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留日后期鲁迅译作的翻译情况和文本研究
1906年3月，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回到东京生活，进入留学生活的后半期。在这一阶段除了自修德语外，鲁迅把主要精力用在译介外国文学上，与周作人一道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等作品。《造人术》是鲁迅留日后期翻译工作的开端之作。
一 《造人术》的英语原著、翻译情况、文本细读
关于鲁迅所译《造人术》的发表时间，最早发掘出这篇译作的熊融认为它发表在1905年春夏之间
。据宋声泉考证，《造人术》的发表应该在1906年4月之后。1963年，熊融在《女子世界》中发掘出《造人术》，指出该译作的署名情况为：“米（美）国路易斯托仑著，译者索子。”不久，戈宝权指出鲁迅译作《造人术》是根据日本原抱一庵主人日译本翻译的。但是熊融、戈宝权等研究者都未能找到《造人术》的英文原著。
1999年，日本学者神田一三（樽本照雄）撰文公布了鲁迅译作《造人术》英语原著信息，并补充了日译本信息。神田一三发现《造人术》“英文原作是Louise J. Strong著的‘An Unscientific Story’（Cosmopolitan杂志1903年1月号）”，路易斯托仑（路易斯·斯特朗）的这篇小说原名直译是《非科学小说》。神田一三后来查阅了英文原刊，发现路易斯·斯特朗的作品刊登在《国际人》杂志2月号上。
神田一三还介绍了鲁迅译作《造人术》所依据的日译本情况，以及日译本对英语原著的改译情况。日文版译者原抱一庵主人把路易斯托仑的英语小说译成《造人术》，先是分两部分刊登在1903年6月8日和7月20日的《东京朝日新闻》上，后来又把登载在报纸上的《造人术》第一部分译文编入（小说）《泰西奇闻》（知新馆，1903年9月10日出版）一书中，鲁迅翻译的是第一部分的译文。经过对比，神田一三指出：“与中日译文相比，英文原作的规模要大得多。同时，我们可以认为，鲁迅翻译的仅仅是该小说的开头部分而已。”神田一三给出了原著与译本篇幅上的比率：“（原）抱一庵译的《造人术》，只是原著中描写‘人芽’成长过程的部分，而后来收录到单行本《（小说）泰西奇闻》的译文，仅仅是英文原著的七分之一。”
鲁迅翻译的《造人术》篇幅只有1400余字，全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开头的两行文字，它们描绘了主人公伊尼他教授实验室外面具有田园牧歌色彩的自然环境。第二部分为接下去的15行文字，主要介绍主人公伊尼他的行状：他是化学学士，六年前辞去波士顿理化大学教授职务，离群索居，专心致志，从事造人芽的伟大事业，但很少有人能理解他所从事工作的价值；他为研究工作投入了自己的半数资产，经历了数十乃至上百次实验的失败，受尽人们的嘲笑，但他不为这一切所动，坚定不移地从事着他的造人事业。《造人术》第三部分26行文字集中笔墨写伊尼他面对显微镜下自己培育出来的生命的心理活动。忽然有一天，伊尼他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期待已久的“人芽”的生成。作品写他竭力控制内心涌动不已的狂喜，注视着这“人芽”的蠕动：“此小玄珠，如有生，如蠕动，如形成，乃弥硼大，乃如呼翕，乃能弛张。”眼前这小生命让伊尼他明白，他的科学实验终于成功了。作品渲染了他极度亢奋状态：“于是伊尼他氏大欢喜，雀跃绕室疾走。噫吁唏，世界之秘，非爰发耶？人间之怪，非爰释耶？假世界有第一造物主，则吾非其亚耶？生命！吾能创作。世界！吾能创作。天上天下，造化之主，舍我其谁！吾人之人之人也，吾王之王之王也！人生而为造物主，快哉！”
比照路易斯托仑的原著，鲁迅这段文字虽然并非直译，但是它相当传神地译出了主人公造出“人芽”后的喜悦心情。英语原著是这样写的：
At that the learned professor leaped to his feet in a transport of exultation. The impossible had been achieved！Life！Life！So long the mystery and despair of man，had come at his bidding. He alone of all humanity held the secret in the hollow of his hand. He plunged about the room in a blind ecstasy of triumph. Tears ran unknown and unheeded down his cheeks. He tossed his arms aloft wildly，as if challenging Omnipotence itself. At that moment，he felt a veryGod！He could create worlds，and people them！A burning desire seized him to rush out，and proclaim the deed from the housetops，to the utter confounding of brother scientists and the theologians.
笔者把英语原著这段文字直译如下：
此时，这位博学的教授因为狂喜而忘乎所以，他跳了起来。素来被视作不可能的事情已经成为了现实！生命！生命！长久以来带着神秘和绝望色彩的生命，如今已经成为他的掌控之物。他成为所有人类中唯一掌握造人秘密的人。整个实验室充塞着因他的成功而带来的狂喜。莫名的热泪早在不经意间布满了他的脸颊。他疯狂地高举着手臂，似乎在挑战着万能的上帝。在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就是上帝！他能够创造世界，他能够创造人类！被燃烧着的欲念驱使着的他想冲出实验室，再爬上屋顶，宣布这个将让他的科学家同人和神学家们彻底震惊的伟大成果。
在欧美基督教国家，人们相信是上帝创造了人类，上帝是万能的代名词，教徒必须对上帝虔敬。路易斯托仑《造人术》的主人公在造出了“人芽”的惊喜中突然有了自己就是上帝，自己就是世界上第二个造物主的狂想，这是亵渎上帝的一种狂想。在20世纪初宗教保守主义盛行的欧美国家，这样的作品肯定会引起笃信上帝的读者的不安。不过在英语原著中，当主人公伊尼他看到了自己创造的“人芽”变成了危害人类的怪物后，他炸毁了这些怪物。在决定处死怪物之前，伊尼他一直在向万能的上帝祈祷以获取行动的力量，这时，他又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鲁迅译作《造人术》在《女子世界》上发表时，附有周作人以“萍云”笔名写的跋语和该刊编辑丁初我以“初我”笔名写的跋语。周作人的跋语认为，《造人术》是“幻想的寓言”，也是“悲世之极言”，认为译者索子“以世事之皆恶，而民德之日堕，必得有大造鼓洪炉而铸冶之，而后乃可行其择种留良之术，以求人治之进化”。这是周作人对鲁迅翻译《造人术》目的的推测。《女子世界》编辑丁初我为鲁迅译作《造人术》所写的跋语言简意赅，深刻地把握到了路易斯托仑小说的忧思：“吾读《造人术》而喜！吾读《造人术》而惧！采美术，炼新质，此可喜；播恶因，传谬种，此可惧。”丁初我表达了对科学万能信仰的质疑。
鲁迅的译作《造人术》写到伊尼他教授造出了“人芽”以及他的欢喜万分之时，就戛然而止了；路易斯托仑小说原著还用大量篇幅来叙述那个人造生命逐渐显示的怪物特性，以及围绕怪物而展开的一系列惊恐故事。当伊尼他看到“人芽”不断生长变成了有智力的生命，且敏捷地抓住从旁边飞过的苍蝇并放进嘴里大声咀嚼时，他感到了惊恐。酣睡着的伊尼他被那小生命咬住了脖子，惊恐万状的教授意识到自己造出的是一个可怕的怪物。那长着鱼眼的六个脚趾怪物竟然开口向伊尼他提出“我是什么”的问题，教授还发现怪物具有类似于人的灵魂。不久，从那怪物身上的囊肿连续繁殖出的新生命布满了实验室，它们开始反抗人的控制。伊尼他开始盘算怎样消灭这些怪物，他做了几次尝试都未能成功。某天，伊尼他在妻子的要求下去参加聚会，离开时他把怪物们关在密闭的屋里。在聚会上伊尼他心情非常不好，回到实验基地书房的他听着怪物们蹦跳和喧闹声，更是深陷精神的幻灭中。最后他走出实验室，把实验室连同怪物一起炸毁。20世纪初的《造人术》所预言的生命复制技术，在20世纪后期得以实现。在人类克隆技术已经获得重大进展的今天，重读鲁迅翻译的这篇小说，真是具有相当突出的现实警醒力。
路易斯托仑小说里也包含了某种种族主义的话语，这主要体现在他描绘怪物的文字中：“它像俾格米人一样，身高在三四英尺之间，极为强壮。手脚细长而不匀称，身躯敦实。尖尖的头，秃秃的，上面顶着一绺头发。两耳大而下垂似狗，宽宽的鼻子，鼻孔微微张开。嘴似一条裂缝，大龅牙。眼睛，噢！它的眼睛清楚地表明，其智力已超出动物。两只晶亮如黑色串珠的小眼睛斜靠着，离得很近。眼睑只是一层薄薄的膜，隔一段时间便闭上。这双眼睛，在充满激情时闪闪发亮，流泪时朦朦胧胧，思考问题时变得大大的。”
路易斯托仑参照非洲俾格米人的外形来描述怪物，包含着对黑人的种族歧视。而他接着描绘的怪物那种“尖尖的头，秃秃的，上面顶着一绺头发”的外貌特征，很容易让人想起清末留着辫子的中国人；怪物的“嘴似一条裂缝，大龅牙”长相，也是19世纪欧美国漫画中常见的中国人形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颁布了多种歧视中国人的法律。神田一三认为，路易斯托仑参照黑人和中国人来描写小说中的怪物，“明确表明了当时他对黑人及中国人的蔑视”，未读过路易斯托仑英语原著的鲁迅根本不知道中国人是这部作品的歧视对象，“鲁迅翻译并在中国的杂志上发表的《造人术》的英文原著，竟然是侮辱中国人为怪物的小说，在我看来，这真像是一场恶作剧”。如果鲁迅能够读懂英语原著或者依据日译本《造人术》全部翻译了原著的话，以青年鲁迅的民族主义立场，相信他是不大可能来翻译这部对中国人有一定恶意的作品的。
鲁迅当时从日译本翻译《造人术》的意图应该与他翻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一样，即宣传科学思想，具体到这篇译作，就是称赞近代生物科学造出“人芽”的伟大创造力。
与翻译《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意译方法相比，鲁迅《造人术》翻译方法则采取了直译日语《造人术》译本的策略，但是因日文译者对英语原著采取了改译、省译等意译手段，因此鲁迅的翻译对于原著来说仍然是意译。刘禾认为，鲁迅在《造人术》翻译时“相当地忠实于日文译本，而日文译本对英文原著则进行了巨大的删节和改动”，日译者原抱一庵，不仅大量删减原著文字，“而且还放弃了原作平实的标题，代之以更耸人听闻的‘造人术’”。鲁迅的译文对日语译本堪称直译的样本，除了把主人公名字由“以仁透”改为“伊尼他”和几个标点有所改动之外，“其他连改行、符号等也与日文版相差无几，可以说是忠实的中文翻译”。
伴随着翻译方法的调整，鲁迅的《造人术》翻译语言也相应地从翻译凡尔纳两部科学小说的文白混用，改为古朴的文言文。试阅读鲁迅译文开头部分写伊尼他培育出“人芽”来的文字，就可以把握到鲁迅译本文字的高古深奥特征：
此小玄珠，如有生，如蠕动，如形成。乃弥硼大，乃如呼翕，乃能弛张。此实质耶？实物耶？实在耶？幻视幻觉，罔我者非耶？我目非狂瞀耶？我脑非坏耶？……
隆然者非头颅欤？翘然者，非腕欤？后萌双角，其非足矣？咄咄！怪玄珠渐起，乃将离液，乃将邅回。……
伊尼他氏，若觉有凉气来袭，未几愈，又觉欲狂。虽然，质学智力，使复故我。乃定脑平意，复注眸子，以检此怪玄珠。
其隆然者，倏生二纹，纹弥大。咄咄！裂矣，生罅隙矣。噫嘻！此非双眸子耶？
鲁迅《造人术》古奥浑朴的译语和描写克隆生命的这一崭新内容形成了奇特的张力，预示了几年后《域外小说集》的翻译语言风格的出现。
二 《红星佚史》诗歌翻译情况和文本细读
1906年，鲁迅与周作人一道翻译小说《红星佚史》中的诗歌，该书1907年出版。《红星佚史》，原名The World’s Desire，直译为《世界的欲望》，系英国作家哈葛德（H. Rider Haggard，1856-1925）和安度阑（Andrew Lang，今译安特路朗，1844～1912）合撰的小说，1890年由英国著名出版机构朗文出版社印行。周作人从1906年开始翻译该小说，1907年春译毕，因小说女主角海伦戴着滴血的星石，周作人把作品标题改为《红星佚史》，该译著1907年10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署“英国罗达哈葛德安度阑俱著，会稽周逴译”。该小说系周作人直接从英语翻译，书中穿插的16首诗歌则由鲁迅和周作人合作翻译。后来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说，《红星佚史》中的诗歌“在翻译的时候很花了气力，由我口译，却是鲁迅笔述下来；只有第三编第七章中‘勒·多列庚的战歌’，因为原意粗俗，所以是我用了近似白话的古文译成，不去改写成古雅的诗体了。”
在英语文学史上，哈葛德和安特路朗的小说《世界的欲望》是被当作承续希腊神话传统的玄幻文学看待的。它讲述古希腊英雄阿迭修斯（今译俄底修斯）完成了他的第二次奇幻旅行，回到故乡伊萨卡的故事，阿迭修斯原本希望在故乡能够找回安宁和平的家、至亲至爱的妻子和值得他爱的儿子，令人痛心的是，他归来后发现爱妻、儿子已亡，家园和故国也破败不堪。极度悲伤的阿迭修斯带着旧情人海伦赠送的巨人之弓，第三次走上了漂泊之旅。
由周作人根据英语原著口译，鲁迅笔译、修改的《红星佚史》诗歌共16首，收入新版《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共有154行，可谓鲁迅一生规模最大的一次诗歌翻译实践。先来看英语原著第一篇第一章的第一首诗：
Keen and low
Doth the arrow sing
The song of the Bow，
The sound of the string.
The shafts cry shrill：
Let us forth again，
Let us feed our fill
On the flesh of men.
Greedy and fleet
Do we fly from far，
Like the birds that meet
For the feast of war，
Till the air of fight
With our wings be stirred，
As it whirrs from the flight
Of the ravening bird.
Like the flakes that drift
On the snow-wind’s breath，
Many and swift，
And winged for death—
Greedy and fleet，
Do we speed from far，
Like the birds that meet
On the bridge of war.
Fleet as ghosts that wail，
When the dart strikes true，
Do the swift shafts hail，
Till they drink warm dew.
Keen and low
Do the grey shafts sing
The song of the Bow，
The sound of the string.
这是一首由阿迭修斯家里的神弓唱响的战歌，痛切而激越，悲凉而慷慨。当阿迭修斯结束第二次漂泊回到家里，发现亲人亡故，家园荒芜，内心充满了绝望。他家那把从巨人欧律托斯传下来的神弓忽然唱响，欢迎他的归来，鼓舞他浴血征战的勇气。笔者试着直译这首英文诗歌如下：
热烈而轻微
箭在歌唱
弓在悲吟，
弦在咏叹。
箭杆在凄厉地哭泣：
让我们再度进击，
让我们吃饱人肉。
贪婪而急速
我们从远方飞来，
像群鸟遇见了
战场死尸的盛宴，
直到战斗的空气
被我们的翅膀搅动，
匆忙地疾进
像掠食的鸟儿那样，
像火花漂浮
在风雪的呼吸上，
大群而急速
一起飞向死亡——
贪婪而急迫
我们从远方奔来，
像群鸟遇见了
战火中的桥梁。
像鬼魂哭号着袭来
箭矢击中了真人，
箭杆冰雹般坠落
渴饮了温暖的血液
热烈而轻微
灰色的箭杆在歌唱
弓在悲吟，
弦在咏叹。
对上述《红星佚史》第一首诗歌，周作人口译、鲁迅笔译如下：
雄矢浩唱兮声幽伫，玄弧寄语兮弦以音。
鸣骹嗷兮胡不续，胡不续发兮魇人肉。
迅其步，婪以飞，予来遥遥兮自远，如彼肉攫兮赴兹征宴。予薢茩诸飞路兮天风飕飕，浩气掠余兮余翼为揉。
火花驰逐兮雪风是吹，吾众瞥至兮惟死之之。婪以飞，迅其步，余来自远兮远且遥，如鸟斯迈兮迈斯战桥。
噫吁嘻！鬼魂泣血兮矢著人，镞馀露兮相欢欣。
仓骹唱兮声幽伫，玄弧寄语兮弦以音。
鲁迅把一首由近代英国作家撰写的古希腊战歌，翻译成了颇具《楚辞》骚体风格的古歌。在慷慨赴死的内容书写、壮怀激烈的情感风格、一唱三叹的艺术传达等方面，鲁迅翻译的这首诗歌都与屈原《国殇》后半篇诗句形成了“对话”关系：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鲁迅的确非常喜欢《楚辞》且深受其影响，他翻译的上述《红星佚史》诗歌明显带有屈原诗歌的风味；不过鲁迅所译的这首诗歌也借用了《诗经》的体式，具备了《诗经》一些战争诗歌的情怀。先看《诗经·秦风·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不仅同类的矛戟、弓箭等战争意象都是《诗经·秦风·无衣》与鲁迅所译诗歌的主体意象而且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也都回荡在这两首中外“古歌”里，它们都具有驱使人们为了正义而共赴疆场的审美力量。在文字和艺术形式上，鲁迅的译诗也吸收了《诗经》的养分，“胡不续”的重复使用，直接让读者联想到了《诗经·邶风·式微》：
式微式微！胡不归？
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归？
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鲁迅译诗中的“胡不续”是对《诗经·邶风·式微》“胡不归”的衍用。鲁迅的这首译诗也借鉴了《诗经》等中国古诗重章叠句的复沓艺术表现方法。《诗经》的《式微》前一章的第一句“式微式微！胡不归？”完整地在后一章第一句重复出现；鲁迅译诗的第一句是“雄矢浩唱兮声幽伫，玄弧寄语兮弦以音”，最后一句是“仓骹唱兮声幽伫，玄弧寄语兮弦以音”，后者基本再现了前者。诗歌的这种复沓艺术，不仅渲染气氛，强化情感，而且增强了诗篇的音乐性和节律感，造成了回肠荡气的音乐美感。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评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桐气息派十足”，“摇头晃脑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事实上，鲁迅留学日本时颇受严复翻译的影响，他翻译《红星佚史》的采用先秦古体诗歌形式，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严复“复古”译风同调。
前文已经说过，《红星佚史》第三篇第七章的那首“勒·多列庚的战歌”是由周作人翻译的，他翻译的诗歌文本如下：
勒尸多列庚，是我种族名。
吾侪生乡无庐舍，冬来无昼夏无夜。
海边森森有松树，松枝下，好居住。
有时趁风波，还去逐天鹅。
我父唏涅号狼民，狼即是我名。
我拿舟，向南泊，满船载琥珀。
行船到处见生客，赢得浪花当财帛。
黄金多，战声好，更有女郎就吾抱。
我告汝，汝莫嗔，会当杀汝堕城人。
周作人没采用鲁迅翻译其他16首诗歌的古风体形式，而是文言、白话并用，明白晓畅。译诗中的“黄金多，战声好，更有女郎就吾抱”不仅流露了“土豪”趣味，而且“丘八诗”的气息扑面而来。周作人自己说是因为这首战歌“原意粗俗”，他也就译成这样子了，这当然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与具有突出的浪漫诗人气质的鲁迅相比，周作人更像是一名理性、克制的学者和散文家。因此，鲁迅所译的《红星佚史》诗歌更具有浓郁的诗意，而周作人的译诗则相当平白通俗，总缺那么一点诗意。
鲁迅在1906年翻译，后来（1914年）发表的海涅诗歌，也采用了先秦古风体的形式。
三 《裴彖飞诗论》的翻译情况和主要观点分析
1908年8月，同样是由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裴彖飞诗论》发表在留学生杂志《河南》第七期上，署“令飞译”。据周作人回忆：“这本是奥匈人爱弥耳·赖息用英文写的《匈加利文学论》的第二十七章，经我口译，由鲁迅笔述的，所译应当算作他的文字，译稿分上下两部，后《河南》停刊，下半不曾登出，原稿也遗失了……”籁息的这篇专论是他的专著《匈牙利文学：历史的与批评的研究》第二十七章《裴多菲，匈牙利诗歌天才的化身》，现存鲁迅、周作人翻译的《裴彖飞诗论》翻译出了籁息原著45%的篇幅。虽然这篇《裴彖飞诗论》是“残篇”，但它与稍早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一道，成为中国最早译介裴多菲生平和创作的文献。
裴彖飞，今通译为“裴多菲”（Petöfi Sándor，1823-1849），匈牙利著名诗人、革命者。鲁迅曾经说过，“我向来原是很爱Petöfi Sándor的人和诗的”。1908年2月、3月，鲁迅在《河南》杂志第二、三期上发表的《摩罗诗力说》的最后一节前半部分对裴多菲生平、思想和创作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评说。裴多菲出生于匈牙利平民之家，广泛深入地接触了匈牙利的社会生活，1849年在争取匈牙利独立的战争中英勇牺牲。他在不到十年的创作历程中创作了800多首诗歌、8部长篇叙事诗，以及80多万字的小说、政论、戏剧和游记，成为匈牙利近代文学的奠基人，代表作有长诗《勇敢的约翰》《民族之歌》以及短诗《自由与爱情》等。追求爱情和生活的幸福，讴歌自由独立的社会理想是裴多菲诗歌的基本主题。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将裴多菲与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等19世纪伟大诗人一道列入“摩罗诗人”群体。鲁迅引用裴多菲日记，褒奖他摒弃功利主义，为自由而创作的不俗境界：“裴彖飞亦尝自言曰，吾琴一音，吾笔一下，不为利役也。居吾心者，爱有天神，使吾歌且吟。天神非他，即自由耳。”鲁迅尤为赞颂裴多菲为民族独立而献身的崇高追求：“平日所谓为爱而歌，为国而死者，盖至今日而践矣。”鲁迅充分肯定裴多菲诗作的创造性，认为他“又善体物色，著之诗歌，妙绝人世，自称为无边自然之野花”，并引用裴多菲本人的表述，指出他文学创作的影响力，“吾心如反响之森林，受一呼声，应以百响者也”。
留学日本时，鲁迅很留意收集裴多菲的作品，并托东京的丸善书店到德国去订购他的作品。1925年，鲁迅直接动手翻译了裴多菲的五首诗，刊载在《语丝》周刊上。他1930年代也曾给白莽（殷夫）翻译的《彼得斐·山陀尔行状》和孙用所译裴多菲长诗《勇敢的约翰》做校对工作，他还把自己珍藏了30年的两部德文版裴多菲诗集送给白莽，期望他翻译出更多的裴多菲作品来。
关于《裴彖飞诗论》原作者籁息，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十卷对他的注释有误，注释者把他的生卒年写成了“1822～1864”。笔者检索有关资料，介绍籁息的信息如下：埃米尔·籁息（Emil Reich，1854-1910），出生于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匈牙利犹太人家庭，法学博士，1884年移居美国，1890年起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高校任教，应邀撰写“现代剑桥历史”系列中的“匈牙利和斯拉夫”卷（1902年），籁息的《匈牙利文学：历史的与批评的研究》于1898年在英国出版，系世界上首部用英语撰写的匈牙利文学史，鲁迅、周作人合译作品出自这部专著的第二十七章。
在《裴彖飞诗论》正文前，有一篇鲁迅写的译者附记：
往作《摩罗诗力说》，曾略及匈加利裴彖飞事。独恨文字差绝，欲迻异国诗曲，翻为夏言，其业滋艰，非今兹能至。顷见其国人籁息Reich E.所著《匈加利文章史》，中有《裴彖飞诗论》一章，则译诸此。冀以考见其国之风土景物，诗人情性，与夫著作旨趣之一斑云。
这篇简短的译者附记包含的信息量比较丰富：一是交代译者鲁迅曾经在往作《摩罗诗力说》里介绍过裴多菲的创作；二是鲁迅非常想把裴多菲的作品翻译成汉语（“夏言”），但无奈中、匈文字差异太大，一直未能做成这项艰难的译事；三是交代《裴彖飞诗论》的出处；四是揭示翻译该文的目的，具体来说就是，通过翻译这篇研究裴多菲的论文，为读者描绘匈牙利的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观，研究诗人的性情，发掘诗人创作的宗旨和意趣。下文具体来看看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的《裴彖飞诗论》阐述了什么论点，他们是否实现了译者附记所说的译介目的。
鲁迅、周作人翻译的《裴彖飞诗论》第一、二段主要论述裴多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文章一开头就把裴多菲与他之前及同时代作家进行对照，突出了他创作的非凡创造力：
摩陀尔多文士，如吉斯福庐提（Kisfaludy C.）、佛勒思摩谛（Vö-rosmarty M.）、约息迦（Josika N.）、开默尼（Kemény S.），胥艺苑之俊也。愿情辞洵耀艳矣。而相其文质，大都以冯依得美，或局囿于一国性情。超轶樊畦，至复希有。使其索求如是，仅得裴彖飞一人而已。裴彖飞在匈加利诗人中，独能和会摩陀尔特钟之诗美，与欧土鸿文，具足无间。使心解诗趣者，威能赏析。疆域之别，言语之异，无由判分。盖诸有真诗，亦犹真乐，不以内外今昔，起其迁流，裴彖飞之诗。其真者也。此他诗人，亦有巧于抽写，复善调谐音节，名极一时。或能造作体式，虽丛脞无足言，而颇婴感兴。又或赋宗教道德爱国诸事，尚移人情，博其忭伏者。顾裴彖飞技不止此。其造言特美富，而所以度越侪辈，又不独恃造言，且不假宗教道德之力，以自推举。创造诗景，实其天能。今假有对境在斯，凡人莫能诗化，裴彖飞乃幻为仙乡。
鲁迅、周作人这段译文译出了原著的主要观点，但是文字上稍有改变，这段译文开头两行提到的那几位匈牙利作家是译者增添进去的，最后两行关于裴多菲诗作制造仙境功效的论述比原著要简化。鲁迅、周作人的译文古奥，意思难懂，笔者根据籁息的英文原作直译这段文字如下：
在某种程度上，第二十六章研究过的马扎尔人作家、诗人的优秀作品都是相对的、民族化的作品，而不是绝对的作品。
我们即将要在本章讨论的天才亚历山大·裴多菲在匈牙利作家中可能是独树一帜的，他的创作完全调和了马扎尔诗歌民族的、特殊的优点与欧洲文学杰作更广泛的特征，只要放下民族和语言的差异，而能感知诗歌之美，人们就不难把裴多菲的作品尊崇为杰作。如同真正优秀的音乐一样，诗歌杰作对于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受众都具有吸引力。裴多菲是真正的诗人。别的诗人可能巧于表达，作品的语音节奏易于让本国同胞喜欢上他们的诗篇；另一些诗人可以创造一二种诗歌类型，甚至给无关紧要的诗歌带去优雅和趣味的魅力；更多的诗人借助宗教、道德和爱国情感，这样的情感能够极大地抓住读者的心灵和想象。裴多菲的作品远比这一切要丰富。他的语言丰富而美丽，但他比其他作家优秀之处并不止于此。他从未或者很少借重于道德和宗教的力量。裴多菲创造诗歌现象，这是问题的一切。在他之前，完全没有人成为诗歌现象，正是裴多菲魔法师般地变出了由诗歌的观念、形象、时间和场景构成的完整精灵世界。
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籁息把裴多菲放置到匈牙利语境和欧洲文学坐标中去评估他的文学创作价值，认为裴多菲是唯一能够融合文学的民族性和普遍性（国际性）的匈牙利作家。同时，籁息认为裴多菲是不需假借外力（道德和宗教），全凭自身非凡创造力而赢得读者的真诗人，这就凸显了裴多菲诗歌的原创价值和独特魅力。
鲁迅、周作人所译《裴彖飞诗论》第二段非常长，占据了译文全文近一半篇幅，它先是承接第一段，继续论述裴多菲诗歌的独创性：
裴彖飞未生前数百年，匈加力有驳合之民，山渎薮泽，与普斯多（Puszta，此翻平原）之神宓，动裴彖飞而树其绝歇者，不异今日，故能解此神宓之言者，独一裴彖飞。能法自然以制诗者，独一裴彖飞。能写匈加力天然之渊默而不息者，又独一裴彖飞也。
根据籁息英文著作，笔者用流畅的白话文重新翻译上述周氏兄弟所翻译的部分，可以更好地理解籁息对裴多菲的论述：
在裴多菲出生前的几个世纪里，匈牙利早已拥有后世一样混血的国民、连绵的群山和巨大的河流和湖泊，以及神秘的普斯多（尤其是普斯多它惹动裴多菲写出数量惊人的优美诗篇）。面对上述描写对象，裴多菲是唯一能够“理解它们的神秘语言”的诗人，他是唯一能够为自然的根基创制诗歌的诗人，他也是唯一为自然沉默的飞行和停顿写出惊险剧的匈牙利人。
这段文字论证了裴多菲作为匈牙利普斯多草原代言人的身份，从而阐述了裴多菲在匈牙利几百年文学史上举世无双的崇高地位。从周氏兄弟翻译的文字来看，他们基本传达了英文原著的意义，但是他们用不通用的“绝歇”来翻译英文原著的astounding number（数量惊人），并不十分恰当。他们用“渊默而不息者”来翻译英文原著the dumb flies and staging（沉默的飞行和停顿），显然只译出了大自然变动不息的一面，而漏译了它安息不动的另一面。
《裴彖飞诗论》继续阐释普斯多草原及其旅舍给裴多菲诗歌创作带来的丰富灵感，并使得他的诗歌焕发出了伟大创造力：
转此传舍（Csarda），顿成有情。其室四隅，咸吐诗曲乐者，古欢来思。于是道周逆旅，焕然为创造物之至新。……风之过匈加力平野者，寥寥然不存节奏，然与诗人邂逅，声辄转为庄严。如经伯赫（Bach）之笛。
周氏兄弟的这段翻译以古朴的汉语，基本译出了籁息英文原著的风采，再现了裴多菲吟咏匈牙利普斯多平原那类诗歌的音乐美：
对于裴多菲，普斯多的查尔达什旅馆让他写出生机勃勃或衰微颓败的满贮诗意的景象，在他的妙笔下破败的馆舍经具有了鲜活生命，旅馆的每一个角落开始获得了诗歌、音乐、回忆、预言那般的气息。……吹过匈牙利旷野的风原本不成曲调，但是野风吹拂进无与伦比的诗人裴多菲的身体和灵魂之后，它似乎是穿过了巴赫手中的笛子之管而转换成了风格忧伤的赋格曲和气势恢弘的宗教清唱剧。
面对这段需要掌握较为丰富的西方古典音乐知识，才能译出神采来的优美论述，年轻的周氏兄弟的知识储备明显不够用，他们回避去翻译重要的西方音乐专业词语赋格曲和宗教清唱剧，对巴赫这样的古典音乐大师及其作品明显也不了解，只是用“庄严”来翻译他的“风格忧伤的赋格曲和气势恢弘的宗教清唱剧”。
在鲁迅、周作人所译《裴彖飞诗论》第二段中部，作者对裴多菲诗歌创作与爱情的关系进行了十分有趣的探讨：
裴彖飞所咏，爱恋为多，而自见爱于女子特鲜。盖女子之性，较近自然。其系属于诗，深密不如男子。故使遇一少年，纵诗歌宝匨，满其心曲，而独无金资，则将奈何矣。第此非能核沮诗人，反以振起。裴彖飞之爱博，即其爱至约也。爱之对于诗人，如普斯多，及迭思川水与凯勃及耶诸山，为巨极之默示。爱如大海，迨其度此，而诗歌新陆，乃在目前。所遇妇人，虽流妓女伶常人贵胄，以至村舍女子客传女奴，莫不推爱。特此又不缘于冲龄（裴彖飞以二十六岁卒）。情切诗歌，因以有此。凡是诸女，皆为造景机宜。景虽万殊，而无不满以诗致。正犹在山林川水中，处处见自然景色耳。自称曰无边自然之野华（A Korláttalan természet-vadviraga vagyok én）当夫！
比照英语原文，鲁迅、周作人所译的这段文字基本上是对籁息论著的直译，但是他们所用的文字太深奥冷僻，令人费解。为了能够充分理解这段重要的文字，笔者据英语原著对它直译如下：
裴多菲吟咏爱情的诗篇数以百计，但是他很少获得女性的爱情。因为女性更接近自然，她们比男人更现实，也更不容易因诗歌而心动。一位女子如果遇见灵魂的箱中藏满诗歌财富却身无分文的年轻诗人，她还能怎样选择？不过这一切未让裴多菲停止称颂爱情或厌恶爱情，反而激起了他对爱情的追求。他爱得很多，也可以说，他爱得很少。爱情之于裴多菲，就如同匈牙利普斯多平原、蒂萨河和喀尔巴阡山之于他具有巨大的启示，就像穿过它就能够发现诗歌新大陆的海洋一样对他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他所遇见的几乎所有可爱、有趣的女性，不管是无法无天的吉普赛姑娘、女戏子、布尔乔亚母兽、贵夫人、农家姑娘还是客店女仆，裴多菲全爱着她们，或者想象着他的所爱。这并不是因为裴多菲的极其年轻——他死时才26岁——而是缘于他诗歌创作的激情。就像自然生命中充满了森林和河流，前面提到的各种类型女性中的每一位都为裴多菲创造诗歌生命提供某种机会。在一定意义上，裴多菲“无边自然中的野花”（A Korláttalan természet-vadviraga vagyok én）诗句恰恰说中了他自身的处境。
在这段论述中，籁息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即现实生活中很少有女性给予裴多菲爱情，不过这恰恰是他在诗歌作品中深情吟咏爱情的动力。但是籁息认为，由于女人与自然更加接近，她们比男人更加现实，更加不会为诗歌心动，也就不会爱上在精神王国里极端富有而在现实世界中一贫如洗的诗人。籁息这一看法带着男性的偏见，他对女性世俗性的认定是相当不公正的。事实上，不为诗歌心动，不喜欢穷诗人的男性并不比这类女性少见。鲁迅、周作人比较忠实地译出了籁息这段论述诗歌与爱情关系的文字；不过，在翻译裴多菲所遇见的各类女性时，未能充分把原著用词的丰富性、精确性呈现出来，他们用“流妓女”来翻译“无法无天的吉普赛姑娘”，忽视了匈牙利生活着大量吉普赛人的史实，遮蔽了“吉普赛”这个语词包含的浪漫风情。周氏兄弟采用非常平淡的“常人”来翻译充满戏谑意味的“布尔乔亚母兽”，掩盖了语词的阶级色彩，也丢弃了它的民间趣味。
在译作《裴彖飞诗论》第二段的后半部分，鲁迅、周作人动用古代汉语的音韵、色彩之美，翻译裴多菲笔下的匈牙利自然美景：
若据诗人之意言之，则曰：与匈加力之普斯多，又大相似耳。裴彖飞行迹遍全国，其后有诗，以中央与南匈荒野为至美。普斯多之在匈加利者数凡三千，而兑勃烈生左近之霍耳德巴吉最有名，时见之裴彖飞吟咏。诸普斯多为状，各各殊异，多或满以麦田烟圃，及荏粟之林，多或为池沼平芜下隰，且时或茂密，时或荒寒，时或苍凉，时或艳美，大似匈加利人狂歌之性，而尤近裴彖飞。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这段古奥的文字，笔者用现代汉语把它翻译如下：
然而裴多菲认为，他本人的个性与广阔无垠的普斯多草原、匈牙利平原最为相似。裴多菲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而后他给世人留下了伟大的诗篇，在那些诗篇里，他用审美的手掌轻抚着匈牙利中部和南部的广阔草原。匈牙利连绵不断的普斯多草原有3000多个，其中靠近兑勃烈生（德布勒森）的霍耳德巴吉草原最为著名，它成为裴多菲许多优美诗篇歌咏的对象。普斯多草原外部形态千差万别，有的是广种着小麦、烟草和玉米的田地，有的是分布着沼泽、池塘的湿地，有的是废弃的耕地，有的则是密布小石头的荒地。普斯多草原富饶与贫瘠的差异，自然的喧响与荒地的沉郁之对照，与匈牙利民族整体的狂想型脾性非常地相似，更与裴多菲的性情十分接近。
这段文字揭示了裴多菲诗歌创作与匈牙利大自然的密切关系，再现了裴多菲诗篇中普斯多草原绚丽多彩的美妙风光，让读者在裴多菲的诗歌对优美自然书写中，获得充足的审美愉悦。
周氏兄弟所译《裴彖飞诗论》第三段文字比较精短，它首先论述了裴多菲诗歌的特征：
裴彖飞虽以抒情诗人名世，而其诗纯属客观，凡杰作多可述以散文。或迻之他国言文，不损美致。盖诗趣满中，永久无间。所以为美，非仅赖其声调言辞者也。……裴彖飞诗率甚短，仅以数句述境地而诗化之。言外余韵，何感于心，则一任诸读者。……而读者心弦应响，乃迥出言辞之外。客观之诗，此之谓矣。
第三段诗论道出了裴多菲抒情诗所具有的客观性特征，并认定裴多菲作品的诗趣充盈而持久，指出这种诗趣不是来自文字的声调言辞，而是来自诗境的创造和对言外之韵的捕捉。文章还指出了裴多菲诗歌易于翻译成异国语言的“可译性”特征（与诗歌不可译的观点形成对话），并认为裴多菲的诗歌可以用散文来转述。诗歌与散文通常被视作两种差异巨大的文体，裴多菲诗歌便于用散文文体转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的作品“可译性”充足的体现。说到裴多菲诗作的诗趣时，周氏兄弟此处译文有较大的自由发挥，籁息的英语原作说裴氏作品之诗趣“不是来自文字的音乐性和画面感，不是来自于明喻的惊人效果”。此处译文显示了周氏兄弟《裴彖飞诗论》翻译的基本特点，即整体上采取了直译的翻译方法，但在局部上它又有意译、编译的笔法。
《裴彖飞诗论》第三段最后几行文字，对裴多菲《失马》《逆旅主妇爱盗》《刺摩陀尔士夫》等诗作做了简析，然后对裴多菲文献创作的幽默天赋做了阐发：
当彼童年，已多悲感，而出语乃谐妙无方，此洵可惊异者已。况复谐而不失于雅，温润而欢愉，与英人呵德所谓哀弦无悦响者正反。盖裴彖飞诸作，妙怡人情，而讥刺深刻，又不如裴伦赫纳之厉。试读名什《刺摩陀尔士夫》（A Magyar Nemes）一诗，当见大刀阔斧，直与奋斗，更无针缝之刺，亦不作山都之野笑也。（周氏兄弟的译文至此中断——引注）
为便于读者理解，根据籁息英语原文，笔者把《裴彖飞诗论》相关文字用白话翻译如下：
考虑到裴多菲的相当年轻和他所经受痛苦的极为深重，他却能够在诗篇里写出精美而纯粹的幽默，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这种幽默乃来自诗人心智的成熟，充满着圆润的温情与欢乐。诗人胡德曾经咏叹说“忧郁的琴弦上奏不出欢乐的调子”，裴多菲诗作与胡德诗作命意相反，这里有欢快的幽默，极致的玩乐和朗朗的笑声。裴多菲的诗作也不如海涅和拜伦作品那样诙谐而锐利。在裴多菲的那首著名的诗篇《讽马扎尔贵族》里，诗人只是挺起他手中得心应手的利剑不断进击，诗中并无针刺般的疼痛感，也无好色之徒的狂笑。
对比英语原著，周氏兄弟基本译出了这段论文的风采，尤其是用“哀弦无悦响”来翻译胡德的诗句“忧郁的琴弦上奏不出欢乐的调子”，显得用语经济而韵味更足。周氏兄弟用“谐妙”来翻译英语humour，能够道出humour的意蕴，成为林语堂二三十年后用“幽默”来翻译humour的先声。在翻译裴多菲诗歌篇名时，周氏兄弟采用了古汉语色彩很浓的文字。《失马》（“The Stolen Horse”）更平实的译名应是《失窃的马》；《逆旅主妇爱盗》（“The Wife of the Inn-Keeper Loved the Vagabond”）用“逆旅”这个诗意的古汉语词语翻译旅馆；在《刺摩陀尔士夫》（“A Magyar Nemes”）中，译者采用的是同音词“刺摩陀尔”翻译Magyar，而“士夫”（士大夫）是中国传统文化十足的语词，它被用来翻译匈牙利的贵族。对上述译名的采用，显示了周氏兄弟直译文本中的某种用中国古典传统归化异国文学的翻译倾向。
综上分析，鲁迅、周作人翻译的《裴彖飞诗论》，为人们描绘了匈牙利的文化风习和普斯多草原的自然景观，阐述了诗人裴多菲诗歌创作的非凡创造力和丰富的意趣，论证了裴多菲在匈牙利文学史上的重大价值和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因此，周氏兄弟的《裴彖飞诗论》很好地实现了译者的基本期待和译介目的。
四 《域外小说集》思想主旨、翻译情况及文本分析
鲁迅、周作人兄弟1909年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具有鲜明的“弱小民族文学”属性，在清末中国社会，这部译文集的出现不仅是文学翻译事业的一个突破，而且也显示了周氏兄弟这对中国青年精英的超越当时国际关系流俗观念的卓绝见识。在世界近代史上，有一批弱小国家饱受列强侵略直至亡国，对于这些国家的悲惨命运，鲁迅和其他少数具有正义感的中国青年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与此相反，清末不少中国人对这些弱国的不幸予以嘲笑，对那些耀武扬威的列强反而心存敬意——这是国际关系中典型的嫌贫爱富、崇强贬弱的势利态度。清末封疆大吏、士大夫的翘楚张之洞曾作《军歌》，其歌词有“请看印度国土并非小，为奴为马不得脱笼牢”的冷酷文字。同为张之洞作的《学堂歌》也有“波兰灭，印度亡，犹太移民散四方”的不良表述。
鲁迅在1907年创作的《摩罗诗力说》中对这些歌曲进行了征引：“今试履中国之大衢，当有见军人蹀躞而过市者，张口作军歌，痛斥印度波阑之奴性；有漫为国歌者亦然。”后来，鲁迅在1918年的《随感录》里写道，每当他听到有中国军人唱“印度波兰马牛奴隶性”，“便觉得脸上和耳轮同时发热，背上渗出了许多汗”。鲁迅对弱小国家具有某种亲近感，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最愿听世上爱国者的声音，以及探究他们国里的情状”，“波兰印度，文籍较多；中国人说起他的也最多；我也留心最早，却很替他们抱着希望”。
鲁迅在写于1908年的《破恶声论》结尾部分指出，在近代世界上杀戮成性的欧洲列强征服了波兰、印度等国家，他认为“波兰印度，乃华土同病之邦矣”！作为同样饱受列强欺压的中国人，对它们本应采取感同身受的立场：“使二国而危者，吾当为之抑郁，二国而陨，吾当为之号咷，无祸则上祷于天，俾与吾华土同其无极。”但是，中国近代有这么一批“志士”，他们不仅不同情波兰、印度，而且嘲笑这些饱受欺压的弱小国家是“自取其殃而加之谤”，鲁迅认为这些“志士”因为“久匍伏于强暴者之足下，则旧性失，同情漓，灵台之中，满以势利，因迷谬亡识而为此与”，他们“颂美侵略，暴俄强德，向往之如慕乐园，至受厄无告如印度波兰之民，则以冰寒之言嘲其陨落”。他们艳羡、赞美那些挥霍暴力侵略别国的列强；对于那些深受欺凌的弱小国家的悲苦，却无动于衷甚至冷酷地加以讥嘲。在揭示这些中国“志士”崇拜强权、欺软怕硬的势利性的过程中，青年鲁迅本人超拔的见识和卓特的个性得以彰显。
《域外小说集》由鲁迅与周作人合译，收录欧美12位小说家的16篇作品，署“会稽周氏兄弟纂译”，由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制，分上下册出版，为32开的毛边书。上册于1909年3月出版，发行人署“周树人”，印刷者署“长谷川辰二郎”，总寄售处为“上海英租界后马路乾记弄广昌绸缎庄”，该册译文集共印制了1000本，毛边，收录小说7篇，其中安特来夫的《谩》《默》，署“树人译”，由鲁迅从德语译本转译。下册于1909年7月出版，印500本，收录小说9篇，其中迦尔洵的《四日》署“树人译”，系鲁迅借助德语译本转译。
《域外小说集》的封面由鲁迅自己亲自设计，它的整体是青灰色，上端有古希腊文艺女神缪斯迎着初升太阳的画面，异国情调扑面而来；紧接这画面的是由书法家陈师曾用篆字题写的书名，传统中国的古典气息跃然纸上。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在16篇翻译小说前有鲁迅写的“序言”和“略例”，后面附有译者的《杂识》。1910～1917年，周作人又翻译了21篇欧美小说，周氏兄弟把这些新译作与原已出版的16篇旧译作合在一起，于1921年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了《域外小说集》的增订版，署“周作人译”，增订版的“序”写于1920年3月，用周作人的口吻来写，实际上它出自鲁迅之手。
为什么《域外小说集》1909年会在东京神田印刷所出版，而又放在上海的一家绸缎庄寄售？这其中隐含了近代翻译文学出版的艰难与辛酸，也寄托了一段因友谊带来出版资金的文坛佳话。据周作人回忆，当时同在日本留学的绍兴同乡许寿裳正负责《支那经济全书》的出版工作，许氏给挚友鲁迅找到了一份赚外快的校对工作，鲁迅因此认识了东京的这家出版社，“承印《支那经济全书》的是神田印刷所，那里派来接洽的人很是得要领，与鲁迅颇说得来，所以后来印《域外小说集》，也是叫那印刷所来承办的”。那时是1908年冬，鲁迅的老友蒋抑卮正好来东京治耳病，这位开绸缎庄并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股东的儒商听说了周氏兄弟译介、出版外国文学的计划后，便给他们垫付了200元当作《域外小说集》的出版经费，并把自己在上海的绸缎庄当作寄售处。
《域外小说集》16篇小说中的13篇由周作人翻译，直接由鲁迅翻译的是三篇，但是这部书是周氏兄弟精诚合作才得以完成的精神产品。鲁迅虽然译得不多，但是从制订规划到翻译、修改作品，从设计封面到出版发行，这部书的每一个环节都凝聚了他的心血。周作人后来回忆说，鲁迅除了翻译、编辑自己的文章外，“更多是编别人的稿件，抄写，整编，规定行款格式，找寻和描画封面图案，预备付印”，“最好的例子是《域外小说集》，字形和行款，纸张，从旧德文的文艺杂志上借来的图案，许寿裳写的篆字题目，都很经过一番经营”。
鲁迅所译《域外小说集》里的三篇小说表达的基本主题是人世间真诚与挚爱的缺乏，以及它们的缺乏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他所译安特来夫（Leonid Andreyev，1871-1919）小说《谩》的主人公陷入了心理的偏执中，他总觉得周遭的人都在欺骗自己，他最不放心的是女友，尽管女友反复强调“吾爱君，汝宜信我”，并拥吻他，他仍然觉得女友不可信。他意识到“谩蜿蜒夺手出，进咬吾心，以此咬之毒，而吾首遂眩”。他终于杀死了女友而进了监狱，他长跪而恳求显身于幽暗监狱中的天魔“语我诚”，但发现“诚不在此，诚无所在也”，他最终绝望地意识到“顾谩乃永存，谩实不死”。对真诚的求索，使得主人公陷入疯狂而杀人。
鲁迅所译安特来夫的《默》竭力渲染笼罩着牧师一家的沉默状态。牧师伊革那支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神职人员，他待人“少矜恕”且贪婪，他“为牧师酷，为父凶”，小说主要写伊革那支作为“凶父”的冷酷一面。伊革那支与女儿威罗陷入了冷战中，妻子虽竭力弥合父女的感情裂痕也无济于事，女儿以沉默来面对父母。七天后，威罗卧轨自杀，伊革那支竟然若无其事地在教堂主持了女儿的葬礼，妻子在巨大的打击之下卧床不起，任凭伊革那支劝慰，妻子就是沉默以对。七天过去了，妻子仍然默然无语，伊革那支走进女儿的房间，躺在女儿的床上，呼喊着已死的威罗的名字，屋里只有一片死寂。某一日，伊革那支来到女儿的墓地，期待与女儿交流，期待女儿复活，他不断召唤着“威罗吾女”，但笼罩着墓地的是无边无际的死寂，这位“凶父”终于深陷于丧女的悲痛中。
安特来夫的小说《默》描写一个家庭因缺乏爱而走向崩溃，并反复渲染这个无爱家庭的如死水般的沉寂；而《谩》则表达了缺乏“诚”的人们陷入“谩”（撒谎）之精神沼泽的无尽痛苦。鲁迅在弘文学院读书时，曾经与挚友许寿裳讨论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鲁迅所译的《谩》与《默》表达了遥远的异国人们缺失“诚”与“爱”的生活悲剧，与青年鲁迅当时对国民性的思考在精神上形成了对话关系。
鲁迅翻译的迦尔洵（Vsevolod Garshin，1855-1888）小说《四日》则从战争的角度表现人们因缺乏互爱而走向战争，以及在残酷的战争中爱的觉醒。小说主人公伊凡诺夫是俄国志愿兵，他来到保加利亚参加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而身负重伤，在昏迷、清醒、再昏迷、濒临死亡中挣扎了四天后最终获救。作品主要描写伊凡诺夫半昏半醒状态下的战争记忆和心理意识：他想起自己开枪击中土耳其士兵并用刺刀捅死对方的惨烈场面，他想到自己杀死的人应该也有老母亲，想到那老母每当夕阳西下走出茅屋翘首等待儿子归来的画面，他开始质疑自己参加战争的意义。伊凡诺夫也想象自己死后，国内的报纸用“吾军损失极鲜，伤者若干”这样轻描淡写的文字来描述残酷的战争，想象自己阵亡后被当作死狗一样处理的待遇，他开始批判自己和其他士兵为了爱国和当英雄而踊跃参战的愚昧行为。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小说借助伊凡诺夫的眼睛描述了那具土耳其士兵尸体腐烂后的丑恶：
毛发渐脱，其肤本黎黑，今则由苍而转黄，面目臃肿，至耳后肤革皆列，蛆蠕蠕行罅隙中，足缄行滕，胫肉浮起成巨泡，见于两端钩结之处，全体彭亨若山丘。更历一日，乃将如何耶？
伊凡诺夫想象着这具尸体将被蛆虫慢慢吃尽肉体而仅剩一副枯骨的惨状，他忽然想到自己死后也将堕入同样的腐烂、发臭、被虫蛆吃尽的命运中，小说对战争罪恶的书写真是入木三分。鲁迅曾经说自己“从安特来夫（L.Andreev）的作品里遇到了恐怖”的阅读体验，对阵亡者腐臭尸体的描绘，应该是这种恐怖阅读体验的主要内容吧。迦尔洵这篇小说把战争的恐怖和丑陋展露无遗，这就从反方向召唤了人类需要互爱、世界应该摒弃仇恨的人道主义精神。
鲁迅对俄国文学有着特殊的情怀，他在回顾清末自己那一代青年接触、接受外国文学的状况时写道，起初他们从梁启超编的刊物看到法国凡尔纳的小说，从林纾翻译小说看英国哈葛德的作品；后来他们“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他们从俄国文学里“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
从阅读善于表现俄国弱小者和被压迫者的文学出发，鲁迅等青年进而喜欢上了欧洲和世界上其他弱小民族的文学，他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16篇作品中就有13篇是来自弱小民族的作品。
除了关切“弱小民族文学”这个动因外，鲁迅、周作人译介《域外小说集》的另外一个动因是试图摆脱清末林纾外国小说译介模式对自身的影响，为自己的翻译寻求创新机遇，更为中国近代翻译开辟新的道路。鲁迅为《域外小说集》初版写的“序言”、“略例”和“广告词”，以及他为该书的1921年群益书社版写的序，是理解周氏兄弟尤其是鲁迅在翻译《域外小说集》基本追求的重要文献。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言》里充满自信地向世人声称：“《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暮之感矣。”
在《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不久，鲁迅曾经为它在媒体上写过这样的“广告词”：
是集所录，率皆近世名家短篇。结构缜密，情思幽眇，各国竞先迻译，斐然为文学之新宗，我国独阙如焉。因慎为译述，抽意以期于信，绎辞以求其达。先成第一册，凡波阑一篇，英一篇，俄五篇。新纪文潮，灌注中夏，此其滥觞矣。
这篇文字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研究者发掘出来，它对于理解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的翻译选材、宗旨、方法和翻译文体等都相当重要，可以与早已广为人知的《域外小说集》初版“序言”、群益书社版的序以及“略例”参照对读。
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言》里交代了翻译该书的选材“特收录至审慎”，也就是说，他们是带着近似于译经的态度来择取翻译材料的，这是总的选材原则。鲁迅在为该书写的“广告词”中明确了翻译选材的范围是“近世小品”，即近代外国短篇小说名家的名篇，突出了“近代”时间概念。鲁迅在“广告词”中具体给出了名篇应该具备的条件是“结构缜密，情思幽眇”。“略例”对《域外小说集》选材的时间和空间的界定更为详尽：“集中所录，以近世小品为多，后当渐及十九世纪以前名作。又以近世文潮，北欧最盛，故采译自有偏至。惟累卷既多，则以次及南欧暨泰东诸邦，使符域外一言之实。”鲁迅在这里对所译翻译小说集的“域外”空间概念予以严密的界定：已出的两册译文集选择翻译北欧文学，以后各册将转向南欧文学再逐步扩展到东亚（泰东）文学。
在《域外小说集》初版“序言”中，鲁迅道出了译介该书的宗旨是：“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惟，实寓于此。”把自己所译的书比作“大涛之微沤”，态度的确十分谦逊。但是青年鲁迅宣告他们译介此书是为了帮助卓越特别的人士超越世俗局限，真正理解外国文学的心声和神思，在此基础上培养中国文学家的天才思维能力。他极为自信地宣称：“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暮之感矣。”他的意思是自《域外小说集》译介到中国开始，一种全新的文学之花就要在中国大地上开放，中国文学就要走出“迟暮”时代而走进一个崭新的时代。周作人后来评价这篇“序言”时说：“短短的一篇序言，可是气象多么的阔大，而且也看出自负来，这是一篇极其谦虚也实在高傲的文字了。”鲁迅给《域外小说集》初版作的“广告词”同样也是自信满满，他认为，有了《域外小说集》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新纪文潮，灌注中夏，此其滥觞矣”。借用鲁迅为群益书社版《域外小说集》“序”里的话说，周氏兄弟翻译该书的宗旨是“转移性情”和“改造社会”。这的确是非常宏大的翻译理想，周氏兄弟也的确脚踏实地去施行了，当然，由于时代、社会诸方面条件的限制，他们的理想实现起来注定困难重重。
关于《域外小说集》的翻译方法，鲁迅初版“序言”提纲挈领地用了“迻译亦期弗失文情”来总括，即在翻译中采取直译的方法，以再现原著的风貌。在“略例”中，鲁迅对译介过程中采用的直译方式进行了仔细的界说，他说在翻译文学作品时“任情删易，即为不诚”；这表明，他已经告别了随意删改、不尊重原著的林纾翻译模式，与自己前几年的“归化翻译”（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模式告别。鲁迅进一步解释他的翻译思想，说“故宁拂戾时人，迻徙具足耳”。拂戾即拂逆、违背，迻徙即转移、翻译。这句话的意思是，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忠于原著，不看读者脸色行事，能够忠实地把原著含义翻译出来就足够了。鲁迅的这一翻译立场与德国19世纪思想家施莱尔马赫（1768～1834）的观点不谋而合，施氏1813年曾经在柏林演讲《关于翻译的方法》中划分出两种翻译立场：“一种是尽可能少地去打扰作者，而是让读者去迁就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少地去打扰读者，而是让作者去迁就读者。”施莱尔马赫本人选择了第一种翻译立场，即让读者适应作者。鲁迅留日前期的多数译著都相当迁就读者的阅读习惯，因此采取随意增删原著、牺牲原著的归化翻译策略。从《域外小说集》开始，鲁迅转向，步入忠于原著而采取直译方法，为读者提供具有异国风味作品的“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阶段。
鲁迅还在“略例”中交代了他们在《域外小说集》翻译过程中采用的具体直译方法。首先是人名和地名的音译方法，鲁迅说他们对“人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节”，因为“音译本以代殊域之言，留其同响”。其次是新式标点符号的采用，即直接把标点符号从原著移用过来。最后是采用在译文中加注释的方式来解释原著某些词语的含义，即“文中典故，间以括弧注其下”。
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的直译方法颇受曾经一道在日本留学的许寿裳的称赞，他说：“鲁迅所译安特来夫的《默》和《谩》，迦尔洵的《四日》，我曾将德文译本对照读过，觉得字字忠实，丝毫不苟，无任意增删之弊，实为译界开辟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不过，在承认《域外小说集》的确充分采用了直译方法和异化翻译策略的同时，也要看到这部小说集仍然留有某种程度的归化翻译、意译方法，这在鲁迅所译的《默》中最为明显。这篇小说主人公伊革那支是东正教牧师，鲁迅却用“伽蓝”“寺”等佛教词语来翻译伊革那支的工作场所——教堂；鲁迅还用“胡床”来翻译牧师伊革那支家里的床，这类似于用“西服”来翻译欧美人穿的正装，相当于中国人到了国外仍然称呼那里的居民为“老外”一样，采取的都是站在中国人立场上来命名外国名物和人物的归化文化立场。
鲁迅在为《域外小说集》初版写的“广告词”里说，他们翻译这些外国文学作品时，“抽意以期于信，绎辞以求其达”。众所周知，信、达、雅是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在清末的译坛被奉为圭臬。鲁迅曾经把严复的这一翻译标准奉为金科玉律，他早期的一些译著曾努力追求严复的翻译标准，但是到他和周作人翻译《域外小说集》时，除了继续把对原著的“信”当作翻译的目标外，他们已经扬弃了严复的达、雅翻译标准。可是在《域外小说集》出版的1909年，中国译界的主流审美风尚仍然是达、雅，当时读者仍然喜欢读达、雅的译作，为了替自己的译著争取更多的读者，鲁迅只好举起译界“大佬”严复制定的翻译标准大旗。事实上，《域外小说集》一方面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力图忠实地翻译欧洲文学作品，这是对“信”的坚持；另一方面，它已经告别了严复、林纾翻译达、雅的风格追求，而把古奥、朴讷当作自己在文体、语体上的追求。
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用“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这样的文字来形容这部译文集的翻译风格。“不足方”中的“方”，意思是比方、比较，看上去鲁迅很谦虚，说他们翻译的《域外小说集》还没有资格与“近世名人译本”作比较，但其实他这话包含了自己再也不愿意与“近世名人译本”相提并论的独立不依的立场。所谓的“近世名人译本”首先是指林译小说，当然也应该包括严复、梁启超、陈景韩（字冷血）等清末著名译家的译本。鲁迅1932年跟他的日本弟子增田涉谈起翻译《域外小说集》的情况时说道，“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周氏兄弟曾经非常迷恋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但后来他们逐渐发现林译小说存在着不少错译、乱译问题，于是准备告别林纾式的大量删改原著的译法。
清末翻译界人士曾经普遍持有救国启蒙的理想，在梁启超的倡导下，政治小说和科学小说的翻译蔚然成风，鲁迅本人开始从事翻译时也深受梁启超、严复、林纾等的影响，采用归化翻译的策略意译了《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等科学小说的部分内容；但随着文化文学观念的改变和翻译主体性的形成，鲁迅逐渐对清末主流的归化翻译模式产生了不满，并决心开辟新的翻译道路。与此同时，清末翻译日益走向投合读者消遣性需求的道路，言情、侦探类的通俗小说译本成为图书市场上最受欢迎的类别。当时有位叫天僇生的人在批评这种译界倾向时写道：“近世翻译欧、美之书甚行，然著书与市稿者，大抵实行拜金主义，苟焉为之。”周氏兄弟决心通过大力翻译纯文学来纠正这种庸俗风气，并引领中国文学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在《域外小说集》翻译过程中，周氏兄弟决心以文体“朴讷”的翻译风格，与清末主流翻译语体风格决裂，从而为中国翻译文学甚至文学创作开辟新路。学者李寄对《域外小说集》的“朴讷”风格有过比较到位的阐释，他认为朴，即质朴；讷，即讷涩。李寄认为，清末翻译的主流风格是林纾、严复的“雅洁”和梁启超（应该也包括陈冷血）的“激越清丽”，周氏兄弟标举的“朴讷”译风承续了老庄主“朴”的哲学，以及支谦、玄奘的“质”派佛经翻译传统。李寄认为，《域外小说集》标举和实践“朴讷”风格，一方面是与晚清翻译的主流风格“雅洁”和“激越流丽”对举；另一方面，“标举‘朴讷’的风格也是对鲁迅本人留日前期翻译风格的反拨”，“留日前期，鲁迅科技文本的翻译风格是‘雅洁’，而文学文本的主导风格是‘激越’”，“鲁迅在颠覆‘名人’风格的同时，也在颠覆自己先前的风格”。诚然，青年鲁迅一直在寻找着新的译介道路。
1908年，鲁迅等人前往民报社听章太炎讲解《说文解字》，开始受到章氏复古语言观的影响，他说自己翻译和创作在这“以后又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古了起来”。章太炎对严复翻译风格的批评，也促使鲁迅摆脱严复对自己翻译的影响。章太炎曾经批评严复只学到桐城派的皮毛而缺乏深厚的国学功底，认为他的一些译作“载飞载鸣，情状可见”。在拜师章太炎之前，鲁迅就已翻译了《哀尘》、《造人术》和《红星佚史》诗歌16首等作品，译词相当古朴；成为章氏门生之后，鲁迅译文复古的趋势进一步加剧。
鲁迅去世后，蔡元培和钱玄同都在纪念文章里谈到鲁迅早年翻译作品的古奥风格。蔡元培认为，周氏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琴南所译的，还要古奥，止要看书名‘域外’写作‘或外’就可知先生那时候对于小学的热心了”。钱玄同则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回忆说，鲁迅在与他们一道听章太炎讲课时，正与周作人共同翻译《域外小说集》，他们当时已经具备相当实力，“然犹不自满足，欲从先师了解故训，以期用字妥帖”，“所译《域外小说集》不仅文笔雅驯，且多古言古字，与林纾所译之小说绝异”。可见，认为《域外小说集》译文古奥，在1930年代已是知识界的共识。
鲁迅所译《谩》堪称他所有译本中最质朴而古奥的作品了，该小说最后一节的译文典型地体现了《域外小说集》“朴讷”风格：
彼人之判分诚谩也，幽暗而怖人，然吾亦将从之，得诸天魔坐前，长跪哀之曰：“幸语我诚也！”
磋夫，惟是亦谩，其地独幽暗耳。劫波与无穷之空虚，欠申于斯，而诚不在此，诚无所在也。顾谩乃永存，谩实不死。大气阿屯，无不含谩。当吾一吸，则鸣而疾入，斯裂吾匈。嗟乎，特人耳，而欲求诚，抑何愚矣！伤哉！
援我！咄，援我来！
鲁迅在翻译时通常会避开那些太常用的文字，实在避不开，他就用这些“流俗”文字的古字来代替，此节译文中的“欠申”取代了“欠伸”，“斯裂吾匈”，用“斯”和“匈”代替“撕”和“胸”，这些“古怪文字”的使用，立即使得本节译文的文意难懂起来。频繁使用上古语气词也是这段译文的特点，它使用的语气词有：也、嗟夫、耳、嗟乎、矣、哉、咄。其中“也”字用了三次，“耳”字用了两次。这些上古语气词的密集使用，给译文带来了古风古韵。
鲁迅在创作和译作中常常用“然而”“但”“可是”等转折连词来表达复杂曲折的多重含义。鲁迅在上述这节译文里总共用了四次“而”，让译文的语感和文意的表达更加千回百转。这一节译文中的“大气阿屯”对于现在的读者来说已是难解的词语，其中的“阿屯”是近代用来翻译英语“原子”（atom）一词的音译词。鲁迅早期著译喜欢用“之”字，这些“之”形成了“之字词组”。上述这节译文鲁迅共用了四个“之字词组”，其中“彼人之判分”为主谓词组，“从之”和“哀之”为动宾词组，“无穷之空虚”为偏正词组。鲁迅这种在常规的词组中插入或后置“之”字，都增加了词组的音节，延缓了译文行进的节奏，为译文增添了古奥的色彩。
鲁迅本人也明白这种译文阅读起来会让人感到有些吃力，他在群益书社版《域外小说集序》中说，“我看这书的译文，不但句子生硬，‘诘誳聱牙’，而且也有极不行的地方”。
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在翻译语体上的另外一个显著风格是欧化语法的使用，具体体现在欧化词法和句法的使用上。《域外小说集》欧化词法主要表现在人名、地名翻译上采取了音译方法，鲁迅在该译文集的“略例”中对此阐释道：“人地名悉如原音，不加省节者，缘音译本以代殊域之言，留其同响；任情删易，即为不诚。故宁拂戾时人，迻徙具足耳。地名无他奥谊。人名则德，法，意，英，美诸国，大氐二言，首名次氏。俄三言，首本名，次父名加子谊，次氏。二人相呼，多举上二名，曰某之子某，而不举其氏。”鲁迅认为音译的好处是“留其同响”，“以代殊域之言”，因此他反对对外国人名、地名加以“省节”和“任情删减”，如果这样做了就是不“诚”（信）的翻译；他还建议读者不要到音译的外国地名中去寻找什么“奥谊”（深意）；随后他仔细讲解了欧美各国人名姓氏的排列规范。
鲁迅在所译迦尔洵小说《四日》中，使用了“君士但丁堡”“突厥”“勃尔格利亚”等音译地名，前二者现在还是通用译语，“勃尔格利亚”现在则通译“保加利亚”，但两个译名的语音基本一样，只是用字不同了。鲁迅把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译为“伊凡诺夫”，与现在通译的“伊万诺夫”相当接近，而把他未婚妻译为“玛萨”，与现在通译的“玛莎”几乎一致。李寄认为，《域外小说集》这种“原汁原味的欧化地名必然把读者的思绪置于域外的时空境地”，而“‘洋气十足’的人名提醒着读者，故事的主角不是劫法场、百姓官兵不分青红皂白兜头砍去、以杀人如麻为勇为荣的‘黑旋风’李逵’”，“固有名词原汁原味的输入背后是译者异化文化策略的采纳”。
《域外小说集》欧化语法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句法上，即西式标点和文中注的采用，这是中国知识界最早采用西式标点符号的实践著作之一，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在“略例”中鲁迅讲解了西式标点的使用规范：“！表大声，？表问难，近已习见，不俟诠释。此他有虚线以表语不尽，或语中辍。有直线以表略停顿，或在句之上下，则为用同于括弧。如‘名门之儿僮——年十四五耳——亦至’者，犹云名门之儿僮亦至；而儿僮之年，乃十四五也。文中典故，间以括弧注其下。”
鲁迅在《默》中写牧师走进已死女儿的卧室的心境，采用了大量的西式标点，这些标点的运用，把牧师伊革那支丧女的愤怒和痛苦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伊革那支声渐低，曰：“吾自愧，——行途中自愧，——立祭坛前自愧，——面明神自愧，——有女贱且忍！虽人泉下，犹将追而诅之！”
伊革那支始昂其首，随作微语，声至雄浑，更函不知之爱，如对所生，曰：“威罗吾女！威罗，——汝知否此谊云何？吾女吾女！吾血吾生！……汝老父，颢首骀背……”
第一段短短的二三十字，总共用了四个破折号。按照正常表达，应该是伊革那支因为自己的女儿自杀而感到羞耻——“吾自愧有女贱且忍”，但是在这个短句中用四个破折号插入了三个补充成分，用以描述伊革那支在路上、在教堂祭坛和在上帝面前三个具体场合因女儿自杀所蒙受到的羞耻，因此他愤怒地责骂女儿卑贱且残忍，他要追到九泉之下去诅咒她。这四个破折号引出的三个补充成分，就像被大坝阻挡的流水一样蕴蓄着破堤而出的巨大能量，把伊革那支的羞辱和愤恨表达得相当到位。
第二段文字写伊革那支开始思念已死的女儿威罗，并对女儿的死充满哀伤。这段文字很绵密地用了三个叹号、一个问号、一个破折号、两个省略号，把一个曾经相当冷酷、自私的父亲对死去女儿的疼爱、想念，以及自己作为皓首驼背老父痛悼年轻女儿的悲惨之百感交集的复杂心态充分地彰显出来了。
从语源的角度说，欧化和古奥是处于两个端点的翻译语体风格，周氏兄弟竟然让欧化与朴讷的翻译风格冲突而又统一在《域外小说集》里，这的确使得该翻译小说集在清末译界显得非常另类。也正是这种古奥难懂加上欧化异样的译风，限制了清末读者对这部作品的接受和阅读。因此，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初版“广告词”中的“新纪文潮，灌注中夏，此其滥觞矣”的乐观预想其实是难以实现的。事实上，《域外小说集》初版的销售失败了。
在群益书社版《域外小说集序》里，鲁迅介绍了他和周作人最初宏大的外国文学译介计划：“当初的计画，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但是周氏兄弟的宏大译介理想被市场上传回来的《域外小说集》的读者购买信息击碎了：“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帐。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在这次失利的十一年后，鲁迅总结了他和周作人的译著遭遇滑铁卢的两大原因。第一原因是《域外小说集》的短篇形式与中国读者普遍只喜欢读长篇章回小说的阅读习惯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鲁迅说：“《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对于千百年来习惯于阅读有头有尾的故事，动辄有一二百回的章回小说的中国读者来说，《域外小说集》译介的欧美小说对社会生活采取横截面的表现方式，让他们很不适应，也相当不能接受。许寿裳也认为，《域外小说集》销路不好的原因是“那时的读者，对于这样的短篇新品，还缺乏欣赏的能力和习惯”。如果想比许寿裳说得严谨一些的话，那就应该是当时的中国读者不能接受《域外小说集》中故事性不强，主要写人物的内心情感的短篇小说。有学者曾指出，《域外小说集》初版16篇小说中，故事性的小说有《四日》《一文钱》《乐人扬珂》《不辰》4篇，其他12篇或者淡化情节，或者没有故事情节；总之，《域外小说集》中的小说“多侧重于渲染气氛、书写情绪、表现哲理，不注重叙述故事，编制曲折复杂的情节，所以尽管它们的审美价值较高，但娱乐性却不及侦探小说”，“在一般读者中间，自然不如后者受欢迎”。
鲁迅在总结《域外小说集》失利的第二个原因时指出，《域外小说集》里的小说“所描写的事物，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至于迦尔洵作中的人物，恐怕几于极无，所以更不容易理会。同是人类，本来决不至于不能互相了解；但时代国土习惯成见，都能够遮蔽人的心思，所以往往不能镜一般明，照见别人的心了。”更确切地说，清末的中国读者对于《域外小说集》作品所反映的北欧、东欧的社会生活没有了解的兴致，这些国家大多为弱小国家。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读者对于欧美列强国家小说的兴趣要大一些。有学者对1900～1909年译成汉语的各国小说做了统计，英、法、日、美、俄五国的小说分别有227、75、61、57、10种，占据了那十年汉译小说的绝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小说数量非常少。
几十年来，学术界已有诸多文章探讨周氏兄弟所译《域外小说集》市场失利之因。香港翻译研究专家王宏志论述了《域外小说集》销售未能获得成功的两个因素：第一，译者周氏兄弟在当时还只是无名之辈，他们所选译的欧美作家同样没多大名气；第二，周氏兄弟采用的直译方法与林纾等著名译家奉行的意译风尚相左。杨联芬认为，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所崇尚的人道主义、心灵的表现和诗化叙事，在当时都是超越性的，那个时代消受不了它”，因此，《域外小说集》受到清末读者冷落，乃在于“审美与道德欲求上的超前”，当时“一般士大夫，无论是怀着‘读小说’，还是怀着‘听道理’的审美期待的，都不会在《域外小说集》中得到满足，相反是失落”。廖七一则从翻译规范理论来分析《域外小说集》的在市场上的失败；他指出，导致这部小说集不被当时读者认可的，正是它在翻译方面存在着的四对内在矛盾：“1）直译的强调与转译（自非原语文本）的坚持；2）‘弱小民族’的翻译（选目）模式与文学本体的追求；3）语言的复古与叙事形式的超前；4）翻译策略与翻译目的的错位。”上述几位学者的分析，从不同角度道出了《域外小说集》在清末读者市场失利的缘由，皆为有的放矢之见。
在承认《域外小说集》失利于读者市场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它其实仍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事实上，在《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刚刊行不久，就获得了一定的反响。1909年4月17日，上海的《神州日报》刊登了一段“赠书志谢”的文字，这是国内外第一次报道鲁迅文学活动的珍贵的史料，它于2006年由学者陈大康发现并公布于世。这篇“赠书志谢”写道：
会稽周子树人研精文学，欧美近世名著，籀读有年。乃与其弟作人有《域外小说集》之刻。译笔雅健，无削趾适履之嫌。凡所采录，皆文海之新流，欧西文豪之宏著，声价之高，盖可知矣。昨承赠阅，特志谢于此。
从这篇“赠书志谢”中可以得知，当时身在东京的鲁迅托人给报社送书，报社立即于日次刊文“志谢”。该文对鲁迅、对《域外小说集》给予了诸多肯定，虽然有过誉之嫌，但是对于两个籍籍无名的年轻译者来说肯定有着激励效应。《时报》《神州日报》还分别于1909年4月17日和18日刊登鲁迅撰写的《域外小说集》广告（前文已有引述）。《时报》《神州日报》都是当时上海发行量较大的报纸，这一切都有助于扩大周氏兄弟的影响力。
无独有偶，在上海报纸刊登介绍《域外小说集》的文字十几天之后，日本东京“政教社”办的《日本和日本人》杂志于1909年5月1日第508期“文艺杂事”栏目刊登了介绍周氏兄弟翻译活动的消息，具体如下：“在日本，欧洲小说的销量很好，在日本的中国人自然也受到影响。居住在东京的周氏兄弟虽说只有二十五六岁，但在青年人里算是喜爱读书的。他们阅读英、德译本的西方作品，并计划将只值30文钱的《域外小说集》收集编译后寄回中国。目前他们已用汉语译完第一集。清朝留学生通常喜欢阅读俄国革命的乌托邦作品，另外还有德国、波兰等国家的作品，而不是特别喜好专门阅读法国作品。”
这段报道《域外小说集》翻译情况的文字，成为国外首篇关注周氏兄弟文学活动的珍贵文献，于此可以证明鲁迅他们当时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在日本媒体业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域外小说集》在面世后十来年的文学革命运动中就得到比较充分的肯定，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认为《域外小说集》是中国“古文学末期”的“最高作品”。《域外小说集》在五四时期最大的影响，是启发了许多比鲁迅、周作人更年轻的翻译家投入译介小国文学的事业中去，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弱小民族文学”翻译模式和传统。
《域外小说集》更具体的影响是其书籍设计艺术对后世出版物的影响。鲁迅在该书初版的“略例”中总结了这样的书籍设计思想：“装钉均从新式，三面任其本然，不施切削；故虽翻阅数次绝无污染。前后篇首尾，各不相衔，他日能视其邦国古今之别，类聚成书。且纸之四周，皆极广博，故订定时亦不病隘陋。”
鲁迅的这一颇具现代性的书籍设计理念不仅在清末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学乃至所有领域的书籍设计艺术。台静农1938年曾说到鲁迅的《域外小说集》封面设计优美精致：“我们知道近代的出版界之注意封面及印刷与形式，几乎完全受他的影响。”
还需要补充的是，收录在1909年版《域外小说集》中的波兰作家显克微支（1846～1916）小说《镫台守》由周作人翻译，该小说所引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1798～1855）的诗歌三节，由周作人口译，鲁迅笔述而成，现把这三节诗抄录如下：
余故园烈忒跋兮，猗尔其若康豫也，/彼康豫之为大祥兮，顾非郁癜者不之悟也。/览汝美又何无伦比兮，繁饰纷其备具也。/托毫素而陈词兮，惟余心之汝慕也。
神后具能智兮，蹇多跋赖以允臧。/曜大明于阿思托罗波罗摩兮，猜赫赫其辉光。/相下民之贞信兮，守诺革洛兑之旧疆。/昔余母陨涕其淋浪兮，余则瞏枯目以视昊天，/感大神之重竺以生兮，仰帝阍而趋前。/惟尔昔既归余以康豫兮，——/又胡不垂威灵以返我于故乡也？
傍林皋而依绿野兮，/导神魂以翱翔也。
显克微支的小说《镫台守》叙写一位在海外漂泊了40多年的波兰老人斯凯闻斯奇担任海岸灯塔看守人的故事，抒发了老人对祖国的思念之情。斯凯闻斯奇年轻时离开波兰，相继在西班牙、法国、匈牙利、美国等军队中出生入死，退伍后在澳洲、非洲和印度、美国、巴西、古巴等国从事采矿、航运、捕鱼、放牧、商贩等职业，70多岁时流浪到巴拿马，正值美国驻巴拿马领事馆招纳亚斯宾华尔海上灯塔看守人职位。历尽人世艰辛的斯凯闻斯奇老人获得了这一可以让他安度晚年的职位，他尽心尽力地为过往的船只导航。有一天，斯凯闻斯奇收到纽约波兰人社团寄给他的波兰著名诗人密茨凯维支的诗集，老人立即被这本诗集开篇描写家乡的诗行吸引住了，无限的故国之思涌上心头。
查阅密茨凯维支的作品集，可知鲁迅、周作人合译的这三节诗歌来自密氏长诗集《塔杜施先生》，该诗在19世纪初波兰立陶宛王国民众争取民族独立和反抗俄罗斯统治的历史背景下，书写两个大家族为荣誉、爱情而争斗不已，最终在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并获得胜利的故事。
周氏兄弟采用骚体翻译密茨凯维支的诗篇，这次译诗的风格与前述他们合作翻译《红星佚史》16首诗歌相当接近，他们的翻译用语实在太深奥，人们要理解它的意蕴相当不易。为便于解读，笔者征引了第一个根据波兰语翻译的《塔杜施先生》中文译本的相关译文，与周氏兄弟译诗相对应的那部分诗行位于诗集《塔杜施先生》第一章“田庄”的开头：
立陶宛！我的祖国！你像健康一样；/只有失去你的人才珍视你，把你向往，/今天我看见和描绘你辉煌的美丽/因为我思念你，怀着赤子的心肠。
圣母啊，你守护着光明山圣地，/你把维尔诺的尖门照亮！/你庇护着诺伏格罗德城堡和忠实的人民！/你用奇迹使孩提时的我恢复了健康/（那时悲哭的母亲把我奉献给你，/我睁开无神的眼睛，战胜了死亡/立刻就能赤着脚走进你神圣的殿堂，/为获得第二次生命感谢上苍），/求你再显一次奇迹把我们送回父母之邦。
此刻请你把我渴慕故园的灵魂/带到那些小丘、森林，如茵的牧场……
显克微支的小说《镫台守》所引用的密茨凯维支诗行，抒发了抒情主人公对祖国山河和历史古迹的无限热爱，洋溢着饱受列强奴役的波兰（含立陶宛）民众高昂的爱国主义激情。周氏兄弟翻译这首诗篇时，中国正在经受着外敌的欺凌侮辱，他们能够迅速与波兰民众在心灵上产生共鸣。在世界上的弱小民族中寻找精神上的盟友，正是周氏兄弟当时译介外国文学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从翻译方法角度考量，采用中国先秦骚体形式来翻译密茨凯维支的诗篇，是明显的归化译法，这在《域外小说集》整体的异化翻译追求中显得比较扎眼。
- 熊融：《关于〈哀尘〉、〈造人术〉的说明》，《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 宋声泉：《鲁迅译〈造人术〉刊载时间新探——兼及新版〈鲁迅全集〉的相关讹误》，《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5期。
- 熊融：《关于〈哀尘〉、〈造人术〉的说明》，《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 戈宝权：《关于鲁迅最早的两篇译文——〈哀尘〉、〈造人术〉》，《文学评论》1963年第4期。
- 〔日〕神田一三：《鲁迅〈造人术〉的原作·补遗》，许昌福译，《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期。但据笔者比较英语原著和鲁迅译文，鲁迅译文（原抱一庵主人译本的第一部分）大体相当于原著的五分之一。
- 〔美〕路易斯托仑：《造人术》，索子译，《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第6页。根据马勤勤《〈造人术〉校勘问题》（《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5期），对收入《鲁迅译文全集》的文字有修改。
- 〔美〕路易斯托仑：《造人术》，索子译，《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第6页。根据马勤勤《〈造人术〉校勘问题》（《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5期），对收入《鲁迅译文全集》的文字有修改。
- Louise J.Strong，“An Unscientific Story，” The Cosmopolitan 1903（4）：34.
- 转引自熊融《鲁迅最早的两篇译文——〈哀尘〉、〈造人术〉》，《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 转引自熊融《鲁迅最早的两篇译文——〈哀尘〉、〈造人术〉》，《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 这段文字翻译采用〔日〕神田一三的《鲁迅〈造人术〉的原作·补遗》（许昌福译）的翻译（《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期）。
- 俾格米人（Pygmies）：指生活在中部非洲森林里的黑人，他们被称为“袖珍民族”，成年人平均身高1.3～1.4米，古希腊人用这个词指称非洲中部的侏儒人种。
- 〔日〕神田一三：《鲁迅〈造人术〉的原作·补遗》，许昌福译，《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期。
- 刘禾：《鲁迅生命观中的科学与宗教（上）——从〈造人术〉到〈祝福〉的思想轨迹》，孟庆澍译，《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4期。
- 〔日〕神田一三：《鲁迅〈造人术〉的原作》，许昌福译，《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9期。
- 〔美〕路易斯托仑：《造人术》，索子译，《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第6页。
- 《鲁迅全集》第18卷的《鲁迅生平著译简表》和《鲁迅年谱》第1册都认为周作人翻译《红星佚史》的时间是1907年，其实是1906年开译。周作人在《遗失的原稿》一文中说“光绪丙午九月我到东京，……慢慢动手翻译英国哈葛德、安特路郎共著的小说《世界欲》，至丁未二月译成，改名为《红星佚史》”；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第67页；丙午年即为1906年。
- 周作人：《翻译小说上》，《知堂回想录》（上），第267～268页。
- The World’s Desire，H. Rider Haggard and Andrew Lang，http：//www.gutenberg.org/files/2763/2763-h/2763-h.htm#link2H_4_0003.
- 〔英〕哈葛德、安度阑：《〈红星佚史〉译诗》，周逴译，《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第7页。
- 屈原：《楚辞》，林家骊译注，中华书局，2010，第76页。
- 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198～199页。
- 程俊英：《诗经译注》，第54～55页。
- 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390页。
- Rider Haggard Andrew Lang：《红星佚史》，鲁迅译，新星出版社，2006，第172页。
- 海涅，鲁迅译为“赫纳”和“海纳”。
- 周作人：《笔述的诗文二》，《鲁迅的故家》，第263页。
- 鲁迅：《〈勇敢的约翰〉校后记》，《鲁迅全集》第8卷，第352页。
-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100页。
- 鲁迅：《〈裴彖飞诗论〉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458页。
- 见维基百科全书的“埃米尔·籁息”词条，http：//en.wikipedia.org/wiki/Emil_Reich。
- 鲁迅：《〈裴彖飞诗论〉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第457页。
- 〔匈〕籁息：《裴彖飞诗论》，令飞译，《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第15页。
- 马扎尔人（Magyars），指居住在匈牙利的民族——译注。
- Reich，Emil，Hungarian Literature，an Historical & Critical Survey，London：Jarrold & Sons，1898，p.169-170.
- 〔匈〕籁息：《裴彖飞诗论》，令飞译，《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第16页。
- 匈牙利人称自己国家的草原为puszta，周氏兄弟把它音译成普斯多，本专著按照这一译法——译注。
- Reich，Emil，Hungarian Literature，an Historical & Critical Survey，p.171.
- 〔匈〕籁息：《裴彖飞诗论》，令飞译，《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第16页。
- Csárda，匈牙利语意为旅馆，由此演变出对一种传统的匈牙利民间舞蹈查尔达什舞（Csárdás或Czárdás）的命名——译注。
- Reich，Emil，Hungarian Literature，an Historical & Critical Survey，p.172.
- 〔匈〕籁息：《裴彖飞诗论》，令飞译，《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第16页。
- Reich，Emil，Hungarian Literature，an Historical & Critical Survey，pp.169-170.
- 〔匈〕籁息：《裴彖飞诗论》，令飞译，《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第16～17页。
- 它是匈牙利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公园——译注。
- Reich，Emil，Hungarian Literature，an Historical & Critical Survey，p.174.
- 〔匈〕籁息：《裴彖飞诗论》，令飞译，《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第17页。
- Reich，Emil，Hungarian Literature，an Historical & Critical Survey，p.177.
- 〔匈〕籁息：《裴彖飞诗论》，令飞译，《鲁迅译文全集》第8卷，第18页。
- 这是英国著名诗人托马斯·胡德（179～1845）代表作《忧郁颂》的最后两行诗。
- Reich，Emil，Hungarian Literature，an Historical & Critical Survey，pp.179-180.
- 转引自鲁迅《随感录》，《鲁迅全集》第8卷，注释［4］，第95页。
- 转引自鲁迅《随感录》，《鲁迅全集》第8卷，注释［4］，第95页。
-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7页。
- 鲁迅：《随感录》，《鲁迅全集》第8卷，第94页。
- 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35～36页。
- 周作人：《域外小说集——新生乙编》，《知堂回想录》（上），第291页。
- 周作人：《鲁迅的编辑工作》，《羊城晚报》1957年10月20日。周作人的回忆有误，《域外小说集》题字者是陈师曾。
- 〔俄〕安特来夫：《谩》，树人译，《鲁迅译文全集》第1卷，第107～112页。
- 许寿裳：《回忆鲁迅》，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第487页。
- 〔俄〕迦尔洵：《四日》，树人译，《鲁迅译文全集》第1卷，第125页。
- 鲁迅：《祝中俄文学之交》，《鲁迅全集》第4卷，第474页。
- 鲁迅：《祝中俄文学之交》，《鲁迅全集》第4卷，第472～473页。
-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第10卷，第168页。
- 原载1909年4月17日上海《时报》，后以《〈域外小说集〉第一册》题名编入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8卷（第455页）。郭长海发掘出该文后，刊登在《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1期。陈大康在2006年7月16日《文汇报》上发表《关于鲁迅文学活动的最早报道》一文，对《鲁迅全集》第8卷中收录的这篇广告词文字做了四处文字校勘，本书参照陈大康校勘后的文本来引用。
-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第10卷，第168页。
- 鲁迅：《〈域外小说集〉第一册》，《鲁迅全集》第8卷，第455页。
- 鲁迅：《域外小说集·略例》，《鲁迅全集》第10卷，第170页。
-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第10卷，第168页。
- 周作人：《弱小民族文学》，《知堂回想录》（上），第296页。
- 鲁迅：《〈域外小说集〉第一册》，《鲁迅全集》第8卷，第455页。
-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第176页。
-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第10卷，第168页。
- 鲁迅：《域外小说集·略例》，《鲁迅全集》第10卷，第170页。
- Douglas Robinson，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Foreign Language Teachering and Researchch Press，p.229.
- 鲁迅：《域外小说集·略例》，《鲁迅全集》第10卷，第170页。
-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54页。
- 鲁迅：《〈域外小说集〉第一册》，《鲁迅全集》第8卷，第455页。
- 鲁迅：《1932年1月16日致增田涉》，《鲁迅全集》第14卷，第196页。
- 天僇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月月小说》第1年第11号，1907；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287页。
- 李寄：《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论》，第171～173页。
- 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第4页。
-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323页。
- 蔡元培：《记鲁迅先生轶事》，（上海）《宇宙风》（半月刊）第29期，1936。
- 钱玄同：《我对于周豫才（即鲁迅）君之追忆与略评》，（北平）《世界日报》1936年10月26日、27日。
- 〔俄〕安特来夫：《谩》，树人译，《鲁迅译文全集》第1卷，第112页。
- 章太炎的《四惑论》说：“乃若《胜论》之言阿耨，伊壁钩卢之言阿屯，黎布尼之言毛奈陀，汉语译之，皆云原子。”梁启超《新民说》的《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说：“然剖分此如陵之盐为若干石，石为若干斗，斗为若干升，升为若干颗，颗为若干阿屯，无一不咸，然后大咸乃成。”
-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第177页。
- 鲁迅：《域外小说集·略例》，《鲁迅全集》第10卷，第170页。
- 李寄：《鲁迅传统汉语翻译文体论》，第167页。
- 率先从国外引进西方标点符号的是清末同文馆英文班学生张德彝。1868年2月，张德彝作为“中国使团”成员访问欧美，完成了《再述奇》（《欧美环游记》），书里对西方标点符号的使用做了解释：“如果句意义足，则记‘。’；意未足，则记‘，’；意虽不足，而义与上句黏合，则记‘；’；又意未足，外补充一句，则记‘：’；语之诧异叹赏者，则记‘！’；问句则记‘？’；引证典据，于句之前后记‘“”’；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记‘（）’；又于两段相连之处，则加一横如‘——’。”后来，翻译家严复的《英文汉诂》（1904）应用西式标点于汉语的著述中。1919年4月，胡适、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朱希祖、马裕藻六名教授提出方案，要求政府采用西式标点。1920年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中国的文献从此广泛使用西式标点符号。
- 鲁迅：《域外小说集·略例》，《鲁迅全集》第10卷，第170页。
- 〔俄〕安特来夫：《默》，树人译，《鲁迅译文全集》第1卷，第117页。
- 鲁迅：《〈域外小说集〉第一册》，《鲁迅全集》第8卷，第455页。
-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第176页。
-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第176～177页。
-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第178页。
-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54页。
- 袁荻涌：《〈域外小说集〉：成功与失败》，《贵州文史丛刊》1993年第5期。
-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第178页。
- 黄琼英：《鲁迅与〈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外语研究》2006年第3期。
- 王宏志：《民元前鲁迅的翻译活动——兼论晚清的意译风尚》，《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3期。
- 杨联芬：《〈域外小说集〉与周氏兄弟的新文学理念》，《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4期。
- 廖七一：《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翻译规范的失与得》，《外语研究》2009年第6期。
- 转引自陈大康《关于鲁迅文学活动的最早报道》，《文汇报》2006年7月16日。
- 赵龙江：《〈域外小说集〉和他的早期日文广告》，《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2期。
-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第95页。
- 鲁迅：《域外小说集·略例》，《鲁迅全集》第10卷，第170页。
- 台静农：《鲁迅先生的一生》，（重庆）《抗战文艺》（周刊）第2卷第8期，1938。
- 〔波兰〕显克微支：《〈镫台守〉译诗》，鲁迅译，《鲁迅译文全集》第1卷，第131页。
- 波兰立陶宛王国为16世纪后期至18世纪后期欧洲大国，18世纪后期被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
- 〔波兰〕密茨凯维支：《塔杜施先生》，易丽君、林洪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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