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果戈理时期

1840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军事工程学院懵懵懂懂的学生，对文字生涯野心勃勃，但目标模糊，也不知道该如何表现他的志向。然而到了1845年，俄国文学最有力的批评声音别林斯基已开始为他喝彩，将他视为俄国文学视野的新成就。那些年里，他经过一场变形记，坚实地走上了他坚持一生的道路。“哥哥，”他在1845年春向米哈伊尔写道，“就文学来说，我已经不是两年前的我了。那是我充满稚气的胡言乱语。两年的学习让我去除了这些。”^[1]究竟是什么在这两年中给他带来如此重要的领悟呢？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来寻找答案，我们得到不了什么启发。他在学院里的学习按部就班，1841年8月被提拔为少尉。他在军官高班学习，但获准在校外居住。一开始，他同一位工程师托特列边（E. I.Totleben）共享一套住宅，与他的相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劳改营中放出后的生活意义重大。陀思妥耶夫斯基1843年同另一位来自塔林医学院学生做过室友，米哈伊尔的朋友，名叫伊戈尔·里赞卡姆普夫（Igor Riesenkampf）。

里赞卡姆普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是我们对他这段时间生活的主要信息来源，它能让我们一瞥他难懂缄默的性格。“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和他哥哥米哈伊尔一样真诚友善，但当他心情不佳时，他就会忧郁地看待一切，脾气暴躁，忘却了一切规矩，有时会骂人，失去自我。”^[2]无法控制自身情绪，是他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性格特征，这一特征折磨了他自己一辈子，也为他身边朋友的忍耐力带来巨大负担。有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外国人聚居区的一次社交集会上发怒，致信里赞卡姆普夫说，他“好好骂了骂这些外国人，让吃惊的瑞士佬知道什么叫愤怒（enragé），自己仓皇逃跑吧”^[3]。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排外情绪，后来发展为乖戾的憎恨，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很容易就会被唤起。

里赞卡姆普夫将他朋友的这种奇怪的易怒脾气归因于不健康的身体。从他医生的眼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黄的肤色说明他贫血，他还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患有一种慢性的呼吸系统感染。这还不是全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承受各种神经紊乱的折磨。“他经常在深夜向我抱怨，身边有个打鼾的人；所以……他无法入眠。这时，他会气喘，彻夜阅读，有时还会写一些小说。”^[4]与失眠相伴而生的是极度的烦躁易怒，他可能毫无缘由地与所有人争执。更严重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害怕不小心睡着以后，被活埋；为避免这样的事发生，他留下字条，告诉别人，在一定天数内，不要把他抬进坟墓。不论如何，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为掩饰自己的症状做出了巨大努力，并坚韧地承受着它们。因为和他住在一起，里赞卡姆普夫才开始察觉。“在他的朋友圈中，他总是表现得活泼好动、无忧无虑，怡然自得。”^[5]

搬出学校最初的几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过上了城市青年的生活，感受着圣彼得堡的风情和特质。他不知疲倦地在亚历山大林斯基剧院（Alexandrinsky Theatre）观看戏剧和芭蕾舞。当弗兰茨·里茨和奥勒·布尔（Franz Liszt and Ole Bull）来访时，当著名意大利男高音鲁比尼（Rubini）来为俄国观众表演时，他就出现。安德烈从1841年秋开始同哥哥一起生活了一年，他提到，有时哥哥也同其他军官在自己的公寓里打牌。^[6]他向米哈伊尔说，同安德烈一起生活并不方便（“你明白的，没法工作，也没法找乐子”）^[7]，从中，我们可以猜测，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未因此拒绝那些对首都生活的年轻人开放的娱乐活动。

一切娱乐当然都需要钱，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常常拮据，这不仅仅是无心的挥霍，或许更是缺乏社会良心。陀思妥耶夫斯基按月领取军官的薪水，同时还能从家族地产中得到一大份收益。地产现今由妹夫彼得·卡列宾（Peter Karepin）经营，他在40岁时，迎娶了年仅17岁的瓦尔瓦拉。尽管如此，他仍然负债累累，并沉沦于寅吃卯粮的习惯中。米哈伊尔让节俭的波罗的海日耳曼人里赞卡姆普夫盯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消费状况，后者对毫无资产阶级美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吃惊。他不仅在消遣上大手大脚地花钱，而且纵容属下骗自己的钱去供养情妇和情妇一家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1843年8月从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来到圣彼得堡工程部队征兵处服役。没有了学校学习的牵绊，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各种各样的翻译实践中，以求赚点快钱。一年后，他提出他珍藏已久的计划——退役。他向姐夫卡列宾要1000个银卢布，以买断自己的股权，从家族继承人中分出来。卡列宾开始是不同意的，因为这会损害其他家族人员的利益，并且他感到自己有对这位年轻人进行父亲式的劝告的必要，警告他不要流连于“莎士比亚式的梦”^[8]中。这种对莎士比亚市侩的诋毁，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愤怒到极点，他的回信中，充满了挖苦、谩骂和对阻碍他自由之路的父亲式人物的愤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要求当然是过分的，他没能为自己营造受欢迎的形象，同时故意夸大自己的需要，并威胁要把继承权转交债主。不论如何，他这是为了在独立之前还清债务才失去清醒的。^[9][10]

这是那五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的主要事件，1843年初，他开始积极地为自己在圣彼得堡的克鲁伯街（Grub Street）找到位置。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这个时刻就是他未来两年文学思想发展的起点。这个时段恰好就是俄罗斯文学从浪漫主义向“慈善家”式自然派社会现实主义转变的时期，这一基本的进化是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发展的最佳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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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于1840年末1841年初的冬天来圣彼得堡参加考试。在1月的告别晚宴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读了近期在阅读的作品，以飨宾客。据里赞卡姆普夫说，当时读了两部剧，一部叫《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另一部叫《鲍里斯·戈都诺夫》（Boris Godunov）。我们能知道的也就这么多。像司汤达和巴尔扎克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剧本写作的雄心可能也像维克多·布隆贝特（Victor Brombert）一样：“小说没法让人一步登天，立即获得惊人的成就。戏剧的诱惑，就是它保证你可以即刻得到荣光、轰鸣的掌声、加倍的金钱和女人。”^[11]在浪漫主义时期，写悲剧是最容易获得批评界赏识的方式，施德洛夫斯基和米哈伊尔也这样培养他。

19世纪40年代早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智和想象里不仅充斥着莎士比亚和席勒的人物，同时还有拉辛和高乃依笔下的人物。费奥多尔激愤地回应米哈伊尔对拉辛和高乃依古典主义创作形式的批评，称“燃烧着的、充满激情的拉辛，理想让他狂喜”，他对《淮德拉》（Phèdre）评价尤其高，其主人公同自己良心忽隐忽现的罪恶做斗争，预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很多角色。事实上，从割裂的道德良知的隐秘深处的微妙分析来看，没有人在心理上比虔诚的基督徒拉辛更像陀思妥耶夫斯基。^[12][13]高乃依同样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激动，被他认为“他巨人式的人物和浪漫主义的灵魂让他可以与莎士比亚比肩”。^[14]这些评论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令人欣赏的独立判断力，不被文学风尚影响、欣赏才华的能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2年断然放弃了完成两部剧本的计划，但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他在数年后的《犹太人扬克尔》（The Jew Yankel），可以发现，他并未完全放弃为舞台写作的想法。1844年1月，他向米哈伊尔借钱，并向其起誓，以“奥林波斯山和我的犹太人扬克尔之名（《犹太人扬克尔》是我完成的戏剧。还以什么之名呢？我的胡子吧，我希望我有一天可以留起来），我一半的所得归你”^[15]。单从这滑稽的誓言还不足以判定剧本是否完成，抑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过是希望而已，像胡子一样，留起来。犹太人扬克尔是果戈理一部历史小说《塔拉斯·布尔巴》（Taras Bulba）里的一个次要角色。不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完成了这部喜剧，他的文学模板上的名字已从普希金和席勒转变为果戈理。他甚至没计划过要创作这样一个戏剧，以他为中心，而不是玛丽·斯图亚特或是鲍里斯·戈都诺夫，这些符合时代潮流的东西。伟大浪漫主义的悲剧形式已经死亡，俄罗斯文学进入了果戈理时代，悲喜剧现实主义和社会讽刺作品的时代开始到来。

一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俄罗斯文学界在1843年起了变化。一个原因是1842年果戈理《死魂灵》和短篇小说《外套》的发表。另一个原因是批评家别林斯基的内心在进化，他当时主管着文学杂志《祖国纪事》（Notes of the Fatherland / Otechestvennye zapiski）。第三个原因是当时的俄国的媒体出版界开始追赶法国的潮流，热捧俄语中“生理学特写”（即法语中的“生理学”［physiologie］），即对城市生活和社会形态的具体描写，这种形式在1830年革命后开始流行。这一切都催生了19世纪40年代俄国自然派的出现，随着《穷人》的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这个流派一起获得了巨大的声誉。

可以确定地讲，果戈理在1842年前就已经受到认可了，别林斯基在1835年就称赞他为俄罗斯文学的新星。所有人都对他的激情、清新和原创性印象深刻，普希金和茹科夫斯基这样的大人物都与他有交情，但俄国的批评界尚未全面接受别林斯基赐予他的封号“我国文学的领袖”^[16]。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时所吸收的关于果戈理的观点，在很小的程度上是一个崇拜或模仿的对象：浪漫派的神殿中的伟大人物仍是更加动人的，对那些神像尚无争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0年读过了果戈理，但并没有证据表明后者对其产生了明显的文学影响。

两年后，局面变化巨大，主要原因是别林斯基划时代的理念变革。我们并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切是何时开始阅读别林斯基，并把他当作权威的。但是从我们已经获得的材料看，他可能对1838年到1840年期间别林斯基所发表的东西毫不关心。这一时期，这位年轻的批评家正在致力于他著名的“与现实妥协”论。他当时受到在后来成为无政府主义革命家的巴枯宁（Mikhail Bakunin）的影响，后者正处于惊心动魄的一生中，积极将黑格尔解读为政治无为主义和无条件对“现实”的接受的阶段。别林斯基，由于自己炽热的一边倒主义，全心地接受了这种思想，达到甚至连巴枯宁都要反对的程度。这一系列文章的主题在帕纳耶夫（I. I. Panaev）的回忆录中有过详细的描写。“别林斯基带着巴枯宁倡导的黑格尔哲学……轻蔑地谈论那些认为社会改革必要的作家……他带着乔治·桑的激愤。艺术对他来说是一个更高的、孤立的世界，自我闭合，其中只有永恒真理，并与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喧嚣毫无联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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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林斯基1839年春发表了一系列宣言性文章，其中一篇集中表达了自己对当时法国文学，包括雨果、拉马丁、德·魏格尼（de Vigny）和巴尔扎克的憎恨，这是对他们在俄罗斯最主要的推广人波列沃依的宣战。施德洛夫斯基和他年轻的朋友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也讨论了这样的檄文。几乎与此同时，施德洛夫斯基参加过一场有利于波列沃依的活动，其中包括一场杂耍剧，内容是一位叫作维萨里昂·格鲁宾斯基（Vissarion Glupinsky）（俄语中“格鲁宾”是愚蠢和傻的意思）的青年学生在向大家解释黑格尔的哲学理念和客观个人性等等。^[18]作者不详（但很有可能是波列沃依），它代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文学圈里积累的对别林斯基的看法。

别林斯基1839年冬从莫斯科搬到彼得堡，思想更新很快，部分原因是受到新时代和新朋友的刺激。同时，他确实被莫斯科的名流如赫尔岑和格拉诺夫斯基等人（而他又不得不尊重这些人的观点）的反对意见深深困扰，他们反对他不加批判地对“俄罗斯现实”大加称赞。1841年冬，他周围聚集了新的圈子，每周都在帕纳耶夫家聚会交谈，也就是在这里，别林斯基第一次接触到了最新的法国思想。帕纳耶夫翻译的皮埃尔·勒鲁（Pierre Leroux）在《独立评论》（Revue Indépendante）中的几篇文章，那时刚刚与读者见面，乔治·桑《斯匹里底翁》（Spiridion）正是为了别林斯基阅读方便，才被翻译成俄语。梯也尔^[19]（Thiers）的《1789年革命史》（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en 1789），路易·布朗^[20]（Louis Blanc）的激烈的社会主义作品《那十年的故事》（Histoire des dix ans），别林斯基都是在这期间阅读的。“他［指别林斯基］之前对乔治·桑的反感，”帕纳耶夫写道，“被对她的激情所取代。所有他之前的文学权威和偶像——歌德、瓦尔特·司各特、席勒、霍夫曼都从她身边淡去了……他只谈起乔治·桑和勒鲁。”^[21]

这一切的结果是，曾经鄙视社会政治关切的别林斯基在一年多以后转变为法国社会思想最有力的宣传家。1841年秋，他这样向友人波特金（V. P. Botkin）写道：“社会主义的思想”对他来说已经成为“思想的思想，存在的存在，问题的问题，信仰与知识的基本构成……［对我来说］它吞没了历史、宗教和哲学。”^[22]很明显，不论“社会主义”一词对别林斯基意味着什么，这远远不止是一套新的社会政治思想。而当他试图去探讨其细节，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那些乌托邦社会主义信条中的末世论和弥赛亚思想，这些都是在桑和勒鲁的言论中强调的内容，即社会主义是地球上一切基督训教的最终实现方式。桑的小说《斯匹里底翁》的最后一章表现，基督教信条的纯洁性蒙受了专制的罗马天主教会让人耻辱的曲解，这与法国大革命的口号相和。曾经的异教徒现在倡导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福音书，这完全是将基督教关于爱的学说的本意翻译为现代社会政治话语。

我们可以在别林斯基对自己新信仰的讲解中感觉到，这些思想的影响，同乔治·桑关于性别之间关系的一些认识混同在一起。“终有一日，我坚信，那时没人会被活埋，没人会被斩首，当囚犯请求死刑……而死亡会将其拒之门外……那时不会再有毫无意义的外形与仪式……没有对感情的契约和限制，没有责任和义务，我们不需要屈服于欲望，只听从爱，那时将没有丈夫与妻子，而只有情人和情妇，而情妇会向情人说‘我爱上别人了’，情人会说‘没有你我不会幸福，我会终生痛苦，但请去找你爱的人’，并且不会容许她献祭……而是像上帝一样对她说，我要祝福，而不是献祭……不会再有穷人和富人、国王和奴仆，他们是兄弟姐妹，他们是人，通过使徒保罗的话，基督会将自己的能力传给天父，而天父理性将再次支配大地，但这一次是在一个新的天堂和一个新的人间。”^[23]正如别林斯基对自己义正词严地所说的，这就是“黄金时代”理想的实现，这就是别林斯基所说的“社会主义”。

别林斯基关于这类社会主义的对话开启了19世纪40年代俄国文学的新阶段。安年科夫（Annenkov）在别林斯基的黑格尔阶段离开了俄国，而在1843年回到彼得堡时大为震惊，彼得堡的文学界竟然一样痴迷于他在巴黎所读的作品。“蒲鲁东^[24]的《什么是财产？》（De la propriété？），还有已经过时、在法国也鲜为人知的卡贝^[25]的《伊加利亚旅行记》（Voyage en Icarie），只有一些爱做梦的工人的小圈子才读他的书，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则更为广泛流传，在俄国被当作重要的对象研究，大家激烈地就其展开讨论，提出疑问，做出展望……全部俄国人……从过于抽象、沉思却空洞的想法中走出后，显得过于兴奋，现今他们找到了实在的思想……这些作家的书在当时人手一册，是一切研究与讨论的主题，它们像谢林、黑格尔一样找到了自己的代言人、评论人、阐释人，甚至在后来，出现了先前理论没有过的，殉道士。”^[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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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知识思想的激动，起初都只发生在别林斯基的小圈子里，它的核心后来被称为“别林斯基小组”^[27]。在小组建立的同时，《祖国纪事》的核心成员也确立了，这样他们的思想变很快激荡于纸间。比方说，当时复兴过一阵乔治·桑热，她的作品几乎刚在巴黎出版就被翻译为俄语。法国新文学吸引了最多的注意力，特别是它们的社会颠覆性。重中之重是，《死魂灵》奇迹般的出现被别林斯基视为上帝的旨意。它让别林斯基看到，俄罗斯主要作家的新作品正好能够帮他将自己热切的社会思考用当下最直接的俄国话语表现出来。

果戈理《死魂灵》的主人公乞乞科夫周游俄罗斯外省，寻求“死魂灵”，这些人虽死去，但经济价值犹在，这是该作品要表达的狡黠之处。作者描写了外省各色性格乖张的地主，赤裸裸的贪婪、轻浮、卑鄙。别林斯基终于找到一本书去揭露糟糕、恐怖的俄国现实，经过黑格尔式的堕落后，他发现了更加无法忍受的东西。人们自然无法在公开出版物中表达这样的观点，然而别林斯基是用伊索式的语言表达观点的大师。别林斯基称《死魂灵》是“纯粹的俄罗斯民族的创作……毫不留情地将现实的封面撕开，将对俄罗斯生活最丰富的内核的激动、焦躁和紧迫的爱充填其中”（阅读：被奴役的俄罗斯农民）^[28]。

《死魂灵》几乎占领了一切1843年到1845年之间的俄国文学评论。“看来别林斯基把这当成了自己毕生的事业，”安年科夫记述，“让人相信《死魂灵》完全是根据真实的场景，艺术地、高尚地、用民族志一样的方式陈述了当代俄罗斯社会……他不知疲倦地在口头和书面指出，告诉他的听众和读者，什么才是正确面对《死魂灵》的正确态度，要求它的听众和读者利用一切机会思考，而且是真诚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即为什么小说中所呈现出的罪恶的各种类型……就存在于俄国，而竟然无人感到恐惧。”^[29]

别林斯基在评论中劝导俄国作家们以果戈理为榜样。他认为，文学应该向当代现实寻找材料；因此，他声称乔治·桑是当代最伟大的作家，因为他在她的作品中发现了雨果和巴尔扎克缺乏的“重要的信念”^[30]。别林斯基在1844年对先前俄国文学做出的回顾中已经倡议建立一个新流派，“针对当前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去除根深蒂固的成见与偏见，奋起反抗那些当代道德和行为方式中最可悲的方面，揭露那些我们荒蛮残酷的现实中，‘那些在我们的凝视之下，却视而不见的，那些我们的生活浸淫其中的可怕的琐事，那些寒冷的深处，那些我们土地最盛产的、被肢解的日常生活形象’”^[31]。

别林斯基在这里指的是那些初出茅庐，刚刚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作品的自然派作家。这群人（尚未获得正式承认）的出现是对别林斯基提倡的社会现实主义新文学的反馈，但与其说是将描写俄国外省生活的《死魂灵》作为他们的样板，不如说描写彼得堡场景的《外套》更加深深影响他们，因为它适时地呼应了当时正流行着的外国文学潮流——生理学特写。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在学院里的同学德·弗·格里戈罗维奇回忆：“俄罗斯很快就出现了模仿者……讲求实际的涅克拉索夫时刻关注着……想象着能出现一组文集：《彼得堡的生理特写》（The Physiology of Petersburg）。”^[32]格里戈罗维奇受邀创作这样一篇特写，决定将注意力集中于彼得堡的意大利流浪乐师的生活上，他开始采集他们的表演并做笔记。“我当时已经……开始感到……像果戈理创作《外套》一样的，那种真实地描写现实的愿望。”^[33]1844年初秋，格里戈罗维奇从街上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拽到家里，询问他对自己新作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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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遇格里戈罗维奇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正经历着类似的文学进化。1842年之前，尽管他同情法国社会浪漫派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品位仍跟随着19世纪30年代的主流。毕竟，那时的俄罗斯还没有出现任何对这位年轻人文学名望的证明。别林斯基为果戈理的正名，《祖国纪事》的法国“社会主义”转向，一下就改变了俄罗斯文学的整体面貌。在别林斯基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已经在情感上接受这场运动的道德理想，所以，他对新浪潮的轻松接受一点都不难理解。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陀思妥耶夫斯基1843年初第一次表露出对果戈理深刻而强烈的热情。里赞卡姆普夫告诉我们，在所有俄国作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尤爱果戈理，将《死魂灵》的每一页都牢记于胸”^[34]。如果《犹太人扬克尔》完成于1844年1月末，那么作者一定在1843年秋天和冬天的某个时刻就已基本写完，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由果戈理和别林斯基推动的俄国文学氛围变化的第一次回应。

其他材料也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完全融于当时的新潮流。例如，他热衷阅读法国的浪漫主义小品，这是19世纪40年代法国出版界最主要的产品，是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最有效的宣传手段。他在1843年向米哈伊尔提议，一起翻译欧仁·苏的《玛蒂尔德》（Mathilde），这是苏关注社会问题的第一部小说。（此项目最终因资金问题搁浅。）陀思妥耶夫斯基还阅读《巴黎秘闻》（Les mystères de Paris）（欧仁·苏在这本书中宣传傅立叶的思想）。这本书的俄文版于1844年出版，别林斯基大加赞赏。“这本书的作者，”他写道，“希望展示出一个堕落的、自私的、崇尚金钱和衣衫褴褛的人民受苦受难场景的社会……谴责那些邪恶和犯罪带来的无知与贫穷。”^[35]

在阅读欧仁·苏的同时，据里赞卡姆普夫和格里戈罗维奇记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深受弗雷德里克·苏里耶^[36]的《魔鬼的回忆》（Frédéric Soulié’s Mémoires du diable）的触动。苏里耶不仅极尽罗曼撒旦写作的传统，更将苦涩的社会讽刺和狂野的传奇剧的情节融入其中。这本书的写作目的在于表现波旁复辟和七月王朝时期，“美德被残害剥削成了平常，而邪恶却狡黠地戴上了美德的面具，成了胜利者”^[37]。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对埃米尔·苏维斯特（Émile Souvestre）感兴趣，这位作家尤其善于用平行情节将那些敢于为了人性而自我牺牲的圣人同那些冷血的、急功近利的，只知在堕落和不公正的社会向上爬的人对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4年下半年翻译乔治·桑的《阿尔蒂尼家的孤儿》（La dernière Aldini），完全在情理之中，因为任何乔治·桑的作品在当时定会畅销。乔治·桑在作品中表现了一个真正的人民之子的高尚道德——一个谦逊的渔夫之子和懦弱堕落的贵胄之后。这本书中出现的基督教社会革命思想，后来贯穿了乔治·桑汗牛充栋的作品。“自由主义，”主人公说，“让它的信徒获得神圣，像早先的基督教一样，让奴隶成为自由人，自由人成为圣人和勇士。”^[38]陀思妥耶夫斯基必定心怀崇敬地苦读这些文字，但在将要完成这样任务时，他失望地发现，俄语世界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像19世纪40年代的一代人一样，大量阅读了乔治·桑的作品，这样的阅读极大地丰富和加强了他对进步革命思想的认识。在40年后为乔治·桑做的讣告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乔治·桑在俄国的地位远远比狄更斯和巴尔扎克更为重要，因为她的读者“能从小说中抽离出所需的一切，即使那些东西掩护得很好”^[39]。伟大的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Saltykov-Shchedrin）说得更明确。“从圣西门、卡贝、傅立叶、路易·布朗特别是乔治·桑的法国……［在19世纪40年代］向我们漂来了对人的信仰；那里闪耀着光辉，让我们确信，黄金时代并未过去，而是在未来。”^[40]这位被勒南称为“伊奥里亚竖琴”的乔治·桑，给了别林斯基理想，同暴风骤雨的19世纪40年代的各种思潮回响，同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起了重要作用。

乔治·桑的杰作《斯匹里底翁》（是一部哥特神秘故事和精神自传的结合）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很多特征惊人地相似。^[41]两部作品的场景都设在修道院；都包括古代的半异教传统的传播；都强调真正的宗教必须依靠道德自决，而不是律法和教堂的暴政；都有一个中心人物是年迈垂死的教士——这一传统的传承者，而热衷于教条和榜样的青年信徒都不喜欢他；都将怀疑论理性和真诚信仰之间的斗争搬上舞台。在这两部作品中，矛盾的解决都是通过重现对一切上帝造物无私的爱和恢复对灵魂不死的信仰；两部作品中，垂死的卫道士都将年轻人送到现实生活中，让他们在病态的社会中实践基督教爱的学说。^[42]187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认定，乔治·桑“已经作为坚定信仰上帝和不灭生命的自然神论者逝世了，”他指出，她的社会主义的基础是“人类对完美和纯粹的精神饥渴，”这和基督教将人的个性视为道德责任相应和。^[43]不论这些评论是否直接来自对《斯匹里底翁》对回忆，它们都表明乔治·桑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就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树立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道德宗教思想。

发现无望翻译《阿尔蒂尼家的孤儿》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通过翻译来赚钱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本来可能性更大的一项计划，现在看起来也不行了——他计划将席勒的戏剧全集引入俄国，由米哈伊尔翻译，他自己来做编辑和出版人。米哈伊尔的确将《匪徒》和《堂·卡洛斯》译成了俄语，并发表在期刊上，但是出版全集的计划还是因经费问题，事与愿违。陀思妥耶夫斯基唯一成功的翻译事业是《欧也妮·葛朗台》，因为1843年冬，巴尔扎克在彼得堡大热。他整个新年都在翻译这部作品，最后于1844年发表在《神殿》杂志上，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巴尔扎克的名字第一次预言式地印刷在一起。那时的他已经和格里戈罗维奇同住，这位室友与涅克拉索夫相识，已经开始走入别林斯基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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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基本思想最初形成在大量文学界的活动中，这些活动激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新的文学风尚的敏锐嗅觉。“我在写作一部与《欧也妮·葛朗台》差不多长短的小说。”他在1844年初秋向哥哥米哈伊尔写道，“这是一部原创小说……我会把它送到《祖国纪事》去。”^[44]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是为了满足别林斯基对俄国文学的急切需要而创作的，但除却这个他在写作工程中的一笔，我们对其创作过程什么也不知道。“我像恶魔一样阅读，”他1845年春向米哈伊尔说，当时他正在完成小说的结尾，“阅读对我有种奇特的作用。我不断重读我读过的书，它们总能给我新的力量。我看穿一切，我准确地理解一切，我发现我可以创造。”^[45]

这就是我们能为《穷人》找到的“源头”。小说的标题和它的女主人公瓦尔瓦拉的日记形式，将它同卡拉姆津的田园式的感伤小说《可怜的丽莎》（Poor Liza）联系在一起，那是一部哀叹美丽善良的农家女被意志薄弱的青年贵族始乱终弃的故事。^[46][47]从《穷人》中可以看到，果戈理的《外套》和普希金的《驿站长》在理念层面起到的作用。《欧也妮·葛朗台》的影响虽然不如上述二者显而易见，但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其宣扬了一位平凡的乡村女孩同样可以具有不自觉的英雄主义和真正的伟大道德。对巴尔扎克而言，隐秘的家庭悲剧在残酷程度上完全可以与“阿特柔斯王子的宫殿”比拟。^[48]巴尔扎克的例子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出身的卑微丝毫不妨碍表达同样伟大的思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地位卑微、饱受侮辱的主人公高尚的道德情操将他与果戈理笔下那些讽刺写法鲜明地区分开。事实上，在20年后为某杂志撰写的“小品”（feuilleton）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自己从早年浪漫主义时代到发现自己第一篇小说主题的文学进化，让他将自己与果戈理区分开。那篇小品文题为“诗歌与散文中的彼得堡之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自己虚构化的第二自我写成的，将一位“浪漫主义的梦游者”与他在1月傍晚回家时，停留在涅瓦河畔的“梦”联系在一起。在那里，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些新东西，一个崭新的世界”（13：158）他开始看到“一些奇异的形象，完全平淡无奇的……九等文官，同时又是极好的九等文官”。在他们身后，有个人“对我做鬼脸，藏在这神奇的群之后，他用线和弹簧操纵着这些傀儡，让他们动，让他们笑，大家都笑了！”之后叙述者一下将视线转移，完全让人笑不起来，“一颗名义上的心灵，光荣而纯洁，道德而忠诚，和一些年轻姑娘一起，悲伤而屈辱，她们的经历深深地撕裂了我的心。”（13：158—159）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穷人》所讲的故事之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在用梦的段落谈文学：走进他视野的新世界是由傀儡大师果戈理操纵的——这个世界是果戈理的发现。但是果戈理只是第一步，第二步的发现是《穷人》中的场景，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走进他人物的方法（“道德而忠诚”“悲伤而屈辱”）。果戈理的人物在这场“梦”之后，通常会惹人发笑，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这些人却能“深深地撕裂了我的心”。

30年后，在《少年》（1875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运用了另一种版本的“梦”，叙述者想象彼得堡像一股烟一样消失在天际。他喊道：“如果这股烟飘散了怎么办？这腐烂破败的一切是不是就这么消失了？……老芬兰沼泽一如从前……雄赳赳、气昂昂的青铜骑士呢？”（8：116）彼得堡的城市形象与普希金的长诗《青铜骑士》联系在一起，而青铜骑士是法尔科内为彼得大帝所铸的塑像。普希金的主人公叶甫盖尼在未婚妻在1824年死于大水后，对着青铜骑士像挥舞拳头，因为彼得一世毁了叶甫盖尼的一生。一无所有的叶甫盖尼承认自己因冲动而犯下忤逆罪，他极为恐惧，六神无主，幻听到青铜骑士的马蹄声，是彼得大帝在追赶他，他的身体最后被大水冲到狂风摧毁了的小岛上。

普希金戏剧化地极言彼得堡的力量，这个破坏在它美轮美奂的建筑下生活的平民百姓生活的城市，更重要的是，普希金带着同情，而不是果戈理式的反讽看待穷人叶甫盖尼这类人的命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梦”之后的态度，完全如出一辙。换句话说，普希金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了一种克服浪漫主义而又不仅仅成为果戈理的模仿者的方法；这场“梦”象征那个时刻，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意识到，通过追随普希金，他可以如何加入新的果戈理风尚，并同时确定自己的艺术原创性。果戈理的人物在“梦”之后更为鲜活，他们的“故事深深地撕裂了我的心”，其原因就是他们现在被置于普希金的棱镜之后。简而言之，梦境展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前的“崭新的世界”是他个人风格的感伤自然主义，是果戈理、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