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体赋学史论 - 导论

导论

一赋学的发轫与古律之分

赋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赋学包括辞赋创作与辞赋批评；而狭义的赋学与“赋作”对举，仅指历代有关赋的理论批评，在这层意义上，“赋学”与“赋论”有大体一致的内涵。中国古代赋学随辞赋创作的产生而产生，肇端于汉初的楚骚评论，大致经历了汉代的发展期、魏晋南北朝的成熟期、唐宋的中衰期、元明的复古期、清及近代的繁荣期等五个发展阶段。

“古赋之名始乎唐，所以别乎律也。”赋学的古律之分缘于唐代的科举试律，由此形成古代赋论史的两分，许结先生说：“古代律论应以古、律为主线，断为两大时段：一是从汉到隋，赋论围绕‘楚辞’‘汉赋’展开，讨论问题包括‘赋源’、‘赋史’、‘赋用’、‘赋艺’诸内容，然价值评判要以‘赋用论’为核心。二是从唐到清，赋论围绕‘古赋’与‘律赋’展开，讨论问题虽较先唐更为广泛，对赋的作用与艺术风格也十分重视，然其价值评判要以‘赋体论’为核心。”“赋用”与“赋体”，构成先唐与唐后赋论的重要内容（只是相对而言，前期亦由论及赋体者，后期亦有大量的赋用论），古体与律体之分，古、律之辨争，也形成前后两期赋论鲜明的理论特色。

对于“古体赋”的内涵，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和类分。唐代“律赋”之名虽未通行，但已有律赋创作之实，就现存的唐人文献考察，当时有所谓“甲赋”者，其多为科试所用，讲求“声病”及“俪偶对属”，如：“两汉射科，本于射策，故公孙弘、董仲舒之伦，痛言道理。近者祖袭绮靡，过于雕虫，俗谓之甲赋、律诗，俪偶对属。”“既为甲赋矣，不得称不作声病文也。”“及睹今之甲赋、律诗，皆是偷折经诰，侮圣人之言者。……试甲赋、律诗，是待之以雕虫微艺，非所以观人文化成之道也。”亦有以“甲赋”命名赋集者，姚铉《唐文粹・序》：“今世传唐代之类集者，……赋则有《甲赋》、《赋选》、《桂香》等集，率多声律，鲜及古道。”又据《宋史・艺文志》著录，五代徐铉所编赋集即名《甲赋》。从唐代流传下来的《赋谱》一书来看，至迟在中唐时期，赋已经有“古赋”、“新赋”之分了。“凡赋体分段，各有所归。但古赋段或多或少，若《登楼》三段，《天台》四段，至今新体，分为四段。”把“古体赋”和“新体赋”对举，虽然只是指出段落的不同，但已经和宋代欧阳修等人的“近体赋”十分接近了。至姚铉编《唐文粹》，“止以古雅为命，不以雕篆为工，故侈言蔓辞，率皆不取”，故卷一至卷九乃特别标名“古赋”；“古赋”也者，即“律赋”以外之赋的统称。因此，在宋人的赋学观念中，“古赋”和“律赋”乃是各成一类、泾渭分明的。这种文学观念对后世的辞赋分类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延续至清代，赋论家仍以唐人试律赋以前皆为古体赋，侯心斋说：“今之作者，遇大典礼或用古赋；言情适志之作或杂用骚赋、文赋；考试所用皆律赋也。”把古赋与考试所用的律体赋严格区分开来。又林联桂《见星庐赋话》卷一曰：“然古赋之体有三：一曰文体赋，以其句栉字比，藻饰音谐，而疏古之气一往而深，有近于文故也。……凡此皆赋而近文者也。宋元明以下之文体赋格其例盖准于此。一曰骚体赋，夫子删《诗》，楚独无风，后数百年，屈子乃作《离骚》。骚者，诗之变，赋之祖也。后人尊之曰经，而效其体者，又未尝不以为赋。……一曰骈体赋，骈四俪六之谓也。此格自屈、宋，相如略开其端，后遂有全用比偶者。浸淫于六朝，绚烂极矣。唐人以后，联四六，限八音，协韵谐声，严于铢两；比如画家之有界画勾拈，不得专取泼墨淡远为能品也。”可以看出，在清代赋学家看来，无论是骚体赋、文体赋还是骈体赋，都属于古体赋的范围。当然，其中也有反复，在元代复古论者的视域中，骚汉为古，骈体为今，更不用说唐代律体、宋代新文赋了。

综合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古赋与我们通常所言的涵指汉代的赋或两汉魏晋之赋是有很大差异的，且随着时代变迁，其指涉范围也屡有变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古体与近体、新体、甲赋，还是我们现在所言的古律之辨，都不仅仅是书写场合的不同，古律画境，乃是缘于新赋特有的体式结构，既有段落、句型的区分，更有谐声押韵的要求。

而我们对“古体赋”的界定，也是以辞赋的体式特征为依据的，不依于时代，不据于内容，凡是探讨骚体、文体、骈体的赋论都属于古体赋史的范畴；而历代对律体赋体式、韵律、作法的探讨则不在我们议论的范围之内（律体赋的创作和批评主要集中于唐、宋、清三代科举试律期间）。当然，由唐代以来的古律之辨以及科举试赋对古体、律体赋创作的影响（如以古入律、试赋的经义化倾向等）、古体赋和律体赋的会通等问题，由于和古体赋理论相关，理应纳入我们的讨论范围而一并论及之。

二古体赋学的研究现状

赋学研究，既离不开对辞赋创作史（重要的作家和作品）的考察，也离不开对辞赋理论史的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辞赋研究得到迅速的发展，具体表现为赋史和赋论史专著的出现，赋学论文的大量产生，赋集的编选以及研究的国际化倾向等。然综观20世纪以来的赋学研究，则明显存在两个偏向：一是重辞赋作家、作品而忽视辞赋理论；一是重汉魏六朝而轻唐及其后。虽然近年来学术研究的重心有所转向与下移，祝尧《古赋辨体》的理论、元明两代的复古思潮以及清代的赋学都得到学界的重视，也出现了一些对唐宋以来赋家赋作的专书和论文，但始终改变不了汉魏六朝赋研究独尊的局面，这是由古代辞赋的发展史及其时代地位所决定的，汉赋为一代文学之代表，自然是后世的摹拟之作（虽然也有新的体式出现）所无法追攀的。而对经典的重视和偏好，便成为后世学者研究重心确立原因之所在。

汉魏六朝是赋学的发轫与成熟期，是历代学者赋学研究的重点，主要成果有许结《马扬赋学思想同异论》（《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下编三，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黄继立《班固赋论研究》（《云汉学刊》1989年第6期），侯杰锠《汉赋序文初探》（《中国古典文学研究》1989年第6期），梁承德《两汉赋论思想》（《中国文化月刊》1988年第1期），郑良树《司马迁的赋学》（《新亚学术集刊》1983年专辑），马予静《“班马”的辞赋观与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冷卫国《汉魏六朝赋学批评史》（山东大学1998年博士论文，201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易名为《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梁承德《魏晋南北朝赋论研究》（东吴大学1999年博士论文），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第五章第一节“理论批评双峰并峙”及第七章的第二、三节“南朝赋论”（上、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李翠瑛《六朝赋论之创作理论与审美理论》（台湾万卷楼2002年版），彭安湘《中古赋论研究》（湖北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等。其中论文多以作家个案为主，结合文艺思想的演变和赋家的创作分析其赋学思想，牵涉到的赋论家主要有班固、扬雄、司马迁、司马相如、皇甫谧、左思等人，文繁不具引。此仅以冷卫国的《汉魏六朝赋学批评史》和李翠瑛的《六朝赋论之创作理论与审美理论》作出简要说明。

冷著以赋学批评包含赋学理论表述和赋作的审美流向为基本内涵，分汉魏六朝赋为西汉、东汉、建安、正始、西晋、东晋、元嘉、永明、梁陈、北朝十个段落而展开。而对每个时段的赋学思想的论述，多是结合各个时段具体的文学思潮和哲学背景，采用赋论家为个案的形式对其赋学理论作出评判，由于该文采用资料较多，诸凡佛教典籍、字书、碑文、批注、诗歌、奏议、诏书、赋作正文、赋序、书信、笔记、类书、子书、文学批评的专论和专书、史书皆有征引，故立论多真实可信，是汉魏六朝赋论史最为完整而翔实的一部专书。而李著则是从理论与审美的双层视角来观照六朝赋论的。全书共分十一章，前七章为绪论、六朝赋概说、六朝赋论发展之因素、六朝赋论史略、创作理论（分丽文缛辞、比兴物色、巧构形式三章），主要述及六朝赋论的发展原因、分期与创作理论。后四章为审美理论（分“文丽说”、“情性说”、“征实说”三章）和结论，主要探讨赋学的审美特征。与冷著纵向史论不同的是，李著主要从横的方面研究赋论的创作与审美两大性征，具体而微，多有新见。两书纵横交织，共同构成六朝赋学的整体景观。

近年来唐宋赋学理论的研究有所加强，但主要集中在律体赋论方面，古体赋论不是太多。论文主要有王以宪的《唐宋赋学批评述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周安邦的《白居易的赋论与赋作初探》（第六届国际辞赋学研讨会论文，2004年10月），何新文、张群的《唐代赋论概观》（《北方论丛》2008年第1期），唐小华的《试论唐代赋论的新开拓》（《唐都学刊》2007年第2期）等。论著和学位论文主要有韩晖的《隋及初盛唐赋风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詹杭伦等著的《唐宋赋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何玉兰的《宋人赋论及作品散论》（巴蜀书社2002年版）、雷春辉的《初盛唐赋论研究》（四川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廖志超的《苏轼辞赋理论及其创作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等。

韩晖的《隋及初盛唐赋风研究》并不是专门研究赋论的，但从赋风与赋论两个方面研究赋学却给我们不少的启示。全文共分上、中、下三编，凡八章。涉及赋论的有第一章“隋代两种不同却缺少争辩的辞赋观”、第三章第一节“二元赋学价值观的对立、统一”，第四章第一节“高宗朝的三种辞赋观”以及第五章第一节“风骨气势与雅怨、质实的辞赋观”、第七章“开、宝间文学后进的辞赋观”，合起来即是初盛唐赋论史。论著多从赋风入手，参以时代、社会、文化、心理诸要素，既探寻了辞赋盛唐气象的形成过程，又演绎出赋学发展的动向，既考辨详实，又富于辞采和逻辑性，是唐代赋学研究中较为少见的扎实之作。詹著是在台湾与其他学者进行的科研课题，赋学内涵有所扩大，兼指赋作与赋论，共分十二章，其中探讨律赋作法的有《王棨山水写景律赋探析》、《苏门四学士辞赋分类》、《苏轼律赋析论》，专主赋论的则是《唐钞本〈赋谱〉初探》、《宋代辞赋辨体论》、《范仲淹的赋论与赋作》、《秦观的赋论与赋作》，此外还有一篇考证文章《〈释迦佛颂〉作者考辨》，一篇清代赋论《论〈雨村赋话〉对〈律赋衡裁〉的沿袭与创新》。该书以资料翔实，析论细微见长。然为论题所限，并没有对唐宋两代的赋论进行系统清理，古体赋论涉及也不多。

元明两代的赋学研究，有许结《明代“唐无赋”说辨析》（《文学遗产》1994年第1期）、康金声《元赋祖骚宗汉论》（《山西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何新文《元明两代赋学叙略》（《湖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黄仁生《论元代科举与辞赋》（《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游适宏《祝尧〈古赋辨体〉研究》（台湾政治大学1993年硕士论文）、杨赛《祝尧〈古赋辨体〉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刘伟生《〈历代赋汇〉赋序研究》（湖南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等论文（或学位论文），或是叙述元明两代的赋论进程，或是辨析赋论宗尚，要以“复古论”为主，尤其是以祝尧《古赋辨体》为主的多篇论文，针对祝尧的“祖骚宗汉”说，于古体赋学颇多发见。专著则有康金声、李丹的《金元辞赋论略》（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李新宇的《元代辞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元明辞赋专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和孙海洋的《明代辞赋述略》（中华书局2007年版）。但康著仅有《元赋祖骚宗汉论》等少数篇章涉及赋论，孙著则为分期的作家赋作分析，于赋学批评无涉。李著为南京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2008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共分五章：元代辞赋考论，元代辞赋本质论，元代赋论集与赋选集，元代科举考赋，元代辞赋的作用与地位，附录元代辞赋作家一览表。其中对元代赋学的形成原因、发展轨迹，元代赋学“祖骚宗汉”的批评思想、祝尧《古赋辨体》的赋论，赋与科举的关系等多有辨析，是近年来专论元代辞赋学的颇为重要的一部专论。而《元明辞赋专题研究》是对《元代辞赋研究》的拓展与延伸，全书分“元代编”和“明代编”两部分，上编是对旧著的整理和深化，下编分为六章，分别探讨了明代辞赋之演进、以颂扬为主调的明代前期辞赋、明代中期的辞赋复古、晚明小品赋兴盛原因及其转变、《赋海补遗》考论、刘基的辞赋等问题，基本没有涉及赋论方面的问题。

清代是古代赋论的集大成期，古律并峙，构建起赋学批评的“双子峰”座。但直到目前为止，学界对清代赋学关注不多，已有的成果也多集中在律体赋学方面，如游适宏的《由拒唐到学唐——元明清赋论趋向之考察》第五章共分四节：一为律赋取士的恢复；二为律赋宗唐的提出；三为唐律赋正典的遴选；四为借唐律赋揭示书写形态，论述的均为清代的唐律赋学以及清代律赋学的形态书写，于清代的古体赋派及赋学理论的整体景观未作描述。詹杭伦的《清代赋论研究》正文关注的是两大问题，一为清代赋学的总体论，主要讨论清代赋论的背景因素、赋学的分期与赋论的分类、赋总集与其编排方法、八股文赋与以赋论赋的作品评议等；二为清代律赋学专论，主要涉及清代律赋与考试的黏附与偏离、律赋的审题与结构、用韵与平仄以及注释评等。此外如林振兴的《清代赋话述评》、谢蕙蕙的《李调元〈雨村赋话〉研究》等莫不是如此。而涂怡萱的《清代边疆舆地赋研究》、王学玲的《明清之际辞赋书写中的身份认同》、李贤珠的《明末清初骚体赋研究》则是辞赋论文，于赋论无关。近年来随着《历代赋汇》的影印出版，大陆和台湾也出现了以《历代赋汇》为研究对象的专题论文，但由于《历代赋汇》所选为清代以前的赋作，故这些论文大多于清代赋学关系不大。涉及古体赋论者，仅有陈守玺的学位论文《清代古赋正典》、许结的《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部分）和有关刘师培、章太炎的赋学论文以及笔者的《清代赋学研究》。陈氏《清代古赋正典》系统探讨了清人的古体赋学观，全文共有绪论、清代的古赋正典、清代赋论对历代赋的批评、清代古赋正典的文学基准、结论五部分组成，对清代赋史论述的两种倾向“力宗汉魏，下取唐贤”及“六朝以后无赋者”进行了辨析，对于清代古体赋学的风格论、体源论和本身的内涵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全文以事实说话，列举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谨严而具有说服力。许结先生的著作和论文，从学术演变的视角，剖析了有清一代的赋风演进以及刘师培和章太炎赋学研究之于现代学术转换的理论意义，融学术精神于赋学研究，从宏观的文化学背景切入，高屋建瓴，气魄宏大，很有见地。而拙著《清代赋学研究》是对清代赋学的系统清理，分清代赋学为明末清初、康雍、乾嘉道、咸同光、清末民初五个时期，分别对重要的赋论现象、赋家赋论进行评述分析，资料相对完整，时有创新之见。

三古体赋学的分期及内容

中国古体赋学的分期，要兼顾政治演变、文学文化思潮、辞赋的创作与流变、古律之辨与赋学批评等多个层面。既有与时代发展的同步性，也有其独立的发展轨迹。概要而言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段：

（一）汉魏六朝——古体赋学的发生与成熟

发轫于汉初的楚骚批评，主体是围绕“楚辞”与“汉赋”展开的，包括“赋源”、“赋史”、“赋用”和“赋艺”，其价值评判以“赋用”论为核心。由于受到经学思想的深重影响，两汉赋学表现出经世致用的功用色彩，同时赋的颂化倾向又显示出辞赋创作与批评的政治影响。此期大量的赋论散存于史传、赋序中，并未形成独立的批评形态。

魏晋六朝是古代赋论的拓展与成熟期，此时的赋论一方面表现出对两汉赋学理论的继承，如对“赋者，古诗之流”的肯定等；另一方面，由于文学意识的觉醒，对赋体艺术特征的描述与探究成为赋学研究的主题。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赋论家和赋论文章，诸如左思的《三都赋序》、皇甫谧的《三都赋序》、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萧统的《文选序》等。就其理论形态而言，和两汉时期相比，虽然产生了一些赋学专论，但主体仍然是大量的赋序，多散见于史传、笔记、题跋、书信、碑传之中。刘勰的《文心雕龙・诠赋》是此期最为难得的富有理论性与体系性的赋学专书。从历史的纵向考察，魏晋南北朝赋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建安、两晋、南北朝三个发展阶段；从赋论家倾向考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流派，即：博物浏亮派，以二陆、潘岳等人为主；讽谏征实派，以左思、皇甫谧、挚虞等人为代表；调和折衷派，以刘勰、萧统为代表。

（二）唐宋时期——古律之辨与古体赋学的发展

唐宋两代，由于科举试赋，律赋创作蔚兴，使律赋成为一代之文学“正典”。赋论经由初唐史学家、经学家、文学家的反骈逐渐过渡到对赋格、赋法的讨论（其中贯穿着试赋与试经义之争）。围绕科举试赋之争，赋论主要集中于两大主题：一是赋如何写？唐代的赋格、赋谱，宋代秦观的赋论即是以此为出发点的；二是科举试赋的必要性。“赋兼才学”是否是一个真命题，成为赋论家所关注和思考的中心所在。这一时期的专门赋论和赋集并不多，大多集中于史书、诗话、文话、书信、序跋等批评资料中。而此期最为重要的赋学现象是出现了一些讨论赋格、赋法的书，如《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即有：张仲素《赋枢》三卷、范传正《赋诀》一卷、浩虚舟《赋门》一卷、白行简《赋要》一卷、纥干俞《赋格》一卷、和凝《赋格》一卷。惜今多不存，惟有唐钞本《赋谱》一卷，由日僧带回日本，保存至今。此外还有白居易的《赋赋》、郑起潜的《声律关键》一书，也是讨论赋法与声韵之学，值得重视。

而古体赋学则在南北文风的融合中经帝王和史学家、文学家的提倡，在试赋之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进而表现为唐宋古文家的赋学坚守和赋兼才学的宋代风范，并在南宋以来的崇骚情结中争得一席之地，在与律体赋学的争锋中逗引出元明两代的崇古转向。

（三）元明时期——祖骚宗汉与古体赋学

元明两代是赋学的复古期，元代始废科举，后改试古体赋，明代废试赋而改考八股文，这对于唐宋以来的律赋创作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期的赋论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别集中赋论、总集中赋论、诗话中赋论。出现了刘埙、祝尧、李梦阳、吴讷、徐师曾、陈山毓、王世贞、胡应麟、费经虞等重要的赋论家。尤其是祝尧的《古赋辨体》，以选文批评的形式开创了赋学批评的新风气，是《赋谱》、《声律关键》之后一部最为重要的赋学专著，其“祖骚宗汉”、“因情立体”的观念对明清赋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后世古体赋论最为重要的言说话语。此期又一个重要的赋学现象是，至明代中后期，出现了多部赋选集和总集，考诸书目，尚存（或存目）者即有：李鸿辑《赋苑》8卷，施重光辑《赋珍》8卷，袁宏道辑、王三余补《精镌古今丽则》10卷，周履靖、刘凤、屠隆辑《赋海补遗》30卷，无名氏辑《赋学剖蒙》2卷，无名式辑《类编古赋》25卷等多种，序跋和选本批评成为明代赋学批评的重要形式。

（四）清及近代——古体赋学的总结与转型

清及近代是古典赋学的总结与转型期，赋集的编纂及评论著作空前增多，即赋话而言，自浦铣《复小斋赋话》、李调元《雨村赋话》创制以来，即有浦铣《历代赋话》、王芑孙《读赋卮言》、孙奎《春晖园赋苑卮言》、余炳照《赋学指南》、林联桂《见星庐赋话》、沈作喆《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刘熙载《艺概・赋概》等多种。其他专论赋作的文章也不少，如程廷祚的《骚赋论》、纳兰性德的《赋论》等，古、律争胜，形成了赋学批评的高峰。从时段而言，经历了清初、康雍年间、乾嘉道、同光以降等发展分期；从批评形态而言，秦汉以来赋学批评的诸形式，如赋序、赋选、赋注、赋评、专论等无不具备，其间还有古律之间的多次争锋。而清代的赋选总数应在五百种以上，成为清代赋学繁盛的标志。一直到清末民国初年，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主的一代学者的赋学研究，才逐渐脱离以经是尚的古代赋学话语，以全新的学术视野开始了赋学研究的现代转型，传统的赋学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赋学研究又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目前对赋论的分期主要有徐志啸的四阶段说，即两汉（发轫期）、魏晋南北朝（总结与发展期）、唐宋元（低谷期）、明清（多产期）（参《历代赋论辑要》卷首）；何新文的五阶段说（汉代：发轫期、魏晋南北朝：转变发展期、唐宋：缓慢发展期、金元明：发展期、清代：总结和繁荣时期）（参《中国赋论史稿》）；蔡钟翔的五阶段说（汉代发端期、魏晋南北朝深化期、唐宋低落期、元明复兴期、清代繁荣期）（参《赋论流变考略》，《第三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第544页）等。
王修玉：《历朝赋楷・凡例》，康熙二十五年（1686）文盛致和堂刻本。
关于试赋的确切时间，诸家说法不一。徐松《登科记考》卷二曰：“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际。”从开元初年的情形来看，试赋时有发生，如武后垂拱元年（685）有试《高松赋》的记载，此后玄宗开元元年（713）试《藉田赋》，开元二年（714）试《旗赋》，开元四年（716）试《丹甑赋》。至天宝、大历以后，才逐渐确定专用律诗一首、律赋一篇。《旧唐书・玄宗本记下》记载：“是年（天宝十三载），上御勤政楼试四科制举人，策外加试、赋各一首。制举加诗赋，自此始也。”
许结：《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页。
见权德舆《答柳福州书》、皇甫湜《答李生第二书》、舒元舆《上贡士论书》，转引自游适宏《由拒唐到学唐——元明清赋论趋向之考察》（台湾政治大学2001级博士论文，未刊本），以下对“新赋”的阐释，多参考引用其论述，特此注明。
游适宏又举别集为例：（一）欧阳修《居士外集》的“古赋”和“近体赋”分别收于卷八及卷二十四，“近体赋”所属各篇均注明“以〇〇〇为韵”。（二）杨杰《无为集》卷一为“古律赋”，卷二为“律赋”，卷二诸赋亦皆标出“以〇〇〇为韵”。可参看。
侯心斋：《律赋约言》，引程祥栋编《东湖草堂赋钞》初集卷首。
林联桂：《见星庐赋话》卷一，光绪年间《高凉耆旧遗书》本。
彭安湘《中古赋论研究》采用专题的论述方式，以背景论、流变论、内涵论、形态论、关系论探讨汉魏六朝的赋学，颇有新意。此外尚有王帅的《经学影响下的汉代赋论》（北京语言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岳进的《〈文心雕龙〉赋论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田平的《论〈文赋〉在中国文论史上的地位》（郑州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范增的《魏晋南北朝赋学之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陈碧仙的《扬雄辞赋及其赋论之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