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向吟坛树旌旄——李汝伦与旧体诗词创作

按照清诗人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的体例，李汝伦应该被排在天魁星及时雨宋江的位置上。舒位把乾嘉诗坛首位的桂冠捧给了袁枚，袁枚不仅寿登耄耋，作品极丰，而且编著的《随园诗话》十分畅销，入室弟子遍天下，可称为“广大教化主”。汪辟疆的“点将录”将陈三立(陈寅恪之父)推为光绪、宣统时期的诗坛领袖。主要依据是其作品“脱手千诗老更醇”。三立诗学黄山谷，韵味醇厚，当时私淑者也颇多。从影响力来说，汝伦先生如果与当年的袁子才相比可能略逊一筹(那时旧体诗还是文学的主流)，但应该是远胜于陈三立的，因为陈氏出身世家，诗歌写作只是余事，只是当作个人的精神家园，而李汝伦是把光复并弘扬旧体诗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当作终身事业来做的。

建国以来旧体诗词的文学地位被褫夺了，从1949年到1957年，国内报刊基本上没有发表旧体诗词的。1957年毛泽东在《诗刊》发表旧体诗词十七首，人们再次惊羡旧体诗的表现力，但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只是其伟业的一部分，属于政治领域的功业。于是，国内报刊也开始刊登旧体诗词，但不是阿猫阿狗都能发的，它也成为“政治待遇”(表明他有一定的政治功业)的一部分。有一定地位、在政治上又没有问题的人才能发表旧体诗词。此后某些高官、将领与少数的、被团结的高级民主人士和积极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作品才有机会出现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如李济深、肖向荣、邓拓、田汉、赵朴初、高亨、苏步青、冯友兰等)。这种现象直到“文革”之后才有所改变，第一个站出来改变这种现象的就是李汝伦，他主编了《当代诗词》。当代的旧体诗词创作回归了文学领域，普通人也能发表旧体诗词了。

1981年李汝伦向花城出版社提议出版一个专门刊载诗词的刊物。这是建国以来第一份公开发行的以刊登旧体诗词为主的文学期刊。李汝伦担任主编，该刊发表作品完全取决于作品质量，与其他因素、特别是作者的身份无关。这个刊物同时也刊登诗词创作消息、诗词评论和一些指导旧体诗词爱好者写作的文字。

《当代诗词》主持和参与过多次倡导和指导诗词创作的社会活动(如主持“李杜杯诗词大奖赛”，奖掖后进，不遗余力)。这些活动推动了诗词创作、提高了诗词爱好者的写作与欣赏诗词的水平，也催生了全国性的中华诗词学会。作为主编的李汝伦关注旧体诗创作的理论建设，为此他写作了《为诗词形式一辩》《诗词格律的四大美人》，“育成芝草性灵存”。他被视为旧体诗诗坛祭酒，领袖群伦数十年，最后获得中华诗词学会颁发的“中华诗词终身成就奖”。这也是实至名归。

李汝伦也有诗记其事。编《当代诗词》戏题云：

开科哪许便封侯，未信高枝即上流。

选美唯依真法眼，敲门勿用大砖头。

雕龙客到身迎拜，媚世文逢鬼见愁。

铁面公心常不缺，苞苴鼓胀莫轻投。

[附志]：“法眼、公心、铁面”六字为余编诗所立规矩。颇蒙时誉。惜后来屡被人用作招牌广告，真是无可奈何!

这是他主持《当代诗词》编辑的宣言，他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写作和光大旧体诗词而来，真是生死以之。这一点不是什么人都能理解的，即使是好友，也不例外。

杂文家牧惠是李汝伦先生的莫逆之交，并长李先生两岁，牧惠以老大哥自居，常开玩笑。牧惠特别赞赏李先生的杂文，他也关切杂文在中国的发展与地位，对于李汝伦的诗歌创作用力太多很不理解，啧有烦言。有一次，他很张扬地对我说起李汝伦：“我每次回广州碰到他必定责骂一通：‘不要写你的狗屁诗了，赶紧写杂文，我们还有多少时间？不能浪费。’”也曾听他心平气和地说起此事：“我是汝伦杂文最热情的读者，他的杂文写得漂亮，庄谐并作，常常有出人意料的构思与奇语。他的旧诗也写得的确好，不过那东西是阳春白雪，哪有几个人看得懂啊？有的诗我都不懂，还要问他诗的真实含义。而且那种诗写来又很费时间。我不希望他写，可是这个人对我老是阳奉阴违。”从这些话头可见这两位老人各自的性格与他们之间不同凡俗的友谊。李汝伦虽然也写杂文，但更专注于旧体诗。李汝伦的《刺杂文家牧惠、燕祥、舒展、老烈诸兄兼以自嘲》(二首)(时共宿蛇口)好像在回答牧惠的批评：

(一)

本小专营杂货销，鲁家老店子孙骄。

每逢阿Q灯呼亮，宁对晏婴马拍高。

辣汗淋淋爬格纸，权窝霍霍吓猴刀。

何妨花鸟谈风月，衙内公卿指旧朝。

(二)

文丐何来论短长，由他腐草草头王。

千篇难塞贪夫口，只手空搜老药囊。

天下澄清非我辈，人家脏臭管他娘。

清酒三更观二竖，轻提丹诏舞膏肓。

这两首诗是嘲讽四位杂文家，更是自嘲，也写出了这一代知识人的痴心不改，总认为文字能救国或者祸国，对于白纸黑字寄予了太多的希望。牧惠直至去世前一两个小时还在写他所钟爱的“杂文”(邵燕祥先生因之称其为“杂文烈士”)。杂文原本是一种默默无闻的文体，由于鲁迅晚年的杂文幽默而犀利，赢得了广大读者群，使杂文暴得大名。赞誉者说鲁迅的杂文是“匕首和投枪，易致强敌的死命”。可是鲁迅却说：“我想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革命时代的文学》)虽然，鲁迅的话及汝伦诗所说的“千篇难塞贪夫口，只手空搜老药囊”都是过激之言，要打折扣，但他们希望中国进步的拳拳之心是读者都可以感受到的。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因而多年来人们大多相信“武器的批判”，而不相信“批判的武器”。李先生自己沉迷于诗，他认为诗能怡情悦性，移人性情。他与牧惠关于杂文与旧体诗的价值之争，半是激愤、半是玩笑，并没有损伤他们之间的友谊。2001年李汝伦住院养病，携带的还是牧惠的书。诗云：

读君作似大洋行，蓬岛方壶含日星。

直到妡文能骨肉，燕云酒市话沧溟。

毛锥浪磕层岩破，夜气萧森鬼物惊。

每憾李南林却北，难期秋月话凉生。

牧惠先生过世时，李汝伦沉痛地写道：“牧惠兄是劳累太过而倒下的，我们真想看看他走前留在书案上的文稿，听听文稿上留下的声音。他走了，对我们这些远方的朋友，连个背影也不给看一眼。我们追思他的音容笑貌，文品和人品。我料他不会放下笔而宣布休战，地下有魔鬼，魔鬼们有他们的魔王。”他盛赞的还是牧惠永不衰谢的战斗精神。杂文与旧体诗词虽然文体有异，读者群有别，但李汝伦都极大地发挥了它们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