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印度正名

由于历史、译介等诸多因素，印度人对自己的称谓有很多，外国人对印度的称谓也有很多。此处考察的是中国典籍中对印度的众多称谓。对这些称谓进行梳理和考辨，不仅对理解印度的历史和文化有所裨益，也可增强对中印文化交流的把握，个中的一些问题也可得到分析。从形象学的角度看，这也是印度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古代中国，“印度”不仅有多种译名，而且被赋予众多的别称。从出现的时间先后以及影响大小来看，汉文典籍中涉及的印度称谓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

身毒。多认为此名称源于印度河的梵文形式Sindhu，后在波斯语中发生音变，中国古代音译为“身毒”。在《史记》中首见于《西南夷列传》，次见于《大宛列传》，都是张骞向天子汇报出使情况时所提及：

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9]

大夏民多……其东南有身毒国。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10]

因为《史记》的权威性，后世提及印度时多引《史记》中的“身毒”名称，如史书类的《汉书》《后汉书》等。文学作品中也时有出现，如唐时柳宗元在《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中有：“中国之西数万里，有国曰身毒，释迦牟尼如来示现之地。”清时严允肇在《洗象行》中也有“雄姿几耐身毒战，猛力可代苍梧耕”诗句。另，《拾遗记》中将“身毒”作“申毒”。[11]

天竺。此名称的来源与身毒相同[12]，东汉至唐期间被广泛接受。《汉书》仍称印度为“身毒”，南朝刘宋时期的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中始以“天竺”“身毒”互注：“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后汉书》对印度各方面的情况描写得非常具体，可见此时中国人对印度的认知已有较大提高，特别是其中“夜梦金人”的记载，激起了中国人对印度佛教的极大兴趣：

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13]

此后，《魏略》《晋书》《魏书》《宋书》《梁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等史籍和《法显传》《高僧传》等大多数佛教典籍中都作“天竺”。可见，东汉后“天竺”取代“身毒”得到流行（这两个词汇本同源）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原因一是汉时“身”已变音为“天”[14]，同时“毒”也改译为“竺”，这是客观的情况；二是较之“身毒”，相对雅致的“天竺”更易为文人（特别是倾心于佛教的文人）所接受。总之，“天竺”集中代表了中国文人对印度的美好印象，流传也最广。直到今天，诸多中国文人还喜欢用“天竺”来指称其心目中的印度。1924年泰戈尔在访华期间度过63岁生日时，梁启超曾为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对这个用中印两国的古称组成的名字，泰戈尔非常喜欢，留下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一些当代著名印度文化研究专家也喜以“天竺”为自己的作品命名，如金克木先生的《天竺旧事》，季羡林先生的《天竺心影》等。

印度。这是由唐时玄奘命名并被中国人一直沿用至今的一个称谓，始见于玄奘归国后撰就的《大唐西域记》：

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

可以看出，玄奘认识到印度的诸多汉译名称“异议纠纷”，选择“正音”（即梵文）翻译定名为“印度”。他认为，印度人根据各自的居地而称呼其国，各地风俗相异，但都采用一个总名，以对他们共同赞美的事物进行描述，这个总名就是“印度”。那么，为什么“印度”这个称谓能被他们所接受用来作为总名呢？接下来，玄奘又进一步作了说明：

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称。言诸群生轮回不息，无明长夜，莫有司晨，其犹白日既隐，宵月斯继，虽有星光之照，岂如朗月之明！苟缘斯致，因而譬月。良以其土圣贤继轨，导凡御物，如月照临。由是义故，谓之印度。

在他看来，“印度”是梵文indu（月亮）的译音，而该国的圣人贤士们[15]教导众生、统御万物，正如朗月播撒清辉照耀漫长黑夜，因此，命名为印度。[16]但他认识到“月有多名，斯其一称”，似乎意识到自己的这一解释不能服众，接下来，又从地理的角度进一步强化“印度”与“月亮”之间的关系：

若其封疆之域，可得而言。五印度之境，周九万余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广南狭，形如半月。[17]

然而，他这些为佛国净土进行正名的努力，后被证实出于讹误和附会。实际上，在古代南亚次大陆地区，是没有一个“总名”之类的称呼的。“印度”这个称谓同样来源于梵文Sindhu一词，该词在波斯语中发生音变后被西域地区的众多民族采为印度的国名，后以西域语言为媒介译为汉语中的“印度”。[18]玄奘的这个解释表现出佛教信徒的强烈主观倾向（的确，在他的心目中，印度是一个政府宽松、社会和谐，人民生活简朴、敬教乐学的理想国度）。相比之下，同为佛教信徒且同样曾亲临印度的义净则相对冷静、客观，对玄奘为“印度”正名的这一理由做出校正：

或有传云，印度译之为月，虽有斯理，未是通称。且如西国名大周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又复须知是五天之地，皆曰婆罗门国。[19]

那么，为什么本有讹误阐释的“印度”这一称谓能被国人广泛接受并沿用至今呢？这主要缘于玄奘及《大唐西域记》的影响力。玄奘自小勤奋好学，皈依佛门后笃志研习佛教各部学说，西行前曾在国内遍访名师、求学问道，已具备深厚的佛学修养。亲临印土后曾在当时印度文化的中心那烂陀寺久住受学，学识更为精进。回国后更无丝毫懈怠，专志于译经、讲经，“专精夙夜，不墮寸阴”[20]。这样一位“不畏艰险的旅行者，卓越的翻译大师，舍生求法的典型，中印友好的化身”[21]，自然受到历代文人的景仰，其论断也自然会受到高度重视。他归国后的主要著述《大唐西域记》，对印度在内的西域各国在地理、历史、宗教、政治、语言、文艺、风俗等方方面面进行了记述，资料翔实，蕴涵丰富，文字典雅，学术价值极高，成为治印度历史、地理、佛教和中印文化交流的必备参考书。同时，唐代又是中印文化交流的鼎盛期，玄奘西行时虽经历了千辛万苦、九死一生，但回到长安后却受到了隆重的礼遇，他相信晋释道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观点，积极与富有雄才大略的太宗沟通，得以专心研译佛典，弘扬佛法，成就一代伟业。总之，以上诸因素的因缘际会，成就了“印度”称谓的确立和影响。

婆罗门国。这一称谓源于印度教种姓制度，在上古吠陀经书中即有原人身体的不同部位化身为四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的神话记载，后在印度教经典《摩奴法论》中予以制度化、具体化，实际上体现出印度社会阶级的分化和社会分工的不同。婆罗门为四种姓之首，享有知识和祭祀特权，古代印度以此种姓又称为婆罗门国，《隋书·经籍志》中有《婆罗门天文经》《婆罗门书》《婆罗门药方》等，这说明至迟于隋代开始，中国已以婆罗门国指称印度，唐时玄奘和义净在其著述中也均提到“婆罗门国”，玄奘还对这一国名实因种姓制度而来作了具体的介绍。

需要一提的是，在《新唐书》《蛮书》等史书中出现过“大秦婆罗门国”的称谓，向达先生认为“秦”或为衍文，“按向注，此处大秦婆罗门国，准之地望，即指天竺而言，疑应作大婆罗门国，秦字或是误衍耳”[22]。又解释说，后面出现的“小婆罗门国”应隶属于大婆罗门国。还有人认为范晔《后汉书·西域传》中提到的“大秦”即指印度，主要依据是范晔所列“大秦”的物产（夜光璧、明月珠等）都是印度的特产。[23]但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中将“天竺”与“大秦”并举，并指出两国之间互通，有相同的物产并不为奇，且《后汉书·西域传》所载“大秦王安敦”已经考定为公元二世纪在位的一位罗马王[24]，所以，此说当不成立。

五天竺、五印度。简称五天、五印，即“五方印度”。按印度古籍《往事书》中的划分方法，古代南亚次大陆划为东、西、南、北、中五个不同的方位。东晋高僧法显在《法显传》（又名《佛国记》）中已对这种划分有所知晓，此后，次大陆渐被总称为五天竺，唐时改称五印度，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第二“印度释名”之后即在接下来的“疆域”一节列出“五印度”，僧人慧超的著作也命名为《往五天竺国传》，等等。五印度并非五个国家，也不是地理上有自然的五块之分，而是以方隅命名，许是为了记述的方便。此后，五印度的称谓一直被沿用下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也使用了此称谓。值得注意的是，此称谓在南传佛教中并不流行。[25]

以上是对中国典籍中较为常见的几个印度称谓所作的约略考释。此外，还有天笃、天督、天豆、捐毒、申毒、乾毒、贤豆、贤毒、身豆、印土、印毒、印都、忻都、欣都、欣都思，等等。它们基本也源于梵文Sindhu的音译，本专指贯穿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的印度河，后演变为对整个次大陆（也即古代印度）的称呼。印度河流域是印度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基于辉煌的印度河文明而衍生出的这众多称谓，实际上是不同时代的不同译者选用或误用了不同的汉字所致，在读音上还是十分接近的。对此，初唐颜师古有云：“捐毒即身毒，身毒则天竺也。塞种即释种也，盖语音有轻重也。”[26]

（二）

古代典籍中还有一些印度称谓，人们对它们与印度的关系在理解上或有疑问，或有歧见，这里对其中有代表性的两个作一讨论。

天毒。对于这个词汇是否确指印度，国内有不小的争论。《山海经·海内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人。[27]

晋时郭璞在为《山海经》所作的注解中说：“天毒即天竺国，贵道德，有文书、金银、钱货，浮屠出此中也。”[28]清学者毕沅也持此意见。但反对的意见不少。早在唐时敬播为《大唐西域记》所作的序中即称关于天竺之事，“《山经》莫之纪”[29]，但直到明时王崇庆始在《山海经释义》中对郭璞的说法提出质疑，理由是“东海之内，北海之隅”的记载与印度实际方位不符。袁珂也谨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按天竺即今印度，在我国西南，此天毒则在东北，方位迥异，未知是否。或者中有脱文伪字，未可知也。”[30]张星烺、汤用彤在其各自著述中对此也持否定意见，理由与袁珂同。此外，对于《山海经》中出现的这个“天毒”，有人认为是“天竹”之音的误记，实际上是指与箕子有关的朝鲜半岛上的一个古国[31]，等等。这样看来，似乎《山海经》出现的这个“天毒”与印度无关。但需注意的是，在另一古籍《括地图》中，却再次出现“天毒”一语：“天毒国最大暑热，夏草木皆干死，民善没水以避，（时）［将］暑，常入寒泉之水。”[32]这里的描述与印度的暑热气候相符。况且，关于《山海经》中的这一段记载，人们对“朝鲜”与“天毒”两词之间如何句读也有不同意见（如逗号和分号），相应地，理解也有所不同。所以，对“天毒”是否确指印度，在没有新的考证之前暂时还无法得出定论。但不管怎样，“天毒”这个词汇已经在中国人对印度的认知当中留下了痕迹，如近代学者吴其昌在其《印度释名》一文中即将“天毒”视为诸多印度汉译名称之一[33]，岑麒祥先生在其主编的《汉语外来语词典》中则认为，“天毒”译自古波斯土语Thendhu，和“天竺”“天督”“天笃”等古代印度诸多汉译名称同源[34]。果如此，《山海经》中的“天毒”可能成为中国典籍中指称印度的最早记载。

中国。中国文人将本属于自己国家的名称赋予印度，似乎难以理解。但历史上，的确有过这种称呼，只不过指的不是整个印度，而是地处恒河中流一带的“中天竺”。《法显传》中“乌苌国”篇有以下一段描述：

度河便到乌苌国。乌苌国是正北天竺也。尽作中天竺语，中天竺所谓中国。俗人衣服、饮食，亦与中国同。佛法甚盛。[35]

法显在文中明确指出“中天竺所谓中国”，乌苌国一般民众在衣服饮食方面也与中天竺无异。后又在“摩头罗国”篇出现“从是以南，名为中国。中国寒暑调和，无霜、雪”的描述，这里的“中国”仍指中天竺。《水经注》卷一也有一段对印度之“中国”的记载：

释法显又言：度河便到乌长国。……自河以西，天竺诸国。自是以南，皆为中国，人民殷富。中国者，服食与中国同，故名之为中国也。[36]

《水经注》多处援引《法显传》。然而，详考《水经注》中的这段间接引述，发现它对“中国”实指中天竺地区这一信息进行了真实的传达，但在解释“中国”的由来时却偏离了法显的原意，认为“服食与中国同”中的“中国”实指东邻中国，是一处错误。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卷二《印度总述》和卷三“迦湿弥罗国”开国传说中也提到了“中国”，前者指中印度，后者指北印度中部地区。[37]

可是，在佛教观念中，“中国”指佛陀行化的中天竺区域，“约即佛陀行化之地”[38]，最早源出佛典《方广大庄严经》：

何故观国？菩萨不生边地，以其边地人多顽钝，无有根器，犹如痖羊而不能知善与不善言说之义。是故，菩萨但生中国。[39]

唐代僧人道宣更曾在其《释迦方志》中从名、里、时、水、人这五个方面系统论证印度应为世界的中心，以“名”为例：

所言名者，咸谓西域以为中国，又亦名为中天竺国。此土名贤谈邦之次，复指西宇而为中国。若非中者，凡圣两说，不应名中。昔宋朝东海何承天者，博物著名，群英之最，问沙门慧严曰：“佛国用何历术，而号中乎？”严云：“天竺之国，夏至之日，方中无影，所谓天地之中平也。此国中原，景圭测之，故有余分。致历有三代，大小二余，增损积算，时辄差候，明非中也。”承天无以抗言。文帝闻之，乃敕任豫受焉。夫以八难所标，边地非摄。出凡入圣，必先中国。故大夏亲奉音形，东华晚开教迹，理数然矣。[40]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实指“中天竺国”这一状况，道宣也是知晓的。但他对此并不满意，以何承天与慧严这一凡一圣的争论为例，认为世界的中心应属印度，并将这个问题提升到“邦之次”的层面。之前的《牟子理惑论》中也曾言释迦牟尼“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处其中和也”[41]。这种观点在佛教传入中国后有一定的代表性，实际上体现出佛教的“中心观”与中国文化优越意识之间的博弈。[42]当然，并非所有的佛教信徒均持此观点，如道宣之前的法显，近乎同一时代的玄奘，之后的义净，等等。

（三）

中国典籍中还有一些虽不常见但承载一定地理信息的称谓，如摩揭陀（也作摩伽佗）、榜葛喇（也作朋加剌、榜葛利等）、黄支国、古里、柯枝、小西洋，等等。摩揭陀、榜葛喇并非指称整个印度，它们实际上仅作为古印度一个王国或地区的称谓，但因较为强盛和重要，声名远播到中国并一度被作为印度的代称。首现于《汉书·地理志》的黄支国，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就是印度的建志补罗，也就是位于印度东海岸的康契普腊姆，这是中印古代海路交通可靠的证据[43]；当时的中印间海路交通频繁，黄支又是当时印度主要的港口城市，所以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熟知，并以此指代整个印度。古里、柯枝位于印度半岛西南海岸，均为郑和下西洋时的重要补给站和主要贸易中转站，前者即今天的科泽科德（又译卡利卡特），是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时的终点站，1433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返航时长眠于此。据马欢《瀛涯胜览》记载，该地曾有郑和使团建立的碑庭刻石，碑文内容为：“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44]至今，当地还有被称为“中国寺”的清真寺（历史学家在寺内曾发现明时的瓷器碎片）、丝绸街以及以当地人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易为表现内容的雕塑作品。柯枝距古里为近，即今天的科钦，中国编织渔网的技术在郑和时代即传至此地。“小西洋”则是伴随中印间海上交通往来的日益密切，明末清初的中国人对印度半岛沿海诸政治实体的一个通称，如谢清高《海录》中的“小西洋”即指今处印度西南沿海的重要商港果阿。

此外，中国典籍中对古代印度还有许多别称，其中主要有：因陀罗婆陀那、因特罗、阿离耶提舍、末娣提舍、阎浮提、浮提、赡部洲等，多与佛教传说有关，在佛教信徒之外的阶层影响并不大。

以上讨论的是中国人对古代印度的称谓。近现代的印度又被称作“印度斯坦”，即Hindustan的音译，意为“印度人生活的地方”。汉籍中相类似的译名也有很多，如兴都斯顿、痕都斯坦、轩都斯丹、忻都士坦、温都斯坦等。此外，还有几个基于英文词India的汉译名称，如印第亚、盈丢等。其实，India也由梵文Sindhu演变而来，同样与印度河有关。

综上，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印度称谓主要有四个来源：一是基于梵文Sindhu的音译，以及由此演变来的诸多不同译名或别称，如天毒、天竺、天竹、天笃、天督、天豆、身毒、捐毒、申毒、乾毒、贤毒、贤豆、身豆、辛豆、印土、新头、忻都、欣都、欣都思、印度、印毒、印都等等。二是基于历史、文化因素的，如源于种姓制度的婆罗门国、有所争议的“中国”，以及佛典中的诸多生僻称谓等。天竺、印度也可归于这一类。三是基于地理认识的，如总称上的五印度、五天竺和以点代面的摩揭陀、榜葛喇、黄支国、古里、柯枝等。四是基于中印交通方式的转变而衍生的，如小西洋。简言之，中国载籍中最早出现的印度称谓可能是“天毒”，正史中最早出现并被后世沿用较多的是“身毒”，在佛教传入后最为接受的是“天竺”，“印度”经玄奘定名后沿用最广直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