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毛更比泰山难——老兵、建筑师、文史学者、诗人和他的铜豌豆精神

能够拥有这四个头衔，而且在各方面均有成就的人士大约不会很多了，而湖北的张良皋先生应是其中的一位。

八九年前，我在《南方周末》“阅读版”发表了一篇评论三联书店出版的《武陵土家》的短文。由此认识了作者张良皋先生。后来我知道他是二战老兵，如其所说曾在“昆明炮兵训练中心(FATC)担任‘三级翻译官’，有‘同少校’文职军衔。到1945年8月日本乞降：‘我幸戎装听奏凯，芒鞋踏碎日章旗’”，八年抗战胜利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良皋先生的本行是建筑，而且是位颇有成就的建筑师，设计的“侏儒文化宫”获得国家级“佳作奖”。在文史方面他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中华上古文化当始于巴，由巴至楚、再到中原，并从建筑发展史及由此而产生起居方式演变的角度做了论证。为此他对《诗经》的排序和解释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专著有《土家吊脚楼》《老门楼》《匠学七说》《巴史前观》《曹雪芹佚诗辨》等。这些书多数在张先生“80后”出版，所以于“米寿”之日他撰联自况：“未解养生先得寿，无求名世晚成书。”良皋先生能诗能文，文尤酣畅，书画篆刻，皆有造诣。真是令人生“天下之才一石，先生独得八斗”之感。

张先生写诗作文，自谦为“窗课”，仿佛是传统的青年学子必做的功课。特别是诗歌，不说月月有作，但每年必有一定的产量，并用毛笔录出赠送友人，这还是沿袭了古代士人风习的。张老思想很前卫，但其行事做派，还颇有点文人士大夫的风范。

良皋先生足迹遍天下，用他的话说，游遍世界五大洲，中国五岳。他做学问也“喜欢穿山越壑实地踏访，没有到过实地，不敢发言。而实地踏访，常常会有令他‘大吃一惊’的发现，灵感的泉水奔涌而来”。这也适用于他的诗创作。他在探讨学理时，充满激情；在写诗时，又不乏理趣。如他在美国讲学时写的《游迪斯尼世界》：

迟暮偷闲学雅皮，老顽童到迪斯尼。

未来世界须科技，列国橱窗仗GE。

想象格言闻妙谛，时光隧道觅初基。

无边欢喜喷泉水，跳玉弹珠出百奇。

真是不愧“老顽童”三字，处处是儿童眼光。他在小注中说：“‘想象格言’由柯达公司提供，教人如何思考：用不同的眼光看事物，真相往往不同于想当然，常常要问‘为什么不？’常常设想自己是小孩子会如何看事物……句句深契我心，GE是通用电气公司。”前六句都是叙述和说理，表现出作者至老不衰的探索精神。最后两句似是写景，其中也有机锋，带有禅趣，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领会。

如果说到美国讲学，良皋先生想到人类对于未来应该采取的态度。在访问韩国的时候，他发现了韩国文化中的先秦遗迹，并形诸于诗。他在《留别韩国》中写道：“温突暖香熏亳享，田陈旧语忆燕齐。四三节奏无颜韵，玄缟冠裳青帝畿。”他在小注中说：“韩国席居与日本榻榻米略异，冬日住火炕，韩语称‘温突’，家居、旅店、餐馆……均存此制。‘亳’是京城，‘享’是殿堂，甲骨文都作吊脚楼形，韩国温突，照我看也是吊脚楼变体，颇似鄂西土家‘火铺’。秦灭燕齐，中国人奔韩‘往避地者数万口’。我国五言诗，在音乐上应起于四分之三拍，鄂西土家和某些西南少数民族有此节奏，曾令我惊喜。汉城奥运会闭幕式全部音乐用四分之三拍，沉雄壮丽，堪称大雅遗音。”诗人真是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在他看来，巴人吊脚楼文化到了中原地区，由于环境差别，有些变异，但当它从中原流入韩国后，由于这里地理气候与巴有相似之处，吊脚楼文化又有回归。传统史书记载殷亡后，周“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此件史实近世被视为“传说”，其实从韩语称京城为“亳”即为殷人至韩一证。殷人称其都城为“亳”，上古土地广而民人少，许多地方无名，地名随人而行，殷人将其住过的地方多称为“亳”。山东河南河北安徽皆有“亳”，从中可见殷人流动的痕迹。

良皋先生七十三岁应苏丹理工大学邀请去讲学，写下《尼罗竹枝八首》，每首均附小注，描写当地风俗及个人感受。那是一个“终年长夏欲忘秋”的国度，每日如坐火炉中。张老以古稀以上的高龄到那里工作，而且写诗记其事，此类经历，在传统诗歌史上可能不会有二。这组诗的第五首云：“骄阳似火灼肌肤，喜见路边施水壶。渴饮清泉三大海，醉人何必酒家垆。”小注：“全市沿街，均有施水壶，供人解渴，颇如旧日武汉街头之施茶。”于火热之中透露出些温馨。

良皋先生的诗是与学问、经历、思考联系在一起的，能够把这些调动成为诗的是他的乐观精神。他能常年穿梭于世界，很少停下脚步，不以为苦累，也在于他这点乐观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在他的诗文创作之中。但大家不要错会，以为他是命运的幸运儿，不是，他也没有逃过1957年之劫。与启功先生一言未发而成“右派”不同，他是被武汉市委领导请去提意见，在会上他“高谈阔论，语惊四座”，并见于报端。他并未后悔，这是张良皋之所以为张良皋，他就是想表现自己，然而这种表现又有什么罪过呢？在《自寿七十》中他写道：

精神胜利尊阿Q，大顺输牌缺老K。

首级随缘轻一掷，文章得意诵千回。

红尘有幸竟生我，青史无名更怨谁。

强起腐迁重秉笔，科条月旦费依违。

“首级随缘轻一掷，文章得意诵千回”最为传神，他不向命运屈服，尽管“青史无名”，但他还是认为张良皋为这个世界添了光彩。这是何等的自信！可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并非都像张老这样幸运。他在《伤李发骕四首并序》中，写到自己老同学李发骕“北大哲学系毕业，不娶不仕，拾荒为生，兼以奉母。‘文革’中，以‘游民罪’送劳教被打死。流落渝州之日，我辈皆‘游民’也。发骕解衣推食，曾无德色”。

一

盐车挽载枉悲嘶，神龙鳞甲现多时。

曾闻打铁横遭祸，宁有拾荒厚见疑？

漂母无心饭国士，夷门何足隐经师。

游民空忆绨袍赠，生日卒年两不知。

(自注：高士贤挽词谓“生不知日，死不知年”)

二

自毁长城千仞壁，先投劫火五车书。

于人有益清污秽，与世无争食弃余。

铁镐不容埋七尺，金丸惟恐漏三珠。

为君哭断黄泉路，九转何方是坦途。

(自注：七尺：王夫之《自题画像》：“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三珠：唐张九龄《感遇》：“孤鸿海上来，池潢不敢顾。侧见双翠鸟，巢在三珠树。矫矫珍木巅，得无金丸惧？美服患人指，高明逼神恶。今我游冥冥，弋者何所慕！”)

三

采薇何必首阳山，随地摆开破烂摊。

本合秦廷归赵璧，几曾周粟养殷顽。

人云躺倒不愁跌，谁料阴沟也覆船。

羞与夷齐争死所，鸿毛更比泰山难。

(自注：“迁居喀土穆市利雅德区，深宵不眠赋此”)

四

悬知兔死引狐悲，鸟尽弓藏泯是非。

阶下应分座上客，来时岂望去思碑。

剑横破匣宵有气，珠敛败囊耀夕晖。

焚绝绵山夸美意，安车不觅介之推。

(自注：“发骕曾热心参加学生运动”)

这组诗四首，读了真是有长歌当哭之感。我在网上查了北大学生名录，李发骕应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1946年入学，应在1950年毕业，解放前没做过事，按说够不上“殷顽”，最多也就是家庭出身不好。这位发骕先生，虽非哲学系毕业，但为人行事却颇有哲学家的派头，“不娶不仕，拾荒为生”，很像古希腊犬儒学派的狄奥根尼，不过古人狄奥根尼行乞生活，曾引起马其顿国王的关注，问他需要什么？狄奥根尼还骄傲地说：“请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不是说死有“重于泰山”和“轻于鸿毛”吗？最令人悲哀的是“鸿毛更比泰山难”。

发骕先生也曾有过青少年时的活跃时期，抗日战争中他也是位爱国青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宣传抗日，内战期间也帮助过从事地下活动的老同学。然而其个性不能适应建国初期没完没了的思想改造运动，因此毅然决然脱离搞政治运动的依托——单位，成了一个“拾荒人”，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捡破烂儿的”。在拾荒生涯中发骕不仅“与世无争食弃余”，还竭力孝顺老母、援助他人，可以说他不仅于社会无害，而且是对他人有益的，但最终被社会所吞噬。钟会遵司马氏之命到嵇康门上侦查其顺逆，嵇康正在“锻铁”(打铁)，竟然“扬槌不辍”，最后丢了性命。虽然嵇康与发骕死因、影响天差地别，然而有个共同点，他们(介之推也是)对主流社会所形成的氛围不适应。人性化的社会是关注这些少数的弱势群体，帮他们解决问题，辅导他们过正常的生活，然而现实中的李发骕在河边搭了个仅容一人的油毛毡搭的小屋，用以存书和居住，“文革”中期屋被拆毁，人被劳教，死于劳教场。

后记：拙文在《南方周末》阅读版上发表以后还引起一些注意，特别是一些湖北的老文化人，他们高度评价张老的为人，也为李发骕先生的遭遇不胜唏嘘。更值得一记的是李发骕先生的亲侄子交通部退休干部李育平先生与我联系，并告诉我他们正在调查其叔父的真实情况，他们还在北大查到李发骕毕业时的成绩单，后来又写成关于李发骕先生家庭及其一生的大致情况，现附于后，让读者对李发骕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

附: 李发骕其人

孤僻的五叔

我叔叔李发骕生于1923年，祖籍湖北黄冈。是祖父李雪峰(又名李永生)和祖母胡伯超共生育的九个孩子中存活下来的六个子女之一，也是父亲李发骏的大弟弟，按排行是我们的五叔。

大约1952年(？)他从北京来到武汉，住在父母家，那时我们才第一次看见他，但没多久他就搬出去住了。他到武汉时我很小，在印象里，他寡言，没有听过他给人诉说什么，好像他不存在需要向人诉说、解释和表达的问题。父母问起他的生活情况，他总是很轻松地回答“还可以”。他好像没有着急的时候，任何时候都显得从容，淡定。说话不紧不慢，声音从容而轻微。他始终保持着亲切的微笑，总是那样和蔼可亲。他的目光是慈祥、温和的，看不出睿智、精明和犀利。抗战时期父亲在重庆工作，叔叔尚在武汉和恩施读书。虽为亲兄弟，父亲对叔叔的许多情况知道得也不很详细。

父母亲和同在武汉的七姑都认为他性情孤僻、固执，不肯接受他们在物质上的资助又不听劝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只见过他一面，此后音信全无。

踏破铁鞋

1995年冬，武汉下着大雪。七十多岁的李伯林老人冒着严寒，踏着积雪敲响了我们家的门。他急切地询问：这是李发骏的家吗？我们诧异地迎进了这位素不相识的客人。

看着我们一脸的疑惑，他对冒昧地闯来表示歉意，然后自我介绍说，他是李发骕高中的同学，受海内外同学之托，来寻找李发骕。一大批同学四十多年来一直不间断地通过各种渠道打听他的下落，却一直无果。后来有人想起李发骕有个三哥李发骏在武汉市人民银行工作，就委托他前往市分行打听。市分行说有这个人，但在桥口区办事处。他赶到桥口区办事处，得知李发骏十多年前就退休了，可能在水厂某地居住。他又前往水厂，邻居说早搬家了，搬到花桥长航局宿舍。他风尘仆仆地找到花桥，邻居说好像搬到罗家庄去了，于是又摸到罗家庄终于找到了我们家。

面对这样辗转苦寻的古稀之人，我们感动异常。告之，李发骕已经去世好几年了，父亲李发骏已经瘫痪，目前在珠海疗养。那时母亲廖宗敬刚去世，李育平及妻子刘晴晴从北京、李育中及妻子赵宜君从珠海前往武汉奔丧，恰好遇到他来探寻。他大失所望的神情和希望完全破灭的沮丧令我们非常诧异。

印象中的五叔

自1952年(？)五叔离开北京后，同学们就与他失去联系，大家对他后四十多年的情况一概不知。我们向李伯林老人介绍了李发骕在武汉的大致情况：

大约在1952年(？)，五叔因适应不了工作环境，从北京故宫博物院辞职来武汉，父亲将他介绍到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工作。此间，他在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他言语不多但亲切随和，有时也轻言细语地问我们学习的一些情况。记得有一次他在玻璃杯中盛满自来水，把手盖在杯口，摇晃几下后水变红了，接着他又将手盖在杯口摇晃几下，杯中水居然又变成清澈的了。我们好奇不已，缠着他问怎么回事，他说要好好读书，化学中有解答。

不久，他还是因为适应不了银行的工作环境，辞职后就离开了我们家，自己在外面居住。我们都曾跟随父亲到武昌大东门去看过他，记得那是个黑色小屋，离铁路桥边不远，其实是用油毛毡搭建的棚屋。屋子没有门，只有一扇低矮的窗户，这就是进出口。父亲把我们举着放进屋里，屋子里很暗、很小，大约有七八平方米。地上有一块木板，上面堆着些黑乎乎的烂棉絮，这就是他的床。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一盏煤油灯，还有一把跛了脚的转椅。在离窗户不远的地上，有用砖头支着的破铁锅，下面有些灰烬。室内能有空的地方都堆满了书。屋子外面有一小块菜地，地里支着几根竹架子，架子上结着几个南瓜。旁边有一条自然形成的小沟，流淌着不很干净的水，菜叶、草根随流而下。他拿刀砍下架子上最大的那个青南瓜递给父亲：“把这个给姆妈。”

他以捡拾垃圾为生，他没有什么可以孝敬自己的母亲，只有自己亲手种的碗口大的南瓜。

由于常年在潮湿的菜地居住，他患有风湿病，走路略有一点跛。

他拒不接受我父亲和七姑的接济，并且毫无商量余地，父母经常无奈他既孤僻又固执的性格。他搬离我们家后就很少再来，但是每年我们祖母生日这一天他是必定会来的。

我祖母是农村人，喜欢吃粗粮，他每次来时都怀揣着食物，在那个粮食匮乏的年代，这是无价之宝。到家后，他总是从怀里掏出他的珍藏，双手捧着或烧饼或米粑粑或炒熟了的蚕豆、豌豆等，送到祖母面前说：“姆妈，是用荷叶托着的，不脏，您快吃，是热的。”祖母接过来，他就双膝跪下恭恭敬敬地磕三个头。他与祖母谈话的内容当时我们不在意，也记不清了，但他们和颜悦色地轻松谈话却印象深刻。他笑眯眯地坐在祖母的床沿上，双腿习惯性地摆动着。祖母拿出一针一线为他做的够他穿一年的布鞋、棉鞋和衣服，他试试后微笑地收起来。他身上脏兮兮的，衣服补丁加补丁，粗针大线，颜色多样。他抽烟，兜里有很多烟屁股头。他一边回答母亲的问话，一边拆着烟屁股，把纸撕掉，烟丝装进兜里。他怕他的形象有损我们父母，每次都是在我父母亲上班后才来，从后门快速闪入。头一天我父母专门给他备的食物他都吃得精光。在我父母亲下班之前，他一定会准时离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就没有来了，我们到住地找他，只见人去屋塌，向周边人打听都不知去向。

1968年(？)的一天深夜，我们都睡觉了，五叔突然敲门出现在眼前，只见他衣服褴褛，神色疲惫。父母问起他这些年是怎么回事，他还是那样淡然微笑地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的高学历、奇异的生活方式引人怀疑，被当作“盲流”押至湖北沙洋劳改农场强制劳动，前不久，毛主席号召砸烂公检法，农场没人管了，他就趁机跑了出来。他说农场是个大染缸，小偷被关进去，出来时都五毒俱全了。说着他拆开了棉袄的衣襟，从中掏出一个很脏的看不出本色的手巾包，打开后里面有许多按面值大小整齐叠放的钞票，大约有好几百元，钞票散发着霉味。他双手送到祖母手上说，儿子这辈子没有能孝敬您老人家，这是平常(捡垃圾)积攒起来的钱，算尽点孝心。他始终保持微笑，不时用很旧的小块废纸卷着从衣兜里掏出的烟丝，沾着口水卷着喇叭形的香烟，惬意地抽着，并神情轻松地回答父母的其他问题。夜深了，父母让他上床睡觉，他说在椅子上靠靠就行，天亮前他还要走，要赶回农场。他觉得社会上乱哄哄的，说不定又被抓到哪里去了，还不如农场安全。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床时，他早已离开了家。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从此失去了音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亲戚们到沙洋农场去打听，官方没有记录，听农场就业的人说，他曾经被打落了几颗牙齿，不知哪一年在农场被打死了。

老人听后黯然神伤，连连摇头，长时间沉默不语。

重识五叔

李伯林老人很快把噩耗传给了同学，我们不断收到他同学的信函、回忆录、纪念诗与词，表达他们“肝胆碎裂我伤情”“旷代英才鲠书生”“魂兮归来我忆君”“神州忽然传噩耗，芝(芝加哥)城心碎沐寒流”“绨袍已破情犹在，而今何处寻李郎？”“教导谆谆常在耳，音容熠熠记心头”“别后相思五十载，笑貌音容宛如春”“展纸挥泪悼孤魂”的不尽悲痛与怀念。

曾经担任台湾驻芝加哥总领事，帮助过连战在美留学，后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任教的任遵言先生，在中美关系解冻后曾回国三次，四处寻找五叔。1994年9月27日，他在中央电视台四频道刊登寻找李发骕的启示，也无果。

同学们还为五叔出了专刊，从《纪念学长李发骕专刊》目录即可看到五叔之死给他的同学带来的巨大震惊和欲哭无泪的惋惜。

《纪念学长李发骕专刊》目录：

祭学长李发骕兄文

李发骕生平简略

李发骕年谱

难忘巴东重庆川江行

难忘五十年前的同窗深谊

深切怀念发骕同学

难忘绨袍兄弟情

炽热浓情忆发骕

七绝五首——吊发骕

七律一首——忆发骕

七律一首——浓情

江城子——吊发骕

七律一首——伤李发骕兄

七律二首——寒流

七律一首——寻李郎

七律四首——祭发骕(哭、忆、悼、慰)

五绝四首——感事致遵言

五律一首——哭发骕兄

七律一首——渝州侠情忆发骕

七律一首——记发骕苦读

七律二首——感事呈希道学长

李育中来函摘登

编后记——浓谊照千秋

我们诧异，一个长期脱离社会和亲友，不工作、不结婚、脏兮兮，不食人间烟火，连平平常常都算不上的人，却像强磁铁一样，持续吸附着海内外同学几十年不间断地寻找。五叔何以在同学中能引起如此牵挂？

还原真实的五叔

同学们的书信震撼地颠覆了我们过往的印象。根据他同学提供的信息，结合我们的亲历，我们终于可以对李发骕做个复原的描述：

五爸在武汉读完小学和初一后，抗日形势紧张，湖北省政府为让学生能继续学习，在鄂西、鄂北山区各县设立了“湖北省立联合中学”，湖北省主席陈诚任联中校长。1938年，十五岁的五叔离别父母随校西行，长途跋涉步行到咸丰县，就读于联中的咸丰分校，补完初中余下的两年课程。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恩施建始县三里坝分校读高中。当时建始中学在历次会考中都“名列全省之冠”。

抗战时期，条件异常艰苦。住篱笆墙，茅草房，穿粗布衣，蹬草鞋，吃是以苞谷、土豆和红薯等杂粮为主。学生自己上山背柴。学生的吃、住、穿、书本费和学杂费全由政府开支。学校办得生机勃勃，师生们抗日热情高涨。

联中校歌：“茫茫江汉，自古称雄，亡秦三户建伟功。日月骤暝，烟雾朦胧，抗战建国诞联中。巍巍黉宫，岭叠山重，莘莘学子弦歌一堂坐春风。扫荡瑕秽，恢复光荣，奠定邦国复兴民族跻大同。”同学们感慨当时“心存大志而弦歌不绝”，校歌激励着同学们艰苦学习，抗战救国。

因不满学校奉行“计划教育”，将毕业生限制在恩施的农学院和教育学院两所大学就读，高二年级时(1942年)，李伯林同学的亲戚汇来了钱，李伯林邀约五爸和高士贤一起去重庆，以便考入自己中意的学校。他们先坐汽车到巴东，后从巴东乘“差船”(坐煤炭舱)，历时二十多天才到达重庆。

他们三人到重庆后曾在我父母处居住过几天。李伯林回忆说：“我们到重庆后直奔都邮街重庆银行，第一晚我们就在发骏兄家滚地板，发骏兄嫂刚结婚不久，住在银行的楼上，只有一间房，人多房小，只好打地铺。麻烦了他们好几天，直到各人找好了安身处才离开。”他还记得我们的父亲李发骏当时“十分英俊潇洒”。

五叔的大姐(也是父亲的大姐)李宜楠也在重庆工作。大姐夫熊世方在花纱布公司做高管，给五叔在花纱布管制局人事部门谋得一职。五叔“工资微薄，他那里就是我们流浪儿的家。没有饭吃，就到那里开客饭，无栖身地，便到那里睡办公桌”。“他为人豪侠仗义，重友轻财，乐善好施，全力救济有困难的同学，受其惠者不可胜数。”“他工作的地方差不多成为老朋友、同学来重庆后的食堂和栖身之地。凡是找到他的同学，他无不慷慨解囊，竭诚帮助”，“解决穷学生的衣食之虞”。“他还为很多同学介绍工作。这些同学有的是高中未考上的；有的是经济困难中途休学的。先是帮建始三高的同学，后来恩施七高的同学找他，他也热情帮助。”“他生活简朴，他的收入差不多全部救济了穷同学。他见义勇为，解囊相助，这是发骕兄侠义情操的具体表现。他周到、完善的义胆侠行，永远记在我们的心中。”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重庆的机关、学校和外省人士纷纷复原还乡。五叔萌生重新读书的念头，1945年夏天，他考入了设在重庆沙坪坝的西南联大先修班，补习高中课程。1947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经济系，1951年毕业时已经取得了经济、历史双学位。据与他同住北大宿舍两年的学长袁希道说：“他乐于帮助人，当时有几个湖北同乡准备报考北京大学，他热情关心和支持他们，他们都非常感激。1951年我第一个孩子出生，他把他的旧棉袍送给我做小孩尿布。”

“我患了白喉病，当时这个病很危险，医院将我隔离起来，无特效治疗，除戴口罩的医生外，无人敢来探视。李发骕不怕传染危险，多次到医院看我，给我很大安慰和鼓励。”

赴美同学任遵言在悼文中说：“他知道我没钱，记得我到重庆时李发骕笑着欢迎我，并说你的工作我已经为你找好了，后天正好要口试，你来了正好，也不耽误时间。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穷学生，人贵相知，贵在知心，患难见真情，无时或忘。”

萧树榆同学写道：“1944年初冬时节，浓雾弥漫，寒气袭人，发骕兄见我衣衫单薄，身显饥寒，嘘寒问暖，关切有加。得知严冬将至，寒衣无着，他当即以身着棉袍披我身上，情意恳切，袍温犹存。进而想到袍旧色退，略显寒碜，他又将新近缝制不久的阴丹士林细布长衫罩上。棉袍长衫，不仅为我保暖去寒，还使一个衣衫不整的流亡学生更显精神。他伴我度过难忘的大学生活的一半历程，时隔五十多年，情犹如昨，记忆犹新。长忆当年寒衣赠，难忘绨袍兄弟情！”

同学们这样描述五爸的特点：李发骕“性格豪爽，重义轻财”， “天资聪慧、学业有成、面带微笑、埋头读书、性格内向、不出头露面、不惹是生非。与相熟的人娓娓而谈，极具幽默与风趣，也体现了他的智慧；对不太熟的人，他避而远之。因之，有些同班同学也有对他不了解的”。

五叔读书刻苦，饱览群书。无论高中还是大学，他报考的都是一流学校，并一举中榜。在北大学经济的同时，又兼学历史。同读北大经济系的同学袁希道说：“他在北大学习很刻苦，每天早晨带着烧饼到图书馆看书，中午不出来，啃烧饼，喝开水充饥，然后继续学习，直到图书馆关闭才出来。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除经济、历史书籍外，他还特别钻研社会科学知识，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袁希道记得：“他认真学习马列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著作，他都读过。如马克思的《费尔巴哈提纲》《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他边思考边做笔记。”“他的理论水平很高，认识和观察问题较深。”

他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当时国内战争如火如荼，经济衰败，生活贫困，民不聊生。北京大学始终走在爱国主义的前列”。袁希道说，李发骕“思想进步，痛恨国民党反动派，同情拥护共产党，同情支持进步学生运动。积极参与组织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的正义学生运动”。他勇敢走向街头，为中国的前途发出自己的声音。

袁希道在回忆中写道：“大家当时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既有较高理论水平，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栋梁之才。对国家、对人民将会做出很大的贡献。”“将来他一定会成为大学问家。”

五叔原来是一个有思想、有见解、有行动、有血肉、有民族抱负和家国情怀的思考者和践行者！

试解心路历程

五叔北大毕业参加工作前后判若两人。

在同学们眼里，他是“极具幽默与风趣”、广结人缘、乐于助人、积极投身社会活动的学长。在我们眼里，他是个孤僻、寡言、与社会绝缘、远离亲友的个性古怪者，反差之大于两个极端，其分水岭是解放之后。

为什么会突变？试做心理分析。日本投降之前，他亲身受到国破家离的刺激，在建始县三里坝中学集聚起强烈的爱国激情。他不愿窝在鄂西山区就读，舍弃高中毕业证书，毅然前往重庆打工。他敞开一切，倾其所有，将工资都用在资助同学们的发展上，他认识到国家的前途需寄托在有识青年身上。抗战胜利后，同学们都已经考上大学或回返了原籍，他自己再去补习考大学，他认为和平时期需要知识救国。他在西南联大先修班补习了一年，获得考大学的资格。天下太平了，发展经济是当务之急，1947年他和很多同学一样报考了经济系。

在北大学习期间内战又起，国共两党激战正酣，他看到经济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又选修历史，从中外历史中去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为什么这样去分析他呢？因为他同时投入大量精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通读那么多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著作，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章，他在寻找中国向何处去的道路。当时国民党政府腐败不堪，《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他毅然一边倒，“痛恨国民党反动派，同情拥护共产党，同情支持进步学生运动。积极参与组织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的正义学生运动”。他身体力行为建立一个理想国家，进行理论储备和行为实践。

1950—1952年正值抗美援朝期间，“镇反”“三反五反”运动，人人表态过关是必不可少的，互相监督揭发也是少不了的。频繁的政治学习、统一思想、言论一致的空气使他难以接受。于是他辞去故宫博物院的工作，换个地方，到武汉或许会好些。可是武汉也不是他要找的世外桃源，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他深知马克思主义原著是怎么讲的，历史告诉他这是又一个轮回的到来。

他彻底失望了，选择了自我孤立的方式，把自己圈在社会之外。他透视政治的大智慧告诉他，个人力争是螳臂当车，后来的反右斗争证实，他是高看一着的。鸣放后那么多名人落下马来，还要痛苦地、违心地歌功颂德。他走得干净，真是干干净净！

十多年他一个人在那间小屋子的煤油灯下做什么呢？以他的饱学，他的胸怀抱负，对世界政治的透悟，他不可能无所用心地安寝，他一定会在昏暗的灯下写着什么，他要告诉人们什么。很难说那不是一部在当今振聋发聩的惊世之作。可惜“文化大革命”中被强制驱离，使他的一切都灰飞烟灭。他只能藏下人民币，等待机会去孝敬母亲……

回过头来看，或许就能够理解五叔为什么选择“自贱式”的生活方式而乐在其中，就能够揭开“好像他不存在需要向人诉说、解释和表达的问题”之谜，也能够解释“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微笑，总是那样平和，和蔼可亲。他的眼睛总是慈祥、平和的，好像他没有着急的时候，什么时候都显得从容、淡定”的强大内心世界吧!因为身外一切他早已置之度外了，与屈原一样，他已融入忧国忧民的精神世界之中。想到弘一法师(李叔同)大富大贵家庭出身的学问大家，有人看到他出家后睡陋床，一双粗糙的手折叠不太干净的补丁被，却乐在其中。因为他已大彻大悟，心空灵了！

李发骕值得同学们寻找、悼念！值得他们缅怀！

五叔，您的风骨在向我们昭示：怎么做个干净的人。我们在心底里深深怀念您！

李育中　李育平　李冰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