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冯文开

当我们回过头来对中国史诗研究学术史做“史”的观照时，除了应有“史识”的眼光之外，以正确的价值立场审视1840～1949年中国学人对史诗的讨论在中国史诗研究学术史上的地位也是题中之义。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更客观清晰地认识中国史诗研究发展的历史脉络。但是中国学人在历时性地考察中国史诗研究历史进程时经常忽略19世纪后期在华传教士对域外史诗的引介和传播，对20世纪50年代以前许多中国学人持有的史诗观点和见解不甚关注，总结和反思也相对薄弱。其实，它们是整个中国史诗研究学术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鲁迅、胡适、陈寅恪、闻一多、吴宓、茅盾、郑振铎等诸多学人虽然对史诗的讨论不是很系统，甚至仅是只言片语，但是这些有关史诗的言论却蕴含着值得后人探讨与分析的理论和思想张力。他们大多没有就史诗论史诗，而是将史诗放在整个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观照中国文学，建构了当时中国的学术问题。因此，回顾20世纪50年代以前域外史诗在中国的接受和重构是非常必要的，无论是为了增强我们对这一时期中国学人的史诗观点和见解的认识，还是为了史诗这门人文学科在21世纪能够更好地砥砺前行，我们都理应如此。这也是我们编著《中国史诗研究学术档案（1840～1949）》的学术初衷。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在华传教士取得了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特权。为了更好地完成“中华归主”的神圣使命，他们开始大量介绍西方文学。^[1]正是通过艾约瑟、林乐知、丁韪良、高葆真、谢卫楼、蔡尔康和李思伦等人的努力，荷马史诗逐渐被引介入中国。梁启超曾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中说：“简单说，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既然汉以后要不得，所以专读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话，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原素混合构成。”^[2]可见，19世纪后期的中国学者对荷马史诗的最初认识主要源自在华传教士，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毋庸置疑，这些在华传教士在域外史诗的引介和传播上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他们对当时的中国学术很难产生实际的影响，只有少部分改良派学者开始注意到欧洲史诗，郭嵩焘便是其中一个代表性人物。他曾在《郭嵩焘日记》中介绍了荷马史诗，或许他是第一个介绍荷马史诗的中国人。

话又说回来，不管在华传教士介绍与传播史诗对中国学人接受史诗产生的影响如何，也不管它们对中国史诗学术的作用有多大，这一段历史存在是否定不了的，避而不谈是一种不客观的学术态度和意气之学问。的确，在华传教士来华的目的在于传播基督教教义，而不在于传播域外史诗，域外史诗只是随着基督教一起进入中国文化市场的一种附属品。不过，面对中国史诗学的百年沧桑，俯瞰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史诗研究的跌宕流转，并企图在历史与逻辑的一致中寻绎出“史”的认识时，我们不能不把在华传教士纳入视野之内。如果撇开这一段历史，那么在对中国史诗研究学术史“史”的整体把握上难免会形成某种遮蔽或者误导。

如果说19世纪后期中国学者接受西方史诗是“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那么20世纪初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周作人的《红星佚史》和《欧洲文学史》的问世则标志着介绍西方史诗的主体由在华传教士转换为中国学者，传播的内容和方式由原来在华传教士按照他们的设想输入转换为由中国学者按照自己的需要有选择性地介绍和论述。如高歌、徐迟、傅东华、谢六逸等译述过荷马史诗，周作人、郑振铎、茅盾等则以史和评的形式介绍过荷马史诗和其他欧洲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至少在公元3世纪便传入中国，见于汉译的佛教典籍^[3]。20世纪初期，中国学人对《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学术热情逐渐升温，苏曼殊和鲁迅对它们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4]，滕若渠、郑振铎、许地山、梁之盘、王焕章专门介绍和评述了《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5]。不过，国内较早使用“史诗”一词的学人是章太炎，他推论中国文学体裁的起源是口耳相传的史诗，韵文形式的史诗是远古文学的唯一形式^[6]。但是在学术实践中，章太炎的“史诗”概念在内涵与外延上要比西方古典诗学中的“史诗”概念宽泛得多，囊括了描述重大事件的长篇韵文体叙事诗与描述日常生活的短篇散文体叙事诗^[7]。随着中国学人对作为一种文类的史诗认识的深化，“史诗”一词在国内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学界逐渐演进为专指那些以韵文体创作的、描绘英雄业绩的长篇叙事诗，这已与西方古典诗学中的史诗概念相一致，而它与中国古典诗学传统中“诗史”概念的异同也得到了正本清源式的辨析^[8]。

20世纪初期，中国学人或以史和评的形式介绍荷马及其史诗，如郑振铎和茅盾等对荷马史诗的评介、王希和的百科小丛书《荷马》等；或译述荷马史诗的故事，如傅东华的《奥德赛》、高歌的《依里亚特》、谢六逸的《伊利亚特的故事》、徐迟的《〈依利阿德〉选译》等。在译介的基础上，中国学人开始研究荷马史诗，或描述荷马史诗的内容和情节，或评价荷马和荷马史诗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或对“荷马问题”进行评述等。当然，任何一种文学作品刚刚出现在学术界的视野中时，人们首先关注的是作家和作品的内容，中国学者对荷马史诗的研究也不例外。他们不可能去深究当时国际史诗研究中的那些术语的内涵以及研究理路，而是站在本土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或以史诗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或借史诗讨论中国文学的演进及其与西方文学演进的差异，或从启蒙工具论的角度阐述史诗等。其间，“史诗问题”是中国学界一桩贯穿20世纪乃至延及当下的学术公案。“史诗问题”一词最早见于闻一多的著述，他使用这个语词标举中国文学有无史诗的学术问题^[9]，而它的发端则起源于王国维在1906年的《文学小言》第十四则中提出的中国叙事文学不发达，处在幼稚阶段的论断^[10]。这直接引发了胡适、鲁迅、茅盾、郑振铎、钱锺书、陆侃如等许多中国学人加入“史诗问题”讨论的行列，他们在各自的学术实践与学术著作中对它做出各自的解答，洋溢着鲜明的批判精神，呈现诸种解答竞相争鸣的格局。

20世纪50年代以前对《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研究最有学术影响的，要算鲁迅、胡适、陈寅恪等中国学人围绕孙悟空的“本土说”和“外来说”对《罗摩衍那》与中国文学关系展开的学术讨论。鲁迅认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来自无支祁^[11]，而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指出孙悟空的源头来自哈奴曼^[12]。陈寅恪则在《〈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一文中认为，孙悟空大闹天宫源自顶生王率兵攻打天庭的故事和《罗摩衍那》中工巧猿那罗造桥渡海故事的组合^[13]。由于陈氏的加入，“外来说”近似成为定论，20世纪50年代前再没有什么很激烈的争论。

显然，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学人对引入中国的史诗观念显示出不同的反应和不同的思考层面，其归根到底是“如何接受西方史诗”、“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学”和“如何建构中国文学史”的问题。他们没有停留在对荷马史诗和其他欧洲史诗的介绍及以只言片语的形式发表一些观点和见解上，而是以它们反观中国文学，回到对本土学术问题的解答上来，对史诗的认识具有鲜明的本土化意识。他们是承袭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最后一代，又是中国较为全面接受西方现代学术的第一代。他们既热切地向国人介绍域外文学和国外最新的文艺动态，又从事国学研究。融汇古今、贯通中西是他们认识和讨论史诗的共同特点。其实，他们对域外史诗的介绍及述评只是他们学术研究的一个出发点，他们的终极指向是对本土学术问题的解决，这也是对西方文学和学术的冲击做出的一种回应，中国文学的“史诗问题”和哈奴曼与孙悟空的关系问题便是这一时期“中国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的史诗讨论所呈现的学术理路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必将在中国史诗研究学术史上留下熠熠生辉的一笔。但是承认他们拥有的荣耀是一回事，而指出他们所具有的局限性则是另一回事。正如每一位伟人身上都有着一定的缺点一样，尽管他们的学术成果都曾那么的繁盛，那么的难得，然而事实上，他们都还带着各自的一些局限性。当然，这里所说的局限性也是就整体而言的，并非针对某一位学人。他们接受了西学的浸润并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学融合，在“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下建构中国现代学术。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民国时期的中国学人对史诗展开了讨论。通过对域外史诗的阅读、理解和接受，他们以之反观中国传统文学，建构了中国的“史诗问题”。虽然他们能够站在现代学术的制高点上发表对史诗的看法和见解，但是他们对史诗的关注始终是一种副业，即把它当作研究和阐述各自学术见解的一种辅助手段。因此，在对史诗本身的研究上算不上深刻，他们对域外史诗的人物、主题思想、结构、艺术等许多方面好像都有所涉及，但是每一个方面都“仅涉其樊，而无所刻入”。他们之所以能够被铭刻在中国史诗研究学术史上，是因为他们把史诗作为一种参照框架来观照和思考中国本土传统文学，这是他们永远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

本书择选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13篇具有代表性的、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关于史诗讨论的文章，其中有的专论荷马史诗，有的专论“史诗问题”，有的在论述中较多地论及史诗。对于这些文章，我们或以全文转录的形式，或以节录的形式，将原作直接呈现，并附有“评介”。在整理民国时期学者们的文章的过程中，我们将原作的繁体字转录为当下通行的简体字，将竖排改为横排；为了充分尊重原作，也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原作的原貌，原作中人名、地名、书名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凡原作中的脱、衍、讹、倒之处，除了对个别讹错明显又影响文意的地方稍做改动外，皆一仍其旧。凡排印误刻的文字，均径改，不出校记。同时，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标点符号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进行处理。为了便于读者跟踪研究发展的学术成果，“评介”部分的引文没有引自民国时期初刊或初版的原作，而皆引自当下较为权威的整理通行本。另外，由于能力和条件所限，本书所附“1840～1949年史诗研究大事记”收录的资料信息存在着不少遗漏，谨向读者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最后，要特别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责编赵娜女士为本书的面世做出的巨大努力。在本书的编校出版过程中，她审稿严谨认真，贡献了专业的学术智慧，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

[1] 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148～213页。

[2]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第5207～5208页。

[3] 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4] 苏曼殊：《曼殊大师全集》，上海教育书店，1946，第106～262页；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第56页。

[5] 赵国华：《〈罗摩衍那〉和中国之关系的研究综述》，《思想战线》1982年第6期，第38～39页。

[6]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226页。

[7]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226页。

[8] 冯文开：《中国史诗学史论（1840～201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9]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十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第22～36页。

[10] 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313～314页。

[11] 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第228页。

[12] 胡适：《胡适文集》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514页。

[13]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