样的提法。当时的革命者并非反对整个满族，而是要推翻一小撮最反动最腐朽的清王朝当权派。

这样的立言同鲁迅刚刚把辫子剪去直接相关。鲁迅在留学日本之前虽然思想不断有所进步，业已了解“排满的学说和辫子的罪状和文字狱的大略”，但离下决心为反清革命贡献力量甚至不惜作出牺牲尚有一定距离；到日本留学以后情形不同了，东京乃是当时中国民主革命斗士聚集的地方，鲁迅到这里后，除了认真学习之外，尤其热心于“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1]，努力吸取新潮思想，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1903年春天他毅然剪去作为清朝臣民象征的辫子，是弘文学院“江南班的第一个”^[2]。断发后他拍了一张照片，《自题小像》一诗就是题此照片并赠给同学好友许寿裳的。后来许先生率先公布了这首诗，《自题小像》这个题目估计也是许先生拟加的。

辫子在当时是一个很敏感的东西，在最严重的情况下联系着脑袋的安危。鲁迅后来说过“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3]。鲁迅剪辫子一事发生在1903年春天，据周作人回忆，“癸卯（1903年）三月四日，谢西园回国，鲁迅托他带回一只衣箱，内有不用的中国衣服和书籍，和一张‘断发照相’”^[4]。而据其日记，鲁迅的断发照是他稍晚些时候收到的^[5]。许寿裳与鲁迅同在东京，他获赠的照片或应出于鲁迅新近拍摄之断发照片的同一底片。

许寿裳又说，鲁迅的剪辫在“1902年初秋”的“半年以后”，同学邹容等人捉了留学生监督姚文甫的奸之前^[6]。据此以推，其时应是1903年初春。捉奸并将姚监督的辫子挂在留学生会馆屋梁上示众一事在当年3月。

在清朝末年甚至民国初年，剪去辫子乃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极可能引起风波^[7]。1900年当章太炎先生剪去辫子时，曾郑重其事地写过一篇《解辫发》，声明自己从此与“满洲政府”（清王朝）彻底决裂。鲁迅的断发与此意义相同^[8]，此时赋诗言志，同样显示了“异族轭下的不平之气”^[9]和高昂的革命精神。

许寿裳剪辫略早于鲁迅，他俩志同道合，鲁迅将此诗赠给他是很合适的。

这里不免涉及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此诗的写作年代。这个问题本来并不存在，接受赠诗的许寿裳说得很清楚：“一九〇三年他二十三岁，在东京有一首《自题小像》赠我”^[10]；他在另外一些谈鲁迅的文章中也有同样的说法^[11]。所以许广平在编《集外集拾遗》及二十卷本《鲁迅全集》时录入此诗，即系于1903年。但是后来人们看到一张鲁迅手书此诗的条幅，其末署“二十一岁时作，五十一岁时写之，时辛未二月十六日也。鲁迅。”（原件无标点）按辛未二月十六乃是1931年4月3日，依此推算，此诗当作于三十年前的辛丑即1901年，或者算得细致些，当作于1901年2月19日至1902年2月7日之间。其时鲁迅还在南京。所以过去十卷本《鲁迅全集》就曾将此诗系于1901年，虽违背编辑体例亦在所不顾^[12]。

采用1901年说的还有不少论著、选本和教材。持此说者认为，此诗作于1901年，而于1903年赠给许寿裳，这样一处理，似乎与许寿裳的回忆也就没有矛盾了。

坚持1901年说的人们提出过种种理由，例如第一，鲁迅的记忆力很强，他自称“二十一岁时作”，不会记错。第二，此诗并非为题照片而作，诗中没有任何题照的痕迹。可见作诗与赠照题诗之间有一段时间差距，应当是先作诗后题赠，而许寿裳将二者混为一谈了。第三，1903年春天鲁迅托老同学谢西园带回的东西中有断发照片，而上面并无题诗，可见此时未作此诗。第四，鲁迅赴日本留学前夕，前江南水师学堂的老同学胡鼎（韵仙）有诗三首为赠，从这些诗来看，他已经读到过《自题小像》了。如此等等。此外还有种种推测，离题更远。

这些理由恐怕都是很难成立的。按胡鼎赠鲁迅的三首诗如下——

英雄大志总难侔，夸向东瀛作远游。

极目中原深暮色，回天责任在君流！

总角相逢忆昔年，羡君先着祖生鞭。

敢云附骥云泥判，临别江干独怆然。

乘风破浪气豪哉，上国文光异地开。

旧域江山几破碎，劝君更展济时才。

几首诗忧时伤世，感慨深沉，但其中并看不出有革命的意思。“济时”“回天”与“血荐轩辕”之间有着明显的差距。根据这三首诗就说其作者胡鼎一定已经看到过《自题小像》，并进而证明鲁迅这首诗作于1902年去日本之前，难以令人信服。

《自题小像》一诗确实没有明显的题相片的痕迹，这是正常的，正如优秀的题画诗并不黏着于画面而可以单独成立一样。但是这样一首诗同“断发照相”的密切联系读者还是能够体会得出来的，例如“血荐轩辕”与剪掉辫子的关系，又如“故园”的提法与身在异国的关系等等，其实诗中那个“神矢”的说法也表明他此时身在海外——这一点下文将详细谈到。

至于鲁迅的记忆力，总起来看非常之好，但也有不大好的时候。谈到他自己的各首旧体诗写于何时时，记忆力就不算很好。

这是因为鲁迅对自己的旧体诗很不重视，往往随作随弃。他早年的诗作往往由周作人记录下来，而他本人向不存稿。他曾自称“不喜欢做古诗”^[13]；又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太圣’，大可不必动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时也诌几句，自省殊亦可笑”^[14]，从这样风趣的谦辞中亦颇可考见他对作旧体诗确实不大热心，更无意于保存。许广平在致许寿裳的一封信中也曾提到“迅师于古诗文，虽工而不喜作。偶有所作，系应友朋要请，或抒一时性情，随书随弃，不自爱惜，生尝以珍藏请，辄遭哂笑。”^[15]

事实也正是如此，1934年杨霁云动手编《集外集》的时候，希望尽量多地收入旧体诗，鲁迅复信说：“我平常并不做诗，只在有人要我写字时，胡诌几句塞责，并不存稿。自己记得的也不过那一点，再没有什么了。”^[16]面对一再索稿，鲁迅说：“旧诗本非所长，不得已而作，后辄忘却，今写出能记忆者数章……”^[17]又说：“诗虽无年月，但自己还约略记得一点先后，现在略加改动，希照此次序排列为荷”^[18]；“作诗的年代，大约还约略记得，所以添上年份，并号数，寄还。其中也许有些错误，但也无关紧要”^[19]。其实他为诸诗系年错得相当厉害。初版《集外集》凡收诗十四首，系年有误的凡八首：《哭范爱农》题1913年，应为1912年；《无题》（“大野多钩棘”）题1932年，应为1931年；《题彷徨》题1932年，应为1933年；《赠日本歌人》题1932年，应为1931年；《湘灵歌》题1932年，应为1931年；《自嘲》题1933年，应为1932年；《赠人二首》题1934年，应为1933年——所以排列顺序也就大有问题，而这些鲁迅都认为“无关紧要”。《自题小像》一诗，初版《集外集》未收，鲁迅已经整个儿把它给忘了。其实他在三年前的辛未二月十六日还手写过一次此诗。

所以，当鲁迅重新手写这首诗的时候把写作时间弄错一点，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何况也可以说他并没有完全弄错。

中国旧时记年岁有两种办法，一种记虚岁，一生下来就算一岁，然后累加；另一种记足岁，生日在上半年者用虚岁减一，生日在下半年者用虚岁减二。鲁迅在很多情况下依照老传统记虚岁；但他学生时代则一贯记实足年龄，例如：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年（1901）底，鲁迅毕业于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学堂，毕业证书上写“现年十九岁”，如记虚岁，他应当算二十一岁。1903年鲁迅的年龄，见于《清国留学生会馆报告书》与《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初辑》者，都是二十一岁。日本明治三十七年（1904）夏，鲁迅进仙台医专时填写的入学申请书和学业履历表上都自称“二十二岁”，也是记足岁。正因为学生时代鲁迅不记虚岁，所以后来回忆此时之事时也往往记实足年龄。例如鲁迅1934年12月6日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说：“其实，我的体子并不算坏，十六七岁就单身在外面混，混了三十年，这费力可就不小；但没有生过大病或卧床数十天……”^[20]，鲁迅离开故家在1898年，这里说的“十六七岁”显然是记实岁即虚岁减去一二岁。所以，所谓“二十一岁时作”，应理解为1903年；只是到鲁迅晚年，他又按中国老传统用虚岁说话，“五十一岁时写之”，乃在1931年。在同一文本中混用两种记年岁的方法，而未用统一的标准予以换算，不免杂乱无章，容易引起误会，这正是记忆力出了问题；这在鲁迅也不止一次了，1930年秋海婴周岁时鲁迅抱着他有一张合影，鲁迅题诗两句道：“海婴与鲁迅，一岁与五十”——这里海婴记实足年龄，而他本人则记虚岁。

总之，鲁迅自称《自题小像》为他“二十一岁时作”，与许寿裳先生的说法其实是一致的，这首诗写于1903年春天他已经剪去辫子之后。留着辫子而说“我以我血荐轩辕”，那将是无法理解的事情。

写作年代既定，进而来看此诗的旨意。

一般来说，绝句的第三句往往带有转折的意味，是诗中最为吃紧的所在。“寄意寒星荃不察”一句也正是如此。

通过月亮、云彩或星星表情达意、传递信息，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用得很多的手法。通过“寒星”寄意于“荃”而“荃不察”，这一意象显然是化用了《离骚》中的诗句：“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衷情兮，反信谗以齑怒。”王逸《楚辞章句》注释云：“荃，香草，以喻君也。人君被服芳香，故以香草为喻。”屈原之所谓“荃”，自然是指楚王；而鲁迅诗中的“荃”则指祖国的人民。鲁迅这句诗的意思是说，他一心寄希望于人民的觉醒，但一时还看不到这种觉醒，于是只有牺牲自己，作很可能无效的反抗了。许寿裳解释《自题小像》全诗的大意说：“全首写留学异邦所受刺激之深，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感，以及同胞如醉，不胜寂寞之感，末句则直抒怀抱，是其毕生实践之誓言”^[21]。“荃不察”的潜台词正是这个“同胞如醉”的感慨。鲁迅对于中国民众的不觉悟始终感慨很深，后来在杂文和小说中常常流露出“怒其不争”的意思。

至于“寒星”一词，似乃“直寻”，没有用什么典故。早春的星自然是“寒星”，“寒”字与当时的时代气氛亦颇合拍。或以为用宋玉《九辩》：“今修饰而窥镜兮，后尚可以窜藏。愿寄言夫流星兮，羌倏忽而难当。卒壅蔽此浮云兮，下暗淡而无光。”这样来追寻典故似乎并不恰当，因为在《九辩》里并没有什么“寒星”。如果只是谈通过天上的星云以寄意，则屈原在《九章·思美人》中早已有之——

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

因归鸟而致辞兮，羌宿高而难当。

关于“寄意寒星荃不察”这一句诗，分歧的说法很多，其中有一种是大有意味而不能同意的。这一意见多年前由杨天石先生首先提出^[22]，大意说，1903年是中国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之时，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拒俄义勇队（稍后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起先他们曾经寄希望于清政府改变政策，积极抵御沙俄的侵略，推派特派员归国请见清王朝权贵面陈一切，但清王朝却丧心病狂地镇压拒俄运动，1903年6月5日上海《苏报》揭载了以光绪皇帝口气发布的《严拿留学生密谕》，引起海内外爱国有识之士的巨大愤怒。7月初，特派员在不得要领后返回东京，汇报情况，于是群情激愤，反清运动随之迅速高涨，关于汉族始祖黄帝（轩辕）的宣传文字大量出现。杨先生认为《自题小像》应作于这一时期，“寄意寒星荃不察”一句的深层含义乃是“隐喻清王朝不理睬拒俄义勇队和爱国人士的抗敌愿望，密谕镇压”。

诗史互证本极可喜，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必然是《自题小像》一诗作于1903年7月之后，这与人们已经确切知道的此诗写于1903年春天这一基本情况是矛盾的，夏天写这首诗而用“寒星”，也于理不甚相合。

杨先生在文章中也引证了宋玉《九辩》，并强调指出，王逸《楚辞章句》解释“寄言夫流星”为“托忠策于贤良”，贤良就是两名特派员。至于“荃不察”，杨先生认为“完全是埋怨和责备君主之词”，在屈原是如此，在鲁迅也是如此。似此，则“寄意寒星荃不察”一句诗就有了十分具体的历史内容：鲁迅本来寄希望于清朝皇帝，希望清廷改变国策，抵御沙俄，然而朝廷却不听忠告，反而镇压拒俄运动，忠而见疑，大失所望，于是发出埋怨和责备之词，并一转而下定决心，要“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为民族解放而奋斗”了。

这样解诗，似乎头头是道，而且当年确实有先寄希望于清廷改变国策，在遭到镇压后一变而为主张革命的人。军国民教育会在听取特派员汇报后，将宗旨由“实行爱国主义”改为“实行民族主义”，下决心“排满”，就是典型的一例。问题在于鲁迅是否也是如此，如取杨说，将如何解释鲁迅早在1903年春天就剪去了辫子？他的剪辫，不仅在朝廷密谕严拿留学生之前，也在特派员归国之前，而且还在拒俄义勇队成立（1903年4月）之前。

先将作为清朝臣民标志的辫子剪去，而此后仍然以清朝的忠臣顺民自居，寄意于君王，可惜君王不仅不予理睬，反而密谕镇压，得到这样的教训后鲁迅才改变立场，下决心反对清朝，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样的过程鲁迅经历过吗？

鲁迅在旧体诗中运用楚辞典故的地方很多，但都是灵活运用，很少有完全按照原意一成不变的。诗无非是抒发感情，不可能每一句都有其“本事”，用索隐的办法解释诗歌，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之内进行，不宜扩大化，否则我们将遇到很大的麻烦。

笔者不赞成杨先生对《自题小像》特别是对“寄意寒星荃不察”一句的解说，但很欣赏他在诗史互证方面所做的努力，赞成将沙俄的疯狂侵略作为背景之一来研读鲁迅这首诗。沙俄侵华由来已久，1900年以后尤其嚣张，这正是造成“风雨如磐暗故园”的原因之一。鲁迅是拒俄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后来的文章《斯巴达之魂》《中国地质略论》都与此有关，杨天石先生曾用文学、历史互证的方法加以阐发^[23]，给予读者深刻的印象——稍后他又曾在文章中写道：“俄罗斯什赫诸邦，夙有一切斯拉夫主义”，近代以来疯狂侵略中国，对于这样的侵略者唯一的办法是用实力来“自卫”，“所当有利兵坚盾，环卫其身，毋俾封豕长蛇，荐食上国”^[24]。但是后面的事情不能简单地直接拿来解释前面的作品。用历史资料来解释文学作品也是有限度的，而且一定要采取极其严格的历史主义态度，在这一方面只要稍有逾越，例如在时间范围上的逾越，就很可能不符合原作的本来意义。

比“寒星”更麻烦的是“神矢”。

在诗的首句“灵台无计逃神矢”中，“灵台”指心，或曰精神；“神矢”一词则比较新颖难解。据许寿裳先生的解释，此句“说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25]。而具体讲到“神矢”，又说是用了一个洋典故，“盖借用罗马神话爱神之故事”^[26]；又说“想系借用罗马神话库必特（Cupid）爱矢之故事，亦犹骈体文中‘思士陵天，骄阳毁其羽翮’（《集外集·〈淑姿的信〉序》）乃用希腊神话伊凯鲁斯（Icarus）冒险失败之故事也”^[27]。而这个爱神库必特爱矢之故事同鲁迅留学日本时的“受刺激”是什么关系，与诗的下几句是什么关系，许先生则未加解说。

许先生是接受鲁迅赠诗的人，他的意见自然大有权威，所以许多学者根据他的说法加以发挥，大抵从爱神这里来考虑问题。爱神管的是爱情和婚姻，于是有人说“灵台无计逃神矢”就是“说结婚的无奈”^[28]；可是鲁迅的结婚在1906年，这时尚无“无奈”。又有人退一步说，这是对家庭代为订婚的不满，此说好像最为流行，例如新近出版的一本专著写道——

在罗马神话中，有一个长着翅膀的少年，就是爱神丘比特。他的箭同时暗暗射中某男某女的心，这男女双方就会结合。但他的射箭有点乱来，有时双方并不合适，他也射去，弄得人家虽不合适也非相爱不可。鲁迅在五四时期有一首白话诗《爱之神》，就写到这位“爱神”在射箭之后，被“一箭射着前胸”的人问他：“我应该爱谁？”他回答说：“你要是爱谁，就没命的去爱他；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这就是说，他颇有点“为射箭而射箭”，至于他胡乱射中的男女是否合适、是否美满，他是不管的了。这很有点像中国神话中的“月下老人”。在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下，人们在提到他的时候，与其说是在爱情美满的当儿，倒不如说常常是在婚姻不美满的时刻，亦即是在无可奈何非相爱不可的情况下。鲁迅写《爱之神》，就是用来揭露封建婚姻的不合理的。本诗首句“灵台无计逃神矢”不正是“被一箭射着前胸”的意思吗？1903年夏，鲁迅归国度暑假，母亲要他答应早在他南京求学时就已提过的与朱家的婚事。鲁迅不愿拂逆年轻守寡、生活艰苦的母亲的心意，在无可奈何中答应了。估计就在鲁迅假满回日本后，母亲就办订婚手续。在封建社会，订婚几乎同结婚同样重要，事情定了就不能改了。所以1903年暑假是鲁迅不幸婚姻的关键时刻，1906年不过是去“完婚”罢了。鲁迅对这婚事内心是很不满的，因而才有“灵台无计逃神矢”的诗句^[29]。

这里阐述相当充分，而同时也就暴露了此说的种种问题。爱神在西方是很得人心的神，与中国古代封建家长式的“月下老人”大不相同。鲁迅的母亲要给他包办一门他内心很不赞成的婚事，能否用“灵台无计逃神矢”来形容，是一个很大的麻烦。最大的问题还在于，《自题小像》一诗作于1903年春天，尚在他不得已而订婚之前。

正因为此说绝不可通，所以早就有人虽以神话中的“爱矢”来解释诗中的“神矢”，但强调这里的意思已经有变化，认为“鲁迅在这里是把它原来所指的狭义的男女爱情，赋予新的广义的解释，用以代替自己热爱祖国，因而就无法摆脱为担心祖国命运而带来的精神刺激”^[30]。类似的说法后来反复出现，基本大同小异。

这样的解释看似通达有理，而其实仍然绝不可通。爱国主义乃是鲁迅深刻的本心，为什么要说什么“无计逃”呢？这样来讲解诗句，给人的印象是鲁迅本来不爱国，也不想爱国，中了一箭之后总算是爱国了，但十分勉强——这岂不奇怪绝伦？

还有一种意见与上一种意见相近而同样绝不可通，该说认为“神矢”就是革命思潮，当时主要指进化论思想，那时革命思潮正盛，像飞矢一样打中了鲁迅和别的爱国留日学生的心。“灵台无计逃神矢”说明革命思潮对鲁迅的震动之大，影响之深。此说同样不可通，因为这样一来，就好像鲁迅本来不知道什么新思潮，也不愿意接受新思潮，中了一箭之后总算是接受了，但十分勉强，为“无计逃”而感慨不已，这岂不同样奇怪绝伦？

其实，“灵台无计逃神矢”这一句，还是许寿裳先生讲得好，说的是“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应当补充的是，种种刺激主要来自国内，鲁迅1904年10月8日在仙台写给友人蒋抑卮的信中说过：“树人到仙台后，离中国主人翁颇遥，所恨尚有怪事奇闻由新闻纸以触我目。曼思故国，来日方长，载悲黑奴前车如是，弥益感喟。”^[31]他先前在东京的时候，“怪事奇闻由新闻纸以触我目”者那就更多，青年鲁迅忧心如焚，这就是他的诗句“灵台无计逃神矢”的内涵。“神”即“神州”的简称，“矢”指刺激，鲁迅新创的“神矢”这一词组即指神州所来之矢——全句说他没有办法逃避由国内传来的刺激；所以下文又接着说，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忘怀形势极其糟糕的故国，那里风雨如磐，一片黑暗，人民群众尚未觉醒；而他本人是下决心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虽作牺牲也在所不惜。

许先生把“神矢”同罗马神话联系起来看只是他的一种推测，所以一则说“盖借用……”，再则说“想系借用……”，都没有下什么断然的结论；而后人不察，就此疑似之说大加发挥，难免失之甚远了。此诗同鲁迅自己的私事如婚姻之类绝无联系。

《自题小像》一诗给人印象最深并早已成为警句的是最后一句“我以我血荐轩辕”，“血荐轩辕”，与鲁迅临终时人们献给他的“民族魂”三个大字一脉贯通，遥相呼应。

诗句中连用了两个“我”字流露出一种无奈的独立苍茫之感，这种无奈也颇有笼罩鲁迅一生之意。除了五四高潮期的一小段时间以外，鲁迅始终有一种独战的悲哀而难以摆脱。试举两段后来的作品看——

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飘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

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的胡蝶以至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然而青年们很平安。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野草·希望》）

烟水寻常事，荒村一钓徒。

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无题》）

在这种地方，人们很容易想起《自题小像》一诗，以及他青年时代欣赏过的尼采和后来翻译过的阿尔志跋绥夫。

[1]《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

[2]详见许寿裳《剪辫》，《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2页。

[3]《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卷。

[4]《鲁迅在东京·补遗》，《鲁迅的故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0页。参见《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呐喊衍义·剪发》《鲁迅的青年时代·东京和仙台》。癸卯三月初四当公元1903年4月1日。

[5]周作人癸卯三月廿九日（1903年4月26）日记：“接大哥廿一日函，并断发小照一张。”（影印本《周作人日记》上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389页）

[6]详见许寿裳《剪辫》，《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2页。

[7]参见鲁迅的小说《头发的故事》《风波》《阿Q正传》。

[8]尽管鲁迅后来说，他的剪辫“毫不含有革命性”，“只是为了不便”（《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这是鲁迅的谦辞，不可呆看。

[9]《坟·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

[10]《怀旧》，《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9页。

[11]详见《我所认识的鲁迅》《〈鲁迅旧体诗集〉序》等文；只有一次许先生说“鲁迅往仙台学医……别后，他寄给我一张照片，后面题着一首七绝诗，有‘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句”（《亡友鲁迅印象记·仙台学医》），当出于记忆之误，也可能是鲁迅此时再一次题赠此诗。

[12]十卷本《鲁迅全集》中的《集外集拾遗》有“附录”二种，“一为作者早年的诗文，共十七篇，是1898年至1902年的作品”，依照这一体例，《自题小像》应列入，但并没有收在这里，却编入《集外集》中去了，同时署1901年。这种自违失照的情形，大约是因为《自题小像》同鲁迅更早的作品如1901年的《庚子送灶即事》《祭书神文》《别诸弟》等等相比明显高出一头，却又错误地相信此诗作于1901年，结果便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矛盾。

[13]《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第4页。

[14]1934年12月20日致杨霁云的信，《鲁迅全集》第12卷。

[15]转引自许寿裳《〈鲁迅旧体诗集〉序》，《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5页。

[16]1934年10月13日致杨霁云的信，《鲁迅全集》第12卷。

[17]1934年12月9日致杨霁云的信，前引书。

[18]1934年12月19日致杨霁云的信，前引书。

[19]1934年12月23日致杨霁云的信，前引书。

[20]1934年12月6日致萧军、萧红的信，《鲁迅全集》第12卷。

[21]《〈鲁迅旧体诗集〉跋》，《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7页。

[22]《“荃不察”与“荐轩辕”——〈自题小像〉新探》，《南开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

[23]详见《〈斯巴达之魂〉和中国近代拒俄运动》（《光明日报》1976年10月23日）、《〈中国地质略论〉的写作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护矿斗争》（《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文物出版社1976年10月版）二文。

[24]《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

[25]《怀旧》，《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9页。

[26]《〈鲁迅旧体诗集〉跋》，《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57页。

[27]《〈鲁迅旧体诗集〉序》，前引书，第56页。

[28]锡金《鲁迅诗本事》，《文学月刊》1956年11月号。

[29]倪墨炎《鲁迅旧诗探解》，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1页。

[30]于植元《鲁迅诗本事质疑》，《处女地》1957年1月号。

[31]鲁迅1904年10月8日致蒋抑卮，《鲁迅全集》第1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