绀弩诗的霸气——关于绀弩诗的风格

什么叫“霸气”？这只是我读聂诗的感受，一时很难说清楚。这里用一个例子说明。听说苹果五代就要上市了。据说人家苹果机并不搞市场调查，不考虑用户的需要，就是“硬式”推出，而且只要一推出，顾客就会抢着买。苹果不让市场造就我，而是我要改造市场、征服受众。我觉得这就是苹果手机的“霸气”。它有深厚的实力，有充分自信，相信自己的审美符合人性。

聂诗也是这样，不取媚读者，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例如诗歌这种体裁不是什么都能写的。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批评北宋梅尧臣时说：

他要矫正华而不实、大而无当的习气，就每每一本正经地用些笨重干燥不很像诗的词句来写琐碎丑恶不大入诗的事物。例如聚餐后害霍乱、上茅房看见粪蛆、喝了茶肚子里打咕噜之类。可以说是从坑里跳出来，不小心又恰恰掉在井里去了。

总之钱先生认为不美的事物是不能入诗的。聂绀弩就一反此规律，写了许多看来不美的事物。其中最有名的是《清厕同枚子》(之一)：

君自舀来仆自挑，燕昭台畔雨潇潇。

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浓稀一把瓢。

白雪阳春同掩鼻，苍蝇盛夏共弯腰。

澄清天下吾曹事，污秽成坑便肯饶？

这是写掏大粪，按说比梅尧臣所写更是等而下之，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题材而读者不觉得恶心？关键在于立意，诗的重点不在于“清厕”，而在“澄清天下吾曹事”，并借此描绘这“一双天下士”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从而再现了诗人倔强、不屈服的个性。那时有个悖论，口头上说“劳动最光荣”，而且干脏活、苦活、危险活的劳动者也屡屡被赞扬，清洁工、淘粪工还受到歌颂，国家主席刘少奇还与淘粪工人时传祥亲切握手，向淘粪工表示敬意(时传祥也因此在“文革”中倒霉，被诬指为“粪霸”，并被“批斗”而死)。然而奇怪的是，干部或知识分子一犯错误就以劳动为惩罚，甚至罚他们干力所不胜的脏活、苦活、危险活，以示羞辱。历次政治运动中，“四类分子”包括被清理出来的人员，被罚扫大街、刷厕所，都带有羞辱性质。绀弩以明快坦荡的诗句来回答了这种羞辱。

诗一开篇就描写二老淘粪的分工，一淘一挑，仿佛《空城计》中二老军，既凄凉、又滑稽。接着用“燕昭台”典，使读者想起战国时代的燕昭王好贤任能，礼贤下士，建黄金台，招揽天下才士。这是反讽；而“高低”两句写劳动的场面与艰辛，虽然“类似自嘲，实存隐痛”，但表面上看来仍是不动声色的。“白雪阳春”的掩鼻，盛夏苍蝇的丛聚，这也是世事之常，为诗人所不屑。上六句平平写来，最后逼出“澄清天下吾曹事，污秽成坑便肯饶”。“澄清天下”与“污秽”联系在一起，激发读者联想。“污秽”不只是大粪吧，它包括不包括那些令美丑不辨，善恶倒置，“黄钟毁弃，瓦缶雷鸣”的世风呢？淘大粪没有羞辱了诗人，而是羞辱了那一个时代。在羞辱面前，大大方方，光明磊落，没有丝毫见不得人的羞愧，这是人格的力量，因而诗也才有震撼力量。

聂诗在创作手法上不按常法、自我作古之处也不少。他在句法上特别喜欢用口语、俗语和在谋篇布局上不避讳流行语、白话。例如他的《钟三四清归》中写道：

陌上霏微六出花，先生归缓四清夸。

忙中腹烂诗千首，战后人俘鬼一车。

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

民间文学将何说，斩将封神又子牙。

从整篇来说造语典雅，连雪花都用“六出花”替代；写“四清”的“战绩”是“俘鬼一车”，用《周易》典，但这不是鬼方的战俘(《周易》所写)，而是被清理出的“牛鬼蛇神”；“青眼高歌望吾子”用杜甫《短歌行赠王郎司直》原句，表达对于朋友立功立言的期待，显得多么文雅，然而下句风云突变，以“红心大干管他妈”来承接。真是事出读者意外。过去诗论家强调全篇的统一性，不能“与通篇不类。正如贤人高士中，著一伧父”(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认为这样会破坏全篇的风格。而聂翁不管这一套，他就这样写，大家读了还交口称赞。特别是从那个时代的过来人。从1957年之后，极“左”的加剧，文明日益退化，说粗话、脏话几乎成为革命、工人阶级化、贫下中农化的标志，到“文革”期间“砸烂狗头”“滚他妈的”已经作为正面语汇上了国家公开发行的报纸。“四清”是“文革”的前奏，诗中提到的“鬼”已经是指“文革”中广泛使用的“牛鬼蛇神”了。而且“红心”一句与“青眼”一句不仅句子对仗，而且字字皆对，仿佛天生一对，地造一双，没有更合适的了。

聂诗的霸气还表现在震慑力上，这些作品往往意境宏阔，富于气势，造语掷地有声。他写给冯雪峰、胡风的大部分作品都属于这类，如《胡风八十》：

不解垂纶渭水边，头亡身在老刑天。

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

便住华居医啥病，但招明月伴无眠。

奇诗何止三千首，定不随君到九泉。

胡风在监狱关押之时就已经得了精神病，歌哭无端，后来释放平反才好了一些。绀弩用被割去了头颅仍然执干戚而舞的刑天来比喻他，一个“老”字比陶渊明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更威猛、更有表现力，表现出“虽九死而未悔”的倔强执傲。一个思想活跃的文人，仅仅因为有些文艺理论与握有重权者略有区别，而且是通过上书中央的形式来表达的，换来的几乎是一生的苦难，“三十万言三十年”。有这样的遭遇，没有“无端狂笑无端哭”才不正常。现在总算给了好一点的房子居住，可是除了在居室中可以看到伴你无眠的月亮之外又有什么意义呢！旧体诗为了增加唱叹韵味，往往爱用设问、疑问、自问自答等形式使得全诗摇曳生姿。聂翁不搞这些，诗句涉及判断的句子，几乎都是全称判断，话说得崭截，不拖泥带水。像“奇诗”两句说得更是不容怀疑。

他有一些写到自己的诗，也很见其性格和诗格，如《某事既竟投夏公》：

手提肝胆验阴晴，坐到三更又四更。

天狗吞吐惟日月，鲲鱼去住总沧溟。

谁知两语三言事，竟是千秋万岁名。

失马塞翁今得马，不谈马齿更人情。

“某事既竟”是指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夏衍是他的领导，也是共患过难的老朋友。没摘帽子之时，身份有别，要划清界限，此时可以说披肝沥胆、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了。于是压抑许多年的情感如同冲破堤坝的洪水滚滚涌出。第一句就语出惊人。不是说要肝胆相照吗？我就开膛破肚把自己肝胆拿出来检验一下阴晴风雨，为此，思量了一夜我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天狗”两句表明自己光明磊落，志在江海，当然不会计较前嫌。“千秋万岁名”过去解释多是说，诗人感慨只因两三句话就被打成右派，留下永世恶名(其实此时绀弩不一定认为右派就是恶名)。我认为“谁知”二句写世事荒诞，聂翁觉得此事太过荒诞，不幸竟让自己拔得头筹；但也因其荒诞，历史会永远铭记，这对我是幸还是不幸呢？现在摘了右派帽子，正像塞翁失马，马又回来，只是人老了，马齿徒增，不说也罢。就此打住。这首诗抒发的是一股怨气，本来“诗可以怨”，儒家的诗论都是允许的，因为他与夏衍有患难朋友这层关系，显得肆无忌惮。夏衍如果是个小人，肯定会抓住这个把柄的。

聂诗中这种具有冲击力、霸气的作品诗句俯拾皆是，如广为人知的名句：“天寒岁暮归何处，涌血成诗喷土墙”；“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手提肝胆轮囷血，互对宵窗望到明”等，这里不一一罗列。

聂诗中特别具有“霸气”的诗篇多写于从北大荒归来的20世纪60年代和1976年从山西释放归来到20世纪80年代初，逝世前诗风有些衰飒。这可能与他释放、平反之后，原有的一股昂扬的心气逐渐成为过去，再加上社会与家庭中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特别是与聂翁本人密切相关的胡风冤案迟迟不能彻底平反。聂翁的思想日渐消沉，齐生死、等贵贱，甚至视悲欢、苦乐如一体的庄子思想逐渐占了上风。换句话说，聂翁晚年看破了，除了还在意自己的诗作(他自信是能传世的)外，一切也都“花开花落两由之”了。

在这种思想状况下，其作品从气势上看低落了许多。“偶共班房资本论，重戏竹马白头翁。吾身处处能寻乐，微觉忧乐每互通。”(《自寿新增一章》)甚至写了散文《怀念监狱》。这些确实能反映他当时的心境。

前两年人们探求是谁把聂翁送进监狱，有人以为聂翁至去世也不知道谁出卖了他。后来档案现世，证明他全都知道。又有人用聂老心胸开阔，谅解揭发人的处境，来解释他照旧与揭发者、出卖者往来的现实。我觉得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早年的绀弩是恩怨分明的人物，颇有鲁迅风范：“二十岁人天不怕！新闻记者笔饶谁？”可是到了晚年，瘦得如“一段没有生命的木头”的绀弩，连监狱都觉得未尝不是个好去处，庄子的“散木”情结(“散宜生”之笔名就与此相近)日益占上风，“彼之无町畦，亦与之无町畦”。到了这种境界，他还会计较谁是犹大吗？直到临终之际，一生匆匆在眼前掠过时，他才觉得“我很苦，想吃一个蜜橘”。老伴周颖喂他吃了一个蜜橘，他把一个蜜橘全吃了，连核儿都没吐，他进入“蜜橘”境界，连说“很甜”“很甜”逝去。从此“诗卷长留天地间”，了却了一生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