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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少年心事当拿云

多是横戈马上行:野战主将粟裕 作者:张雄文 著


第一章
少年心事当拿云

飞檐走壁的剑侠梦

湖南西部资江和沅水之间耸入云天的雪峰山下,有一座别有洞天的雅致小城会同。境内山峦起伏,曲水从容,往来种作,衣冠简朴,宛如隐藏在雪峰山深处的一座世外桃源。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会同和它所在的大湘西,不仅有令人流连忘返的奇山异水,而且自古民风强悍,钟灵毓秀而人才辈出。

1949年9月新中国开国大典之际,面对重归一统的万里江山,贺龙便不无自豪地说:“湘西出了许多人才,比如粟裕、滕代远。”

这时候的贺龙,是第一野战军代表团团长兼首席代表,而粟裕是第三野战军代表团团长兼首席代表。他们是代表征战天下的解放军四大野战军,出席政协全国一次会议与开国大典四个首席代表中的两个,其他两人分别是二野和四野首席代表刘伯承、罗荣桓。

除了粟裕,其他三人1955年9月都被授予元帅军衔。

湘西当然不仅仅出过粟裕和滕代远,桑植的贺龙本人也是闻名遐迩的一代英雄,湘西人敬畏如神地称之为“活龙”。其他还有凤凰的熊希龄、沈从文,都是名噪一时的风流人物。1913年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的熊希龄,少年时代便有“湖南神童”的美誉。弱冠之年一举高中,惜墨如金的阅卷官提笔点评说:“边楚蛮荒,前无古人,才华之高,乃三湘有为之士。”

1907年8月10日,即清末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初七,正是中国流传上千年的“七夕节”里,粟裕在鹊桥上的牛郎织女“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柔情蜜意中,降生于会同县伏龙乡一个依山傍水的侗家小村寨——枫木树脚村。

伏龙乡的得名,或许与中国家喻户晓的“伏龙先生”诸葛亮有关。三国时诸葛亮曾经统率兵马征伐、经营过这里,像一道雨后的彩虹留下了永恒的记忆,许多村寨至今还有“诸葛营”“诸葛井”等安营扎寨的遗迹。

会同县枫木树脚村粟裕故居(一)

会同县枫木树脚村粟裕故居(二)

粟裕降生时,家道还算殷实。父亲粟周亨是清朝的一名落第秀才,博闻强识,能诗善书,但性情恬淡,深居简出,常以诗书自娱。在这宛似桃花源的世外之地,他像东晋时代挂印而归的陶渊明一样,过着散淡而平静的日子。

听说家里又添了一个男丁,满脸喜色的粟周亨给儿子取名“继业”,期望他能像自己一样满腹诗文,将来承继自己创下的家业。然而,粟裕最终没有做成局促一隅、独善其身的儒雅文士,而是选择了一条令父亲瞠目结舌、提心吊胆的截然相反之路。

粟裕打小机灵顽皮,也聪明勤勉,动手能力格外强。

除了爬山上树、下水摸鱼,甚至还将一床薄薄的竹席漂浮在门前的小溪里,优哉游哉地躺上去纳凉,让家中长辈操心不已,他还自个儿琢磨着学会了下棋、理发和缝纫。做木工这种一般人不大愿意的力气活,他也干得津津有味,没有一丁点地主家少爷的架子。

他的母亲依照旧习俗缠足,一双小脚行走很不方便。粟裕看在眼里,躲在屋中敲敲打打好几天,给她做了一条恭凳,模样朴拙却结实耐用。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一直用了30多年。

湘西是个多民族杂处的地界,兵匪为患,好勇斗狠,几百年未绝,民风强悍而尚武。粟裕家雇请的长工阿陀,年长他10来岁,貌不惊人,像院门前粗糙的青石板一般憨厚,却很有些本领,不仅有几个人不能近身的拳脚功夫,还有一肚子曲折离奇的侠客故事。

粟裕平日里和他最玩得来,茶余饭后常常缠着他讲剑侠的故事,阿陀对这个没有半点架子的小少爷也是有求必应。

粟裕晚年时,还能清楚地记起阿陀讲过一个叫“草上飞”的好汉,能日行千里,夜行八百。“草上飞”的轻功尤其厉害,月黑风高飞檐走壁,身轻如燕,还能在轻柔的草尖上借力飞奔,来去如风。

还有一个好汉“一枝梅”,武功高强,剑术精妙,萍踪无定。他一生好打抱不平,除霸惩恶之后,一定要在墙上画一枝梅花,然后才从容远走高飞。官府衙门视为一大“祸害”,派出一批批人马四处捉拿,始终束手无策。老百姓听说,像过节一般笑逐颜开,拍手称快。

粟裕扑闪着晶亮的双眼听着故事,幼小的心灵很是震撼,对仗剑天涯、除暴安良的侠客人生无限神往。他成天缠着阿陀,央求拜师学艺。阿陀担心粟裕的父亲责怪,先是不肯,后来实在拗不过,只好瞒天过海,开始偷偷传授武艺。

他先传授“草上飞”的“飞毛腿”基本功:拿两个布袋装满细碎的沙子,捆绑在两条小腿上,每天按时跑跳。

粟裕欣喜不已,按照阿陀的叮嘱,每天在院子的树荫下或者后山的平地里一丝不苟地练习,像峨眉山上一个用功的小武士,常常累得汗流浃背,腰酸腿疼,却劲头十足,从来没有过懈怠和间断。

功夫不负有心人,粟裕的苦练卓有成效,后来果然派上了大用场。

1928年4月,他在井冈山上刚组建的红四军里当连长,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集合队伍,训练爬山。不管山多高多险,他总是身先士卒,带着大家一个冲刺便跑到了山顶;稍稍休息片刻,又一个冲刺闪电般地跑回山下驻地,之后才从从容容吃早饭。

再后来,粟裕担任红军挺进师师长,在浙南云封雾锁的丛林深处坚持三年游击战,数百里崎岖的山路来去如飞,神出鬼没。很长一段时间里,闻风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官兵们总是失望地空手而归,很多时候还损兵折将,都以为粟裕能飞墙走壁,甚至还神乎其神地传为有三头六臂。

他的老部下,原浙南游击纵队副政委邱清华多年后回忆,粟裕给他们这些红军骨干讲课时说起过这件事,粟裕还笑着说:“老实说,刘英同我啊,两个人只有一双健全的手。”

大家随即像山涧冲荡的急流一般开怀大笑起来,因为他们知道,粟裕的左手曾经负伤致残,他的搭档、挺进师政委刘英则是右手受伤报废,两个人合起来才有一双健全的好手。

有了“行如风”的“飞毛腿”,接下来是练习兵器。

十八般武器里,粟裕选择的是形状有些怪异的狼牙棒。阿陀领着他到山上挑了根一丈左右长的竹竿,除一头的竹节留下外,其余全部打通,又跑到小溪边灌满沙子,再用碎布条将另一头牢牢塞紧,一根简单实用的“狼牙棒”就做好了。

粟裕遵照阿陀传授的要领,早早晚晚间挥动这沉甸甸的“兵器”苦练,常常累得一身筋骨酸痛。花谢花开,屋檐下的燕子飞走了又飞回来时,他终于能将沉重的“狼牙棒”舞得“呼呼”作响。

但粟裕“得陇望蜀”,很快就不满足小小的棍棒功夫了。

1912年开始的民国初年,军阀当政,乱世纷纷,会同和整个湘西山高皇帝远,更是兵多匪多,枪也寻常可见。粟裕发现,侠客虽然剑法了得,可到底还是没有那些大兵手中的枪神奇,因而又央求阿陀传授枪法。

阿陀与官、匪都没有交往,没办法弄到一把真的毛瑟枪,只得从土匪出没的野外捡来锃亮的子弹壳,拿钉子钻个洞,弹壳里装上黑色火药,再加些沙子,一点燃,沙子就喷射而出。一把“土枪”就造成了。

粟裕对这把“土枪”爱不释手,行走在山路上觉得胆气倍增,睡觉时也不忘小心翼翼放在枕边。阿陀一有空闲,他便缠上去请教枪法。

阿陀带着他到野花点缀的田间地头,捉了几只癞蛤蟆充当假想“恶霸”,交代了一些摸索出来的要领。粟裕便凝神静气,有板有眼地瞄准、射击。一旦打中目标,“恶霸”伤痕累累,他和阿陀都要高兴好一阵。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多年后,粟裕愤然投笔从戎,远赴长江之滨的武汉参加了叶挺的部队。他的“土枪”早已遗忘在童年的九霄云外,然而练习枪法的劲头未曾稍减。

他按照部队的正规训练要求,重新苦练打枪的基本功。当时正是烈日炎炎的六、七月间,武汉像一盆熊熊的炭火般酷热难耐,他和战友们一道汗流浃背正常操练之余,还一个人悄悄苦练手劲和臂力。不久,他在队伍中脱颖而出,能纹丝不动地单手举枪瞄准,一连持续20分钟。

有了这一本领,粟裕的射击就相当精确,几乎有百步穿杨之功,成为弹无虚发的“神枪手”。

七年后的1934年12月,粟裕所在的红10军团在安徽谭家桥设伏,准备伏击“追剿”的国民党军王耀武所部补充一旅。12月14日上午,王耀武的第二团首先进入伏击圈,埋伏的红军跃身而起,攻势凌厉。

黄埔军校四期出身的团长周志道连忙叫号兵吹号,呼叫援兵。粟裕见状,从一个战士手中接过步枪,抬手一枪,号兵应声而倒。

周志道叫来第二个号兵,他不慌不忙再发一枪,号兵又被击毙。随后,粟裕不容周志道再叫,第三枪将他打成重伤,顿时昏死过去。

这一仗,红10军团虽然最终失利,但一提到这次遭遇的红军“狙击手”,多年后的周志道还心有余悸。即便14年后的1948年11月,担任国民党黄百韬兵团第100军军长的他,从粟裕指挥的淮海战场包围圈中只身仓皇逃脱时,也没有如此噩梦一般惊恐。

少年时的粟裕跟阿陀学了枪法后,依然没有满足。

他从故事里知道,侠客一般“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要做一名卓异的侠客,仅仅善于舞枪弄棒还远远不够。

粟裕又把收割后的稻田当作跑马场,萧瑟秋风中由阿陀陪伴着,开始苦练骑马射箭的本领。有一回纵马飞奔时,他忽然从马上腾空栽倒下来,被缰绳勒伤了手指,阿陀急出了一身大汗,他却若无其事,始终一声不吭。

除了舞枪弄棒、骑马射箭外,粟裕还在“飞毛腿”的基础上,每天坚持练习长跑。后来因躲避匪患,随父母从枫木树脚村的宁静的乡下,搬到人烟辐辏的会同县城,他也没有放弃过。

每天清晨,粟裕在家人的酣睡里悄悄起床出门,从县城跑往城外5公里处的木臻桥,一个来回就是10公里。他的小妹妹不相信哥哥真能跑这么远,两人还打过赌,结果是妹妹心悦诚服地认输了。

粟裕少年时代的跑步,为日后井冈山、浙西南和浙南崇山峻岭间的游击乃至前半生的南征北战,练就了一双行走如飞的铁脚板和飞毛腿。后来,红军队伍里填写党员登记表,他在“有何特长”一栏只写了三个字:跑长路。

英雄不再的垂暮之年,粟裕回忆过去的峥嵘岁月,对着眼前连绵起伏的群山,还感慨地说:“曾经一天行军到过180华里,那一天打过5仗,走过180华里,现在这么些山,那就是根本不在话下的。”

有了这一“特长”,蒋介石和他麾下的将领多次发誓要捉拿粟裕,却始终失望而归,最后倒是被粟裕从少将到中将,从军长、兵团司令官到“剿总”副总司令活捉了不少。

对影响过自己的长工阿陀,粟裕晚年时格外怀念。他深情地说:“几十年来,阿陀的美好形象和名字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深深地怀念他,因为他对我的影响很深刻,可以说是我童年的启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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