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10月初上班，上班后先应《北京日报》之约写了《批评〈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紧接着接受了起草一篇批评《文艺报》的文章。

我过去是《文艺报》的通讯员，是《文艺报》的忠实读者。现在要起草批判这个刊物的文章我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当时要批判《文艺报》的缘由，不少情况是众所周知的。这是毛主席的意思。

1954年9月号山东大学《文史哲》上发表了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及其他》一文。江青把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读后，让江青转告《人民日报》转载。她当即在人民日报社召集胡乔木、邓拓、林默涵、林淡秋等人开会（主管文艺的周扬未参加），建议转载李、蓝的文章。会上胡乔木等人提出党报不是自由讨论的场所（这是学《真理报》。斯大林时期《真理报》只作结论，不许讨论）。会上大家一致意见交《文艺报》转载。由林默涵通知冯雪峰，快些转载。冯起草按语送中宣部审阅后，9月份出版的《文艺报》上即转载了李、蓝的文章，当月转载这速度可谓神速。毛泽东在《文艺报》不到三百字的按语上作了五处批注。在作者署名旁批：青年团员一个廿三岁，一个廿六岁。在“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一句旁批：不过是小人物。在“他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一句“试着”两字旁画了两道竖线，并批：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在“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一句旁批：对两个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按语中“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和“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旁画了两道竖线，并批：“不应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

10月10日《光明日报》加按语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毛泽东阅后又作了批注。在按语中“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的进行，而且也亟待展开。本文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文相关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的文章业已在第18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毛泽东针对按语中“试图”“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供参考”三个提法。批注：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毛泽东在10月16日写了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说：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以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两个青年驳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主义地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1]，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仍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该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在以上信的信封上写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毛泽东以上的信引起大家重视，但对其中有些事实，当时也有不同看法。如李、蓝曾给《文艺报》写信，该报置之不理一事，我听到冯雪峰几次否认此事。

毛泽东这些严厉的批评，并没有像后来那样作为“最高指示”，作出迅速强烈的反响，很快地形成批判运动。只在10月24日以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的名义召开了一次关于《红楼梦》研究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茅盾、周扬、冯雪峰、邵荃麟、阿英、张天翼、俞平伯、王佩璋（俞平伯的研究生）、吴组缃、冯至、舒芜、钟敬文、王昆仑、老舍、吴恩裕、黄药眠、范宁、郑振铎、聂绀弩、启功、杨晦、浦江清、何其芳、蓝翎等六十多人。

会议的气氛是研讨式的，俞平伯、王佩璋介绍了近年来写作情况，王介绍了她为俞代笔的几篇文章。不少人认为李、蓝文章提出了重要问题，应展开对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但也有人为俞平伯考据工作辩护，担心考据工作不受重视。

10月27日陆定一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关于展开《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报告，介绍了以上会议的情况，着重反映了赞成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同时也反映了部分人的疑虑。报告提出，在讨论和批评中必须防止简单化和粗暴作风，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所接受。

毛泽东在当日阅后即批：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阅，退陆定一照办。在这个应“照办”的报告中并未提到批评《文艺报》，可是毛泽东同时在另一篇文章上批示：“即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照此发表。”这就是由江青授意，袁水拍执笔，经毛泽东阅改的《质问〈文艺报〉编者》。这篇文章发表的当天，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很惊讶，当即打电话问袁水拍，袁回答：是毛泽东批发的。文中“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一段是毛泽东加的。

《人民日报》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以后，林默涵召集文艺处的几位同志布置起草一篇批判《文艺报》的文章，他讲了一下文章要点，几个人各起草一篇，后来由他在我起草的稿子上作了很大的修改，题为《〈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在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

这篇文章除了对《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表示支持外，还提到《文艺报》创办以来“做了一些工作”。同时又着重批评了《文艺报》的某些错误。其中提到1952年第三期上发表的《评〈葡萄熟了的时候〉》一文是“宣扬‘无冲突论’的标本”。同年第六期《试评小说〈火车头〉》一文是“提倡公式化概念化的典型例子”。当时所以特别指出这两点，同文艺界当时正在关注的问题有关。那时文艺界不少人对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不满，对苏联提出的反无冲突论非常关心。文章的主调是极力加强批判性。但是，毛泽东读后仍觉得对《文艺报》的批评不够严厉，上纲上线不够。他对批评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并不感兴趣。对文中提到《文艺报》的成绩不满。他在文句旁画满了竖线，有的地方打了问号，前后作了六条批注。如在提到《文艺报》“得到了一些成绩，因此，也受到一些读者的欢迎”但是“滋长了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情绪最明显表现，是这个以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刊物，它本身却简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毛泽东在最后一句上画了竖线，打了个问号，并批：首先不是没有自我批评的问题，而是是否犯了错误的问题。在文章中提到《文艺报》曾发表一些读者对《文艺报》和该报编者颂扬的来信一段旁边，毛泽东批：读者不明情况，说错了话。在文章中批评《文艺报》骄傲自满情绪一段旁，批：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在文章中批评《文艺报》“丧失了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旁，批：不是丧失敏锐感觉，而是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敏锐感觉。在文中提到《文艺报》“骄傲自大”“老大的作风”旁批：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问题。另外，文章中批评《文艺报》宣扬无冲突论，认为全国解放两年“中国就没有滋长旧意识的社会基础了”旁，毛泽东批：不但几年，永远都是有冲突的。

当时《文艺报》的主编冯雪峰写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阅后又作了批注。在冯文谈到自己在古典文学领域内对胡适唯心论观点一向不加以注意一段，旁批：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在文中谈到对资产阶级思想失去敏锐的感觉，旁批：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在文中“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旁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文中“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旁批：应说自觉。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在文中说到自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一句旁批：应以此句为主去批判冯雪峰。

毛泽东还将冯雪峰的诗《火》《三月五晨》和寓言《火狱》《曾为反对派而后为宣传家的鸭》《猴子医生和重病的驴子》等篇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陆定一等人阅。批语：冯雪峰的诗及寓言数首，可一阅。如无时间，看第一篇《火狱》即可。同时又批给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等人，批语同上。

《火狱》是雪峰的一篇杂感，收在《论文集》一卷中。不知毛泽东为什么在雪峰众多的作品中选出了这几篇给中央领导人传阅，而特别提出《火狱》。《火狱》写的是苏军攻进柏林后的大火。作者欢呼“在火光里，全世界照见着自己，照见着自己的胜利”。不知道为什么毛泽东把这篇文章列为寓言，对该文的内容又有什么看法。只记得胡乔木说过：有一次毛主席拿着雪峰的一篇文章说，冯雪峰的湖畔诗写得很好，怎么文章写得这么坏。不知是否指的就是《火狱》。不过乔木又补充说：有时主席一会儿这么讲一会儿又那么讲。

[1] 《清宫秘史》“事件”更为严重，后来竟成了刘少奇冤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把批判《清宫秘史》作为公开进攻刘少奇的号角。关于此事，另文细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