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和我一起“长大”

南中国，总是以出其不意的动作，发出别具意味的信息。

2012年年末，深圳，莲花山笼罩在冬日的暖阳中，我与三位老人坐在了一起，他们身着便服，一副泯然于众人的做派，但其身份与履历显然不那么平常：原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原中共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和原广州市政协主席陈开枝。深圳、珠海、广州是他们的城市，而我的城市，是厦门。四个南中国的城市有一个共同的称号--经济特区。此时此刻，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位沉默的老人，他就是“经济特区”的缔造者，矗立在莲花山顶的邓小平雕像。

20年间，三位老人先后两次陪同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在我的追问下，“改革开放、特区命运、焦虑的领导者”，许多与之相关的、密存于官方档案中的“真相”被他们一一破解。

“您怎么知道邓小平会来深圳？”

“1992年元旦的凌晨5点，中共中央办公厅给中共广东省委发了一个绝密电报，这个绝密电报只有一行半字：‘小平同志要在南方休息，请你们做好接待安全工作。’”见多识广的陈开枝忽然没有了淡定。

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的陈开枝将邓小平称作“我们盼望已久的那位老人”，和陈开枝一样，梁广大、李灏等官员也急切盼望这位老人来解决一个困扰他们许久的问题：很多声音冒出来，反对搞开放，反对搞特区。搞，还是不搞？

弥漫于南方的焦虑氛围让邓小平根本无心休息，9点到达深圳，9点半就出了门，却越看越高兴。“回来我扶着他上车的时候，他又说了一句：‘那些人真放屁。’当时那种反对办特区、反对改革开放的声音太强烈了。”

高调亮相的邓小平以行动击破了暧昧的氛围。

“我们心里非常的高兴。”在莲花山公园里，梁广大再次提到了邓小平当年说的话：谁不坚持改革开放，谁就没有好下场。

“特区，搞还是不搞？”这个论调仿佛一种疾病，曾经在特区的成长史上反复发作，它考量的是最高领导者的远见和勇气。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曾有一部南下的专列从京城悄然启动，穿越大半个中国来到南中国。于是，这个国家的未来就有了一番不一样的景观。这个景观有一个特殊的称谓--经济特区。“特区”之“特”注定了它会是一个命运多舛的孩子，当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它经历了从孕育到诞生的艰辛历程，在经济开放由南向北依次蔓延时，我也跟随自己的父母，乘坐绿皮火车，从西北开往南中国，从陆上到海上，一场迁徙式的旅行承载着真切生动的民生记忆。

我是个标准的闽南人，出生于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这是一个三面环海、位于福建南部的小镇。作为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的大学生，父亲和母亲因为支援内陆，被分配到了西安的煤矿设计院工作。出生没多久，我就和两个姐姐一起，告别闽南的故乡，在三秦大地西安开始了童年生活。日后，曾经看到过一幅20世纪70年代西安的老照片，昔日的十三朝古都堪称“满目萧然”，勾起了我有关童年的回忆。那时的我常被工程师父亲、母亲带到工作地，他们称作“下现场”，在一个小孩子看来，所谓的“现场”就是空旷的野地、满眼的黄土和深不可测的煤矿巷道。秦地地高多风，风卷黄土，一阵风过去，我常常会被呛到，感觉眼睛里和耳朵中都塞满了黄土，回到家照下镜子，俨然一尊刚出土的秦俑。

安海别称“鸿江”，外出谋生的安海人都喜欢给子女取名“鸿”，以寄托对家乡的思念之情，这也是父母给我取名为“伟鸿”的原因。虽然从小生活在西安，但父母却一直教我说闽南话。从三秦到鸿江纵然相隔数千公里，每年五口人都要一起回家。父亲、母亲工资不高，旅行的费用是个不小的数目，每次回家母亲都要拿出自己的金项链剪掉一段，拿去当铺典当，才能凑够回家的路费。从西安出发，先要坐火车到上海，那时候对上海的唯一记忆是可以买上几包大白兔奶糖，标有“上海冠生园”字样的点心，是当时亲人、朋友间最为体面的馈赠礼物。然后一家人转车到鹰潭，再转鹰厦线才能到达安海，一路下来至少要走一个星期。

似乎几天前还被朔风与黄土包围，一下车，扑面而来的又是一阵风，只不过是来自海洋的风，与西北中国强烈的土腥味不同，它带来的是一种浓烈的海腥味，是夹杂着海蛎子味、大黄鱼味、青蟹味的故乡气息，它既熟悉，又陌生！虽然是土生于南，却土长于北，在故乡的老人们看来，我近似于他们口中的“北猴”，这是闽南人对北方人的特有称呼。闽南人家的饭桌上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的螃蟹，我是回到了奶奶家以后才第一次尝到。热气腾腾的清蒸螃蟹端上桌，奶奶把第一个就放到了我碗里，我这个“北猴”看到这样一个怪物，实在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奶奶就在旁边教我，壳要怎么剥开，蟹腿里面的肉要怎么嘬出来。小孩子吃饭哪有那么多耐性，随便嚼几口、弄几下就觉得已经吃完了。奶奶坐在旁边就叹气，哎呀，这怎么算吃干净！多年过后，这个细节还会被我时时想起，这也许就是一个离乡人特有的乡愁！

伪“北猴”的乡愁终结于1983年。这一年，从福建走出去念大学的父亲、母亲，离家十数载之后，终于作为厦门经济特区的引进人才返回了故乡，我也进入了父亲曾经的母校--厦门一中读书。从此告别一年一度的漫长迁徙，“故乡”和“家”终于真正重叠在一起。初始定居厦门，觉得这里并没有父亲描摹的那么光鲜。当时厦门的经济特区建设刚刚开始起步，古老而细小的街巷遍布整个城市。我们一家人住在石坊横巷一套亲戚的平房里，在滴滴答答的雨水声音中度过了第一个漫长的雨季。每天上下学，我要穿过家门口混乱拥挤的菜市场，拐过七八条街巷，才有公交车可以坐。但是，特区的“特”就在于超越常规的急剧变化。1984年，邓小平视察厦门，并专门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原来2.5平方公里的湖里经济特区一下子扩大到全岛，他的这句题词几乎天天出现在厦门的媒体上，成为了厦门人最熟悉和亲切的一句话。作为高中生的我，也曾经在这个热潮当中跃跃欲试，和“特区”有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前身，是厦门投资贸易洽谈会，每年的9月8日在厦门召开，因此也被叫作“98贸洽会”。有一天我们的老师在班上宣布，“98贸洽会”需要一些英语班的学生去当志愿者，欢迎大家积极报名。冲着“志愿者”这个新鲜的概念，我赶紧报了名。贸洽会的展馆设在富山国际展览城，现在算是市区中心，可在当时的厦门，这种过了火车站还要走很远才到的地方，算是郊区中的郊区。无论我之前有过怎样的想象，走进富山国际展览城那一刻还是被震撼了！我突然间发现，世界好像就在眼前。那是我第一次集中看到来自各个国家财经领域的大牌企业，日本的索尼、松下、佳能，美国的卡特彼勒等都设立着展位。在那样的年代，任何人一进去恐怕都会被那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阵势击败，眼睛被各种飘舞的彩旗和精美的宣传所吸引，我心想，他们聚在这样一个地方，到底是要干什么呢？

我们志愿者的工作其实很简单，就是派发宣传品，当时这可是一个紧俏的活儿，那些印着商家Logo的纸袋和背囊，甚至印刷精美的产品宣彩页，只要一拿出，瞬间就会被参观者争抢一空。走出物资匮乏的年代的人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对彩色的生活充满了向往。相对于这样的“被追捧”，让我们这群小志愿者更骄傲的是，平时课堂上学习的英文也派上了用场，当现场参观者与展位的外国机构进行交流的时候，我就充当临时翻译。“国际化”（International），这个躺在书本里的有些遥远的潮词，自己终于和它撞了一下腰！即便志愿者每天的“工资”就是中午的一顿盒饭，但捧着那个洁白的饭盒，也感觉相当满足和自豪：和每天回家吃饭的其他同学相比，我已经见过了不少“世面”，也享受着内陆青少年所没有的“特区特权”。

特区是新锐的，也是温暖的，父母的工资单中多了一项“特区补贴”，久违的满足感也显示在他们的表情中。仿佛是一块被重新唤醒的土地，厦门不再那么沉静，一排排崛起的厂房，一个个透着洋范儿的企业名字，出现在我看世界的视野中，成为我青春记忆的鲜明背景。这是一个有更好的生活可能的地方，因为这里是一个特殊的世界，充满各种未知的可能。

又一种可能发生了，同样是从南中国到北中国之间的迁徙，只不过这次的起点是厦门，目的地北京既是古都，又是首都。随父母从内陆到定居厦门17年之后，因为在央视工作的缘故，我又开始了从南向北的穿梭。因为有了飞机，旅程不再漫长，却总会有故事发生。2005年的一天，我乘厦航从厦门返回北京，在同一个机舱遇到了时任福建省委组织部长的于伟国，本不想前去打扰，但他还是认出了我，两个人聊得最多的是特区，是厦门。没承想，7年后的2012年，我们有了一次真正的对话，此时的厦门特区已经走过近30年的开放历程，于伟国在厦门市委书记的职位上也已历经3年光阴。

虽然已经不在厦门生活，但这里还是父母的家，厦门之于我，永远是仅次于安海的第二故乡。为了做好这期节目，我特意提早几日赶回了厦门，只为再一次亲近这个伟大的特区。厦门之变化，是所有厦门人有目共睹的，数座跨海大桥的建成，将厦门岛变成了厦门市，“变大”是最为显著的感觉。“岛内外一体化”这个词不仅执政者于伟国在谈，连鼓浪屿上的诗人舒婷也在谈：“前不久，厦门实行岛内外一体化，都算经济特区，特殊的地方法规惠及的范围加大好几倍。现在的大厦门，人口大概有200万，其中一半是新移民。无论是洋博士还是打工仔，他们都在为厦门做巨大贡献，融入本地社会，甚至悄悄影响着厦门和厦门人。”外面的世界愈加精彩，大厦门风生水起，诗人却分明将自己与所有的影响隔离，心甘情愿地生活于鼓浪屿上那所老房子里，甚至不允许别人说厦门半个“不”字，偏爱一座岛屿和一座城市到近乎偏执，舒婷自嘲为“厦门沙文主义”大发作。诗人的腔调，在我看来是任性而唯美的，因为类似于“岛内是欧洲，岛外是非洲”的说法自学生时代就响在我耳边，优美的环境加上优裕的生活让厦门岛内人慢慢养成一种难以撼动的“安逸”态度，如今这样的安逸却似乎成为了大厦门发展的阻力。

对话尚未开启，就吸引了厦门内外诸多媒体的关注，外界将我称为“咱家人”，将于伟国称为“当家人”，并希望两个名字中都有“伟”字的男人碰撞出一期“伟大”的《对话》。“伟”不好说，“大”倒是很贴切。和于伟国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他，他们眼中的于书记特别喜欢说“大”这个字，做事要有大的气度，视野要有大的格局。再次见到于伟国，他并没有急于说到“大”，反而透露了一种“很大”的忧虑：“我们的干部一出差，千方百计都要连夜赶回厦门，理由是在外地实在不习惯，看来看去还是厦门好。每次听到他们这样讲，我很不高兴。这表面上是在赞美厦门，实际上是一种狭窄的小岛思维。可怕的是，这样的思维在岛内企业上也表现出来，他们不愿意走出岛外发展。”

于伟国的忧心忡忡反映了执政者的深谋远虑。进入21世纪之后，特区的政策与普区基本拉平，特区已经逐渐丧失“特权”。厦门岛经过30年的发展，人口密度已经超过香港，林立的企业厂房已经让小岛不堪重负，但许多外资企业又面临新拓展，又都在向他申请建设用地。“伟鸿，你认为我能将这种情绪真实地带到节目现场吗？”一个执政者的真心，远胜一档节目的意义，在策划会上，于书记与我这两个新旧厦门人一致选择了“走出小岛思维”作为节目的讨论主题。或许是由于都经历过岛外思维的碰撞，因此在思索城市发展路线的时候，我们的目光都会习惯性地向厦门岛之外望去。于伟国把现在的厦门发展路径比喻为“由拳头变为手掌”，意思是说经济特区由以前的厦门岛，辐射到了岛外4个新区的范围。城市的面积扩大了，可这是否意味着城市真正地成长了起来？

“变大的方式有很多，有人会非常高调地说，我要把它做大，这也是个变大。那么于书记，您渴望的变大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是我的真心之问。

“对于城市的发展，我更愿意用‘长大’这个词，就像小孩长大成人一样。按照城市发展的规律，城市一步一步地长大。”这是于伟国的回答，没有修饰，又不乏激情。在心里，我为这个执政厦门的山东男人打了高分，也许是因为他本人也来自一个半岛地带--胶东半岛，所以才会真正懂得厦门。

“长大”是一座城市发展的规律，但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处置大与小的关系，是不是我们一直都渴望“大”，于是就可以将所有的“小”都抛掉，是不是我们要发展、要奋斗，就一定要拒绝诗人一样美好的小“安”心境？我身边越来越多的厦门朋友开始谈论“岛内岛外一体化”的概念，一些朋友也开始将家安在岛外，每天在跨海大桥上穿梭，周边生活设施和配套建设的问题，常常被他们提起。厦门是一个注重生活细节的地方，这种细腻和讲究隐匿于厦门人每日开张的功夫茶，以及那一手可以握住的小茶盅里。城市“长大”之后，如何兼顾细节，做到大小均衡？这不仅是每个生活在这里的人所关注的，也是像我这般父母在这里生活，自己今后也打算回来养老的离家游子所关心的。宽阔的街道和林立的高楼在我眼里并不能代表厦门，走在新建的步行街和商业区，我很难分辨出这里和其他城市的区别。但只要钻到厦门的小街古巷里，看到依然还在开门营业的老字号店铺，来上一碗柔糯脆嫩的土笋冻，真真是“酸醋芥末芫荽香，鸡鸭鱼肉我都不稀罕”，或者跟着爸爸妈妈再去当年小巷的老菜场，小贩们挑着满满当当的担子，一边放着青菜，另一边盛着刚从礁石上抠下来的海蛎，他们手脚麻利地剥开海蛎壳，海腥的鲜香味立刻混着一种叫作生活的东西扑面而来。高楼林立的繁华背后，也许只有这种经久不散的小而浓的味道才能成为牵引灵魂回归的气息。城市虽然在变大，但是包裹在大骨架之外的那些有温度的血肉，才是真正让人留恋之处，这也正是老厦门的独特魅力所在。

2006年，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做客我的节目，刚刚在演播室落座，忽然一只不识趣的苍蝇盯上了这位如日中天的学者，易教授很生气，大呼：堂堂的中央电视台演播室怎么会有苍蝇！只这一呼，我就认定了这位高人绝不是厦门人，虽然他在厦门生活了20余年。在我看来，厦门人可以用一个“温”来形容。他和别人接触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是有温度的，但这个温度又是被控制的温度，不像北方人那么豪爽，一下子就达到了沸点，而是一种渐进式的慢热。易中天先生曾经撰文《解读厦门》，也说厦门人的性格实在是难以概括，我想就是这种“不紧不慢”的温，让他感到厦门人的城市人格和文化性格都不是那么鲜明。厦门人的话不多，一起吃饭的时候不像在北京，天南海北的段子一个接一个，但是他会花时间听你说话，真的来和你交朋友。他不似易中天先生一样，有着湘人的辣道，而是用内里的一种温和，融到功夫茶徐缓流下的茶汤里，圆融而包涵。他不躁进，有时候还让你觉得有些温吞，但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在这片各方潮流竞相交汇的海域上，不被外界扰乱的淡定心态，或许才能伴随着厦门这座城市，以及与这座城市共同长大的我自己，在经历了青年时期的拔节生长之后，跨越到饱满深厚的中年岁月。

“夹喜兜漏（这是哪里）？”这是我--一个离家12年的厦门人回家之后，用乡音向观众、更是向我自己提出的问题。

与于伟国书记的对话现场设在厦门的虎头山上，我的身后就是大海，偶尔有轮船缓缓驶过，轮船更远处，则是我年少时曾经爬过无数次的鼓浪屿日光岩。家乡的三角梅也搬了过来，另一边放着白色三角钢琴，天风海涛里，《鼓浪屿之波》的琴声缓缓流淌。这幕“最厦门”的场景让我在一瞬间感到恍惚，仿佛时空穿越，回到了那些在这里长大的日子。古老的鹭岛、30岁的特区、40岁的我，城市与人，在各种细密的空间里，交错集合。

一个正在长大的城市，一个继续开放的美丽特区，走出小岛思维，做好“大”和“小”、“不安”与“安”的辩证文章，用“大”海一样的胸怀去呵护那份美好的“小”，用一颗不安分的进取之心去捍卫那份古老的“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