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铨：异邦的借镜

陈铨（1903—1969），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理论家与翻译家。1903年出生于四川富顺，1924年入北京清华学堂，毕业后于1928年远赴美国的奥柏林学院学习德语文学和英语文学，1930年获得硕士学位。同年冬天赴德留学，在基尔与柏林学习德语文学、英语文学和哲学，接受了尼采哲学的影响，1933年在德国克尔（Kiel）大学获博士学位。1934年初回国后，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北京清华大学、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大。1940年至1942年，与林同济等人创办《战国策》、《战国》等刊物，宣扬“战国重演”、“尚力政治”等思想，形成著名的战国策派。抗日战争胜利后，陈铨于1946年8月回到上海，执教于同济大学。1952年后任教于南京大学外文系，一直到1969年1月去世。

陈铨是一位多面手，在小说、戏剧、诗歌、翻译，尤其是文学批评方面成果丰硕。小说方面有长篇小说《天问》（新月书店，1928年）、《革命的前一幕》（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4年）、《恋爱之冲突》（上海厉志书局，1929年）、《彷徨中的冷静》（商务印书馆，1935年）、《死灰》（天津大公报社，1935年）、《狂飙》（重庆正中书局，1942年）、《再见冷荇》（上海大东书局，1947年）、《归鸿》（上海大东书局，1947年）等，剧作方面有《蓝蝴蝶》（重庆青年书店，1942年）、《金指环》（重庆青年书店，1943年）、《婚后》（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野玫瑰》（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黄鹤楼》（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等，还有诗集《哀梦影》（重庆在创出版社，1945年）。学术专著与理论批评主要有《中德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文学批评的新动向》（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从叔本华到尼采》（重庆在创出版社，1944年）、《戏剧与人生》（上海大东书局，1947年），还与林同济合编有《时代之波——战国策论文集》（重庆在创出版社，1941年）。1949年以后，陈铨主要精力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译有德国作家柏伦涅克的长篇小说《学校广播站》（上海少儿出版社，1955年）、德国作家沃尔夫的长篇小说《两人在边境》（上海自由出版社，1955年）和《儿子们归来》（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德国作家魏森波尔恩的长篇小说《西班牙婚礼》（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波兰作家莫文森尼克的长篇小说《约翰娜煤井》（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还有瑞士沃尔夫冈·凯塞尔的名著《语言的艺术作品——文艺学引论》，但迟至20世纪80年代才正式出版。

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与批评家，由于20世纪40年代对尼采哲学的鼓吹以及《野玫瑰》等剧作，长期以来一直被打入冷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有学者重新研究与评价陈铨及其战国策派的思想与价值。笔者认为，陈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文化史有其不可或缺的地位与贡献，应该给予高度的关注与重新的评价，以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生态的认知。

一、尼采思想的中国传人

1930年，陈铨转到德国基尔大学主修德国文学，辅修英文和哲学。虽然他的博士论文做的是纯粹的中德文学关系研究，但并没有放弃对叔本华、尼采和整个德国哲学的关注。置身于哲学家的故乡，沉浸在德国的哲学思想中，他开始考虑用尼采的思想来解决千疮百孔的“中国问题”。1934年回到国内后，开始有意识地向中国读者系统介绍德国哲学，尤其是尼采思想。

1936年4月，陈铨在《清华学报》第11卷第2期发表了著名论文《从叔本华到尼采》，论述了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如何从信奉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思想，走向超人哲学，成为强力意志哲学的宣传者。20世纪40年代，陈铨将《从叔本华到尼采》进一步展开，增写了《尼采的哲学》部分，形成了一本十万字的著作，书名仍为《从叔本华到尼采》，对叔本华和尼采的思想作了相当深入的阐述。陈铨把尼采看作是近代以来影响世界最大的哲学家之一，详细论述了尼采思想的演变过程，认为“尼采思想的演变，有一个明显的时期：第一时期，尼采的哲学以艺术为中心，我们可以叫它做‘艺术时期’。第二时期，尼采对于科学，发生极浓厚的兴趣，一切问题，都以科学为出发点，我们可以叫它做‘科学时期’。第三时期，尼采摆脱科学，提倡超人，我们可以叫它做‘超人时期’”。陈铨认为到了1880年，“尼采已经从悲观主义到乐观主义，从否定人生到肯定人生”，并最终进入了“超人”的思想阶段。

这个时期的陈铨，已经完全接受了尼采的思想，抛弃了早年所接受的悲观主义思想，走向了尼采主义，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化哲学理念。《从叔本华到尼采》可以说是陈铨从德国回来以后，对自己思想历程的一次总结，也是对自己文学哲学理念的一次集中表述。他后来的论文和小说戏剧创作，某种程度上，都不过是这篇论文思想的反复陈述。当然，需要指出的是，陈铨的文章并不说明他具有浓厚的“超人”思想，陈铨皈依尼采也不是希望自己成为“超人”，而是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危机时刻，他希望能有一个杰出的领袖出现，来领导整个民族摆脱危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所以，他这样解释尼采的“超人”：“第一，尼采的超人就是理想的人物，就是天才。照尼采的看法，社会的进步，是要靠天才来领袖。”“第二，尼采的超人，就是人类的领袖。人类是不平等的，智识能力也永远不会相同。领袖是社会上最优秀的分子，他们的智力，既然高于群众，群众必须受他们的指挥，才能够建设伟大的事业。”“第三，尼采的超人，就是社会的改革家。超人不能相信社会上已经有的价值，他们自己会创造新的价值。”“第四，尼采的超人，就是勇敢的战士。狭义上来说，尼采是主张战争的，因为战争是无情的，然而战争的好处，就在以无情达到有情，使人类社会，努力进步，超人就是战场上的壮士，他们要战胜一切，征服一切，摧毁一切。”陈铨对尼采的阐释显然带有一种呼吁性，但是陈铨的这种思想却和“五四”以来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社会改造目标相偏离，“五四”以来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宣扬的是“人人平等”，追求的是建设一个平等、法治和公正的社会，所以陈铨的思想受到广泛的批判也就毫不奇怪了。只不过，那些批判者往往忽略了陈铨最初的思想出发点，那就是思考如何引领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走出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

早前鲁迅、郭沫若、田汉等“五四”一代文人，也曾大力译介与宣传尼采哲学，但他们更多地着眼于个性解放的时代大潮，看中了尼采哲学中“重估一切价值”的立场。即以鲁迅而论，即从尼采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尼采将权力意志视作世界的本质，用以解释世界，解释人生。权力意志是人的原始性生命动机，人只有张扬权力意志，才能充分实现自我价值，达到个体生命价值的飞扬、放纵。“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新颖、独特、无可比拟、自我立法、创造自我的人！”鲁迅本质上也是意志主义者，同样注重生命力量和意志，鲁迅早期的所说的“精神界之战士”就代表着一种独立的、力量型的人格力量，也就是鲁迅后来所说的“个人的自大”。鲁迅有感于中国社会都是“合群的自大”和“爱国的自大”，却没有个人的自大，所以提倡个人的自大，反抗庸众（《随感录三十八》）。尼采鼓吹“重估一切价值”，恰恰为鲁迅等“五四”知识分子的激烈反传统提供了理论的、思想的与精神的支持。无论是当时不读中国书、只读外国书的主张，还是废除汉字、实行拉丁语的运动，还是鲁迅后来坚持不懈的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全面批判，都显烁着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精神特质。陈铨对尼采哲学的宣扬，与鲁迅等人不太一样，他是基于抗日战争兴起的大背景。当此民族存亡之际，救亡图存已经成为第一要事，现在无论是创作，还是学术，都必须应对中国的现实危机，而不应该仅仅是纯粹的学术研究或文学创作。对于陈铨这些具有鲜明民族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来说，首先思考的就是如何保证整个民族在生存竞争中获胜，而不是考虑个人的学术成就或者如何发挥个性。陈铨、林同济和雷海宗基于共同的“民族精神”重造思想渐渐地走到了一起，而昆明和重庆作为新的文化中心为他们提供了相宜的环境，《大公报》、《今日评论》、《民族文学》和《战国策》为他们提供了宣讲的阵地，一个非常活跃的文化学派“战国策”派就这样在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应运而生。“战国策”派，得名于陈铨、林同济、雷海宗等人1940年4月创办于昆明的《战国策》半月刊。除了陈铨、林同济、雷海宗、贺麟等人之外，还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被聘为刊物的特约撰稿人，这份刊物到1941年4月宣布停刊。而后林同济、陈铨和雷海宗和设在重庆的《大公报》商议，得到《大公报》的王芸生支持，开辟了《战国》副刊，每周1期，编辑部设在云南大学政治系，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7月，共出版了31期。1943年7月，陈铨又创办了名为《民族文学》的杂志，出版了5期之后也不得不宣告停刊。这几份刊物就是“战国策”派的主要阵地。

“战国策”派总体上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团体，其初衷就是战时的文化重建。他们把战争看成是民族竞存，是国力的竞争，他们的根本出发点仍是反对法西斯的侵略战争，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振兴与文化重建。他们要在抗日战争的旗帜之下，走一条“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主旨”。正是抱着“民族至上，国家至上”这样一种思想，不同文化思想、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才走到了一起。“战国策”派所集中的这批知识分子，他们思考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在世界民族生存竞争中保存自己的民族。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现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已经衰弱到极点，因此民族的精神思想需要重新塑造。应该说，“战国策”派完全是从学术和文化上提出了“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理论，并没有什么强烈的政治野心或鲜明的政治色彩，它所宣扬的思想与其说是有些人所指责的法西斯主义，其实不如说是较为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陈铨、雷海宗、林同济都在《战国策》、《大公报·战国副刊》和《民族文学》上发表了《战国时代的重演》、《无兵的文化》、《中国文化的两周》、《大政治时代的伦理》、《力》、《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尼采的政治思想》、《民族文学运动》等重要文章，这些文章的主旨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引进、宣扬、阐释西方社会中崇尚武力的文化思想；二是批判中国柔弱文化传统，重新发掘中国文化中的“武道传统”；三是批判“五四”以后中国文化所走的文化误区，提倡“民族文学”运动。

陈铨无疑是“战国策”派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他一生最重要的文章都集中于这个时期，他既是《战国策》的主要执笔者，又是《民族文学》的主编，他所发表的文章几乎占据了这些刊物的半壁江山。陈铨的思想和林同济、雷海宗有所不同，他宣扬的主要是尼采思想，是“战国策”派成员中尼采思想最主要的布道者。陈铨连续写下了《德国民族的性格与思想》、《尼采的政治思想》、《尼采的道德观念》、《尼采与红楼梦》、《论英雄崇拜》和《再论英雄崇拜》等大量文章，宣扬尼采的哲学思想，希望输入尼采的“强力思想”来改变中国民族长期形成的奴隶心理。陈铨接受尼采，不是为了宣扬超民族的“超人观念”，而是认为尼采的哲学思想对民族国家如何在世界的竞争脱颖而出有着重要的启示。“处在现在的战国时代，我们还是依照传统的‘奴隶道德’，还是接受尼采的‘主人道德’，来作为我们民族人格锻炼的目标呢？”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的办法是：“他把船头掉转，离开‘父母之邦’，经过深夜的狂风暴雨，泛游到寥远的海洋，他达到‘孩提之邦’，那儿有超人的虹霓和桥梁！”而陈铨的回答则是，处在民族危机之中的中国民族，需要就是尼采的“主人道德”。

陈铨认为重造“民族精神”，不是要提倡“个人自由”，而是首先要提倡“民族自由”，每个人必须回到民族这个集体中，才能避免个人自由所带来的利己主义。“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宣扬尼采，是为了提倡“个人主义”，而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代环境中，陈铨宣扬尼采恰恰是为了否定“个人主义”，张扬民族自由。当然，陈铨虽然反对“个人主义”，却并不反对具有强大个人才能的“超人”。他们反对的“个人主义”更多的是指普通的个人，而那种具有超常能力的个人，恰恰是能领导整个民族摆脱危机的英雄。陈铨接受了尼采的思想，也像很多现代知识分子一样，认为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是愚昧、自私和落后的，他们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才能带领他们走出危难。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陈铨《论英雄崇拜》等文章中，也是陈铨的思想备受责难的重要方面。陈铨在《论英雄崇拜》中毫不吝啬对所谓英雄的夸奖，并对英雄与群众的关系作了这样的比喻：“英雄是群众意志的代表，也是唤醒群众意志的先知，群众要没有英雄，就像一群的绵羊，没有牧人，他们虽然有生存的意志，然而不一定能够得着最适当生存的机会；他们到的地方，不一定有良好的青草，他们的四周，说不定还有凶恶的虎狼，要侵害他们。”这篇文章引来了各方面的争论，有人因此认为陈铨是为“法西斯张目”，就连经常在《战国策》上发表文章的沈从文、贺麟等朋友也提出了异议。为此，陈铨又发表了《再论英雄崇拜》，以尼采式的口吻斩钉截铁地宣布：

然而过渡的时代，终须过渡了，新时代要继着来临。我们需要新的观念，我们需要新的人物。我们需要“金”“银”的分子，处在领导地位，我们需要一种健全的向心力，使中国成为一个有组织有进步有冷有热的国家。极端的个人主义，无限的自由主义，必须剪除。“天赋人权”极端的学说，平等的理论，必须加以正当的解释。“英雄崇拜”，不仅是一个人格修养的道德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最迫切的政治问题。中华民族能否永远光荣地生存于世界，人类历史能否迅速地推进于未来，恐怕要看我们对这个问题能否用新时代的眼光来把握它，解决它。

“战国策”派诞生的1940年正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陈铨等人创办《战国策》，借助学术参与政治，参与民族文化的重构运动，呼吁重造“民族精神”，倡导“民族至上，国家至上”观念，其历史作用确实不能否认。他们看到了中国的积弱，看到了中国民族性的问题，其激进的民族主义的思想，与抗日战争的时代环境密不可分。他们富于激情的表述和激进的民族观念，让不少人读后耳目一新，为之振奋。但是，陈铨对“五四”运动的否定以及对平民的否定，难免会遭到很多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不满。对于大部分现代知识分子而言，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意味着一个民族和过去告别，正式步入现代世界，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其历史价值无论如何是不能否定的。新文化运动追求的是个性解放、“天赋人权”，每个人都能生活在一个平等有序的社会体系中。而陈铨为了把尼采学说与民族的生存竞争结合起来，不惜攻击“天赋人权”理论，否定人人平等思想，可实际上“天赋人权”与“生存竞争”之间并非绝对对立，并非讲究民治、人人平等的社会就没有竞争力。

无论是陈铨，还是林同济、雷海宗，他们确实都是非常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甚至不惜以呼唤战争来改造自己的民族特性。但是，把“战国策”派等同于法西斯，或者视作国民党的政治帮凶，这确实都与事实相距甚远，有失公允。虽然他们提出的“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理念以及对于专制的强调，一定程度上应和了国民党政府民族理论的需要，他们对于国民政府确实也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他们毕竟不是为日本法西斯服务，他们宣扬“战国时代”、“英雄崇拜”、“力”的理论，宣扬尼采的思想，完全是出于拯救民族危难的需要，是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的产物。江沛将“战国策”派归纳为一个“既有文化自由主义的现代意识，又有激进主义的壮怀激烈，更有一种自觉的民族主义意识。其在思想意识的混杂，正是近代以来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压力、立国之本与强国之路间不协调的张力，对知识分子群体扭曲与挤压的结果”。这样的评价可能更加合理一些。陈铨他们都不是实际的政治人物，他的“政治理想”也不大可能付诸现实，他们的种种政治理想说到底也只能是一种“书生论道”。

二、民族文学的力量

与陈铨对尼采思想的宣传直接相呼应的是，是20世纪40年代陈铨对“民族文学”运动的有力倡导。1940年到1944年，他在昆明和重庆的刊物《战国策》、《大公报·战国副刊》、《今日评论》和《军事与政治》上发表了《文学运动与民族文学》、《民族文学运动》、《民族文学运动的意义》等重要论文。1942年到1943年，正好轮到陈铨休假，他来到重庆，担任重庆正中书局的总编辑、青年书店总编辑等工作。后来干脆脱离了清华，全力在重庆推动他理想中的民族文学运动。1943年7月，陈铨在重庆创办和主编了一份《民族文学》杂志，专门发表一些宣扬抗战的具有民族意识的文章，以及大量宣传民族主义的文学作品。从1940年到1944年，陈铨的思想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总的来说都是致力于“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思想的宣传。但是，如果仔细区别的话，我们可以把1942年看成陈铨思想的一个小小的分水岭。1942年之前，1941年前后，陈铨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关于尼采思想的，如《尼采的思想》、《尼采心目中的女性》、《论英雄崇拜》、《尼采的政治思想》、《尼采的道德思想》、《尼采的无神论》等，都是宣扬尼采的超人意志、英雄崇拜等思想；而1942年以后，陈铨直接谈论尼采的文章明显减少，而讨论和倡导“民族运动与民族文学”的文章明显增多。

1942年以后，陈铨重造“民族精神”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尼采哲学”只是陈铨重造“民族精神”的思想背景，要切实地重造“民族精神”，还必须有具体的实践行动。对于有着悠久文学传统的中国来说，知识分子都非常重视文学的宣传力量，陈铨也很早就意识到文学在建构民族思想方面所能起到的巨大力量，所以，1942年以后，陈铨越来越集中到对于“民族文学”的倡导之中，宣言“只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才能够产生真正的民族文学”。从1941年开始，他连续发表了《文学运动与民族文学》、《欧洲文学的四个阶段》、《民族文学运动的意义》、《民族文学运动试论》等一系列文章，1942年以后，更是集中力量，全力推动民族文学运动的展开。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的意义》总结了1919年以来的20年间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发展情况，开宗明义地说：

过去的二十几年间，中国的思想界，从个人主义到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到民族主义。中国现在的时代，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我们政治上的先知先觉，虽然早已经提倡民族主义，然而真正民族意识强烈的发展，实在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在这种“民族意识强烈的发展”的过程中，文学显然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作为文学家的陈铨，在重构“民族意识”的运动中，比林同济等人更能意识到文学的价值，更能认识到文学在争取全民族自由方面所能发挥的无比巨大的作用。陈铨宣称：“世界上许多伟大的文学运动，往往同伟大的民族运动同时发生，携手前进。意大利是这样，法国是这样，英国德国也是这样。特别在近代社会里，文学和政治常常是分不开的，因为政治的力量支配一切，每一个民族都是一个严密组织的政治集团。文学家是集团中的一个份子，他的思想生活，同集团息息相关，离开政治，等于离开他自己大部分的思想生活，他创造的文学，还有多少意义呢？所以民族意识的提倡，不单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学问题。”

陈铨很早就注意考察德国人的民族精神源泉，认为德国的“狂飙运动”是德国民族精神的起源，自从“狂飙运动”以后，德国人就从理性中摆脱出来，拥有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而中国“五四”运动没有带来相应的民族意识，倒是全民的抗日，使得中国第一次有了空前的民族意识，因此也应该要有相应的民族文学。陈铨宣称：“在这一个阶段中间，中华民族第一次养成极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第一次看清楚自己，中国的文学，从现在起，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将来。因为，我已经说过了，只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才能产生真正的民族文学。”所以，按照陈铨的设想，现在“民族精神”有了，民族主义的高涨，正是推动民族文学运动的最好时机。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学的基础，民族文学又可以反过来增强民族意识。

陈铨显然对“民族文学运动”颇感兴奋，开始不断阐释和宣扬自己的“民族文学运动”理论。1942年9月23日，陈铨在重庆的文化会堂里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民族文学运动试论》的演讲，详细阐释了现阶段倡导民族运动的必要性，并提纲契领地提出了“民族文学运动”的几个原则，阐明了“民族文学运动”的历史意义，指出民族文学运动，不是复古的文学运动，不是排外的文学运动，不是口号的文学运动。民族文学运动应当发扬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应当培养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学的根基。民族文学又可以帮助加强民族意识，两者互相为用，缺一不可。“所以民族文学运动，最大的使命就是要使四万万五千万人，感觉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政治集团。他们的利害相同，精神相通，他们需要共同努力奋斗，才可以永远光荣生存在世界，他们有共同悠久的历史，他们骄傲他们的历史，他们对于将来的伟大创造，有不可动摇的信心。”民族文学运动要采中国的题材，用中国语言，给中国人看。这是中国民族文学运动的规矩准绳。

这些论点显然有着纲领性的意义。陈铨认为，文学受时间即“时代精神”和空间即“民族性格”的支配，当此大战国时代，是“以全体民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时代”，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是一种“集体主义”，它使中国的民族意识空前增强，正在重造一种“民族性格”，也必然会迎来一个全新的民族文学。陈铨反复强调，民族文学的发达，首先是由于民族意识的觉醒，“一个民族能否创造一种新文学，能否对于世界文学增加一批新成绩，先要看这一个民族自己有没有民族意识，就是说它自己觉不觉得它是一群和世界上任何民族不一样的人”。陈铨把文学运动与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两者同步一致，互动发展。我们现在的“民族文学”是要以全民族为中心，培养强烈的民族意识，同时还要提倡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这种浪漫主义精神，就是“理想主义的精神”，“就是对于真善美无限的追求”。

“战国策”派“民族文学”运动的倡导和实践，主要就是陈铨一个人。作为对“民族文学”的创作实践，陈铨写过不少作品，如剧本《野玫瑰》、《金指环》、《蓝蝴蝶》、《无情女》，还有长篇小说《狂飙》等。这些作品显然都是他关于“民族文学”理论的文学诠释，传达的依然是强烈的“民族意识”、“国家至上”，表现的是积极进取的理想主义精神。《狂飙》表现的是怎样从个人的“狂飙”达到民族的“狂飙”，从个人主义转到现阶段的民族主义；而《金指环》、《蓝蝴蝶》中的主人公，“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真善美的任何一方面，愿意牺牲一切，甚于生命，亦所不惜”，体现了作者“浪漫悲剧”的审美理想。陈铨的这些作品，都可以概括为：“牺牲儿女私情，尽忠国家民族。”

颇有意味的是，陈铨的“民族文学”理论纲领与左翼理论界的一些文艺政策不谋而合，可是依然遭到左翼理论界的强烈批评。因为在后者看来，陈铨的“民族文学”的口号是为国民党政府服务的，并且严重抹杀了人民群众在“民族文学”运动中的作用，尤其是否定了阶级在民族文学中的价值，因此对他的理论和小说戏剧创作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甚至演变成“《野玫瑰》事件”，将其打入了汉奸文学的行列，这对于激进民族主义者的陈铨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陈铨提出的要建构一个让四万万五千万人同胞“利害相同，精神相通”的民族文学，将所有人的心灵都容纳于其中的理想，也注定只能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式的文学梦想。

三、中德文学关系研究的开创者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受王国维和吴宓的影响，陈铨就对中外文化与文学比较研究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在中德文化关系和中德文学比较研究方面，陈铨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者，也是成果卓著的实践者。关于中德文学关系研究，最早的开山之作是利奇温1923年的《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紧接着就是陈铨1933年在德国基尔大学的博士论文《德国文学中的中国纯文学》，此后中德文学关系研究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比如奥里希（Ursula Aurich）女士《中国在十八世纪德国文学中的反映》（1935）、查尔讷（Hort Von Tscharner）《至古典主义德国文学中的中国》（1939）等，基本上都局限于18、19世纪德国文学中的中国这一范围。此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了舒施特尔女士（Iingrid Schuster）《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和日本——1890—1925》一书，探讨了1890—1925年间德国文学对中国的接受情况。可以看出，陈铨的中德文学关系，不仅在中国，即使在国际上也居于领先的地位，而且长期以来，该领域研究一直以西方人为主，作为中国人的陈铨不说是唯一的例外，至少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1933年，陈铨以论文《德国文学中的中国纯文学》获得博士学位，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作者本人翻译的中文版，题目改为《中德文学研究》。它以大量翔实的德文资料，第一次系统地梳理了中国文学从1763年以来两百年间，在德国的翻译、介绍及对德国文学的影响情况。薄薄的一册十万字的小册子，却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含量。对于后来从事中德文学关系研究的学者，《中德文学研究》至今依然是一个难以逾越的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