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文章的由来在本组文章开头已经说清楚了。这些文章大多发表在《南方周末》“阅读”版，“当代旧体诗点评”专栏上。由于报纸版面的限制，大多以三千字为度。有时不能尽兴，超过了三千字，则自觉地消减到三千字以内，这次出书自然也就恢复过来。

近一二十年，古体诗日渐其火，不仅有专门刊登旧体诗的刊物，也有一些个人专集(包括老中青)的出版。特别是聂绀弩先生的旧体诗集——《散宜生诗》的出版受到许多读者，包括学者、作家、新旧诗人、各类文化人的一致欢迎。当年负责意识形态的领导同志胡乔木先生还为之作序，许多学者为之作注、笺释、评论，最后出现了侯井天先生集大成的、长达一百万字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把聂诗研究推上一个高峰。聂诗一度成为文学大潮中的热点，侯先生的“全编”也被评为当年出版的佳作。我也是聂诗的爱好者，本辑之中也以评论聂诗的文字最多。

留得诗篇自纪年

这个题目(指点评今人旧体诗)说了两三年了，大约是2008年就与“阅读”版的编辑刘小磊先生说过此事。旧体诗这一文学形式，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当代文学的主流中基本消失。个别政治家所写的旧体诗，是作为政治指导原则供大家学习的。这一点我在《聂绀弩诗与旧体诗的命运》一文已经说到，这里不赘。从文学欣赏角度谈旧体诗的还不多，我退休前供职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其当代文学研究室似乎也没有研究旧体诗的，我所在的古代室也没有。而旧体诗从改革开放以来写作者日多，佳作不断出现。前年，侯井天先生句解、译注、集评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被多家媒体评为2009年最佳著作之一。当然，这归功于侯老先生数十年的不断努力，他把聂诗所涉及今人今事调查了十之七八，但绀弩诗的高度文学成就，也是读者高度评价侯先生劳作的基础。除了聂诗以外，写旧体诗卓有成就者不在少数。上个月邵燕祥先生以《我的诗人辞典》见赠，其中所涉及的当代诗人，不少是写旧体诗的。如邓拓、何满子、胡遐之、黄苗子、荒芜、黄秋耘、李汝伦、鲁迅、罗孚、吴小如、杨宪益、张良皋等。他们或以旧体诗鸣世，或以旧体诗与邵先生酬酢，都有佳作。

邵先生本来以新诗闻名20世纪50年代文坛，他名噪一时，受到许多青年学生的追捧。他与公刘是当时诗坛的双子星座。不料，这两位在1957年都被划为“右派”，改革开放后获平反的邵先生就以写旧体诗和杂文为主了。可见旧体诗的魅力。

当代写作旧体诗而且较有成就的，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人。一是老一代学者，他们大多受过旧式教育，自幼就有对对子、联句之类的基本功，合律的诗句往往是手到擒来。特别是一些应酬式作品，一小时写两三首立言得体、合乎旧体诗规范的七言八句的律体诗并不难。当然严格来说这不是诗，但现在能做到这一点也算不易了。也有大量的学者以“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辞”的精神写作，如陈寅恪先生的诗，许多都是“字字读来尽是血”的作品。

20世纪70年代中，我在琉璃厂旧书店(当时因美国总统访华，北京初开旧书市场，凭单位介绍信购买)认识了一位学者诗人——著名的外交史家卿汝楫先生，他写过《美帝侵华史》。当时他是教育部参事，老伴是北师大教育系主任，下放“五七”干校了，家里就他一人，非常郁闷。他见我买书时特别关注诗词，有同好，便聊了起来，成为书友。1974年的某个秋天的上午，老头儿约我到陶然亭散心，到了云绘楼，那里聚了六七位老人。他们一见到卿先生，纷纷打招呼。卿老拉了一位八十余岁的老人对我说，这位老先生是数学所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轨道就是他计算的。这位老人更是语出惊人：“年轻人，你知道吗？现代湖南有两位大诗人，一位是毛主席，一位就是卿老。”弄得卿先生非常尴尬。后来他从油印的旧体诗集中裁下几首赠我，得以窥豹一斑。诗以七律和五古为多，风格接近杜甫。有一首《小鸡行》的五古给我留的印象较深。诗中写毛茸茸的小鸡出入依人，很生动。然而小鸡不懂得主人终归是要吃掉它们的。这可能是有现实感慨的。不过我想他不会把写得最好的拿给我看。那时冤狱遍于国中，多年亲友尚且互相揭发，萍水相逢，哪能遽尔相信？卿老很看重自己的诗作，油印了出来，可惜未能传世。像这样的学者诗人，国中不知凡几。学者的旧体诗大都是分唐界宋、皆有所宗，如学杜甫、学温李、学元白……较为规范。

其次是新文人。“五四”以来，产生了新文学作家。作为新文学家，其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写白话作品。当初，与新文学尖锐对立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所坚持的就是文言。后来新文学成气候以后，一些留洋学生如梅光迪、胡先骕、吴宓办《学衡》杂志，与新文学的重要分歧也在于白话与文言。虽然白话在新文学创作中大畅其道，但当时大量的应用文包括政界的文件、通电、文告还都是文言或半文言。因此直至1949年前，文言还是有着广阔的领域的。真正给文言画上句号的是1949年新政权建立之后，从教学到应用，文言基本上绝迹。可是“文革”结束以后，旧体诗(基本上是文言的和半文言的)突然红火起来。像聂绀弩、邵燕祥本来都是用白话写作成名的，为什么他们在享大名之后，又改用文言抒写自己的人生感喟呢？这一现象本身就值得研究。这些新文学家写旧体诗时，往往对传统有所突破。特别是鲁迅所采取的以杂文入诗的形式(鲁迅称之为“打油”)影响深远。新文人写旧体诗时常常是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这种表现形式。

其三，诗坛上还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旧体诗写作的人。这些作者往往不是专门从事文字工作的。他们或是干部、或是农民、或是工人，总之各行各业都有。这些人有了阅历之后，觉得旧体诗最能表达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与内心的积郁，于是便全身心投入，可以说是“全抛心力作诗人”了。他们是专业诗人，在旧体诗创作队伍中最为活跃。作品极丰的熊鉴是广东物资厅的干部，“四清”以来，遭际坎坷，直至改革开放，方获彻底平反。他将一生苦乐，毕陈之于诗，他以诗歌为生命。熊鉴这样表白，这“只是一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之声。它根生于人民，用人民的语言力图表达人民真实的思想感情。在它的意识中，绝不只是恨，更多的还是爱，它爱人类，爱万物，爱到‘得殉苍生胜苟活，不辞刀下作诗人’的地步”。

现代的文学创作，凡能发表多有稿酬；而旧体诗的发表大多没有。改革开放前，写诗还会带来灾祸，绀弩的诗曾被作为侦查对象，后来竟因此入狱判无期徒刑。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不计较这一切：名山金柜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年。这是旧体诗繁荣的根本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