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范君三章》

1912年7月10日，鲁迅的老同学老朋友范爱农（1883—1912）忽然落水而死；在北京的鲁迅得知这一消息后，疑心他是自杀，十分悲痛，一口气写了三首五律，稍后发表于绍兴《民兴日报》（1912年8月21日），署名黄棘。诗云（括号中的字是见于《鲁迅日记》所录之初稿）：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

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奈何三月别，遽（竟）尔失畸躬！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狐狸方去穴，桃偶尽（已）登场。

故里彤（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沉清洌（泠）水，能否洗（涤）愁肠？

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茗艼），微醉自沉沦。

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范爱农是著名革命家徐锡麟（1873—1907）的学生，也是光复会的成员；他早年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成人，靠叔父的资助读书，1905年冬毕业于绍兴府中学堂后即随徐老师东渡日本，进了一家私立的物理学校读书。当时同行的还有王金发（1883—1915）、陈伯平（1885—1907）、马宗汉（1884—1907）等人，鲁迅作为已先期在日本留学的同乡，专程去横滨码头迎接他们。

范爱农就读的物理学校是一间完全自费的私立学校，也“是一个不容易升级和毕业的学校，然而回到中国，资格却不及别的有的学校，因为是私立的，又没有大学、专门等字样。就这一端，可以知道他的行为和中国的势利的社会习惯不合。”^[1]

王金发，名逸，字季高，绍兴府嵊县人。金发是他的小名，而最为人所知。王金发出身于一个具有反清传统的世家，从小不喜读书而精于骑射，二十岁中秀才以后就在家乡组织“乌带党”，与竺绍康为首的平阳（洋）党互相呼应，从事反清反帝的革命活动。1904年他参与创立“大同学社”，团结各会党的力量，图谋举事；1905年加入光复会，同年冬随徐锡麟赴日本留学，入大森体育学校，一年后以第一名毕业，回国任绍兴大通师范学堂体操教员，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大通师范学堂是徐锡麟等革命党人创办的，目的在于培养革命人才，为起义作准备；其学员多为会党中人，其中嵊县籍的居多，许多人是王金发、竺绍康的旧部。

1907年初著名女革命家秋瑾（1875—1907）回到绍兴主持大通学堂，成为绍兴一带的革命领袖，王金发则是她的主要助手，他们密切配合积极开展秘密的革命活动，同时与业已取得安徽候补道、巡警学堂堂长地位的徐锡麟互通声气，策划东南大起义，时间定在阴历五月二十六，后推迟到六月初十，在安庆、绍兴两地同时动手。

1907年7月6日（阴历五月二十六），徐锡麟在安庆仓促起事，在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上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与清官兵激战数小时，失败后就义，被恩铭的亲兵杀害，剜心炒食净尽。他的学生和追随者陈伯平、马宗汉也都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正在嵊县集结部队的绍兴光复军分统王金发闻讯后赶到绍兴，与秋瑾共商对策，他主张立刻动手，而秋瑾则坚持按计划等到六月初十。清官方在安庆事件后已严密监视大通学堂，正在调兵遣将准备收捕聚集在这里的革命党人。王金发又苦劝秋瑾暂避风头，而秋瑾却反劝王金发速回嵊县以图后计。7月13日，秋瑾在大通学堂被捕，15日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与此同时清官方四处搜捕王金发、竺绍康等会党领袖，王金发的妻子沈氏被逮（后以装疯获释），他本人化名“夏孑黎”遁入浙东山区，当了多年的“强盗”。鲁迅后来说王金发是“绿林大学出身”，就是指他这一段经历而言。

徐锡麟、秋瑾死难以后，范爱农上了清官方的黑名单，罪名是“通敌谋乱”。如果他留在日本是不要紧的，而他偏于此时因祖母病故、叔父停止资助、学费无着而回到了绍兴，很快被捕，好不容易才由他在绍兴府中学堂读书时的老师胡钟生（字道南）保释出来，此后一度在绍兴府中学堂教书，然后又回到乡下去教几个小学生糊口。大约因为心情郁闷吧，他喝酒喝得很厉害。

那时许多人相信一种传言，说秋瑾的被捕与胡钟生的告密有关，王金发更是痛恨胡钟生，在1910年中秋节那天以奇计暗杀了他。曾经得到过胡钟生救助的范爱农与王金发不免产生了某种隔阂。鲁迅回国后同他们都有些联系，他晚年对增田涉说过，“在反清革命运动鼎盛的时候，我跟革命的强盗颇有些往来”^[2]，“强盗”即指王金发；他同范爱农的交往就更多些，范爱农每次进城，都到鲁迅这里来喝酒聊天，“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3]。

1911年绍兴光复后，一派新的气象：王金发为绍兴府都督，鲁迅出任绍兴师范监督（校长），他请范爱农来当监学（教务主任），大家关系都很好。鲁迅说，这时范爱农“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功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4]。周建人回忆其时的范爱农道：“他的装饰是穿着布底布面的鞋子，头上戴毡帽，而且戴作卖鱼人所戴的样子的。身上穿着学生时代穿的洋服。他跑到王金发那里去时，他常常要用手摸摸王金发的光头，用钝滞的声音叫声‘啊，金发大哥！’有时候，王有点窘，因为这时候已是军政分府的都督了，不是像从前的随便可以开玩笑的时候了。”^[5]范爱农的质朴坦率不通世故可见一斑，他和学生时代还差不多；而王金发已经很不同了，现已身居高位，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渐有官气，甚至产生了腐败的苗头。

为了发扬民主，加强舆论监督，绍兴一批知识分子办起了《越铎日报》，鲁迅参与其事，还为报纸写了发刊词。开始时王金发还能“顾大局，听舆论”^[6]，支持办这份报，而该报对军政府的批评也是善意的；可是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以孙德卿、徐叔荪为首的曾参加反清斗争的乡绅公开恶意地批评以王金发为首的军政府，并为杀害秋瑾的谋主章介眉辩护，不久他们夺取了《越铎日报》的领导权，竟公然攻击辛亥革命，大骂孙中山，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孙德卿、徐叔荪一派还散布谣言说，王金发要派人来打死鲁迅，意在挑拨离间，既破坏军政府的形象，也打压鲁迅。鲁迅不为所动，他对王金发虽然很有些失望，但尚未失去基本的信任。范爱农的态度也大抵是如此。

鲁迅离开绍兴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后，傅励臣（1866—1918）接任绍兴师范学堂校长；范爱农仍为监学，同时为新办的《民兴日报》帮忙看稿并撰写社论——这家报纸是不赞成孙德卿、徐叔荪一派的青年知识分子所办，与变质后的《越铎日报》壁垒分明。

不久范爱农被挤出了绍兴师范学堂。其详细内幕不甚清楚，据范爱农本人1912年5月9日致鲁迅信中的介绍，起因似乎是一件小小的纠纷，而终于闹得不可收拾。前绍兴师范学堂职员、现“中华自由党”绍兴分部骨干何几仲（？—1937）依附孙德卿、徐叔荪，一味投机弄权，肆意打击范爱农，借机操纵师范学堂一部分二年级学生将他逐出了校门，同时在《越铎日报》公布其事。

范爱农失业后仍然与《民兴日报》保持密切联系。1912年7月10日他应《民兴日报》负责人马可兴的邀请，一道坐船去小皋埠看戏，途中落水而死。

范爱农的死颇有些蹊跷。范爱农的舅舅汪梅峰归咎于马可兴，他在《吊范爱农诔文》中写道：“……马君买舟既就，另有别友六人，专候爱农，以致情不可却，遂登舟偕往，晚后竟遭此厄。冤耶？否耶？所最难堪者，谓其尸骸撩上彼岸，有遍身黑色之象，若非服毒身亡，安有如此情形？……当其时，无人为爱农伸雪此冤，遂成千古疑案矣。然其遍身黑色之情，未经报验，暗昧入棺，为马可星（兴）及同舟诸君幸逃法网，此真可惜而可恨也！”^[7]但是从马可兴与范爱农一向的友谊以及船上的实际情形来看，他并没有投毒害死范爱农的可能，同舟的《民兴日报》同人也没有这样的可能，所以鲁迅估计他是自杀。照常情来推测，大约是范爱农自知是游泳的好手，所以不取单纯的投河自杀法，而是先喝毒酒（他上船时带了一坛老酒），然后投河，这样可减少痛苦、达成必死而不会牵连别人。

马可兴后来回忆说：“船开到瓦窑头附近。锣鼓声就听到了。大家叫撑船的撑得快些，撑到可以吃点心。范爱农吃得醉醺醺的，从官舱里伸出头来，说‘撑船的，我给你来摇橹。’不知怎么一来，就落水了。”^[8]据了解，范爱农本不会摇橹^[9]，他走出船舱当是寻找自杀的借口，而“不知怎么一来”应是毒药发生作用之际他决绝地跳下了河。

范爱农1912年3月27日致鲁迅的信中有云：“听说南京一切措施与绍、杭鲁卫，故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逐波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他悲观厌世的倾向太严重了。到1912年7月，以王金发为首的军政分府已濒于瓦解，绍兴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大约觉得再活下去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书生气十足的范爱农是辛亥革命失败后第一批殉难者之一。

当时王金发受到来自大总统袁世凯方面的巨大压力，准备解散绍兴军政分府。在范爱农死后的二十天——1912年8月1日，他悄然离开绍兴，到上海去当寓公。后来他支持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任浙江驻沪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亡命日本，回国后于1915年6月2日被袁世凯的走狗、督理浙江军务的朱瑞枪决。

1912年7月19日，在北京的鲁迅收到周作人发自绍兴的信，得知范爱农的死讯，十分悲痛，在日记中写道：“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于是何几仲辈为群大蠹。”7月22日，他写了《哀范君三章》，次日又加一附记曰：“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释然。昨忽成诗三章，随手写之，而忽将鸡虫做入，真是奇绝妙绝，辟历（霹雳）一声，速死豸之大狼狈矣。今录上，希大鉴定家鉴定，如不恶，乃可登诸《民兴》也。天下虽未必仰望已久，然我亦岂能已于言乎。”鲁迅认为，范爱农虽然很可能是自杀，而其实是死于当时的形势，死于何几仲之流的压迫，所以他的诗中有“白眼看鸡虫”之句，“鸡虫”指小人，又与“几仲”谐音。

鲁迅哭范爱农诗的重点自然是痛惜这位老朋友的不幸离世。自杀需要很大的勇气，也一定自有其理由，别人无权批评；但鲁迅很不赞成自杀。诗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鲁迅对当前形势的估计和概括，“狐狸”一联将辛亥革命迅速取得胜利又迅速走向失败说得极为简明透辟。中国历史常有这样的事情，令人想起他后来的警句“城头变幻大王旗”。“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一联道出了鲁迅对世事的体悟；不久之后鲁迅忙于抄古碑、读佛经，无非是要借此打破沉寂和痛苦，对抗极苦的“世味”。明知极苦而偏要同它对垒，这样的心态几乎贯串了鲁迅的一生。

三首诗沉郁顿挫，令人想起杜甫。后来有评论家说鲁迅的小说具有杜甫的诗情，颇具灼见，而这首先是因为他就是一位杜甫型的诗人。

1934年杨霁云为鲁迅编《集外集》，要收录旧体诗，鲁迅为他抄录了若干旧作，杨霁云从《朝花夕拾·范爱农》中辑出鲁迅哭范爱农的诗，可惜很不全，只有一首中的六句。《范爱农》文中说，在得知范君的噩耗后，“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后来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现在是将要忘记完了，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中间忘掉两句，末了是‘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

回忆文章中的用字与当年的发表本略有异同，这倒关系不大，大问题是少了两句，构不成一首完整的诗了，于是鲁迅补写了两句：

幽谷无穷夜，新宫自在春。

又加上一个《哭范爱农》的题目，印入《集外集》。群众图书公司初版本将“幽谷”误作“出谷”，后来改正了过来。

“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是朋友新死时激动的语气，脱口而出，无限哀伤。“绪言”指先导之言、富有启发性的言论（《庄子·渔父》：“曩者先生有绪言而去”；陆德明《释文》：“绪言，先言也。”）；范爱农生前喜欢高谈阔论，常常说些“愚不可及的疯话”，冷峭幽默，多有牢骚，给鲁迅等友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后是再也听不到这样的“绪言”了。

“幽谷无穷夜，新宫自在春”则是事后冷静的总结。《诗经·小雅·伐木》里有两句著名的诗：“出于幽谷，迁于乔木”，意谓地位升迁或搬到更好的地方去，“幽谷”自是指恶劣的处境。范爱农长期郁郁不得志，受人排挤，生活无着，寄食于熟人家中也不能长久——据他的女儿范莲珠说，父亲失业以后挈妇将雏，到处流浪，“岳父沈尧成是个穷教师，帮不了他的忙，于是，范爱农多次赴杭州找老同学沈钧业觅事做，其时沈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司长，也没有帮他的忙”^[10]。范爱农曾在沈钧业家寄食过若干时日，稍后只得潦倒回乡，在《民兴日报》帮忙看稿——如今落水而死，更是葬身于黑暗的深处，所以说是“无穷夜”。“新宫”则指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袁世凯以及各地的一批投机分子，现在他们都很得意，满面春风。范爱农正是死于这样的时代。

“把酒论天下”这一首用“真”字韵，而“从兹绝绪言”的“言”属于“元”字韵，鲁迅当时情绪激动，不管这些了。改本的韵脚（“春”）回到“真”字韵，合于规范。“幽谷无穷夜，新宫自在春”一联历来不大受人注意，其实也是难得的警句。

[1]周建人《鲁迅任绍兴师范校长的一年》，《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21页。

[2]增田涉《鲁迅传》，《鲁迅研究资料》第二辑，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368页。

[3]《朝花夕拾·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

[4]《朝花夕拾·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

[5]《鲁迅任绍兴师范校长的一年》，《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20页。

[6]《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鲁迅全集》第3卷。

[7]转引自《绍兴师专学报》1982年第1期。

[8]转引自《绍兴鲁迅纪念馆馆刊》第1期，1962年12月。

[9]参见张能耿《鲁迅的青少年时代》，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0页

[10]转引自《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