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注真情，三朝之事墨浸透

清朝文史学家浦起龙在他所编著的《读杜心解》一书中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意思是说，杜甫的诗作，大部分涉及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三朝有关的重大事件，无处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他的诗，不仅仅是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记录，还在纪实中充分地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强烈感受。

《读杜心解》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丛书之一，是比较系统地解读杜甫诗的一部专著。该书的作者浦起龙参考由宋代至清代历代的多种杜诗注本，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杜甫的诗作作了比较详细的解读。

浦起龙是大清王朝一位难得的文史学家，晚年留下了许多惠及后人的著作。由于科场屡屡受挫，浦起龙对八股文渐渐感到厌倦，进而转向对杜甫诗作的欣赏，并集中精力潜心研究。经过十余年的研究积累后，浦起龙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夏天，开始撰写《读杜心解》。他起早贪晚，甚至是夜以继日，于雍正二年（1724年），写成了这部专门解读杜甫诗的鸿篇巨著。

《读杜心解》共收入了杜甫各种形式的诗歌上百首，并对每首诗均作了详细的注释及校注。全书收诗范围广，校注及注释客观准确，是杜甫诗研究中的一部创新之作。书籍编撰完成后，在清代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成为当时关于杜甫诗研究的重要文献。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在批注方面，不做烦琐征引与考证，并简化引文，力求简洁明了；在解读方面，以时文批点的形式，概括杜甫诗的段落大意，并着重运用孟子“以意逆志”的方法，对杜甫诗进行阐释，其解往往能够深窥诗人的心志，弥补前人未曾发现的境界。该书的编纂体例为寓编年于分体之中，并将杜甫的文赋散附于相类的诗篇之后，形成诗文混排的独特编纂体例。

在《读杜心解·发凡》之中，浦起龙详细陈述了撰写《读杜心解》一书的目的意义和遵循体例：

西河不云乎：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声成文谓之音。是故诗之兴也，心声之；其传也，心宅之。作诗、读诗、解诗，胥是物焉。千载遇之，旦暮也；毫厘失之，千里也。夫锋丽于刃，却刃求锋而寻诸欧冶，则近而远之也；月入于棂，倚棂求月而问诸方空，则远而近之也。吾读杜十年，索杜于杜，弗得；索杜于百氏诠释之杜，愈益弗得。既乃摄吾之心印杜之心，吾之心闷闷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来，邂逅于无何有之乡，而吾之解出焉。合乎百氏之言十三，离乎百氏之言十七。合乎合，不合乎不合，有数存焉于其间。吾还杜以诗，吾还杜之诗以心，吾敢谓信心之非师心与，第悬吾解焉，请自今与天下万世之心乎杜者洁齐相见。命曰《读杜心解》，别为发凡以系之。

诗运之杜子，世运之管子也。具有周公制作手段，而气或近于霸。诗家之子美，文家之子长也。别出春秋纪载体材，而义乃合乎风。

太史公之言曰：《小雅》怨诽而不乱。《杜集》千四百有余篇，大抵皆怨诗也，变雅也，故其文为《史记》之继别，而其志则《离骚》之外篇，须识取不乱处乃得。

注舆解体各不同：注者其事辞，解者其神吻也。神吻由事辞而出，事辞以神吻为准。故体宜勿混，而用贵相顾。

《骚》漠、邺中、江左诸诗，代各有注。李善、五臣注《选》，解行于注之中。降自唐初以后，诗注本渐少，大都所谓流连景光，陶写性灵之什，不注可也。惟少陵、义山两家诗，非注弗显，注本亦独多。然义山诗可注不可解，少陵诗不可无注，并不可无解。

在《读杜心解》的影响下，清代中晚期先后出现了一批以评点《读杜心解》为重点的杜甫诗学研究文献，如鲁一同、朱方蔼、秦应逵等人，分别对《读杜心解》进行了批点与补正。《读杜心解》批点本的出现，不但有助于人们正确理解杜甫诗，还大大地丰富了杜甫诗批评史学的文献资料。

杜甫的一生，是跌宕起伏的一生。他出生在唐睿宗时期的末年，生活却贯穿了唐王朝由兴盛到衰败的转折时期，经历了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三朝。俗话说：不怕小时苦，就怕老来贫。杜甫所经受的，恰恰是小时清闲享福、老时奔波受苦的心酸历程。更加巧合的是，大唐王朝也同他的成长轨迹相吻合。杜甫年少时，国家正在励精图治；杜甫年轻时，国家正在蒸蒸日上；杜甫壮年时，国家正在如日中天；杜甫刚过不惑之年，国家爆发了“安史之乱”；杜甫晚年漂泊之时，国家已经千疮百孔。可以说，杜甫的经历，就是一部活生生的国家由盛转衰的历史。

杜甫空有一腔“致君尧舜上”的远大抱负。他不但始终未得到重用，还一生饱经忧患。战乱的时局，毫不留情地把他卷入颠沛流离的旋涡之中，让他饱受居无定所、衣不保暖、食难充饥的折磨，种种社会乱象像狂风暴雨一样摧残着他的心灵。他甚至用自己的那颗善良的心，来体察社会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和弊端，从而体验到了下层百姓生活的艰辛和困苦。他发现了魔鬼的身影，他听到了魔鬼的声音。然后，他把自己的一腔热血点燃，变成了一首首诗歌的火光，去照亮人间。

杜甫在《江汉》一诗中写道：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这首诗是说：多年漂泊江汉，我也只是思归故乡的天涯游子罢了，在茫茫天地之间，我只是一个迂腐的老儒。天上云卷云舒，也只能如云彩般漂泊，与明月一起，孤独地面对漫漫长夜。我虽已到暮年，就像日将落西山，但一展抱负的雄心壮志依然存在，面对飒飒秋风，我不仅没有悲秋之感，反而觉得病逐渐好转。自古以来存养老马是因为其智可用，而不必取其体力，跋涉长途。

许多古人在评价杜甫时说：“子美之诗，三朝之事墨浸透。”这种评价，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晚唐司勋郎中孟棨在《本事诗·高逸第三》中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北宋礼部尚书胡宗愈在《成都草堂诗碑序》中也说：“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在于它具有史实的价值。他描写了安史之乱前后的许多重要事件，描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三朝之事”，也就是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在杜甫的诗中都有反映。

杜甫的诗，不仅提供了“三朝”的史实，可以证史，有些诗，还可弥补史实的不足或失载，如《三绝句》一诗：

楸树馨香倚钓矶，斩新花蕊未应飞。

不如醉里风吹尽，可忍醒时雨打稀。

门外鸬鹚去不来，沙头忽见眼相猜。

自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

无数春笋满林生，柴门密掩断人行。

会须上番看成竹，客至从嗔不出迎。

诗中写到的渝州、开州杀刺史的事，都未见史书记载，而从杜甫诗中就可以清晰发现安史之乱后蜀中的混乱情形。

杜甫的诗虽被称为“诗史”，但他的诗绝非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

杜甫诗现存1400多首，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写作过程中，杜甫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