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两种浪漫主义^[1]

军事工程学院不仅对数学和工程学领域有要求，还为俄国军队未来的军官们提供人文教育。至少在第一年或者前两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习了宗教、历史、城市建筑、俄语和法语文学以及德语课程。俄罗斯文学教授普拉克辛（V. T. Plaksin）视浪漫主义为当代世界的艺术，他讲授普希金、莱蒙托夫和俄罗斯民间诗人柯尔卓夫（Koltsov）的创作。从普拉克辛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学到的是德意志浪漫主义信条，而不是老师关于文学的见解。^[2]法国文学教授约瑟夫·库尔南（Joseph Cournant）则完全不同，上过他的课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处处装点着拉辛、高乃依、帕斯卡尔，以及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诸如龙沙和马莱布^[3]。库尔南同样为学生介绍当代法国作家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欧仁·苏^[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39年5月欺骗性地向父亲解释为什么法文流动图书馆对他来说“绝对必要”。“有多少数学和军事方面的书是用法语写成的啊。”^[5]

学院里的学习仅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受的人文教育的很小的一部分，而主要来自与刚到彼得堡时就认识的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施德洛夫斯基（Ivan Nikolaevich Shidlovsky）的交往。187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向一位为他写作传记文章的作家说：“提提施德洛夫斯基吧……他对我很重要，他的名字值得为人所知。”^[6]伊万·施德洛夫斯基因赴财政部就职而来到彼得堡，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一样，他志在文学，无心公务。施德洛夫斯基相貌英俊伟岸，健谈而雄辩，这位21岁的青年让每一个人都对他的学养与对崇高话题下结论的热情印象深刻。他是个天生的诗人，不仅成功得到出版，并已走入首都文学圈的外围。刚到彼得堡时，他便去拜访法国浪漫主义的拥趸波列沃依（N. A. Polevoy），因被普希金指责具有“雅各宾派”倾向，他自己开办的杂志于1839年关闭，而后为别人的出版物工作。可以想象，施德洛夫斯基对未来的作家会有多么大的影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施德洛夫斯基周围是耀眼的光圈。他是第一个认真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理想的人，并用榜样、记录和建议去鼓励他写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习之余的时间全都和施德洛夫斯基在一起，而他的朋友在1839年末离开彼得堡的一段时间里，他就很忧郁。“我常和他在一起一整晚地讨论上帝都知道什么？”他这样给米哈伊尔写道，“这是一个多么纯粹的、正直的人啊！”^[7]他们还一起讨论施德洛夫斯基监督陀思妥耶夫斯基阅读的作品（“我们谈论荷马、莎士比亚、席勒和霍夫曼”）^[8]，正是透过施德洛夫斯基之眼，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带着敬畏地看待这些浪漫主义文化的主将。

作为19世纪30年代的众多俄国浪漫派之一，施德洛夫斯基为世俗生活的桎梏下无法平息和无法满足的欲望所着迷。他现存的诗作都在表达浪漫主义的不安情绪，这使得他满心忧虑，质疑着人类存在的意义。虽然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但是，施德洛夫斯基相信上帝确保了人的本性，给不幸的人类以安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诗歌的崇拜者。“快了，快了，我就快读到伊万·尼古拉耶维奇的新诗了！”他在1838年向米哈伊尔说，“这是多么好的诗歌啊！多么富有灵性的思想！”^[9]

施德洛夫斯基1839年2月给米哈伊尔的长信中自由随意地表达了自己要同对方痛饮一场的想法，同时还说和朋友妻子的调情为自己带来了不朽的诗句。施德洛夫斯基显然是“典型”的俄罗斯性格，摇摆于最相互矛盾的道德冲动之间，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描述的那样。毫无疑问，他完全脱离于“正经”的姿态让他在青年朋友那里颇受欢迎。然而，施德洛夫斯基洋溢的热情却没能防止他跌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精神危机，直到最后把他的性格撕得粉碎。

他试图用对祷告日益增长的热情来对抗自杀的诱惑。他告诉米哈伊尔，神迹出现了：“某种神的启示闪烁在我的眼前，眼泪夺眶而出，我相信这一切。”“我们必须相信，”^[10]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上帝是好的，不然他就不是上帝了；宇宙之美就是这看得见摸得着的神圣……这是伟大诗人唯一真实的标识，巅峰期的人；不论你如何把他掩埋于你的图纸中，还是诋毁他、欺侮他、折磨他，他的灵魂却能伟岸地挺立，对自己真诚，灵感的天使会将他安全地从生活的地穴带入不朽……而肉身，泥土制成的血管早晚都会破碎，我们过去的罪孽和偶现的美德终将消散了无痕。”^[11]陀思妥耶夫斯基急切地从导师的唇齿间吸收着这些思想，这是19世纪30年代普遍的浪漫派自我主义和谢林影响刺激下的泛神论自我遮蔽的优秀典范。当时年轻的批评家，后来成为主宰时代的文化力量的别林斯基，在他著名的《文学幻想》（Literary Reveries）中就写过，人“无限的、至高的幸福存在于”对一切上帝造物的“爱的感受中的自我的消解”^[12]。

从一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一封信中，我们可以判断他是如何全面地接受俄国文化的浪漫主义时代的价值观的。“只要看过他［指施德洛夫斯基］一眼就能发现：他是个勇士！他开始消瘦，双颊塌陷，他闪光的眼睛开始干枯和烧灼，他脸庞上的道德之美在肌体的憔悴中更为明显。他在受苦，遭受残酷的痛苦。我的神啊，他是多么爱那位年轻的女孩啊……她却嫁作他人妇。没有这份爱，他将无法成为诗歌的神父，纯净、圣洁、无私……他是那样神奇和神圣的人，像莎士比亚和席勒向他素描出的真正的人一样，然而他当时却正在倒向黑暗疯癫的边缘，成为拜伦笔下的形象。”^[13]这最后一行或许引导着施德洛夫斯基与自杀的诱惑作斗争。

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出的对施德洛夫斯基的英雄式崇拜天真得让人感动，但是在他眼中施德洛夫斯基是人与自身命运这一伟大的浪漫主义的矛盾的化身，他的想象力正是被其点燃的。施德洛夫斯基将一个“神奇和神圣的人”面对面地带到了他眼前，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时已经知道用莎士比亚和席勒来理解他，任何对文本的审读都无法表达出对浪漫派体验如此重要、深邃、直接、高超的见解。绝对崇高而绝望的激情（绝望所以无私），与虚妄的理想相伴而生的痛苦的精神价值，宣明自己对上帝的信仰和爱的诗人在尘世迷雾中所扮演的浪漫派宽恕的神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都是表现着极致的崇高精神。

梅耶·霍华德·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让我们更敏锐地察觉到“浪漫主义哲学和文学特有的概念和形式对基督徒式的情感来说是一种移位和重构的神学”^[14]。“理性主义与启蒙运动后的一种明显的浪漫派倾向，”他写道，“是对基督故事和教义的荒凉场景和超民族奥秘，以及暴力冲突的回归，是对基督徒精神生活的强力反转，开启了极致的解构与创造、地狱与天堂、流亡与团聚、死亡与重生、沮丧与欢乐、失乐园与复乐园。”^[15]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施德洛夫斯基浪漫主义价值观的吸收，按19世纪的术语来讲，是相同的宗教激愤情绪和从阅读《约伯记》开始就深深激荡他心灵的质疑的一种重演。关于施德洛夫斯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的重要性，在这里，除却前文已经提及的，我们甚至还可以发现更深层的原因：正是施德洛夫斯基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从童年信仰向复杂的现代信仰的转变。难怪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辈子都对施德洛夫斯基那样感激，他的贡献是有多么关键啊！

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经历价值重估所带来的痛苦，他让自己不断适应他想极力融入的浪漫主义文化的新世界。施德洛夫斯基在日后的影响，同样不应被忽视。他用活生生的例子证明，强烈的宗教忠诚和对因质疑而起的痛苦的无须讳言的忏悔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真诚的信仰在日后绝不会与平静地接纳教条混淆。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确实超越了浪漫主义文化，并常常戏仿和讽刺种种浪漫派的自我主义。然而，对早年生活的浪漫主义风格的不满，特别是对道德痛苦的价值的积极认定，始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的重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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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30年代中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值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青春期，而此间的俄罗斯文化正从受德意志浪漫主义文学主导向唯心主义哲学和法国社会浪漫主义转型（后者包括大量的被称之为社会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在俄国它被称为自然主义）。19世纪20年代的一代人由于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动乱而对所有社会政治问题产生了强烈兴趣。读过《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人都知道，当时彼得堡上流社会的纨绔子弟们都认为，亚当·斯密的理论是智力装点不可或缺的部分。^[16][17]俄国社会对十二月党人起义和它受到的严酷镇压所震惊，但下一代人的思想却进入了另外一种轨道。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早在1825年之前就已扎实地埋下，并在尼古拉一世严格的去政治化温床上枝繁叶茂，茁壮成长。

如此一来，关心人与社会的现实问题开始受到蔑视，人们认为，这样的问题配不上人类精神的真正尊严。人只有通过解开终极奥秘，才能维持对显示于自身意识中的最高召唤的忠诚。艺术和唯心主义哲学替代了生活中一切作为文化关切的领域。波列沃依的《莫斯科电讯报》（The Moscow Telegraph）是对这种潮流的唯一反抗，特别在1830年法国大革命后，为法国新文学强烈的社会和社会主义倾向做了辩护。然而，作为小说家的波列沃依，却是30年代中叶综合文化影响的典型反映：他主要想强调的是梦想和现实条件永恒的差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智识在30年代成熟，他同样深受当时风行俄国，无法一概而论的各种潮流的影响。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很多封信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他积极接受今天称之为形而上浪漫主义的思想，而对施德洛夫斯基的记述仅仅是其中之一，这封信强调了人与超自然力量世界的关系。1838年夏，陀思妥耶夫斯基骄傲地告诉米哈伊尔，他用“德语和俄语读完了霍夫曼的全部作品”（《雄猫穆尔的生活观》［Kater Murr］当时还未译成俄语），“还有歌德的《浮士德》和诸多短诗。”^[18]正是在这时，年轻的评论家别林斯基也告诉他的朋友们，霍夫曼是像莎士比亚一样伟大的作家。另外一位评论家安年科夫（P. V. Annenkov）对当时的时代做了眼光独到的回忆，“霍夫曼小说中奇幻的世界……是绝对精神的无边创造力的揭示或者终结的助词。”^[19]注定将成为最有影响的社会政治的声音的赫尔岑，同样受圣西门学说的影响，在1837年同样以霍夫曼形而上浪漫主义的赞颂者的姿态登上文坛，这是文化动荡时代的另一个象征。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追赶这潮流品味的脚步，迅速阅读。

从霍夫曼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应该学到很多，既有对病态情绪和潜在犯罪冲动的描写，又有独特诗境的创造——将现实的细碎同丰富的狂想世界结合在一起。多年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将霍夫曼同埃德加·爱伦·坡比较时，表达了自己对这位日耳曼人的偏爱，要胜过过于实用、过于接地气的美国人。他说，爱伦·坡将自己的想象力限制在故事的框架内；一旦场景设定，一切其他都描写得精确、真实。霍夫曼则不同，“将一切眼中的自然人化”，允许超自然力公然闯入，“甚至，有时在尘世生活之外寻找理想”。这样一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霍夫曼“作为诗人来讲，远远高于爱伦·坡”（13：524）。尽管存在这种偏爱，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作品却接近爱伦·坡：他实在惊人地善于在现实主义的框架内幻想出奇幻的情节，而无须借入超自然力的（公然）闯入。

不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如何去描述自己的内心世界，他总是倾向于利用浪漫主义的形而上学——比如，他在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写道，在学校里他是“外国人”，那是一个“天之精神的炼狱”（这是非常具有席勒风格的话）。他在信中接着表达了一场暴风骤雨的叛乱将自己的沮丧情绪涤荡而空：“但是只要看看看严酷外表下备受折磨的宇宙，了解到只要一次意志的崩溃就足以将它完全毁掉，融入永恒，了解并成为最后的存在……这太恐怖了！人类是多么怯懦啊！哈姆雷特！哈姆雷特！”^[20]哈姆雷特的失败是人堕落的象征——人性不足以支撑他高贵的自我意识。

翻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件，我们看到他已经多么扎实地把握了浪漫主义，已经学会用宇宙的术语来表达个人问题。另一封信中，有一个段落第一次指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非理性主义哲学的接受，其根基可以在谢林在俄国掀起的风潮中找到。米哈伊尔写信给弟弟，称“想要更多地知道，就必须更少地感受”。费奥多尔的回信强烈拥护对与之相反的观点。“你说‘知道’是指什么？”他颇具火药味地问道。“知道自然、灵魂、上帝、爱情……这些应该用心，而不是脑。”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思想不能解开创造的奥秘，因为“人脑是物质能力”，而这与超验真理相去甚远。“人脑是工具，是机器，由灵魂之火驱动。”灵魂才是实现最高知识的真正媒介，因为“知识的意义在于爱与自然，这显然是向心灵敞开的”。因此，诗歌同哲学一样，是知识的媒介，因此“诗人在传递灵感的过程中，解读了上帝”^[21]。

这些引文能让我们回忆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与别列热茨基一同接受席勒思想；我们可以发现，形而上浪漫主义对他有多么强烈的影响。同时，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后期主要主题来看，这种影响一直是深刻而恒常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将这些影响转化为生活磨砺后的真诚的悲剧艺术之前，他必须挨过长久的苦难和奇幻的岁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懦弱的哈姆雷特的谴责，批判式地重现于拉斯科尔尼可夫对无法成为拿破仑的自责中，他的内心依然是“人类最卑微的一员”。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不会丢掉自杀的想法，这是“意志的崩溃”——《群魔》中的基里洛夫便是他做出的形而上的反抗。尽管他对法国社会浪漫主义越来越有好感，形而上浪漫主义依然保持着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心中的重要地位，因为它无法在精神层面被取代。它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开拓了对19世纪早期的那种人设法表达亘古常新的宗教诉求的形式的敏感，它也提供了一些人得以确认自身天赋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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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法国社会浪漫主义作为颇具吸引力的文学思潮，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同形而上浪漫主义是相当的。必须承认，区分此二者非人力能为之。比方说，我们怎么将社会浪漫主义的因素从形而上浪漫主义的席勒身上分离出来呢？奥尔巴赫（Auerbach）说过，席勒的剧作《路易·米勒林》（Louise Millerin）是“插向绝对主义的一把匕首”^[22]，这句话同样可以用在席勒的全部作品上。另一位德国批评家曾这样写道：“法国大革命，简直就是把席勒的作品从《匪徒》到《堂·卡洛斯》翻译成现实。”^[23]席勒对俄国革命者星星之火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别列热茨基担起骑士的任务，保护那些学院里的弱者，很有可能是因为阅读席勒之后，社会良知在心中觉醒。虽然这一切千真万确，然而区分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的哪些影响作用于他对超验和绝对世界的观点，哪些影响了他对当时社会的具体文体的认识依然很有帮助。

这样的问题显著地反映在库尔南的课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阅读了很多法国新文学。通过施德洛夫斯基同波列沃依的友谊，即便隔了一层，陀思妥耶夫斯基了解了法国浪漫主义学派的道德人道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主要批判性宣言。在向米哈伊尔吹嘘自己已经读过了霍夫曼与歌德的信中，他还提到，“几乎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和“除《克伦威尔》《埃尔纳尼》之外的雨果的全部作品”，他也都已拜读。^[24]“巴尔扎克是伟大的，”他激动地写道，“他的人物是宇宙思想的作品！人物的灵魂，不仅是这个时代的精神，而是千百年来的斗争使然。”^[25]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对一位作家做出除此狂喜的反应，正如列昂尼德·格罗斯曼（Leonid Grossman）所说，这就好比维吉尔之于但丁。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在巴尔扎克之前没有哪部欧洲小说对他如此重要，而《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也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开辟的创作之路。

巴尔扎克继承了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并将其作为对待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法。巴尔扎克第一次指出，司各特教会了他，现代小说是“一出对白写成的戏剧”（un drame dialogué），没有人更善于用这种形式，向这个方向写作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时代人中，在将富于远见和惊人准确度的社会观察同灵魂的内在操演结合在一起，表达出灵魂从魔鬼到神祇的道德体验的，只有巴尔扎克能和他相比。

对巴尔扎克而言，现代法国社会不过是天生的旧贵族和资本新贵之间的血腥战场而已。在这一场殊死较量中，时间铸就的人类社会的道德根基被破坏了。“金牛，”哈利·列文（Harry Levin）写道，“篡夺了真正的祭坛和皇冠。”^[26]而欧洲将注定因无法着急更高的价值观，去对抗无法限制的物质利益的统治。遮盖在巴尔扎克不朽名望之下的欧洲观，影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对西方的态度。如果说卡拉姆津给他的欧洲印象是垂死的，那么巴尔扎克则让他相信欧洲已经完全被太阳神，物质主义之神支配，血雨腥风的阶级斗争是在所难免的，这一点马克思与恩格斯也坚信不疑。但是，很有可能是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接触了圣西门学派的思想（《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L’Illustre Gaudissart），这种思想反对早期资本主义非人道的方面，并宣扬一种“新基督教”，将耶稣解读为“平等教”的先知。

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仰慕巴尔扎克，对雨果也一样。要准确地衡量这种仰慕，我们就要知道，当时，雨果和他的创作已经成为1830年革命后，社会人道主义伟大运动的鲜红旗帜。“慈善，这才是社会主义。”拉马丁（Lamartine）于1834年写道^[27]，暗指基督教思想是社会运动的新资源。正是带着基督教情感，雨果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

我有书籍，我有剧本，用散文，用骈文

发现人弱小和受苦的原因；

向得意扬扬、胸无怜悯的人哀求；

我扶持着小丑、喜剧演员，

所有被诅咒的人类，特里布莱、马里昂，

仆人、罪犯、妓女。^[28]

30多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依旧认为雨果的灵感来自“一个基督教的和至高道德的”想法。“这可以被看作，堕落的人类受到周遭不公正环境的重压、几百年的懒惰和社会偏见后的重生……还被侮辱的人和一切被压迫的社会下层人民一个公道”^[29]。

雨果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主要的影响反映于184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寄给米哈伊尔的一封信中，他将雨果与荷马做比：“能与荷马（或许是基督一样的虚构人物吧，是上帝送给我们的）比肩的只有基督……你瞧，《伊利亚特》中，荷马将精神和世俗生活的集合赋予了上古世界，正如基督对新世界一样……维克多·雨果作为抒情诗人，有一种纯净的天使气质，他的诗歌中有孩童式的基督倾向，没人可以与他相比……只有荷马，带着不可动摇的自信，带着对他侍奉的上帝的诗歌孩童式的信仰，这同雨果的诗歌灵感来源何其相似。”^[30]

且将与雨果的关系放在一旁，这封信中同样展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与各种“先进”思想的接触。如果他愿意认为荷马和耶稣都是上帝的使者，而且他们的地位就人类的关系来说大致等同，那么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几乎不可能被认为有对传统宗教思想简单的接受；他的话含有很多空想社会主义的意味，宗教是“进步的发现”^[31]，而非东正教信条。此外极为重要的是，雨果在现代世界扮演的角色同荷马在古代世界所扮演的一样，都是上帝派往人间的喉舌、先知。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基督已经为现代声明了“精神和世俗生活的集合”，而雨果，受这种神圣的感召，用诗句表达出了上帝旨意的真正含义。这就是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教有着深刻的社会和人道主义基础，而这与在法国被称为“社会主义”的想法是一致的。1838年夏，施德洛夫斯基推荐托斯妥耶阅读波列沃依写的六卷本《俄罗斯民众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People）。这是俄罗斯第一本用法国自由浪漫派历史学家提尔瑞和米切莱（Thierry and Michelet）理论写成的书，它强调民众精神，要远比卡拉姆津提过的，统治者的道德情操和启蒙程度要重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的奥秘之一可能便是，他不肯在情感上在他倾心的两种浪漫主义的个人与文学张力层面做出抉择。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超自然力、彼岸性、传统基督教视角的形而上浪漫主义的认同，至少在精神上是基督教的，尽管艺术家总是作为教父或圣徒。但是，我们还能从他对基督教价值观的实际应用中发现，他倾向于“慈善家”式的、不可遏制地泛滥于1830年革命之后的法国社会浪漫主义。一个虔诚地专注永恒，一个回应现实的需求。前者注重内在灵魂为了得到净化而进行的内在斗争，后者同不断堕落的粗野的客观环境做抗争。归因于痛苦的最高价值成为矛盾，带着对弱小和被压迫人民的同情；纠正上帝对待人的方式与改造世界的渴望不断相互撞击。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了两种道德和宗教必要性的矛盾，平衡这些对相互抵触的压力的尝试，为他最优秀的作品的悲剧性带来了源源不绝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