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52年5月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在新中国成立后，又正当文艺整风、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步步深入开展时期，为这篇著作的发表开展了广泛的纪念活动。当时文艺界不少代表人物写了纪念文章，同时全国文联召开了座谈会，《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胡风也以《学习，为了实践》为题写了文章，但是“文章刚刚写完，正在斟酌中，就看到了《人民日报》加上按语转载了舒芜的文章”（胡风：《几年来的经过简况》）。

当时《长江日报》负责副刊的领导人布置组织纪念“讲话”的文章。曾多次表示请绿原写文章，当时绿原既是《长江日报》文艺组组长又是中南文联委员，是有相当影响的。不知绿原为什么未写。当时我想，领导上让你写，你还不写？后来我才逐渐清楚他为什么不写，也清楚了他当时的处境和心情。在“文革”中曾审查过我和绿原的关系，我写过两份材料。材料中一再申明，当时领导给我打过招呼。其实这是后来的“觉悟”，当时领导只是顺便提及，也没有特别打什么招呼。我也想不到后来会发生那么严重的事件。

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上，以作者的特殊身份和文章独特的内容，引起胡乔木这样一个处于特殊地位的人物所注意。乔木亲自加的按语中把过去只在口头上传用的所谓“胡风派”，陡然提升到“小集团”，在党报按语中肯定下来。按语作者根据文章谈个人体会外还涉及到一些人，所以顺线上纲，加上“小集团”的帽子。当时我像对“胡风派”一无所知一样，“小集团”我也未觉得有什么严重。我过去文章中提到，后来参与整理胡风事件的材料时才注意到它的关键性、严重性。我很想知道当时那个按语的写作背景，乔木是怎样想的，是他个人的意思还是有更高层领导的指示，毛泽东是否当时就过问过此事，可是一直找不到答案。不过从毛泽东在第三批材料的一条按语中说：“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看来，当时按语中称“小集团”毛泽东是知道的。

在舒芜的文章发表的前几天，即5月4日，胡风在朋友的鼓励下，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这封信阳翰笙（当时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给周扬看了。周扬立即作出反应，详细说明了他同胡风在上海谈话的内容（因胡风的信中反映了周在上海同他的谈话），说胡风“似乎故意将我的话曲解”。同时周扬提出“召开讨论胡风理论的小型文艺座谈会”的设想。周总理在7月27日同时分别给周扬、胡风写了信。在给胡风的信中提到“现知你已来京，但我正在忙碌中，一时尚无法接谈”。

过了几个月，周总理还是在百忙中找胡风长谈了一次。当时周总理的文教秘书韦明在接受访谈时说：“一九五二年时（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中说“一九五一年底”），总理跟胡风长谈了一次。总理没招呼我进去，我就没有参加。总理和他谈了五个多小时。送走胡风，总理就找我：‘你怎么没有参加？好吧，你没来，那我就来给你汇报一下吧！’接着，就将和胡风谈话的要点给我讲了。”韦明重点是谈总理如何关心文艺界，没有具体转述总理向他谈话的要点。最近出版的详尽的《周恩来年谱》中未记这次谈话。现在只有在李辉的《始末》中提到：“那是一次难忘的谈话。回来后，他曾和几位朋友多次介绍谈话的内容。”除了三点意见外还说：“你可以写材料给中央，谈你对文艺的看法。”

林默涵在《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中在全文引用了周扬给周总理的信和周总理分别给周扬、胡风的信后说：

以上几封信函说明，第一不能否认周扬和胡风之间在历史上有一些矛盾和争论，但周扬主持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是个人之间的恩怨引起的，而是由于文艺思想上长期存在的分歧与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周扬同志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批判的一些作法都是向中央请示并得到同意的；第二周总理对胡风是极其关心的，但他的关心是有原则的，首先是从政治上关心胡风，其次是关心他的文艺思想，决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似乎是对胡风的思想观点没有个人是非看法。

林写这篇文章是很慎重的。他找了许多人征求意见，查阅了档案资料，经反复修改由我转给《新文学史料》发表，在看清样后我提过一点作者难以修改的意见。确实，周总理是个极讲原则、极顾大局的政治家，我敬佩他把最高原则和顾全大局处理得那样好。但是在“胡风事件”上，后来的做法同周总理的原则精神相距太远了。这是我长期想了解，而又了解不清楚的问题。在林文付印前我把自己的疑虑打电话告诉作者。我说，这篇文章写得很详尽，好多事我过去都不知道。不过，当时突然说是“反革命事件”，好像许多人都有疑虑，这怎么写进去？他说：是啊，这就很难写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