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别林斯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上）

别林斯基在那个时代具有权威地位，他没必要像其他人一样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竞争；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然而然也对这位带给他声望的前辈甚为感激。别林斯基从没加入他们的迫害行动，也没公开反对过；尽管他对双方都抱有善意，但他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5年春才建立的友谊，在1847年上半年就以争吵告终。这一段如此短的时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影响深远，让他终生难忘。

别林斯基个性强悍，充满激情，他坚定地站在当时俄国文化的中心，关于他的回忆作品汗牛充栋。但是最具真情和感人至深的一部，却是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手。30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起他第一次见到这位伟大评论家时的激动心情。“我完全处于一种狂喜之中。我在他家房子的角落里停住，抬头看天，那是明媚的一天，在过路的行人中，我感受到了一个庄严的时刻，是我一生中重要的分野点；一种全新的东西在诞生，那是一种我在最激情的梦中都没幻想过的东西……‘哦，我值得这份荣誉，多么优秀的人们啊！……这些人只能在俄国找得到；他们独来独往，但独自拥有真理，而且，善良真诚，总是能征服邪恶。我们会胜利；哦，我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和他们在一起。’……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刻。”^[1]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喜悦在《穷人》出版的那一刻结束。这本书遭受了各界的猛烈攻击，最主要的批评主要针对它的啰唆和冗长，再有就是对果戈理的在风格上明显的模仿。别林斯基力挺他的评论、奥多耶夫斯基和索洛古勃（他称最后一位为“我的朋友”）的长文，让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之一振。“在我身上，”他在小说出版前告诉米哈伊尔，“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潮流（别林斯基和其他人）……我向深处寻找一切具体的元素，而果戈理抓住了整体，却没我走得深。”^[2]

然而，这场论战并未给他带来实际利益，别林斯基几周后在《祖国纪事》上发表的文章是一种苦涩的失望。在文章发表前，别林斯基已经开始通过与周围年轻的作家巧妙但不成功的交流，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订购作品。1845年夏秋之交，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专心创作他的下一部重要作品《双重人格》（The Double / Dvoinik），他将其中部分段落朗读给别林斯基。安年科夫回忆，别林斯基“总是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注意力引导到……必要的人物思想解读上去，尽量避免表现形式的困难”^[3]。别林斯基显然没有适应作家新的不断重复已说过的话的叙述方式。安年科夫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一种和蔼的漠不关心来应对批评家的建议。”^[4]但同样的建议，在呈现友好和私人氛围的圈子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效果完全不同。每个关于资格的字眼都会给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无边无际的虚荣心和过度的自负带来致命的打击。

图7 别林斯基，1843年

《双重人格》在1846年2月初发表于《祖国纪事》，同期还刊载了别林斯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两部作品的讨论。对《双重人格》的评价，像《穷人》一样，都是肯定的。“大家都在探求艺术的奥秘，乍一看，《双重人格》比《穷人》表现出了更多的艺术才华和思想深度。”^[5]但负面的声音也不含糊。“显然，《双重人格》的作者还没有掌握和谐和衡量的技巧，所以，很多人认为，《穷人》的啰唆不是没有理由的，虽然这个批评不适用于《双重人格》。”^[6]这些话在别林斯基的圈子里不断被引用，不断用来嘲笑。这段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承受着之前提过的病痛最严重的折磨，他的失望明显加剧了病情。“这一切，”他告诉米哈伊尔，“在一段时间内，对我来说就是地狱，我懊恼得发疯。”^[7]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渡过这一难关，但是他同别林斯基的友谊很明显无法补救了。

1846年初秋，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不觉地被卷入了彼得堡文学界的论争，让他同别林斯基的关系雪上加霜。当时批评家已经同《祖国纪事》的老板克拉耶夫斯基决裂，加入了好友涅克拉索夫和帕纳耶夫的阵营《现代人》（The Contemporary / Sovremennik），这本普希金创办的刊物。克拉耶夫斯基的作者们面对着忠于老东家，还是忠于别林斯基的文学和道德理想的抉择。

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开始严重地从克拉耶夫斯基那里预支尚未创作的作品的稿酬了。更严重的是，尽管他尊重别林斯基，他同别林斯基小组其他人的恩怨更严重了，现在他同圈内人瓦列里安·迈科夫更友好，这才子接替了别林斯基在《祖国纪事》的位置。陀思妥耶夫斯基拒绝完全站在《现代人》一边，他这种躲避战场的姿态，很快成了战场本身。“我同《现代人》的涅克拉索夫有过非常不愉快的争吵。”他1846年11月这样向米哈伊尔写道，“他变得很讨厌，因为我继续给我的债主克拉耶夫斯基写小说，因为我不公开声明我不属于《祖国纪事》。”^[8]

下一个月，别林斯基第二次在1846年对俄国文学的综述中提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批评比先前更为尖锐，更不留情面。我们可以从他的文字中读出，别林斯基已经开始猜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已经走上了一条他不希望走的道路。虽然他没有谴责他的门徒，但赞美被大量严肃的反对消解了。《双重人格》，他说道，同样“有另一个严重的缺陷：幻想出来的场景设置。当今，只有疯人院中才有幻想的位置，在文学中没有，这是医生而不是诗人的事业”^[9]。从一位霍夫曼过去的强烈信徒口中说出的这些话，足以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受到，别林斯基“是多么弱小的一个人，甚至在文学问题上也摇摆不定”^[10]。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下一篇小说《普罗哈尔钦先生》（Mr. Prokharchin）发表于1846年10月号的《祖国纪事》上。这次，别林斯基毫不留情。他认为这部作品“煽情、做作（maniéré）、不可理喻”。别林斯基似乎接受了圈子里其他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指责，他认为这篇“奇怪的小说”看起来“出生于”，“我们管它叫什么来着——一种天性中的东西？——轻浮和自大”^[11]。在这种情形下，再没有比一位道德权威对他的攻击更让陀思妥耶夫斯基伤心的了。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二人最终决裂。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别林斯基在字里行间表达出了对他作品的不满，重复着圈中的流言蜚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声誉很快降至新低，传言说，即便他把正在创作中的作品投稿给别林斯基，也无法获得这位批评家的再次认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有两部本计划提供给别林斯基的作品，它们仍然是自然派风格，后来都屈服于新的灵感。“这一切都不过是对我一直在说的事情的重复。”他在1846年10月末对米哈伊尔写道，“现在有更具创意、更生动、更光明的思想正要落在纸上……我将写另一部作品，这篇故事将像《穷人》一样，鲜活、明快、成功。”^[12]这部作品叫作《女房东》（The Landlady / Khozyaika），他三个月后再一次满腹激情地谈到这部作品。

别林斯基只能默默地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已经向他希望的方向渐行渐远，之前的一切期盼都是幻觉。《女房东》明显回到了别林斯基现在强烈反感、过去大加赞扬的霍夫曼的风格上去。别林斯基1848年初对《女房东》做了极为猛烈的攻击。“整篇故事，”他说，“没有任何一个简单明了的或者活生生的词或者短语，一切都牵强、都夸大了，都那么不自然、虚伪，那么假。”^[13]曾几何时的好友，在艺术上的态度，完全对立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认为，别林斯基背弃了自己过去奋力争取的一切，以及他们想象当中的共同的文学理想。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完全承认自然派的诗学，但别林斯基却认为那是《穷人》的基石。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1845年正要完成新作的时候，他写信给米哈伊尔，“你读过最新一期《读者文库》里维尔特曼（Veltman）的《艾美利亚》（Emelya）么？多么美的作品啊！”^[14]在这部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前最喜欢的作家的新作中，维尔特曼也在40年代已经过时的浪漫派风格中来回穿梭。陀思妥耶夫斯基选择了奥多耶夫斯基（Odoevsky）的《俄罗斯之夜》（Russian Nights）（1844年）中的一句作为《穷人》的卷首语，《俄罗斯之夜》的故事和对话是19世纪30年代典型的浪漫主义谢林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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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阶段在尝试各种风格和人物类型，后来，他将这一切都融会贯通。但和同时期的青年作家相比，他在这个阶段确实迷失了方向。1846年到1848年间，屠格涅夫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包括《猎人笔记》；赫尔岑创作出了《谁之罪？》和一系列短篇小说；冈察洛夫发表了惊人的处女作《平凡的故事》和下一部小说的一章《奥勃洛莫夫之梦》，更不用说格里戈罗维奇那两篇关于农民生活的小说《安东·格列米卡》（Anton Goremyka）和《乡村》（The Village），还有德鲁日宁（A.V. Druzhinin）高举女性解放大旗的《波林卡·萨奇》（Polinka Sachs）。同这些作品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的创作确实相对而言算不了什么。

《双重人格》遭受的攻击既有艺术风格方面的，也有主题方面的。几十年以后，连既谙熟果戈理，也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国的象征派别雷都说“《双重人格》是一部将果戈理的不同对象、姿态、语言表达程式合在一起的拼接作品。”^[15]别林斯基认为，该小说的主人公应该去疯人院，被人看起来，他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一个心理病态的模仿者和惊人的揭秘者。同样，还有外部证据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包括别人）认为，《双重人格》同《死魂灵》有关系。“他们［别林斯基和他的小组里的人］说，”他在新作发表之日当天写信给米哈伊尔，“《死魂灵》后还没有过这样的作品……你会认为它比《死魂灵》还好的。”^[16][17]在19年后修订《双重人格》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删改掉了一切模仿的蛛丝马迹；但理解《双重人格》的最佳办法仍然是看他是如何在艺术层面重构《死魂灵》的，就如同《穷人》之于《外套》。

《穷人》和《双重人格》，都是穿透和挖掘果戈理式人物内心的艺术尝试。《双重人格》的主人公戈利亚德金（Golyadkin）可以被看成是在果戈理《狂人日记》的波普利辛身上注入了《死魂灵》中乞乞科夫的“野心”，但更贴近生活的观察，更深地进入他的内心，却发现不了任何同情。果戈理在《死魂灵》中用以讽刺广泛社会现实的讽刺的、英雄主义的声调，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运用于他笔下的世界中，这个世界萎缩为一出无色的闹剧，抢劫已经不是为了巨额的财产，而是为了略微高的官阶和腐败却动人的官僚体系的接纳。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再一次远离了果戈理的原型，加强了这一效果，但他的目的却不是更为原创地展现“人道主义”。相反，却是为了加强果戈理对人物道德的停滞的怪诞效果的敏锐感受。其结果是对果戈理元素的一种新的综合，并非通过感伤主义，而是通过将霍夫曼的幻想变形为一种对疯狂真诚的探索。这样一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强调人性中的悲剧方面，果戈理则相对喜悦地在描写社会心理的绝望。

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破了《穷人》中杰符什金的贫穷与自尊的联系，转而强调后者。他的关切越发内在，越发心理，关注戈利亚德金对自己的身份认定，但又不可避免地将戈利亚德金置于现有的、固定的社会秩序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题越来越强调体制对个人内心的破坏作用——戈利亚德金“痴狂于壮志，却又同时鄙视壮志，甚至因拥有被称为志向的东西而痛苦”（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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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人格》的前几章绝妙地描写了戈利亚德金尚未完全分裂为两个存在前的分裂性格。戈利亚德金显然要装阔，装得像个上流人士，更值得别人溜须拍马，因此，他叫了马车，租来礼服，假装去买高雅的家具，好像自己是个新郎，一个奇迹的细节是，他竟然为了让钱包看起来更鼓，全换成零钱。他这样做是为了取悦他想象中的爱慕对象克拉拉·奥尔苏菲芙娜（Klara Olsufyevna），这是他向往上流社会和自我实现的一种表达，而不是它的原因。在第一部中，戈利亚德金的“壮志”支配着他的自卑和负罪感，让他不断自省。尽管的事态的一步步推进不尽如人意，但他仍然努力挤入这个拒绝他的世界。而当“双重人格”出现的那一个，整个事态反转，我们发现戈利亚德金又想极力证明自己是温顺的、听话的奴仆，接受统治他生活的权威的一切指令，将其视为真正意义上的，上帝的“道”。

在第二部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社会心理诉求变得明晰。戈利亚德金同他越来越复杂的第二人格做斗争，第二人格的表现是戈利亚德金起初的努力方向，但后来他明白这在道德上是不被容忍的。第二人格毫无疑问是个“流氓”，但真正的戈利亚德金却是“诚实、正直、温顺、善良，工作上永远可靠，应该被提拔……但是……但是他们一旦混在一块！”（1：172）这种交替的可能性，让戈利亚德金谴责他自己那个成为“葛里沙·奥特列佩耶夫（Grishka Otrepeev）”的第二人格——17世纪著名的假扮沙皇的人，是他引入了假扮者的主题，这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意义极大（通过激发《鲍里斯·戈都诺夫》［Boris Godunov］），却同这个语境极不相符。

戈利亚德金越是害怕自己第二人格的阴谋，就越是想投降、妥协、让位，投靠专制，寻求保护。他愿意接受他可能真是“脏兮兮的破布”，——尽管是块“有壮志豪情的破布……一块有情感的破布。”（1：168—169）从他舌尖刚刚流出的这句话，充满了那种不尚质疑的官方道德观和独裁政治所倡导的绝对服从的座右铭。“我几乎要说，我将我挚爱的上级当作父亲，盲目地将我的命运托付于他。”他告诉自己的上级安德烈·菲利波维奇（Andrey Filippovich），他正在绝望中“揭穿那个骗子和无赖”，他正在取代他自己。“这时，”叙述者说，“戈利亚德金先生的声音在颤抖，眼中奔出两行泪。”（1：196）而他的第二人格，“带着浅浅的微笑”，在第十章托梦戈利亚德金：“性格的力量多么有用啊！你和我，雅科夫·彼得洛维奇（Yakov Petrovich），怎么会拥有性格的力量？”（1：185）

戈利亚德金以为，他挚爱的克拉拉要同他幽会私奔，所以坐在克拉拉家的院子等她（躲在一堆原木下躲雨），等候他们虚妄的约定——同时内心在挣扎，反感对礼节不可原谅的破坏。“小姐，恪守闺范，”——这是他的反思——“就是坐在家里，孝顺父亲，不要过早地想要家人。小姐，如意郎君自会找到，肯定会找到，所以……但是，首先，作为朋友，请让我告诉你，事情不是这么做的；其次，您和令尊令堂都应该受到舆论的严厉谴责，因为他们给你看了不少法国书；因为法国书是不会教人学好的……”^[18] （1：221）《双重人格》的初版在戈利亚德金被医生用马车带走后很快就结束了，医生是一个死神的形象，但我们却被悬于半空！这部作品在这里以一种果戈理式的无礼和迟疑结束：“然而，先生们，戈利亚德金奇遇就这么结束了。”（1：431）

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被负罪感驱动的、最后跌入疯癫的精神状态的能力从未受到过质疑，但这也确实让人们很难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关切在何处。一种方式是看看那些对戈利亚德金的嘲笑，陀思妥耶夫斯基事实上对那所谓高尚的，戈利亚德金永远无法触及的官僚体制持更为讽刺的态度。他们显然腐败到心里了，他们对戈利亚德金的苦难一丁点负罪感、一丁点自责都没有。^[19]戈利亚德金至少相信官方道德观，其实别人不过是口头上赞成，而他同双重人格的斗争是防止这种道德观被背叛的一种努力。在这种斗争中，戈利亚德金确实战胜了他自己服从他上级的价值观的冲动。这可能就是瓦列里安·迈科夫（Valerian Maikov）说的，戈利亚德金死于“他明白，对良好的秩序社会的兴趣是分裂的”，这就是说，他的死因是他知道，不打破这个他生于斯长于斯，并教他服从的道德体系，是无法声明他是一个个体的。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俄国生活破败现状的真诚责难，并没有为他提供自我表达的出口，也没有将他变为道德决定论者，认为人们的行为完全没错。他对杰符什金这类人的描写暗示着，衰败着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个性塑造的唯一因素。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包含着一种含混的音调，因为人物同时受到社会压迫，又对自己的道德处境负有确切的责任，其原因是他们卑微地向自己承受的环境压力低了头。

虽然《双重人格》因模仿果戈理而备受诟病，但它极高的原创性仍然给读者彻底理解它带来了困难，因其叙述技巧的复杂性为读者提出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双重人格》的叙述者是一个外在的观察者，但不断在戈利亚德金的神智中找到认同，并越发用人物的语言风格在叙述。因此，它的语言中有大量的经典对白、陈词滥调、名言警句、社会礼貌用语，和用来描写戈利亚德金迷茫心理中的激愤和不安的毫无意义的惊叹。这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期待，这是乔伊斯《尤利西斯》中的格尔蒂·麦道卫一章和萨特在约翰·多斯·帕索斯身上发现的那种，对浸泡于社会俚语和套话中的心理的描写。然而，这个影响在《双重人格》中是寡然无趣、平淡无奇的，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者们和读者们尚未准备好接受任何逼真的社会心理描写或是艺术实验。

而且，即便在现代读者这里陀氏的叙述技巧本身不再是什么障碍，他的态度的复杂性仍然给我们理解他制造了一些困难。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戈利亚德金的琐事从任何公开的社会压迫中孤立出来，用破坏性的反讽描写戈利亚德金和他生活的世界，作者希望读者感受到，戈利亚德金不过是自作自受的病态人格而已。即便是应该感受得到戈利亚德金心理的社会性的别林斯基，他也说，他的一生可能并不是不可忍受的，除却“不健康的敏感和他性格中的猜忌”，这才是他生命中的“黑恶魔”。^[20]换句话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过描写了一个病态的人和一个毫无历史意义的疯子。从别林斯基写给安年科夫的话中（像卢梭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确信“一切人类都在嫉妒他、迫害他”^[21]），我们可以发现，别林斯基将《双重人格》的主人公多么紧密地同他曾经的学生联系在了一起。

这样的评论代表了直到19世纪末的俄国批评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作品的观点。1849年，安年科夫回应别林斯基，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新的文学流派的领袖（这个流派还包括哥哥米哈伊尔以及雅科夫·布特科夫（Yakov Butkov），后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手，描写过彼得堡贫民窟的生活），一种“为了疯狂写疯狂”的流派。^[22]安年科夫严厉地批评了这种不健康的品位，认为它还不如描写惊悚怪诞的悲喜剧，后者至少还让他看到了一点严肃和高雅的艺术目的。这样的评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是不公平的，他“变态”和“病态”的人物背后，如果仔细观察，是可以发现社会文化意义的。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过于指望读者可以通过心理描写中的意识暗示，理解人物的“变态性”，从而明白这些人物所承受的来自俄国社会的压力。结果，这种艺术上的不平衡性为他带来了巨大的误解和批评界长期的否定。

《双重人格》中的“思想”——自我形象同真理之间的内在分裂，即一个人希望他自己成为的形象和他本身的形象之间的内在分裂，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物形象的最初把握，成了他作为作家的标签。戈利亚德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切分裂性格的人物的先驱，那些“类双重人格”和“双重人格”的人物（有的来自“真实”的外化个体或者来自幻想）。他们出现于伟大小说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场景，比如地下人、拉斯科尔尼柯夫、斯塔夫罗金和伊万·卡拉马佐夫，尽管《双重人格》中的指称框架仍然是纯社会心理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创作中，戈利亚德金自身卑微的欲求中无法忍受的负罪感，首先解开了专制暴君统治下个性的窒息和残缺。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时期创作的几部短篇小说同样是从《双重人格》的角度去写的，同样引起了批评界类似的讨论。在每一部作品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继续探索了彼得堡世界巨大官僚体系对备受惊吓的小公务员们的性格的病态影响，但并未着意将环境描写为这一切变态的责任。这样做的结果是，批评家和绝大多数读者继续保持着《双重人格》所引起的误解，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越发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