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一沦陷区文学与跨域流动政治

一、作家/文学跨域流动政治研究缘起

2008年8月1日至3日，我应邀参加了在日本名古屋爱知大学举办的“帝国主义与文学──殖民地·沦陷区·‘满洲国’ ¹ 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近代东亚殖民地文艺史研究领域的一次重要的大型会议。会议围绕“殖民与沦陷：空间与时间的重构”“抵抗，妥协，离散：殖民/沦陷区主体性的重层面向”“帝国想象与文化生产”三个方面，设置了12个议题 ²，意在区域整合、横向比较、视阈拓展、理论深化。部分会议论文收入王德威、廖炳惠、松浦恒雄、安部悟、黄英哲編选的《帝国主义与文学》（研文出版2010年版）。

第三场为“帝国主义与文学（二）”，我做了有关沦陷区亲日文学评价标准问题的专题发言。评议人爱知大学黄英哲教授特别指出我的发言稿中的如下一段，要求做具体的说明：

在世界文明史上，大规模的对外扩张战争对被侵略国家或地域的社会生活和物质文化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但与此同时，不同文化之间的激烈对抗与碰撞，有时又会成为本地文化更新与再生的环境因素，搅动原有文化的构成与格局，改变其演化进程，甚至形成新的文化形态。放在现代文化发展的背景下观照具体的沦陷区的文学与文化，无疑会大大拓展历史阐释的空间。 ³

会议第三天，在最后一场“综合讨论”的问答环节即将结束的时候，台下有一位日本资深人士提问：

在近代中国，有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侵略过中国，为什么现在只批判日本？

通过同声翻译听清这个问题后，环顾主席台左右，见各位没有兴趣，便举手示意。我的回答申请获准。

第一个问题太大，我当时提出此说更多的是出于主观推断，对于它的说明一时间不可能具体。现在想来，大概是大而化之，也就不甚了了。第二个问题虽然也大，好在有数据支撑，回答的具体内容现在仍记得。不过，座长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限定了两分钟的时限，肯定无法展开。

这两个问题一直是我以后进行相关研究的关注点，也是潜在的问题意识。本书实际专题讨论的是“‘满洲国’满系作家/文学的跨域流动政治” ⁴ 。也可将其视为我在七年之后，从东北沦陷期作家“跨域流动政治”的层面，对上述两个问题所做的一次较为从容的互动  ⁵ 。

二、被疏忽的战时人口双向跨域流离现象

研究抗战时期的文学，不可能忽略战时的人口流动，但还没有予以充分注意的是，流动是双向的。也就是说，在流动方向上存在着转换。

是日本不宣而战的侵华战争，造成了中国“人口四处逃散……就算是最保守的估计数字也很高：在战争的某些阶段，大约有8000万甚至接近1亿的中国人在路途上逃命，它是总人口的15%—20%。但这并非意味着这些人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处于流亡状态，许多人逃亡之后很快又回到故土” ⁶ 。这是在说，逃离沦陷区的民众，又返回已沦为异乡的家乡。而且，为生计所迫，即使在殖民期，也仍有大批破产民众沿袭闯关东惯性，离开国统区。为此，国民政府曾认真采取措施，加大救济力度，以杜绝或弱化这一在国际上让中国难堪的人口的逆向流动。但战时中国经济已竭泽而渔、寅吃卯粮，国民政府的财力极其有限，救济难民的效果不大。仅以东北黑龙江地区一地为例，东北沦陷时期（1931—1945年）的人口持续增长，从663万多增至1046万多，又说1100多万。新增人口中，本地自然增长数仅为26万多人。平均每年新增移民26.4—33.6万人。其中，最多的是华北移民，总计高达370余万人  ⁷ 。其数量之大，一时令人讶异。不妨与台湾做一比照：抗战胜利时，台湾地区的人口约为600万。对于如此庞大的新移民群体做政治评价时，显然不能以他们的流向（逆向）及他们所选择的居住地（“满洲国”）为标准，同样要以他们的现实行为为依据。“满系”离散作家中，也有流离后又返回“满洲国”的，比如王秋萤、曲传政、支援等   ⁸ 。在文学史框架内对他们做评价时，研究对象也应该主要是他们的文学作品，不是他们的流动方向和栖身之地。

仅仅是揣测：引入战时流离人口的双向流动现象，可能也会给沦陷区文学跨域流动研究，乃至战时文学、文化格局研究，带来新的课题。

三、文学史书写焦虑及理论（方法）焦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启动的“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启蒙主义文学观念”等讨论命题，以及文化批评、现代主义思潮、后殖民主义的兴起，对编史理论产生巨大影响。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从挣脱“左倾”政治控制、回归“纯文学”和“审美”的“拨乱反正”，到重新估价外部因素与文学的关联、力求让中国现代文学叙事与共时历史场景相契合，看似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轮回，实际上是在更为丰富和多元的新界面上，重新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对文学的影响纳入考察的视域。因时政标准被排除在外的台港澳文学、通俗文学、旧体文学、沦陷区文学等，得以渐次成为合法的研究对象。

一般来说，在文学专史中，比如在区域文学史和沦陷区专题文学史中，沦陷区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往往会被放大高估。将其置于文学通史里，其实际位置会更为客观地显现。

1980年代至1995年，由于沦陷区文学的基本面还没有厘清，文学史虽然开始正面提及沦陷期文学，但更多的是一种象征姿态。

进入21世纪以后，有论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史写作留下的大量空白，到20世纪末已经充分填补  ⁹ 。但细加考察，在现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无论是在总体估价还是在区域均衡、结构框架、史实细节等方面，沦陷区部分都还远未达到准确、充分和合理的程度 ¹⁰ 。

首先，为了刻意融合和提升，一些已经纳入沦陷区的文学史在修订重版时，刻意淡化政治背景和区划要素，沦陷区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区域体制的分野反而模糊起来。在当下，政治层面梳理仍是文学史接纳沦陷区文学时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且，把沦陷区文学与通俗文学、旧体文学等相对单一的样式并列，说把它们一同写进了文学史，也有欠妥当。同其他区域文学一样，在沦陷区，新文艺与通俗文学、旧体文学同样并立、对立，新文艺一般也为沦陷主流文坛所褒扬，通俗文学、旧体文学则遭到贬抑，也有整合主流与边缘的任务 ¹¹ 。沦陷区文学是文学生态完整的区域文学，与新文艺、通俗文学、旧体文学不是同位概念。

此外，理论的焦虑，也使得某些刻意创新的日据区文学研究，言必称西方学术话语语境中的现代化和现代性、东方主义、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以及华裔学者的半殖民地中国现代文学叙述。这当然会对日据区文学研究带来借鉴，但如果机械套用，更多的还是负面影响。

不容否认，沦陷区文学研究需要观念更新、格局多样。然而，除少数中国日据期文学的专题研究外，西方汉学著作中的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学研究，有许多不属沦陷区文学的范畴，而是引入半殖民地背景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中国而言，近代中国在世界体制殖民  ¹² 期的后半期进入半殖民地形态，其特征是部分领土沦丧和部分主权丧失。但就沦陷区而言，它是中国的局部，是与祖国完全分割的封闭的殖民地，不是半殖民地。以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为例，它的完成本是国统区的产品，如果有关叙述的指向是半殖民地中国，却硬要将其纳入严格意义上的沦陷区文学叙事时，即殖民地叙事时，就不止是牵强，还会造成政体误置 ¹³ 。追求融会贯通、理论提升和整体性的学科创新，还有也需要同样加以重视的面向：作为近代东亚当事各方的中日韩，他们在东亚现代殖民文学研究中的长年的资源累积和切身的真知灼见  ¹⁴ 。

与方法焦虑相伴生的，还有材料焦虑，可以牵强地将其归入工具方法焦虑。在传统的出版物、文学文本、档案、口述史等史料载体中，似乎出版物、文学文本已经穷尽。于是，转向档案、口述史。

沦陷区从业人员的人事档案开始进入研究场域 ¹⁵ 。对于他们的人事档案的使用，需要格外慎重，特别是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部分。因为那是镇压反革命等政治运动的副产品，是铸成冤假错案的基本材料。此外，无论是当事人的自陈还是社会关系的旁证，失真、推诿、避重就轻，甚至欲盖弥彰，是常态。此外，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定时代，对于个人事项往往穷追猛打，无限上纲。涉及到隐私时，这就有了“度”的把握的问题：需要判定其可信度，以及披露到什么程度是不违反世俗规矩和当下规范的。

还有沦陷区作家对于自己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的描述。自己撰写的通常归入自传、回忆录类。经人记录整理的叫口述史，先是兴起于海外。这类材料自有其自身的特殊价值，但是把它们当作史料来使用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小说家的自述文字。以梅娘为例。她所记述的女匪首驼龙、七叔张鸿鹄，在没有旁证的情况下，无法充作史料。比如死于1925年的驼龙。驼龙的故事在20年代的东北家喻户晓，“满洲国”时期已有讲述驼龙的秘话小说 ¹⁶ 。梅娘在95岁高龄的时候，才讲到她90年前见到过父亲与驼龙匪帮的过从，甚至出现拿“日本宪兵队”恐吓匪帮的情节 ¹⁷ 。也就是说，这个情节至少是发生在1925年以前，显然存在时代的误置。查梅娘自己的著作，以及其他文献，均未见孙家与驼龙有瓜葛的记录。梅娘关于“七叔”张鸿鹄的记述，虽出现的次数较多，初步判断，也属于这种情况 ¹⁸ 。将诸如此类的文献归入虚构类作品，较为妥当。

实际上，沦陷期文学报刊、著作、人物、事件等基本资料的整理远未准确、完善，特别是文化产品总量庞大的华北沦陷区 ¹⁹ 。即使现在，沦陷区文学研究还是应当以沦陷期文献史料的整理、分析为基础。目前评价较高的沦陷区研究论著以报刊研究居多，也说明了这一点 ²⁰ 。

在东亚殖民地文学研究中，方法焦虑和材料焦虑叠加，往往容易走向阐释过度。

当代从业人员经过系统的文化知识学习和学院体制训练，进入沦陷区研究领域时，大多已人到壮年，知道现代文学的来龙去脉，知道抗战时期国内外格局及后来沦陷区、中国、东亚及世界的发展变化，是一个后来居上的全知视角叙事者。而研究的对象却是七八十年前身处沦陷区一隅的文学青年、少年。他们大多讯息闭塞，阅历有限，在贪婪地汲取极其有限的中外文学资源、遗产的基础上，怀揣着或者高尚的理想主义的文学梦，或者个人主义的成名成家的作家梦，写一己的微末、写身边的琐事、写家事家族史，少数有雄心壮志的也渴望成为有思想的大文豪，像鲁迅、高尔基那样干预、引领生活，进入大领域，写人生、众生与社会。但他们毕竟囿于殖民地，而且多数囿于统治模式各不相同的众多殖民地之一或之二的一隅。他们的识见、视域，也包括从文的时间，是有限的和受限的。或者有意或者无意，或者不自觉或者自觉，他们的作品难免带有殖民地的痕迹，甚至受到殖民主义的戕害或流毒。或许，作为无可替代的只反映这一特定时空的特定文学，这些作品的价值正在于它们与这一独特的在地“一隅”的血浓于水的关联。以高高在上的全知视角，做“绝对真理”层面上的道德判决、意义阐发，那是后来的全知视角研究者的自说自话。任何历史研究都是当代史。作为想象历史的方式之一，只要自圆其说，判决、阐发式叙事也会成就引人入胜的历史书写。其价值主要囿于学术圈的“话语构建”自身。洋洋洒洒的判决、自成系统的阐发，不会关心或不会主要关心判决和阐发式叙事在多大程度上呈现或复现了实际上无法企及的“第一历史”。但如果是致力于建构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的“第二历史”样貌，则路数截然不同：需要以沦陷期的整体性的、综合性的第一手文献为开端、为基础——如果达到一定程度的理想状态，也未尝没有就是一个阶段性终点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套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者之一唐弢的话：研究沦陷区文学，从没有眼前功利目的地通读沦陷期的报纸、杂志开始。

注解：

1这里的“满洲国”一词加有引号，旨在表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其从未予以承认。参见本书第一章《日据区文学跨域流动政治研究关键词》中的第二节《“满洲国”》。

2这12个议题是：台湾、满洲、中国沦陷区、香港等地日本殖民时期之文学与文化研究；单一空间内之复数帝国主义分析；殖民地／沦陷区之本土作家与“日系”作家、本土主义与外地主义；殖民主义与文化分层、殖民地文化层级、殖民主与本土精英之抵抗或协作；帝国主义与东亚思想——儒学、佛教、基督教、神道——之发展或变貌；同化主义、皇民化运动与语言、文学、艺术的表现；帝国主义与性别诠释；帝国、殖民地、沦陷区的创伤与记忆；帝国主义与文化控制、文化翻译及跨文化流动；帝国主义与民族传统、地方知识、民间文化之对立、协商与渗透；殖民地都会与都会现代意识、通俗文化、无国籍文化、跨国都会文化流动；日本帝国主义与西方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与战后东亚民族国家。

3张泉：《殖民语境中文学的民族国家立场问题——关于抗战时期日本占领区中国文学中的亲日文学》《帝国主義と文学——殖民地台湾·中国占领区·“满洲国”报告者论文集》，爱知大学车道校区，2008年8月，第189页。会议由爱知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哈佛大学共同主办。

4本书对于“满系”作家/文学的界定，详见第四章《在满国族文学分类与辩证》中的第二节《“满系”文学》。

5“满系”只是日据区殖民地作家“跨域流动政治”的一个部分，还有台湾日据期作家的“跨域流动政治”，北京沦陷期作家的“跨域流动政治”等部分。这些部分同样值得专题探讨，特别是台湾，有其独特的区域重层性和复杂性。

6［英］拉纳·米特著，蒋永强译：《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页。

7黑龙江省地方编纂委员会编：《黑龙江省志（第57卷）·人口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页。对这些数字做分析，发现略有相互抵牾之处。

8参见本书第九章《“满系”的离散：移居北京沦陷区》中的第五节《独立“满系”流离作家》。

9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

10陈思和：《漫谈文学史理论的探索和创新——〈20世纪中国文学史理论创新丛书〉导言》，《文艺争鸣》2007年第9期。

11参见张泉：《试论中国现代文学史如何填补空白——沦陷区文学纳入文学史的演化形态及所存在的问题》，《文艺争鸣》2009年第11期；《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亟待整合的三个板块——从具有三重身份的小说家王度庐谈起》，《河北学刊》2010年第1期。

12这是本书设置的一个概念。参见本书第十一章《日据区文学研究方法问题：整体与局部》中的第一节《宏观结构：四个共时

13参见本书第十一章《日据区文学研究方法问题：整体与局部》第五节《细读门径：以梅娘的当代境遇为中心》中“（三）关于“满系”作家

14参见本书《结语：转向另一个起点的私语》。

15如见本书第九章《“满系”的离散：移居北京沦陷区》第二节《武德报社的“满系”作家》中的王介人（李民）部分的引文。作为沈启无交代历史问题时统一口径的底稿，黄开发整理发表的《沈启无自述》（《新文学史料》2006年第1期），也可当作档案来看待。

16田菱：《女匪驼龙》，《麒麟》1941年第1—5期。

17见《梅娘访谈录（2011年11月27日）》。采访人：陈玲玲、张泉、柳青。地点：梅娘北京居所。

18梅娘：《愿望》，《文艺报》1991年5月25日；《我的青少年时期（1920—1938）》，《作家》1996年第9期。

19除蒙疆沦陷区外，在沦陷区文学研究中，华北沦陷区最为薄弱。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人口号称近亿，城市聚集，高校、文化机构众多，北京以外各地均有出版业和文学活动。仅以报刊而论，有许多还没有成为专题研究的对象。再如，著作等身的北派通俗、武侠小说家，有好几十位，除王度庐等少数外，大多还未做系统的发掘和整理。

20但这并不是说，方法问题在沦陷区文学研究中不重要。由于沦陷区文学的属性及其接受史的特殊性，研究方法问题至关重要。见本书第十一章《日据区文学研究方法问题：整体与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