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周扬得知《质问〈文艺报〉编者》是毛泽东批发的,立即决定召开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批判《文艺报》的错误和《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论。他当即亲自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我后来听周扬顺便讲起:当时毛主席拿《文艺报》给他看,说:你看,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周扬说:主席这句话重复了两遍。——毛泽东说:《文艺报》必须批判,否则不公平。)在《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发表后的第五天,10月31日文联、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在青年剧院楼上的“青年宫”举行。这就是著名的“青年宫会议”。会议从10月31日到12月8日,历时一个多月,先后开了八次大会。会议由郭沫若、茅盾、周扬主持。发言的有:郑振铎、老舍、丁玲、何其芳、刘白羽、胡风、臧克家、翦伯赞、杨晦、陈翔鹤、游国恩、谭丕谟、聂绀弩、宋之的、于黑丁、骆宾基、钟敬文、吴祖光、孔罗荪、黄药眠、师田手、白刃、康濯、袁水拍、吴雪、李之华等三十多人。冯雪峰、陈企霞作为《文艺报》的负责人作了检讨。俞平伯也作为当事人发了言。
发言者有的偏重于《红楼梦》研究,但会议主要的火力是指向《文艺报》。大部分发言围绕《文艺报》向资产阶级投降,压制“小人物”两个中心。会议期间周扬于12月1日晚向毛泽东当面汇报了情况,并提出把运动进一步深入的设想。2日把关于批判胡适的计划送毛泽东审阅。毛于3日批:照此办理。12月8日主席团会议通过《关于〈文艺报〉的决议》。郭沫若作了题为《三点建议》,茅盾作了题为《良好的开端》,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决议》和郭、周的报告事前都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给周扬写信:
周扬同志:
均已看过。决议可用。
你的讲稿是好的,在几处地方作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郭老讲稿很好,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告郭老斟酌。“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这个题目不很醒目,请商郭老是否可以改换一个。
毛泽东 十二月八日早
周扬的报告分三个部分:一、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指名批判了《清宫秘史》);二、《文艺报》的错误;三、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
周扬在报告中着重批判《文艺报》对1953年10月第二次文代会的方针“采取了消极的抗拒的态度”。这个批评有其历史背景。第二次文代会以前文艺界对文艺形势的估价,英雄人物的创造,文艺批评的方针和作风有很大分歧。关于英雄人物的创造问题,《文艺报》曾组织了讨论,陈企霞起草了结论。这些问题周扬等同志与冯雪峰等同志之间看法上也明显地不一致。第二次文代会曾由冯雪峰准备大会报告,后来没有通过(冯后来把其中部分在《文艺报》上发表)。中央通过了周扬的报告。在革命文艺的历史发展问题上,毛泽东说:在报告中提到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时,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无产阶级文艺是从1942年或1949年开始的,事实上从“五四”以来文艺的主要倾向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是鲁迅。毛泽东还批评报告中关于鲁迅提得太少。毛泽东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我们通常的对这个创作方法定义的理解不尽相同。他在1939年5月为鲁艺题词是“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初发表时用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修改时改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修改时协助修改的人引用了日丹诺夫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毛泽东很不高兴,全部删掉了。周扬在根据毛泽东意见修改报告时考虑到斯大林、日丹诺夫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在30年代,晚于五四运动。所以没有明确地说“五四”以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关于创造英雄人物能不能写品质性的缺点问题,毛泽东表示同意周扬报告中的观点,他风趣地说:人都是有缺点的,所以英雄人物当然也有缺点。但是,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不一定都写他的缺点。像贾宝玉总是离不开女人,而鲁智深却从来没考虑到女人。为了创造典型有意识地夸张或忽略某些方面是应该的。
周扬文代大会的报告,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肯定。但是文代会后文艺界的分歧并未解决。所以周扬在这里特别批评《文艺报》对抗文代会方针。
这样大规模的批判会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我作为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全部大会。每次到会听大会发言,搜集对会议的反映。当时我觉得这是个学习的好机会,见到那么多我过去就闻名的文艺界领导者、作家、艺术家。听他们有准备的长篇大论。同时又觉得会议的气氛太紧张,对许多事怕了解不透,理解不深。(当时我和芦甸是邻居,每晚他都到我这里聊天,问我一些会议的情况,我把我知道的事和印象告诉他。后来,我看到他写的材料中专门写了这件事,至于我当时都讲了些什么记不清了。)
这次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冯雪峰,这位长征的老战士、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上饶集中营的英雄、著名作家、理论家,已年过半百,看上去显得很憔悴。他发言时觉得有负于党,心情沉重,流下泪来。我很难过。这样一位我尊敬的老同志怎么会犯这样大的错误呢?同时我又清楚地知道,这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点名批评的人。毛泽东称赞过他的诗,在苏区和长征时同他有较多的接触,毛泽东曾向战士们风趣地介绍说:他是作家,会讲故事。为什么为了一篇按语如此严厉地批评他呢?这按语又错在哪里?我不理解。
周扬在讲到《文艺报》的错误时,一开头就说:“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正是大家严正的批评,而决不是任何同情虚伪的眼泪。”这大概就是党内斗争的正确态度吧,我当时这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