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二 当下研究语境与历史场景复原

一、研究“满洲国”的理由

“满洲国”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产物。

在中国现代史上，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满洲国”，从成立到灭亡，存在13年零5个多月。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为清王朝末代皇帝宣统皇帝溥仪（1906—1967）。

1912年2月12日，在北京紫禁城，隆裕太后（1868—1913）代替时年6岁的溥仪皇帝颁布《退位诏书》，被迫“将统治权公之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至此，延绵268年的大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同时，也终结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20年后，在侵华日本军队的挟持和操纵下，蛰居天津日租界的溥仪潜往被日本占领的东北。1932年3月9日，溥仪在吉林长春宣布就任“新国家”“满洲国”的执政。1945年8月17日午夜至18日凌晨，随日本军队撤退到吉林白山临江大栗子沟矿山株式会社技工培养所的溥仪，举行仪式颁布《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正式宣布解散“满洲国”政府。一个由日本殖民者炮制的区域傀儡政权退出历史舞台。

时至今日，日本在中国的殖民已过去七十多年，早已成为历史。作为近代殖民地研究、日本侵华史研究的组成部分，“满洲国”研究是中国现代史、近代东亚史、中日关系史无法剥离的内容。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就历史话题“满洲国”展开的殖民想象，与现实问题勾连在一起，赋予历史以当代意义。这或许是海内外学者孜孜于“满洲国”探究，试图复现或重构“满洲国”方方面面的动因所在。

二、“满洲国”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关于日本侵华史，海内外学界时有一些“尖锐”的议题。对于这些或旨在探求当年原貌，或试图推演历史的种种可能性的议题，有人会因或年代久远，或繁难深奥，而止于不置可否。有时，也会引起争论。大多难以达成共识。流风所及，坊间也传说。这里仅举出一二。如：

1937年“七七事变”是谁先挑起的？

日本殖民在短时间内将近代西方文明引入中国边地东北，促成了亚非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跨越式转换，为落后地区带来了纳入世界一体化的现代性  ¹ ，难道殖民主义没有一点进步意义吗？

这些议题意在揭示的真相图、功过论，纠缠复杂，似乎难以“一言以蔽之”。但其价值判断，即其间的是与非，却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大前提是，强盗闯入了你的家园：

“七七事变”发生在中国北京城的郊区，不在日本的京都。

与传统海盗的杀人越货不同，近代殖民是各宗主国在世界范围内相互争夺和勾结，随机划定势力范围，用血腥的剑与火，入侵和征服其他主权国家，并且把殖民当作国家的事业来经营，在占领区建立起财富增长和掠夺的长效保障机制，包括殖民地的军事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也就是说，近代日本走上军国主义扩张道路之后，日本与现代中国的关系，是世界体制殖民时期内的宗主国/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是侵略/被侵略、屠杀/被屠杀、占领/被占领、奴役/被奴役的关系。如果以这一本质论为前提，任何问题，包括上述议题以及与上述议题相类似的问题，都在探讨、辨析的范围之内。

具体到日本占领区文学。作为殖民地研究中的二级甚至三级分支，上述议题所引发的思考似乎不在主要题目之内，却也同样是进行相关研究的逻辑起点。

三、三个令中国人震撼的日常场景

亲历者笔下的东北沦陷以及“满洲国”情境回放。

场景之一，1931年9月19日，吉林珲春县立小学高年级的课堂。

1977年，北京。当年的“满洲国”流亡文学青年骆宾基（1917—1994）回忆道：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次日，班主任白全泰为我们选读了《最后一课》译文，我们都有一种沦为日本亡国奴的悲惨命运就要临头的感觉。教室气氛紧张而肃穆，有的泣不成声。校方遂宣布无限期地“停课”了。 ²

场景之二，1934年的一天，星星剧团同人结束了在哈尔滨民众教育馆的排演活动，一同来到萧军（1907—1988）、萧红（1911—1942）的居所，同人们在小憩后离去。

1936年，上海。“满洲国”作家萧红逃亡两年后，记录了当年在回家路上发现遭人跟踪后的紧张：

……我们开始收拾了。弄了满地纸片，什么犯罪的东西也没有。但不敢自信，怕书页里面夹着骂“满洲国”的或是骂什么的字迹，所以每册书都翻了一遍。一切收拾好，箱子是空空洞洞的了。一张高尔基的照片，也把它烧掉。大火炉烧得烤痛人的面孔。我烧得很快，日本宪兵就要来捉人似的。 ³

场景之三，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沈阳南满中学堂礼堂。

2013年，地点不详，曾在“满洲国”读中学的张德伟，省思光复后东北中学生在国族认同上遇到的尴尬：

八路军进驻沈阳后，张学思 ⁴ 、陶铸 ⁵ 等领导人都曾来学校给我们做报告。报告开始时，首长问我们是什么人，我们齐声回答是“满洲国人”。首长又问我们什么是“满洲国人”，我们齐声回答说“满洲国”的人就是“满洲国人”。不知有祖国，不知自己祖先，不知自己是什么人，这都是日本毒害东北青少年的结果，至今想来我仍感痛心和羞耻！ ⁶ 

在“满洲国”时空之外复现的这三个历史断片，真实、动态地反映出日本殖民对中国民众的思想情感、生存状态和观念认知的冲击，以及逐步升级的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后果：沦为亡国奴的紧张，为躲避恐怖主义的逃亡，以及落入“满洲国”陷阱的民族国家认同迷失。而在沦陷期，中国文人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进行个人的文学活动的，文学青年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追逐个人一己的文学梦的。

四、共时记忆基石

中国日本占领区不同形式的殖民政权，均终止于1945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近代世界史上延续四百余年的体制殖民，开始土崩瓦解。时过境迁，现在，在后殖民时期，我们终于可以自主地回顾、研究体制殖民时期的中国沦陷区人民的精神生活史了，而在此前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失语期内，它曾经是当事者和历史学者都不可能触碰的禁区：它被尘封在被封存的文献里，被湮没在被禁锢的沦陷区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个体记忆中…… ⁷

回到沦陷区现场。“满洲国”是日本在中国占领区实施殖民统治的方式之一。本书以“满洲国”“满系”（中国）作家/文学的跨域流动政治为中心，主要对殖民地原住民作家的跨区域移动路线加以追踪，其间，或多或少会触及到他们的思想状态和精神产品。

在日本统治区，当中国军民诉诸行为的激进反殖民抵抗告一段落，殖民主义国家机器开始运转并不断强化之后，社会结构逐步趋于固定。沦陷区广大民众的物质生活一天也不能停顿，精神生活还要继续。在“满洲国”的不同阶段，一批又一批的作家出走，游移在“大同”“康德”（“满洲国”）、“民国”（中华民国以及内地日本殖民政权）及“昭和”（宗主国日本）等不同的纪年法之间    ⁸ 。我的这项追踪和探讨表明，随着中日战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变化，日本在华占领区的统治格局发生改变，不同地区的殖民文化统制形成差异性，也迫使或促成求生存、图发展的“满系”作家在战乱中不断选择着自己的人生道路。他们之中，有的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有的忍辱负重，有的苟且偷生，也有极少数人附逆事敌。

在现实政治的钳制和异质文化的碰撞中，“满系”作家不断流离，但“满系”文学却在聚合。正是在“满洲国”时期，中国“五四”新文学在东北地区的萌芽继续顽强生长，加上东北流亡作家群的创作实绩，大大提升了东北区域/地域文学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份额及其在文学上的重要性。长期以来为新文学史观所遮蔽的中国传统文学样式和现代通俗文学，在满洲也同样一直延绵不绝。半个世纪之后，作为民族的文化遗产，“满洲国”“满系”文学终于得以回归中国现代文学史，汇入中华文化。

与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不同，在中华文化中，对于文人的家国操守有着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受众较多的文艺作品作者首当其冲。日本统治区中国作家政治身份的判定问题，是一个专门的领域 ⁹ ，战时战后国内的阶级和政党间的殊死对立与斗争，也对其产生并非无足轻重的影响。在忠奸的问题上，最忌讳的，是仅据孤证就一锤定音。

这是因为，随着殖民统治的不断延长和逐步强化，新体制对民众潜移默化的规约逐步成为常态，如上文《引言二：当下研究语境与历史场景复原》中的（三）所展示的那样。对于多数民众来说，也包括在殖民期内走上文坛的青年作家，把他们在特定时空里、特定问题上的某些认同谬误完全归咎于他们个人，即缺乏历史感，也没有实质性的价值判断意义。

此外，在殖民期那个动荡的大时代，有日、伪、国民党、共产党、民间团体各方政治势力在日据区文坛上激烈角逐，一些作家或主动或被动地被裹挟在其间。抗战胜利后，随即展开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国共大决战。原沦陷文坛各类人物被分流，他们的行踪扑朔迷离，角色不断变化。在新中国初期的政治运动中，他们又不断地被内部审查，一直没有正式的定性记述。在早已时过境迁的当下，对当时的具体人物做具体界定时，不但有赖于公开文献，同时还需要已解密的和迟早会解密的各类公私档案。而这些条件，目前还不具备。

因此，本书的重点不在定性，甚至不在讲解、阐发，而在试图找寻历史“原作”。即主要梳理、排比与“满洲国”“满系”作家/文学的跨域流动政治有关的种种背景、细节，试图在跨域流动的层面上，揭示流动政治，为尔后的沦陷区文学研究、殖民地中国民众精神史研究，勾画出一个初步的“共时记忆”界面。

注解：

1美国中国学家主持的《剑桥中国史》中，有这样的统计数字：“日本人控制下的满洲工业从1936年起迅速增长，至少到1941年为止。”在这个时期内，矿业、制造业、公用事业、小型工业、建筑业等广义的工业，“每年以9.9%的比率扩大”，远远超过1924—1936年间的4.4%。“工厂工业的增长甚至更快，结果是，占中国总人口8%—9%的满洲，工厂生产额几乎占1949年以前全国总生产额的1/3。”费正清主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2骆宾基：《六十自述》，《骆宾基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94页。

3悄吟：《剧团》，《中学生》第66号，1936年6月1日。

4张学思（1916—1970），张作霖之子，1938年10月到延安，抗战胜利后被派往东北，担任中共辽宁省政府主席、辽宁军区司令员、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5陶铸（1908—1969），湖南永州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五期，并加入中共，1945年赴东北，先后任中共辽宁省、辽吉省、辽北省省委书记等职。

6张德伟：《奴化教育亲受记》，《文史月刊》2013年第12期。

7参见张泉：《现场的证词（一）》《现场的证词（二）》，《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8颇具意味的是，日本华文大阪每日社在大阪举行活动时，曾对活动的时间做了这样的标识：“时：中华民国二十八，昭和十四，康德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夕。”见《华文大阪每日》第3卷第12期，1939年12月15日。

9对于相关问题的讨论，详见张泉：《殖民语境中文学的民族国家立场问题——关于抗战时期日本占领区中国文学中的亲日文学》（《汕头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构建沦陷区文学记忆的方法——以女作家梅娘的当代境遇为中心》（《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0期）、《蒋兆和与台湾作家张深切在北京沦陷区的交集——兼谈如何构建殖民语境中的在地民族文艺史》（《蒋兆和研究——关于蒋兆和研究的文献选编》，人民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如何评价北京沦陷期的周作人——兼谈木山英雄、耿德华开拓之作的意义》（《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等文。前两文的部分主要内容，已移入本书第十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