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1998年第三期《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为去疑窦致黎之》一文，对我的《回忆与思考》提出质疑，其中有些文字我看不太懂，有的朋友还帮我解读过。看得懂的部分，倒使我知道了我不知道的事。如作者提到丁玲、艾青两位我尊敬的前辈的那些事，是我在丁、艾过去文章中没有看到的。不过我不懂，作者讲那些事是什么意思。文中谈得比较多的是关于《关于“胡风事件”》。作者从题目到内容都提出了批评。作者在大段引了我的文章中提到的给中宣部的那个“报告”后说：

在读到《回忆与思考》之前，我不知道有这么个报告。读了之后，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是谁执笔的？我想，大概就是您的手笔，因为这些意见，大体就是您曾对我说过的、不同意《新文学论丛》发表《后记》的理由。无论是当时抑或是今天，人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会有自己的看法，是对是错，是功是过，大家心中都有一杆秤。您在交代了报告是以编辑部名义送上去的之后，为什么不顺便提一下是谁执笔的呢？写回忆录，凡大事要事关键性的事，都应当写得具体可触，而最忌含糊和笼统。这是常识，毋须我来饶舌。既然“贺敬之等部领导的意见”“大意是请胡风考虑修改后发表”，那您为什么不同意先在《新文学论丛》上发表呢？难道这也是社领导集体决定的吗？

另外，在《关于“胡风事件”》一章中，写到您和牛汉一起去同胡风谈他的《后记》，虽然用了好几百字，但根本没有涉及自己在阻挠《后记》先在刊物上发表的事情，这又是怎么搞的？在社里讨论起草关于《后记》给中宣部的报告过程中，据我所知，您的表现是很对不起胡风先生的。而您写出来的，却似乎未曾发生过您对胡风先生和文学事业都很不愉快、很不利的事情。正因为您隐去了这个重要的事实，所以您就可以在这段文字里“趁机表达了”您“对这位文学前辈的敬意”，而且在他过世之后，给您“留下的，只有深深的怀念和严肃的思考。”

引文太长了，因为《为去疑窦致黎之》全文都是质问我、教导我的话，只好多引一些。

我在《回忆与思考》中提到很多我经办的事，我都负有应负的一份责任。《胡风评论集》出版中的问题，我负有主要责任。因为我自始至终是主张出版的。《后记》在未得到中宣部批示前我没有同意先在《新文学论丛》发表。对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我都欢迎（如还有人说我对毛主席的按语的态度不对）。但是我要说明的是：一、那个《报告》不是我的手笔。起草者是一位极负责任的编辑，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包括本社同胡风熟悉的前辈提供的）才提出那几个问题。《为去疑窦致黎之》的作者把“我想”当事实，所以在“我想”后面的大段训词也就失去了依据。二、《报告》写成后我未改动，送社领导传阅后上报，当时未为此事讨论过。所以我不记得讨论过程中我有哪些表现，也没有“隐去”什么“很对不起胡风先生的”。

对胡风先生这一代文学前辈，我始终是怀着由衷的敬意。不管他们曾被扣上什么样可怕的帽子，被推向多么艰难的处境。我本想，我们这些爱好文学的晚辈们是能理解这种心情的。

另外，《为去疑窦致黎之》的作者在引了我文中提到周扬的一段话后质问：“首先，周扬的这些话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当时有哪些人在场有幸洗耳恭听？这一切，您都没有写出来。一般说来，这是不符合回忆录的基本要求的。”

首先，我要说的是，《为去疑窦致黎之》的作者在引那句话时怎么没仔细看上下文，我在文中交代得很清楚，那是在同几个人谈话时说的，在场的人有何其芳、严文井等几位作协的负责人，地点是在沙滩孑民堂。周扬这样意思的话多次在大会上讲过。1999年2月6日在王蒙、袁鹰主编的《忆周扬》一书座谈会上，一位著名哲学家发言一开头就引了我提到的周扬讲的那句话。我急忙插话说，有人让我为这句话找旁证呢。他说，我可以作证。（不过我不知道“史料”何时规定写回忆录非有旁证不可。）本来周扬那句话并非什么惊人之语，倒是《为去疑窦致黎之》文作者那么长的一番发挥令人莫明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