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正当胡风、路翎在青年宫作长篇发言的时候，中宣部就为批判“三十万言书”作准备了。“文革”时期中国作协“造反团”编印的“大事记”中说：“旧中宣部办公会议文件提出胡风问题处理办法，主张将胡风反革命‘意见书’中的建议部分交有关部门讨论，其中正确的、可行的，应予采纳，还要让胡风参加讨论。这个办法事前由习仲勋征得周扬同意。由周扬告诉胡风，他也表示同意。”不知此材料是否有可靠来源。胡风确是将“意见书”交给习仲勋的。从后来的情况看那个交“有关部门讨论”的方案未实行。胡风11月25日给方然的信中说，方然给陆定一的信“B（陆定一）休假中，可能落到双木手里”。陆定一当时确在外地（记得在四川），他从四川将方然的信转给林默涵并给林写了长信，提出如何进一步批判胡风思想的意见。

周扬的《我们必须战斗》发表后，中宣部即将已准备好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呈送，中共中央1月26日批转了这个报告。批语中说：“胡风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产生了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把它作为在党内党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从这个“报告”上报的时间上看并非像有些文章中写的那样是由于胡风的发言，我们“才必须战斗”的。

中宣部的《报告》一开头就是“胡风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一个关于文艺问题意见的长达三十万字的报告。报告内容分四部分，其中理论部分主要是反驳一九五三年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文章，在这一部分中，他很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他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认为我们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是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

《报告》中指出：

胡风及其一派的错误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上，胡风及其一派否认艺术服从于政治的原则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否认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二、胡风不承认革命作家的根本问题是阶级立场问题。

三、抹煞作家世界观对文艺创作的作用。

四、胡风否认文学反映人民的重大政治斗争和表现现实中的迫切题材的意义。

五、轻视民族遗产。

可以看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他的这种思想是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是因为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群众中所起的迷惑作用和毒害作用，就比公开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更加危险。

《报告》中提出“必须有准备、有研究、有策略地来进行”六条做法，第六条为“对胡风小集团中较好的分子应耐心说服争取，对其中可能隐藏的坏分子，应加以注意和考查”。

一个多月前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中还承认“胡风先生和路翎先生在文艺事业上的功绩”。一年多以前还肯定政治上同党一致的“胡风同志”，在这个报告中变为反党反人民的代表人物了。

根据《报告》六项做法的第一条：“将胡风给中央的报告中关于思想和组织领导两部分印成专册，由作家协会主席团加上按语，随《文艺报》一九五五年第一、二期合刊附发。”这个专册上作协主席团的按语，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1月12日作了修改，并批示：“刘、周、邓即阅，退陆定一同志照办。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增改。”这是我所见到的毛泽东对“胡风事件”的第二次文字批示。（第一次是前文提到的1953年3月4日批示：“熊复同志：此事请你调查一下，以其情形告我。”）

在中宣部《报告》上送前十天，胡风找周扬谈了话，并将谈话内容以个人名义向陆定一并转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中说，胡风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并希望不公开发表他1954年7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如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并在卷首附上他的声明。毛泽东立即批示：

刘、周、小平阅，退周扬同志：

（一）这样的声明不能刊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毛泽东 一月十五日

“文革”中有的小报和“文革”后的文章中把毛泽东以上批示误认为是看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以后写的。事实上毛泽东看到“胡风的一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时已附有舒芜《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这也就是林默涵《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一文中所说的，他让舒芜把胡风给舒芜的信“按内容分类，整理得较为醒目一些。舒芜同意并且很快整理出来了，一两天后就交给了我，他整理得很清楚。我看后，把它交给了周扬。周扬看后，同我商量是否可以公开发表一下，我表示赞成。于是就将这个材料交给了《文艺报》，请主编康濯加了一个编者按语发表。《文艺报》排出样子后，送给周扬和我。我们都觉得按语还可以，准备退给康濯发表。周扬同志忽然想到，这个材料比较重要，发表前应送给主席看看才好。我认为对。周扬就于5月9日把胡风写的一篇‘自我批判’和舒芜提供的清样一同送给毛主席并给主席写了一封信：

主席：

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发材料拟在下期《文艺报》（即本月十五日出版的）一同登载，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兹送上清样，请您审阅。同期《文艺报》还有一篇许广平驳斥胡风的文章，附告。

“5月11日，毛主席在周扬信上批示：

周扬同志：按语不好，改了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

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

如不同意，可偕陆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

5月13日，《人民日报》加了毛泽东以编者名义写的按语发表了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三批材料”发表后，我曾同中宣部的几位同志一起到公安部参加整理材料的工作。1980年我在人文社工作，曾主持《胡风评论集》的出版。这一切我在1994年第三期《新文学史料》上都作了详细的交代。后来有的同志当面向我提出些问题，如廖梦醒、张执一为阿垅澄清事实的信和这期间周总理是否过问过阿垅等人的事等等，因恐记忆不准，也就无法详细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