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此的视界 - 第一辑跨文化的想象

◎论弗洛伊德的变态心理学说对前期创造社的影响

◎论“五四”小说中的生与死

◎陈铨：异邦的借镜

◎挥之不去的“他者”

◎作家们的作家

◎地景与想象

论弗洛伊德的变态心理学说对前期创造社的影响

“五四”时期，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蔓延，不仅赋予中国新文学作家以20世纪的现代意识，而且对中国“五四”文坛造成了一股强劲的冲击波。其中弗洛伊德变态心理学说对前期创造社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创造社作家在努力表现自我经历、努力探究社会问题的同时，把视线切入了人的深层灵魂。他们咀嚼着自我的心理体验，昭示着一个特定时代精神心理的骚动和裂变，创作了一大批描写变态心理，尤其是变态性心理的作品。这些作品呼唤我们以现代的观念意识和价值标准，对其做出科学的观照和公允的判断。

Ⅰ

弗洛伊德学说作为现代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派别，对20世纪的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弗洛伊德对文学的贡献，“并不在于他关于艺术的某些具体言论，而是蕴涵在关于精神的整个观念中”，即对人的心理结构，尤其是潜意识系统的揭示上。创造社作家对潜意识系统的认同和挖掘，正是在观念层次上得益于弗洛伊德变态心理学说的。许多作家首先运用弗氏学说来论述文学创作。郭沫若在他的前期论著中，不仅把潜意识学说用于解释民族和社会现象（详见《创造十年续编》），而且还用以诠释中国文学作品。他认为：“我国文学中的不可多得的作品如楚辞如胡笳十八拍”、“王实父底这部西厢”等，都可以用弗氏理论加以说明，“都是绝好的可供研究的作品”。他甚至认为，因为屈原是个独身者，所以他的《离骚》等作品中“不能说他莫有Erotic的动机在里面”。郭沫若还用梦的理论解释文艺：“文艺的创作譬如在做梦”，“文艺的批评譬如在做梦的分析”。郁达夫也比较系统地接受了变态心理学说的理论，尤其是文艺为欲望的升华的理论，宣称：“孤独之感……便是艺术的酵素，或者竟可以说是艺术本质。”创造社作家不仅在理论上加以阐扬，而且在作品中热衷于揭示潜意识、梦、错觉中隐藏的变态心理和畸形性欲，表现出两种对逆而又统一的心理流向。而人类总存在于社会关系巨大的复杂网络中，人类的肉体生命和文化生活，包括他们的情感、心理、观念、意识以及艺术创作，都绝不可能脱离这个魔网。创造社作家在揭示变态心理和畸形性欲时表现出来的两种心理流向，就必然渗透浸润了深广的社会内容，蕴涵着比它表面形态复杂得多的社会现象形态。

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存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当时代进入辉煌的20世纪，人类的这种审视和批判（尤其是对人内面的审视），出现了根本的飞跃。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两位文化巨人的伟大理论，彻底驱散了以往人类自我审视的迷信色彩。弗洛伊德理论认为：自我的核心不再是理性，而是本能和潜意识，从而在一定的意义上显现了人的局限。与此相应的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力求从更深的层次重新确立与把握自我的地位和价值。这种自我意识的更新蔓延到中国，使中国新文学作家也意识到“近代人的最大问题，第一可以说是自我的发现，个性的主张”，人们应“为自我而存在”。尽管中国新文学作家的这些认识只是“认识自我”这一古老命题的有限发展，还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方哲学层次上自我意识的更新，但是，相对于陈旧闭塞的中国超稳态的封建观念体系来说，这些认识已犹如汹涌的狂涛，在人们心中激起了剧烈震荡。他们自觉地以一种崭新而朴素的现代意识（他们还未达到完全意义上的现代意识），重新审视传统的自我观念和价值标准。

根据变态心理学说的理论，“错觉是对于客观的实在一种错误的知觉，而幻觉则是一种无须外界对象的似知觉的作用”，“幻想常含有现实生活中所被抑的人格的重要成分及其倾向。……假使因外界的阻力和自己的衰弱而不能成功，就不免开始脱离实在界了。那个体便逃避于自己幻想所创造的完满世界之内了”。错觉、幻觉和幻想三者常常交织在一起，反映了潜意识中隐藏的内容。周全平的《圣诞之夜》（《创造周报》第二十二号）写一个老人年轻时由于“自卑情意综”的干扰，失去了他所痴情的姑娘。以后几十年来，他就靠诵读一封未寄的情书，与姑娘在幻觉中相见，而以此自慰，直至在美丽的幻觉中终结生命。滕固的《石像的复活》的主人公宗老也曾与一位姑娘相错而过。现在他摒弃了潜心研究的道学，到处寻访这位姑娘。他把一切都想象成她，在白日梦中与她相遇，甚至写信给虚无的她，再自己给自己回信，最后终于因此而发疯。这些人或因在异性面前对自己的经济贫困和地位低下过于敏感，或因传统观念和现实因素的阻碍，或因对自我缺少充分的认识和把握，他们埋葬了自己的爱，“逃避于自己幻想所创造的完满世界之内”，把现实的痛苦掩藏于虚幻、偏执狂似的白日梦中。这种白日梦正是其自我的核心——潜意识中不得实现的恋情的变态显现。这是一些苍白而软弱的灵魂，代表了一种为传统所驾驭的顺向心理运动。这些作品深刻说明：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积淀中，无论是儒家的礼教伦常为人们构建的心狱，还是道家以超脱无为向人们显示的幻境，抑或是中国超稳态的封建观念体系造就的近乎凝滞的性心理意识，都极大地摧残与压抑了自我的自然欲求。在这样长期而多元的外部“干扰”之下，人的本性遭到了扭曲，变得软弱、卑微、病态，形成了顺向的心理运动。

在另一类作品中，又出现了挑战型的人物，代表一种逆向的心理运动。郭沫若的《残春》就通过写梦，揭示潜意识中隐藏的人的性欲本能。这是一篇典型的“精神分析派小说”，是按照梦为被压抑在潜意识中的欲望在意识域中的表现这一理论而创作的。他还自述“我自信我的步趋是很谨严”的。他对小说中梦境的潜意识内涵曾做过这样的表白：

主人公爱牟对于S姑娘是隐隐生了一种爱恋，但他是有妻子的人，他的爱情当然不能实现，所以他在无形无影之间把它按在潜意识下去了——这便是构成梦境的主要动机。梦中爱牟与S会于笔立山上，这是他在昼间所不能满足的欲望，而在梦中表现了。及到爱牟将去打诊，便是两人之肉体将接触时，而白羊匆匆走来报难，这是爱牟在昼间隐隐感觉着白羊为自己之障碍，故入梦中来拆散他们。妻杀二儿而发狂，是昼间无意识中所感受的最大的障碍，在梦中消除了的表现。……

《沉沦》、《茫茫夜》（郁达夫）中的主人公率直呼唤着女人的肉体和心灵；《女娲氏之遗孽》（叶灵凤）中更宣叫：“礼教中的贞操与Cupid箭镞上的恋爱果有何关系？”……他们裸露自我的欲求，呻吟自我的苦闷，反抗着压抑自我的礼教观念。他们“由灵魂深处流泻出来的悲哀”，并不仅仅是个人的苦闷，“由个人的苦闷可以反射出社会的苦闷来，可以反射出全人类的苦闷来”。这些作品深刻地说明：自我意识的觉醒，使新一代知识者痛苦地发现了我们民族的大不幸——几千年传统的封建礼教钳制和扭曲了人的天性，把人的正常欲望压抑到了潜意识中，甚至使人丧失了自我！于是他们借助于弗洛伊德学说这把奇异的解剖刀，把人潜意识中的欲望、隐秘心理统统抉剔暴露出来，显示出对传统的严肃挑战和勇敢决裂，代表了一种对传统的逆向心理运动。以上两种心理流向、行为态度是对逆的，但又是统一的，它们是封建观念体系压抑人性的两种必然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揭示顺向心理，还是揭示逆向心理的作品，都充满了心灵的扭曲和精神的裂变，弥漫着沉闷、令人窒息的心理氛围。自我意识的觉醒，使新文学作家痛苦地告别旧我、叛离传统，力图实现一种精神的决裂（唯其有这种精神的决裂，由无数自我聚合而成的民族，才能在新的层次上起步）。那么，反叛决裂之后该往何处去？他们在反叛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思考着这一问题，有的陷入了对前途的迷茫。一些作品狂热地冲出封建传统观念体系的局限，肯定人潜意识中骚动不安的本能，向一切有碍人欲求实现的社会关系、道德原则提出了抗议（如《沉沦》、《女娲氏之遗孽》等）；有的甚至全盘演绎弗氏理论，把Libido作为主人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与推动力（如《上帝的儿女们》）；还有些作品在表现主人公追求个人本能愿望满足的同时，又渴求心灵的健全发展。双重人格成为当时一种普遍的精神特征（如郁达夫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另外，值得重视的是在特定文化心理气氛中，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在表现自我的内容时，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把玩变态的心理，亦即创作心境的变态。郁达夫就认为：“大凡现代的青年总有些好异、反抗、易厌、情热、疯狂，及其他的种种特征。”因此，以“性欲和死”为材料的作品，其偏爱价值比一般其他的作品更大。他甚至宣称：“天才的作品，都是abnormal，eccentric，甚至有unrea-sonable的地方，以常人的眼光来看，终究是不能理解的。”这些创作主体意识必然投射到作品中，为那些描写变态心理的作品提供了又一条注脚，也从另一个角度深刻反映了当时知识者的心态。

Ⅱ

历史表明：在任何一个巨变的时代，个体人格和自我价值总会成为文化思想界的聚焦点。“五四”狂飙突进时期，个体人格和自我价值重新受到关注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现代性爱意识的觉醒。当时名目繁多的问题讨论中，1918年《新青年》关于“贞操问题”的讨论；1923年《晨报副刊》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妇女杂志》等刊物关于“新性道德”的讨论，受到人们，尤其一代知识者的普遍关注和热烈反响。他们抨击传统的封建观念体系，提倡男女平等互爱，鼓吹新的两性关系，有的还主张性道德上的宽容。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学说受到潘光旦、章士钊、周作人等先驱者、有识者的尊崇和绍介。1924年，鲁迅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风行一时。这些讨论与介绍中，充满着那时代的人对旧道德的无情批判，回荡着对理想情爱的急切呼唤，把一代知识者的性爱意识从阴暗窒息的传统破屋引入阳光灿烂的新世界。在新世界的阳光下，他们的追求、批判，更为明亮、动人。而他们的偏颇、混乱，也犹如阳光中的尘埃，纤毫毕现。无论是批判追求，还是混乱偏差，复杂的文化背景都紧紧制约着创造社的创作。

一方面，弗洛伊德变态心理学说揭示了人的三层人格（本我、自我、超我）、三重意识（潜意识、前意识、意识），使创造社作家发现了潜意识中的古远积淀，发现了人本性的扭曲和分裂。他们不仅创作了不少表现人意识的分裂，颇有表现主义色彩的作品（如《汽笛声》，载《创造日汇刊》），而且更热衷于表现双重人格。作为变态心理形式之一的双重人格，是由于人精神追求系统中的社会道德压抑了物质欲求系统中的自然本能所致。《沉沦》、《茫茫夜》、《楼头的烦恼》（周全平），《责罚》（徐葹蘅），《微眚》（白采）等作品中，主人公以两种截然对立的人格出现。第一种人格（A₁）不安、疯狂、迷乱、贪恶；第二种人格（A₂）清醒、自省、悔恨、向善。前者似乎已泯灭了天性中善的因素，把道德局限彻底抛弃；后者似乎又抓住了道德的秋千，荡过了罪恶的深渊。A₁与A₂交替出现，形成了双重人格。

白采“精于心理描写，更好描写变态心理，而性的变态心理，他更大胆地做深刻的描写”。他的小说《微眚》（载《创造周报》第三十五号）写一个中年妇人在见到一青年学生的影子前后所经历的隐秘心理。见到影子前，她作为有着常态心理和行为的A₂出现于生活中。但在与影子相伴随的那段时间里，她被一种情欲、一种本能欲望所驱使，陷入迷狂与变态，作为A₁出现于生活中。她与丈夫正常生活感情的面纱下，掩盖着她的变态情欲，她把自己对那青年的恋情转移、寄托到了丈夫身上。这一切，她并未意识到。这种A₂→A₁→A₂的“变态性格的描写是有迫人的力量”的。《楼头的烦恼》（载《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中，展示的则是性格的分裂、灵魂的破碎。当“魔性”上场时，主人公的自然欲求在前楼一对可恶夫妻求欢声音的刺激下，挣脱了人性的羁绊，把他推入盲目的幻觉，成为A₁；当“人性”上场时，主人公竭力维护社会传统观念，追求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生活，成为A₂。他不同于《微眚》中的“我”，一段时间A₁占据绝对位置，之后重新成为A₂。在他身上A₁与A₂频繁交替，直至走进房东女儿的房间而毁灭。从他身上，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卡拉马佐夫气质”的影子。

当然，这类小说也不仅仅是这种单一的模式，即A₁→A₂→A₁→A₂……这种模式。人既有迷狂、紊乱，也有理性、超越。人的价值也体现在能凭藉理性，不断挣脱骚扰迷狂而走向理想的人性。创造社作家在一些小说中，如《迟桂花》，在表现双重人格的同时也写出了自我意识的制约和外界因素的净化，出现了A₁→A₂→A₁→A₂……A这一心理历程。双重人格通过净化和升华，重新回到了正常的人格，回到更新层次的“我”。

这些作品，依据弗洛伊德学说所描写的A₁、A₂双重人格，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社会根源。也可以说是现代性爱意识觉醒时，对闭守的封建文学的反动。中国超稳态的封建观念体系把人的性爱意识、自然本能打入传统束缚，使其只能畸形发泄，出现了双重人格等变态形式。而长期的封建文学却避开这一切，或简单描摹行动，或一味追求空灵。创造社作家在揭示双重人格等作品中，掘进人的潜意识层次，向人灵魂的纵深地带行进，对旧的道德伦理观念进行决绝的抗争，以求重新开辟一个描写真正人的文学领域，把扭曲了的人性重新拨正，显示了巨大的精神变动。可以说，这些小说在进步性与局限性上都具有典型价值。

另一方面，在明亮、决绝的追求的同时，那阳光下的尘埃也显得那么刺眼。复杂的文化背景、社会心理运动的偏差，怂恿了一批描写纵欲的作品的产生。本来，“爱的满足作为调节机制，推动、促使、引导主体去寻找特定的对象，以符合生物的和社会的目的性”。但是，这些作品的人物的爱已完全失去了“社会目的性”，只剩下了“生物的”目的性。《上帝的儿女们》围绕余约瑟、杜恩金、文仲卿等人大写近亲通奸、乱伦性爱，泯灭了善与恶、人与兽的界限，性爱意识的觉醒降落为本能欲求的绝对满足。张资平“根本上是不曾描写灵肉两方的恋爱的。从他的恋爱小说里，我们所能够找到的，可以说只有肉的爱——是具有那样浓重的肉的气息的爱的小说”。叶灵凤的《浴》则写一个少女自淫心理、行为全过程。《昙花庵的春风》直接表现Libido对人行为的驱使。作者“所注意的是故事的经过，那些特殊事实的叙述颇有诱惑的效果”。这些作者似乎在弗洛伊德学说那里，为这些恶行堕落找到了存在依据：“里比多和饥饿相同，是一种力量，本能——这里是性的本能，饥饿时则为营养本能——即借这个力量以完成其目的。”

诚然，这类小说在捕捉和描写性心理方面达到了从未有过的细腻与精确；诚然，追求历史的进步，很难用旧的传统观念去规范，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真正的人性涵蕴动物性，动物性不涵蕴人性”，“人和动物有同有异，所同者是其动物性，所异者是其人性”。他们一味地崇尚人的本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完全处在享乐原则的支配下，“处处都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处处都要寻求快感”，忘记了人“除寻求快感以外，同时还要能适应现实”。这就使作品中的人物丧失了人性，而等同于动物了。这类作品的描写就超出了文学的允许值，毫无美感可言。而且，这些作品再不能代表对历史进步的追求。相反，小说所显示的肉感冲动、动物性的本能，却“充分地带着封建时代的意味”。它们走到了自己出发点的反面，这怕是作者始料未及的。

另外，还有一些作品热衷于表现多种形式的情意综。情意综是由于“一种心理的动作本可成为意识的（这就是说，它本属于前意识的系统），但被抑为潜意识而降落入潜意识的系统”。在潜意识系统内，聚集类似的被压抑的成分便形成了一个集合体。变态心理学说曾提出“俄狄浦斯情意综”这一重要概念，认为这是人类一个最普遍最原始的倾向。俄狄浦斯情意综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把对母亲的恋情转移到亲属身上。《姊嫁之夜》（叶灵凤）、《叶罗提之墓》（郭沫若）、《秋河》（郁达夫）等作品就通过亲属的变态性爱的描写表现上述主题。《姊嫁之夜》表现主人公舜华因为姐姐出嫁而感到的性的焦灼和性欲望破灭的苦痛。《叶罗提之墓》则写少年叶罗提对堂嫂的变态情爱。这两篇小说中，主人公的恋母情意综分别转移到了姊姊和堂嫂身上，想以此求得这种积淀久远的潜意识内容的发泄，其结果只能以悲剧告终。应该指出：所谓俄狄浦斯情意综是弗洛伊德泛性论的产物，它的存在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创造社作家在一些作品中忽视种种社会客观因素造成的情意综在人心理行为中的表现，而企图通过描写恋母情意综的一些形态，显示现代人性爱意识的觉醒和对封建礼教的叛离，其力量就必然受到了制约。

所有这些五光十色，甚至光怪陆离的作品的产生，所有这些进步与局限、追求与偏差的混合，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开放狂热的社会文化气氛，作者自身的精神特征所决定的。创造社作家卷入了“五四”历史狂潮，怀着改造传统，重整乾坤的巨大热情，试图从另一种角度开辟崭新的人的领域。弗洛伊德变态心理学说正契合了他们的需求。他们毫不犹豫地用起了这把奇异的解剖刀，挖掘人的深层意识，透视社会本质，反抗传统观念，每每有成功精彩之处。可他们毕竟是初次使用，还显得有些稚拙。有的人选择了这把刀子，却没有认识到，描写变态心理的作品的价值，在于突破陈旧表层的反映，裸露人物灵魂的底蕴，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心理现实。因此他们为写性而写性，远远超出了文学的允许值，使一些作品失去了最起码的文学价值。这就难免不出现偏差，甚至像张资平那样走入歧途。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变态心理学说的进步性与局限性也在作品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弗洛伊德在其《释梦》、《性欲理论三讲》、《精神分析理论》中提出了一整套精神分析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大胆掘进人的深层意识，对资本主义的性道德表现了深刻的怀疑与批判精神。在他后期著作《超越唯乐原则》、《集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自我与本我》等作品中，更使自己的理论从病理学层次上升到了哲学层次。这些无疑显示了其理论的进步色彩，为创造社作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然而，正像尼采的权力意志说，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等理论一样，弗洛伊德突出性欲本能，使他的理论也成了一张“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在这张床上，经验事实被削足适履地塞进某一事先想好了的模式之中”，一切人性特质、生命现象都被收纳在其性欲本能的框架之中。这种泛性论忽略了社会经济因素对人心理行为的制约，一旦用以解决性道德文化问题就暴露出了它的局限。这些并不能为身处“五四”狂潮中的创造社作家所意识。所以，出现大量良莠杂陈的作品也就不足为怪了。

Ⅲ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西文化大碰撞、大交流中起步，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过程。这就为创造社描写变态心理的作品获得了世界文学和整个现代文学史的宏观背景。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工业化的大生产、现代化的生活都间接地影响了人的精神和文化结构。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世界上美的东西遭到了浩劫”。人的精神世界成为一个空旷可怕的“荒原”，孤寂感、疏远感、失落感成为时代的心理病症，种种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和文学思潮随之涌现。这些现代主义思潮全面反映“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质世界）和人与自我四种关系上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在大量描写变态的现代派作品中，更充满了对人性的幻灭。在卡夫卡笔下，曾被莎士比亚称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人，竟变成一只灰溜溜的甲虫；尤奈斯库的《椅子》深刻而绝望地展示物化的世界在倾轧人，吞食人，使人丧失了其本性……与西方现代派作家所不同的是，创造社作家描写人的变态，却未丧失对人性的基本信赖。他们既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也受到了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传统以及日本自然主义小说的照拂。他们接受这些影响的一条准则就是人道主义的思考。在他们的宣言中，他们坚信：“伟大的艺术家……乐时是为全人类乐，苦时是为全人类苦”；他们宣称，文艺就是要“写出人间底痛苦，掘出人间底真诚”，充满了对人生、人性的执著。叶灵凤的《女蜗氏之遗孽》就是一篇既出色表现了变态心理，又充满人道主义意蕴的佳作。小说描写一个十八岁的青年莓箴和一个已婚中年妇人蕙的变态情爱，表现了他们由性爱的乐园到烦闷的深渊的心理历程。作者“把妇人诱惑男子的步骤和周围对于他们的侧目都一步一步地精细地描写出来”了。作者所要说明的是，就像基督教中的“原罪说”一样，人性中自古以来就埋下了性欲的基因（这从题目“女娲氏之遗孽”中就可以看出）。几千年超稳态的封建观念体系的压抑，使之在潜意识中形成积淀，聚集成为情意综。蕙对莓箴的爱欲正是情意综的发泄。但是，这又受到处于封建伦理道德礼教侵蚀中的社会现实环境的抵御与毁谤。作品通过对外界反应及其主人公波荡痛苦的心路历程的细腻描绘，反映了人性欲望的追求与封建社会的钳制之间的冲突。在人物心理行为的刻划中，闪烁着对虐杀人性的封建观念体系的批判色彩。因此，这篇小说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赤裸裸地大胆揭露个人肉欲的忏悔录”，更在于它“把自觉的现代性格的典型向大众赤裸裸地展示出来”了。这种“自觉的现代性格的典型”便体现在蕙与莓箴爱欲生活的表层现象背后隐隐透出的深层意蕴中：人类进化过程中心理积淀而形成的集体无意识，是人自身所无法摆脱甚至难以意识到的。其中情欲的永恒骚动要求人类去寻找与调整它的位置。对情欲位置的确立程度，某种意义上也标志着人认识自我、把握人性的程度。封建时代使情欲丧失了其应有的位置，被压抑到了潜意识中，人的本性遭到了扭曲。在20世纪现代意识的召唤下，情欲必定要求挣脱封建传统的局限，重新得到尊重。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成为灌注生气的真正的人，失落已久的人道主义精神才能回到文学世界。这种深层意蕴恰恰正与中国现代性爱意识觉醒的思潮相契合！《女蜗氏之遗孽》在精细的变态心理刻划中，透出了强烈的反封建的社会意识和丰富的人道主义内涵。这篇小说不仅在叶灵凤本人的作品中为仅见，而且在一大批描写变态心理的作品中也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像这篇小说中显示出来的，迥异于西方对人性的幻灭，而对人性充满信赖的人道主义精神，成为这类作品具有进步意义和特殊价值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

在对待人性的态度上，创造社作家与西方现代作家具有差异性。但是，在对人的精神心理的开掘上，两者又具有相同性。我们知道，人类永远处于历史、传统、现实、审美等的矛盾与困惑之中，文学的价值正在于把握这种矛盾与困惑中人的精神心理，表现人的灵魂。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小说开始自觉地对人的内心世界进行探索，对人灵魂深处的奥秘加以揭示，甚至把人的本能欲求视为至高无上的力量。这正如一位法国作家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小说家想了解的主要是心灵，它被看成是最基本的最高尚的现实，决定着其余的一切。”郁达夫极为称道的英国小说家D·H·劳伦斯，在1911年就公然宣称：“我的伟大的宗教就是相信血和肉比智力更聪明。我们头脑中所想的可能有错，但是我们的血所感觉的、所相信的、所说的永远是真实的。”他在《儿子与情人》、《美妇人》等作品中就描写所谓的俄狄浦斯情意综，企图把人的天性、原始本能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求得灵肉和谐。这些作品与创造社的一些作品惊人地相似。创造社作家在描写变态心理的作品中，重视对潜意识的挖掘（如《残春》、《圣诞之夜》）；热衷描写双重人格、俄狄浦斯情意综（如《楼头的烦恼》、《姊嫁之夜》）；自觉运用心理分析和意识流的手法（如《被摒弃者》）。他们信奉弗洛伊德的理论；自我的核心不再是理性，而是本能和潜意识，希望通过对自我核心的挖掘，达到对封建观念体系的批判和对人性的重新确立。因此，在自觉探索特定时代人的灵魂奥秘，在拓展小说的视野上，创造社作家与西方现代派作家具有了同步性！这是作为先驱者的创造社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出色贡献。

文学本是一个球体。不仅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作家信奉不同的文学观，而且同一时代、同一层次的作家也会信奉相异的文学观。在创造社作家大胆掘进人的深层意识，描写变态心理的同时，文坛上还有一大批以文学研究会为中心的作家信奉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文学观，创作了不少优秀之作。但是，无可讳言，那种激荡狂热的社会时代必然产生的裂变、扭曲的心态，在他们的作品中却没有能得到真实充分的描绘，这是为他们的文学观所决定的。因此，创造社描写变态心理的作品，与文研会作家描写现实生活的作品，在文学的球体上构成了“互补”。如果从文学的价值在于表现处于矛盾困惑中的人的灵魂、人性本质这个角度看，那么创造社作家自觉地描写心理变态的作品，又有着文研会作品所无可取代的价值。这类作品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们多么准确地反映了深刻的社会生活本质（事实上，有些作品甚至出现了偏差），而在于作家们力图把握文学为灵魂之学的本质，表现“自我”灵魂的深度；在于它们记录了那一时代的精神心理现实；在于它们显示了时代灵魂的表现者——作家们内在自由的程度。这些，正是创造社的这类作品超越了认识论意义上的价值之所在。

1986.5—6写于苏州大学 1986.8改于东皋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3期）

［美］莱昂内尔·特里林：《弗洛伊德与文学》，《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3期。
郭沫若：《〈西厢〉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西厢》（序言），上海泰东书局，1921年，第10页。
郭沫若：《批评与梦》，《创造》季刊第2卷第1期。
郁达夫：《北国的微音》，《创造周报》第46号。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8页。
郁达夫：《戏剧论》，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32页。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5页。
［美］E·S·康克林：《变态心理学原理》，吴绍熙等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3页。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见高觉敷：《现代心理学·附录》，商务印书馆，1935。
郭沫若：《批评与梦》，《创造》（季刊）第2卷第1期。
同上。
《创造月刊》第1卷第2期。
郁达夫：《文艺鉴赏上之偏爱价值》，《创造周报》第14号。
郁达夫：《艺文私见》，《创造》（季刊）第1卷第1期。
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21页。
同上。
［保］瓦西列夫：《情爱论》，赵永穆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第144页。
钱杏邨：《张资平的恋爱小说》，见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论选》（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6页。
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21页。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第247页。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293页。
朱光潜：《变态心理学》，《朱光潜美学文集》（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389—390页。
钱杏邨：《张资平的恋爱小说》，见王永生主编：《中国现代文论选》（二），第76页。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第272页。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第28页。
［奥］弗洛伊德：《论非永恒性》，《美学译文》（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26页。
袁可嘉：《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前言》，《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5页。
成仿吾：《真的艺术家》，《创造周报》第27号。
王独清：《一双鲤鱼》，《创造》季刊第1卷第2期。
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第21页。
［日］西乡信纲等：《日本文学史》，佩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284页。
［法］乔治·杜亚美：《长篇小说探讨》，《法国作家论文学》，王忠琪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第112页。
劳伦斯语，转引自《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四册（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3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