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翻译话语理念的转型与西诗汉译规范溯源

自20世纪末叶以来，整个西方学界“正经历着一个惊人的翻译理论高潮期”。[1]此间“译学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被人正式提出。[2]该学科理论蓝图的最初设计者霍尔姆斯在诗歌翻译界曾享有盛名，并对翻译诗歌理论有着较深的认识，这也意味着他的理论体系能够含纳诗歌这一特殊文类的翻译研究。对中国诗人朱湘的翻译诗歌研究，将其纳入现代翻译理论框架内进行，自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同时，近年来的翻译理论话语业已出现一些新转型，新的翻译理念不断涌现，特别是多元系统论提出将翻译文学置于不同文化体系内来考察，以及在翻译规范探索上取得的新突破，均为目下个案翻译家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

一、当代翻译话语理念的转型说略

综观早期东西方的翻译理论，无论是中国的佛经译论还是西方的《圣经》译论，以及其他类型的译学传统，其关注的重点都落在原文一端。它们或是强调译文的对错，或是讨论译作对原文的忠信问题，也就是以在译文与原文间寻求对等为宗旨。后来随着相关学术思潮不断涌现，以及现代翻译研究的新发现，那种一味地在翻译中寻求对等做法的片面性被暴露出来，这点在处理那些带有浓厚审美特质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最具贵族气息的诗歌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实在现代翻译研究中，就像美国理论家奈达（Nida 1994）所说的：固然要在源语和目标语间进行内在和外在的比较，在语际交流中去找寻语言间相似或互异的机制，翻译中还有诸多值得探讨的方面。[3]到了20世纪末叶，随着现代翻译学科逐步建立和完善，一些新理念的诞生，又为这种新的观照提供了可能。

20世纪西方翻译界理论纷呈，自7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逐渐演进出一种新思想——一种以目标文本即译文为中心的翻译观（target-text oriented approach），它正在取代那种传统的“原著中心论”（source-text oriented approach），日益成为一门显学，并给译学研究带来“一种新的范式”（a new paradigm）。[4]在这一转型时期，作为一门时兴的学派，“描写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DTS）日益受到重视。尽管该学派的一些观念和研究方法存在明显的不足和缺陷，但仍有许多值得借鉴和参考的方面。

首先，它那套建立在经验科学（empirical science）基础之上相当完善的描写方法（descriptive approach），就备受人们的关注。经验学科的研究目标无外乎“描述我们身处世界的特定现象，然后立定出普遍的原则来解释和预测这些现象”，[5]这点又为描写翻译研究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霍尔姆斯所沿用。他对这门新学问的界定是：对现有的翻译过程和翻译作品进行描写。描述周遭的翻译现象，要立定出普遍的通则以解释和预测上述翻译现象，构成了霍尔姆斯翻译研究的两大目标。[6]这正是即将开始的朱湘译诗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对个案诗人的翻译活动和翻译作品进行描述，寻绎出那个时代的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所遵循的普遍规则。这些将有助于解释和预测未来的诗歌翻译活动。

其次，描写翻译学派还提出将翻译作为目标语文化系统内一个既成的事实加以考察，所有的翻译活动实质上是两种文化间的协调（mediation），[7]理想的翻译描述应当把相关的两种文化考虑进去。落实到具体的描述对象，既包括翻译成品（product）和翻译功能（function），也包括翻译过程（process）。[8]成品描写又分为个案译文描写（text-focused translation description）和译文比较描写（comparative translation description）；功能描写关注的不限于文本本身，它更着眼于译文的接受社会和文化语境，并力主重新评价翻译活动的社会及文化角色；过程描写自然注重的是翻译过程或翻译行为，也就是寻绎出译者在翻译中所展露的心路历程（mental process）或做出的翻译决策。

再次，与描写研究紧密相连的是翻译研究中文化取向（culture-oriented approach）日益成为一大热点。这种研究途径的理念基础是：翻译是一种传意并生成文本的过程，而文本中每个符号的意义取决于该文本所属语言社团的文化因素，因为语言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翻译是文化的产物，又影响着文化，对翻译的理解理应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内进行。[9]以旅居美国的比利时学者利弗维尔（Lefevere 1982）为代表，早年曾着眼于译文系统的读者，提出译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adaptation），这样产生的作品只是对原文某种程度的折射（refraction），这种经折射的文本实则为两种文学系统妥协的结果。[10]后来他又从文化批评和比较文学领域将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观（poetics）[11]等概念引入翻译文学批评，认为翻译必然会受到译者或赞助者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的支配，这样的翻译必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原作的风貌。他把翻译、编辑、文集编纂、文学史和工具书的编写等统称为“重写”（rewriting），重写包含了对原作某种程度的操纵（manipulation），也是为某种意识形态服务的重要手段；[12]其次，当今描写研究注重的是译文，这样就将描写者关注的重心引向了接受文学和文化，并引发人们对“翻译文本如何影响某个社会的结构和功能”[13]等问题的思考。其间一批学者从翻译与民族文学关系的角度着眼，讨论翻译文学在主体文化内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如美国学者韦努蒂（Venuti 1995）尝试从归化（domesticating）和异化（foreignizing）的角度，就外来文化的再现、本土主题的创造和翻译伦理等问题，讨论翻译在民族文化特征（cultural identity）重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提出翻译文学可以直接参与译入国文学和文化的重建。[14]利弗维尔（Lefevere 1992）等则探讨了翻译文学在接受文学和文化系统内扮演的作用，强调翻译在文学与文化演进和交流过程中的重要性。[15]

最后，还有不少学者讨论了翻译史的描写研究问题。[16]霍尔姆斯当年曾留意过翻译史问题，然而遗憾的是，在他描绘的译学研究谱系图中却未曾列有这一分支。近年则有不少学者在翻译史研究方面做出了一些新探索，并取得了不少成就。其中以安东尼·皮姆（Pym 1998，2000）在翻译史研究方法探索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最为显著，[17]这些方法又行之有效，对于任何历史的个案翻译研究尤具启迪意义。

有了这些较新的理论为参照，可尝试将朱湘的译诗活动置于更大的宏观文化语境内，将聚焦点放在译文和目标语文化一端，然后就诗人的个案译文展开文内和外在于文本的互动考察。在这种研究中，既讨论翻译过程和翻译功能，也研究翻译成品，并通过具体的文本比照和分析，联系到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等因素，探讨诗人在外国诗歌重写过程中所采用的翻译策略，探明翻译家在主体文化中走过的译路历程，及其翻译所散发的文化力量。

不过，我们还需看到的是，一切理论固然来源于实践，但它在指导实践时多少会显得乏力。这点对于西方的描写研究而言也可能遭遇到。本来描写研究最大的特点是强调客观性，也就是强调在经验事实基础上寻绎出普遍的通则，然后据此来解释种种现象。但也有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多元系统学派与描写研究之间其实并无必然的因果联系，描写研究在当今翻译研究中普遍运用的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偶然现象。[18]鉴于翻译诗歌既是跨语言、跨文化间转换的产物，同时也关涉众多情感因素和审美因素，这就决定了在朱湘译诗研究中笔者会有限度地使用这一方法，也就是在对历史事实进行陈述时将尽量遵循描写原则，至于涉及诗歌的审美维度和接受效果时则尽力避免使用该方法。

二、多元系统论域中的翻译研究新潮

翻译文学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但它同时还与其他文学系统相关联，并与其赖以安身立命的外在文化与社会语境紧密相维系，任何特定时期的翻译活动都可一定程度地纳入多元系统这一互文语境内进行考察。尤其是朱湘，这位曾经活跃在汉语新诗体系萌创时期的诗人兼翻译家，他本人早就认识到“文学是文化形成中一种要素”，[19]因此对他的研究，自然可纳入多元文化语境内进行。

20世纪70年代末，以色列学者伊文-佐哈在从事希伯来文学研究的过程中，率先将“多元系统”（polysystem）概念引入翻译研究领域。在佐哈的论述中，“多元系统”和“系统”常可交替使用，只是“多元系统”一词更突出其动态性一面，以示与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流传下来的“系统”概念相区别。多元系统论的源头是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的“系统”观。早在1929年，梯涅亚诺夫（Juri Tynjanov）就将形式主义研究者使用的“系统”概念定义为：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因素组成的多层级结构。[20]系统最主要的功能在于它具有一系列的限定作用，在翻译文学产生和流传的过程中，它同时制约着读者、作者和重写者。[21]后来梯氏不仅将该概念灵活地运用于各种个案文本的解读，也用于整个文学类型和传统的研究，由此演绎出一套有关“系统”乃至“系统的系统”（system of systems）的理论。

多元系统论大体遵循的是一条重描写、面向译文、侧重功能、系统性的新途径。[22]佐哈认为：其一，文化、语言、文学、社会彼此间并非由互不相关的因素组成的混合体，而是由相互关联的因子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也非单一的系统，而是由多个相互叠交的系统组成。其二，将文学置于多元系统内来考察，不仅要着眼于一系列的文本，还要放眼于更广阔的因素，正是这些外缘因素制约着文学作品的产生、流传和接受。由于观察者的视角不同，可以采用不同的系统分割方法，如可以分出儿童文学、成人文学，或分出批量生产的文学、独特文学，也可以分出原创文学、翻译文学，等等。其三，各系统间的地位彼此并不平等，有些系统处于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有些处于边缘位置。多元系统并非静态的、一成不变的，中心和边缘之间时刻都处于胶着的张力（tension）状态，各种文学类型时刻都在争夺中心位置。某些系统在一些社会文化因子的催生下不断地从边缘走向中心，或从中心走向边缘；落实到翻译文学，佐哈又提出翻译文学系统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处于中心位置的三种情形：一是当译入语文学处于发轫初期；二是当译入语文学处于边缘或“弱势”阶段；三是当译入语文学出现危机或处于转型时期。[23]翻译文学在目标语系统内时刻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或是遵照现有的文学模式，或是将异域文学直接介绍进入本系统。同时，在译文评判上又衍生出一套新标准：当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时，译文会注重“充分性”（adequacy），即尽量忠实于原文的结构和内容；反之则译文的“充分性”不足，即为迁就读者而尽量采用他们熟悉的语言结构乃至内容，从而也一定程度地牺牲了原文。这种翻译策略的选取，着眼的是译文的接受性（acceptability）问题。[24]因此，有了这种不再以原文与译文是否对等为归依的翻译理念，就能避免历来以“对错”为准绳来品评译文的做法，这也为新时期的文学翻译研究拓宽了论域。

诚如批评者指出的那样，佐哈提出的多元系统论本身还存在一些缺点：一是它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也就是，它在理论事实根据不足的情况下，就试图做出带有普遍意义的假设；二是它受俄国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十分明显；三是它标举的客观研究方法又制约着其研究范围。[25]这些也决定着对该理论的运用尤其需要有所甄别和选择。总的来说，佐哈实际上只勾勒出多元系统的基本理论框架，后来又经利弗维尔、根茨勒、图里、郝尔曼斯等，以及其他一批来自以色列和比利时、荷兰等低地国家学者群（Low Countries Group）不断地修订和改进，由此使该理论在翻译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在后来的这些人的观点中，特别值得留意的是图里在目标语取向途径和翻译规范理论方面做出的新探索。由于“系统”的最主要功能在于可以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26]这种制约力分别适用于文学作品的读者、作者、译者或称重写者，这点又与文学规范所起的作用相类似。这种具有规约作用的参照因素，对于朱湘的译诗研究尤具启迪意义。

多元系统论将翻译看成跨系统的转换（inter-systemic transfer）现象，据此我们就可以将朱湘的诗歌翻译活动置于多元系统语境内来考察，从而得知翻译诗歌和其他类型的文学一样是自成体系的。这种系统又与外在的宏观文艺系统相互关联、相互渗透，这样就有可能：（一）重温朱湘当年描绘的那种文艺现状：“中国文学的壮年时期则尚在一个花瓣已落，果实仍未长大的期间，”[27]汉语新诗正处于萌创阶段，翻译诗歌在整个主体文学多元体系内又拥有特殊的地位；（二）鉴于多元系统论推崇一条目标取向的研究途径，这样就可以将朱湘的翻译诗歌作为目标系统内一种既成的文学事实加以描述和接受，并从那种一味地追求译文与原文间对等的阴影下走出来；（三）有了这种新的不带描写者个人价值评判的品评译文标准，通过系统内外的互文描述，可以从新的视角来品味翻译作品，解释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走过的译路历程，也能体察到翻译活动在主体文化内的运作过程及其产生的文化力量，进而了解特定时期诗人的翻译活动所引发的文化互动问题。

三、西方翻译规范理念的源与流

以形式自由的白话为译入语，固然像胡适当年所说的那样，汉语译诗真正实现了一次“诗体的大解放”，[28]然而白话形式的译诗并不意味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放纵自己。毕竟在诗歌翻译过程中译者会受到各种规范的制约，这些规范既包括源语方面的，也包括译入语方面的，还涉及读者期待方面的。以此来考察个案诗人兼翻译家朱湘，发现在他前后约十年的诗歌翻译生涯中，就新格律体译诗规范探索留下的足迹已斑斑可见，理应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新认识。而新时期翻译规范理论的新发展，又为这种批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规范（norms）原系社会学领域广泛使用的术语，是用以衡量某一社团的观念或思想是否妥当的参照因素，同时也是科学地研究和描述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的重要概念。该概念后来被引入语言学研究中，用于区别法则（laws）、规则（rules）和习惯（conventions）等几个词。[29]最先将“规范”这一概念应用于翻译研究的是利维（Levy 1967），他在建构其翻译的“生成模式”（generative model）时，提出了“复制规范”（reproductive norms）和“审美规范”（aesthetic norms），作为译者在做出决策过程中的参照依据，可惜他的观点未能引起时人的足够重视。[30]

20世纪70年代，受佐哈的多元系统论启示，以色列学者基德·图里又将规范这种介于法则和个人喜好（idiosyncracies）的主体间性因素（intersubjective factors）引入翻译描写研究，用以分析特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对翻译行为的调节和规范作用。

规范理念引入的前提是：翻译活动牵涉到译者的一系列决策过程，其间译者除从事跨语言间的转换工作外，还担当一定的社会角色。这样就要求他能够按照特定社会中被视为适当的方式行事；作为一名合格的译者，能否稔熟特定社会中那套既定的规范，就成了判定其翻译行为是否妥当的先决条件。

据此，图里区分了三类翻译规范：初始规范（initial norms）、预备规范（preliminary norms）和操作规范（operational norms），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条分缕析的界定。“初始规范”就是译者在进行实际翻译前所做的带有价值判断的取舍：要么以原文为归依，遵照原文的语篇关系和规则；要么遵循目标语文学多元系统（或该系统内某一部分）的语言和文学规范。由此也衍生出两套评判译文的标准：充分性或接受性，也就是尽量忠实于原文的结构和内容，或迁就于读者而牺牲原文；同时也决定译者将采取的翻译策略——或异化或归化，也就是力图保留原文的语言特色，给译文读者一种陌生感，或要求译文和用目标语写的作品同样流畅，并消除语言间的隔阂。“预备规范”主要出于两重考虑：一是与翻译政策及其本质有关的考虑，即原文的作者、作品种类、派别等；二是跟翻译直接有关的考虑，即对用源语翻译其他语言的容忍程度，其中转译（retranslation，亦称“重译”）问题又构成了它关注的重要一环。最后，“操作规范”则支配着翻译过程所做出的各种决策。这类规范又可以细分为“结构规范”（matricial norms）和“语篇规范”（textual norms）。结构规范很大程度地决定是否用译入语材料替代相应的原文材料，以及以何种方式来分割章节段落等，同时也决定这些增删、移位、重组是否要在译本中直接阐明；语篇规范则决定选用何种语言材料来取代原文材料，它可以是纯粹的语言规范，也可以是文学规范。[31]

在此基础上，后来彻斯特曼（Chesterman 1997）、郝尔曼斯（Holmes）、诺德（Nord 1997）等又将规范理论做了进一步发展，区分了规范和习惯用法（conventions）这对概念，特别是彻斯特曼还提出“专业规范”（professional norms）和“期待规范”（expectancy norms）。“专业规范”相当于社会学的流程规范在翻译中的具体再现，它起着指导、调控翻译过程的作用，通常由一个社会公认的权威专业译者制定。它又可细分为“责任规范”（accountability norms）、“传意规范”（communication norms）和“关系规范”（relation norms）。前者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规范，后二者分别属于社会规范以及文本与文本关系性质的规范。[32]“期待规范”由目标语读者对译者的期待组成，它包括翻译作品在他们看来应该是怎样，以及某类原文在目标语中应当是怎样等情形，这种规范只需由目标语内大部分人认同。[33]与早期的研究稍有不同的是，后来这些有关规范的概念，强调的是目标文化中的翻译文本而非源语文本。这样通过一系列对既有翻译文本的比照和分析，就可使这一讨论从过去那种片面追求“对等”的阴影中解放出来。

有了这些不同形式的翻译规范概念，再着眼于译入语文学体系，然后在历史坐标系中参照汉语诗学曾经有过的形式规范（最早的文言格律体，到后来的词、曲等，再到白话时期汉语新诗已有的各种规范，以及译诗界业已形成的翻译规范），以此来描述朱湘的译诗活动，包括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所依照的规范，或对现有翻译规范进行的改写或改进，以考察他采取翻译策略时的理据是否充分，并从读者期待规范着眼来讨论其译诗所涉及的接受性问题，以及译者通过自己的译诗为新的翻译规范建立做出的贡献，就会极具解释力。

[1]Douglas Robinson,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ⅩⅦ.

[2]James S. Holme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1988: 67-80.

[3]Eugene Nida, “Sociolinguistics as a crucial factor in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manuscript), in theodore Savory, the Art of Translation. London: Cape, 1994: 1.

[4]Theo Hermans,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a new paradigm”, in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ondon & Sydney: Croom Helm, 1985: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