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戏班·串戏

红楼风俗谭 作者:邓云乡 著


戏班·串戏

《梨园佳话》中所说“不令善才施猛者”,“善才”是典故,即“戏教习”。白居易《琵琶行》“曲终曾教善才服”,唐时教坊有此名。戏班中都请有“教习”。第十七回中说完“买了十二个女孩子”,接着就说“并聘了教习”。这种“教习”以“打”为唯一教法。

当时戏班子,有营业性的班子,也有王府贵戚之家的班子,还有专为迎接皇上、嫔妃等“御赏”的班子。龄官、芳官等梨香院中的一班小戏,原本是专为元妃省亲准备的,是第三种。第五十四回贾母指着湘云说的:“他爷爷有一班小戏”,那是第二种。这种班子,有时应相好人家之邀,出去演出。如同回书中贾母所说:“如今这小戏子又是那有名玩戏的人家的班子,虽是小孩子,却比大班子强。”这“玩戏的人家”,纵使比不上荣、宁二府,肯定也是豪门府第,一般的富裕之家,也是养不起戏班子的。这种当时叫“家班子”,以区别于专靠营业收入的班子。自然养这种班子的人家,家道衰落之后,“家班子”也许变成市间的营业班子。据说二三十年代北京有名的科班“富连成”,其前身最早就是有名的富户“外馆沈家”的家班子。专门营业的班子,有小班子,自然更多大班子。在《红楼梦》时代,有不少名班。

康熙时,有演《长生殿》出名的“聚和班”,另有“大观班”、“啸月班”。查他山太史《南斋日记》康熙四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记云:

是夕澹远家酬神愿,大观班演《西楼》,二更客去。

同书二月初六记云:

同年公会,至者四十人,啸月班演《牡丹亭》全本。先付足文一两。

其后有“宜喜班”、“萃庆班”、“宜庆班”等等,都是见诸文献的名班。

当时各种戏班,男戏班多,女戏班少。乾隆时李斗《扬州画舫录》记一“女班”云:

顾阿夷,吴门人,征女子为昆腔。名双清班,延师教之。初居小秦淮客寓,后迁芍药巷。班中喜官《寻梦》一出,即金德辉唱口。玉官为小生,有男相……是部女十有八人,场面五人,掌班教师二人,男正旦一人,衣、杂、把、金锣四人,为一班。赵云崧《瓯北集》中有诗云:“一夕绿尊重作会,百年红粉递当场。”谓此。

其演员尚有“巧官”、“秀官”、“康官”、“申官”、“二官”、“六官”、“四官”等名。其时其他班中,尚有“银官”、“新官”、“爱官”、“凤官”、“荷官”等等艺名,不一而足。可见《红楼梦》中梨香院演员叫“芳官”、“葵官”、“龄官”等,外面男演员艺名“琪官”,这些都是一时之社会风尚,并非曹雪芹独特编造的。陈康祺《燕下乡脞录》谓和珅小名“琪官”,因而蒋玉菡影射和珅,这是“索隐派”的一种说法,实不足为凭。且和珅得势在乾隆后期,在《红楼梦》之后。

荣、宁二府喜庆饮宴,请来小戏班子演唱,这种方式,在戏班子中叫“唱堂会”,这种戏叫作“堂会戏”。这种以“约堂会戏”的方式演出,在《红楼梦》时代,是很普遍的。应堂会戏的除“大戏班子”(成年演员)、小戏班子(儿童演员)外,还有其他。如第十一回说:“找了一班小戏儿并一档子‘打十番’的。”第四十三回说“不但有戏,连‘耍百戏’并‘说书女先儿’……”,“说书女先儿”是“说书女先生”的省语,即“女先生儿”。这种说书的不少都是盲女。“耍百戏”就是“杂耍”,有文场、武场之分,直到现在也还有,不必多说。其中“打十番”,现在没有了,名称也特殊,是什么样的呢?先看文学作品的记载。康熙时诗人郭元《十番词》云:

秋烟络空月如水,小红云吹不起。酒阑歌倦灯灺红,滉漾一声群耳喜,鼓师双杖悬黄檀,两手病疯头青山。笛奴揭调飞霜吻,不怕空云裂成粉。双铜戛手如风飒,间以丁星响嘈杂。红鱼数鸣板稀打,小锣声荒大锣哑。幺头风韵似联珠,七事争能不相下。初如秋檐滴淋漉,又似晴空云断续。忽闻万骑宵同驰,手如急雨心不知。茫洋醉骨荡无主,似见莲心柘枝舞。……何年此曲成金屑,又撤圆鼙弹雨雪。

这首《十番词》内容很好,可惜艰深些,只形容了一些“打十番”的情景,使后人还不能清楚地了解到如何“打十番”。在钱泳《履园丛话》中有一段说明,较清楚:

十番用紧膜双笛,其声最高,吹入云际。而佐以箫管、三弦,缓急与云锣相应。又佐以提琴(不是西式提琴)、鼍鼓,其缓急又与檀板相应。再佐之以汤锣,众乐既齐,乃用羯鼓,声如裂竹,所谓“头似青山峰,手如白雨点”,方称能事。其中又间以木鱼、檀板,以成节奏。有“花信风”、“双鸳鸯”、“风摆荷叶”、“雨打梧桐”诸名色。忆于嘉庆己巳年七月,余偶在京师,寓近光楼,其地与圆明园相近,景山诸乐部尝演习十番笛,每于月下听之,如云璈叠奏,令人神往。

余有诗云:“一双玉笛韵悠扬,檀板轻敲彻建章。太液池边花外路,有人背手听宫墙。”

近人徐珂《清稗类钞》引此节,并云:“若夹用大锣、铙钹,则为粗细十番,创于京师。”把钱泳的说明和郭元的诗对照看,就比较清楚什么叫“打十番”了。用现代语言,说的简单些,就是以打击乐器为主的中国乐器大型交响乐。

说到《红楼梦》时代的戏剧,其中有一种最坏的风俗,就是所谓“男色”。第七十五回写贾珍在家聚赌,尤氏偷看:“其中两个陪酒的小幺儿,都打扮的粉妆锦饰”,邢大舅输了钱,“嗔着陪酒的小幺儿只赶赢家不理输家了”,后来“两个小孩子都是演就的圈套……越发撒娇撒痴,拿着洒花绢子,托了傻大舅的手,把那钟酒灌在傻大舅嘴里”。最后别人甚至说出非常肮脏的下流话,连尤氏都不愿听,“悄悄的啐了一口”骂出来。这就是这种恶劣风俗的反映。

清代法律规定,在北京城中,公开场合,任何官吏都不准招妓女侑酒。如果不遵法令,在酒楼偷着招妓侑酒,被巡城御史查到,那是毫不客气的。但准许招“雏伶”侑酒,也可把“雏伶”招到家中,进行色情鬼混。有的学戏,有的根本不学戏,而专唱“淫词艳曲”,也就是贾政骂宝玉时用的词语,谓之“档子”。乾隆初蒋士铨《忠雅堂诗集》中“京师乐府”有《唱档子》云:

作使童男变童女,窄袖弓腰态容与。暗回青眼柳窥人,活现红装花解语。……尊前一曲一魂销,目成眉语师所教。灯红酒绿声声慢,促柱移弦节节高。富儿估客逞豪侠,铸银作钱金缕屑。一歌脱口一廛头,买笑买嗔争狎亵。夜阑卸妆收眼波,明朝酒客谁金多。孩提羞恶已无有,父兄贪忍终如何。

同时人汪启淑《水曹清暇录》记云:

曩年最行档子,盖选十一二龄清童,教以淫词小曲,学本京妇人妆束,人家宴客,呼之即至……人争欢笑打彩,漫撒钱帛无算。

诗及笔记均可证贾珍聚赌文中所说“此间伏侍的小厮都是十五岁以下的孩子”、“薛蟠兴头了,便搂着一个小幺儿喝酒”、“这小狗攮的们都是这个风俗儿”、“我们师父教的:不论远近厚薄,只看一时有钱的就亲近”等句社会风俗。这正是《红楼梦》时代北京的恶俗。《红楼梦》反映这一恶俗的地方很多。第四十七回柳湘莲骗薛蟠道:

既如此,这里不便;等坐一坐,我先走,你随后出来,跟到我“下处”,咱们索性喝一夜酒,我那里还有两个绝好的孩子,从没“出门”的,你可连一个跟的人也不用带,到了那里,伏侍的人都是现成的。

这“下处”一词,也是特殊用语。光绪时艺兰生《侧帽余谭》记云:

明僮称其居曰“下处”,一如南人之称“考寓”。向群集韩家潭,今渐扩广,宣南一带皆是。门外挂小牌,镂金为字,曰“某某堂”。或署姓其下。门内悬大门灯笼一。金乌西坠,绛蜡高燃,灯用明角,以别妓馆。

这就是俗语所说“像姑堂子”,叫“下处”,此风清代流传甚早,康熙时柴桑《燕京杂记》中有很多记载,文云:

京师娼妓虽多,较之吴门、白下,邈然莫逮,豪商富官,多蛊惑于优童,鲜有暇及者。

其记优童所居云:

优童之居,拟于豪门贵宅。其厅事陈设,光耀夺目,锦幕纱橱,琼筵玉几,周彝汉鼎,衣镜壁钟,半是豪贵所未有者。至寝室一区,结翠凝珠,如临春阁,如结绮楼,神仙至此,当亦迷矣。

在《红楼梦》时代,像薛蟠这样的“呆公子”,这种地方是跑惯了的。他既误认柳湘莲为优伶,柳湘莲用这一类的专门用语一骗他,他自然信以为真了,“喜的酒醒了一半”,有了“小柳儿”,“还要家做什么?”作者像描写贾瑞一样,写透了薛蟠的“呆相”。所说“我这下处在北门外头”,这是作者故意指“北”说“南”的伎俩。书中所说“前面人烟已稀,且有一带苇塘”,这正像当年南下洼子一带,这正是当年离“下处”集中地并不很远的地方,所以薛蟠下马笑着设誓,结果挨了一顿好打。

薛蟠为什么误认柳湘莲是“优伶”呢?原来柳湘莲自招的。因他“最喜串戏,且都串的是生、旦风月戏文,不免错会了意,误认他做了风月子弟”。柳湘莲是什么人呢?“原系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素性爽侠,不拘细事,酷好耍舞剑,赌博吃酒,以至眠花卧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当时这种人在社会上自然也不是安分之徒。即当时的旗人子弟,像柳湘莲这样的,也是不为“世法”所容的。而曹雪芹要用“叛逆”的观点赞赏这个人物,他同宝玉是同样具有“叛逆”性格而社会地位、环境、表现都不同,而又能结为“知己”的人。作者特别提到他的“串戏”。这在当时旗人子弟中是普遍的爱好。而且有的人到了入迷的地步。嘉庆时潘际云《串客班》诗云:

兽镮深掩密不通,三更堂上蜡炬红。
弟子传呼曲师至,登场未唱笙歌浓。
始拍子母调,继学优孟冠。
姑苏织袍千金值,一夕买至眉笑欢。
生旦净丑兼末外,曼声阔口随分派。
有时主仆或倒呼,不然叔侄同交拜。
演之数月登高台,或夸邻境名班来。
主人殷勤再三请,歌喉一串氍毹开。
抛黄金,涂粉面,下场拭洗重相见。
旁人莫言工不工,即非公子亦富翁。

同时人陈春晓亦有《串戏》诗云:

衣冠辈,优孟技。学梨园,夸彼美。
踏红毹,着翠屣。态轻盈,飞燕比。
忘却是须眉,巾帼聊复尔。
朱门海样深,丝竹中宵起。
堂中夫婿舞腰柔,帘底佳人笑脸喜。
弟兄戏谑已堪嗤,更有尔翁狎其子。
荡湖船,唱不止,问是谁家好乔梓。
调笑当场至于此,不知人间有羞耻。

两诗都写“串戏”,写的很具体,足以见一时风尚。其中几点值得注意。即戏子唱戏是为了赚钱;而串戏,却要花钱,是为自己娱乐,而且花钱很多,“姑苏织袍千金值”,要买行头,请人教,请客捧场,都要花很多钱。北京昔时俗语叫“耗财买脸”、“花钱买乐”,所以能够串戏登台的,正如诗中所说“即非公子亦富翁”了。自然这种人,可能很快把家产挥霍光。再有“串戏”出名之后,在一些场合演唱,台上文武场,即乐队;台下照料场子的人,都要“串戏”的人开赏,花销也很大。这种风气,直到本世纪初仍如此。近人夏枝巢《旧京琐记》云:

票友之称,自亲贵以至富厚家子弟之好优孟者……有约谓之走票,清唱谓之座唱,上妆谓之彩唱,既登场则内外场之犒资皆由自备,往往因而破家。

“票友”就是“串戏”的人。自然在别人的宴会上,串戏的人是客人,主人要请他表演了。诗中说“主人殷勤再三请”,对照第四十七回“贾珍等也慕他的名,酒盖住了脸,就求他串两出戏”等句,可以想象旧时票友在堂会上被邀请串戏时的种种情景。

《旧京琐记》又云:

票友多学生、净,习花旦者殊鲜,以受侮太甚也。内行称花旦之肯吃亏者曰“舍豁”。昔日有魏耀亭者,习花采,尽态极妍,其肯舍豁,过于内行。群呼之曰:“魏要命。”

柳湘莲“都串的是生、旦风月戏文”,而且“年纪又轻,生得又美”等等,在当时社会风气中,自然要引起误会了。

清末魏元旷《蕉盦随笔》记云:

宗室八旗,无贵贱贫富上下,咸以工唱为能事,其偶然登台者,名曰“清串”,谓之“清客”。由清客入班者,辄名曰“处”。

“百本张”子弟书《票把上台》云:

子弟消闲特好玩,出奇制胜效梨园。鼓镟铙钹多齐整,箱行彩切俱新鲜。虽非生旦净末丑,尽是兵民旗汉官。……帽儿戏唱完开单戏,也无非花包头、金王帽与青花衫,浪旦丑儿多笑乐,正生黑净本庄严。更有那武行要唱把子戏,大轴子刀,剪出彩件件齐全。

由《红楼梦》时代,一直到清代末叶,票友串戏之风尚,历久不衰,最后引以上两则文献,亦有助于对《红楼梦》历史风俗之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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