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代中印关系概述

季羡林先生将中印文化交流分为七个时期：汉朝以前为滥觞期，东汉三国为活跃期，两晋南北朝隋唐为鼎盛期，宋元为衰微期，明代为复苏期，明末清初为大转变期，清代、近现代为涓涓细流期。总的来看，在整个古代时期，中印交往是两个文明繁荣国家间的平等交往，友谊是贯穿该时期两国关系的一根红线。

中印两国交往的源头亘茫不可确究。汉朝以前，在《山海经》《列子》《天问》等中国典籍以及《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摩奴法论》等印度典籍中，已隐约透露出关于中印交往的荒幻信息。此时，彼此间可能已经有了物质上的来往，但由于汉朝以前在这方面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只能借助考古、天文、神话这三种形式来推测。考古方面，在今天的印度河流域及邻近地区发掘出的彩陶在花纹等方面与中国甘肃出土的史前彩陶有一些相似或共同之处，学者们推断它们之间可能有互相学习模仿的关系。天文方面，竺可桢于1944年发表的《二十八宿起源的时代与地点》证明，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然后大概在周初传入印度。在神话方面，中印“月中有兔”的故事也成为两大古老文明间可能存在互渗影响的一个早期线索。[2]

东汉三国时期，两国间的交往已经有了可靠的实物确证和文字记载。物质交流方面，中国的丝、纸、钢开始传入印度，而印度的琉璃、动物、植物等也已传入中国。在精神文化交流方面，“佛兴西方，法流东国”[3]，佛教的传入开启了中印古代文化交往的大幕。“佛教传入中国，是东方文化史上，甚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义无论怎样评价，也是不会过高的。”[4]在以后的两千年间，佛教对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两国间的贸易活动开始出现，外交往来也初露端倪，其中有不少是以朝贡之名，行贸易之实的。技术、物质交流方面，中国的印刷术、造纸术、罗盘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和桃、梨、杏、白铜、瓷土、肉桂、黄连、大黄、土茯苓、茶等物品传入印度，印度的天文历算、医药、制糖技术、杂技、幻术和胡椒、琉璃、甘蔗等物品也传入中国。在精神文化交流方面，虽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外来的佛教之间尚时有龃龉，如曾发生“沙门不敬王者”“三武一宗灭佛”事件以及牵涉到儒道派别参与的崇斥之争等，但总体上看，此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影响达到极盛。中印间僧人往来频繁，印度方面，以竺法护、鸠摩罗什、菩提达摩等为代表；中国方面，以东晋法显、唐代玄奘和义净等为代表，形成了一个来往的高峰。[5]译经活动也渐趋频繁，中国本土僧人的数目也日趋增多，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的佛教宗派。此期间，印度的寓言、童话和故事也大量涌入中国，与佛教文化一起，对中国文学、史学、音韵学、艺术（音乐、绘画、舞蹈、雕塑）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然，也出现过佛教倒流的情况。

宋元时期，由于佛教在印度渐趋衰落以至几近消逝[6]，其在中国的影响也渐趋衰微，中印文化交往的这一重要载体的作用渐渐减弱，中印文化交流活动也受到很大影响。[7]但此时期，由于航海技术的大发展，中印间海上交通渐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国间贸易及其他交往的发展，特别是在元代，中印贸易活动相当频繁。

到了明朝，中印间通商贸易和外交活动又较元代有较大发展（自从印度佛教失去了交流载体的作用之后，中印交往就主要表现在通商贸易与外交活动上了）。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交往就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这七次出使西洋的经历中，至少有六次到过当时的印度，当时的古里（今印度西南海岸的科泽科德）、柯枝（今印度西南海岸的科钦）曾是郑和船队的重要补给站和贸易中转站。[8]

明末清初，在中国几千年的对外交通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明代以前，中国的对外交通对象主要是西方（这个西方不包括欧洲在内，但包括南亚和东南亚，也就是明代的南洋和西洋），与近邻印度的交往更为显著。但到了明清之际，欧洲资本主义列强相继兴起，并纷纷到东方寻找原料供应地、开拓产品市场，此情势下，中国和印度的对外交通对象被迫转向欧洲，中印彼此间的交往几近中断，直到近代时期，才基于对彼此政治命运的相互同情而逐渐得到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