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丝文体

岂明先生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一文中说起《语丝》的缘起，并把《语丝》的特色精神表白的剀切详尽，使一班读者借此可以明白《语丝》的性质，并且使《语丝》自己的朋友也自己知道《语丝》之所以为贵。这虽然有点似乎自夸，但是总比以何种目标，何种“使命”自豪的机关报胜一筹，因为《语丝》始终就没有什么“使命”。《语丝》只是（如岂明先生所说）“我们这一班不伦不类的人借此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与思想的东西”。所以有时忽而谈《生活之艺术》，有时忽而谈“女子心理”，忽又谈到孙中山主义，忽又谈到胡须与牙齿，各人要说什么便说什么。但是他的宝贵就在这一点。“办一个小小周刊，不用别人的钱，不说别人的话”，要表白得比岂明的话更确当实在不容易，除非我还可以补一句，就是“甚至于不用自己的钱”，这一点并不十分容易，若是合以上二条观之。但是那篇里头还有几句话很可以值得注意，很有意味的——“大家要说什么都是随意，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或如洋绅士所高唱的所谓‘费厄泼赖’（fair play）”。这句话引起我一些意思，不妨来插说几句，或者也不仅以关于《语丝》的文体为限。

一

“不说别人的话”即有“诚意”，这一样就不容易，我想凡能与此条件相符的，有真正诚意的人，他的言论都是有益于世，即使其人的思想十分的“弹”，我个人还是相信其有益。也许有人以为若江亢虎章士钊一流人如此其“”如此其“弹”蔑以加矣的复辟崇孔一类的思想，即使加以“诚意”条件，难道还是有益吗？但是一细想，这问题又未免太理想了。章士钊，江亢虎之流根本就没有所谓思想，更提不到思想之诚意不诚意。昨天在英文《导报》发见江亢虎对西洋绅士讲书经，初看时未免惊异，但是以为学术原与政见无关，江参政于复辟之余未尝不可以随便讲学，后来一拜读，什么二帝三王之德政咯，尧舜政治为世界最古之民主政治咯，《书经》的文是最好的文范咯，“文明”即“文学之明”咯，“文以载道”咯都来了，甚至于今古文篇数且分不清楚，于是乃恍然大悟政治思想不清的人要叫他于学术有清晰的思想“压根儿”（借用玄同语）就没有这回事。思想不清的人，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思想，自然没有所谓“诚意”，自然不会“不说别人的话”。至于思想本非不清的人，却仍旧可以乏诚意，这是我们所谓“文妖”。近来观察一些名流的议论，有文存的及无文存的，使我渐渐越发相信吴稚晖的《野蛮文学论》。尽管你的笔墨如何高明，尽管你的文存文集如何风行一时，尽管你什么主义唱的高入云际，一察其人的行径，又是其文足道，其人不足观（惭愧的很，我就是曾经佩服过《甲寅》文字的一个人）这就是其文章未尝包藏着诚意的思想——此非野蛮文学而何？何况徒以文字行一时者岂独《甲寅》一家而已！

二

野蛮文学而外，还有一种思想的蟊贼根本不能“不说别人的话”的，就是一种自号为中和稳健，主持公论的报纸。世界上本没有“公论”这样东西，凡是诚意的思想，只要是自己的，都是偏论，“偏见”。若怕讲偏见的人，我们可以决定那人的思想没有可研究的价值；没有“偏见”的人也就根本没有同我们谈话的资格。因为他所谈的“公论”都是一种他人的议论调和而成的，“甲方固然有几分是处，乙方又何尝绝无理由。”其实这种人又何必出来说话，除非以为既身居于文人学子之列不能不照例出来说几句，完全为面子关系，所谓“中和”者以此，所谓“稳健”者亦以此，并没有什么希奇。我们每每看这种人及这种报的自号中和，实益以见其肉麻，惟有加以思想之蟊贼的尊号，处之与“耗子，痨虫，鳄鱼”同列而已。因为我们宁愿看张勋的复辟，而不愿看段祺瑞之誓师马厂，宁愿见金梁的阴谋奏折而不愿闻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宣传，宁愿与安福系空拳奋斗而不愿打研究系的嘴巴，于政治如此，于思想界亦如此。因为最可怕的就是这种稳健派的议论，他们自身既无贯彻诚意的主张，又能观望形势与世推移，在两方面主张之中谋保其独立的存在，“年年姐姐十八岁”其实只是思想之蟊贼而已。因为虎狼猛兽我们可以扑灭，蟊贼，狐狸，耗子，痨虫我们却是无法提防。所以张勋可以一蹶不振，段祺瑞却反要变为民国功人，安福派可一攻则破，而研究系却仍旧可以把握政权。我们听张勋的大谈复辟尚觉得其有些人气，若说段祺瑞张起捧张冯起捧冯，忽而命孙督苏忽而命郭督奉的执政府，实在无聊已极无话可说，简直与苏扬妓女的倚门卖笑伎俩无异，分不出谁是娼妇谁是政府。其实政界如此，言论界亦如此，野鸡生涯实不限于野鸡也。我们听折中稳健派的谈复古，还不觉得怎么样，因为他们本不足惜，若是听他们也来讲革命二字却免不了要不胜肉麻之至。

三

以上因为谈“偏见”之重要，及人之不可无偏见夹叙些不相干的话，实则因为要有强毅贯彻偏见的人并非易易，但是同时我们要承认唯有偏见乃是我们个人所有的思想，别的都是一些贩卖，借光，挪用的东西。凡人只要能把自己的偏见充分地诚意地表示都是有价值，且其价值必远在以调和折中为能事的报纸之上。所以我主张《语丝》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这种无聊的事体，《语丝》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其“私论”“私见”的机关。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绝对要打破“学者尊严”的脸孔，因为我们相信真理是第一，学者尊严不尊严是不相干的事。即以骂人一端而论，只要讲题目对象有没有该骂的性质，不必问骂者尊严不尊严，等要派代表赴赛会时再挑一位尊严学者不迟。数月前曾经拜读某名流批评近来论坛的肤浅鄙薄或者就是指没有学者态度而言。个人觉得学者态度与“绝不生气”的中庸主义是分不清楚的。

Taine曾经问得好，倘是我们发见吾侪同类中有一条“鳄鱼”（此乃Taine的“鳄鱼”，广义的，非吴稚晖的“鳄鱼”，狭义的），历史家的责任是不是要单取学者科学的态度来充分描写颂扬他，还是要不要下一个评判，要不要骂他？个人以为骂人不骂人全在其人（一）有没有感觉非骂不可的神感，（二）敢不敢骂。因为大家公认，骂本有相当的用处，世界绝没有人不承认奸臣是该骂的，或者不承认背义弃信的朋友，不贞之妇，不孝之子是该骂的，但是我们觉得骂不贞操的思想家似乎比骂不贞操的妇女更加重要，所以唯一的问题是该骂之范围与定义而已，有人觉得段祺瑞章士钊该骂，有的便觉得他们情有可原。此见仁见智，本不能相迫。若以为章士钊很好，段祺瑞很好，也就让他很好。大概所以不骂的人，原因都是因为它们觉得样样都很好很满意的。我前曾经同一位留学生谈话，那时在曹锟时代，因顺便讲到我们还得革命一次，忽然把他吓得非同小可，这回同他又谈到段祺瑞，说起一些不敬的话，也弄得他不大肯回答我。所以骂与不骂全在其人，愈有锐敏的思想的人，他以为该骂的对象愈多，有感到骂人的神感的人，自然也同时感到骂人的神圣。自有史以来，有重要影响于思想界的人都有骂人的本能及感觉其神圣，当耶稣大闹耶路撒冷圣殿怒鞭兑换商时，简直与鲁智深大闹瓦官寺一样，并没有什么学者态度可言。所以尼采不得不骂现代欧人，萧伯纳不得不骂英人，鲁迅不得不骂东方文明，这都是因为其感觉之锐敏迥异常人所致，所以骂人之重要及难能可贵也就不用说了，若有人以为吴稚晖骂章士钊便是失了学者尊严，吴稚晖只能回答：谁要你的野蛮学者的尊严！这也是可与以上所说偏见之重要的话联合起来，凡有独立思想，有诚意私见的人都免不了多少要涉及骂人。我们若读过H.G.Wells，Shaw，Mark Twain骂人的文章也就知道骂人之难能可贵，他们那种怒气做来的文章，读起来真可使我们生起勇气，并不像学者所做无人气的文章一样。所以我说，骂人本无妨，只要骂的妙。何况以功能言之，有艺术的骂比无生气的批评效力大得多。即以文学革命而言，虽然是胡适之平心静气理论之功，也未始非陈独秀“四十二生的大炮”及钱玄同谩骂“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以与十八妖魔宣战之力。由是观之，骂人之不可以已明矣。

四

所以说第一只是没有感觉骂人之必要，第二是不敢骂人，这两种是不骂人之真因，与学者态度无涉，除非学者都是一些甄无畏蒋士都先生，所以要骂不骂似在于人，只要骂的有艺术，此外于《语丝》并不应有何条件限制。再有一件就是岂明所谓“费厄泼赖”。此种“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惟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的条件，能骂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即使仪哥儿，我们一闻他有了痨病，倘有《语丝》的朋友要写一封公开的信慰问他，我也是很赞成的。大概中国人的“忠厚”就略有费厄泼赖之意，惟费厄泼赖决不能以“忠厚”二字了结他。此种健全的作战精神，是“人”应有的，大概是健全民族的一种天然现象。不可不积极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