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毛泽东总结我国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于4月25日到28日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他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据我的记忆，当时传达这个讲话时，毛泽东讲苏联的教训部分比较多，很具体、生动。他着重批评了斯大林的一些错误，如骄傲，欣赏个人崇拜，专断独行，违反民主集中制，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错误，说什么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阶级斗争更加激化，要不断拧紧螺丝钉；不注意发展农业，农业生产未达到沙皇时期的水平；不注意改善人民生活；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当时听传达时谈到我国内部肃反仍说胡风、潘汉年、饶漱石有可杀之罪，感到惊讶。可见借前车之鉴之不易）；科学文化方面乱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标签等等。当时是想认真地接受斯大林的教训改进我们的工作，并不像后来一提以苏为戒就简化为“反修防修”。

在讨论《论十大关系》过程中，陆定一作了长篇发言，讲到科学、文艺问题，毛泽东作了不少插话，对苏联在这方面一些简单化的做法提出批评。如陆讲到：苏联从前反对形式逻辑，说这是反对辩证法的，因而是资产阶级的。毛泽东说：反了几十年，不要形式逻辑，后头学校里又都教那个资产阶级了。

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作总结时，明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他说：“‘百花齐放’是群众中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有人插话：是周扬提出来的。）人们要我写字，我就写了这两句话：‘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的事实，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关于“双百”方针的形成有不少回忆文章谈到。在我与周扬的接触中，他认为应该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方面考察。有一次为他起草一个报告，在谈到文艺多样化时他特别让我引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这一段话：“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反对文艺批评中的宗派主义，容许各色政治态度（而不仅仅艺术）的作品存在。

1948年11月23日晋察冀《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在送毛泽东审定时，他加了“在现在旧剧内容中，大体上可以分成有利有害与无害三大类，应具体研究，分别对待”这样一句话。社论的后半部分就是根据这句话重新修改发挥的。全国解放后，周扬多次引用这句话，解释“双百”方针。有一次他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时又提到这句话，邓小平插话：政治上无害，生活上还有益嘛。有些人错把这个提法误认为是周扬个人的创造。“文化大革命”中不少文章批判这个提法。有一次一位领导找我谈话，我说，“有利有害无害”的提法是最高指示，怎么现在公开批判，那位领导只好苦笑。打倒“四人帮”后又有不少宣扬这个提法的文章仍说是周扬提出来的。这是个误会。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又重申了“双百”方针。他说：“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

5月26日，陆定一应中国科学院院长和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之请向科学文艺界代表人物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全面论述了党的这一方针。报告中接受了何其芳多次提出的意见，加了这样一段话：“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艺工作中学术思想的错误。对他在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加以批判是必要的，当时确有一些批判俞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这种情况，我要在这里解释清楚。”

讲话稿改定后发表前陆定一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因为有二百个科学家集中北京起草科学规划，李富春提议向他们讲一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少奇同志指定我去讲。讲稿起草后，中宣部讨论了两次，后又根据恩来同志的意见作了修改。5月26日在二千人的会上作了报告，会后又收到来信七十封。根据这些意见又加了修改，成为现在的稿子。同时送上郭沫若、茅盾、何其芳、袁水拍、胡稼胎来信五件。关于俞平伯的一段，袁水拍、何其芳提了意见，有的同志主张将这段删去。但因为这一段影响是好的，所以仍旧保留。

6月8日毛泽东批示：

退定一同志。此件很好，可以发表。在第九页上作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

是否可以这样修改，请和周扬、袁水拍、何其芳等同志商量一下。

记得在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提到批判俞平伯时，何其芳很激动，发言急促得有些口吃。他说：说我们作了俘虏（指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说“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我们没有作俘虏，也没有投降，各人有自己的学术观点。说俞平伯垄断古籍，我作为文学所所长，保证没有这样的事。他那次发言，给我留下何其芳敢于直言的深刻印象。他在我这样的晚辈面前，非常平易，像同他们同辈一样与我们讨论问题，使我感到亲切。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仅仅八个字的指导方针，从酝酿到提出经过这么多的复杂过程，至于付诸实践以至形成一个时代的大气候，恐怕需要更多的时间和代价，但愿时间短些，代价少些。