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40年代在重庆开始的对胡风的批判与延安的整风有关。

延安整风为开好“七大”，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起了决定性作用，从此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比较顺利地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但是，那次整风的负面作用及其对后来政治思想运动的不良影响是不能低估的。且不说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即使对当时一些高中级领导干部，也进行了不恰当的批评。如对当时从重庆回延安参加整风的周恩来就进行过“不公正地过火的批评”（《周恩来年谱》）。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说：

“一位从事周恩来研究的人曾对我说：‘那时对周恩来的指控和人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常听到的话是一模一样糟。’”“有人声色俱厉地批判‘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经验主义、主观主义、自由主义和分裂活动’。”这些“批评”必然涉及到周恩来在重庆联系最多的文艺方面的问题。

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宣部于1943年10月22日《关于〈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工作问题致董必武电》，批评了重庆文化工作中的问题。电文中指出：“现在《新华》、《群众》未认真研究宣传毛泽东同志思想，而发表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论民族形式，×××论生产力，×××论深刻等，是应该纠正的。”这个电文发出的具体背景尚不十分清楚。电文中“××论民族形式”该是指胡风的《民族形式问题》。

林贤治在《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一文中说：

毛泽东为什么偏偏选中胡风作为当时全力击刺和解剖的主要对象呢？

思想的对立是最根本的。但是，如果胡风仅仅是一个空头理论家，或可相安无事；致命的是，他的论文偏偏带有挑战性质。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提到一个“民族形式”问题，延安文化界即展开讨论。远在重庆的胡风，写出《民族形式问题》的小册子。强调“五四”传统，着重批判把“民族形式”还原为大众化和通俗化。他提出反对“文化上文艺上的农民主义”，“民粹主义的死尸”；而“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恰恰是毛泽东报告中所提倡的。

胡风在他的评论集《后记》中却说：

我批评的中心对象是向林冰（即赵纪彬，一九○五年生于河南内黄县，一九八二年去世。哲学家，著有《中国哲学史》，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他的《论语新探》和《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九六五年《哲学研究》第二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的《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曾在一九七三年“批林批孔”时大量印行。但同时也提到了和他对立的，和他的理论有联系的一些人的论点，而且还提了名的。前面说过，我是把这次论争当作人民内部的文化思想问题，而不是当作政治上的对敌斗争看待的，因此，非对两方面采取平等的态度不可。否则，不能说服向林冰，尤其重要的是不能说服读者群众。双方几乎都是左翼作家，例如何其芳、艾思奇和陈伯达。特别是陈伯达，他当时在文化工作上担负着主要的领导职务。为这，我受到了或明或暗的严重非难。

我不知道林文对胡文的转述和胡文的挑战指向是否符合胡风的原意。我想，当时胡风不一定把挑战指向毛泽东。向林冰的观点同毛泽东的观点相去甚远。毛泽东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全会讲话前，胡风在3月份出版的《七月》第十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的《论鲁迅》。这篇重要论文是1937年陕北公学第一期学员汪大漠的记录稿。几经周折，转到胡风手里，他立即以《毛泽东论鲁迅》为题予以发表，使这篇重要著作得以保留，现已编入增订版的《毛泽东论文艺》。同年5月，胡风又将第三集第一期《七月》寄给刘雪苇，请刘转毛泽东。刘雪苇给毛写信说：“汉口半月刊主编胡风先生寄来第三集第一期《七月》，嘱分赠一本给你，现特转上，祈查收。”毛泽东收到后即回信说：

收到了，谢谢！

我已看了“座谈纪要”，很欢喜。如有新的，请续寄我。

毛泽东 五月二十八日

当时《七月》先后发表了几个“座谈纪要”，如《抗战以来的文艺活动动态和展望（座谈纪要）》《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座谈纪要）》《宣传、文学、旧形式的利用（座谈纪要）》等。毛“欢喜”的应是《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座谈纪要）》这一篇。

从以上的材料可看到胡风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同时得到毛泽东间接的回应。林贤治的文章中引用了胡风在1955年的话：“争取做毛主席底下的一个小学生。”我想这应是真情的。同30年代鲁迅说的“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这种感情是相通的。

1943年12月16日，董必武《关于检查〈新华日报〉、〈群众〉、〈中原〉刊物错误的问题致周恩来和中宣部电》，对乔冠华、陈家康等人的几篇文章作了批评检查。认为这些同志“之相同点是偏重感情，提倡感情生活，注意感觉，强调心的作用，认为五四运动之失败，由于没提倡人道主义，主张把人当人”。电文中列举的有问题的文章中未提“民族形式”。电文中点到乔冠华，未提他的《方生未死之间》。乔的这篇文章当时在蒋管区青年中影响很大，可是知道它受到批评的人很少。据说当时有的大学中的党组织把这篇文章当学习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