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侧金盏花——比人类更古老的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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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1日，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胜利日仅有一周了，这个胜利日标志着这场有史以来最狂暴混乱的战争彻底结束。5月1日这天，邱园（英国皇家植物园）的园长在伦敦的轰炸遗址上，在一片异常茂盛的杂草丛边发表了一场演说。就在前一天，美国军队刚刚解放了达豪集中营，可《泰晤士报》——也许是敏锐地觉察到了这场演说的不同寻常，又或者因为什么其他深层次的寓意——将这场演说的新闻安排在他们当天的头版头条。爱德华·索尔兹伯里教授站在萨沃伊教堂的废墟中（“这座教堂在战争中被击中4次，损坏11次”），告诉大家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已经在这座城市的伤口上建立起来了。这个故事里不但有战争的气息，还有这些从小听熟了名字的植物在旧街巷里涅槃重生所带来的怀旧气息，在雾都，大自然与人类之间的联系显得如此紧密。皮卡迪利街圣詹姆斯教堂的中殿被轰炸后，辅助消防队喷水救火，这一片原本潮湿灰暗的废墟上此时长满了蕨菜，让人眼前一亮。牛津千里光（Senecio squalidus，18世纪从埃特纳火山传入英国的一种植物）亮丽的黄色花朵给伦敦城墙上的碎石涂上了一抹明艳。齐普赛街上因轰炸破坏而重见天日的地下室里，曼陀罗也蓬勃地长了出来——要知道曼陀罗可是古代药剂师眼中的万能药，也许四个世纪以前，就在这些地下室里，失眠者和牙痛患者就正要买它回去治病。牛膝菊（原产秘鲁）的英文名叫作Gallant-soldier（直译为“英勇的士兵”），对于刚结束一场世界大战的城市而言这名字十分应景，而这些小草也英勇地长满了八分之一的轰炸遗址。柳兰则把自己紫色的花潮铺向了几乎所有的轰炸遗址，怪不得伦敦人已经把柳兰命名为了“炸弹草”。这里除了这些美丽的花朵，还有一些貌不惊人却为人们所熟悉的植物：匍枝毛茛、繁缕、异株荨麻、酸模、欧洲千里光、车前草、萹蓄，还有《创世记》中提到的“荆棘和蒺藜”。索尔兹伯里教授一共记录了126种。这是一场杂草风暴，也是对还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的提醒：那片轻掩在野性自然之上的文明是多么单薄。

不过伦敦人对于已经受伤的故乡又受杂草的侵犯到底作何感想，却鲜有记录。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愈合的过程，标志着生命在逆境中强大的恢复力，还是觉得这种入侵无疑是在脆弱城市的伤口上撒盐？说到底，这并非是英伦野玫瑰在混乱中开拓、崛起并达到顶峰的盛世景象，而是机会主义者、植物世界中的乌合之众揭竿而起的暴乱。也许就像杂草长久以来具有两面性，伦敦人的感受也是两者兼有。教授解释说，出现这种植物大爆发，是因为从杂草的角度来看伦敦大轰炸就像是一次大规模的松土，但我怀疑人们听了这个解释心里也并不会有多少欣慰。如果有些人认为这满地焦土之上茂密的杂草全是拜德国人所赐，那么应该提醒他们，土壤里杂草的种子其实是来自他们自己的花园。

或者，真的来自他们自己的花园吗？园艺写作中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就是，杂草完全是人类行为的产物——这并非是单纯的概念，而是说人类实实在在地创造了杂草，就好像它们巧妙地避开了演化过程，直接、完美、强大地从土豆田里长出来了。“没有我们它们活不下去，”大部分时候还算睿智的植物学作家迈克尔·波伦坚持道，“没有人类来创造农田、草地和空地，大部分杂草都会很快消亡。田旋花在田地和花园里看起来凶猛无比，可在别的地方根本没法生长。”不过田旋花当然能在别的地方生长，而且必须具备这种能力。那些冲破界限进入我们的领地，并且最后形成“杂草”这个文化类别的物种，一定在大自然的某处有自己的据点，它们正是从那里开始自己雄伟的扩张行动的。

1877年，伦敦托特纳姆法院路南边尽头的缪克斯啤酒厂里，一口井发生塌陷，而这里向西仅几公里处就是70年后轰炸的中心。井下沉了1146英尺（约合350米），直落到从5亿年前的寒武纪起就在这里的岩石上。更靠近地表的地方有约25万年前旧石器时代形成的土层，那时采集狩猎者们四处游荡觅食，绝想不到脚下的土地很久以后会成为伦敦城。在这些旧石器时代的土层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植物的化石，这些植物不但为我们所熟知，甚至还在1945年大大地出了名。匍枝毛茛、繁缕、杉叶藻、酸模、萹蓄和其他一些现代杂草，原来早在战争甚至园丁被发明出来以前，就在伦敦盆地安了家。我不是说轰炸遗址生长着的杂草就是这些古老植物的直系后代（尽管确实有这种可能性），但这些证据显示它们的存在完全不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杂草们的生命早在没有人类的时候就开始了。

让人惊讶和意外的是，石器时代的景致与20世纪40年代伦敦城断壁残垣的景象十分相似。25万年前，泰晤士河高高的河岸上是开阔的草原，冰川摩擦着乱石丛生的战栗的大地，猛犸群和麋鹿群践踏着地面，每当冰雪融化河水就会泛滥。无论什么植物想要在这样恶劣多变的环境中生存，都必须演化出特殊的本领。它们需要有很强的适应性，要成为机会主义者，迁移起来要灵活迅速。环境不断变化，它们就要比变化先行一步。

以上说的是一种普遍情况，实际上后来紧跟人类脚步——拼命挤进我们的麦田、花园、楼宇、战场，直到挤进我们想象力里偏执的角落的植物中，有很多都早已在地球上最动荡的环境中安身立命。在巨浪拍打的海岸上，在危险随时来临的火山上，在被洪水反复淹没的河边，在野生食草动物拱出的泥坑里，在山麓碎石、鹅卵石滩、冰碛丘陵上，它们不断地演化着，演化着。

如今你依然可以看到生长在这些原始地方的杂草。我曾在约克郡石灰岩山谷的河流上游漫步，冬天的洪流和石头的不断崩落使这里的地面自冰川融化后一直保持着平坦开阔。各种喜欢开阔空间的植物全挤到了这里。原本长在高山的岩荠与喜欢长在海边的海石竹枝叶相抚，长在高地的捕虫堇和白垩丘陵上常见的凌风草并肩站立。在这些植物中间，那些常见的杂草——款冬、车前草、毛茛、三色堇——也在尽情享受着这里的开阔与生机。当然，这些物种的种子很可能是从附近的花园顺流而下，被冲刷到这里的，它们原本应该正在那园中享受着高墙内的阳光。可花园不远处的全新世的土层里就躺着它们同类的遗骸，这里正是它们早在人类出现以前的家园之一。地中海岸边惊鸿一瞥的虞美人，也可能只是出身于平淡无奇的橄榄园和葡萄园，但海岸却可能是它们的原始家园之一。它们仍旧高高地长在圣地耶路撒冷炎热多石的丘陵上，长在金脉鸢尾的花丛中，在这里它们是《新约》中所说的“野地的花”的原型。（地中海地区是大量杂草的老家。这里的夏天漫长炎热，土地干旱不毛，正是一年生杂草生根发芽、蓬勃生长的好地方。）

雪线与高山林地之间的中间地带，是杂草的另一处天然温床。在雅典北部的山地，暮春的融雪有时能灌溉出一大片胭脂红。这就是秋侧金盏花（Adonis annua），一种毛茛属植物，它们混在新石器时代地中海移民携带的种子里，抵达了英国。中世纪时，农田里到处是秋侧金盏花的身影，白垩土质的区域尤为严重。侧金盏花的命运起伏，就像是一则讲述杂草身世变迁的寓言故事。16世纪时的园艺家与植物学家约翰·杰勒德十分喜欢它杯状的花朵和花瓣底部如美人痣般的黑点，他为它的优雅着迷，并从英国西南部弄到了种子，种在自己的花园里。他把这美丽的植物唤作“红宝石玫瑰”。200年后，人们在科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上兜售这种花，并把它叫作“摩洛哥之红”，这是当时盛行的花束。但到了19世纪末，新的筛种技术使它基本从英国绝迹，直到1971年，经过威尔特郡的M4高速公路——这条公路正好横穿一片曾经的农田——使它在此地迅速复活。如今这种植物荣登英国特别关注物种的名单，而它的身份也从受保护物种到有害的杂草再到受保护物种，完成了一个循环。

杂草顽强而又无处不在的生命力，仿佛是从神话中得来的力量。即便埋在土中，它们也能活上数百年。它们熬过了冰河时期，经历了农业革命，挺过了全球战争。它们记录着人类在大洲间的迁徙，忠诚持久度不亚于语言。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激发少年时代的爱德华·索尔兹伯里想象力的原因之一。他出生于1886年，彼时索尔兹伯里家族正是赫特福德郡的显族，他从小就喜欢在当地的乡村四处搜罗。十几岁的他已经表现出了成为植物学家后所具备的好奇心和天分。他在一个硬石堆上发现了一株自己不认识的植物，于是便把它送到邱园（亦即他未来工作的地方）去鉴定。他们告诉他，这是一种来自北美洲的植物，叫作豚草，它是菊科家族中一个丑巴巴的成员，并且是美国最为臭名昭著的引起枯草热的过敏源。随后索尔兹伯里——用他自己的话说——“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些石块是作为船上的压舱石被从美国带到英国的。豚草的种子（长有刺）一定是挂在了石块上，横渡大西洋，然后发现赫特福德郡的路边还算是个与美国相仿、过得去的环境，便这样扎下了根。

爱德华·索尔兹伯里后来去伦敦帝国学院学习和工作。他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发现这个伟大生物学家的好奇心和一些非传统的实验手段与自己十分相似。达尔文也对杂草很是着迷，觉得它们的生命过程是快进了的演化过程。他认为它们会靠海水传播种子，并测试了盐水对种子萌发的影响。他想知道种子能否在死鸟的胃里旅行，还成功地把他从蝗虫粪便里提取的种子种活了。他从一只红腿鹧鸪伤腿上的泥巴里，养出了八十多种植物。他在肯特郡的故居有一片“杂草地”，他在这里进行了历史上首次杂草竞争力的量化实验。达尔文清理并挖松了一片3英尺（约合0.9米）长、2英尺（约合0.6米）宽的土地，然后观察会随机长出什么植物：“我把所有长出来的本地杂草都记录了下来，在357种杂草中至少有295种被毁掉，毁掉植物的主要凶手是鼻涕虫和各种昆虫。”这个数据可能会让园丁们略感欣慰——如果不是还有62种植物没被吃掉的话。达尔文没有明确指出这些物种分别是什么，但毫无疑问应该都是些熟面孔。

索尔兹伯里自己的实验与达尔文的思路基本一致。他想要研究让杂草——尤其是耕地中的传统杂草——大获成功的耐力特点和机动性特点。他设计的测试很像小孩子拿植物玩的游戏，而这些有失成年人庄重的实验由一个同事口中“高领领圈和鞋套都十分考究”的人实施，想必更是让周围的人感到奇怪。为了测试靠风力传播种子的植物——如种子自备乘风装置的蓟和蒲公英——效率如何，他在一个没有空气流动的房间里放置了一架梯子并站上去，然后把种子抛下，测量它们从10英尺（约合3米）高的空中落地所需的时间。醉鱼草长着翅膀的果实用了5秒，千里光的降落伞飞行了8秒，款冬则用了21秒。柳兰的羽毛状种子成绩最好，足足飘了1分钟才平稳落地，这也许是它们在伦敦轰炸遗址中分布如此广泛的部分原因。他还在动物粪便和鸟类排泄物中搜寻，看看它们是否也是杂草传播种子的中介——然后他会把裹着粪便的种子种进花盆，看它们能否萌发。（常见的麻雀是特别有用的传播者，索尔兹伯里从它们的排泄物中种出了车前草、千里光、繁缕和荠菜。）他甚至认为自己也是一个潜在的传播者，他颇为出名的一个举动，是从自己裤脚卷边里带回的零碎中培育出了二十多种共计300株杂草，很显然，裤脚也是很好的繁殖体收集器（尽管同在脚踝的鞋套没能发挥作用）。“鉴于裤脚中的种子十分松散，”他不厌其详地写道，“有些会时不时从裤脚中颠出来，所以着裤者就像香炉散发烟雾一般，走到哪里就会把种子散播到哪里。”他还用自己鞋上刮下来的泥土重复了这一实验，发现“一只鞋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轻易传播至少六个繁殖体”。对于那些从没想过自己也是个如此好用的传播工具的人而言，索尔兹伯里的发现在当时肯定让他们大吃了一惊。

杂草的种子产出量通常十分丰富。一棵颇具规模的毛蕊花或小蓬草能够释放超过40万粒种子。杂草的种子演化出了不同的结构，以保证自己能在新的领地传播得尽可能广泛。它们可能自备钩、刺、针、翅、毛，以便粘在过往动物的身上（当然也可能是植物学家的裤腿上）。还有的种子具有种胶。很常见的花园杂草荠菜英文名为shepherd's-purse（直译为“牧羊人的钱包”），之所以得名如此是因为它们的蒴果形状很像中世纪农民携带的小袋或小包（彼得·勃鲁盖尔的画作《农民舞蹈》中就有一个典型的这类小包）。打开小包似的蒴果，里面的种子就会如金币般散落。这些种子被一层薄薄的胶覆盖，这种胶遇水后——如掉落地面与土壤中的水分接触后——黏度会更高，这样便能更好地粘在鸟类的脚爪上。

但大部分杂草最有利、最能傲视其他植物的生存武器，是时间。要在长久的动荡中依旧生生不息，要么得生长迅速，要么得耐得住等待。许多杂草生命周期比较短，或具备在土壤中长期休眠的能力，或二者兼有。风滚草的种子能在36分钟内萌发。千里光从播种到开花再到播种，整个生命周期只需6周。1765年，尽管已是10月，英国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位于汉普郡的花园里，一种全新的杂草还是迅速占领了整片园地。

关于种子的休眠，爱德华·索尔兹伯里则有过亲身体会。他位于拉德利特的花园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曾是一片农田，后来和平年代粮食价格下跌，农田便被改成了草地。1928年，为了修建索尔兹伯里的花园，这片草皮被再次掀起修整，谁知却长出了一种极为罕见的田地杂草。蓝花琉璃繁缕与琉璃繁缕十分相似，但花朵为钴蓝色，这种植物常见于欧洲内陆地区，但农业改革后已逐渐从英国消失。如今在拉德利特再度现身的这些种子，一定已经被埋在地下超过一个世纪了。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了20世纪80年代的奇尔特恩。匹特斯通的一些白垩采石场开发殆尽，即将成为自然保护区，这时看守人格雷厄姆·阿特金斯发现了一个装满表层土的仓库——原来这些土是1930年采石场刚建立时收集起来的。那时的想法是，待开采完毕先进行填坑（填坑材料很可能是垃圾），然后把表层土铺回去以恢复耕种。但自那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土地使用策略已经改变。这片土地将被还归给自然，而非用于农耕，因此表层土便成了多余之物。但格雷厄姆·阿特金斯意识到，这片土壤被采集时化学性除草剂还未发明，所以它如今很可能成了一种活化石，里面埋藏着大量上一个农耕时期横行田野的各种杂草种子。于是他没有丢弃这些土壤，而是把它撒在了保护区的一片地里。第二年春天，这片地上爆炸式地长出了大量已经几十年没在本地出现的杂草——蓝色的矢车菊，紫色的麦仙翁，黄色的田野毛茛，长着长长的梳子般种荚的针果芹，擎着紫色和黄色的宝塔般花序的田山萝花，还有曾经与这些杂草共处的几种长长的小麦。

这些等待几十年而后复兴的植物，与人类记载中曾蛰伏几个世纪的杂草种子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酸模的种子历经60年依旧可以萌芽。从一处具有1700年历史的考古遗址中挖出的藜的种子，也能够破土发芽。不过这些在黄木犀草面前都不够瞧，这种植物的种子在赛伦塞斯特镇一处有近2000年历史的罗马遗址出土后安然无恙。休眠是一种保险措施，就像人们把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一样。如果你是一种以不断演化来应付复杂多变环境的植物，能够帮助你生存的策略之一就是保留一部分种子先不发芽，让它们等上个2年、3年、30年，甚至300年，以防恶劣的地面环境长期未能改善，或是第一代幼苗全部阵亡。索尔兹伯里的两个同事做了一个实验，测试人为掩埋长达39年的种子的萌发情况，曼陀罗、龙葵和旋花的萌发率分别为91％、83％和53％。

人们至今还未完全弄清休眠的机理。有些植物为种子罩上了厚度不一的外壳，有些植物的种子里含有可以抑制萌发的水溶性物质，这样一旦土壤中的水分将抑制物质溶去，抑制作用便会解除。另一些植物的种子萌发似乎与温度有关，只有当它们处在最表层土壤中时才会发芽。有几种植物仿佛有一个内置生物钟，可以进行长时间的倒计时。

虞美人的休眠则颇具传奇色彩。在佛兰德战场公墓，战士们下葬后盛开的虞美人是我们文化记忆中难以磨灭的部分，这是实验室数据（比如虞美人的种子中至少有15％会延迟萌发）无法描摹和替代的。欧洲大地处处都有虞美人，每当这种植物花枝折断，总会有汁液流出。它们如此肆无忌惮地炫耀着自己的灿烂——一片虞美人在一英里外就能看见，耀眼得如同落在地面上的朝霞——这让它们成了不屈不挠、亦正亦邪的杂草王国的象征。2009年11月初，停战纪念日的那个星期，一大片迟开的虞美人在多塞特郡盛放，似乎想告诉人们，它们不但有强大的适应力，还有记忆。

一颗虞美人果实中有1000粒种子，一个植株可以结出多达50颗果实。果实成熟后会干裂，顶部升高，边缘一圈出现一排小洞。与此同时茎部也逐渐变干，被种子的重量压弯垂下，只要一有风吹过，种子就会四散落下，传播的距离可以达到原植株3英尺（约合0.9米）以外。比方说一共产生了2万粒种子，如果条件适合，大约85％即1.7万粒种子第一年就会萌发。第二年可能再萌发1000粒，第三年500粒……还没有人做过足够长的连续实验，以观察虞美人种子休眠的最长年限。但据估计，在化学性除草剂出现以前，一英亩（约合4047平方米）农田中可能含有1亿粒休眠的种子。休耕、除草甚或是土地被短暂地征作他用，都完全干扰不到这些种子。等到下一次耕种开始，或下一场战争来临时，无数伺机而动的种子会瞅准机会，发芽、开花、结果，然后再把成百倍的种子播回泥土中。虞美人作为小麦形影不离的伴侣，一定是土壤中无比顽强的一员。

怪不得亚述人把虞美人叫作“土地的女儿”，它在人类记载中的第一个名字——苏美尔语中的papa——被使用了6000年都未曾更改。罗马人认为虞美人是他们的谷物女神刻瑞斯的圣物。献给刻瑞斯的花环就是由虞美人和麦秸编织而成的，虞美人的种子还是祭奠仪式中的祭品，用以保证来年谷物丰收。即便是在基督教气氛浓厚的中世纪英国，农民们在想尽一切办法除掉这种美丽又固执的杂草的同时，却也非常尊敬它。虞美人有许多古老的方言名，如“雷花”和“闪电花”，反映了当时人们迷信虞美人不能采摘、否则会引起风暴的说法；这些名字的意思也可能是只要田地里有虞美人，作物就不会受暴雨侵害。［诺森伯兰郡的说法是，如果采摘虞美人的过程中有花瓣掉落，采摘者被闪电击中的几率就会增加；“这可不代表小心点风险就更小，”实诚的民俗学者G．约翰逊评论道，“虞美人花瓣很容易掉落，这是众所周知的。”］

其实虞美人适应能力之强早已有迹可循。1660年，伟大的东英吉利博物学家约翰·雷记录道，“虞美人的种子在十年后仍可萌发”，并且——在达尔文诞生前两个世纪——他的直觉告诉他，虞美人的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能帮助它们更好地生存。“种子越小，”他在剑桥郡植物群记录中写道，“越容易繁殖存活。因为种子越小，数量就可以越多，然后种子就更容易适应气候并根据环境调整自己。”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20年后，萨里郡小村庄雪利村的牧师用虞美人进行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植物育种实验，并证明了这小小种子里包含的丰富的多样性——一个在许多方面重要性都超过休眠能力的特征——能帮助这个物种更好地生存下去。1880年，威廉·威尔克斯牧师在——用他的话说——“花园里一个荒芜的角落”，发现了一片虞美人，其中只有一朵红花与别的不同，花瓣上有一条窄窄的白边。他把种子保存好，并再次播种。第二年，大约200株虞美人中有5株开出了所有花瓣都有白边的花朵。就这样年复一年，花色中的白色越来越多，直到威尔克斯的整片虞美人都变成了淡粉色，只有一株为纯白色。然后他给自己制定了新的任务，要把花瓣底部的黑色斑点培育成黄色或白色的。最后他培育出了一系列奇特的虞美人，任何一颗果实里的种子都是多种特征的混搭版，种出的花朵颜色从猩红过渡到深浅不一的粉红色，再到纯白，斑纹则有千变万化的白色斑点和白边。他用自己村庄的名字为这些花取名叫“雪利虞美人”，而这些虞美人也成了村舍花园长盛不衰的宠儿。一位住在威尔克斯虞美人园那条街上的记者告诉我，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人们还时不时能在田埂上看见“雪利花”的身影，尽管那时当地的大部分农田都被合并成了一座高尔夫球场。

萨里郡的牧师成功地让他的虞美人经历了一次加速版的自然选择——只不过做选择的是他自己，而非大自然。他去掉了所有不“适合”自己心意的幼苗——这时候他就像是挑食的食草动物。然后高产、多样、生长迅速的虞美人牢牢抓住了这难得的机会，把仅有的一株植物发扬光大。这个过程恰好也解释了杂草悖论——除草反而会刺激杂草生长。我们本想阻止杂草们创造奇迹，结果反而制造出了能绕过我们控制系统的物种。想打败我们，一点都不难。1000粒种子里只要有一粒在最后一次除草后才萌发，钻过了想筛除它的筛孔，再对除草剂表现出一点神奇的抵抗力，下一年，一下就变成了5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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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美人是贯穿本书的一个中心角色。那些让它们生存下来的特征也是所有成功杂草所共有的。作为一个大类的植物，它们机动性高、多产、基因多样性高。它们对生存环境不挑不拣，面对环境压力能很快适应，为了站稳脚跟策略多变。说来也怪，我们竟花了这么久才意识到，它们最像的是我们。一旦农耕开始，有别于作物的“杂草”概念就产生了，而我们亦坚定了决心要摆脱它们，于是双方就这样无可避免地迎来了无休止的智谋交锋。

1. 爱德华·索尔兹伯里（Edward Salisbury，1886—1978），英国植物学家和生态学家。
2. 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1955—），美国作家、行动主义者、新闻学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科学和环境新闻学“奈特”项目的主任。
3. 约翰·杰勒德（John Gerard，1545—1612），文艺复兴时期的植物学家和药剂师。
4. 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hel，1525—1569），佛兰德画家。
5. 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1720—1793），英国博物学家和鸟类学家。
6. 约翰·雷（John Ray，1627—1705），英国博物学家，被誉为英国博物学之父。
7. 达尔文诞生于1809年。
8. 威廉·威尔克斯（William Wilks，1843—1923），英国著名的园艺师和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