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整风结束后，1945年1月18日，周恩来、董必武在延安联名给留在重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王若飞发出《关于大后方文化人整风问题的意见》，此电精神同前两电又有了变化，电文称：

目前民主运动正在开展，正好引导文化界进步分子联合中间分子，向国民党当局要求学术、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向顽固分子作思想斗争，揭露国民党文化统治政策的罪恶，并引导其青年接近、关心劳动人民生活，以便实际上参加和推动群众性的民主运动。这也就是很好的整风。否则，抽象地争论世界观、人生观，甚至引起不必要的对历史问题的争论，必致松懈对国民党内顽固派的斗争，招致内部纠纷，这是很要慎重的。至于延安文教大会，只能从其群众观点、实事求是、统一战线、民族化、大众化诸方面的影响，教育大后方的文化人，而不是以他们的决议和内容来衡量他们的工作。

这个电报的背景和指导思想同前两个电文不同的是，电文中强调“抽象地争论世界观、人生观，甚至引起不必要的对历史问题的争论……招致内部纠纷”。有不少同志都谈到周恩来对“胡风问题”的关心，但谈的角度并不一致。我很想找到具体材料，也曾亲自问过当时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当时在周恩来身边，作些与重庆文化人联系工作的张剑虹1973年和1984年两次同我长谈，有些具体材料她已写成文章。她认为当时周恩来不赞成就一些抽象理论问题进行争论。

1945年8月，胡乔木随毛泽东去重庆参加历史上著名的“重庆谈判”，在这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关键时刻，胡还专门过问“抽象的”《论主观》这样一个哲学问题。这与周、董的电报中的不主张“抽象的争论”提法似不一致。胡乔木在30年代曾参与过“左联”“社联”的工作。他的妹妹方铭在回忆中说：“一九三六年一月‘文总’发表了一个解散的宣言。这个宣言是乔木起草的，乔木晚年经常提起这件事，认为此事未再向鲁迅先生报告，深以为憾。”胡乔木虽在30年代同周扬有着密切的来往，但他同胡风并未有过什么争论。他由上海到延安是冯雪峰派送的。据说当时冯曾交代同去延安的李凡夫注意他。此事在1957年批冯时多次提到，我在前面讲过。1986年3月冯雪峰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胡又提到此事，引起一位到会者的当场反驳。

胡乔木在重庆谈判期间多次同胡风、舒芜谈《论主观》问题。他随毛回延安后，又立即返渝找胡风、舒芜继续谈《论主观》。这显然不是胡乔木个人的行动（熊复告诉我，那是毛主席特意派他去的）。毛泽东这时对胡风等人和《论主观》有没有看法，有哪些看法，这些看法与十年后（即1955年）“胡风事件”有什么联系，至今不清楚。我曾特意请协助胡乔木整理回忆录的同志在方便时间问问，但未得到答复。《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谈话录》中关于“胡风事件”有这样的一段话：

那时（指五十年代）的顶点是胡风事件。胡风事件写的人较多，书出了不少。这些事说起来比较麻烦（其实胡是了解情况最多的人）。抓胡风我是不赞成的。毛主席写的那些按语，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胡风说，三年局面可以改变，毛主席认为是蒋介石反攻大陆，实际上，胡风是说文艺界的局面。遗憾的是对这个“比较麻烦”的事件比较能说得清楚的前辈一个个都离我们远去，增加了说清楚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